▓杨银波摇滚诗（37首，可作摇滚歌词）
多少人还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
多少人还在血泊般的死海中哭泣
刺刀的恐怖吓不倒人民徒手的爱
……是我们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
沉重而沧桑的历史中
多少人在忍受着折磨
愚蠢而冰冷的制度中
多少人在燃烧着野火
辉煌而耻辱的广场中
多少人在见证着什么
让一股正气掀起来
别让良心永远沉默
让一种信念升起来
别让精神不再传颂
让一个民族站起来
别让民主熄灭火种
……
——摘自杨银波2004年某诗
2000年
▓天黑
▓迷惘
▓挣扎
2001年
▓燃烧
▓斗志
▓九天外
▓先辈
▓演义
▓江山
▓动物凶猛
2002年
▓真爱永恒
▓孑
▓歌手
▓再见，我的爱人
▓伤逝
▓美人
▓另一个世界的人
▓苏醒
▓戒毒所少年
▓主人
2003年
▓人城
▓生命（Life）
2004年
▓不灭的理想（已成摇滚乐）
▓毋忘XX……（略）
2006年
▓生命之血
▓哪里才是我的中国
▓我的奋斗
▓我的一生
▓救世词
▓挣扎中的自我
2007年
▓妈妈
▓命运
2008年（来自2008年作品：21集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
▓崩溃
▓歇斯
▓抢救
▓中国的主人
▓ＮＯ
——————————————————————————————————
——————————————————————————————————
显示部分：
（杨银波摇滚诗）
▓救世词
大道泥泞，
泥沙俱下。
暴雨狂飙，
横扫中华。
哀道路之艰危，
痛国事之陵轹。
数三千年之枉屈，
记亿万人之悲恸。
孤戚戚星空凋零，
浩浩然一身正气。
黑洞洞暗中放箭。
巍巍然独世屹立。
黑发未老，
江山尤存。
少年壮志，
悉数乾坤。
观苍狼之冷眼，
察犬马之奴役。
闻朝野哭焉笑焉，
惜江湖雄哉傲哉。
冷清清夜幕降临，
壮烈烈一身虎胆。
闪亮亮利刃相逼，
悠悠然嘻笑怒骂。
风吹草动，
尽在彀中。
汝与尔等，
皆印心底。
拜忧国之能士，
交正义之血性。
留千古之笑忘书，
著乱世之真文章。
花菲菲霓虹醉人，
清淡淡宁静致远。
哀嚎嚎天下大疾，
鸣啾啾人间飞鸟。
（2006年）
▓挣扎中的自我
挣扎中的自我，
激起胸中压抑的火。
不管是否继续沉默，
都已觉醒了几多。
挣扎中的自我，
仍要放纵地高歌。
就算世事坎坷多磨，
也要真实地活着！
沧桑的脸依旧，
岁月无情地流走。
梦里回望旧山河，
滔滔江水黄昏后。
人生一场几回合，
禁不住热血淙淙流。
万水千山在心中，
尽入涩涩一口酒。
挣扎中的自我，
飞入带刺的花丛。
无论芳香有多少迷惑，
都已舍弃昨日的我。
挣扎中的自我，
抚平家国的伤痛。
即使找不到爱的影踪，
也要呼喊灵魂复活！
（2006年）
▓妈妈
血在天空中飞溅
子弹打穿我的脸
一场心碎的危险
一场恐惧的剧变
泪在暗夜里漂流
炮声轰垮我的头
一场哀嚎的决斗
一场萧杀的怒吼
妈妈，别为我难受
妈妈，我们一切从头
妈妈，拉着我的手
妈妈，我陪你一起走
生在暗世中前行
是你拯救我的心
再给我一次奇迹
再给你一次生命
活在苦海里奋争
是你激励我的魂
再给我一次青春
再给你一次黄昏
妈妈，别为你难受
妈妈，一切都会从头
妈妈，拉着你的手
妈妈，你陪我一起走
忽然辛酸含着哭
忽然凄凉含着苦
哦，这所有都已刻骨
忽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忽然桑田成沧海
忽然朝阳成阴霾
哦，这一切都不存在
忽然找不到你给的爱
我曾注视你深刻的慈祥
却又恐惧你此刻的安详
那是呆滞而恍惚的目光
那是颤抖双手紧抓病床
我曾怀抱着高远的理想
却又愤怒着底层的悲惨
这是生存与死亡的暗战
这是地狱般恐怖的创伤
（2007年）
▓命运
抽泣的心灵
惊恐的眼睛
颤栗的父亲
昏睡的母亲
辛劳坎坷的命运
中国底层的打拼
没有文明的文明
没有革命的革命
生存的困倦
死亡的边缘
喜乐的上天
悲惨的人间
痛苦磨难与掳掠
无奈绝望与毁灭
贫穷疾病与悲怜
眼泪汗水与鲜血
这是一场半夜惊醒的噩梦
这是一团无力抗击的飓风
这是一次壮怀激烈的冲锋
这是一声为谁而鸣的丧钟
（2007年）
▓崩溃
满脸的伤痕
血烧成灰
已忘了我是谁
哭喊着我的名字
分不清卑贱与高贵
统统都睡去
统统都枪毙
统统都不再是我的
不再是我的
我的破碎的你
给我 一声怒吼
天堂撕裂成地狱
给我 一场战斗
人间浇灌着血雨
抬起你那苍白的脸
给你所有的钱
掏出你那黑暗的心
晒在阳光下面
我是谁 我是谁
谁崩溃 谁崩溃
你是谁 你是谁
全崩溃 全崩溃
噢 醒来 醒来
这灰暗的城
噢 醒来 醒来
这残酷的人
醒来 醒来 醒来
（2008年。本歌词是杨银波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中设计的人物——“崩溃”乐队——之作品）
▓歇斯
抓不住黑色的死
晒不干红色的湿
留不下蓝色的诗
摧不毁白色的事
逝去的灵肉 逝去
窒息的烟雾 窒息
血骨的承诺 血骨
悼亡的心眸 悼亡
沉重的传奇 沉重
萧索的遗梦 萧索
风流的寒鸦 风流
偏执的歌哭 偏执
煌煌史册的扣问
墨迹未干的血痕
泣血黄泉的饮恨
地狱青铜的冥文
杀戮降卒的冤魂
固执妄念的消遁
薄如纸片的俗尘
歇斯底里的艰深
你疯了 你疯了
你的生命 你的灵性
你疯了 你疯了
你的刀光 你的剑影
耗尽我一生的真挚
给你我狂热的迷痴
黄沙卷走风中的字
别让悲剧成为历史
逝去 窒息 血骨 悼亡 沉重 萧索 风流 偏执
扣问 血痕 饮恨 冥文 冤魂 消遁 俗尘 艰深
你疯了 你疯了
你的生命 你的灵性
你疯了 你疯了
你的刀光 你的剑影
（2008年。本歌词是杨银波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中设计的人物——“崩溃”乐队——之作品）
▓抢救
心都空啦 天都黑啦 头发乱啦 奔跑的灵魂都飞啦
你也来啦 我也来啦 寂寞死啦 憋得我都受不了啦
救救我 给我一碗饭
救救我 给我一口汤
救救我 给我一点血
救救我 给我全世界
该死的 Fucking Fucking 统统都甩开
活着的 Fucking Fucking 统统都抛开
噢 只有我 只有我
噢 怎么活 怎么活
谁来抢救我 我为谁难过
谁来抢救我 为什么堕落
谁来抢救我 这是谁的错
谁来抢救我 求你放开我
天空什么时候可以变蓝
镜子里的我是那么凄惨
拿起刺刀捅破我的心脏
要跟这个世界一起完蛋
（2008年。本歌词是杨银波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中设计的人物——“崩溃”乐队——之作品）
▓中国的主人
人民都在叫苦
只有你在舒服
人民都在控诉
只有你在做主
中国人的遗恨
中国人的痛苦
谁能把你救赎
谁能把你结束
在那飞也飞不出的暗处
在那逃也逃不掉的囚屋
只有理想才能冲破绝望
只有信念才能打垮孤独
看吧 牺牲的牺牲
看吧 苟活的苟活
看吧 腐败的腐败
看吧 堕落的堕落
如果奋斗只换来沉默
如果没有民主的中国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哪里才是我的中国
如果你只会留下来灾祸
如果我们不再为你难过
那到底还要等什么
哪里才是人的中国
你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为什么
你是中国人吗
等什么等什么
你是中国人吗
你是中国人吗
你是中国人吗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挣脱捆绑生命的缰绳
就算只剩暮色的黄昏
扛起拒绝奴役的重任
即使一生有太多伤痕
燃烧的热血在野火中翻滚
呼啸的青春在大地上升腾
飓风掠去我们自由的呼声
但绝不可毁灭悲怆的灵魂
没有谁能主宰你的自由
只有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没有谁能镇压你的理想
只有你才是中国的主人
没有谁能控制你的权利
你永远都是自己的主人
没有谁能劫持你的国家
你永远都是中国的主人
（2008年。本歌词是杨银波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中设计的人物——“崩溃”乐队——之作品。改编自2006年作品《生命之血》、《哪里才是我的中国》）
▓ＮＯ
No！No！No！灵魂一起死亡
No！No！No！防备没有强壮
No！No！No！爪牙无力提防
No！No！No！自由没有阳光
No！No！No！国家没有艺术
No！No！No！统统罐成黑油
No！No！No！国家没有诗人
No！No！No！统统当成疯子
No！No！No！国家没有爱情
No！No！No！统统铸成炼狱
No！No！No！国家没有不羁
No！No！No！统统做成演戏
No！No！No！No沉默
No！No！No！No掠夺
No！No！No！No迷惑
No！No！No！No堕落
No！No！No！No欺辱
No！No！No！No沾污
No！No！No！No亵渎
No！No！No！No麻木
No！No！No！No虚假
No！No！No！No践踏
No！No！No！No镇压
No！No！No！No屠杀
这是颠峰悲壮的一败
那是故土媚笑的阳台
这是内心紧裹的幕布
那是血液奔流的障碍
Everybody，come on！跟我一起喊——
No！No！No！（No！No！No！）
No！No！No！（No！No！No！）
（2008年。本歌词是杨银波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中设计的人物——“崩溃”乐队——之作品）
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
[Yinbo Yang]
[Yinbo Yang]
◆Yinbo Yang is an independent writer, but he likes the people called him "Citizen Yinbo", a hard-working Chinese citizen.
◆Yinbo was born on March 3, 1983 in Chongqing, China. His parents were poor farmers in a very remote rural areas.
◆For many years, the life of Yinbo's parents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full of diseases, fatigue, pain, blood and tears.
◆Yinbo is one of ICPC(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and CLCM(Chinese Liberal Culture Movement) members of the first.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hinese drama script('Masters of China', 21 Set).
◆'Masters of China' is about China's politics, the rule of law, groups events, enclosure movement, and so on.
◆In the 17-year-old, Yinbo began to publish works, and in the 20-year-old, he began professional writing.
◆His works involved in politics, society, history, ideas, surveys, interviews, film and television, rock, and so on.
◆He has been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vulnerable groups, and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ensitive issues.
◆His works are so many, and has been written so quickly in the Internet age.
◆As of July 2008,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700,000 words of the works.
◆He also often involved in television and radio programs,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more than 100 sets.
◆He founded the E-zine(Electronic Magazine) called "One Magazine", and founded the library called "Heaven to Ask".
◆After his mother's paralysis, he also became a book editor, the content of these books is how to obtain human health.
◆In this era, Yinbo has been promoting the rights and welfare, struggling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Yinbo always likes to say: "how to think is just how to say; and how to say is just how to do." He will never give up.
◆Lastly, need to say is: Yinbo has a kind-hearted wife, called Xiumei Li from Sichuan, China, two years younger than Yinbo.
◆Yinbo's Chinese Blog: "Citizen Yinbo Yang"
http://blog.sina.com.cn/2yb
◆Yinbo Yang is an independent writer, but he likes the people called him "Citizen Yinbo", a hard-working Chinese citizen.
◆Yinbo was born on March 3, 1983 in Chongqing, China. His parents were poor farmers in a very remote rural areas.
◆For many years, the life of Yinbo's parents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full of diseases, fatigue, pain, blood and tears.
◆Yinbo is one of ICPC(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and CLCM(Chinese Liberal Culture Movement) members of the first.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hinese drama script('Masters of China', 21 Set).
◆'Masters of China' is about China's politics, the rule of law, groups events, enclosure movement, and so on.
◆In the 17-year-old, Yinbo began to publish works, and in the 20-year-old, he began professional writing.
◆His works involved in politics, society, history, ideas, surveys, interviews, film and television, rock, and so on.
◆He has been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vulnerable groups, and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ensitive issues.
◆His works are so many, and has been written so quickly in the Internet age.
◆As of July 2008,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700,000 words of the works.
◆He also often involved in television and radio programs,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more than 100 sets.
◆He founded the E-zine(Electronic Magazine) called "One Magazine", and founded the library called "Heaven to Ask".
◆After his mother's paralysis, he also became a book editor, the content of these books is how to obtain human health.
◆In this era, Yinbo has been promoting the rights and welfare, struggling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Yinbo always likes to say: "how to think is just how to say; and how to say is just how to do." He will never give up.
◆Lastly, need to say is: Yinbo has a kind-hearted wife, called Xiumei Li from Sichuan, China, two years younger than Yinbo.
◆Yinbo's Chinese Blog: "Citizen Yinbo Yang"
http://blog.sina.com.cn/2yb
2008年10月26日星期日
原载《辽宁青年》2006年第23期：高贵的乞求
原载《辽宁青年》2006年第23期：高贵的乞求
高贵的乞求
作者：罗西
编前语：罗西先生是我刊的老作者，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不久前，他收到一陌生电子邮件，发信人来自重庆一偏僻农村，叫杨丰友。杨丰友寻求帮忙的事情很简单，却让我们兴奋与感动。希望他诚恳朴素的请求，能让人有所惊讶、有所感慨、有所反思……
他们渴望知识我们渴望感动
三封陌生人来信要载入情感史册？
高贵的乞求
——有望警醒中国的三封原生态鸡毛信
罗西
这样的底层普通青年的心灵诉求，着实让我感动着。
经他个人同意，我把他的信公开如下——
[第一封]
罗西先生：您好！
我叫杨丰友，青年作家杨银波是我的堂哥。堂哥在网上有个主页（略），只有圈内一些人常去看，希望您也能去浏览浏览，大家一同结友而行。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经历的坎坷比较多，知事也比较早。14岁就外出打工，跑了一些省份，去年还从浙江宁波建筑工地的6楼掉下来过，现已基本康复。后来到重庆学车、练车、跑车，做配货、货运、搬家等物品承载业务。目前又刚开始面向学校、企业和市场，做蔬菜水果的“集收—运输—集售”业务。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万事开头难，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也希望为社会尽一份力量。可以说跟我堂哥一样，我是有理想、有奋斗、有坚持的耿直顽强的热血男儿。希望能与您成为朋友，以后多多照顾，多教我一些东西，为我指一些生路。谢谢！如有可能，盼得到您的勉励与教诲。
晚辈/友：杨丰友（货运专职司机·18岁青年）
2006/9/10 于重庆永川市朱沱镇
[第二封]
罗西先生：我是丰友。
见到您的回复，非常兴奋！我复制下来给堂哥杨银波看，堂哥也很高兴，他说：“关注就是一种力量！友情是最珍贵的收获！”堂哥的眼界很宽，只要他感兴趣的人都会注意到。他那里有您的电子邮件，是他最先向我推荐的您。
前几个月太阳毒得很，我一直在跑车、运货，但业务每天只有一两个，有时连一单业务也没有，连油钱、过路费都不够，天天亏、天天赔。堂哥每天专门抽出时间，为我联系一些学校和企业负责人。堂哥一直都在帮助我、教育我，经常跟我讲社会各阶层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我们比亲生兄弟还要亲。
开车其实并不累，因为我的技术不错，累的是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我年纪小，人实在，有时会在社会上受欺负。比如前两天，我帮一个老板拉材料，他说到永川拉货，只给我160元钱。没想到，那根本不是到永川，而是穿过了整个永川市，在大足县很远的那边拉货。路上，车胎爆了，又补胎，老板指错了路，结果车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开反了方向。调整方向后，直到晚上才回家。
我一算这当中的成本，太高了，向老板要500元钱，他不答应，甚至威胁我。我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朋友们看不过去，想带些人来收拾他。我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为几百块钱砍个人，何必呢？生意亏了，但同行朋友请我吃饭，又认识了很多新的耿直朋友，路子终归还是打开了一些，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说到学习，这是我目前最想专心致志的事情。我初中二年级，因为教师暴力和家庭贫困的原因，辍了学。进入社会后，天天打工，没时间学习。知识少了，就是差啊，表达一个事情都不知要怎样做才好，看问题也只看得到表面，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知！堂哥去年从广东回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他从教我如何流畅地说话开始，再教我一些最直接的写作方法，包括如何准确地使用标点符号等。他说：“说话之前，拿一两秒钟来想，想好了再说，不要冲动”，“做事情要把顺序排好，把事情各方面都尽量照顾到，不要顾此失彼”。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书，还有几本关于针灸、按摩、算卦和历史文化的书。到重庆学开车时，在四叔那里能天天看报，那真是如饥似渴啊，但回到家乡，连报也看不到了，只能在堂哥从网上下载的资料里看一些新闻和文章。
昨晚，我把我的想法跟堂哥说了，我想在没有业务的时候，在车上、在家里多看些有用的书，为今后打基础。堂哥说：“何止是你应当如此？我们这里，那么多孩子都没有课外书，太多青少年更是缺乏学习知识的基本努力！思想一片混乱、空白。”堂哥心好，他说他准备拿出500元钱稿酬，一次性从一些“书友会”那里廉价购买最有意义的书籍，然后在我们杨家专门留个空间出来，建立一个“杨氏小型图书馆”，让全朱沱镇所有想看书却又看不到书、看不起书的人，都到这里来泡着茶免费看书，不定期地举办小型读书会。我们两家只有200米之遥，我今后自然是常客，所以，我是相当感谢他的。
其实，堂哥这几年用他的稿酬为社会、为家族做了相当多的事情。他昨天称体重，只有49公斤了，他身高可是1米72啊！挺帅的一个人，实在太瘦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钱，在这里，小弟我想很冒昧、很胆怯地拜托您两件事：
一、您能不能向我推荐5本～10本书？这些书可以是：1、您认为最有价值的书；2、关于社会、法律、农村、创业、新闻、历史、思想、政治的书；3、对我货运、运输、业务最实用的书。
二、您家中有没有废旧的、不要的、已看过多遍的，却非常有用的旧书？可不可以赠送、邮寄给我？
这个要求不知道奢不奢侈？我从没向别人免费索要过任何东西。我受工伤之后，一直靠堂哥为我维权获得的3.5万元钱赔偿费当成本，亲人朋友借去很多钱了，学车、买车后，生意又天天赔，还要缴那么多的管理费，现在家中只有不到1000元钱的现金。要不是堂哥有稿酬帮我撑着，我都不知道这个车还能不能继续开下去。我想看书，想疯狂地看书！我比任何人都热爱知识、渴望知识！我坚信：我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玩笑！我要奋斗，我要奋斗，我要奋斗！所以，求求您，帮帮我，好吗？哪怕只送我一本，我都已经非常满足了。
晚辈/友：杨丰友
2006/9/11下午 于朱沱
[第三封]
罗西先生：
书收到了！惊喜！惊喜！惊喜！我在读，在读，在读……太兴奋了！
我要记住您对我的帮助，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这个朋友，这些书……
在这里，顺便告诉您4件事：
1、我已经买了几十只兔子来喂，到年底应该能赚点钱，然后再买、再喂、再卖。也还在开车，虽然开车的货运业务少，事情一步一步慢慢来。
2、堂哥杨银波已着手建立“杨氏小型图书馆”了，正在设计书架，一个星期内书架应该可以做出来了，是很大很大一个书架。
3、书虽然很缺很缺，但我和堂哥还是有信心的。堂哥有时还要跑跑垃圾站，跟人家廉价买书，一斤一斤地称，有的几毛钱一斤，有的两三块钱一斤。
4、我们这里已在动工修路了，一修就是4个大村。堂哥功不可没，他从去年回来就在一直调查、组织、开会、倡议，到现在，终于搞定！现在看来，我们这里就要开发起来了，交通便利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也要做好准备。
最后，祝您愉快、顺利！
晚辈/友：杨丰友
编后：年终岁尾，关注打工青年的状态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通过这三封感动作家罗西的原生态来信，希望能带给读者以思考和震撼！
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
责任编辑/任知元
（原载《辽宁青年》2006年第23期）
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头发
▓头发
作者：杨银波
这一天的下午，天空唯有弥漫的阴霾，密布的乌云席卷万里，滚滚如海。他披着蓄积八年的长发，丝丝如钢，寸寸如刀，垂直地沉向腰间，就如古人的逼人剑气，就如侠客的昂首挺拔，冲向没有英雄色彩的21世纪中国大陆。他的眼睛，正如蒙上厚厚灰尘的灯炮，昏暗地照射着周围的惊奇、诧异，以及指指点点。耳朵里是一首说唱金属，来自病蛹乐队的《放开我》：“一个人走在这街上，所有的人都在向你张望。围在你的身边指指点点，就像一个没有用的姑娘。他们说着，他们笑着，不知不觉在你身边，已经，已经形成一股力量！”
走进发廊，一位老友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呈上热腾腾的茶水。他的耳朵里响起病蛹乐队几乎要爆炸的呐喊：“所有的人都不断地在说着，所有的人都不断地笑着。看看这个，这个模样，没准儿活得够呛。他们就想扒开我的衣裳，他们就想进入我的思想，他们就会无聊地活着，他们就是这种无聊的思想。他们说，他们说我是个疯子；他们说，他们说我是个痞子。快把我放开，因为我已没有了力量！快把我放开，因为我已失去了方向！快把我放开，因为我还有点思想！快把我放开，因为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受够了，我要变了！”他突然感觉无法呼吸，抽出一支“龙凤呈祥”，猛力地吸一口，嘴巴转向老友：“剪了吧，就现在。”
老友以为他是开玩笑，摸摸自己的头发，狂笑一声：“头可断，发不乱啊。”他取出耳机，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从头做起吧”，遂将剔发刀递给老友。老友从未见他如此严肃，似要令自己扮演刑场的刽子手，神色紧张。他拍拍老友肩膀：“八年了，我已老。象艺术一样活着，就如让你这种彪悍男人看琼瑶的言情小说。剪了吧，或者成为郑伊健，或者成为谢霆锋。”老友拿着两者的图片，仔细研究这发型：“没错，挺适合你。你的脸型修长，眉间刚毅，鼻梁挺拔，眼神极定。谢霆锋的发型很简单，前面是有层次地落差的碎发，后面留得略长，两鬓留耳发，六四偏分，‘六’的部分拿摩丝一打，往后一拉，再往前一推、一压，形成一个小拱，这头发就算搞定了。”
老友将他的头发洗净，扎起马尾，一刀剪下，剪下超过半米的长度。他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如死去一般，手里拿着八年的头发，眼眶红润。望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就象见到一个洗心革面的鬼。身边几位美女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一人说：“那人是搞摇滚的吧？”另一人接口：“好象在哪儿见过。”半小时后，一个不一样的人，带着被人视为“健康”的男人味，冲向人群。熟识的朋友都靠过来，几乎没认出这个人来，盯着这位谢霆锋，有一种哑口无言的危险。妻子来接他，她曾找遍大街小巷，曾问询男女老少。终于，从她的身后，他紧紧地拥抱着她。妻子吓得脸色铁青，以为遭遇抢劫、非礼，猛回头看着自己的丈夫，突然说不出话来，嘴巴久久没能合拢，小小的眼睛顿时睁得硕大。
她几乎不认识这个人。路边已没有任何回头率，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过了许久，她才冒出一句质疑的话来：“该死的，告诉我，什么时候上的断头台？整得这么帅，天底下的女人都要恨我。”他苦涩一笑：“韩国的何利秀当兵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这个男人将成为‘比女人还要女人’的天生尤物。许多秘密，只有以后才会知道。当你看着你儿时的照片，回忆那流着鼻涕口水的岁月，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将会变得如今天一样性感。如果某一日，当我站在全民选秀节目之中，你看着万千的少男少女呼唤我的名字，那个人已然离你极遥远，但那明明就是我——你的丈夫。”
这一头的钢丝已断，他走进照相馆。朋友差点没认出他来：“收保护费呢？整得这么古惑。这年头，帅哥都被富婆包尽了，你去凑什么热闹？”他让朋友翻出他的历史图片档案。朋友指着其中一张说：“这一张，是2005年底的，以假乱真，辩不清雌雄了。我的一个战友，在青峰镇当党委书记，看着这张照片，不知道是哪里的美女，带着男人的刚毅气质，贴着女人的漂亮面孔。”朋友又指向第二张：“这一张，是2001年夏天的，典型的叛逆愤青，就象什么都看穿了似的，18岁的青春，81岁的冷酷。就你这头发，把你的真实年龄全都遮掩了。”
他把所有图片打印下来，形成一本图册。然后，坐在椅子上，抽着烟，静静回味头发的一生。此时，朋友以数码相机悄悄拍下几张侧面照，收拾完备，打出新照片：“看吧，你又变成一个男人了，而且还年轻了七八岁。看开点吧朋友，人生只有一回，我就羡慕你们这一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变多少岁就变多少岁。我当过兵、经过商，现在又是高血压，又是冠心病，将来没什么指望了。”朋友指指墙上的美女，“只有全靠她了，我女儿要当空姐了。你这个师兄，要多关照她才行啊。”
时间回到八年前。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那一排只有他一个人，占据着唯一的课桌，紧贴着墙壁。桌上堆满了李敖、柏杨、龙应台、王小波、余杰、巴尔扎克、罗素，图书馆借来的《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昨天新买的摇滚磁带……，整张桌子就如半米高的垃圾场，“吃的全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老师看不见他，同学看不见他，他已与世隔觉，留着齐肩的长发，写着他的小说、诗歌、杂文。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将自己当成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控诉着教育的专制，控诉着冷血麻木的青春。
他刻意让自己活在头发的埋没之中，想象着这头发就如坟墓的杂草，全部有力地伸展着、紧裹着。他的心里装着他心爱的少女，那个过分伤感的女子，此刻已经离他极远，就如真正的隔世。他感觉一切都完了，贫病交加，家园被毁，爱情已死。有时，他会将头发全部刨进面孔，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只在里面流着泪，那泪水顺着头发流下，内心深深地呐喊着：“还我自由！”他拿出一支５ｂ铅笔，在画纸上描着一张痛苦扭曲的脸，那脸被疯长的头发割伤，一根根头发如钢丝刺入皮肤，刺得面目全非，血肉模糊，鲜血四溅。
时间回到六年前。他依然带着冷酷的眼，站在一辆长安汽车旁拍照。朋友说：“把头发拉下来，再拉下来一点，把右眼遮住，对，就这样。猛烈叫喊一声，把愤怒都发泄出来，最大力地发泄出来，对。一二三，ｏｋ！”他看着照片上的“狮子吼”，就如看见“六四”光碟里何勇在铁笼里的挣扎。朋友说：“今晚有演出，你唱黑豹，帮帮我们。”他思索着是唱《别来纠缠我》、《别去糟蹋》还是《无地自容》。朋友打开一罐啤酒，递给他：“《无地自容》吧，我们都无地自容，他妈的一帮大学生就跟太监一样，一点血性都没有。”
夜间，灯光打开，强劲的鼓首先敲起，贝司手暖场。到激动时，贝司手在舞台上疯狂奔跑，冲向音响，一脚瞪过去，再一脚蹬过来，全场尖叫。他跳上舞台，甩甩长发，提着一瓶矿泉水，喝下几口，然后淋满头发，跟着强劲的节奏猛力甩着、甩着、甩着，就如欧美重金属乐队“愤怒的机械”。他唱道：“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来——啦！”他“噗嗵”一声，跪在地上，跟随鼓声、贝司、电吉它一起摇摆，全场起立，甚至跳跃。这一次，没有桔皮，没有拉罐，没有“滚下去”的吼声。一曲终了，他爬起来，冲向麦克风，英姿飒爽，紧紧地抓住麦克风呼喊：“青年们，你们无地自容吗？回答我！”全场回答：“无地自容！”
时间回到五年前。他熟睡在电脑键盘上，头发覆盖了整张键盘，上面铺着白色的烟灰，以及一架200度的近视眼镜。对面是一群汗流浃背的木匠，工厂机器的噪音、隔壁电影院的演出宣传惊醒了他。他推开窗户，这才发现天已经黑尽了，墙上的时钟指向八点半。两名青年民工刚刚出院，前来感谢他的鼎力相助。民工把他拉进门口的餐馆，喝酒、喝茶。“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是我们的摇滚之夜”，这响彻四周的宣传，恰似二手玫瑰乐队的《伎俩》。他举起酒杯：“来，干啦！”问民工：“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民工说：“广东都流行ｂｅｙｏｎｄ，黄家驹死得早，广东人都唱《真的爱你》。”我笑笑：“香港有摇滚吗？”酒足饭饱，拿30块钱买三张票进场。映入眼帘的是三点式的肥胖女人，展示着丰乳肥臀，扯足劲儿唱《青藏高原》。曲罢，我欲退票。那女人扯着嗓子喊：“你们都说女人骚，你们男人也骚啊。我问大家，你们最想要我身体的哪个部分？谁敢回答，我就不要他的票钱！”底下的男人、少年憋足了劲，“乳房”甚至“阴毛”之类，不绝于耳。
几番公然调戏后，一个红毛男人跳出来：“朋友们，下面送上一首流行得已经不流行的歌，《社会主义好》！”男人歇斯底里，面红耳赤，又蹦又跳，声音破裂。起初，台下喝彩；到中间，所有人都严肃起来；到最后，更是带着强烈的愤怒——没有一个人否认这种愤怒的真实性。那可真是盛世一景。这电影院由他的河南朋友所开。演出完毕，他与影院老板一道，走过去跟红毛男人打招呼。那人极客气：“同行？”他说：“ｎｏ，我是搞写作的。”他把头发全部扎起来，“走，咱们喝点酒。”夜间的广东，灯红酒绿，可是这样的朋友却没有肉体的欲望，聊着边缘的无奈生存，聊着那个高喊“男人更骚”的女人其实是红毛男人的妻子，她极其纯朴，非常善良，只是为了演出，为了能够卖票，只能这样干，好几次还被警察抓去罚款。而这位红毛男人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民工，受够了生活的辛酸，看够了大鱼吃小鱼的残忍，竟然搞起在野的底层演出。
到绝望时，红毛男人曾经希望自己的妻子及其余女人能够在舞台上脱得一丝不挂，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那女人与他干杯，说：“兄弟啊，俺是东北的，别误会啊，这不都是生存逼的吗？”他听着这样的话，苦闷着喝下一口酒：“走，唱卡拉ｏｋ，我请客。”他站在歌城的大厅，当《一无所有》的音乐响起，底下坐着的几十位朋友为他鼓掌。那时的他，早已不需要去接受崔健的含蓄、压抑，他喊着：“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长发剧烈地抖动，身体抽经，他仍在喊着、唱着，到最后，竟以最大的力量，几乎疯了似的，高喊着：“我们一直一无所有！”他已将抒情歌曲变为运动演讲，夹带着金属嗓音的说唱。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才有一个乐队象他那样干，那个乐队叫ｃｍｃｂ（说唱兄弟乐队）。
时间回到一年前。他的未婚妻将他的头发辫成辫子，挽着他的手臂，与洪流般的人群一起，经过严格的身份检查，进入规模恢弘的大型体育场。影视歌星陈好、超女何洁、台湾阿信（苏见信），以及包括中国男高音杨洪基在内的北京总政歌舞团，将在此倾情演出，在雨中与数万人一起呐喊：“我爱你，重庆！”重庆直辖十周年了。十年前，重庆市跟四川省的人大代表在北京吵翻了脸，总之，重庆已然受够了四川的压制，它要变了，变得独立自主，变得直达中央。他在雨中，绕过警察的巡视，冲向嘉宾席。而那些政府官员子女，则冲向舞台，索要明星签名或者合影。他在嘉宾席上高亢地呐喊着：“One Night in Beijing（北京）！One Night in Chongqing（重庆）！One Night Yongchuan（永川）！”190公分身高的阿信，在台上淋湿全身，或跪，或躺，或跳，或摇，费尽力量。
待演出完毕，一群小学生被当作劳奴，在雨中冲向体育场跑道，双手举起“和谐中国”、“美丽重庆”等被淋湿的书法作品，站在雨里浑身发抖。他从嘉宾席离开，走出体育场，车已经爆满，只能和未婚妻一起撑着雨伞漫步。暴雨淋湿了他的头发，一股股钻进他的身体，湿透全身。他把头发解开，披至腰间，雨水湿透背心。他对未婚妻说：“重庆直辖十周年了，而我也将老。如果今晚我站在舞台上，我已无话可说，无歌可唱。这种感觉就如我现在的头发，只会流泪，只有感动。十年了，我究竟为重庆留下了什么？是愤世嫉俗，是批判拯救，可是我却湿了一身，只有长发包围我的全身，才让我感到丝丝温暖。阿梅，我们都是美丽世界的孤儿。”未婚妻紧紧地抱着他：“至少还有我，陪在你的身边。”
时间回到现在。他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头发，没有飘逸，没有沉重，一切似已干净、直挺起来。硬硬的、粗粗的、黑黑的头发，深深地扎进脑皮，延伸出一张更为刚毅的脸。他似又回到17岁，有当时之容颜，却无当时之激烈。这时的他，已见识过无数的“头发”：韩寒散文《头发》，倪匡小说《头发》，莫伯桑小说《头发》，摇滚舞台剧《头发》，蔡淳佳、周丹、许茹芸歌曲《头发》，范玮琪歌曲《长头发》，李冠男歌曲《头发长了》，张学友歌曲《头发乱了》，管虎电影《头发乱了》……。头发之于他，犹如非一般的性格特质，可以带着少年的锐气，可以带着沧桑的揭示，可以带着边缘的另类，可以带着顽世不恭的态度。
他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已经找出白发。白发神出鬼没地跳出来，告诉他：“你已苍老，青春正逝。”他问身边的妻子：“阿梅，我还是那么酷，对不对？”嗓音带着哽咽。妻子说：“刘德华染了白发，不也是有少女跳楼自杀吗？不管你有多老，就算脸上有了皱纹，我也是你的女人，一辈子都是。”他扯下一根又一根的白发，将其包裹起来，装进一个小小的锦囊，叹了一口气：“这就是岁月啊。岁月流金，青春有痕，黑发变白。”他望着仍旧是阴霾密布的天空，遥想着未来的人生道路，头发在苦涩春风里吹进眼睛，继续覆盖了迷蒙的双眼。他仍旧活在头发里，任凭头发紧裹着他，让他审视内心，钻进自己的血液，做一个精魂，做一个迷梦。他原本是个古人，沿河而来，乘风而去，飘荡在时间的迷宫里，追寻着一个人的躯体，那个躯体此刻就在头发的埋伏里，回眸着他那长发飘飘的年代。这样的灵魂，这样的躯体，这样的头发，只属于一个叫杨银波的25岁中国男人。
2008年10月22日星期三
▓盲人朱九明的坎坷与困境
▓盲人朱九明的坎坷与困境
作者：杨银波
一个“祖传式”的盲人，只因为偶然地见过我一面，彼此之间没有说任何话，第二日的清晨此人便沿途跋涉，摸着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我家。在路上，他跌倒了四次，不断追问着“请问杨银波家怎么走”，这才与我逢上了这重要的一面。面对眼前急于倾诉的朱九明，我想起在众多伸出手来要我名片的人当中，竟有这样一个经历坎坷、状况困窘的盲人——我感激我所拥有的被信任感。
简介
朱九明（父）、赵应邦（母）、朱云蓝（子），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涨谷村二组村民。朱九明，1954年6月6日出生，现居涨谷村二组，务农，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证号为“渝永字第0400402号”，系视力残疾人（盲残），国家法定“贰级”，同时也是肾炎、糖尿病患者。赵应邦，1946年八月十四日 （旧历）出生，现居涨谷村二组，患有哮喘病，务农。朱云蓝，1987年10月19日出生，念朱沱镇涨谷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时辍学，15岁即以“童工”身份外出打工，现在上海某建筑工地当小工，系白内障患者。
调查情况
我们先从朱九明的整个家族背景着手。其父朱肃清，盲人，1991年去世，时年76岁，当时无钱医治，因病去世；其母邓先国，盲人，1998年去世，时年76岁，当时腰被摔断，后因无钱医治去世。朱九明的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三个：大哥朱先一，现在四川省合江县市昌宝乡长春村四组，是被“招夫上门”的，居住于女方家中；二姐朱明秀，现在重庆江津市朱杨镇骑龙村三组，下半身已完全瘫痪，行走不得；五姐朱银贵，现在朱沱镇涨谷村二组，务农。
朱九明从一生下来就是个盲人。这个盲人家庭的生存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年代，生产队靠挣工分吃饭，他的父亲有段时间还管生产队里面的水，全家“连稀饭都搂不起”（朱九明语）。只读了两册书（每学期学费是2.8元）的朱九明，随即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再没进入学堂半步。到了16岁，小小年纪的朱九明开始与父母分家，一个人过生活，但须负担父母的口粮钱。
朱九明唯一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个甘愿与他一辈子同甘共苦的妻子——长他八岁的赵应邦。1987年，俩人结婚。这不是一次平凡的婚姻。赵应邦是四川省合江县人，与朱九明结婚前已是冯家的媳妇——她的前夫比她年长七岁。赵应邦不服于自己的命运，与朱九明在当地相识，因彼此同情而心生情意，最终私奔到云南 —— 赵应邦在那里怀了孕。私奔的生活是残酷的，在云南的谋生演变成为真正的乞讨。朱九明说：“我们去要饭吃，维持了半年多。她身体弱，我们身上没有钱，去讨饭的时候经常被骂，人家看不惯。好心人呢，就给点米，或者给个一块、五毛的。累了，就歇别人的屋檐，蚊子又多。”
冯家有一定背景，其中一个亲人还是当地计生办的官员。还没生下孩子的赵应邦被冯家“逮捕”回家，强行隐产——隐产了一个女婴。遭遇了这样的悲剧，赵应邦的逃离之心愈加强烈，她坚持要与冯家男人离婚，对方无可奈何，唯有同意。就这样，赵应邦再次离开了家乡，回到朱九明身边。那时的朱九明因为害怕被冯家报复，所以不敢留在家中，只好在云南四处躲藏。赵应邦去的便是云南，并在那里死心塌地地跟着眼睛已瞎的朱九明，并生下儿子朱云蓝，而后登记结婚。据悉，对于这些事情，赵应邦仅有的娘家哥哥赵应军、嫂嫂龚太明是默许的，足见赵应邦的经历令人深表同情。
一个盲人，33岁时与41岁的离婚女人结婚，为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朱九明从此以后长期奔波，足迹遍布中国数省。第一站，云南。朱九明到火电局找工作，再到水利站。第二站，贵州。朱九明到茅台镇某建筑工地当小工，帮人推车。第三站，黑龙江。朱九明到佳木斯林场帮人栽树秧，做了半年没得到工资，情急之下帮当地农民插秧，挣点路费回到了家。第四站，湖南。朱九明到株洲某私人砖厂帮人拉车装窑，做了半年，也没得到工资。那个地方雨水多，干点活路连生活费都不够，生活费也是借支的，每天五元，等到该结工资的时候，老板反而告诉他：“你的生活费已经把工资吃完了，你还倒欠我的钱呢。”无奈之下，朱九明又去帮当地农民收割稻谷，挣点路费回到了家。
第五站，江西。朱九明帮人装窑，干了两个多月，还是没得到工资，这又是一个私人砖厂，结果老板跑了。原因很简单，这个老板是到外面包的砖窑，烧出来的砖质量很差。第六站，上海。朱九明去搞建筑，干了一年多，工资是15元/天，除开生活费、路费等一系列花销，最终剩了1,000多元回家。算起来，这可是朱九明这辈子挣得最多的钱。然而，这一年恰恰是1991年，他的父亲朱肃清去世。他的大哥朱先一生活本来就艰难，只负担了300元；他的五姐朱银贵只买了个花圈、两捆纸；剩余的丧葬花费全部由朱九明承担。
父亲下葬后，朱九明走入他的第七站：重庆。他到九龙坡区某建筑工地打混凝土坝，干了三年左右，工资是12元/天，这一次也得到了工资。第八站，新疆。朱九明在那里又干了三年，工资是25元/天。当地昼时天气相当长，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一般人干不下来，但吃苦耐劳的朱九明把这三年挺了下来，直到2001年。从这一年开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朱九明没有再到外面打过一天工。也就是说，此前这个盲人总计19年的打工足迹，踏过了中国八个省份，这种传奇经历即使在整个打工族群体之中也是相当罕见的。
朱九明说：“我的左眼是白内障，右眼的瞳仁被卡坏了，1996年完全瞎掉。现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儿子也是白内障。”他回忆自己的打工生涯，总结道：“出去打工真的很苦，住的屋是湿的，就用楠竹铺起来睡。家里面做点庄稼却没有经济，在外面找点经济，会使家里活跃些。”停止打工生涯的朱九明，自2001年开始，全家陷入了危机。他说：“生活全靠借，要么就送头猪，得了现钱又还给人家。”他感激他的妻子赵应邦，“她都60岁了，觉得我很可怜，很理解我。她确实是个好心人，宁愿跟着我这个瞎子，常说‘遇都遇到这个命了’，没有什么抱怨。”
朱九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他已患有五年的肾炎， 2005年12月甚至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并且经常头昏，最近就医治了2,000 多元。这些医疗费，是朱九明卖掉两头猪后，又在五姐朱银贵那里借1,000元，如此才凑起来的。据统计，朱九明家现欠债1,700元左右，分别是：欠周世荣1,370元的预制板款，欠朱沱镇涨谷信用社300元贷款，每年的利息是10% 。
更令人沮丧的是，朱九明房屋倒塌，目前只能寄人篱下。他本来拥有三间草房、两间瓦房，但两间已经倒塌，另外三间是严重危房，必须拆除。他就在原地修平房，一年凑一点地修，总共修了六间平房，但是那平房根本住不得人，一下雨就漏，一方面是泥土发湿，另一方面是墙体乃是石砖墙，来来回回翻整过几次，还是住不得人。2001 年旧历 十月二十日，出于对朱九明一家的同情，全家四口人都将到北京打工的村民李方明让这一家人搬到他家住，地点是“大洪堡”。李方明让朱九明帮他看守房屋，又拿土地给朱九明。朱九明说：“去年，他们回来过。今年下半年说不定还要回来。一回来，我们就必须搬走，没办法，住不得人也必须住在我的烂平房里。”
朱云蓝辍学后，15岁那年便借别人的户口薄办自己的身份证，到上海打工。随后到广州，进手套厂。接着又到重庆，当建筑小工。随之，到云南，后到上海。这次到上海的路费，也是朱云蓝向他的二表哥周之树借的。朱九明如此形容他的儿子：“这个娃儿性格反叛，大人说一句，他要说好几句，二吊二吊的。现在只能打烂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好。我生气的时候说过他，让他干脆不要管我们的生死了，其实仔细想想，他也有说不出的苦楚，到现在也没跟家中来电话。我们等着钱来治病的时候，都不知道他能帮多少。”
调查后记
朱九明家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贫困户，总共获得过四次政府救济。2001年，30元；2002年，45元；2003年，75元；2004年，45元。从2005年开始，没有了救济款。朱九明说：“原来的时候，我们的村长是周世学，他考虑到我的困难，跟我考虑了。但是村长改选之后，我的问题就悬起了。去年，我找永川民政局，民政局让我找村上，我去找村上呢，村上说救济款已经发下去了。我再找队长，队长认为我家马马虎虎过得了，就算了。他们也没跟我讨论过，没经过调查，怎么知道我的具体困难呢？以前说要跟我解决，结果还是没解决。其实，很多都是凭人情关系，我一句话说穿了。”这个人的内心对于这个社会，有着非比寻常的淡漠。走的时候，他说：“嫌穷爱富啊。人穷了，我连人户都不走了，总是被别人看得很渺小，整天抬不起头来。”
作者：杨银波
一个“祖传式”的盲人，只因为偶然地见过我一面，彼此之间没有说任何话，第二日的清晨此人便沿途跋涉，摸着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我家。在路上，他跌倒了四次，不断追问着“请问杨银波家怎么走”，这才与我逢上了这重要的一面。面对眼前急于倾诉的朱九明，我想起在众多伸出手来要我名片的人当中，竟有这样一个经历坎坷、状况困窘的盲人——我感激我所拥有的被信任感。
简介
朱九明（父）、赵应邦（母）、朱云蓝（子），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涨谷村二组村民。朱九明，1954年6月6日出生，现居涨谷村二组，务农，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证号为“渝永字第0400402号”，系视力残疾人（盲残），国家法定“贰级”，同时也是肾炎、糖尿病患者。赵应邦，1946年八月十四日 （旧历）出生，现居涨谷村二组，患有哮喘病，务农。朱云蓝，1987年10月19日出生，念朱沱镇涨谷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时辍学，15岁即以“童工”身份外出打工，现在上海某建筑工地当小工，系白内障患者。
调查情况
我们先从朱九明的整个家族背景着手。其父朱肃清，盲人，1991年去世，时年76岁，当时无钱医治，因病去世；其母邓先国，盲人，1998年去世，时年76岁，当时腰被摔断，后因无钱医治去世。朱九明的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三个：大哥朱先一，现在四川省合江县市昌宝乡长春村四组，是被“招夫上门”的，居住于女方家中；二姐朱明秀，现在重庆江津市朱杨镇骑龙村三组，下半身已完全瘫痪，行走不得；五姐朱银贵，现在朱沱镇涨谷村二组，务农。
朱九明从一生下来就是个盲人。这个盲人家庭的生存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年代，生产队靠挣工分吃饭，他的父亲有段时间还管生产队里面的水，全家“连稀饭都搂不起”（朱九明语）。只读了两册书（每学期学费是2.8元）的朱九明，随即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再没进入学堂半步。到了16岁，小小年纪的朱九明开始与父母分家，一个人过生活，但须负担父母的口粮钱。
朱九明唯一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个甘愿与他一辈子同甘共苦的妻子——长他八岁的赵应邦。1987年，俩人结婚。这不是一次平凡的婚姻。赵应邦是四川省合江县人，与朱九明结婚前已是冯家的媳妇——她的前夫比她年长七岁。赵应邦不服于自己的命运，与朱九明在当地相识，因彼此同情而心生情意，最终私奔到云南 —— 赵应邦在那里怀了孕。私奔的生活是残酷的，在云南的谋生演变成为真正的乞讨。朱九明说：“我们去要饭吃，维持了半年多。她身体弱，我们身上没有钱，去讨饭的时候经常被骂，人家看不惯。好心人呢，就给点米，或者给个一块、五毛的。累了，就歇别人的屋檐，蚊子又多。”
冯家有一定背景，其中一个亲人还是当地计生办的官员。还没生下孩子的赵应邦被冯家“逮捕”回家，强行隐产——隐产了一个女婴。遭遇了这样的悲剧，赵应邦的逃离之心愈加强烈，她坚持要与冯家男人离婚，对方无可奈何，唯有同意。就这样，赵应邦再次离开了家乡，回到朱九明身边。那时的朱九明因为害怕被冯家报复，所以不敢留在家中，只好在云南四处躲藏。赵应邦去的便是云南，并在那里死心塌地地跟着眼睛已瞎的朱九明，并生下儿子朱云蓝，而后登记结婚。据悉，对于这些事情，赵应邦仅有的娘家哥哥赵应军、嫂嫂龚太明是默许的，足见赵应邦的经历令人深表同情。
一个盲人，33岁时与41岁的离婚女人结婚，为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朱九明从此以后长期奔波，足迹遍布中国数省。第一站，云南。朱九明到火电局找工作，再到水利站。第二站，贵州。朱九明到茅台镇某建筑工地当小工，帮人推车。第三站，黑龙江。朱九明到佳木斯林场帮人栽树秧，做了半年没得到工资，情急之下帮当地农民插秧，挣点路费回到了家。第四站，湖南。朱九明到株洲某私人砖厂帮人拉车装窑，做了半年，也没得到工资。那个地方雨水多，干点活路连生活费都不够，生活费也是借支的，每天五元，等到该结工资的时候，老板反而告诉他：“你的生活费已经把工资吃完了，你还倒欠我的钱呢。”无奈之下，朱九明又去帮当地农民收割稻谷，挣点路费回到了家。
第五站，江西。朱九明帮人装窑，干了两个多月，还是没得到工资，这又是一个私人砖厂，结果老板跑了。原因很简单，这个老板是到外面包的砖窑，烧出来的砖质量很差。第六站，上海。朱九明去搞建筑，干了一年多，工资是15元/天，除开生活费、路费等一系列花销，最终剩了1,000多元回家。算起来，这可是朱九明这辈子挣得最多的钱。然而，这一年恰恰是1991年，他的父亲朱肃清去世。他的大哥朱先一生活本来就艰难，只负担了300元；他的五姐朱银贵只买了个花圈、两捆纸；剩余的丧葬花费全部由朱九明承担。
父亲下葬后，朱九明走入他的第七站：重庆。他到九龙坡区某建筑工地打混凝土坝，干了三年左右，工资是12元/天，这一次也得到了工资。第八站，新疆。朱九明在那里又干了三年，工资是25元/天。当地昼时天气相当长，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一般人干不下来，但吃苦耐劳的朱九明把这三年挺了下来，直到2001年。从这一年开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朱九明没有再到外面打过一天工。也就是说，此前这个盲人总计19年的打工足迹，踏过了中国八个省份，这种传奇经历即使在整个打工族群体之中也是相当罕见的。
朱九明说：“我的左眼是白内障，右眼的瞳仁被卡坏了，1996年完全瞎掉。现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儿子也是白内障。”他回忆自己的打工生涯，总结道：“出去打工真的很苦，住的屋是湿的，就用楠竹铺起来睡。家里面做点庄稼却没有经济，在外面找点经济，会使家里活跃些。”停止打工生涯的朱九明，自2001年开始，全家陷入了危机。他说：“生活全靠借，要么就送头猪，得了现钱又还给人家。”他感激他的妻子赵应邦，“她都60岁了，觉得我很可怜，很理解我。她确实是个好心人，宁愿跟着我这个瞎子，常说‘遇都遇到这个命了’，没有什么抱怨。”
朱九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他已患有五年的肾炎， 2005年12月甚至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并且经常头昏，最近就医治了2,000 多元。这些医疗费，是朱九明卖掉两头猪后，又在五姐朱银贵那里借1,000元，如此才凑起来的。据统计，朱九明家现欠债1,700元左右，分别是：欠周世荣1,370元的预制板款，欠朱沱镇涨谷信用社300元贷款，每年的利息是10% 。
更令人沮丧的是，朱九明房屋倒塌，目前只能寄人篱下。他本来拥有三间草房、两间瓦房，但两间已经倒塌，另外三间是严重危房，必须拆除。他就在原地修平房，一年凑一点地修，总共修了六间平房，但是那平房根本住不得人，一下雨就漏，一方面是泥土发湿，另一方面是墙体乃是石砖墙，来来回回翻整过几次，还是住不得人。2001 年旧历 十月二十日，出于对朱九明一家的同情，全家四口人都将到北京打工的村民李方明让这一家人搬到他家住，地点是“大洪堡”。李方明让朱九明帮他看守房屋，又拿土地给朱九明。朱九明说：“去年，他们回来过。今年下半年说不定还要回来。一回来，我们就必须搬走，没办法，住不得人也必须住在我的烂平房里。”
朱云蓝辍学后，15岁那年便借别人的户口薄办自己的身份证，到上海打工。随后到广州，进手套厂。接着又到重庆，当建筑小工。随之，到云南，后到上海。这次到上海的路费，也是朱云蓝向他的二表哥周之树借的。朱九明如此形容他的儿子：“这个娃儿性格反叛，大人说一句，他要说好几句，二吊二吊的。现在只能打烂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好。我生气的时候说过他，让他干脆不要管我们的生死了，其实仔细想想，他也有说不出的苦楚，到现在也没跟家中来电话。我们等着钱来治病的时候，都不知道他能帮多少。”
调查后记
朱九明家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贫困户，总共获得过四次政府救济。2001年，30元；2002年，45元；2003年，75元；2004年，45元。从2005年开始，没有了救济款。朱九明说：“原来的时候，我们的村长是周世学，他考虑到我的困难，跟我考虑了。但是村长改选之后，我的问题就悬起了。去年，我找永川民政局，民政局让我找村上，我去找村上呢，村上说救济款已经发下去了。我再找队长，队长认为我家马马虎虎过得了，就算了。他们也没跟我讨论过，没经过调查，怎么知道我的具体困难呢？以前说要跟我解决，结果还是没解决。其实，很多都是凭人情关系，我一句话说穿了。”这个人的内心对于这个社会，有着非比寻常的淡漠。走的时候，他说：“嫌穷爱富啊。人穷了，我连人户都不走了，总是被别人看得很渺小，整天抬不起头来。”
▓不一样的摇滚乐，不一样的批判力
▓不一样的摇滚乐，不一样的批判力
作者：杨银波
约末在八年以前，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中国，确实有一股非可小视的“亚文化”，一直如地火般奔腾、绵延、演化，我有义务来记录这一切。当时，黄燎原曾经对已经“浮出水面”的部分状态做过一些纪实与评论的努力，有专门的书籍出版。然而，时隔八年，他所记录的“亚文化”早已不再那么“地下”了。尤其是随着网络的空前发达，自由意识散播辽远，各种地下信息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极简单的事，一切都不再那么原始和单一了。黄燎原在采访和总结里，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摇滚，那是单纯、理想、热血和诗意的特殊时期。八年过去了，连“摇滚乐”本身也快要成为落伍的词汇——尤其是当零点、ｂｅｙｏｎｄ、信乐团、动力火车、迪克牛仔也成为“摇滚人”，当许巍、汪峰、郑钧竟也变得如此“流行”，举国的摇滚迷都心寒了。受到过多信息围困、挤压、侵扰的疲倦者，需要更简练、更直接、更单刀直入的感觉，就像崔健所感受的那样，“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于是，重金属、朋克、ｒａｐ、ｒｎｂ成为另一种潮流，向麻木、枯燥、乏味、空虚、落寞、消沉、感觉不到疯狂和刺激的人们滚滚袭来。在这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真实和扭曲的嚎叫，甚至进入了恐怖与反抗，成为现实批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中国向来存在着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无论它转到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场所，这样的反抗运动永远都没有消失。有越来越多的人，那么直接地感受到了真正自由的丧失，进行了不容易受到普遍关注的选择。叛逆、压抑、颓废、激昂、愤怒、悲伤、哀嚎，不是官方需要和欢迎的主题，但是有那么一批人，还是如此真实地将其表达了出来。文字的力量，再加之音乐的轰鸣，哪怕只有那么几句话，或者就是两句话，也是一般文章所不可比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隐喻，抛弃了诗化，甚至抛弃了任何规范，诸如迫不得已必须使用有力、亢奋、发泄的脏话，乃至用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的，类似“世界十大禁播电影”式的切割、肢解、挖心、腐烂、恶臭的词语，血淋淋、赤裸裸、脏兮兮地表达当下的罪恶和人性的残酷。这当中的流派之广、之杂、之繁，若不去总结，世界可能永远以为中国人就是一个声音，以为我们的摇滚乐或者非主流，还仅仅停留于崔健、唐朝、黑豹的“春秋时期”。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中国摇滚就已经分裂得如同“百国争战”、“千朝共竞”，令人大为惊叹。
几乎所有思想界、文学界、影视界的表现主题，在中国摇滚里都能找到。即使是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正在思索的问题，在摇滚人士当中同样大有人在。表达形式虽不一样，受众范围虽不一样，但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共识的价值，所观察到的视角，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迄今为止，整个中国最缺乏的音乐猛才，是那种可以驾驭第一流反抗诗歌的人，要达到这个境界，不单是技术上的准备，更需要在思想、阅历、眼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高度。第一流的音乐，是史诗性质的，穿越时空来去，透过大千苦难，出离平凡愤怒，走向大彻大悟、大悲大痛，其浩然正气与热血气概，加之金属般锐利、厚实的嗓音和激昂、有力的现场表现……，这些都不是一般的“摇滚愤青”所能办到的。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存境况如何，但是透过他们那真实的音乐，我感受到的是比看任何政论还要丰富的遐想空间。大家知道的盘古乐队就是非常显著的一个例子，他们迫不得已，已经必须在海外发出声音。那么，中国大陆呢？告诉大家，只有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问题只在于他们的传播范围有多大。
我的ｍｐ４里，经常保留着百余首地下音乐，又经常百余首、百余首地换来换去，最后累计到1,000首之时，全部压缩起来，成为一张压缩碟。这是个不小的工程，实在是因为这样的ｍｐ３、ｗａｍ文件太难寻找了，在许多网站都会被强行删除——即使找到了文件，要寻找没有遭到屏蔽的歌词就更难。所以，真正谈得上“完整保存”的，也可能还是比较“软”的一类，而且其传播范围已经够大，大到至少我都可以找到它们。使用一般的音乐搜索网站是不可能找到的，只有通过迅雷、电驴，才有办法。我不能明确地知道，这些音乐对于当事人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压力和危险，即使如有的朋友所言，“很多人都只能在舞台上表演成那样，其实幕后与台前完全不是一个人”，但毕竟还是有这种声音被我保留着。它们的重要存在，向我们展示出了太多的“不一样”，是属于“治疗麻木”的，而不是让你沉迷、腻歪、什么都忘了的。尽管这当中有那么复杂的形形色色，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些音乐具有一股“非常的真诚”。相对于极恶劣的社会黑幕而言，这些摇滚人物的品格，反而是非常传统、保守、谦卑、真实的。接下来，我就来将ｍｐ４里的部分音乐提出，谈谈我的感受。
第一种，说唱音乐的批判力。
这里指的说唱音乐，特指节奏性很强，但还处于一般社会批判层面或讽刺层面的音乐。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可以像说唱、饶舌这样容纳那么多的歌词，通篇下来，可以有上千字，但音乐竟可以在四分钟左右完成。中国人所熟悉的美国著名说唱歌手阿姆，其实仍不够“痞”，真正痞的，台湾有一个ｍｃ Hotdog，大陆有一个葡桃。ｍｃ Hotdog已经出过几张唱片，自《哈狗帮》始，其“边缘人”兼“嬉皮”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他大声骂，骂得极有节奏，反抗教育制度，同情弱者遭遇，憎恨民众麻木，警醒青少年的迟钝和犯傻。从最知名的《韩流来袭》痛骂深爱流行音乐的台湾人“照单全收”、“一窝蜂的没有半点坚持”，到《让我ｒａｐ》中不得志的年轻人要释放独特个性的宣言，一直到描述物欲横流的台湾、无聊厌恶的青春，再到对于个人遭遇的不满宣泄……。总之，这个人找到了愤怒的出发点，就象一个敢说脏话的人，在看似文明的地方竟发现了那么多的丑恶、无知、盲从与危机，他不得不说。更值得一提的是，ｍｃ Hotdog的说唱，其音乐——也就是编曲——上的功夫是很不错的，据说张震岳也曾亲自架刀。比如，《1030》、《18岁》、《九局下半》听起来就非常忧伤，简直是艰涩青春的真实写照，让人想起电影《青少年哪吒》或《香港制造》，有一种真实的“孤独过了头”的烦躁、忧伤和迷茫感。
葡桃没有ｍｃ Hotdog那样出唱片的机遇。根本上的制度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命运结局。葡桃是纯粹的网络歌手，却不是“香香”式的靠翻唱起家，进而成为流行歌手的人。葡桃的批判性，从他的几首传播广泛的音乐中可以看到倾向：《大连站》，对大连的夜生活写尽了悲愤。当中的醉生梦死、污烟瘴气，就是对当代年轻人（乃至未成年人）之疯狂欲望的强烈批判，激起很多网民的深切同感。一种对社会不抱希望乃至绝望的“我抽、我喝、我摇、我疯、我DISCO”的深深叹息和厌恶，从头到尾都贯穿其中。《留学垃圾》，唾弃新一代的华人留学生在国外丢尽脸面，以至于被指控为“赌博、同居、交通、帮会”四大骂名。葡桃看不下去，提醒留学生注重自己形象，“你他妈的一人，不要脸皮，却要搞得全纽华人声名狼藉”。《日本你听着》，葡桃影响最大的一部反日作品，典型的民族主义狂热愤青之音乐，在日本意欲加入联合国理事席位之时诞生。在这首歌里，葡桃用尽了最肮脏的语言来痛骂日本，并几乎以“宣战”的姿态，宣传了当时许多爱国网站的“抵制日货”计划。可以预见，只要有中日问题存在，《日本你听着》就会有很大的用场。《愚乐圈》，大陆版的《韩流来袭》，葡桃彻底厌烦中国娱乐界的肮脏交易和龌鹾内幕。歌词由几位歌手的具体事情构成，尤其是中间插播的一段“模拟颁奖”，简直是讽刺入骨。《前方有雾》，真正讲述葡桃自己的作品，听起来非常悲哀、低沉、压抑。歌中加诸了鲁迅的一些名言，是就他所受到的舆论压力的反击。“我张扬，我嫉妒，我轻狂，我顽固，但我做人还轮不到你来替我衡量尺度”，摘自《前方有雾》里的这句话，直白地告诉了我们葡桃的立场。
李小龙与ｍｃ Hotdog、葡桃完全不同。这个北京音乐人，做起音乐来非常严谨，所表达的主题、使用的语言也都非常“干净”。他的音乐，已在多部电视剧里被当作插曲、主题曲，其中热播的《武林外传》的主题曲《好久不见》就出自此人的手笔。2001年，我第一次买李小龙的专辑——真的，棒极了！当中的《浮出水面》、《绝对不会错过你》、《四对男女和一个孩子》尤其叫绝，表现的是小人物对生活的痴痴追求和热爱，这种平凡的理想听起来非常触动人。而《凌晨三点》，更是你在午夜失眠时最具同感的一首歌，他是那么怀念他的朋友们，这种怀念极真实、极感人。到了第二张专辑《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第三张专辑《我不是HIP-HOP MC DJ》时，李小龙变得更加成熟，那是一种更写实的状态。他讽刺着民众的高度沉浸与盲从，讽刺着人们的生活是那样周而复始、烦了厌了也还要维持。他的那首《妈》，又是令人感动的一曲；而《请你吃饭》，又写尽了“关系中国”、“人缘中国”的既定模式。当他的《我不是HIP-HOP MC DJ》唱到“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要ｒａｐ什么就要ｒａｐ”时，你绝对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硬”的一面。从歌词上看，李小龙应该受过一点王朔的影响，贫、滑、油，带点刺味，但是实诚。无论如何，多听一点说唱，都有益于听取更丰富的情绪。我的ｍｐ４里还有40多首国外说唱，他们表达的主题，甚至已经进入到对越战的批判、对抗暴的信仰层面，全歌听下来，你有一种在听集会领袖发表演说的感觉，而这是大陆与港台都还没有做起来的事情。
第二种，说唱金属的批判力。
有很多人将之称为“重型音乐”，力量感超过节奏感，可以当作号角、鼓擂、冲锋。我最早接触的此类音乐，来自现已销声匿迹的战斧乐队。他们以死亡金属的技术，以夸张怒吼的叛逆叫板，呈现出了《死城》这张专辑。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死城》都是非常超前的。他们仿佛来自地狱里的魂灵，要批判人间所有的罪恶，这包括《凶手》、《有罪》，以及非常明白地呼唤言论自由的《对话》，恰似让你看到战斧乐队与国家机器的一场誓死对话，“你根本就不让我说话”、“你以为你是谁呀”。同时，他们当时的眼光已经放之于主义的丧失、制度的否定，尤其是那首《逝去的信仰》，简直等于在直接宣告共产党：你的信仰，死啦！战斧乐队之后，同类性质的乐队，有苍蝇、夜叉、痛苦的信仰、病蛹、ａｋ４７、反光镜。当然，做得最彻底、最反骨的，还是要数江西南昌的盘古乐队。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谁比盘古更坚决。如果说当年的战斧和此后的苍蝇、反光镜还有那么一点含蓄和隐喻的话，那么此后的其它乐队便再无这些特征。夜叉、痛苦的信仰、病蛹、ａｋ４７，都是赤裸裸的宣言，反反复复，直接指明要害。其中，痛苦的信仰、病蛹、ａｋ４７、反光镜都是非常年轻的另类青年，他们反对专制，反对束缚，反对禁令。ａｋ４７的《革命》，可以与盘古乐队的许多作品共比较；而纪念“六四”的人，反光镜就算一个。病蛹表现的主题，还主要是自己与社会不相容所激起的叛逆、愤怒和还击，他的一首《放开我》，由压抑到厌倦，由厌倦到愤怒，由愤怒到呼喊，由呼喊到说“我要变了”，这些都还只是成长的问题，不属于更宽的公众主题。
夜叉的爆发力，被许多见证过其现场精彩表演的人所牢记。在他们的音乐里，有着这样的呐喊：“昂起你的人头，争取真正的自由；握紧你的拳头，这是真正的自由。我说，快醒醒吧愚民，快醒醒吧被阉割的人”（《自由》）；“来为权力悔罪，反抗武力镇压。人民信真理，不信控制它的人”（《有罪》）；“什么是最丑恶的东西？那是人们自古追求的权力。什么是最丑恶的东西？那是镇压自由的傻逼”（《化粪池》）；“我操这社会不公平，我操这社会欺压人，我操玩弄权力的人，我操贪污腐败的人”（《发发发》）；“该完了，该完了。压迫，反抗，阶级斗争；堆积，权力，无产特权。无产阶级变特权阶级，去死去死”（《去死》）。在夜叉的第二张专辑里，还有一首非常有针对性的歌《改变它》，他们反对暂住证的恶法，直接称盘查的警察为“土狗”，并说：“看着他们耀武扬威的嘴脸，我笑这世界还有个东西叫做法律？”里面的一句歌词相当经典：“作为一个中国人，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有什么错吗？”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插进了每一个人的内心，这跟崔健式的“擦边球”完全不同，夜叉够直接。他们的第三张专辑《KEEP ON FIGHTING》（《保持战斗》），更是将矛头指向被阉割掉国家责任和不敢向强权喊“不”的太多人，其中的一首《起来，起来，你是中国人》，简直是在召唤仿佛“死了般”的懦夫，让他们回归自己的文化根基，重新扛起历史的重任。
相比之下，痛苦的信仰确实要比夜叉“痛苦”得多，因而陷于其中，无法自拔，只能发出强烈的质疑与反复的否定。他们眼中的统治者与现实中国，是这样的状态：“要做人民的上帝，不许他，却不许他有发言的权利”（《愤怒》），“粉饰着太平的盛世、明摆的勾当、贪婪和无耻、公正和假相。卖吧，靠你一贯的方针，靠你英明的政策，利欲熏心的法则，暧昧的相互勾引”（《像个婊子》）；“此时我们审查这个制度来，发现断裂的阶梯。所有权力，这是你的一切，这是你的未来。为什么有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我们的权利又在谁的手中”（《中国特色》）；“我想去对这歌功颂德的时代，给一记响亮的耳光或是泼一瓢冷水，因为我讨厌那些赞同的附和声。社会真的是在繁荣吗？还只是表面荣光的壳子。问题是我们不去站出来去指证你受辱的基因，问题是我们不敢站出来去质问你懦弱的源泉”（《这是个问题》）；“要反对，我们带着权利下葬。要反对，当愤怒已成为礼物。要反对，摇摆的铁拳不定。要不就，选择你自取的灭亡”（《万岁》）。我印象最深的是，乐队反复呼喊的两句歌词：“你的热血哪儿去了”，以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直接将“专制”这两个字写进歌里的，痛苦的信仰是极少数乐队中的一个，他说：“专制能够改变我们什么？教育能够改变我们什么？”政论是政论，歌词是歌词，歌词若要具备政论的深度，这将很“难为”年轻的痛苦的信仰。他们喊过：“老棒子该下课了！”很有点李敖当年的风采，指的也确实是长期占据“摇滚大腕”头衔的前辈，仿佛呼唤“青年政治”一般，他们对于守旧的一切已经看不过去了。
第三种，鬼魅之声的批判力。
这是专指表现“死亡”主题的真正的死亡金属。先前，我并不知道“死亡”对于音乐的影响力，接触过一批反映生死、鬼神、战争主题的书籍、影视后，方才找到侧面的印证。有人的确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甚至“残忍的美”，有人探索人的宿命和往生。在《众神归来》的两张专辑里，我一下子就听到了那么多发自地狱——仿佛魔鬼、骷髅和魂魄——的声音，但这确实是音乐。那么多人疯狂迷恋着死魂灵、墓碑、阴朝地府，迷恋着血液、血管、脑水、心脏、大肠，甚至迷恋着腐蚀的一切。他们不是象工业金属那样表达“科幻”般的未来浩瀚，也不是象噪音金属那样表达世界的慌乱、无序、紧张、烦躁，他们表达的是“人命”。ｍｐ４里有一首《浓雾镇》，乐队的名字取得那样直接——“异端”乐队。“头上没有星辰和日月，雾气让人如怨魂般忧伤。宿命尽头你亦会是这冰凉迷雾，在墓地中轻飘着入梦般无知无觉。来浓雾镇吧，来找你未卜的归宿。”这是摘自《浓雾镇》里的歌词，极有恐怖文学的色彩，将你引入恐怖、缥缈、昏沉、寂静、茫然的黄泉路，在那里，你将透彻地反观自己的一生。当然，这是柔和的。在《众神归来》里，你体会到的是人性的丑恶、残暴、无情、肮脏，那些噬血者用尽了力量，表达出具备震慑力量的恐怖。只有在此时，你才能看见什么是地狱，什么是罪恶。看似在表达撒旦作恶的一切，其实是要警醒你自己：“我的头上有把剑！”那是与宗教音乐截然相反的音乐，不是让你平静、详和，而是让你紧张、恐惧。但是，殊途同归，指的都是一个目的。这种音乐，十万个人之中能有一个人接受，就已经是天赐了。
第四种，朋克硬核的批判力。
简练，不是简单；速度，不仅仅是快。朋克、硬核，都是那种几乎要彻底抛弃掉旋律的音乐，不允许半点含蓄和委婉。“反复”，是朋克的特色，最能体现这一细节的，从涅磐乐队的音乐中就能感受到（遗憾的是，主唱柯特已经开枪自杀）。这种音乐，没有重金属那么厚重，没有摇滚乐那么啰嗦，当然，跟一般意义上的流行音乐或者包裹着摇滚外衣的流行音乐，更是天差地别。朋克可以是相当激昂、愤慨的，也可以是相当忧伤、颓废的。有时，在许多“朋克迷”的印象中，甚至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朋克、什么是假朋克，仿佛只要有那种“感觉”就ｏｋ。朋克有时意味着颠覆，譬如说，《MY WAY》这首世界名曲，一般都是由男中音、男高音来完成，方能实现歌词意境本身想要表达的那种沧桑、无争、豁达、开阔、告慰，等等。但是，在日本电影《燕尾蝶》中，一个名叫CHARA的女孩，颓废到令人心痛——她是如此颓废而又精彩地演绎了此曲，完全颠覆了这首歌在许多人眼中的原有印象。有人认为，这就是朋克。
台湾的范晓萱也向我们提供了这种意外。一直虚假地活在“儿歌天后”、“纯情少女”地位的她，如今已经年满30岁，她的选择就是把《你的甜蜜》、《姐妹们的聚会》完全颠覆，并且发行了具备台湾色彩的朋克专辑《突破》。从个人意义上说，范晓萱已经超越了自己，尤其是《那种女孩》，在音乐上、气质上、唱腔上确实是真朋克。台湾式的朋克，顶多还是表达个性、情绪、情感，没有那种对社会的冲破力。大陆则不同，当初电影《北京乐与路》讲得很正确：港台无摇滚。或者在我看来，港台顶多能够找到摇滚的技术，但却找不到摇滚的方向，尤其找不到表达重大主题的方向。音乐到了一定境界，已经不具有任何分类。譬如说，中国最早的朋克应该是何勇的《垃圾场》，但它同时又可以成为说唱金属。最近有一张专辑《谁是崔健——向崔健敬礼》，里面就有夜叉乐队以重金属来重新演绎崔健的《像一把刀子》。自传统说唱摇滚到当代说唱金属，在技术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唐朝乐队已去世的贝司手张炬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形容新专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同类的音乐。”他是懂这一点的，音乐永远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固定的版本。当年唐朝的《世纪末之梦》，就可以理解为死亡金属一类，不过那是传统的死亡金属。上大学时，我与一帮搞摇滚的朋友曾经仔细对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一位乐队主唱就讲：“其实任何形式都是可以交换的，关键要看你表达什么。”朋克这种音乐，听起来似乎是年轻人的专利，甚至只是一种“花儿乐队”式的青少年音乐，其实并非如此。据说有些酒吧的门口写着：“摇滚与重金属不得入内。”来自“朋克迷”的手笔，就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走一群老人。他们厌烦唠唠叨叨、拖泥带水的音乐，怎样最简练就怎么行，要简练到一个极限，以至于完全抽去复杂社会的繁杂之处，成为最纯粹的表达，这是他们的目的。越年轻的人越能接受这种音乐，这确实也跟他们大脑里的简单意识相关。然而，当“花儿乐队”红遍大江南北，将朋克的形式儿童化、歌词娱乐化，真朋克也只能在地下听到了。其实，真朋克的批判，就是高度浓缩之后的一两句话，而恰恰是这一两句话，直白到了“比白话还要白话”的地步。
第五种，越老越回味的精神音乐。
老而弥香，如山水入海，波涛浩淼。我的ｍｐ４里，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旧音乐，那是统统舍不得删的，比如崔健、唐朝、黑豹、超载、瘦人、轮回、指南针、鲍家街、春秋，等等。这都是一批诗意的理想主义者，无论他们的现在有着多么尴尬的处境，但是那些曾经的流金岁月，他们的音乐确实是入血入骨的。若论唱功，丁武、汪峰、吴遥堪称一流；若论歌词的造诣，丁武的唐朝乐队至今无人超越——紧随其后的就是春秋乐队，这个乐队有郭怡广这样的唐朝乐队老将，其风格也酷似唐朝，非常的诗化、哲化、民族化、英雄化。摇滚可以是爆裂、狂热、呐喊、控诉的，也可以是低沉、静雅、赞美、渴望的。同样的道理，任何文化的表达，无论你是处于被埋葬、被镇压的地位，还是处于被高歌、被奉承的地位，可以是直接、直白的，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大音稀声”啊，真正最美妙、最大气、最气象万千的音乐，反而可以抛弃掉许多外在的形式。这样的音乐只要融入了记忆之中，时间越久，其份量就越重，跟窖酒是一个道理。
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非但不满足，有时甚至恨不得我重新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我杨银波来亲自上场，着笔劲书，驾琴而歌，山崩海啸。这么说吧，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人，他有着相当的音乐技术，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源泉，他能够将这些深度的话题，包括历史、当下与未来的重大主题，通过音乐将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无论用什么形式，总之，那绝对是与阅读东海一枭、杨春光、郑贻春、黄翔的诗歌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热血，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沸腾。有一个最被视为“伟大”或者“发神经”的假设就是，音乐可以救国！“你说摇滚会害人民，我说摇滚会救苍生”（摘自夜叉《中国摇滚》）。既然是“救”，那么就跟动手术一样，该切的就狠狠地切，该用猛药的就用猛药，那是大手笔、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大道行的大师级人物，或可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影响功效相当。这种希望有否？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天佑中华”吧。
作者：杨银波
约末在八年以前，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中国，确实有一股非可小视的“亚文化”，一直如地火般奔腾、绵延、演化，我有义务来记录这一切。当时，黄燎原曾经对已经“浮出水面”的部分状态做过一些纪实与评论的努力，有专门的书籍出版。然而，时隔八年，他所记录的“亚文化”早已不再那么“地下”了。尤其是随着网络的空前发达，自由意识散播辽远，各种地下信息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极简单的事，一切都不再那么原始和单一了。黄燎原在采访和总结里，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摇滚，那是单纯、理想、热血和诗意的特殊时期。八年过去了，连“摇滚乐”本身也快要成为落伍的词汇——尤其是当零点、ｂｅｙｏｎｄ、信乐团、动力火车、迪克牛仔也成为“摇滚人”，当许巍、汪峰、郑钧竟也变得如此“流行”，举国的摇滚迷都心寒了。受到过多信息围困、挤压、侵扰的疲倦者，需要更简练、更直接、更单刀直入的感觉，就像崔健所感受的那样，“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于是，重金属、朋克、ｒａｐ、ｒｎｂ成为另一种潮流，向麻木、枯燥、乏味、空虚、落寞、消沉、感觉不到疯狂和刺激的人们滚滚袭来。在这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真实和扭曲的嚎叫，甚至进入了恐怖与反抗，成为现实批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中国向来存在着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无论它转到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场所，这样的反抗运动永远都没有消失。有越来越多的人，那么直接地感受到了真正自由的丧失，进行了不容易受到普遍关注的选择。叛逆、压抑、颓废、激昂、愤怒、悲伤、哀嚎，不是官方需要和欢迎的主题，但是有那么一批人，还是如此真实地将其表达了出来。文字的力量，再加之音乐的轰鸣，哪怕只有那么几句话，或者就是两句话，也是一般文章所不可比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隐喻，抛弃了诗化，甚至抛弃了任何规范，诸如迫不得已必须使用有力、亢奋、发泄的脏话，乃至用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的，类似“世界十大禁播电影”式的切割、肢解、挖心、腐烂、恶臭的词语，血淋淋、赤裸裸、脏兮兮地表达当下的罪恶和人性的残酷。这当中的流派之广、之杂、之繁，若不去总结，世界可能永远以为中国人就是一个声音，以为我们的摇滚乐或者非主流，还仅仅停留于崔健、唐朝、黑豹的“春秋时期”。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中国摇滚就已经分裂得如同“百国争战”、“千朝共竞”，令人大为惊叹。
几乎所有思想界、文学界、影视界的表现主题，在中国摇滚里都能找到。即使是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正在思索的问题，在摇滚人士当中同样大有人在。表达形式虽不一样，受众范围虽不一样，但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共识的价值，所观察到的视角，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迄今为止，整个中国最缺乏的音乐猛才，是那种可以驾驭第一流反抗诗歌的人，要达到这个境界，不单是技术上的准备，更需要在思想、阅历、眼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高度。第一流的音乐，是史诗性质的，穿越时空来去，透过大千苦难，出离平凡愤怒，走向大彻大悟、大悲大痛，其浩然正气与热血气概，加之金属般锐利、厚实的嗓音和激昂、有力的现场表现……，这些都不是一般的“摇滚愤青”所能办到的。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存境况如何，但是透过他们那真实的音乐，我感受到的是比看任何政论还要丰富的遐想空间。大家知道的盘古乐队就是非常显著的一个例子，他们迫不得已，已经必须在海外发出声音。那么，中国大陆呢？告诉大家，只有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问题只在于他们的传播范围有多大。
我的ｍｐ４里，经常保留着百余首地下音乐，又经常百余首、百余首地换来换去，最后累计到1,000首之时，全部压缩起来，成为一张压缩碟。这是个不小的工程，实在是因为这样的ｍｐ３、ｗａｍ文件太难寻找了，在许多网站都会被强行删除——即使找到了文件，要寻找没有遭到屏蔽的歌词就更难。所以，真正谈得上“完整保存”的，也可能还是比较“软”的一类，而且其传播范围已经够大，大到至少我都可以找到它们。使用一般的音乐搜索网站是不可能找到的，只有通过迅雷、电驴，才有办法。我不能明确地知道，这些音乐对于当事人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压力和危险，即使如有的朋友所言，“很多人都只能在舞台上表演成那样，其实幕后与台前完全不是一个人”，但毕竟还是有这种声音被我保留着。它们的重要存在，向我们展示出了太多的“不一样”，是属于“治疗麻木”的，而不是让你沉迷、腻歪、什么都忘了的。尽管这当中有那么复杂的形形色色，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些音乐具有一股“非常的真诚”。相对于极恶劣的社会黑幕而言，这些摇滚人物的品格，反而是非常传统、保守、谦卑、真实的。接下来，我就来将ｍｐ４里的部分音乐提出，谈谈我的感受。
第一种，说唱音乐的批判力。
这里指的说唱音乐，特指节奏性很强，但还处于一般社会批判层面或讽刺层面的音乐。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可以像说唱、饶舌这样容纳那么多的歌词，通篇下来，可以有上千字，但音乐竟可以在四分钟左右完成。中国人所熟悉的美国著名说唱歌手阿姆，其实仍不够“痞”，真正痞的，台湾有一个ｍｃ Hotdog，大陆有一个葡桃。ｍｃ Hotdog已经出过几张唱片，自《哈狗帮》始，其“边缘人”兼“嬉皮”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他大声骂，骂得极有节奏，反抗教育制度，同情弱者遭遇，憎恨民众麻木，警醒青少年的迟钝和犯傻。从最知名的《韩流来袭》痛骂深爱流行音乐的台湾人“照单全收”、“一窝蜂的没有半点坚持”，到《让我ｒａｐ》中不得志的年轻人要释放独特个性的宣言，一直到描述物欲横流的台湾、无聊厌恶的青春，再到对于个人遭遇的不满宣泄……。总之，这个人找到了愤怒的出发点，就象一个敢说脏话的人，在看似文明的地方竟发现了那么多的丑恶、无知、盲从与危机，他不得不说。更值得一提的是，ｍｃ Hotdog的说唱，其音乐——也就是编曲——上的功夫是很不错的，据说张震岳也曾亲自架刀。比如，《1030》、《18岁》、《九局下半》听起来就非常忧伤，简直是艰涩青春的真实写照，让人想起电影《青少年哪吒》或《香港制造》，有一种真实的“孤独过了头”的烦躁、忧伤和迷茫感。
葡桃没有ｍｃ Hotdog那样出唱片的机遇。根本上的制度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命运结局。葡桃是纯粹的网络歌手，却不是“香香”式的靠翻唱起家，进而成为流行歌手的人。葡桃的批判性，从他的几首传播广泛的音乐中可以看到倾向：《大连站》，对大连的夜生活写尽了悲愤。当中的醉生梦死、污烟瘴气，就是对当代年轻人（乃至未成年人）之疯狂欲望的强烈批判，激起很多网民的深切同感。一种对社会不抱希望乃至绝望的“我抽、我喝、我摇、我疯、我DISCO”的深深叹息和厌恶，从头到尾都贯穿其中。《留学垃圾》，唾弃新一代的华人留学生在国外丢尽脸面，以至于被指控为“赌博、同居、交通、帮会”四大骂名。葡桃看不下去，提醒留学生注重自己形象，“你他妈的一人，不要脸皮，却要搞得全纽华人声名狼藉”。《日本你听着》，葡桃影响最大的一部反日作品，典型的民族主义狂热愤青之音乐，在日本意欲加入联合国理事席位之时诞生。在这首歌里，葡桃用尽了最肮脏的语言来痛骂日本，并几乎以“宣战”的姿态，宣传了当时许多爱国网站的“抵制日货”计划。可以预见，只要有中日问题存在，《日本你听着》就会有很大的用场。《愚乐圈》，大陆版的《韩流来袭》，葡桃彻底厌烦中国娱乐界的肮脏交易和龌鹾内幕。歌词由几位歌手的具体事情构成，尤其是中间插播的一段“模拟颁奖”，简直是讽刺入骨。《前方有雾》，真正讲述葡桃自己的作品，听起来非常悲哀、低沉、压抑。歌中加诸了鲁迅的一些名言，是就他所受到的舆论压力的反击。“我张扬，我嫉妒，我轻狂，我顽固，但我做人还轮不到你来替我衡量尺度”，摘自《前方有雾》里的这句话，直白地告诉了我们葡桃的立场。
李小龙与ｍｃ Hotdog、葡桃完全不同。这个北京音乐人，做起音乐来非常严谨，所表达的主题、使用的语言也都非常“干净”。他的音乐，已在多部电视剧里被当作插曲、主题曲，其中热播的《武林外传》的主题曲《好久不见》就出自此人的手笔。2001年，我第一次买李小龙的专辑——真的，棒极了！当中的《浮出水面》、《绝对不会错过你》、《四对男女和一个孩子》尤其叫绝，表现的是小人物对生活的痴痴追求和热爱，这种平凡的理想听起来非常触动人。而《凌晨三点》，更是你在午夜失眠时最具同感的一首歌，他是那么怀念他的朋友们，这种怀念极真实、极感人。到了第二张专辑《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第三张专辑《我不是HIP-HOP MC DJ》时，李小龙变得更加成熟，那是一种更写实的状态。他讽刺着民众的高度沉浸与盲从，讽刺着人们的生活是那样周而复始、烦了厌了也还要维持。他的那首《妈》，又是令人感动的一曲；而《请你吃饭》，又写尽了“关系中国”、“人缘中国”的既定模式。当他的《我不是HIP-HOP MC DJ》唱到“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要ｒａｐ什么就要ｒａｐ”时，你绝对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硬”的一面。从歌词上看，李小龙应该受过一点王朔的影响，贫、滑、油，带点刺味，但是实诚。无论如何，多听一点说唱，都有益于听取更丰富的情绪。我的ｍｐ４里还有40多首国外说唱，他们表达的主题，甚至已经进入到对越战的批判、对抗暴的信仰层面，全歌听下来，你有一种在听集会领袖发表演说的感觉，而这是大陆与港台都还没有做起来的事情。
第二种，说唱金属的批判力。
有很多人将之称为“重型音乐”，力量感超过节奏感，可以当作号角、鼓擂、冲锋。我最早接触的此类音乐，来自现已销声匿迹的战斧乐队。他们以死亡金属的技术，以夸张怒吼的叛逆叫板，呈现出了《死城》这张专辑。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死城》都是非常超前的。他们仿佛来自地狱里的魂灵，要批判人间所有的罪恶，这包括《凶手》、《有罪》，以及非常明白地呼唤言论自由的《对话》，恰似让你看到战斧乐队与国家机器的一场誓死对话，“你根本就不让我说话”、“你以为你是谁呀”。同时，他们当时的眼光已经放之于主义的丧失、制度的否定，尤其是那首《逝去的信仰》，简直等于在直接宣告共产党：你的信仰，死啦！战斧乐队之后，同类性质的乐队，有苍蝇、夜叉、痛苦的信仰、病蛹、ａｋ４７、反光镜。当然，做得最彻底、最反骨的，还是要数江西南昌的盘古乐队。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谁比盘古更坚决。如果说当年的战斧和此后的苍蝇、反光镜还有那么一点含蓄和隐喻的话，那么此后的其它乐队便再无这些特征。夜叉、痛苦的信仰、病蛹、ａｋ４７，都是赤裸裸的宣言，反反复复，直接指明要害。其中，痛苦的信仰、病蛹、ａｋ４７、反光镜都是非常年轻的另类青年，他们反对专制，反对束缚，反对禁令。ａｋ４７的《革命》，可以与盘古乐队的许多作品共比较；而纪念“六四”的人，反光镜就算一个。病蛹表现的主题，还主要是自己与社会不相容所激起的叛逆、愤怒和还击，他的一首《放开我》，由压抑到厌倦，由厌倦到愤怒，由愤怒到呼喊，由呼喊到说“我要变了”，这些都还只是成长的问题，不属于更宽的公众主题。
夜叉的爆发力，被许多见证过其现场精彩表演的人所牢记。在他们的音乐里，有着这样的呐喊：“昂起你的人头，争取真正的自由；握紧你的拳头，这是真正的自由。我说，快醒醒吧愚民，快醒醒吧被阉割的人”（《自由》）；“来为权力悔罪，反抗武力镇压。人民信真理，不信控制它的人”（《有罪》）；“什么是最丑恶的东西？那是人们自古追求的权力。什么是最丑恶的东西？那是镇压自由的傻逼”（《化粪池》）；“我操这社会不公平，我操这社会欺压人，我操玩弄权力的人，我操贪污腐败的人”（《发发发》）；“该完了，该完了。压迫，反抗，阶级斗争；堆积，权力，无产特权。无产阶级变特权阶级，去死去死”（《去死》）。在夜叉的第二张专辑里，还有一首非常有针对性的歌《改变它》，他们反对暂住证的恶法，直接称盘查的警察为“土狗”，并说：“看着他们耀武扬威的嘴脸，我笑这世界还有个东西叫做法律？”里面的一句歌词相当经典：“作为一个中国人，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有什么错吗？”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插进了每一个人的内心，这跟崔健式的“擦边球”完全不同，夜叉够直接。他们的第三张专辑《KEEP ON FIGHTING》（《保持战斗》），更是将矛头指向被阉割掉国家责任和不敢向强权喊“不”的太多人，其中的一首《起来，起来，你是中国人》，简直是在召唤仿佛“死了般”的懦夫，让他们回归自己的文化根基，重新扛起历史的重任。
相比之下，痛苦的信仰确实要比夜叉“痛苦”得多，因而陷于其中，无法自拔，只能发出强烈的质疑与反复的否定。他们眼中的统治者与现实中国，是这样的状态：“要做人民的上帝，不许他，却不许他有发言的权利”（《愤怒》），“粉饰着太平的盛世、明摆的勾当、贪婪和无耻、公正和假相。卖吧，靠你一贯的方针，靠你英明的政策，利欲熏心的法则，暧昧的相互勾引”（《像个婊子》）；“此时我们审查这个制度来，发现断裂的阶梯。所有权力，这是你的一切，这是你的未来。为什么有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我们的权利又在谁的手中”（《中国特色》）；“我想去对这歌功颂德的时代，给一记响亮的耳光或是泼一瓢冷水，因为我讨厌那些赞同的附和声。社会真的是在繁荣吗？还只是表面荣光的壳子。问题是我们不去站出来去指证你受辱的基因，问题是我们不敢站出来去质问你懦弱的源泉”（《这是个问题》）；“要反对，我们带着权利下葬。要反对，当愤怒已成为礼物。要反对，摇摆的铁拳不定。要不就，选择你自取的灭亡”（《万岁》）。我印象最深的是，乐队反复呼喊的两句歌词：“你的热血哪儿去了”，以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直接将“专制”这两个字写进歌里的，痛苦的信仰是极少数乐队中的一个，他说：“专制能够改变我们什么？教育能够改变我们什么？”政论是政论，歌词是歌词，歌词若要具备政论的深度，这将很“难为”年轻的痛苦的信仰。他们喊过：“老棒子该下课了！”很有点李敖当年的风采，指的也确实是长期占据“摇滚大腕”头衔的前辈，仿佛呼唤“青年政治”一般，他们对于守旧的一切已经看不过去了。
第三种，鬼魅之声的批判力。
这是专指表现“死亡”主题的真正的死亡金属。先前，我并不知道“死亡”对于音乐的影响力，接触过一批反映生死、鬼神、战争主题的书籍、影视后，方才找到侧面的印证。有人的确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甚至“残忍的美”，有人探索人的宿命和往生。在《众神归来》的两张专辑里，我一下子就听到了那么多发自地狱——仿佛魔鬼、骷髅和魂魄——的声音，但这确实是音乐。那么多人疯狂迷恋着死魂灵、墓碑、阴朝地府，迷恋着血液、血管、脑水、心脏、大肠，甚至迷恋着腐蚀的一切。他们不是象工业金属那样表达“科幻”般的未来浩瀚，也不是象噪音金属那样表达世界的慌乱、无序、紧张、烦躁，他们表达的是“人命”。ｍｐ４里有一首《浓雾镇》，乐队的名字取得那样直接——“异端”乐队。“头上没有星辰和日月，雾气让人如怨魂般忧伤。宿命尽头你亦会是这冰凉迷雾，在墓地中轻飘着入梦般无知无觉。来浓雾镇吧，来找你未卜的归宿。”这是摘自《浓雾镇》里的歌词，极有恐怖文学的色彩，将你引入恐怖、缥缈、昏沉、寂静、茫然的黄泉路，在那里，你将透彻地反观自己的一生。当然，这是柔和的。在《众神归来》里，你体会到的是人性的丑恶、残暴、无情、肮脏，那些噬血者用尽了力量，表达出具备震慑力量的恐怖。只有在此时，你才能看见什么是地狱，什么是罪恶。看似在表达撒旦作恶的一切，其实是要警醒你自己：“我的头上有把剑！”那是与宗教音乐截然相反的音乐，不是让你平静、详和，而是让你紧张、恐惧。但是，殊途同归，指的都是一个目的。这种音乐，十万个人之中能有一个人接受，就已经是天赐了。
第四种，朋克硬核的批判力。
简练，不是简单；速度，不仅仅是快。朋克、硬核，都是那种几乎要彻底抛弃掉旋律的音乐，不允许半点含蓄和委婉。“反复”，是朋克的特色，最能体现这一细节的，从涅磐乐队的音乐中就能感受到（遗憾的是，主唱柯特已经开枪自杀）。这种音乐，没有重金属那么厚重，没有摇滚乐那么啰嗦，当然，跟一般意义上的流行音乐或者包裹着摇滚外衣的流行音乐，更是天差地别。朋克可以是相当激昂、愤慨的，也可以是相当忧伤、颓废的。有时，在许多“朋克迷”的印象中，甚至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朋克、什么是假朋克，仿佛只要有那种“感觉”就ｏｋ。朋克有时意味着颠覆，譬如说，《MY WAY》这首世界名曲，一般都是由男中音、男高音来完成，方能实现歌词意境本身想要表达的那种沧桑、无争、豁达、开阔、告慰，等等。但是，在日本电影《燕尾蝶》中，一个名叫CHARA的女孩，颓废到令人心痛——她是如此颓废而又精彩地演绎了此曲，完全颠覆了这首歌在许多人眼中的原有印象。有人认为，这就是朋克。
台湾的范晓萱也向我们提供了这种意外。一直虚假地活在“儿歌天后”、“纯情少女”地位的她，如今已经年满30岁，她的选择就是把《你的甜蜜》、《姐妹们的聚会》完全颠覆，并且发行了具备台湾色彩的朋克专辑《突破》。从个人意义上说，范晓萱已经超越了自己，尤其是《那种女孩》，在音乐上、气质上、唱腔上确实是真朋克。台湾式的朋克，顶多还是表达个性、情绪、情感，没有那种对社会的冲破力。大陆则不同，当初电影《北京乐与路》讲得很正确：港台无摇滚。或者在我看来，港台顶多能够找到摇滚的技术，但却找不到摇滚的方向，尤其找不到表达重大主题的方向。音乐到了一定境界，已经不具有任何分类。譬如说，中国最早的朋克应该是何勇的《垃圾场》，但它同时又可以成为说唱金属。最近有一张专辑《谁是崔健——向崔健敬礼》，里面就有夜叉乐队以重金属来重新演绎崔健的《像一把刀子》。自传统说唱摇滚到当代说唱金属，在技术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唐朝乐队已去世的贝司手张炬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形容新专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同类的音乐。”他是懂这一点的，音乐永远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固定的版本。当年唐朝的《世纪末之梦》，就可以理解为死亡金属一类，不过那是传统的死亡金属。上大学时，我与一帮搞摇滚的朋友曾经仔细对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一位乐队主唱就讲：“其实任何形式都是可以交换的，关键要看你表达什么。”朋克这种音乐，听起来似乎是年轻人的专利，甚至只是一种“花儿乐队”式的青少年音乐，其实并非如此。据说有些酒吧的门口写着：“摇滚与重金属不得入内。”来自“朋克迷”的手笔，就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走一群老人。他们厌烦唠唠叨叨、拖泥带水的音乐，怎样最简练就怎么行，要简练到一个极限，以至于完全抽去复杂社会的繁杂之处，成为最纯粹的表达，这是他们的目的。越年轻的人越能接受这种音乐，这确实也跟他们大脑里的简单意识相关。然而，当“花儿乐队”红遍大江南北，将朋克的形式儿童化、歌词娱乐化，真朋克也只能在地下听到了。其实，真朋克的批判，就是高度浓缩之后的一两句话，而恰恰是这一两句话，直白到了“比白话还要白话”的地步。
第五种，越老越回味的精神音乐。
老而弥香，如山水入海，波涛浩淼。我的ｍｐ４里，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旧音乐，那是统统舍不得删的，比如崔健、唐朝、黑豹、超载、瘦人、轮回、指南针、鲍家街、春秋，等等。这都是一批诗意的理想主义者，无论他们的现在有着多么尴尬的处境，但是那些曾经的流金岁月，他们的音乐确实是入血入骨的。若论唱功，丁武、汪峰、吴遥堪称一流；若论歌词的造诣，丁武的唐朝乐队至今无人超越——紧随其后的就是春秋乐队，这个乐队有郭怡广这样的唐朝乐队老将，其风格也酷似唐朝，非常的诗化、哲化、民族化、英雄化。摇滚可以是爆裂、狂热、呐喊、控诉的，也可以是低沉、静雅、赞美、渴望的。同样的道理，任何文化的表达，无论你是处于被埋葬、被镇压的地位，还是处于被高歌、被奉承的地位，可以是直接、直白的，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大音稀声”啊，真正最美妙、最大气、最气象万千的音乐，反而可以抛弃掉许多外在的形式。这样的音乐只要融入了记忆之中，时间越久，其份量就越重，跟窖酒是一个道理。
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非但不满足，有时甚至恨不得我重新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我杨银波来亲自上场，着笔劲书，驾琴而歌，山崩海啸。这么说吧，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人，他有着相当的音乐技术，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源泉，他能够将这些深度的话题，包括历史、当下与未来的重大主题，通过音乐将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无论用什么形式，总之，那绝对是与阅读东海一枭、杨春光、郑贻春、黄翔的诗歌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热血，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沸腾。有一个最被视为“伟大”或者“发神经”的假设就是，音乐可以救国！“你说摇滚会害人民，我说摇滚会救苍生”（摘自夜叉《中国摇滚》）。既然是“救”，那么就跟动手术一样，该切的就狠狠地切，该用猛药的就用猛药，那是大手笔、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大道行的大师级人物，或可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影响功效相当。这种希望有否？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天佑中华”吧。
▓唐朝乐队：入血入骨的感召
▓唐朝乐队：入血入骨的感召
作者：杨银波
写这篇文章，乃是一种极沉重、极热血、极自发的责任，久久不知何以下笔，何以束篇。
已经等待很多年了，始终没有腾出时间来做这件“志事”，总是生活于纷至沓来的公共事务之中。我总感到，这件事不能久拖不绝，对于类似于我这样一个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受到摇滚乐感召的中国青年而言，有必要暂时停下一日，来回顾曾经让我们感动、振奋、狂热、融入血液的非凡力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血脉膨胀的力量。在今天，我决定追忆一个中国摇滚乐的传奇，一个曾经作为精神支撑与启蒙象征的摇滚劲旅——唐朝乐队。唐朝乐队，乃是中国严肃摇滚乐之中最具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摇滚人物。就中国文化本身的延伸与体悟而言，他们的奋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崔健的独立批判，形成于自成一派的深邃、悠远、激情与大气，这是唐朝乐队在中国摇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原因。对于唐朝乐队的疯狂追逐，我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对于他们的消息，我从来都没有忽略过。在那一系列的报道、专著与乐评之中，尽管我也能找出太多形似的感悟，但真正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触，却始终不得舒展。为此，我决定就在今日做一个有力的了断。
唐朝乐队，乃是中国第一支“重金属”风格的摇滚乐队，最初创建于1988年，成员是丁武、张炬、郭怡广（ｋａｉｓｅｒ）、萨保（ｓｚａｂｏ）。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郭怡广、萨保离队回美国，丁武去了新疆，张炬去了大连。从新疆归来，丁武与张炬再次联手，与刘义军、赵年相遇，再续唐朝乐队。1991年12月，四人推出第一张摇滚专辑《唐朝》（台湾滚石魔岩唱片公司出版），如同重磅炸弹，顿时轰动整个摇滚界。1995年5月11日，张炬因车祸去世（年仅23岁），刘义军离队，顾忠、郭怡广加入。1997年，推出《再见·张炬》合辑。1998年12月，推出第二张摇滚专辑《演义》（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出版）。之后，郭怡广再次离队，虞洋、陈磊先后加入。现在的唐朝乐队，总共包括五人：丁武、刘义军、陈磊、顾忠、赵年。自1998年至今，未见第三张专辑推出——据报道：将由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本年年底推出。
唐朝乐队主唱丁武，1962年12月30日生于北京，乃是中国摇滚乐的灵魂人物，史诗般的传奇人士。1982年，未满20岁的丁武就曾参与组建“蝮虫及乐队”；1984年，丁武参与组建“不倒翁”乐队；1987年，丁武参与组建“黑豹”乐队。自1982年至今，丁武的摇滚生涯乃有25年之久。丁武的传奇，只是唐朝乐队传奇的一部分。就任何唐朝乐队成员而言，人人皆是高手：刘义军，1992年被《ｓｐｉｎ》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的吉他手”，出版过《雾中行集》、《再度归来》两张吉它专辑；陈磊，被公认为中国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吉他手之一；顾忠，历经多个乐队，是经验丰富的乐手；赵年，鼓声力量爆发强劲的一流鼓手。此外，已经离世的张炬，曾获全中国跳高比赛第二名，音乐悟性极高，人缘极佳；已经离队的郭怡广和萨保，来自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其中郭怡广主修“中国历史”，有着非凡的音乐理念和演奏技艺；已经离队的虞洋，曾是“铁风筝”乐队核心人物，《中国火Ⅱ》最具爆发力的《这个夏天》就出自此人手笔。至于诗词（或曰歌词）上的创作，仅“协助者”之一，就有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杨军在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能得知的唐朝乐队音乐，总共只有32首：《粉雾》、《梦回唐朝》、《太阳》、《九拍》、《天堂》、《选择》、《飞翔鸟》、《世纪末之梦》、《月梦》、《不要逃避》、《传说》、《国际歌》、《活在你的梦里》、《演义》、《时间》、《异乡客》、《黑色幽默》、《缘生缘灭》、《你的幻境》、《路桥》、《童年》、《送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浪漫骑士》、《酒狂》、《坎下大风歌》、《封禅祭》、《泰山顶上一青松》、《绝望致谎言》、《嚎叫列车》、《快乐的忧愁》。其中，《粉雾》是《太阳》的初样（张炬主唱），《传说》是张炬主唱，《你的幻境》是郭怡广主唱，《春蚕》改编于《月梦》（被收录于《礼物》合辑），《国际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是重新演绎（后两者被收录于《真爱永恒》合辑），《送别》与《演义》是加词后再重新演绎，《童年》是纯音乐，自《浪漫骑士》到《快乐的忧愁》拟定收录于第三张专辑之中。
近20年时间的沧桑变幻与生命感触，唐朝乐队留下仅仅32首音乐，首首经典，几近不可突破的高峰。尤其是第一张专辑《唐朝》，即使是唐朝乐队自身，也难以超越。近20年来，这批摇滚英雄经历了极大的贫困、打击、挣扎、苦痛、理想与思索，数度离散，又数度结合，数度沉积，又数度再生。在对唐朝乐队最具权威的介绍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的乐器残破不堪，鼓具不全，音箱是自己做的，四个人一天有时只有一包方便面，其间的艰难因苦非常人所能想及，但他们从不抱怨环境与命运”，“当年友人留下磨去三分之一的琴颈的吉它，木头圆板包上粗布制成的鼓具发出沉闷声响”，“（刘义军）每天12小时苦练，他练琴不停，又黑又饿以至昏死”。出于极大的勤奋和“苦难造英雄”的磨砺，唐朝乐队之影响力堪称“轰动海内外”，数十万盘磁带脱销一空，被誉为“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为中国摇滚赢得了地位”。1992年，唐朝乐队曾经成为“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1993年，《梦回唐朝》曾获全美ｍｔｖ音乐奖“亚洲最佳ｍｔｖ”提名；1994年，唐朝乐队曾经“令数万香港观众为之疯狂”；1997年，唐朝乐队曾经获“最佳乐队奖”。
对于唐朝乐队，媒体及民间总是充斥着如此的关键词：传奇，坎坷，沧桑，辽远，敏感，刻苦，创意，坚毅，严格，扎实，稳固，艰辛，热情，真挚，高大，挺拔，桀骜，锐利，力量，无畏，侠客，开阔，诗化，追忆，思索，反省，悲鸣，呐喊，嘶吼，渴望，想象，自信，古风，历史，民族，文化、生命，个性，精神……。这是唐朝乐队曾经踏过的足迹：北京首都体育馆，北京颐和广场，北京故宫，北京工人体育馆，武汉洪山体育馆，兰州体育馆，香港红堪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德国“国际音乐节”，德国柏林“中国文化艺术节”，日本福岗“国际文化节”，马来西亚“中国摇滚之夜”，青岛啤酒节，苏州乐园啤酒节，以及深圳、唐山、广州、哈尔滨、新乡、徐州、成都、南宁、太原、汕头、昆明、玉溪、长春、温州、沧州、楚雄、杭州、邯郸、天津、克拉玛依、阆中、武汉、张家口、银川、河南、上海、南昌、湛江、西安……。至于音乐本身，更是传至台湾、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美国。互联网一开放，其传播领域就更为广泛，绝非当年可比。
他们的历程，乃是如此坎坷、悲壮、辛酸，至今仍然受到官方压制和排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光辉灿烂的“大腕待遇”。在经历“张炬事件”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唐朝乐队曾向中国文化部申求“演出许可证”。然而，1997年7月12日，唐朝乐队在“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酒吧演出遭到警察封杀，仅此一例，可窥甚多。据我所知，官方向唐朝乐队发出邀请的次数只有三次，前两次都是来自北京音乐台（1997年12月的“摇滚之夜”和1999年3月的“歌迷联谊会”），后一次来自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日的“银川摩托车旅游节”）。其余演出，皆是来自民间文化节、武术节、音乐节、酒吧、网络等的邀请。我唯一一次在“中央三台”目睹唐朝乐队演唱《梦回唐朝》，那确实也是“唯一一次”的官方电视平台支持。
唐朝乐队的成员，全是中国民间、底层、草根之中的精英人物，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千上万支摇滚乐队那样缺乏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思想境界，可谓血汗、艺术与意志的高度结合。文革以后，举国萧条，国民心灵受挫严重，理想主义与西学东渐猛烈降临，各种不同领域的文化优秀人物在那个诗意的80年代中后期经常集结到一起。唐朝乐队的丁武、张炬、郭怡广、萨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紧密结合同盟，成立了乐队。丁武、张炬的信念和热情，郭怡广、萨保的资讯、世面，恰好推动了“原来你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做得到的事”。这种“事”，指的就是以一流西方技艺融合一流的东方文化，烙下极强的民族烙印和精神特质。丁武的嗓音极其高亢、沉重，非一般胸襟气魄所能演绎，就连模仿也不能达其境界——他们已经深刻地融入了自己的思索、顿悟、感动、悲哀、愤怒，而且借助各方力量，精心磨剑，才有此独创。我曾在网上搜索到一首翻唱《九拍》的音乐，听似入耳，但又明显干涩、浅薄，内在无法释放，心力微弱，实在难与唐朝乐队原作相提并论。
曾经有很多学者、记者、作家，对中国摇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过阐述。我读过不少，比如陆凌涛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郝舫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沉睡的《废墟之花：摇滚，历史，文化》，柳时的《心火宣扬：摇滚和它的文化世界》，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比如黄燎原、王晓峰、颜峻、邱大立、郭发财的专业乐评，比如Jeroen de Kloet（荷兰学者）的摇滚考察报告，还有许多投身高等院校“政治系”的人，对中国摇滚的影响力都做了相当程度的挖掘。其中，最长的达51万字，来自郭发财的《枷锁与奔跑——中国摇滚独立文化生态观察》，书中涉及到极具代表性的诸多中国摇滚人物及乐队：崔健、唐朝、黑豹、何勇、张楚、窦唯、左小诅咒、面孔、青铜器、眼镜蛇、指南针、轮回、超载、灰狼、战斧、苍蝇、沼泽、冥界、鲍家街43号、子曰、夜叉、野孩子、新裤子、达达、美好药店、沙子、冷血动物、舌头、瘦人、木马、布衣、扭曲的机器、挂在盒子上、花儿、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军械所、幸福大街、泵、ａｋ-４７、与非门、ｃｍｃｂ、阿修罗、顶楼的马戏团、功夫、龙门阵、声音与玩具……。其中，对唐朝乐队着墨尤大，谓之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曾经是中国文化的起义者”，“在体制外的在野音乐文艺中，唐朝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
唐朝乐队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是入血入骨的那种感召，有时代打上的深刻烙印和奔腾入海的力量心胸。我第一次接触到《梦回唐朝》与《演义》这两张专辑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当年我16岁。他们那种超越现实、傲岸雄劲的歇斯底里之呼喊、控诉、召唤、追忆，于我而言绝不是“感觉”上的共鸣，简直就是生命、精神与历史、现实的激荡撞击之震撼。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愤怒青年，即使在经历了那么严重的政治灾难、恶劣民情、文化摧毁的中国，即使生存于高尚、理想、深刻却艰辛、磨难、残酷的底层和边缘，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内在表达的最大努力。其解放的内心烈火，不仅仅是含义深刻、华美的歌词本身所能承载的，而是拿命、拿血、拿力“赌”出来的。每一首歌听来，都能让同根同源的我有着无限的浮想连篇，无限的感慨万千。太多太多的体会，太多太多的血汗，在类似于我这样的专制主义叛逆者身上，在那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观察、批判、行动之中，在那一句句铿镪有力又沧桑无限的唱腔背后，是我人生征程走过的整整八年。
今夜，当我将《唐朝》、《演义》的ｃｄ，《摇滚中国乐势力》ｖｃｄ，《中国摇滚香港红堪演唱会》ｖｃｄ，推进我的ｄｖｄ播放机，当我将《粉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等ｍｐ３下载重听，在那一声声的呐喊和召唤之中，我再也止不住强忍的热泪，顺势流了下来。仿佛那已经不再是摇滚音乐，而是这八年以来的所有记忆、所有热血、所有痛苦、所有压抑、所有感伤，一一全然喷发，无一遗漏。我依然叛逆，那是一种与专制势力的彻底绝拒，那是一种与野蛮禁锢的誓死抗衡，那是一种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逐，那是一种对爱和悲悯的实践坚持。这八年来，我始终没有改变这最基本的一切。我非常理解唐朝乐队的超越，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为愤怒而愤怒的另类顽主，更不是凭借肮脏、下贱、毫无德行的一切来表达“不知所谓”的跳蚤。他们，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这些精神，包含着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打破僵固格局的自信，对其影响之下的青年的自信。他们的歌词极其诗化，文采飞扬，旋律流畅悠远，意境十分庞大辽阔，表达极其有力、准确，超乎一般境界。
唐朝乐队让我明白了“民族的，乃是世界的；世界的，亦是民族的”的道理，让我理解了狂傲与反抗之中并不包含虚无、懦弱与自卑。他们的音乐，永远流动着青年的热血、沸腾的呐喊、文化的力量、历史的顿悟。当然，他们并不执意与体制对抗，并不与现存的黑暗、恐怖、虚假、贫穷等一系列不公不正之事为敌。他们甚少象盘古乐队那样“革命”，甚少象夜叉乐队那样“批判”，甚少象左小祖咒那样“艺术”，甚少象周云蓬那样“哀鸣”。他们的良知，并不表现得那样直白、直接、直观、直率、直爽，而是大量隐藏于比现实批判更为宏大的另一种表达之中。他们已经足够谦逊、低调、内敛，在平日里是比中国普通公民都还要友善、忍辱、冷静。他们是中国第一代重金属乐队，是含蓄与大气的象征。而第二代重金属“超载”乐队，则是批判与反抗的象征。“超载”乐队主唱高旗，绝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敏感者，他对于“六四事件”之深度同情，以及对铁血政治的深恶痛绝，全都爆发于其刀锋一般的音乐之中。
一直到大家都不再“做梦”，一直到每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内在，整个摇滚乐的主流开始与诡异浮躁的时代紧密契合，那些愤怒才似已仅仅属于昨天。摇滚乐丧尽了理想主义，各种关注世道人心的真音乐走向了地下与网络。记得我曾收到“反光镜”乐队的一封电子邮件，内有一首为“六四事件”而写的歌，其中只能感觉到刺骨的讽刺，却感受不到沉重的深刻。当我们这个国家最优异的一批文化义士都只能走向“不相信”这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如何重拾自信呢？批判传统，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批判当道，也有人在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根源在何处？我们要如何为后世争取一个新的世道？如何来面对当下的灾难？如果说，任何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刻阅历的人，都已经看得够多、够彻底、够明白，那么请不要用沉默、瓦解、讽喻来回答我。我们需要有人穿越各种文明的领域，带回内在质感的体验——而非形象、观赏或表演——来告诉人们最勇敢的心灵，最勇敢的抉择。最能够征服人的，永远是心灵的撞击，是在那一层层已经满带灰尘、苦难、忍受的心脏外壳之上，深深地捅进一刀，把里面的坏血跟我统统放出来。
唐朝乐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视线实在太宽、太深、太隐、太沉，太能够给你无穷无尽的思索、思辩、思绪。那是能够让你独立思考和沉着奋斗的音乐，那是当你感到现存的一切竟是如此荒谬，似已无破冰之可能时所能感受到的最大之信心与毅力。我怀念这个乐队，怀念以丁武为首的人曾经如此打动着我不断绝望的心。他们让我感觉“精神同在”，让我回到我们这一代所没有激起深思的重大问题之上，让我在一次次遭遇重创之后仍然能够恢复意志，恢复我对于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最内在的热爱。那其实是一种“因恨而爱”的爱，是绝望后再生希望的希望，是一次次跌倒后爬起来的挺立，是不可能屈服于黑暗、压制、排挤、威胁之后的无畏与洒脱。因为，我不是“不相信”，而是绝对的“相信”，我相信这样的世纪、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苦难，总能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奋力，找到希望，找到出口，而我们也正在这么做，且是做定了！这种体会，在一般的摇滚乐中是听不出来的，只有在唐朝乐队的音乐里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
我之期待的今后中国的摇滚乐，是凭借于一群极有思想远见的大家之手。而现在可以目击到的一流诗词，就来自黄翔、杨春光、余樟法（东海一枭）。尤其是余樟法的部分“类似歌词”的大气沉痛之作，已经遥问历史、追问当道、俯视人间、跪哭苍天，此等大作，完全可以引为摇滚佳作，盛传于世。至今，我都不明白唐朝乐队的歌词具体出自何人之手（据传主要是丁武之功），但从歌词的力量、厚重和沧桑来看，绝对是一群对历史、文化、现实持有超越深究之态的青年所为，绝非凡人。我提名唐朝乐队获“中国自由文化奖”之“诗歌奖”，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诗与歌’的结合，倡导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传奇摇滚人物”。这个时代不能没有理想，犹如绝望的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样，而能够注入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就必须首先拥有一流的技艺、一流的境界、一流的胸襟。无论官方如何封杀、同行如何诋毁、人们何等虚无，到最后都不能免除自己最核心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来自内心最真实、最深刻、最高超的表达。这是文化，是解放内在和重塑自信的文化，可以铺设到极辽远的领空，可以辐射到极长久的后世。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唐朝乐队，感受那种无法以笔墨来形容的精神。
◆《粉雾》，朦胧的隐藏力量的象征之作，是大气作品产生的前兆，是略感空洞与过于漂浮的呐喊。
◆《梦回唐朝》，“中国摇滚圣经”级作品，气势恢弘，辽阔深远，厚重沉实。“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宣扬念白，可谓登峰造极的神来之笔。
◆《太阳》，完美的音乐，完美的摇滚，来自戈壁苍穹、苍天红日的神奇顿悟，对终级问题不懈的思索。大无畏的灵魂解放，内在力量的充盈飞溅，表达“太阳，我在这里”的自强与自信，是一个人永生永世不能离弃的勇气。从《粉雾》到《太阳》，是一种质的飞跃。
◆《九拍》，一首“疯狂之诗”，是诗之“力”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天马行空，肆意无忌。彻底的绝望、厌倦、憎恨，蔑视懦弱、黑暗与自绝。倡扬飞奔的精神，寻求未来之生机，是一次勇敢的灵与肉的对话。
◆《天堂》，流行摇滚乐，罕见地表达沧桑之爱，表达对解脱的渴望。对世俗的一切看得极其自嘲、淡泊，有超越尘世之念。
◆《选择》，红堪演唱会曲目。带着时代的伤感特色和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表达边缘状态之人对于“存在”与“真实”的渴望。同样超越于世俗的排斥，不甘就此屈服地躲于角落，不甘苟延残喘地沉默。有着善良、真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无奈。
◆《飞翔鸟》，红堪演唱会曲目，最具想象力和延伸度的作品。潇洒自在之气无可匹敌，跨越历史沧桑与血泊中华，飞耀着锐利的感触与广阔的胸襟。“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感受到海洋的飘荡，冲破了云和脑体心脏”，这是俯视人间历史风云的高度。
◆《世纪末之梦》，完全可以理解为向专制、邪恶、丑陋、荒谬的最狠、最猛、最准的意向批判。残忍而暴力的一切，全在极度的憎恨之中。
◆《月梦》，沿袭大唐诗风，精致典雅，古诗词造诣颇高。表达思念、追怀、呼唤，乃凄美、深邃、悲痛之笔，低回、凄婉而不失力量。技术朴实无华，情愫深邃，意境深沉，十分动人。
◆《不要逃避》，呼唤真实，呼唤自由，呼唤感应，拒绝谎言，拒绝窒息，拒绝逃避，是一种正视现实与历史的强调。
◆《传说》，愤激，英武，大气。冲天一啸，淋漓飒爽，轰然嘶叫。可以理解为反战、反侵略，也可以理解为反独裁，更可以理解为民族自强之呐喊嚎叫。
◆《国际歌》，红堪演唱会主题曲。绝非宣传共产主义，反倒颇似“六四情结”的呼喊，是渴望挣脱束缚、解放自由的真实情绪。
◆《演义》，罗贯中基础之上的厚重之作，完全打破杨洪基式的“国家脸孔”、“国家唱腔”。全曲英气逼人，豪侠义胆不可阻挡。
◆《时间》，人生的感悟，成熟的内敛。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真实的心灵。表达对梦的向往，对人生境遇的感激。
◆《异乡客》，渐进地表达多个人生阶段之感悟。从孤独、顿悟、失落、悲哀，到来去自由的淡然与随意，再到寻找自己的归属、未来，寻找爱。唐朝乐队已经渐渐地放下沉重的枷锁，寻求“回家”。
◆《黑色幽默》，又一首“疯狂之诗”，直视逼问人的脆弱、软弱、虚假、恐惑、冷漠，讽刺人之劣根。这是对于人性的哲学之逼，逼得非常极端。
◆《缘生缘灭》，向上攀登寻找神的一首歌，有许多佛学的感悟。词藻华丽，柔中带刚，冷中带热。“我希望你明白这一切，看到空中的佛”，是对世人的悲悯与劝导。
◆《你的幻境》，英文原创（《ｙｏｕｒ ｖｉｓｉｏｎ》），怀念张炬之作。就象已经变老的知交、兄弟，来到张炬的墓碑前缅怀当初，告之消息，期待知交、兄弟得以欣慰一笑。张炬啊，一段沉痛惋惜的历史，一想就痛得抓狂。
◆《路桥》，纯属精神寓言。“看到内心燃烧的火”，“天命不会征服你”，都是对“坚强”和“继续”的呐喊，是灵魂不灭的认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路走来，永远如此。
◆《童年》，淋漓尽致地表达抛弃人声之后的纯音乐技术，同时在高超技术的背后又富含真切的友谊、天真的纯粹。一气呵成，功夫极其了得。
◆《送别》，李叔同基础之上的深情之作。对于古人友情的追崇，对于今生情意的留恋，丁武的“北方汉子”的沧桑之声，特别触动世道人情，乃中国式传统抒情之一绝。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融合了很多摇滚人物的心血所在，是一首集体重新演绎的经典，缠绵哀怨，感而不伤，以神御之，无往不利。这首歌是中国摇滚乐历程的写照，“它是用那青春的热血来浇灌”，确也如此。
◆《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于曾经受到过吴莺音、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唐朝乐队对于那个年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蔡琴悠远、深沉的翻唱不同之处在于，唐朝乐队的重新演绎更注重于那个年代的忧思、苦闷，唤起更为真实的国人情愫。
其余音乐，只能做些简短介绍。《活在你的梦里》，是唐朝乐队失去张炬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表达无法消除的痛惜之情。《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是纪念张炬去世十周年的压轴之作。2004年7月，唐朝乐队录制《浪漫骑士》，是为了怀念他们一一去世的父辈而作，两代人的梦想，两种英雄的浪漫。《酒狂》是丁武在学习古琴时意外收获的900年前的古韵，后来经过重新编曲和填词创作而成的，表达对生活的无奈和各种复杂情感。《泰山顶上一青松》，极具激昂性，曾在“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演唱会”上表演。《绝望致谎言》是一首比较情绪化、重金属风格的作品。所有新音乐的具体风格和价值，要等到第三张摇滚专辑面世才能有所细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乐队确实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浓重的艺术修养，不会差到哪里去。其音乐越磨越久，也就越磨越内化，越磨越诗化，不再是锋芒毕露，而是越来越进入哲学的、信仰的、感悟的一类，越来越超脱，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坦然。
1991年的《梦回唐朝》，可以立即让人理解和震撼，全世界都能听懂那种压抑已久之后猛烈爆发的力量。而1998年的《演义》，要隔一、两年才能理解，因为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信仰道德、受众范围一概巨变，而摇滚人的思想也走向了更为内在的“点”上，是对内的深切、深割、深剖。这次的新专辑，估计又要隔三、五年才能够理解得透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愤世疾俗，已经是他们骨子里消化完全的东西，在他们这个心路历程上，这些已经不是主要的表达意向。这就象一个作家的历程，先用最简单的诗，后用小说，再用散文与杂文，再到政论，甚至写政纲，乃至起草政治宣言。时日一久，时代一易，潮流一动，思维一闪，作家又要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甚至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说和诗之中，最终走向创立自己的信仰系统——其实也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凝练之笔，几百字、上千字就说完了，就象老子写《道德经》一般。
作者：杨银波
写这篇文章，乃是一种极沉重、极热血、极自发的责任，久久不知何以下笔，何以束篇。
已经等待很多年了，始终没有腾出时间来做这件“志事”，总是生活于纷至沓来的公共事务之中。我总感到，这件事不能久拖不绝，对于类似于我这样一个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受到摇滚乐感召的中国青年而言，有必要暂时停下一日，来回顾曾经让我们感动、振奋、狂热、融入血液的非凡力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血脉膨胀的力量。在今天，我决定追忆一个中国摇滚乐的传奇，一个曾经作为精神支撑与启蒙象征的摇滚劲旅——唐朝乐队。唐朝乐队，乃是中国严肃摇滚乐之中最具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摇滚人物。就中国文化本身的延伸与体悟而言，他们的奋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崔健的独立批判，形成于自成一派的深邃、悠远、激情与大气，这是唐朝乐队在中国摇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原因。对于唐朝乐队的疯狂追逐，我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对于他们的消息，我从来都没有忽略过。在那一系列的报道、专著与乐评之中，尽管我也能找出太多形似的感悟，但真正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触，却始终不得舒展。为此，我决定就在今日做一个有力的了断。
唐朝乐队，乃是中国第一支“重金属”风格的摇滚乐队，最初创建于1988年，成员是丁武、张炬、郭怡广（ｋａｉｓｅｒ）、萨保（ｓｚａｂｏ）。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郭怡广、萨保离队回美国，丁武去了新疆，张炬去了大连。从新疆归来，丁武与张炬再次联手，与刘义军、赵年相遇，再续唐朝乐队。1991年12月，四人推出第一张摇滚专辑《唐朝》（台湾滚石魔岩唱片公司出版），如同重磅炸弹，顿时轰动整个摇滚界。1995年5月11日，张炬因车祸去世（年仅23岁），刘义军离队，顾忠、郭怡广加入。1997年，推出《再见·张炬》合辑。1998年12月，推出第二张摇滚专辑《演义》（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出版）。之后，郭怡广再次离队，虞洋、陈磊先后加入。现在的唐朝乐队，总共包括五人：丁武、刘义军、陈磊、顾忠、赵年。自1998年至今，未见第三张专辑推出——据报道：将由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本年年底推出。
唐朝乐队主唱丁武，1962年12月30日生于北京，乃是中国摇滚乐的灵魂人物，史诗般的传奇人士。1982年，未满20岁的丁武就曾参与组建“蝮虫及乐队”；1984年，丁武参与组建“不倒翁”乐队；1987年，丁武参与组建“黑豹”乐队。自1982年至今，丁武的摇滚生涯乃有25年之久。丁武的传奇，只是唐朝乐队传奇的一部分。就任何唐朝乐队成员而言，人人皆是高手：刘义军，1992年被《ｓｐｉｎ》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的吉他手”，出版过《雾中行集》、《再度归来》两张吉它专辑；陈磊，被公认为中国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吉他手之一；顾忠，历经多个乐队，是经验丰富的乐手；赵年，鼓声力量爆发强劲的一流鼓手。此外，已经离世的张炬，曾获全中国跳高比赛第二名，音乐悟性极高，人缘极佳；已经离队的郭怡广和萨保，来自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其中郭怡广主修“中国历史”，有着非凡的音乐理念和演奏技艺；已经离队的虞洋，曾是“铁风筝”乐队核心人物，《中国火Ⅱ》最具爆发力的《这个夏天》就出自此人手笔。至于诗词（或曰歌词）上的创作，仅“协助者”之一，就有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杨军在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能得知的唐朝乐队音乐，总共只有32首：《粉雾》、《梦回唐朝》、《太阳》、《九拍》、《天堂》、《选择》、《飞翔鸟》、《世纪末之梦》、《月梦》、《不要逃避》、《传说》、《国际歌》、《活在你的梦里》、《演义》、《时间》、《异乡客》、《黑色幽默》、《缘生缘灭》、《你的幻境》、《路桥》、《童年》、《送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浪漫骑士》、《酒狂》、《坎下大风歌》、《封禅祭》、《泰山顶上一青松》、《绝望致谎言》、《嚎叫列车》、《快乐的忧愁》。其中，《粉雾》是《太阳》的初样（张炬主唱），《传说》是张炬主唱，《你的幻境》是郭怡广主唱，《春蚕》改编于《月梦》（被收录于《礼物》合辑），《国际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是重新演绎（后两者被收录于《真爱永恒》合辑），《送别》与《演义》是加词后再重新演绎，《童年》是纯音乐，自《浪漫骑士》到《快乐的忧愁》拟定收录于第三张专辑之中。
近20年时间的沧桑变幻与生命感触，唐朝乐队留下仅仅32首音乐，首首经典，几近不可突破的高峰。尤其是第一张专辑《唐朝》，即使是唐朝乐队自身，也难以超越。近20年来，这批摇滚英雄经历了极大的贫困、打击、挣扎、苦痛、理想与思索，数度离散，又数度结合，数度沉积，又数度再生。在对唐朝乐队最具权威的介绍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的乐器残破不堪，鼓具不全，音箱是自己做的，四个人一天有时只有一包方便面，其间的艰难因苦非常人所能想及，但他们从不抱怨环境与命运”，“当年友人留下磨去三分之一的琴颈的吉它，木头圆板包上粗布制成的鼓具发出沉闷声响”，“（刘义军）每天12小时苦练，他练琴不停，又黑又饿以至昏死”。出于极大的勤奋和“苦难造英雄”的磨砺，唐朝乐队之影响力堪称“轰动海内外”，数十万盘磁带脱销一空，被誉为“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为中国摇滚赢得了地位”。1992年，唐朝乐队曾经成为“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1993年，《梦回唐朝》曾获全美ｍｔｖ音乐奖“亚洲最佳ｍｔｖ”提名；1994年，唐朝乐队曾经“令数万香港观众为之疯狂”；1997年，唐朝乐队曾经获“最佳乐队奖”。
对于唐朝乐队，媒体及民间总是充斥着如此的关键词：传奇，坎坷，沧桑，辽远，敏感，刻苦，创意，坚毅，严格，扎实，稳固，艰辛，热情，真挚，高大，挺拔，桀骜，锐利，力量，无畏，侠客，开阔，诗化，追忆，思索，反省，悲鸣，呐喊，嘶吼，渴望，想象，自信，古风，历史，民族，文化、生命，个性，精神……。这是唐朝乐队曾经踏过的足迹：北京首都体育馆，北京颐和广场，北京故宫，北京工人体育馆，武汉洪山体育馆，兰州体育馆，香港红堪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德国“国际音乐节”，德国柏林“中国文化艺术节”，日本福岗“国际文化节”，马来西亚“中国摇滚之夜”，青岛啤酒节，苏州乐园啤酒节，以及深圳、唐山、广州、哈尔滨、新乡、徐州、成都、南宁、太原、汕头、昆明、玉溪、长春、温州、沧州、楚雄、杭州、邯郸、天津、克拉玛依、阆中、武汉、张家口、银川、河南、上海、南昌、湛江、西安……。至于音乐本身，更是传至台湾、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美国。互联网一开放，其传播领域就更为广泛，绝非当年可比。
他们的历程，乃是如此坎坷、悲壮、辛酸，至今仍然受到官方压制和排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光辉灿烂的“大腕待遇”。在经历“张炬事件”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唐朝乐队曾向中国文化部申求“演出许可证”。然而，1997年7月12日，唐朝乐队在“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酒吧演出遭到警察封杀，仅此一例，可窥甚多。据我所知，官方向唐朝乐队发出邀请的次数只有三次，前两次都是来自北京音乐台（1997年12月的“摇滚之夜”和1999年3月的“歌迷联谊会”），后一次来自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日的“银川摩托车旅游节”）。其余演出，皆是来自民间文化节、武术节、音乐节、酒吧、网络等的邀请。我唯一一次在“中央三台”目睹唐朝乐队演唱《梦回唐朝》，那确实也是“唯一一次”的官方电视平台支持。
唐朝乐队的成员，全是中国民间、底层、草根之中的精英人物，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千上万支摇滚乐队那样缺乏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思想境界，可谓血汗、艺术与意志的高度结合。文革以后，举国萧条，国民心灵受挫严重，理想主义与西学东渐猛烈降临，各种不同领域的文化优秀人物在那个诗意的80年代中后期经常集结到一起。唐朝乐队的丁武、张炬、郭怡广、萨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紧密结合同盟，成立了乐队。丁武、张炬的信念和热情，郭怡广、萨保的资讯、世面，恰好推动了“原来你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做得到的事”。这种“事”，指的就是以一流西方技艺融合一流的东方文化，烙下极强的民族烙印和精神特质。丁武的嗓音极其高亢、沉重，非一般胸襟气魄所能演绎，就连模仿也不能达其境界——他们已经深刻地融入了自己的思索、顿悟、感动、悲哀、愤怒，而且借助各方力量，精心磨剑，才有此独创。我曾在网上搜索到一首翻唱《九拍》的音乐，听似入耳，但又明显干涩、浅薄，内在无法释放，心力微弱，实在难与唐朝乐队原作相提并论。
曾经有很多学者、记者、作家，对中国摇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过阐述。我读过不少，比如陆凌涛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郝舫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沉睡的《废墟之花：摇滚，历史，文化》，柳时的《心火宣扬：摇滚和它的文化世界》，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比如黄燎原、王晓峰、颜峻、邱大立、郭发财的专业乐评，比如Jeroen de Kloet（荷兰学者）的摇滚考察报告，还有许多投身高等院校“政治系”的人，对中国摇滚的影响力都做了相当程度的挖掘。其中，最长的达51万字，来自郭发财的《枷锁与奔跑——中国摇滚独立文化生态观察》，书中涉及到极具代表性的诸多中国摇滚人物及乐队：崔健、唐朝、黑豹、何勇、张楚、窦唯、左小诅咒、面孔、青铜器、眼镜蛇、指南针、轮回、超载、灰狼、战斧、苍蝇、沼泽、冥界、鲍家街43号、子曰、夜叉、野孩子、新裤子、达达、美好药店、沙子、冷血动物、舌头、瘦人、木马、布衣、扭曲的机器、挂在盒子上、花儿、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军械所、幸福大街、泵、ａｋ-４７、与非门、ｃｍｃｂ、阿修罗、顶楼的马戏团、功夫、龙门阵、声音与玩具……。其中，对唐朝乐队着墨尤大，谓之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曾经是中国文化的起义者”，“在体制外的在野音乐文艺中，唐朝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
唐朝乐队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是入血入骨的那种感召，有时代打上的深刻烙印和奔腾入海的力量心胸。我第一次接触到《梦回唐朝》与《演义》这两张专辑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当年我16岁。他们那种超越现实、傲岸雄劲的歇斯底里之呼喊、控诉、召唤、追忆，于我而言绝不是“感觉”上的共鸣，简直就是生命、精神与历史、现实的激荡撞击之震撼。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愤怒青年，即使在经历了那么严重的政治灾难、恶劣民情、文化摧毁的中国，即使生存于高尚、理想、深刻却艰辛、磨难、残酷的底层和边缘，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内在表达的最大努力。其解放的内心烈火，不仅仅是含义深刻、华美的歌词本身所能承载的，而是拿命、拿血、拿力“赌”出来的。每一首歌听来，都能让同根同源的我有着无限的浮想连篇，无限的感慨万千。太多太多的体会，太多太多的血汗，在类似于我这样的专制主义叛逆者身上，在那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观察、批判、行动之中，在那一句句铿镪有力又沧桑无限的唱腔背后，是我人生征程走过的整整八年。
今夜，当我将《唐朝》、《演义》的ｃｄ，《摇滚中国乐势力》ｖｃｄ，《中国摇滚香港红堪演唱会》ｖｃｄ，推进我的ｄｖｄ播放机，当我将《粉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等ｍｐ３下载重听，在那一声声的呐喊和召唤之中，我再也止不住强忍的热泪，顺势流了下来。仿佛那已经不再是摇滚音乐，而是这八年以来的所有记忆、所有热血、所有痛苦、所有压抑、所有感伤，一一全然喷发，无一遗漏。我依然叛逆，那是一种与专制势力的彻底绝拒，那是一种与野蛮禁锢的誓死抗衡，那是一种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逐，那是一种对爱和悲悯的实践坚持。这八年来，我始终没有改变这最基本的一切。我非常理解唐朝乐队的超越，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为愤怒而愤怒的另类顽主，更不是凭借肮脏、下贱、毫无德行的一切来表达“不知所谓”的跳蚤。他们，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这些精神，包含着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打破僵固格局的自信，对其影响之下的青年的自信。他们的歌词极其诗化，文采飞扬，旋律流畅悠远，意境十分庞大辽阔，表达极其有力、准确，超乎一般境界。
唐朝乐队让我明白了“民族的，乃是世界的；世界的，亦是民族的”的道理，让我理解了狂傲与反抗之中并不包含虚无、懦弱与自卑。他们的音乐，永远流动着青年的热血、沸腾的呐喊、文化的力量、历史的顿悟。当然，他们并不执意与体制对抗，并不与现存的黑暗、恐怖、虚假、贫穷等一系列不公不正之事为敌。他们甚少象盘古乐队那样“革命”，甚少象夜叉乐队那样“批判”，甚少象左小祖咒那样“艺术”，甚少象周云蓬那样“哀鸣”。他们的良知，并不表现得那样直白、直接、直观、直率、直爽，而是大量隐藏于比现实批判更为宏大的另一种表达之中。他们已经足够谦逊、低调、内敛，在平日里是比中国普通公民都还要友善、忍辱、冷静。他们是中国第一代重金属乐队，是含蓄与大气的象征。而第二代重金属“超载”乐队，则是批判与反抗的象征。“超载”乐队主唱高旗，绝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敏感者，他对于“六四事件”之深度同情，以及对铁血政治的深恶痛绝，全都爆发于其刀锋一般的音乐之中。
一直到大家都不再“做梦”，一直到每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内在，整个摇滚乐的主流开始与诡异浮躁的时代紧密契合，那些愤怒才似已仅仅属于昨天。摇滚乐丧尽了理想主义，各种关注世道人心的真音乐走向了地下与网络。记得我曾收到“反光镜”乐队的一封电子邮件，内有一首为“六四事件”而写的歌，其中只能感觉到刺骨的讽刺，却感受不到沉重的深刻。当我们这个国家最优异的一批文化义士都只能走向“不相信”这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如何重拾自信呢？批判传统，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批判当道，也有人在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根源在何处？我们要如何为后世争取一个新的世道？如何来面对当下的灾难？如果说，任何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刻阅历的人，都已经看得够多、够彻底、够明白，那么请不要用沉默、瓦解、讽喻来回答我。我们需要有人穿越各种文明的领域，带回内在质感的体验——而非形象、观赏或表演——来告诉人们最勇敢的心灵，最勇敢的抉择。最能够征服人的，永远是心灵的撞击，是在那一层层已经满带灰尘、苦难、忍受的心脏外壳之上，深深地捅进一刀，把里面的坏血跟我统统放出来。
唐朝乐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视线实在太宽、太深、太隐、太沉，太能够给你无穷无尽的思索、思辩、思绪。那是能够让你独立思考和沉着奋斗的音乐，那是当你感到现存的一切竟是如此荒谬，似已无破冰之可能时所能感受到的最大之信心与毅力。我怀念这个乐队，怀念以丁武为首的人曾经如此打动着我不断绝望的心。他们让我感觉“精神同在”，让我回到我们这一代所没有激起深思的重大问题之上，让我在一次次遭遇重创之后仍然能够恢复意志，恢复我对于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最内在的热爱。那其实是一种“因恨而爱”的爱，是绝望后再生希望的希望，是一次次跌倒后爬起来的挺立，是不可能屈服于黑暗、压制、排挤、威胁之后的无畏与洒脱。因为，我不是“不相信”，而是绝对的“相信”，我相信这样的世纪、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苦难，总能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奋力，找到希望，找到出口，而我们也正在这么做，且是做定了！这种体会，在一般的摇滚乐中是听不出来的，只有在唐朝乐队的音乐里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
我之期待的今后中国的摇滚乐，是凭借于一群极有思想远见的大家之手。而现在可以目击到的一流诗词，就来自黄翔、杨春光、余樟法（东海一枭）。尤其是余樟法的部分“类似歌词”的大气沉痛之作，已经遥问历史、追问当道、俯视人间、跪哭苍天，此等大作，完全可以引为摇滚佳作，盛传于世。至今，我都不明白唐朝乐队的歌词具体出自何人之手（据传主要是丁武之功），但从歌词的力量、厚重和沧桑来看，绝对是一群对历史、文化、现实持有超越深究之态的青年所为，绝非凡人。我提名唐朝乐队获“中国自由文化奖”之“诗歌奖”，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诗与歌’的结合，倡导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传奇摇滚人物”。这个时代不能没有理想，犹如绝望的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样，而能够注入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就必须首先拥有一流的技艺、一流的境界、一流的胸襟。无论官方如何封杀、同行如何诋毁、人们何等虚无，到最后都不能免除自己最核心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来自内心最真实、最深刻、最高超的表达。这是文化，是解放内在和重塑自信的文化，可以铺设到极辽远的领空，可以辐射到极长久的后世。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唐朝乐队，感受那种无法以笔墨来形容的精神。
◆《粉雾》，朦胧的隐藏力量的象征之作，是大气作品产生的前兆，是略感空洞与过于漂浮的呐喊。
◆《梦回唐朝》，“中国摇滚圣经”级作品，气势恢弘，辽阔深远，厚重沉实。“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宣扬念白，可谓登峰造极的神来之笔。
◆《太阳》，完美的音乐，完美的摇滚，来自戈壁苍穹、苍天红日的神奇顿悟，对终级问题不懈的思索。大无畏的灵魂解放，内在力量的充盈飞溅，表达“太阳，我在这里”的自强与自信，是一个人永生永世不能离弃的勇气。从《粉雾》到《太阳》，是一种质的飞跃。
◆《九拍》，一首“疯狂之诗”，是诗之“力”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天马行空，肆意无忌。彻底的绝望、厌倦、憎恨，蔑视懦弱、黑暗与自绝。倡扬飞奔的精神，寻求未来之生机，是一次勇敢的灵与肉的对话。
◆《天堂》，流行摇滚乐，罕见地表达沧桑之爱，表达对解脱的渴望。对世俗的一切看得极其自嘲、淡泊，有超越尘世之念。
◆《选择》，红堪演唱会曲目。带着时代的伤感特色和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表达边缘状态之人对于“存在”与“真实”的渴望。同样超越于世俗的排斥，不甘就此屈服地躲于角落，不甘苟延残喘地沉默。有着善良、真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无奈。
◆《飞翔鸟》，红堪演唱会曲目，最具想象力和延伸度的作品。潇洒自在之气无可匹敌，跨越历史沧桑与血泊中华，飞耀着锐利的感触与广阔的胸襟。“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感受到海洋的飘荡，冲破了云和脑体心脏”，这是俯视人间历史风云的高度。
◆《世纪末之梦》，完全可以理解为向专制、邪恶、丑陋、荒谬的最狠、最猛、最准的意向批判。残忍而暴力的一切，全在极度的憎恨之中。
◆《月梦》，沿袭大唐诗风，精致典雅，古诗词造诣颇高。表达思念、追怀、呼唤，乃凄美、深邃、悲痛之笔，低回、凄婉而不失力量。技术朴实无华，情愫深邃，意境深沉，十分动人。
◆《不要逃避》，呼唤真实，呼唤自由，呼唤感应，拒绝谎言，拒绝窒息，拒绝逃避，是一种正视现实与历史的强调。
◆《传说》，愤激，英武，大气。冲天一啸，淋漓飒爽，轰然嘶叫。可以理解为反战、反侵略，也可以理解为反独裁，更可以理解为民族自强之呐喊嚎叫。
◆《国际歌》，红堪演唱会主题曲。绝非宣传共产主义，反倒颇似“六四情结”的呼喊，是渴望挣脱束缚、解放自由的真实情绪。
◆《演义》，罗贯中基础之上的厚重之作，完全打破杨洪基式的“国家脸孔”、“国家唱腔”。全曲英气逼人，豪侠义胆不可阻挡。
◆《时间》，人生的感悟，成熟的内敛。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真实的心灵。表达对梦的向往，对人生境遇的感激。
◆《异乡客》，渐进地表达多个人生阶段之感悟。从孤独、顿悟、失落、悲哀，到来去自由的淡然与随意，再到寻找自己的归属、未来，寻找爱。唐朝乐队已经渐渐地放下沉重的枷锁，寻求“回家”。
◆《黑色幽默》，又一首“疯狂之诗”，直视逼问人的脆弱、软弱、虚假、恐惑、冷漠，讽刺人之劣根。这是对于人性的哲学之逼，逼得非常极端。
◆《缘生缘灭》，向上攀登寻找神的一首歌，有许多佛学的感悟。词藻华丽，柔中带刚，冷中带热。“我希望你明白这一切，看到空中的佛”，是对世人的悲悯与劝导。
◆《你的幻境》，英文原创（《ｙｏｕｒ ｖｉｓｉｏｎ》），怀念张炬之作。就象已经变老的知交、兄弟，来到张炬的墓碑前缅怀当初，告之消息，期待知交、兄弟得以欣慰一笑。张炬啊，一段沉痛惋惜的历史，一想就痛得抓狂。
◆《路桥》，纯属精神寓言。“看到内心燃烧的火”，“天命不会征服你”，都是对“坚强”和“继续”的呐喊，是灵魂不灭的认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路走来，永远如此。
◆《童年》，淋漓尽致地表达抛弃人声之后的纯音乐技术，同时在高超技术的背后又富含真切的友谊、天真的纯粹。一气呵成，功夫极其了得。
◆《送别》，李叔同基础之上的深情之作。对于古人友情的追崇，对于今生情意的留恋，丁武的“北方汉子”的沧桑之声，特别触动世道人情，乃中国式传统抒情之一绝。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融合了很多摇滚人物的心血所在，是一首集体重新演绎的经典，缠绵哀怨，感而不伤，以神御之，无往不利。这首歌是中国摇滚乐历程的写照，“它是用那青春的热血来浇灌”，确也如此。
◆《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于曾经受到过吴莺音、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唐朝乐队对于那个年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蔡琴悠远、深沉的翻唱不同之处在于，唐朝乐队的重新演绎更注重于那个年代的忧思、苦闷，唤起更为真实的国人情愫。
其余音乐，只能做些简短介绍。《活在你的梦里》，是唐朝乐队失去张炬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表达无法消除的痛惜之情。《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是纪念张炬去世十周年的压轴之作。2004年7月，唐朝乐队录制《浪漫骑士》，是为了怀念他们一一去世的父辈而作，两代人的梦想，两种英雄的浪漫。《酒狂》是丁武在学习古琴时意外收获的900年前的古韵，后来经过重新编曲和填词创作而成的，表达对生活的无奈和各种复杂情感。《泰山顶上一青松》，极具激昂性，曾在“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演唱会”上表演。《绝望致谎言》是一首比较情绪化、重金属风格的作品。所有新音乐的具体风格和价值，要等到第三张摇滚专辑面世才能有所细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乐队确实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浓重的艺术修养，不会差到哪里去。其音乐越磨越久，也就越磨越内化，越磨越诗化，不再是锋芒毕露，而是越来越进入哲学的、信仰的、感悟的一类，越来越超脱，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坦然。
1991年的《梦回唐朝》，可以立即让人理解和震撼，全世界都能听懂那种压抑已久之后猛烈爆发的力量。而1998年的《演义》，要隔一、两年才能理解，因为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信仰道德、受众范围一概巨变，而摇滚人的思想也走向了更为内在的“点”上，是对内的深切、深割、深剖。这次的新专辑，估计又要隔三、五年才能够理解得透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愤世疾俗，已经是他们骨子里消化完全的东西，在他们这个心路历程上，这些已经不是主要的表达意向。这就象一个作家的历程，先用最简单的诗，后用小说，再用散文与杂文，再到政论，甚至写政纲，乃至起草政治宣言。时日一久，时代一易，潮流一动，思维一闪，作家又要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甚至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说和诗之中，最终走向创立自己的信仰系统——其实也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凝练之笔，几百字、上千字就说完了，就象老子写《道德经》一般。
▓唐朝乐队：入血入骨的感召
▓唐朝乐队：入血入骨的感召
作者：杨银波
写这篇文章，乃是一种极沉重、极热血、极自发的责任，久久不知何以下笔，何以束篇。
已经等待很多年了，始终没有腾出时间来做这件“志事”，总是生活于纷至沓来的公共事务之中。我总感到，这件事不能久拖不绝，对于类似于我这样一个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受到摇滚乐感召的中国青年而言，有必要暂时停下一日，来回顾曾经让我们感动、振奋、狂热、融入血液的非凡力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血脉膨胀的力量。在今天，我决定追忆一个中国摇滚乐的传奇，一个曾经作为精神支撑与启蒙象征的摇滚劲旅——唐朝乐队。唐朝乐队，乃是中国严肃摇滚乐之中最具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摇滚人物。就中国文化本身的延伸与体悟而言，他们的奋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崔健的独立批判，形成于自成一派的深邃、悠远、激情与大气，这是唐朝乐队在中国摇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原因。对于唐朝乐队的疯狂追逐，我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对于他们的消息，我从来都没有忽略过。在那一系列的报道、专著与乐评之中，尽管我也能找出太多形似的感悟，但真正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触，却始终不得舒展。为此，我决定就在今日做一个有力的了断。
唐朝乐队，乃是中国第一支“重金属”风格的摇滚乐队，最初创建于1988年，成员是丁武、张炬、郭怡广（ｋａｉｓｅｒ）、萨保（ｓｚａｂｏ）。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郭怡广、萨保离队回美国，丁武去了新疆，张炬去了大连。从新疆归来，丁武与张炬再次联手，与刘义军、赵年相遇，再续唐朝乐队。1991年12月，四人推出第一张摇滚专辑《唐朝》（台湾滚石魔岩唱片公司出版），如同重磅炸弹，顿时轰动整个摇滚界。1995年5月11日，张炬因车祸去世（年仅23岁），刘义军离队，顾忠、郭怡广加入。1997年，推出《再见·张炬》合辑。1998年12月，推出第二张摇滚专辑《演义》（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出版）。之后，郭怡广再次离队，虞洋、陈磊先后加入。现在的唐朝乐队，总共包括五人：丁武、刘义军、陈磊、顾忠、赵年。自1998年至今，未见第三张专辑推出——据报道：将由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本年年底推出。
唐朝乐队主唱丁武，1962年12月30日生于北京，乃是中国摇滚乐的灵魂人物，史诗般的传奇人士。1982年，未满20岁的丁武就曾参与组建“蝮虫及乐队”；1984年，丁武参与组建“不倒翁”乐队；1987年，丁武参与组建“黑豹”乐队。自1982年至今，丁武的摇滚生涯乃有25年之久。丁武的传奇，只是唐朝乐队传奇的一部分。就任何唐朝乐队成员而言，人人皆是高手：刘义军，1992年被《ｓｐｉｎ》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的吉他手”，出版过《雾中行集》、《再度归来》两张吉它专辑；陈磊，被公认为中国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吉他手之一；顾忠，历经多个乐队，是经验丰富的乐手；赵年，鼓声力量爆发强劲的一流鼓手。此外，已经离世的张炬，曾获全中国跳高比赛第二名，音乐悟性极高，人缘极佳；已经离队的郭怡广和萨保，来自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其中郭怡广主修“中国历史”，有着非凡的音乐理念和演奏技艺；已经离队的虞洋，曾是“铁风筝”乐队核心人物，《中国火Ⅱ》最具爆发力的《这个夏天》就出自此人手笔。至于诗词（或曰歌词）上的创作，仅“协助者”之一，就有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杨军在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能得知的唐朝乐队音乐，总共只有32首：《粉雾》、《梦回唐朝》、《太阳》、《九拍》、《天堂》、《选择》、《飞翔鸟》、《世纪末之梦》、《月梦》、《不要逃避》、《传说》、《国际歌》、《活在你的梦里》、《演义》、《时间》、《异乡客》、《黑色幽默》、《缘生缘灭》、《你的幻境》、《路桥》、《童年》、《送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浪漫骑士》、《酒狂》、《坎下大风歌》、《封禅祭》、《泰山顶上一青松》、《绝望致谎言》、《嚎叫列车》、《快乐的忧愁》。其中，《粉雾》是《太阳》的初样（张炬主唱），《传说》是张炬主唱，《你的幻境》是郭怡广主唱，《春蚕》改编于《月梦》（被收录于《礼物》合辑），《国际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是重新演绎（后两者被收录于《真爱永恒》合辑），《送别》与《演义》是加词后再重新演绎，《童年》是纯音乐，自《浪漫骑士》到《快乐的忧愁》拟定收录于第三张专辑之中。
近20年时间的沧桑变幻与生命感触，唐朝乐队留下仅仅32首音乐，首首经典，几近不可突破的高峰。尤其是第一张专辑《唐朝》，即使是唐朝乐队自身，也难以超越。近20年来，这批摇滚英雄经历了极大的贫困、打击、挣扎、苦痛、理想与思索，数度离散，又数度结合，数度沉积，又数度再生。在对唐朝乐队最具权威的介绍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的乐器残破不堪，鼓具不全，音箱是自己做的，四个人一天有时只有一包方便面，其间的艰难因苦非常人所能想及，但他们从不抱怨环境与命运”，“当年友人留下磨去三分之一的琴颈的吉它，木头圆板包上粗布制成的鼓具发出沉闷声响”，“（刘义军）每天12小时苦练，他练琴不停，又黑又饿以至昏死”。出于极大的勤奋和“苦难造英雄”的磨砺，唐朝乐队之影响力堪称“轰动海内外”，数十万盘磁带脱销一空，被誉为“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为中国摇滚赢得了地位”。1992年，唐朝乐队曾经成为“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1993年，《梦回唐朝》曾获全美ｍｔｖ音乐奖“亚洲最佳ｍｔｖ”提名；1994年，唐朝乐队曾经“令数万香港观众为之疯狂”；1997年，唐朝乐队曾经获“最佳乐队奖”。
对于唐朝乐队，媒体及民间总是充斥着如此的关键词：传奇，坎坷，沧桑，辽远，敏感，刻苦，创意，坚毅，严格，扎实，稳固，艰辛，热情，真挚，高大，挺拔，桀骜，锐利，力量，无畏，侠客，开阔，诗化，追忆，思索，反省，悲鸣，呐喊，嘶吼，渴望，想象，自信，古风，历史，民族，文化、生命，个性，精神……。这是唐朝乐队曾经踏过的足迹：北京首都体育馆，北京颐和广场，北京故宫，北京工人体育馆，武汉洪山体育馆，兰州体育馆，香港红堪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德国“国际音乐节”，德国柏林“中国文化艺术节”，日本福岗“国际文化节”，马来西亚“中国摇滚之夜”，青岛啤酒节，苏州乐园啤酒节，以及深圳、唐山、广州、哈尔滨、新乡、徐州、成都、南宁、太原、汕头、昆明、玉溪、长春、温州、沧州、楚雄、杭州、邯郸、天津、克拉玛依、阆中、武汉、张家口、银川、河南、上海、南昌、湛江、西安……。至于音乐本身，更是传至台湾、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美国。互联网一开放，其传播领域就更为广泛，绝非当年可比。
他们的历程，乃是如此坎坷、悲壮、辛酸，至今仍然受到官方压制和排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光辉灿烂的“大腕待遇”。在经历“张炬事件”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唐朝乐队曾向中国文化部申求“演出许可证”。然而，1997年7月12日，唐朝乐队在“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酒吧演出遭到警察封杀，仅此一例，可窥甚多。据我所知，官方向唐朝乐队发出邀请的次数只有三次，前两次都是来自北京音乐台（1997年12月的“摇滚之夜”和1999年3月的“歌迷联谊会”），后一次来自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日的“银川摩托车旅游节”）。其余演出，皆是来自民间文化节、武术节、音乐节、酒吧、网络等的邀请。我唯一一次在“中央三台”目睹唐朝乐队演唱《梦回唐朝》，那确实也是“唯一一次”的官方电视平台支持。
唐朝乐队的成员，全是中国民间、底层、草根之中的精英人物，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千上万支摇滚乐队那样缺乏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思想境界，可谓血汗、艺术与意志的高度结合。文革以后，举国萧条，国民心灵受挫严重，理想主义与西学东渐猛烈降临，各种不同领域的文化优秀人物在那个诗意的80年代中后期经常集结到一起。唐朝乐队的丁武、张炬、郭怡广、萨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紧密结合同盟，成立了乐队。丁武、张炬的信念和热情，郭怡广、萨保的资讯、世面，恰好推动了“原来你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做得到的事”。这种“事”，指的就是以一流西方技艺融合一流的东方文化，烙下极强的民族烙印和精神特质。丁武的嗓音极其高亢、沉重，非一般胸襟气魄所能演绎，就连模仿也不能达其境界——他们已经深刻地融入了自己的思索、顿悟、感动、悲哀、愤怒，而且借助各方力量，精心磨剑，才有此独创。我曾在网上搜索到一首翻唱《九拍》的音乐，听似入耳，但又明显干涩、浅薄，内在无法释放，心力微弱，实在难与唐朝乐队原作相提并论。
曾经有很多学者、记者、作家，对中国摇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过阐述。我读过不少，比如陆凌涛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郝舫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沉睡的《废墟之花：摇滚，历史，文化》，柳时的《心火宣扬：摇滚和它的文化世界》，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比如黄燎原、王晓峰、颜峻、邱大立、郭发财的专业乐评，比如Jeroen de Kloet（荷兰学者）的摇滚考察报告，还有许多投身高等院校“政治系”的人，对中国摇滚的影响力都做了相当程度的挖掘。其中，最长的达51万字，来自郭发财的《枷锁与奔跑——中国摇滚独立文化生态观察》，书中涉及到极具代表性的诸多中国摇滚人物及乐队：崔健、唐朝、黑豹、何勇、张楚、窦唯、左小诅咒、面孔、青铜器、眼镜蛇、指南针、轮回、超载、灰狼、战斧、苍蝇、沼泽、冥界、鲍家街43号、子曰、夜叉、野孩子、新裤子、达达、美好药店、沙子、冷血动物、舌头、瘦人、木马、布衣、扭曲的机器、挂在盒子上、花儿、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军械所、幸福大街、泵、ａｋ-４７、与非门、ｃｍｃｂ、阿修罗、顶楼的马戏团、功夫、龙门阵、声音与玩具……。其中，对唐朝乐队着墨尤大，谓之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曾经是中国文化的起义者”，“在体制外的在野音乐文艺中，唐朝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
唐朝乐队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是入血入骨的那种感召，有时代打上的深刻烙印和奔腾入海的力量心胸。我第一次接触到《梦回唐朝》与《演义》这两张专辑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当年我16岁。他们那种超越现实、傲岸雄劲的歇斯底里之呼喊、控诉、召唤、追忆，于我而言绝不是“感觉”上的共鸣，简直就是生命、精神与历史、现实的激荡撞击之震撼。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愤怒青年，即使在经历了那么严重的政治灾难、恶劣民情、文化摧毁的中国，即使生存于高尚、理想、深刻却艰辛、磨难、残酷的底层和边缘，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内在表达的最大努力。其解放的内心烈火，不仅仅是含义深刻、华美的歌词本身所能承载的，而是拿命、拿血、拿力“赌”出来的。每一首歌听来，都能让同根同源的我有着无限的浮想连篇，无限的感慨万千。太多太多的体会，太多太多的血汗，在类似于我这样的专制主义叛逆者身上，在那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观察、批判、行动之中，在那一句句铿镪有力又沧桑无限的唱腔背后，是我人生征程走过的整整八年。
今夜，当我将《唐朝》、《演义》的ｃｄ，《摇滚中国乐势力》ｖｃｄ，《中国摇滚香港红堪演唱会》ｖｃｄ，推进我的ｄｖｄ播放机，当我将《粉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等ｍｐ３下载重听，在那一声声的呐喊和召唤之中，我再也止不住强忍的热泪，顺势流了下来。仿佛那已经不再是摇滚音乐，而是这八年以来的所有记忆、所有热血、所有痛苦、所有压抑、所有感伤，一一全然喷发，无一遗漏。我依然叛逆，那是一种与专制势力的彻底绝拒，那是一种与野蛮禁锢的誓死抗衡，那是一种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逐，那是一种对爱和悲悯的实践坚持。这八年来，我始终没有改变这最基本的一切。我非常理解唐朝乐队的超越，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为愤怒而愤怒的另类顽主，更不是凭借肮脏、下贱、毫无德行的一切来表达“不知所谓”的跳蚤。他们，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这些精神，包含着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打破僵固格局的自信，对其影响之下的青年的自信。他们的歌词极其诗化，文采飞扬，旋律流畅悠远，意境十分庞大辽阔，表达极其有力、准确，超乎一般境界。
唐朝乐队让我明白了“民族的，乃是世界的；世界的，亦是民族的”的道理，让我理解了狂傲与反抗之中并不包含虚无、懦弱与自卑。他们的音乐，永远流动着青年的热血、沸腾的呐喊、文化的力量、历史的顿悟。当然，他们并不执意与体制对抗，并不与现存的黑暗、恐怖、虚假、贫穷等一系列不公不正之事为敌。他们甚少象盘古乐队那样“革命”，甚少象夜叉乐队那样“批判”，甚少象左小祖咒那样“艺术”，甚少象周云蓬那样“哀鸣”。他们的良知，并不表现得那样直白、直接、直观、直率、直爽，而是大量隐藏于比现实批判更为宏大的另一种表达之中。他们已经足够谦逊、低调、内敛，在平日里是比中国普通公民都还要友善、忍辱、冷静。他们是中国第一代重金属乐队，是含蓄与大气的象征。而第二代重金属“超载”乐队，则是批判与反抗的象征。“超载”乐队主唱高旗，绝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敏感者，他对于“六四事件”之深度同情，以及对铁血政治的深恶痛绝，全都爆发于其刀锋一般的音乐之中。
一直到大家都不再“做梦”，一直到每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内在，整个摇滚乐的主流开始与诡异浮躁的时代紧密契合，那些愤怒才似已仅仅属于昨天。摇滚乐丧尽了理想主义，各种关注世道人心的真音乐走向了地下与网络。记得我曾收到“反光镜”乐队的一封电子邮件，内有一首为“六四事件”而写的歌，其中只能感觉到刺骨的讽刺，却感受不到沉重的深刻。当我们这个国家最优异的一批文化义士都只能走向“不相信”这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如何重拾自信呢？批判传统，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批判当道，也有人在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根源在何处？我们要如何为后世争取一个新的世道？如何来面对当下的灾难？如果说，任何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刻阅历的人，都已经看得够多、够彻底、够明白，那么请不要用沉默、瓦解、讽喻来回答我。我们需要有人穿越各种文明的领域，带回内在质感的体验——而非形象、观赏或表演——来告诉人们最勇敢的心灵，最勇敢的抉择。最能够征服人的，永远是心灵的撞击，是在那一层层已经满带灰尘、苦难、忍受的心脏外壳之上，深深地捅进一刀，把里面的坏血跟我统统放出来。
唐朝乐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视线实在太宽、太深、太隐、太沉，太能够给你无穷无尽的思索、思辩、思绪。那是能够让你独立思考和沉着奋斗的音乐，那是当你感到现存的一切竟是如此荒谬，似已无破冰之可能时所能感受到的最大之信心与毅力。我怀念这个乐队，怀念以丁武为首的人曾经如此打动着我不断绝望的心。他们让我感觉“精神同在”，让我回到我们这一代所没有激起深思的重大问题之上，让我在一次次遭遇重创之后仍然能够恢复意志，恢复我对于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最内在的热爱。那其实是一种“因恨而爱”的爱，是绝望后再生希望的希望，是一次次跌倒后爬起来的挺立，是不可能屈服于黑暗、压制、排挤、威胁之后的无畏与洒脱。因为，我不是“不相信”，而是绝对的“相信”，我相信这样的世纪、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苦难，总能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奋力，找到希望，找到出口，而我们也正在这么做，且是做定了！这种体会，在一般的摇滚乐中是听不出来的，只有在唐朝乐队的音乐里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
我之期待的今后中国的摇滚乐，是凭借于一群极有思想远见的大家之手。而现在可以目击到的一流诗词，就来自黄翔、杨春光、余樟法（东海一枭）。尤其是余樟法的部分“类似歌词”的大气沉痛之作，已经遥问历史、追问当道、俯视人间、跪哭苍天，此等大作，完全可以引为摇滚佳作，盛传于世。至今，我都不明白唐朝乐队的歌词具体出自何人之手（据传主要是丁武之功），但从歌词的力量、厚重和沧桑来看，绝对是一群对历史、文化、现实持有超越深究之态的青年所为，绝非凡人。我提名唐朝乐队获“中国自由文化奖”之“诗歌奖”，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诗与歌’的结合，倡导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传奇摇滚人物”。这个时代不能没有理想，犹如绝望的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样，而能够注入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就必须首先拥有一流的技艺、一流的境界、一流的胸襟。无论官方如何封杀、同行如何诋毁、人们何等虚无，到最后都不能免除自己最核心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来自内心最真实、最深刻、最高超的表达。这是文化，是解放内在和重塑自信的文化，可以铺设到极辽远的领空，可以辐射到极长久的后世。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唐朝乐队，感受那种无法以笔墨来形容的精神。
◆《粉雾》，朦胧的隐藏力量的象征之作，是大气作品产生的前兆，是略感空洞与过于漂浮的呐喊。
◆《梦回唐朝》，“中国摇滚圣经”级作品，气势恢弘，辽阔深远，厚重沉实。“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宣扬念白，可谓登峰造极的神来之笔。
◆《太阳》，完美的音乐，完美的摇滚，来自戈壁苍穹、苍天红日的神奇顿悟，对终级问题不懈的思索。大无畏的灵魂解放，内在力量的充盈飞溅，表达“太阳，我在这里”的自强与自信，是一个人永生永世不能离弃的勇气。从《粉雾》到《太阳》，是一种质的飞跃。
◆《九拍》，一首“疯狂之诗”，是诗之“力”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天马行空，肆意无忌。彻底的绝望、厌倦、憎恨，蔑视懦弱、黑暗与自绝。倡扬飞奔的精神，寻求未来之生机，是一次勇敢的灵与肉的对话。
◆《天堂》，流行摇滚乐，罕见地表达沧桑之爱，表达对解脱的渴望。对世俗的一切看得极其自嘲、淡泊，有超越尘世之念。
◆《选择》，红堪演唱会曲目。带着时代的伤感特色和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表达边缘状态之人对于“存在”与“真实”的渴望。同样超越于世俗的排斥，不甘就此屈服地躲于角落，不甘苟延残喘地沉默。有着善良、真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无奈。
◆《飞翔鸟》，红堪演唱会曲目，最具想象力和延伸度的作品。潇洒自在之气无可匹敌，跨越历史沧桑与血泊中华，飞耀着锐利的感触与广阔的胸襟。“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感受到海洋的飘荡，冲破了云和脑体心脏”，这是俯视人间历史风云的高度。
◆《世纪末之梦》，完全可以理解为向专制、邪恶、丑陋、荒谬的最狠、最猛、最准的意向批判。残忍而暴力的一切，全在极度的憎恨之中。
◆《月梦》，沿袭大唐诗风，精致典雅，古诗词造诣颇高。表达思念、追怀、呼唤，乃凄美、深邃、悲痛之笔，低回、凄婉而不失力量。技术朴实无华，情愫深邃，意境深沉，十分动人。
◆《不要逃避》，呼唤真实，呼唤自由，呼唤感应，拒绝谎言，拒绝窒息，拒绝逃避，是一种正视现实与历史的强调。
◆《传说》，愤激，英武，大气。冲天一啸，淋漓飒爽，轰然嘶叫。可以理解为反战、反侵略，也可以理解为反独裁，更可以理解为民族自强之呐喊嚎叫。
◆《国际歌》，红堪演唱会主题曲。绝非宣传共产主义，反倒颇似“六四情结”的呼喊，是渴望挣脱束缚、解放自由的真实情绪。
◆《演义》，罗贯中基础之上的厚重之作，完全打破杨洪基式的“国家脸孔”、“国家唱腔”。全曲英气逼人，豪侠义胆不可阻挡。
◆《时间》，人生的感悟，成熟的内敛。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真实的心灵。表达对梦的向往，对人生境遇的感激。
◆《异乡客》，渐进地表达多个人生阶段之感悟。从孤独、顿悟、失落、悲哀，到来去自由的淡然与随意，再到寻找自己的归属、未来，寻找爱。唐朝乐队已经渐渐地放下沉重的枷锁，寻求“回家”。
◆《黑色幽默》，又一首“疯狂之诗”，直视逼问人的脆弱、软弱、虚假、恐惑、冷漠，讽刺人之劣根。这是对于人性的哲学之逼，逼得非常极端。
◆《缘生缘灭》，向上攀登寻找神的一首歌，有许多佛学的感悟。词藻华丽，柔中带刚，冷中带热。“我希望你明白这一切，看到空中的佛”，是对世人的悲悯与劝导。
◆《你的幻境》，英文原创（《ｙｏｕｒ ｖｉｓｉｏｎ》），怀念张炬之作。就象已经变老的知交、兄弟，来到张炬的墓碑前缅怀当初，告之消息，期待知交、兄弟得以欣慰一笑。张炬啊，一段沉痛惋惜的历史，一想就痛得抓狂。
◆《路桥》，纯属精神寓言。“看到内心燃烧的火”，“天命不会征服你”，都是对“坚强”和“继续”的呐喊，是灵魂不灭的认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路走来，永远如此。
◆《童年》，淋漓尽致地表达抛弃人声之后的纯音乐技术，同时在高超技术的背后又富含真切的友谊、天真的纯粹。一气呵成，功夫极其了得。
◆《送别》，李叔同基础之上的深情之作。对于古人友情的追崇，对于今生情意的留恋，丁武的“北方汉子”的沧桑之声，特别触动世道人情，乃中国式传统抒情之一绝。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融合了很多摇滚人物的心血所在，是一首集体重新演绎的经典，缠绵哀怨，感而不伤，以神御之，无往不利。这首歌是中国摇滚乐历程的写照，“它是用那青春的热血来浇灌”，确也如此。
◆《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于曾经受到过吴莺音、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唐朝乐队对于那个年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蔡琴悠远、深沉的翻唱不同之处在于，唐朝乐队的重新演绎更注重于那个年代的忧思、苦闷，唤起更为真实的国人情愫。
其余音乐，只能做些简短介绍。《活在你的梦里》，是唐朝乐队失去张炬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表达无法消除的痛惜之情。《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是纪念张炬去世十周年的压轴之作。2004年7月，唐朝乐队录制《浪漫骑士》，是为了怀念他们一一去世的父辈而作，两代人的梦想，两种英雄的浪漫。《酒狂》是丁武在学习古琴时意外收获的900年前的古韵，后来经过重新编曲和填词创作而成的，表达对生活的无奈和各种复杂情感。《泰山顶上一青松》，极具激昂性，曾在“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演唱会”上表演。《绝望致谎言》是一首比较情绪化、重金属风格的作品。所有新音乐的具体风格和价值，要等到第三张摇滚专辑面世才能有所细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乐队确实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浓重的艺术修养，不会差到哪里去。其音乐越磨越久，也就越磨越内化，越磨越诗化，不再是锋芒毕露，而是越来越进入哲学的、信仰的、感悟的一类，越来越超脱，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坦然。
1991年的《梦回唐朝》，可以立即让人理解和震撼，全世界都能听懂那种压抑已久之后猛烈爆发的力量。而1998年的《演义》，要隔一、两年才能理解，因为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信仰道德、受众范围一概巨变，而摇滚人的思想也走向了更为内在的“点”上，是对内的深切、深割、深剖。这次的新专辑，估计又要隔三、五年才能够理解得透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愤世疾俗，已经是他们骨子里消化完全的东西，在他们这个心路历程上，这些已经不是主要的表达意向。这就象一个作家的历程，先用最简单的诗，后用小说，再用散文与杂文，再到政论，甚至写政纲，乃至起草政治宣言。时日一久，时代一易，潮流一动，思维一闪，作家又要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甚至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说和诗之中，最终走向创立自己的信仰系统——其实也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凝练之笔，几百字、上千字就说完了，就象老子写《道德经》一般。
作者：杨银波
写这篇文章，乃是一种极沉重、极热血、极自发的责任，久久不知何以下笔，何以束篇。
已经等待很多年了，始终没有腾出时间来做这件“志事”，总是生活于纷至沓来的公共事务之中。我总感到，这件事不能久拖不绝，对于类似于我这样一个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受到摇滚乐感召的中国青年而言，有必要暂时停下一日，来回顾曾经让我们感动、振奋、狂热、融入血液的非凡力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血脉膨胀的力量。在今天，我决定追忆一个中国摇滚乐的传奇，一个曾经作为精神支撑与启蒙象征的摇滚劲旅——唐朝乐队。唐朝乐队，乃是中国严肃摇滚乐之中最具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摇滚人物。就中国文化本身的延伸与体悟而言，他们的奋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崔健的独立批判，形成于自成一派的深邃、悠远、激情与大气，这是唐朝乐队在中国摇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原因。对于唐朝乐队的疯狂追逐，我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对于他们的消息，我从来都没有忽略过。在那一系列的报道、专著与乐评之中，尽管我也能找出太多形似的感悟，但真正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触，却始终不得舒展。为此，我决定就在今日做一个有力的了断。
唐朝乐队，乃是中国第一支“重金属”风格的摇滚乐队，最初创建于1988年，成员是丁武、张炬、郭怡广（ｋａｉｓｅｒ）、萨保（ｓｚａｂｏ）。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郭怡广、萨保离队回美国，丁武去了新疆，张炬去了大连。从新疆归来，丁武与张炬再次联手，与刘义军、赵年相遇，再续唐朝乐队。1991年12月，四人推出第一张摇滚专辑《唐朝》（台湾滚石魔岩唱片公司出版），如同重磅炸弹，顿时轰动整个摇滚界。1995年5月11日，张炬因车祸去世（年仅23岁），刘义军离队，顾忠、郭怡广加入。1997年，推出《再见·张炬》合辑。1998年12月，推出第二张摇滚专辑《演义》（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出版）。之后，郭怡广再次离队，虞洋、陈磊先后加入。现在的唐朝乐队，总共包括五人：丁武、刘义军、陈磊、顾忠、赵年。自1998年至今，未见第三张专辑推出——据报道：将由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本年年底推出。
唐朝乐队主唱丁武，1962年12月30日生于北京，乃是中国摇滚乐的灵魂人物，史诗般的传奇人士。1982年，未满20岁的丁武就曾参与组建“蝮虫及乐队”；1984年，丁武参与组建“不倒翁”乐队；1987年，丁武参与组建“黑豹”乐队。自1982年至今，丁武的摇滚生涯乃有25年之久。丁武的传奇，只是唐朝乐队传奇的一部分。就任何唐朝乐队成员而言，人人皆是高手：刘义军，1992年被《ｓｐｉｎ》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的吉他手”，出版过《雾中行集》、《再度归来》两张吉它专辑；陈磊，被公认为中国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吉他手之一；顾忠，历经多个乐队，是经验丰富的乐手；赵年，鼓声力量爆发强劲的一流鼓手。此外，已经离世的张炬，曾获全中国跳高比赛第二名，音乐悟性极高，人缘极佳；已经离队的郭怡广和萨保，来自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其中郭怡广主修“中国历史”，有着非凡的音乐理念和演奏技艺；已经离队的虞洋，曾是“铁风筝”乐队核心人物，《中国火Ⅱ》最具爆发力的《这个夏天》就出自此人手笔。至于诗词（或曰歌词）上的创作，仅“协助者”之一，就有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杨军在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能得知的唐朝乐队音乐，总共只有32首：《粉雾》、《梦回唐朝》、《太阳》、《九拍》、《天堂》、《选择》、《飞翔鸟》、《世纪末之梦》、《月梦》、《不要逃避》、《传说》、《国际歌》、《活在你的梦里》、《演义》、《时间》、《异乡客》、《黑色幽默》、《缘生缘灭》、《你的幻境》、《路桥》、《童年》、《送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浪漫骑士》、《酒狂》、《坎下大风歌》、《封禅祭》、《泰山顶上一青松》、《绝望致谎言》、《嚎叫列车》、《快乐的忧愁》。其中，《粉雾》是《太阳》的初样（张炬主唱），《传说》是张炬主唱，《你的幻境》是郭怡广主唱，《春蚕》改编于《月梦》（被收录于《礼物》合辑），《国际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是重新演绎（后两者被收录于《真爱永恒》合辑），《送别》与《演义》是加词后再重新演绎，《童年》是纯音乐，自《浪漫骑士》到《快乐的忧愁》拟定收录于第三张专辑之中。
近20年时间的沧桑变幻与生命感触，唐朝乐队留下仅仅32首音乐，首首经典，几近不可突破的高峰。尤其是第一张专辑《唐朝》，即使是唐朝乐队自身，也难以超越。近20年来，这批摇滚英雄经历了极大的贫困、打击、挣扎、苦痛、理想与思索，数度离散，又数度结合，数度沉积，又数度再生。在对唐朝乐队最具权威的介绍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的乐器残破不堪，鼓具不全，音箱是自己做的，四个人一天有时只有一包方便面，其间的艰难因苦非常人所能想及，但他们从不抱怨环境与命运”，“当年友人留下磨去三分之一的琴颈的吉它，木头圆板包上粗布制成的鼓具发出沉闷声响”，“（刘义军）每天12小时苦练，他练琴不停，又黑又饿以至昏死”。出于极大的勤奋和“苦难造英雄”的磨砺，唐朝乐队之影响力堪称“轰动海内外”，数十万盘磁带脱销一空，被誉为“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为中国摇滚赢得了地位”。1992年，唐朝乐队曾经成为“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1993年，《梦回唐朝》曾获全美ｍｔｖ音乐奖“亚洲最佳ｍｔｖ”提名；1994年，唐朝乐队曾经“令数万香港观众为之疯狂”；1997年，唐朝乐队曾经获“最佳乐队奖”。
对于唐朝乐队，媒体及民间总是充斥着如此的关键词：传奇，坎坷，沧桑，辽远，敏感，刻苦，创意，坚毅，严格，扎实，稳固，艰辛，热情，真挚，高大，挺拔，桀骜，锐利，力量，无畏，侠客，开阔，诗化，追忆，思索，反省，悲鸣，呐喊，嘶吼，渴望，想象，自信，古风，历史，民族，文化、生命，个性，精神……。这是唐朝乐队曾经踏过的足迹：北京首都体育馆，北京颐和广场，北京故宫，北京工人体育馆，武汉洪山体育馆，兰州体育馆，香港红堪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德国“国际音乐节”，德国柏林“中国文化艺术节”，日本福岗“国际文化节”，马来西亚“中国摇滚之夜”，青岛啤酒节，苏州乐园啤酒节，以及深圳、唐山、广州、哈尔滨、新乡、徐州、成都、南宁、太原、汕头、昆明、玉溪、长春、温州、沧州、楚雄、杭州、邯郸、天津、克拉玛依、阆中、武汉、张家口、银川、河南、上海、南昌、湛江、西安……。至于音乐本身，更是传至台湾、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美国。互联网一开放，其传播领域就更为广泛，绝非当年可比。
他们的历程，乃是如此坎坷、悲壮、辛酸，至今仍然受到官方压制和排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光辉灿烂的“大腕待遇”。在经历“张炬事件”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唐朝乐队曾向中国文化部申求“演出许可证”。然而，1997年7月12日，唐朝乐队在“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酒吧演出遭到警察封杀，仅此一例，可窥甚多。据我所知，官方向唐朝乐队发出邀请的次数只有三次，前两次都是来自北京音乐台（1997年12月的“摇滚之夜”和1999年3月的“歌迷联谊会”），后一次来自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日的“银川摩托车旅游节”）。其余演出，皆是来自民间文化节、武术节、音乐节、酒吧、网络等的邀请。我唯一一次在“中央三台”目睹唐朝乐队演唱《梦回唐朝》，那确实也是“唯一一次”的官方电视平台支持。
唐朝乐队的成员，全是中国民间、底层、草根之中的精英人物，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千上万支摇滚乐队那样缺乏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思想境界，可谓血汗、艺术与意志的高度结合。文革以后，举国萧条，国民心灵受挫严重，理想主义与西学东渐猛烈降临，各种不同领域的文化优秀人物在那个诗意的80年代中后期经常集结到一起。唐朝乐队的丁武、张炬、郭怡广、萨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紧密结合同盟，成立了乐队。丁武、张炬的信念和热情，郭怡广、萨保的资讯、世面，恰好推动了“原来你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做得到的事”。这种“事”，指的就是以一流西方技艺融合一流的东方文化，烙下极强的民族烙印和精神特质。丁武的嗓音极其高亢、沉重，非一般胸襟气魄所能演绎，就连模仿也不能达其境界——他们已经深刻地融入了自己的思索、顿悟、感动、悲哀、愤怒，而且借助各方力量，精心磨剑，才有此独创。我曾在网上搜索到一首翻唱《九拍》的音乐，听似入耳，但又明显干涩、浅薄，内在无法释放，心力微弱，实在难与唐朝乐队原作相提并论。
曾经有很多学者、记者、作家，对中国摇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过阐述。我读过不少，比如陆凌涛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郝舫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沉睡的《废墟之花：摇滚，历史，文化》，柳时的《心火宣扬：摇滚和它的文化世界》，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比如黄燎原、王晓峰、颜峻、邱大立、郭发财的专业乐评，比如Jeroen de Kloet（荷兰学者）的摇滚考察报告，还有许多投身高等院校“政治系”的人，对中国摇滚的影响力都做了相当程度的挖掘。其中，最长的达51万字，来自郭发财的《枷锁与奔跑——中国摇滚独立文化生态观察》，书中涉及到极具代表性的诸多中国摇滚人物及乐队：崔健、唐朝、黑豹、何勇、张楚、窦唯、左小诅咒、面孔、青铜器、眼镜蛇、指南针、轮回、超载、灰狼、战斧、苍蝇、沼泽、冥界、鲍家街43号、子曰、夜叉、野孩子、新裤子、达达、美好药店、沙子、冷血动物、舌头、瘦人、木马、布衣、扭曲的机器、挂在盒子上、花儿、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军械所、幸福大街、泵、ａｋ-４７、与非门、ｃｍｃｂ、阿修罗、顶楼的马戏团、功夫、龙门阵、声音与玩具……。其中，对唐朝乐队着墨尤大，谓之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曾经是中国文化的起义者”，“在体制外的在野音乐文艺中，唐朝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
唐朝乐队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是入血入骨的那种感召，有时代打上的深刻烙印和奔腾入海的力量心胸。我第一次接触到《梦回唐朝》与《演义》这两张专辑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当年我16岁。他们那种超越现实、傲岸雄劲的歇斯底里之呼喊、控诉、召唤、追忆，于我而言绝不是“感觉”上的共鸣，简直就是生命、精神与历史、现实的激荡撞击之震撼。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愤怒青年，即使在经历了那么严重的政治灾难、恶劣民情、文化摧毁的中国，即使生存于高尚、理想、深刻却艰辛、磨难、残酷的底层和边缘，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内在表达的最大努力。其解放的内心烈火，不仅仅是含义深刻、华美的歌词本身所能承载的，而是拿命、拿血、拿力“赌”出来的。每一首歌听来，都能让同根同源的我有着无限的浮想连篇，无限的感慨万千。太多太多的体会，太多太多的血汗，在类似于我这样的专制主义叛逆者身上，在那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观察、批判、行动之中，在那一句句铿镪有力又沧桑无限的唱腔背后，是我人生征程走过的整整八年。
今夜，当我将《唐朝》、《演义》的ｃｄ，《摇滚中国乐势力》ｖｃｄ，《中国摇滚香港红堪演唱会》ｖｃｄ，推进我的ｄｖｄ播放机，当我将《粉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明月千里寄相思》等ｍｐ３下载重听，在那一声声的呐喊和召唤之中，我再也止不住强忍的热泪，顺势流了下来。仿佛那已经不再是摇滚音乐，而是这八年以来的所有记忆、所有热血、所有痛苦、所有压抑、所有感伤，一一全然喷发，无一遗漏。我依然叛逆，那是一种与专制势力的彻底绝拒，那是一种与野蛮禁锢的誓死抗衡，那是一种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逐，那是一种对爱和悲悯的实践坚持。这八年来，我始终没有改变这最基本的一切。我非常理解唐朝乐队的超越，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为愤怒而愤怒的另类顽主，更不是凭借肮脏、下贱、毫无德行的一切来表达“不知所谓”的跳蚤。他们，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这些精神，包含着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打破僵固格局的自信，对其影响之下的青年的自信。他们的歌词极其诗化，文采飞扬，旋律流畅悠远，意境十分庞大辽阔，表达极其有力、准确，超乎一般境界。
唐朝乐队让我明白了“民族的，乃是世界的；世界的，亦是民族的”的道理，让我理解了狂傲与反抗之中并不包含虚无、懦弱与自卑。他们的音乐，永远流动着青年的热血、沸腾的呐喊、文化的力量、历史的顿悟。当然，他们并不执意与体制对抗，并不与现存的黑暗、恐怖、虚假、贫穷等一系列不公不正之事为敌。他们甚少象盘古乐队那样“革命”，甚少象夜叉乐队那样“批判”，甚少象左小祖咒那样“艺术”，甚少象周云蓬那样“哀鸣”。他们的良知，并不表现得那样直白、直接、直观、直率、直爽，而是大量隐藏于比现实批判更为宏大的另一种表达之中。他们已经足够谦逊、低调、内敛，在平日里是比中国普通公民都还要友善、忍辱、冷静。他们是中国第一代重金属乐队，是含蓄与大气的象征。而第二代重金属“超载”乐队，则是批判与反抗的象征。“超载”乐队主唱高旗，绝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敏感者，他对于“六四事件”之深度同情，以及对铁血政治的深恶痛绝，全都爆发于其刀锋一般的音乐之中。
一直到大家都不再“做梦”，一直到每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内在，整个摇滚乐的主流开始与诡异浮躁的时代紧密契合，那些愤怒才似已仅仅属于昨天。摇滚乐丧尽了理想主义，各种关注世道人心的真音乐走向了地下与网络。记得我曾收到“反光镜”乐队的一封电子邮件，内有一首为“六四事件”而写的歌，其中只能感觉到刺骨的讽刺，却感受不到沉重的深刻。当我们这个国家最优异的一批文化义士都只能走向“不相信”这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如何重拾自信呢？批判传统，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批判当道，也有人在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根源在何处？我们要如何为后世争取一个新的世道？如何来面对当下的灾难？如果说，任何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刻阅历的人，都已经看得够多、够彻底、够明白，那么请不要用沉默、瓦解、讽喻来回答我。我们需要有人穿越各种文明的领域，带回内在质感的体验——而非形象、观赏或表演——来告诉人们最勇敢的心灵，最勇敢的抉择。最能够征服人的，永远是心灵的撞击，是在那一层层已经满带灰尘、苦难、忍受的心脏外壳之上，深深地捅进一刀，把里面的坏血跟我统统放出来。
唐朝乐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视线实在太宽、太深、太隐、太沉，太能够给你无穷无尽的思索、思辩、思绪。那是能够让你独立思考和沉着奋斗的音乐，那是当你感到现存的一切竟是如此荒谬，似已无破冰之可能时所能感受到的最大之信心与毅力。我怀念这个乐队，怀念以丁武为首的人曾经如此打动着我不断绝望的心。他们让我感觉“精神同在”，让我回到我们这一代所没有激起深思的重大问题之上，让我在一次次遭遇重创之后仍然能够恢复意志，恢复我对于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最内在的热爱。那其实是一种“因恨而爱”的爱，是绝望后再生希望的希望，是一次次跌倒后爬起来的挺立，是不可能屈服于黑暗、压制、排挤、威胁之后的无畏与洒脱。因为，我不是“不相信”，而是绝对的“相信”，我相信这样的世纪、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苦难，总能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奋力，找到希望，找到出口，而我们也正在这么做，且是做定了！这种体会，在一般的摇滚乐中是听不出来的，只有在唐朝乐队的音乐里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
我之期待的今后中国的摇滚乐，是凭借于一群极有思想远见的大家之手。而现在可以目击到的一流诗词，就来自黄翔、杨春光、余樟法（东海一枭）。尤其是余樟法的部分“类似歌词”的大气沉痛之作，已经遥问历史、追问当道、俯视人间、跪哭苍天，此等大作，完全可以引为摇滚佳作，盛传于世。至今，我都不明白唐朝乐队的歌词具体出自何人之手（据传主要是丁武之功），但从歌词的力量、厚重和沧桑来看，绝对是一群对历史、文化、现实持有超越深究之态的青年所为，绝非凡人。我提名唐朝乐队获“中国自由文化奖”之“诗歌奖”，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诗与歌’的结合，倡导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传奇摇滚人物”。这个时代不能没有理想，犹如绝望的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样，而能够注入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就必须首先拥有一流的技艺、一流的境界、一流的胸襟。无论官方如何封杀、同行如何诋毁、人们何等虚无，到最后都不能免除自己最核心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来自内心最真实、最深刻、最高超的表达。这是文化，是解放内在和重塑自信的文化，可以铺设到极辽远的领空，可以辐射到极长久的后世。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唐朝乐队，感受那种无法以笔墨来形容的精神。
◆《粉雾》，朦胧的隐藏力量的象征之作，是大气作品产生的前兆，是略感空洞与过于漂浮的呐喊。
◆《梦回唐朝》，“中国摇滚圣经”级作品，气势恢弘，辽阔深远，厚重沉实。“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宣扬念白，可谓登峰造极的神来之笔。
◆《太阳》，完美的音乐，完美的摇滚，来自戈壁苍穹、苍天红日的神奇顿悟，对终级问题不懈的思索。大无畏的灵魂解放，内在力量的充盈飞溅，表达“太阳，我在这里”的自强与自信，是一个人永生永世不能离弃的勇气。从《粉雾》到《太阳》，是一种质的飞跃。
◆《九拍》，一首“疯狂之诗”，是诗之“力”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天马行空，肆意无忌。彻底的绝望、厌倦、憎恨，蔑视懦弱、黑暗与自绝。倡扬飞奔的精神，寻求未来之生机，是一次勇敢的灵与肉的对话。
◆《天堂》，流行摇滚乐，罕见地表达沧桑之爱，表达对解脱的渴望。对世俗的一切看得极其自嘲、淡泊，有超越尘世之念。
◆《选择》，红堪演唱会曲目。带着时代的伤感特色和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表达边缘状态之人对于“存在”与“真实”的渴望。同样超越于世俗的排斥，不甘就此屈服地躲于角落，不甘苟延残喘地沉默。有着善良、真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无奈。
◆《飞翔鸟》，红堪演唱会曲目，最具想象力和延伸度的作品。潇洒自在之气无可匹敌，跨越历史沧桑与血泊中华，飞耀着锐利的感触与广阔的胸襟。“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感受到海洋的飘荡，冲破了云和脑体心脏”，这是俯视人间历史风云的高度。
◆《世纪末之梦》，完全可以理解为向专制、邪恶、丑陋、荒谬的最狠、最猛、最准的意向批判。残忍而暴力的一切，全在极度的憎恨之中。
◆《月梦》，沿袭大唐诗风，精致典雅，古诗词造诣颇高。表达思念、追怀、呼唤，乃凄美、深邃、悲痛之笔，低回、凄婉而不失力量。技术朴实无华，情愫深邃，意境深沉，十分动人。
◆《不要逃避》，呼唤真实，呼唤自由，呼唤感应，拒绝谎言，拒绝窒息，拒绝逃避，是一种正视现实与历史的强调。
◆《传说》，愤激，英武，大气。冲天一啸，淋漓飒爽，轰然嘶叫。可以理解为反战、反侵略，也可以理解为反独裁，更可以理解为民族自强之呐喊嚎叫。
◆《国际歌》，红堪演唱会主题曲。绝非宣传共产主义，反倒颇似“六四情结”的呼喊，是渴望挣脱束缚、解放自由的真实情绪。
◆《演义》，罗贯中基础之上的厚重之作，完全打破杨洪基式的“国家脸孔”、“国家唱腔”。全曲英气逼人，豪侠义胆不可阻挡。
◆《时间》，人生的感悟，成熟的内敛。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真实的心灵。表达对梦的向往，对人生境遇的感激。
◆《异乡客》，渐进地表达多个人生阶段之感悟。从孤独、顿悟、失落、悲哀，到来去自由的淡然与随意，再到寻找自己的归属、未来，寻找爱。唐朝乐队已经渐渐地放下沉重的枷锁，寻求“回家”。
◆《黑色幽默》，又一首“疯狂之诗”，直视逼问人的脆弱、软弱、虚假、恐惑、冷漠，讽刺人之劣根。这是对于人性的哲学之逼，逼得非常极端。
◆《缘生缘灭》，向上攀登寻找神的一首歌，有许多佛学的感悟。词藻华丽，柔中带刚，冷中带热。“我希望你明白这一切，看到空中的佛”，是对世人的悲悯与劝导。
◆《你的幻境》，英文原创（《ｙｏｕｒ ｖｉｓｉｏｎ》），怀念张炬之作。就象已经变老的知交、兄弟，来到张炬的墓碑前缅怀当初，告之消息，期待知交、兄弟得以欣慰一笑。张炬啊，一段沉痛惋惜的历史，一想就痛得抓狂。
◆《路桥》，纯属精神寓言。“看到内心燃烧的火”，“天命不会征服你”，都是对“坚强”和“继续”的呐喊，是灵魂不灭的认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路走来，永远如此。
◆《童年》，淋漓尽致地表达抛弃人声之后的纯音乐技术，同时在高超技术的背后又富含真切的友谊、天真的纯粹。一气呵成，功夫极其了得。
◆《送别》，李叔同基础之上的深情之作。对于古人友情的追崇，对于今生情意的留恋，丁武的“北方汉子”的沧桑之声，特别触动世道人情，乃中国式传统抒情之一绝。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融合了很多摇滚人物的心血所在，是一首集体重新演绎的经典，缠绵哀怨，感而不伤，以神御之，无往不利。这首歌是中国摇滚乐历程的写照，“它是用那青春的热血来浇灌”，确也如此。
◆《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于曾经受到过吴莺音、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唐朝乐队对于那个年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蔡琴悠远、深沉的翻唱不同之处在于，唐朝乐队的重新演绎更注重于那个年代的忧思、苦闷，唤起更为真实的国人情愫。
其余音乐，只能做些简短介绍。《活在你的梦里》，是唐朝乐队失去张炬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表达无法消除的痛惜之情。《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是纪念张炬去世十周年的压轴之作。2004年7月，唐朝乐队录制《浪漫骑士》，是为了怀念他们一一去世的父辈而作，两代人的梦想，两种英雄的浪漫。《酒狂》是丁武在学习古琴时意外收获的900年前的古韵，后来经过重新编曲和填词创作而成的，表达对生活的无奈和各种复杂情感。《泰山顶上一青松》，极具激昂性，曾在“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演唱会”上表演。《绝望致谎言》是一首比较情绪化、重金属风格的作品。所有新音乐的具体风格和价值，要等到第三张摇滚专辑面世才能有所细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乐队确实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浓重的艺术修养，不会差到哪里去。其音乐越磨越久，也就越磨越内化，越磨越诗化，不再是锋芒毕露，而是越来越进入哲学的、信仰的、感悟的一类，越来越超脱，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坦然。
1991年的《梦回唐朝》，可以立即让人理解和震撼，全世界都能听懂那种压抑已久之后猛烈爆发的力量。而1998年的《演义》，要隔一、两年才能理解，因为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信仰道德、受众范围一概巨变，而摇滚人的思想也走向了更为内在的“点”上，是对内的深切、深割、深剖。这次的新专辑，估计又要隔三、五年才能够理解得透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愤世疾俗，已经是他们骨子里消化完全的东西，在他们这个心路历程上，这些已经不是主要的表达意向。这就象一个作家的历程，先用最简单的诗，后用小说，再用散文与杂文，再到政论，甚至写政纲，乃至起草政治宣言。时日一久，时代一易，潮流一动，思维一闪，作家又要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甚至回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说和诗之中，最终走向创立自己的信仰系统——其实也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凝练之笔，几百字、上千字就说完了，就象老子写《道德经》一般。
▓倪匡的启示
▓倪匡的启示
作者：杨银波
倪匡与李敖同岁，这两个人绕了四轮“十二生肖”之后，1983年的一批人便诞生了——我即是此批之一，都属“猪”，今年乃是本命年。在性格上，我们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在道路选择上又富含歧见。其相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出：工作狂的倾向，不要命的倾向，“一根经”的倾向，“一竿插到底”的倾向，笔力强劲恣肆的倾向。倪匡无限地挖掘自己的潜能，在政治取向上走的是“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的道路；李敖的选择已经趋于投机、献媚和盲从，与金庸、黄霑一样“晚节不保”，成为统战之棋，却未有丝毫警醒觉悟。倪匡与李敖，两者都属高产作家。前者乃全世界之最，手写速度是每小时2,500字～4,500字之间，1996年使用“声控电脑”后，写作速度反而变慢；而口才亦属一流，讲话速度比写作速度还快，一旦慢下来就要“打结”。李敖从《老年人与棒子》开始，写了46年，速度亦属惊人，想当年半夜三更起床写作，搞连续数年的“通宵达旦”，这种锻炼历程比我还要早几十年。两者都是“数千万字”的作家，但李敖不可与倪匡相比之处，在于其原创有限、范畴有限、文体有限，而倪匡一生居然从来没有抄袭过自己，可谓思源开阔、源源不断的作家典型。
在1985年8月出版的《倪匡传奇》之最末，曾有这样一段话：“从江南到内蒙到东北，倪匡早年的生活，由血与泪、生存与死亡、战栗与痛苦交织而成。”确实，倪匡曾经投身“共产党革命事业”六年，想当年大小是个“基层干部”，然而其自由理念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饱受批判、批斗，到后期更是发展到可能承受“十年监禁”的沉重打击。而其具体“法律纠纷”，竟仅仅是因为取些木材来烤火以及一条狗将大队长咬伤而已，如此就成了“反革命”、“对共产党员恨之入骨”之类重罪。1957年，倪匡逃亡，自内蒙古逃到大连，又由大连逃至上海、广州，最终成功偷渡至香港，躲过“反右”、“文革”等严重浩劫。这一年，倪匡年仅22岁。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也震撼了一大批的倪匡读者。当时的倪匡，身上没有多少钱（到大连后，身上的钱只够买票到青岛），饿得又厉害，硬着头皮逃到上海后，连亲人也不敢接待之，就如躲瘟疫、躲疯狗一般惟恐避之不及。自上海到香港，倪匡乃以老鼠、蚂蚁、棉花充饥，以伪刻图章与路条来解决即时危险。如此活脱脱的“流浪汉”，整整两个月的逃亡，自中国最北部逃至中国最南部，痛苦至极地“千里走单骑”，风餐露宿，挨饥受饿，诸位可以想象当时倪匡内心之愤怒、绝望与决断。
这个原名倪亦明、倪聪的人，自此以后，在中国大陆的足迹消失了整整50年。50年以来，倪匡的大量书籍只能停留于一般的地摊或出租书店，被当作“反动分子”、“反动书籍”对待。直到网络开放，倪匡一生之奋斗才逐渐为人所知——我已看到收录“倪匡全集”、“倪匡作品集”、“倪学”的大量网站，点击量巨大，粉丝活跃。几代香港人及非香港人，都是看着倪匡的书长大的。其间，环环相扣的描写，惊险神秘的探寻，英雄主义的倡扬，反对独裁的决心，牵连广阔，气势磅礴，天马行空，这一切都已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在香港，倪匡、金庸、黄霑、蔡澜并列为“四大才子”，亦有“小说三大高手”的说法，指的是攻科幻的倪匡、攻武侠的金庸、攻言情的亦舒。其中，亦舒就是倪匡的亲妹妹——倪亦舒。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莫谈国事”者，专为中产阶层的职业女性而作，重气质，重品位，穿着破牛仔裤、烂ｔ恤，头发剪得如男童，化装品是一罐凡士林，闲时拖凉鞋，夹香烟去骑单车，奔公园，看法国小电影……。这个人，就是被视为“超越台湾琼瑶”的香港言情作家倪亦舒。
倪匡的一生，极富戏剧性。在香港这个地方，在连续反了50年共产党的人之中，他是最显眼的一个。但如果切开他的家族、家庭与朋友，便更能感到他的孤独与寂寞。倪匡的大哥叫倪亦方，现在辽宁省鞍山市化工二厂就任厂长，是共产党员、工程师，曾经遭受“反右”、“文革”磨难，蒙受20余年不白之冤。1985年7月1日，《鞍山日报》曾刊出报道《倪亦方——理想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此文惨不忍“读”，简直是赤裸裸的精神洗脑，假以“爱国”之名义，忽视倪亦方所受之沉重打击。面对倪亦方这位大哥，倪匡情何以堪？倪匡之子，乃在电影、电视、电台、唱片、书籍等方面皆有展示的倪震，曾与李嘉欣、陈法蓉恋爱，又与周慧敏同居17年。此子有才，善于拓展，但远不如其父之远见，亦与政治无染。亲人如此，朋友则更不必说，似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或曰精明。2005年，倪匡在离开香港13年之后，从美国返回香港，当时林渊曾经发出一则报道，内有如下内容：“倪匡的两位好友查良镛和黄霑，晚年如何由反共转向媚共，对中共政权完全丧失批判能力，甘心沦为统战工具，查、黄二人那种晚节不保，才教众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林渊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来看几则资料。在已公开的《倪匡百问》之中，倪匡说：“我最推崇的小说家分别是金庸、古龙、琼瑶、亦舒、高阳、夏树静子、爱伦坡；最推崇的散文家是柏杨与李敖。”其自认的“至交好友”，分别是古龙、金庸、黄霑、张系国、沈西城、叶李华。另一则资料，则来自《维基百科》：“倪匡自夸是金庸的好友，但金庸从不承认这点。”黄霑也是风向一转，让倪匡大大失望。张系国乃是同类文友（科幻作家）之切磋，沈西城、叶李华乃是倪匡的顶极粉丝。在其“至交好友”之中，若要讲真性情、真豪杰，可能唯有已逝的古龙一人而已。至于琼瑶、亦舒、高阳、夏树静子、爱伦坡，皆与倪匡非一路人。而李敖本身，更是过气人物，近年举动令人心痛，若再追究其发迹历史，更感到问题严重，十足卑鄙。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倪匡敬重者，也值得公众信服者，可能唯有古龙、柏杨二人而已。论胆魄，论资历，论才华，论远见，到最后恐怕一个“至交好友”也不会留下。因为在我看来，古龙过分超越现实，柏杨也只看到东方文化禁锢之一面，未有大气，只成批判巨将。若论真正跳出小格局，进入大格局，连倪匡本人也成为问题焦点。但至今为止，论出色、论坚持、论勤奋、论罕见，我仍认准倪匡一人，其启示可谓无处不在。
其一，倪匡的高产。
我是职业作家，但算不得高产，倪匡却能做到。他的办法，是高度认同“职业性”，说得不文雅一些，就象妓女上床，不能讲愿不愿意，或者有没有过量。职业作家，就是铁定了要吃这碗饭，不能耍什么高贵、娇弱、派气，你是干这一行的，那么就要把这一行干到底，干绝，干出自己的极限来。这需要解决诸多难题：时间如何安排？人际如何抽离？领域涉猎到哪些？怎样面对资源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倪匡抛弃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应酬，极力地拿出时间来拼命写作，而题材之广泛，完全是基于各种媒体、各种境遇、各种夜梦。这个人的性格十分古怪，其实反过来看，又十分单纯。在卫斯理、原振侠、浪子高达、神探高斯、亚洲之鹰罗开、非人协会、女黑侠木兰花、年轻人与公主、神仙手高飞、侠盗影子等系列中，都可以看出倪匡的出色本领在于“异想天开”，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多多胡思乱想”。想人之所不想，思人之所不思，越离奇、越怪异、越紧张、越惊险、越有趣、越语出惊人，那么就“越好看”，越“让读者废寝忘食”。这是对思维的训练，整个写作过程就象是做实验，越冒险越上劲，因此这种写作非常上手，动力十足，魅力无穷，绝对是“不写白不写，写了还想写”，永远意犹未尽，永远不知疲倦。想象力的无限扩散，是不可能有何极限的。当然，这当中并不包含多少科学成分，准确地说，应该叫“幻想”，而非“科学幻想”。
其二，倪匡的作品。
我想说，仅科幻小说一类，倪匡的眼界已绝非科幻而已，太多内涵已经超越科幻本身；而且，其商业性写作的主题，却能达到如此严肃，实为罕见。限于篇幅，我只能极简单地介绍。《丛林之神》，表达人拥有预知能力后的一种深刻的悲哀；《透明光》，表达隐形后的人的恐惧与悲哀；《创造》，表达对控制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眼睛》，关注人类邪恶的起源；《奇门》，描写失去家园的情感；《报应》，揭露强权压倒一切，独裁与专政代替了民主与自由，外星人审判地球人之罪；《拼命》，揭示中国人只是顺民，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只想生存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算帐》，对政治大加批判与揭露，揭示极权统治的后遗症，甚多隐喻指向现实的同时，亦批判独裁与专制；《瘟神》，传达出对地球人口急剧增长的忧虑与关注；《头发》，代表着倪匡作品的最高思想境界，最荡气回肠的是作者以“舌战群儒”之势，指责四大教祖，分析其虚伪、自私和不负责任，那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其思想境界丝毫不逊于西方著名科幻作家；《风水》，乃是将文革场面写得最荒诞、最可笑的一部小说；《规律》，控诉冷战年代的苏联；《地心洪炉》，粉碎妄图统治世界的科学狂人之贪欲；还有《游戏》、《蓝血人》亦颇精彩，后者曾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得第94名，是两岸三地唯一入选的科幻作品。纵观倪匡之全部历史，乃由早期极强娱乐、商业成份的作品，剧变为处处流露对极权和人类劣根性批判的正气之作，这种努力，不是投降于权力与市场的作家所敢于付诸的。
其三，倪匡的领域。
倪匡的最突出成就，在于科幻小说之想象力和惊险魅力，以及贯穿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在科幻小说界已成权威之一。2001年，国立交通大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联手，设立“倪匡科幻奖”，提倡中文科幻小说创作与欣赏。自第四届起，又与国科会“科普奖”合办。但倪匡的领域绝非仅此而已，更包括武侠、奇情、侦探、神怪、推理、色情、文艺等各类型的小说，以及政论、杂文、散文、评论、专栏、剧本等。其历练过的文体，除了广告词与歌词之外，其余皆在手下。小说已超过300种，剧本已超过400种。单是电影剧本，自1967年写到1988年，乃是世界第一的产量，其代表作包括《独臂刀》、《唐山大兄》、《精武门》、《马永贞》、《洪熙官》、《楚留香》、《功夫小子》、《银姑》等名作，而倪匡亦曾因独具的才华，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编剧。周润发、钱小豪、李小龙、甄子丹、李连杰、刘德华等人，皆从中受益。至于武侠小说，倪匡自认业绩一般，“但这是与金庸、古龙相较而论”。他的文字变化多端，简练写意，看罢他写的《我看金庸》系列，竟感到居然在文风上亦可与金庸如此接近。想当年，倪匡更是在金庸出国期间为金庸“代刀写作”《天龙八部》部分章节，了无痕迹，浑然天成。倪匡亦曾为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代“文侠”代笔，可见其手段之高。这与演员属性相近，学什么象什么。直到晚年，倪匡更感到自己居然还有当演员的天份。其实足不为奇，倪匡的文体演练，已经注定了他对各种复杂性格与表现方式的深刻掌握，而这恰恰就是演员的本事。
其四，倪匡的极限。
面对当道，作家之选择是各式各样的，即使已取得成就的诸多文人，到最后不是被权力、名利、荣誉等外在所累，就是被内在的才思枯竭、走火入魔的心灵灾难所累。但在倪匡身上，这一切似乎都不是问题，根本不值得半点考虑。这毕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所读书籍在少年时期即已相当繁杂，性情自由，精力旺盛，敢言敢行，意志顽强，这一切都构成了他此后事业的基础。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只在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此后的身份便是军人、警察。所有写作潜能，几乎全在后期的自学、演练之中猛烈地爆发出来。他这个人，极其刻苦，而且职业道德一流，即使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也能做到不拖稿、欠稿。若换作是我，绝对无力办到——我的最大极限是，曾同时为三家媒体写政论专栏，时至今日最为残酷的拼命，也不过日产三篇，一万字而已。倪匡的稿酬加版税，一年最高曾超过200万港币，乃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我之写作，关注现存实际问题与重大问题居多，小说已经停写六年之久。这种在文体和题材上的不同取向，迫使我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关注现实的具体问题，因而不是以想象力（甚至狂想力）来支撑思想，而是以分析力和整合力来推动当道。倪匡的选择，是在“易写”领域之中做到出色，而我则是在“难写”领域之中求得突破，两种不同取向，就成了两种不同结果。
其五，倪匡的自由。
这个自由不是指对外在世界的争取，而是指内在的自由程度。昨天我在《世界周刊》看到曾慧燕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采访，高行健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只为个人而书写。这与刘宾雁、马建等作家的“入世”之态截然不同。起初不知究竟，但通篇读后，再对比倪匡，我明白了“为个人而书写”之中极大的可取之处，恰恰就在于“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两种写作态度看似截然不同，其实纯属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入世与出世，只是所观照的对象不同而已，而最终目的皆在自由。在一个处处受禁的世界，要保持内在自由，倪匡的个人性格就对此予以了解读。这个极端情绪化、常常糊里糊涂的人，“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不喜欢正经八百，也绝不会道貌岸然”，为人率性放任、热情爽朗、慷慨侠情，这种内在自由是超越自我的关键。请注意，“正经八百”、“道貌岸然”这八个字，乃是不少人的特色，包括我本人在内，皆属此类。太多人的言论四平八稳，坚固如山，仿似宣讲《圣经》。能够打破这一常规的人，在追逐民主与自由的知名作家之中，我只看到余樟法等少数人有此境界。倪匡毕竟身在香港，那是一个极其多元的文化地域。香港式的言论自由，就是于道统之中加些嘻哈玩闹的佐料，既有幽默的调侃，又有严肃的批判，正道而又不失风趣，刚烈而又不失顽皮，没有那种高山扬止、巍峨崇高的影响力人物。黄霑就属香港式，一方面是传统流行音乐之父，一方面又大谈特谈男女色情，色而不淫。倪匡当年也是色情心颇重，却不曾视之为重大问题。若是在中国大陆，黄霑、倪匡必遭道德群伐，身败名裂。由此可见，外压施于内在何其沉重，“身”对“心”的压抑又何其明显。
其六，倪匡的超越。
有一种常识是，当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大多数人处于弱势地位，而强者愈强、横行无忌之时，你站出来呐喊、反抗、争斗，你可以成为“人物”，而且也能或多或少地推动时代的变迁、潮流的翻滚。但是，倘若这个恶劣背景被撤除，整个社会走向良性循环之时，那么你“对外”的呐喊、反抗与争斗就不再具有重大意义。相反，对内的审视才更具份量。这是李敖与龙应台的区别所在。但倪匡显然又有另一层努力，他对内在的努力不是审视，而是创造。在他看来，人的内在潜能是无限的，这种无限随着对未知世界的逐步认识而持续增长，所以，他的想象力并非与生俱来，可视为超越自我的努力。超越，就意味着对循规蹈矩的反抗，鄙视陈规旧俗，释放内在能量。我曾看过一些有关“愤怒”话题的书籍，颇有心得。暴力者可分为外暴力与内暴力，外暴力易于理解，内暴力则不同，后者往往是在无数次表面微笑的背后，一点点地蓄积着巨大的愤怒力量，最终做出远远超于前者的恐怖举动。而在此之前，无人不知此人乃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法者、好人、模范。倪匡的思维要得以延伸，就必须解决这个内在愤怒的郁积问题，他不能只站在“倪匡”这个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而必须抛弃掉“倪匡”，才有可能有极丰富的构思，才能不被愤怒的郁积而击垮。从这一点，我们来看大陆的知名摇滚音乐人窦唯，他那么有才、低调、沉默的一个人，到最后居然去猛然烧车。同样的，诗人海子自杀，歌手筠子自杀，作家张爱玲自杀，演员张国荣自杀……。这批人是怎么回事？忧郁，长期不得释放内在，最终就这样自毁了。倪匡没有那样逼迫自己、挤压自己，相反却是延伸自己、扩展自己，这就是超越。
其七，倪匡的政见。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倪匡，乃是一个72岁的老头，下厨、种花、养鱼，闲云野鹤，壶中日月，但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内心火热的紧跟时事的人物。我所能看到的敏感信息，他同样能够毫无保留地看到。从他近年来接受采访的言论中，我了解到，实际上倪匡比相当多的大陆人还要了解大陆状态，他曾经细致地看过《中国农民调查》，了解过北京“上访村”，以重大的同情来看待威权统治下的底层群体——当然，也包括已遭渗透的香港。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作为一个奋斗数十年的作家，倪匡对香港最热衷的刊物，一定不是其它，乃是《开放》、《争鸣》、《动向》、《前哨》一类。或者，有些大言不惭地说，我知道倪匡，倪匡也未必不知道我。虽然我们之间隔了48年的年龄差异，但在诸多地方肯定是“ａｎｇ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以怒对怒，气味相投）。我看过诸多有关倪匡的评论，有的惋惜倪匡泄私人之愤，有的希望倪匡抛弃前嫌，有的则十分同情倪匡的早年遭遇，有的则是“当代红卫兵”式地辱骂：“倪匡，你连自己的祖国都不要了，你叫我如何崇拜你？”更有糊涂到家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大使馆可以被人炸，飞机在家门口可以被撞，南沙可以被瓜分，邪教可以在中南海静坐示威”，以此奉劝倪匡对共产党充满敬意，此种“国即是党、党即是党主”的逻辑与判断，与皇权意识无异，简直有辱国人基本智商。倪匡之政见，不唯独是当年所论，乃是紧跟信息所得，绝非意气用事，更不必以“非党即非国”来简单定论。
其八，倪匡的胆魄。
很多人假设倪匡如果身在中国大陆，估计在“反右”、“文革”之中早已自杀。倪匡曾以大陆敢言作家张贤亮受难为例，对“反右”之惨，无比心痛和震惊。今年“六四”纪念日，香港《苹果日报》曾刊出倪匡政治访谈：“现在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权利与资本掌握在极少部分人的手里，他们掠夺财富的程度，比满清入关跑马圈地还厉害”，对共产党，倪匡可谓恨之入骨。这个“过去反共、现在反共、将来还要反共”的作家，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见。1992年，他离开香港，对香港回归之后的前景不抱希望。2005年，他因为太太在美国感到不适，回到香港时更感惭愧。其实，倪匡的这种坚持，已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即使其书籍在中国大陆遭到禁止出版，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十余年（但倪匡一分钱都没拿过，全是盗版），读者遍地。这一点与李敖类似，但又不尽类似。李敖的书籍在大陆亦曾受挫，但后来得以逐渐展露，此人便对大陆当局感恩待德，实在算不得什么铁打的傲骨。倪匡的遗憾，在最近实有表露，言语之中念国心切。他之爱国，与一般的党国主义者大不相同，因恨之而爱之，因其落后、愚昧与专制而痛心疾首。倪匡虽然性情豪放，但却有极细腻的悲悯体会，成为基督徒之后更与以往劣根尽相割断，渐渐进入省思状态。倪匡毕竟已是72岁的人了，对太多问题看得太透，太孤独，太沉重，而其作品又太铺散、太广泛、太奇特。他应当获得本届“中国自由文化奖”之“小说奖”，作为提议者，我甚感自豪。
其九，倪匡的背景。
在香港这片天空之下，称倪匡为“科幻鼻祖”实不为过，其“一个人的战斗”曾经持续数年，直到黄易出现，才算是“两分天下”。科幻这种非主流文学，在香港一直远次于武侠。在倪匡出现以前，一直是以“科幻译著”为主，如《基地》、《火星之沙》、《双星》、《无时世界》等。真正完成“本土化”过程的，只有倪匡一个人。基于他的奋斗，科幻小说已经普及至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至于崛起的黄易，实在是难得的大才，同样拥有恣意汪洋的想象力，同样高产，其《超级战士》、《幽灵船》、《大剑师传奇》、《星际浪子》、《寻秦记》等，再次深入人心。真正对科幻小说在理论上予以总结的，是杜渐、李伟才、黄景亨、潘昭强、李逆熵这些人。而真正的原创高手，则有些曲高和寡，在台湾倒有一个，那就是倪匡的“至交好友”之一——张系国，也就是《棋王》的作者。《棋王》这部作品，乃是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之“中国语文”和“文化”科当中的“选择读物”，在香港成长的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曾感受过张系国的劲笔。张系国被科幻界称为“正统派”的代表，而倪匡、黄易则属“通俗派”。进入“战国时代”般的群雄逐鹿的科幻黄金时期者，乃是倪匡、黄易之后的宇无名、谭剑、乔靖夫、周显、苏文星、武藏野、萧志勇、毕华流等辈。到如今这个“速食时代”，则是科幻漫画超越科幻小说的时代，《超神》、《武神》、《龙虎五世》、《龙神》等漫画的销量，已经远远大于任何科幻小说。倪匡当初那个独挡一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后来的科幻作家也再无他那样入骨的专制批判。
其十，倪匡的影响。
倪匡被誉为“东方艾西莫夫”，亦即“华文科幻之帝”的意思。与艾萨克·艾西莫夫（ｉｓａａｃ ａｓｉｍｏｖ）并列的，据我所知，还有阿瑟·克拉克（ａｒｔｈｕｒ ｃ. ｃｌａｒｋｅ）、安森·海因莱因（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ｅｉｎｌｅｉｎ），此三人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艾西莫夫乃是本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的“大师奖”。以艾西莫夫命名的《艾西莫夫科幻杂志》，乃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倪匡被誉为“东方艾西莫夫”的理由甚多，诸如同样俯仰万年，同样宏观的视野，同样讨论人性与政冶、经济、军事等文明要素产生的互动影响，同样闪动着关怀人类未来的笔触，同样超越一般科幻的局限。倪匡将大量重大问题投入于隐喻之中，其情节波澜壮阔，其内容辐射辽广，其语言干净利落，其人物潇洒自由。掩卷之后，大感非仅“猎奇”而已，乃有极深刻之倾诉。既如此，则其作品又何限归类？何限地域？何限历史？写到此处，猛然想到一则快事。2006年3月～2007年2月，大陆《红袖添香网》与香港中华书局共同举办“2006新武侠小说大赛”。在此活动之中，上网阅读的倪匡竟于不经意间发现一流参赛作品——周翔的《放纵剑魂》。倪匡随即致信周翔：“大有可能是出自古龙英灵的指引，因为你作品极出色，相信古龙若在生，也会觉得高兴。你已经掌握了写小说最重要的诀窍，就是有极好的想象力和通顺的文笔，掌握悬疑也恰到好处。我现在逢人便说你的小说好看，近日会和金庸见面，就会告诉他。并希望可以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果不其然，《放纵剑魂》获得新武侠大赛七月之“月冠军”。此种洞见，可见倪匡之眼力与感召。
作者：杨银波
倪匡与李敖同岁，这两个人绕了四轮“十二生肖”之后，1983年的一批人便诞生了——我即是此批之一，都属“猪”，今年乃是本命年。在性格上，我们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在道路选择上又富含歧见。其相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出：工作狂的倾向，不要命的倾向，“一根经”的倾向，“一竿插到底”的倾向，笔力强劲恣肆的倾向。倪匡无限地挖掘自己的潜能，在政治取向上走的是“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的道路；李敖的选择已经趋于投机、献媚和盲从，与金庸、黄霑一样“晚节不保”，成为统战之棋，却未有丝毫警醒觉悟。倪匡与李敖，两者都属高产作家。前者乃全世界之最，手写速度是每小时2,500字～4,500字之间，1996年使用“声控电脑”后，写作速度反而变慢；而口才亦属一流，讲话速度比写作速度还快，一旦慢下来就要“打结”。李敖从《老年人与棒子》开始，写了46年，速度亦属惊人，想当年半夜三更起床写作，搞连续数年的“通宵达旦”，这种锻炼历程比我还要早几十年。两者都是“数千万字”的作家，但李敖不可与倪匡相比之处，在于其原创有限、范畴有限、文体有限，而倪匡一生居然从来没有抄袭过自己，可谓思源开阔、源源不断的作家典型。
在1985年8月出版的《倪匡传奇》之最末，曾有这样一段话：“从江南到内蒙到东北，倪匡早年的生活，由血与泪、生存与死亡、战栗与痛苦交织而成。”确实，倪匡曾经投身“共产党革命事业”六年，想当年大小是个“基层干部”，然而其自由理念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饱受批判、批斗，到后期更是发展到可能承受“十年监禁”的沉重打击。而其具体“法律纠纷”，竟仅仅是因为取些木材来烤火以及一条狗将大队长咬伤而已，如此就成了“反革命”、“对共产党员恨之入骨”之类重罪。1957年，倪匡逃亡，自内蒙古逃到大连，又由大连逃至上海、广州，最终成功偷渡至香港，躲过“反右”、“文革”等严重浩劫。这一年，倪匡年仅22岁。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也震撼了一大批的倪匡读者。当时的倪匡，身上没有多少钱（到大连后，身上的钱只够买票到青岛），饿得又厉害，硬着头皮逃到上海后，连亲人也不敢接待之，就如躲瘟疫、躲疯狗一般惟恐避之不及。自上海到香港，倪匡乃以老鼠、蚂蚁、棉花充饥，以伪刻图章与路条来解决即时危险。如此活脱脱的“流浪汉”，整整两个月的逃亡，自中国最北部逃至中国最南部，痛苦至极地“千里走单骑”，风餐露宿，挨饥受饿，诸位可以想象当时倪匡内心之愤怒、绝望与决断。
这个原名倪亦明、倪聪的人，自此以后，在中国大陆的足迹消失了整整50年。50年以来，倪匡的大量书籍只能停留于一般的地摊或出租书店，被当作“反动分子”、“反动书籍”对待。直到网络开放，倪匡一生之奋斗才逐渐为人所知——我已看到收录“倪匡全集”、“倪匡作品集”、“倪学”的大量网站，点击量巨大，粉丝活跃。几代香港人及非香港人，都是看着倪匡的书长大的。其间，环环相扣的描写，惊险神秘的探寻，英雄主义的倡扬，反对独裁的决心，牵连广阔，气势磅礴，天马行空，这一切都已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在香港，倪匡、金庸、黄霑、蔡澜并列为“四大才子”，亦有“小说三大高手”的说法，指的是攻科幻的倪匡、攻武侠的金庸、攻言情的亦舒。其中，亦舒就是倪匡的亲妹妹——倪亦舒。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莫谈国事”者，专为中产阶层的职业女性而作，重气质，重品位，穿着破牛仔裤、烂ｔ恤，头发剪得如男童，化装品是一罐凡士林，闲时拖凉鞋，夹香烟去骑单车，奔公园，看法国小电影……。这个人，就是被视为“超越台湾琼瑶”的香港言情作家倪亦舒。
倪匡的一生，极富戏剧性。在香港这个地方，在连续反了50年共产党的人之中，他是最显眼的一个。但如果切开他的家族、家庭与朋友，便更能感到他的孤独与寂寞。倪匡的大哥叫倪亦方，现在辽宁省鞍山市化工二厂就任厂长，是共产党员、工程师，曾经遭受“反右”、“文革”磨难，蒙受20余年不白之冤。1985年7月1日，《鞍山日报》曾刊出报道《倪亦方——理想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此文惨不忍“读”，简直是赤裸裸的精神洗脑，假以“爱国”之名义，忽视倪亦方所受之沉重打击。面对倪亦方这位大哥，倪匡情何以堪？倪匡之子，乃在电影、电视、电台、唱片、书籍等方面皆有展示的倪震，曾与李嘉欣、陈法蓉恋爱，又与周慧敏同居17年。此子有才，善于拓展，但远不如其父之远见，亦与政治无染。亲人如此，朋友则更不必说，似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或曰精明。2005年，倪匡在离开香港13年之后，从美国返回香港，当时林渊曾经发出一则报道，内有如下内容：“倪匡的两位好友查良镛和黄霑，晚年如何由反共转向媚共，对中共政权完全丧失批判能力，甘心沦为统战工具，查、黄二人那种晚节不保，才教众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林渊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来看几则资料。在已公开的《倪匡百问》之中，倪匡说：“我最推崇的小说家分别是金庸、古龙、琼瑶、亦舒、高阳、夏树静子、爱伦坡；最推崇的散文家是柏杨与李敖。”其自认的“至交好友”，分别是古龙、金庸、黄霑、张系国、沈西城、叶李华。另一则资料，则来自《维基百科》：“倪匡自夸是金庸的好友，但金庸从不承认这点。”黄霑也是风向一转，让倪匡大大失望。张系国乃是同类文友（科幻作家）之切磋，沈西城、叶李华乃是倪匡的顶极粉丝。在其“至交好友”之中，若要讲真性情、真豪杰，可能唯有已逝的古龙一人而已。至于琼瑶、亦舒、高阳、夏树静子、爱伦坡，皆与倪匡非一路人。而李敖本身，更是过气人物，近年举动令人心痛，若再追究其发迹历史，更感到问题严重，十足卑鄙。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倪匡敬重者，也值得公众信服者，可能唯有古龙、柏杨二人而已。论胆魄，论资历，论才华，论远见，到最后恐怕一个“至交好友”也不会留下。因为在我看来，古龙过分超越现实，柏杨也只看到东方文化禁锢之一面，未有大气，只成批判巨将。若论真正跳出小格局，进入大格局，连倪匡本人也成为问题焦点。但至今为止，论出色、论坚持、论勤奋、论罕见，我仍认准倪匡一人，其启示可谓无处不在。
其一，倪匡的高产。
我是职业作家，但算不得高产，倪匡却能做到。他的办法，是高度认同“职业性”，说得不文雅一些，就象妓女上床，不能讲愿不愿意，或者有没有过量。职业作家，就是铁定了要吃这碗饭，不能耍什么高贵、娇弱、派气，你是干这一行的，那么就要把这一行干到底，干绝，干出自己的极限来。这需要解决诸多难题：时间如何安排？人际如何抽离？领域涉猎到哪些？怎样面对资源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倪匡抛弃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应酬，极力地拿出时间来拼命写作，而题材之广泛，完全是基于各种媒体、各种境遇、各种夜梦。这个人的性格十分古怪，其实反过来看，又十分单纯。在卫斯理、原振侠、浪子高达、神探高斯、亚洲之鹰罗开、非人协会、女黑侠木兰花、年轻人与公主、神仙手高飞、侠盗影子等系列中，都可以看出倪匡的出色本领在于“异想天开”，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多多胡思乱想”。想人之所不想，思人之所不思，越离奇、越怪异、越紧张、越惊险、越有趣、越语出惊人，那么就“越好看”，越“让读者废寝忘食”。这是对思维的训练，整个写作过程就象是做实验，越冒险越上劲，因此这种写作非常上手，动力十足，魅力无穷，绝对是“不写白不写，写了还想写”，永远意犹未尽，永远不知疲倦。想象力的无限扩散，是不可能有何极限的。当然，这当中并不包含多少科学成分，准确地说，应该叫“幻想”，而非“科学幻想”。
其二，倪匡的作品。
我想说，仅科幻小说一类，倪匡的眼界已绝非科幻而已，太多内涵已经超越科幻本身；而且，其商业性写作的主题，却能达到如此严肃，实为罕见。限于篇幅，我只能极简单地介绍。《丛林之神》，表达人拥有预知能力后的一种深刻的悲哀；《透明光》，表达隐形后的人的恐惧与悲哀；《创造》，表达对控制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眼睛》，关注人类邪恶的起源；《奇门》，描写失去家园的情感；《报应》，揭露强权压倒一切，独裁与专政代替了民主与自由，外星人审判地球人之罪；《拼命》，揭示中国人只是顺民，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只想生存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算帐》，对政治大加批判与揭露，揭示极权统治的后遗症，甚多隐喻指向现实的同时，亦批判独裁与专制；《瘟神》，传达出对地球人口急剧增长的忧虑与关注；《头发》，代表着倪匡作品的最高思想境界，最荡气回肠的是作者以“舌战群儒”之势，指责四大教祖，分析其虚伪、自私和不负责任，那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其思想境界丝毫不逊于西方著名科幻作家；《风水》，乃是将文革场面写得最荒诞、最可笑的一部小说；《规律》，控诉冷战年代的苏联；《地心洪炉》，粉碎妄图统治世界的科学狂人之贪欲；还有《游戏》、《蓝血人》亦颇精彩，后者曾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得第94名，是两岸三地唯一入选的科幻作品。纵观倪匡之全部历史，乃由早期极强娱乐、商业成份的作品，剧变为处处流露对极权和人类劣根性批判的正气之作，这种努力，不是投降于权力与市场的作家所敢于付诸的。
其三，倪匡的领域。
倪匡的最突出成就，在于科幻小说之想象力和惊险魅力，以及贯穿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在科幻小说界已成权威之一。2001年，国立交通大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联手，设立“倪匡科幻奖”，提倡中文科幻小说创作与欣赏。自第四届起，又与国科会“科普奖”合办。但倪匡的领域绝非仅此而已，更包括武侠、奇情、侦探、神怪、推理、色情、文艺等各类型的小说，以及政论、杂文、散文、评论、专栏、剧本等。其历练过的文体，除了广告词与歌词之外，其余皆在手下。小说已超过300种，剧本已超过400种。单是电影剧本，自1967年写到1988年，乃是世界第一的产量，其代表作包括《独臂刀》、《唐山大兄》、《精武门》、《马永贞》、《洪熙官》、《楚留香》、《功夫小子》、《银姑》等名作，而倪匡亦曾因独具的才华，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编剧。周润发、钱小豪、李小龙、甄子丹、李连杰、刘德华等人，皆从中受益。至于武侠小说，倪匡自认业绩一般，“但这是与金庸、古龙相较而论”。他的文字变化多端，简练写意，看罢他写的《我看金庸》系列，竟感到居然在文风上亦可与金庸如此接近。想当年，倪匡更是在金庸出国期间为金庸“代刀写作”《天龙八部》部分章节，了无痕迹，浑然天成。倪匡亦曾为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代“文侠”代笔，可见其手段之高。这与演员属性相近，学什么象什么。直到晚年，倪匡更感到自己居然还有当演员的天份。其实足不为奇，倪匡的文体演练，已经注定了他对各种复杂性格与表现方式的深刻掌握，而这恰恰就是演员的本事。
其四，倪匡的极限。
面对当道，作家之选择是各式各样的，即使已取得成就的诸多文人，到最后不是被权力、名利、荣誉等外在所累，就是被内在的才思枯竭、走火入魔的心灵灾难所累。但在倪匡身上，这一切似乎都不是问题，根本不值得半点考虑。这毕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所读书籍在少年时期即已相当繁杂，性情自由，精力旺盛，敢言敢行，意志顽强，这一切都构成了他此后事业的基础。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只在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此后的身份便是军人、警察。所有写作潜能，几乎全在后期的自学、演练之中猛烈地爆发出来。他这个人，极其刻苦，而且职业道德一流，即使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也能做到不拖稿、欠稿。若换作是我，绝对无力办到——我的最大极限是，曾同时为三家媒体写政论专栏，时至今日最为残酷的拼命，也不过日产三篇，一万字而已。倪匡的稿酬加版税，一年最高曾超过200万港币，乃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我之写作，关注现存实际问题与重大问题居多，小说已经停写六年之久。这种在文体和题材上的不同取向，迫使我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关注现实的具体问题，因而不是以想象力（甚至狂想力）来支撑思想，而是以分析力和整合力来推动当道。倪匡的选择，是在“易写”领域之中做到出色，而我则是在“难写”领域之中求得突破，两种不同取向，就成了两种不同结果。
其五，倪匡的自由。
这个自由不是指对外在世界的争取，而是指内在的自由程度。昨天我在《世界周刊》看到曾慧燕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采访，高行健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只为个人而书写。这与刘宾雁、马建等作家的“入世”之态截然不同。起初不知究竟，但通篇读后，再对比倪匡，我明白了“为个人而书写”之中极大的可取之处，恰恰就在于“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两种写作态度看似截然不同，其实纯属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入世与出世，只是所观照的对象不同而已，而最终目的皆在自由。在一个处处受禁的世界，要保持内在自由，倪匡的个人性格就对此予以了解读。这个极端情绪化、常常糊里糊涂的人，“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不喜欢正经八百，也绝不会道貌岸然”，为人率性放任、热情爽朗、慷慨侠情，这种内在自由是超越自我的关键。请注意，“正经八百”、“道貌岸然”这八个字，乃是不少人的特色，包括我本人在内，皆属此类。太多人的言论四平八稳，坚固如山，仿似宣讲《圣经》。能够打破这一常规的人，在追逐民主与自由的知名作家之中，我只看到余樟法等少数人有此境界。倪匡毕竟身在香港，那是一个极其多元的文化地域。香港式的言论自由，就是于道统之中加些嘻哈玩闹的佐料，既有幽默的调侃，又有严肃的批判，正道而又不失风趣，刚烈而又不失顽皮，没有那种高山扬止、巍峨崇高的影响力人物。黄霑就属香港式，一方面是传统流行音乐之父，一方面又大谈特谈男女色情，色而不淫。倪匡当年也是色情心颇重，却不曾视之为重大问题。若是在中国大陆，黄霑、倪匡必遭道德群伐，身败名裂。由此可见，外压施于内在何其沉重，“身”对“心”的压抑又何其明显。
其六，倪匡的超越。
有一种常识是，当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大多数人处于弱势地位，而强者愈强、横行无忌之时，你站出来呐喊、反抗、争斗，你可以成为“人物”，而且也能或多或少地推动时代的变迁、潮流的翻滚。但是，倘若这个恶劣背景被撤除，整个社会走向良性循环之时，那么你“对外”的呐喊、反抗与争斗就不再具有重大意义。相反，对内的审视才更具份量。这是李敖与龙应台的区别所在。但倪匡显然又有另一层努力，他对内在的努力不是审视，而是创造。在他看来，人的内在潜能是无限的，这种无限随着对未知世界的逐步认识而持续增长，所以，他的想象力并非与生俱来，可视为超越自我的努力。超越，就意味着对循规蹈矩的反抗，鄙视陈规旧俗，释放内在能量。我曾看过一些有关“愤怒”话题的书籍，颇有心得。暴力者可分为外暴力与内暴力，外暴力易于理解，内暴力则不同，后者往往是在无数次表面微笑的背后，一点点地蓄积着巨大的愤怒力量，最终做出远远超于前者的恐怖举动。而在此之前，无人不知此人乃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法者、好人、模范。倪匡的思维要得以延伸，就必须解决这个内在愤怒的郁积问题，他不能只站在“倪匡”这个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而必须抛弃掉“倪匡”，才有可能有极丰富的构思，才能不被愤怒的郁积而击垮。从这一点，我们来看大陆的知名摇滚音乐人窦唯，他那么有才、低调、沉默的一个人，到最后居然去猛然烧车。同样的，诗人海子自杀，歌手筠子自杀，作家张爱玲自杀，演员张国荣自杀……。这批人是怎么回事？忧郁，长期不得释放内在，最终就这样自毁了。倪匡没有那样逼迫自己、挤压自己，相反却是延伸自己、扩展自己，这就是超越。
其七，倪匡的政见。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倪匡，乃是一个72岁的老头，下厨、种花、养鱼，闲云野鹤，壶中日月，但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内心火热的紧跟时事的人物。我所能看到的敏感信息，他同样能够毫无保留地看到。从他近年来接受采访的言论中，我了解到，实际上倪匡比相当多的大陆人还要了解大陆状态，他曾经细致地看过《中国农民调查》，了解过北京“上访村”，以重大的同情来看待威权统治下的底层群体——当然，也包括已遭渗透的香港。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作为一个奋斗数十年的作家，倪匡对香港最热衷的刊物，一定不是其它，乃是《开放》、《争鸣》、《动向》、《前哨》一类。或者，有些大言不惭地说，我知道倪匡，倪匡也未必不知道我。虽然我们之间隔了48年的年龄差异，但在诸多地方肯定是“ａｎｇ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以怒对怒，气味相投）。我看过诸多有关倪匡的评论，有的惋惜倪匡泄私人之愤，有的希望倪匡抛弃前嫌，有的则十分同情倪匡的早年遭遇，有的则是“当代红卫兵”式地辱骂：“倪匡，你连自己的祖国都不要了，你叫我如何崇拜你？”更有糊涂到家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大使馆可以被人炸，飞机在家门口可以被撞，南沙可以被瓜分，邪教可以在中南海静坐示威”，以此奉劝倪匡对共产党充满敬意，此种“国即是党、党即是党主”的逻辑与判断，与皇权意识无异，简直有辱国人基本智商。倪匡之政见，不唯独是当年所论，乃是紧跟信息所得，绝非意气用事，更不必以“非党即非国”来简单定论。
其八，倪匡的胆魄。
很多人假设倪匡如果身在中国大陆，估计在“反右”、“文革”之中早已自杀。倪匡曾以大陆敢言作家张贤亮受难为例，对“反右”之惨，无比心痛和震惊。今年“六四”纪念日，香港《苹果日报》曾刊出倪匡政治访谈：“现在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权利与资本掌握在极少部分人的手里，他们掠夺财富的程度，比满清入关跑马圈地还厉害”，对共产党，倪匡可谓恨之入骨。这个“过去反共、现在反共、将来还要反共”的作家，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见。1992年，他离开香港，对香港回归之后的前景不抱希望。2005年，他因为太太在美国感到不适，回到香港时更感惭愧。其实，倪匡的这种坚持，已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即使其书籍在中国大陆遭到禁止出版，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十余年（但倪匡一分钱都没拿过，全是盗版），读者遍地。这一点与李敖类似，但又不尽类似。李敖的书籍在大陆亦曾受挫，但后来得以逐渐展露，此人便对大陆当局感恩待德，实在算不得什么铁打的傲骨。倪匡的遗憾，在最近实有表露，言语之中念国心切。他之爱国，与一般的党国主义者大不相同，因恨之而爱之，因其落后、愚昧与专制而痛心疾首。倪匡虽然性情豪放，但却有极细腻的悲悯体会，成为基督徒之后更与以往劣根尽相割断，渐渐进入省思状态。倪匡毕竟已是72岁的人了，对太多问题看得太透，太孤独，太沉重，而其作品又太铺散、太广泛、太奇特。他应当获得本届“中国自由文化奖”之“小说奖”，作为提议者，我甚感自豪。
其九，倪匡的背景。
在香港这片天空之下，称倪匡为“科幻鼻祖”实不为过，其“一个人的战斗”曾经持续数年，直到黄易出现，才算是“两分天下”。科幻这种非主流文学，在香港一直远次于武侠。在倪匡出现以前，一直是以“科幻译著”为主，如《基地》、《火星之沙》、《双星》、《无时世界》等。真正完成“本土化”过程的，只有倪匡一个人。基于他的奋斗，科幻小说已经普及至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至于崛起的黄易，实在是难得的大才，同样拥有恣意汪洋的想象力，同样高产，其《超级战士》、《幽灵船》、《大剑师传奇》、《星际浪子》、《寻秦记》等，再次深入人心。真正对科幻小说在理论上予以总结的，是杜渐、李伟才、黄景亨、潘昭强、李逆熵这些人。而真正的原创高手，则有些曲高和寡，在台湾倒有一个，那就是倪匡的“至交好友”之一——张系国，也就是《棋王》的作者。《棋王》这部作品，乃是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之“中国语文”和“文化”科当中的“选择读物”，在香港成长的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曾感受过张系国的劲笔。张系国被科幻界称为“正统派”的代表，而倪匡、黄易则属“通俗派”。进入“战国时代”般的群雄逐鹿的科幻黄金时期者，乃是倪匡、黄易之后的宇无名、谭剑、乔靖夫、周显、苏文星、武藏野、萧志勇、毕华流等辈。到如今这个“速食时代”，则是科幻漫画超越科幻小说的时代，《超神》、《武神》、《龙虎五世》、《龙神》等漫画的销量，已经远远大于任何科幻小说。倪匡当初那个独挡一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后来的科幻作家也再无他那样入骨的专制批判。
其十，倪匡的影响。
倪匡被誉为“东方艾西莫夫”，亦即“华文科幻之帝”的意思。与艾萨克·艾西莫夫（ｉｓａａｃ ａｓｉｍｏｖ）并列的，据我所知，还有阿瑟·克拉克（ａｒｔｈｕｒ ｃ. ｃｌａｒｋｅ）、安森·海因莱因（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ｅｉｎｌｅｉｎ），此三人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艾西莫夫乃是本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的“大师奖”。以艾西莫夫命名的《艾西莫夫科幻杂志》，乃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倪匡被誉为“东方艾西莫夫”的理由甚多，诸如同样俯仰万年，同样宏观的视野，同样讨论人性与政冶、经济、军事等文明要素产生的互动影响，同样闪动着关怀人类未来的笔触，同样超越一般科幻的局限。倪匡将大量重大问题投入于隐喻之中，其情节波澜壮阔，其内容辐射辽广，其语言干净利落，其人物潇洒自由。掩卷之后，大感非仅“猎奇”而已，乃有极深刻之倾诉。既如此，则其作品又何限归类？何限地域？何限历史？写到此处，猛然想到一则快事。2006年3月～2007年2月，大陆《红袖添香网》与香港中华书局共同举办“2006新武侠小说大赛”。在此活动之中，上网阅读的倪匡竟于不经意间发现一流参赛作品——周翔的《放纵剑魂》。倪匡随即致信周翔：“大有可能是出自古龙英灵的指引，因为你作品极出色，相信古龙若在生，也会觉得高兴。你已经掌握了写小说最重要的诀窍，就是有极好的想象力和通顺的文笔，掌握悬疑也恰到好处。我现在逢人便说你的小说好看，近日会和金庸见面，就会告诉他。并希望可以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果不其然，《放纵剑魂》获得新武侠大赛七月之“月冠军”。此种洞见，可见倪匡之眼力与感召。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作者：杨银波
我之思想，不唯独来自“自省且自律”，也不唯独来自“心灵”。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历史长河中，既属于个体也超越个体的认知、辨析。思想不仅仅是无数参考系中的归纳、总结，不仅仅是剖析自我的忏悔、审视，它甚至更是行动，不仅仅是想出来的、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干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拿命来换出来的。有人说，思想的前提是首先了解自我，而后才能了解外在，否则这态度、角度就不端正，这个基础就不牢靠，上面的建筑就会摇摇欲坠。我要说，这仍然只是角度之一。更不必说，以思想的力量来批判政府、批判传统，居然就是“没有首先了解自我”的幼稚。自我、政府、传统这三者之间，没有先后秩序，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政府以国家法人自居，以制度统领于你，而传统则是数千年之遗留、保存，到现在真正遗留下来的，已经太少太少，诸多教条束缚着中国人，诸多正道又被扭曲解释，要真正还原传统，就必须对太多传统重新批判对待。批判政府，是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迫使其转型，喝令其改革；批判传统，是“拨乱反正”，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真正文化来源，因此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差别甚大，也与李敖、柏杨差别甚大，不是彻底反传统，倒是热爱真传统，追逐真传统。
对自我的认识，有着无数的路径。当你俯瞰历史，仰望世界，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说我“狂”的人，大约真是小脚见着平常脚，以至于觉得那就是碍眼的大脚了。我要说，我已隐忍诸多，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大”没有显示出来。我不是克己复礼的传人，而是作为人的追求，在面对太多不公不义不平时必然“条件反射”般地挺立。现代公民，不是什么都要无分是非地去包容的，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得失，但不可忍受公众的得失。思想向内扩展的人，看得见自己的劣根，明白自己的局限，懂得自己的微渺，但并不足以迫令自己收敛良知。不可见的良知不是良知，沉默、忍受、视而不见，或者只是“独善其身”，那是“自了汉”，充其量只能保全自己的清静。省与律，其根本目的不是束缚自己，更不是灭杀自我及个体，而是为了得到心灵的通畅、浩然的正气、豁达的悲悯。这是入世的态度，不是避世的态度。因恐惧政府专制而不敢言，因熟悉权力运作而鄙视无权者的奋斗，那不是端正，而是冷漠与傲慢。要知道，民间远远超越官方之所在，不在于你的权，不在于你的势，而在于人心。
走进真实的民间，那里多是反抗权势、冷漠权势的潮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受难，不是谁说出来的受难，而是真真实实的受难。关在监狱里的良心犯、政治犯，走在路上的上访者，圈地运动中的抗争者，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民间，你也将知道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当。古往今来，多少狂傲不羁的人物，在此中力挽狂澜、竭力呼喊！他们是大写的人，不因时势的黑暗而惧怕，不因民众的出卖而叫屈，不因自我身份的卑微而自轻，甚至不因家庭的阻拦、权钱的诱惑而退步妥协。中国式的脊梁，往往都是在真实的黑暗面前，勇敢地为民代言，有时甚至勇敢地面对着盲动的民众，成为了“一个人的战斗”。这是任何时代里被当作最傻、最天真、最不成熟、最无世故的人，你以为这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所引起的吗？不是。那是人回归本性的努力。无论时代有多乱、多脏、多黑，为反抗谎言、暴力、压制而战，一直都是重要的主题。更何况，当身边林林总总的悲剧不断发生，纵使你的既得利益有多大，你的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多懂得这当中的运筹帷幄、规律倾向，你都不得不为之所动，有所行，有所言。再懂得明哲保身的清流，再懂得自我之微渺的平民，即使出世得如同寺庙的和尚尼姑，也要大叹“阿弥陀佛”，更何况是敏感而不屈的我们？
心灵不是一个简陋的角落，它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里面装载万千，是“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复杂体。心灵是内外相通的，中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阻碍，心就是物，物就是心，万物皆在心，心皆在万物。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极出色的传统文化，那天下不是君王、党主之天下，乃是天下之天下。关注世态，秉笔直书，反抗强权，更不必理会是否得罪政府，或者破坏传统，而只理会：声音是否发乎于心？是否不够透、不够明？人的能力与境遇是各不相同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老农，譬如我的父亲，虽然缺点频繁，但也能持有一股底层正气，能够力所能及地尽一己之力。这跟人受的传统教育没什么关系，跟文凭高低亦无关。我没有否定体制内的努力，没有否定体制内存在够硬的角色，我之批判已经够客气了，不少身在曹营的人比我更愤怒、更直接，而且其计划更长远、更懂“行情”。社会是有分工的，你能尽这个努力，我能尽那个努力，角度的确不同，然而平台却都是公众，因此，做看得见的事，说听得到的话，都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自我负责。有的人走过曲折的道路，回过头来对年轻人说：“你走的路，我早就走过。”然而目及他们的现在，却多是沉默者，“老了，摔了跟头，只乞求能够平安地活着”，“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弃甲慢慢地顺从”，这是失败者的沮丧，这是失落者的沦落。
苦难，是激起思想的重要条件。苦难的缘起，确实不是全都该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负责，确实里面很多内容根本就是人生恒常的存在，并且从来没有因为文化、种族、制度和经济水平而改变过。但是，这不是为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解脱一切责任的根据。制度的更迭，其目的是以更适合人性——尤其是人的逐利本性——的规则，来推动国家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分配资源、吸收文明、创造文明。当国家的众多资源遭到垄断，包括统治权力、媒体自由、基本生活之必需（如电、水、路、通信、石油等）的垄断，尤其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犯罪问题日趋高涨，弱势越来越无助，强者却越来越霸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办？民主制度、民主政府、自由文化、公民社会等，这些确实不能把每一个中国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如神仙般的大善之人，但是，这样的制度、政府、文化、社会是更合理的需要，以最小的成本，起到最大的激励和保障的作用。通过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的传播，通过民众选票的透明认定，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全社会动员，人可以生活在有选择权的天地。五年前，郑贻春说：“我可以选择你这个制度，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制度，我可以选择你这个领导人，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领导人，这就是政治市场化的本意。你完全可以把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的权位、某一位领导人当作商品来选择，它们就像你买的一件衣服或某种物品，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他被关在中国监狱里受刑，销声匿迹。按韩寒的话说，这种“瞎子用屁眼都能看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双眼不盲的人却装着看不到？
改变制度，是从权力的合法来源开始的，合法的权力来源有利于权力的合法运作，为地方、为国家、为每一个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机会。一个收入微薄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的乡村教师，一个沿海电子厂的打工妹，需要的都是人民币。茅于轼就说过：中国人不是缺粮食，“粮食荒”是个伪问题，中国人缺钱。这样的常识，北京大学的学术泰斗之一季羡林也会告诉你。要让人民有钱，让每一个人都富足起来，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就需要廉洁高效的权力，透明公平的市场，鼓励人才的氛围，勇于接纳不同政见、社见、经见、报见的胸襟。苦难的缘起，有突发的，有非突发的，有急风骤雨的，有潜移默化的，是制度与人心的双重灾难，甚至是制度与人心之外的更多因素所致。没有办法消除苦难，但却可以通过改变外在条件的方式，来减少苦难的发生，降低苦难的成本。如果人们能够有力地阻止政绩工程，如果国家能够有力地打击腐败，如果黑社会的问题可以在解决了贫穷的前提下根治，如果上访的人不要抓他，如果敢言的记者不要整他，如果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要关他，如果当政者可以放权于民间、还政于人民，如果军队真正属于国家……，那么，苦难必然会大量减少，其程度将大为降低，整个社会都将有着浩然的悲悯正气，人本身的劣根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最反对的，就是那种因为“不可能全部解决”而“干脆不解决”的做法。力所能及，竭尽全力，是要知难而上，能做到一分就是一分，能做到十分就是十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基于主事者冥顽不化、自我逃避，从根本上拒绝破釜沉舟的改革，这才逼得即使敢怒不敢言的人也非说不可了。
客观，宽容，历史感，理性，大智慧，大心胸，有人这样要求着此时的你我。当你宣泄你的不平之鸣，并且显示自己的强硬与不屈，想要“做大”自己这个公民之时，你将被视作怨天尤人、表现自己、标榜自己、自我卖弄、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如果你恰好比较年轻，你更是容易被标以“年纪轻轻，涉世不深”，你是荒唐的，你是胡闹的，你是可笑的，同时，你一定是有别有用心的，如同西方的传教士之于中国。我能够在一夜之间想明白这当中的道理，譬如说，我，干脆不用谈政治制度，不用反击专制，我需要以“纯文学”的语言，避开一系列敏感词汇——那些词汇在无数网站论坛的“屏蔽辞海”里。我谈中国数千年之优秀文化吧，赞美过去，赞美现在，赞美未来。要像民国谈清朝、清朝谈明朝、明朝谈元朝、元朝谈宋朝、宋朝谈唐朝那样，不要谈现在。若谈现在，不要有批判。若有批判，不要批判当道。若批判当道，不要具体批判，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透。若要把话说透，那就换个地方，干脆说给自己听。自己也不要听得太多，左耳进右耳出，说多了自然也就信了，自己的头脑也就“旷”（重庆方言）了，糊涂了。真奇怪，到最后只能得出一种结果：沉默。要说涉世的深浅，我看整个中国都在欺骗自己，那是“黑话”，是见证过厉害、残酷、恐怖与高深莫测的阅历。与其钻这等黑水的“世”，倒不如进“世界”的世。我们活在被民主制度几面夹击包围的国家里，还要自我安慰“中国特色”、“和谐社会”。从来都没有过现代文明的真实生活，还要畏缩自己，并拉平他人。
救世，是无数人都在干的事情——不是救世主，是救世者。这是勇敢的一群人，本来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不管是被视为标榜卖弄还是被视为正义良知，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而且是表现定了！躲在一角，清高自在，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这种“表现”需要多大的勇气？将承受多大的代价？如果思想还要有所选择，如果思想只能在“思”里面“想”，那么思想究竟是如何推动历史的？我要说，思想是活的，活在人的身体里，发射到真实的社会中，有光就该亮，有能量就该释放，这可笑吗？说我年轻，老天啊，这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是该虚度的吗？是该颓废的吗？是该沉默的吗？我有25岁的年岁，但言语、文字却是“52岁式”的，那不是固作苍老，而是“硬中含锐”的特色，是典型的檄文式风格，是多年独立写作的“血管里冲出来”的性情与激思。我反感仅限于言说，因此也在做事，也在奔跑，但是我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冲破自己的禁区，勇敢地言说起来。我向来不认为那是“狂”，更不认为那是“妄”。实在是太多人自己被自己吓破了胆，自己的恐惧与冷漠占据了大脑，僵固了思维。20岁出道之前，我曾写过一首《生命》：“我要让疯狂的野火烧焦冰冻成海的心脏，砸碎僵固已久的身体；我要让奔腾的血液冲垮残骸逾亿的木棺，震惊五百年后的人民！”这种Shock the people after 500 years的决心，是一个青年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对时代、对历史的庄严承诺，他可以做到，无论都多难，有多苦，有多累，有多累，他都要做下去。这是标榜吗？这是抱负，不是只为欺骗他人和活在真空里的理想！
中国不是狂者太多，而是太少。那不是要当“兽中之王”的霸气、挑衅，不是今天攻打这个民族、明天掠夺那个民族的成吉思汉，不是阳谋出洞、镇压良知、掀起文革暴政的毛泽东，而是留股正气在人间的奋进，是真真正正地当一回人的挺拔。这种人，不是暴力的倡导者，不是侵略的响应者，不是权力的崇拜者，不是物质的迷乱者，而是视民情如自身所受，视国情如自身所承，那是一种不轻贱自己的承担，是“舍我其谁”的坦率，有因爱之爱，有因恨之爱，有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有日夜焦灼的辗转反侧。我不是恨国者，我是实在爱得太深太深，以至于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是什么地步啊？睁眼闭眼之间，都是血液和哭泣的声音在反复撞击着，那是真正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感受。要谈涉世，就到底层来，就到边缘去，就到官场上看个够、听个够。去那喊不出声音的监狱去吧，搞懂犯罪的人在想什么；去那忏悔罪孽的教堂去吧，搞懂另一种犯罪的人在想什么。或者，看看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再去上访村看看吧，去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太石村回访吧，去法庭旁听腐败案件、黑帮案件吧，只要你的眼睛能够看得到，你的耳朵能够听得到，再来想想：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狂者？究竟需不需要不随流于人云亦云、人行所行的现代公民？就让我来宣告：我们是公民，不是百姓；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工具；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
（本文发表时，题目被改为《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
作者：杨银波
我之思想，不唯独来自“自省且自律”，也不唯独来自“心灵”。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历史长河中，既属于个体也超越个体的认知、辨析。思想不仅仅是无数参考系中的归纳、总结，不仅仅是剖析自我的忏悔、审视，它甚至更是行动，不仅仅是想出来的、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干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拿命来换出来的。有人说，思想的前提是首先了解自我，而后才能了解外在，否则这态度、角度就不端正，这个基础就不牢靠，上面的建筑就会摇摇欲坠。我要说，这仍然只是角度之一。更不必说，以思想的力量来批判政府、批判传统，居然就是“没有首先了解自我”的幼稚。自我、政府、传统这三者之间，没有先后秩序，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政府以国家法人自居，以制度统领于你，而传统则是数千年之遗留、保存，到现在真正遗留下来的，已经太少太少，诸多教条束缚着中国人，诸多正道又被扭曲解释，要真正还原传统，就必须对太多传统重新批判对待。批判政府，是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迫使其转型，喝令其改革；批判传统，是“拨乱反正”，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真正文化来源，因此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差别甚大，也与李敖、柏杨差别甚大，不是彻底反传统，倒是热爱真传统，追逐真传统。
对自我的认识，有着无数的路径。当你俯瞰历史，仰望世界，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说我“狂”的人，大约真是小脚见着平常脚，以至于觉得那就是碍眼的大脚了。我要说，我已隐忍诸多，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大”没有显示出来。我不是克己复礼的传人，而是作为人的追求，在面对太多不公不义不平时必然“条件反射”般地挺立。现代公民，不是什么都要无分是非地去包容的，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得失，但不可忍受公众的得失。思想向内扩展的人，看得见自己的劣根，明白自己的局限，懂得自己的微渺，但并不足以迫令自己收敛良知。不可见的良知不是良知，沉默、忍受、视而不见，或者只是“独善其身”，那是“自了汉”，充其量只能保全自己的清静。省与律，其根本目的不是束缚自己，更不是灭杀自我及个体，而是为了得到心灵的通畅、浩然的正气、豁达的悲悯。这是入世的态度，不是避世的态度。因恐惧政府专制而不敢言，因熟悉权力运作而鄙视无权者的奋斗，那不是端正，而是冷漠与傲慢。要知道，民间远远超越官方之所在，不在于你的权，不在于你的势，而在于人心。
走进真实的民间，那里多是反抗权势、冷漠权势的潮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受难，不是谁说出来的受难，而是真真实实的受难。关在监狱里的良心犯、政治犯，走在路上的上访者，圈地运动中的抗争者，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民间，你也将知道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当。古往今来，多少狂傲不羁的人物，在此中力挽狂澜、竭力呼喊！他们是大写的人，不因时势的黑暗而惧怕，不因民众的出卖而叫屈，不因自我身份的卑微而自轻，甚至不因家庭的阻拦、权钱的诱惑而退步妥协。中国式的脊梁，往往都是在真实的黑暗面前，勇敢地为民代言，有时甚至勇敢地面对着盲动的民众，成为了“一个人的战斗”。这是任何时代里被当作最傻、最天真、最不成熟、最无世故的人，你以为这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所引起的吗？不是。那是人回归本性的努力。无论时代有多乱、多脏、多黑，为反抗谎言、暴力、压制而战，一直都是重要的主题。更何况，当身边林林总总的悲剧不断发生，纵使你的既得利益有多大，你的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多懂得这当中的运筹帷幄、规律倾向，你都不得不为之所动，有所行，有所言。再懂得明哲保身的清流，再懂得自我之微渺的平民，即使出世得如同寺庙的和尚尼姑，也要大叹“阿弥陀佛”，更何况是敏感而不屈的我们？
心灵不是一个简陋的角落，它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里面装载万千，是“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复杂体。心灵是内外相通的，中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阻碍，心就是物，物就是心，万物皆在心，心皆在万物。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极出色的传统文化，那天下不是君王、党主之天下，乃是天下之天下。关注世态，秉笔直书，反抗强权，更不必理会是否得罪政府，或者破坏传统，而只理会：声音是否发乎于心？是否不够透、不够明？人的能力与境遇是各不相同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老农，譬如我的父亲，虽然缺点频繁，但也能持有一股底层正气，能够力所能及地尽一己之力。这跟人受的传统教育没什么关系，跟文凭高低亦无关。我没有否定体制内的努力，没有否定体制内存在够硬的角色，我之批判已经够客气了，不少身在曹营的人比我更愤怒、更直接，而且其计划更长远、更懂“行情”。社会是有分工的，你能尽这个努力，我能尽那个努力，角度的确不同，然而平台却都是公众，因此，做看得见的事，说听得到的话，都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自我负责。有的人走过曲折的道路，回过头来对年轻人说：“你走的路，我早就走过。”然而目及他们的现在，却多是沉默者，“老了，摔了跟头，只乞求能够平安地活着”，“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弃甲慢慢地顺从”，这是失败者的沮丧，这是失落者的沦落。
苦难，是激起思想的重要条件。苦难的缘起，确实不是全都该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负责，确实里面很多内容根本就是人生恒常的存在，并且从来没有因为文化、种族、制度和经济水平而改变过。但是，这不是为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解脱一切责任的根据。制度的更迭，其目的是以更适合人性——尤其是人的逐利本性——的规则，来推动国家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分配资源、吸收文明、创造文明。当国家的众多资源遭到垄断，包括统治权力、媒体自由、基本生活之必需（如电、水、路、通信、石油等）的垄断，尤其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犯罪问题日趋高涨，弱势越来越无助，强者却越来越霸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办？民主制度、民主政府、自由文化、公民社会等，这些确实不能把每一个中国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如神仙般的大善之人，但是，这样的制度、政府、文化、社会是更合理的需要，以最小的成本，起到最大的激励和保障的作用。通过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的传播，通过民众选票的透明认定，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全社会动员，人可以生活在有选择权的天地。五年前，郑贻春说：“我可以选择你这个制度，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制度，我可以选择你这个领导人，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领导人，这就是政治市场化的本意。你完全可以把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的权位、某一位领导人当作商品来选择，它们就像你买的一件衣服或某种物品，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他被关在中国监狱里受刑，销声匿迹。按韩寒的话说，这种“瞎子用屁眼都能看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双眼不盲的人却装着看不到？
改变制度，是从权力的合法来源开始的，合法的权力来源有利于权力的合法运作，为地方、为国家、为每一个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机会。一个收入微薄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的乡村教师，一个沿海电子厂的打工妹，需要的都是人民币。茅于轼就说过：中国人不是缺粮食，“粮食荒”是个伪问题，中国人缺钱。这样的常识，北京大学的学术泰斗之一季羡林也会告诉你。要让人民有钱，让每一个人都富足起来，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就需要廉洁高效的权力，透明公平的市场，鼓励人才的氛围，勇于接纳不同政见、社见、经见、报见的胸襟。苦难的缘起，有突发的，有非突发的，有急风骤雨的，有潜移默化的，是制度与人心的双重灾难，甚至是制度与人心之外的更多因素所致。没有办法消除苦难，但却可以通过改变外在条件的方式，来减少苦难的发生，降低苦难的成本。如果人们能够有力地阻止政绩工程，如果国家能够有力地打击腐败，如果黑社会的问题可以在解决了贫穷的前提下根治，如果上访的人不要抓他，如果敢言的记者不要整他，如果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要关他，如果当政者可以放权于民间、还政于人民，如果军队真正属于国家……，那么，苦难必然会大量减少，其程度将大为降低，整个社会都将有着浩然的悲悯正气，人本身的劣根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最反对的，就是那种因为“不可能全部解决”而“干脆不解决”的做法。力所能及，竭尽全力，是要知难而上，能做到一分就是一分，能做到十分就是十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基于主事者冥顽不化、自我逃避，从根本上拒绝破釜沉舟的改革，这才逼得即使敢怒不敢言的人也非说不可了。
客观，宽容，历史感，理性，大智慧，大心胸，有人这样要求着此时的你我。当你宣泄你的不平之鸣，并且显示自己的强硬与不屈，想要“做大”自己这个公民之时，你将被视作怨天尤人、表现自己、标榜自己、自我卖弄、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如果你恰好比较年轻，你更是容易被标以“年纪轻轻，涉世不深”，你是荒唐的，你是胡闹的，你是可笑的，同时，你一定是有别有用心的，如同西方的传教士之于中国。我能够在一夜之间想明白这当中的道理，譬如说，我，干脆不用谈政治制度，不用反击专制，我需要以“纯文学”的语言，避开一系列敏感词汇——那些词汇在无数网站论坛的“屏蔽辞海”里。我谈中国数千年之优秀文化吧，赞美过去，赞美现在，赞美未来。要像民国谈清朝、清朝谈明朝、明朝谈元朝、元朝谈宋朝、宋朝谈唐朝那样，不要谈现在。若谈现在，不要有批判。若有批判，不要批判当道。若批判当道，不要具体批判，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透。若要把话说透，那就换个地方，干脆说给自己听。自己也不要听得太多，左耳进右耳出，说多了自然也就信了，自己的头脑也就“旷”（重庆方言）了，糊涂了。真奇怪，到最后只能得出一种结果：沉默。要说涉世的深浅，我看整个中国都在欺骗自己，那是“黑话”，是见证过厉害、残酷、恐怖与高深莫测的阅历。与其钻这等黑水的“世”，倒不如进“世界”的世。我们活在被民主制度几面夹击包围的国家里，还要自我安慰“中国特色”、“和谐社会”。从来都没有过现代文明的真实生活，还要畏缩自己，并拉平他人。
救世，是无数人都在干的事情——不是救世主，是救世者。这是勇敢的一群人，本来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不管是被视为标榜卖弄还是被视为正义良知，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而且是表现定了！躲在一角，清高自在，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这种“表现”需要多大的勇气？将承受多大的代价？如果思想还要有所选择，如果思想只能在“思”里面“想”，那么思想究竟是如何推动历史的？我要说，思想是活的，活在人的身体里，发射到真实的社会中，有光就该亮，有能量就该释放，这可笑吗？说我年轻，老天啊，这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是该虚度的吗？是该颓废的吗？是该沉默的吗？我有25岁的年岁，但言语、文字却是“52岁式”的，那不是固作苍老，而是“硬中含锐”的特色，是典型的檄文式风格，是多年独立写作的“血管里冲出来”的性情与激思。我反感仅限于言说，因此也在做事，也在奔跑，但是我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冲破自己的禁区，勇敢地言说起来。我向来不认为那是“狂”，更不认为那是“妄”。实在是太多人自己被自己吓破了胆，自己的恐惧与冷漠占据了大脑，僵固了思维。20岁出道之前，我曾写过一首《生命》：“我要让疯狂的野火烧焦冰冻成海的心脏，砸碎僵固已久的身体；我要让奔腾的血液冲垮残骸逾亿的木棺，震惊五百年后的人民！”这种Shock the people after 500 years的决心，是一个青年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对时代、对历史的庄严承诺，他可以做到，无论都多难，有多苦，有多累，有多累，他都要做下去。这是标榜吗？这是抱负，不是只为欺骗他人和活在真空里的理想！
中国不是狂者太多，而是太少。那不是要当“兽中之王”的霸气、挑衅，不是今天攻打这个民族、明天掠夺那个民族的成吉思汉，不是阳谋出洞、镇压良知、掀起文革暴政的毛泽东，而是留股正气在人间的奋进，是真真正正地当一回人的挺拔。这种人，不是暴力的倡导者，不是侵略的响应者，不是权力的崇拜者，不是物质的迷乱者，而是视民情如自身所受，视国情如自身所承，那是一种不轻贱自己的承担，是“舍我其谁”的坦率，有因爱之爱，有因恨之爱，有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有日夜焦灼的辗转反侧。我不是恨国者，我是实在爱得太深太深，以至于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是什么地步啊？睁眼闭眼之间，都是血液和哭泣的声音在反复撞击着，那是真正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感受。要谈涉世，就到底层来，就到边缘去，就到官场上看个够、听个够。去那喊不出声音的监狱去吧，搞懂犯罪的人在想什么；去那忏悔罪孽的教堂去吧，搞懂另一种犯罪的人在想什么。或者，看看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再去上访村看看吧，去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太石村回访吧，去法庭旁听腐败案件、黑帮案件吧，只要你的眼睛能够看得到，你的耳朵能够听得到，再来想想：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狂者？究竟需不需要不随流于人云亦云、人行所行的现代公民？就让我来宣告：我们是公民，不是百姓；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工具；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
（本文发表时，题目被改为《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
▓令人痛苦忧心的中国民众生态
▓令人痛苦忧心的中国民众生态
作者：杨银波
中国是一个累积了太多太深太长太狠的悲剧因素的国度，生存于其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并且种种艰难都极容易转化为人自身的诸多障碍，有的可谓“杀手锏”，直接摧毁人自身的意志、人性与道德，并冲击到诱发大量贪欲、腐朽、暴力、仇恨、怨叹以及奴性的程度。在我们的身边，常常围绕着许多以制度、经济、文化、道德、心理所难以单一解释的现象，人自身的劣根在一种相当可怕的环境中汹涌而出，给社会添加了相当大的阻碍与破坏，最直接的也就是毁灭了自身。我总能看到太多让人感到怒不可歇的危险现象，在一大片的人群里，流动着太多的不安。当我是如此敏感地感受到这些不安时，不安却并不因我的感受而停止，它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倾向，源源不断地向前流动，直到人人，直到后世。生存于这样的时代，个人已经无法选择，我们似乎丧失了太多的选择权，已被控制得太严厉。最坏的是，这种选择权的丧失，反而让人民渐渐学会了世故、麻木、随从的潜规则，内心丧失了觉醒与坚持，只感到身不由己的控诉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灾难。
有一种人，平生经历是相当悲哀的，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接受优秀的技能。贫穷的历史使得他们从小就以侵害他人财产维生，动乱的年代更让他们的心灵充斥着鲜血、恐惧和斗心。他们努力让自己生存下来，善于以谎言、懦弱和必要的武力来保全自己。他们有着难以更改的贪婪，赌性成风，嗜酒如命，色欲熏心。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了维持生存，逼不得已，行走江湖。他们的头脑是条件反射式的，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越到最后就越觉得衰老。他们日复一日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微薄的收入只够自己糊嘴。他们渐渐养习了惰性，尤其是当自己身上的负担可以全由他人承担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自己的合法权了。他们继续赌博，不断借钱，一次又一次地在外欠债。他们已经欠得一蹋糊涂，自身低能的技艺又无法挣到更多的钱，无奈无助、难以自拔之下，他们只能成天烂醉如泥，并继续借贷。他们已经不再奢望凭藉自己的能力能够有多大的发展，看见富裕的人总要憎恨他们，对于政治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更多人更为凶猛的腐败，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极限。
有一种人，已经濒临晚年了，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遗憾、悔恨和嫉妒。他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相继死亡，这种死亡气息逼近着他们，他们无比恐惧，想到自己一辈子任劳任怨却什么也没有享受到。于是，他们腐化了，堕落了，一日比一日不可思议。在他们的眼睛里，你只看到逃避、躲闪和搜寻，他们总是在找下手的机会，只要一有下手的机会，便绝不手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重复着自己的经验，不断从熟悉的人和事当中寻觅贪婪的机会，有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伪善的一面，人被卖了还要为他们数钱。他们已经不在乎什么血缘或者友情，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可以损害一切代价来占为己有。他们疯狂地寻觅着猎物，别人的即是自己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或者寻求什么样的靠山或保护伞，总之，他们继续活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资源。这种人隐藏得很深，他们有可能道貌岸然，有可能德高望重，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幕后状态，也不清楚他们一次次得手后有无恐惧所在。他们已然麻木，但又极端聪明地侵害着他人，哪里还会有什么义、礼、法之类的束缚？
有一种人，暴力就是一切，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极端懦弱和媚骨的。他们平日里不敢反抗，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辩驳，当有一股正义的势力扑来时，他们以脸皮超厚的玩笑或沉默巧妙应付。他们已经不在乎周围会说些什么、针对些什么，只想到自己应当做自己“最自由”的事情。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并不断施展着自己贪婪的一切本领。他们往往是失败的，甚至愚蠢到经常被他人利用和陷害，但是他们没有觉醒，只感到自己的一切都“随它去”。可是，他们毕竟不心甘，又担心某些人的憎恨、厌弃、咒骂到达一定的程度，所以他们要努力找到最好的时机，先下手为强，诸如喝醉酒之后来一番发泄，声言要杀这个、要杀那个，并且已经举起了屠刀，就冲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容易下手，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是发泄的最佳对象。他们狂妄得不可一世，真是“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他们打啊、杀啊、骂啊，红了眼，恐吓得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了。他们凭着一身的蛮力，已经成为家庭、邻居、社区的暴力者，并且似乎没有被症治的可能。
有一种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努力地工作，看着他们的背影，你会忍不住想到那些可怜的长者。他们有可能晚上十一点都还在山坡上顶着寒风割草，有可能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到十多里外的工地上班。他们总会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身烂泥地回到家中，言语中只有微弱的气息，并且带着疲惫的喊叫：“累啊，累死我啦！”他们拚命工作，拚命工作似乎没有意义，到最后连自己都喂不饱。他们抱怨，他们不满，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愤怒了，但又找不到愤怒的出口。于是，他们只能憋着，拉长着脸，“钻钉子”似地瞪着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人在乎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一旦他们的利益被侵害，他们所有的愤怒都会集中于同一件事情之中，一个再小的事情也可能惹出血案。他们只感到活着太累、太苦、太不像个人，所以他们要出气，要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让那些从来都不关注他们的人为之议论纷纷或者惊骇震动。他们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死干、活干，不过如此，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有一种人，平日里无比谦卑，性情柔和，比牛还要勤劳。他们有可能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有可能是身带残疾的民工，生存的艰辛，实际金钱的缺乏，使他们背井离乡。他们成功了，至少不会每一天都看不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币。他们努力着，希望能够把家中倒塌的瓦房重修起来，希望能够每年给父母一点点的现金表示。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自己的孩子还很小，并且完全没有一点自觉，不断迟到、旷课、打架、游泳、贪玩、成绩倒数。他们辛苦付出，全是为了后代，但是后代不争气，并越发内向，心中甚至燃起了报复与仇恨的野火。他们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因为对孩子的担忧，因为个性的不同，因为不可更改的恶习，经常打架，经常闹事，下手颇重，以至于常常激起较大的事端。他们无奈地望着自己的前程，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明天会怎样。总之，贫穷落后已经让他们受够了。什么农业？完全就是赔本生意！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收成。不如继续漂泊，直到自己完全动不了为止。
有一种人，走在创造事业的初期，在这个初期，一切基础都是那么薄弱，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决心、恒心，多少人都将放弃或者半途而废。但是这种人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走了那么多地方，干了那么多事情，已经知道打工意味着什么。看到落后的生产力的父辈们，他们更清楚农民的出路之难，他们只能闯出一条新路出来。但是这当中的压力简直太考头脑、太考性格、太考团结，什么都会考进来的，仿佛人们经过高考或者经过托福的独木桥一样。他们很苦闷，并如此直接地想到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哪怕动机就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另一半。他们会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我不希望让自己的爱人受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那些在这个市场经济冲击的大潮下的不得已的遗憾。可是，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起伏的长江、弥漫的雾尘、满眼的绿庄，想到了自己的能力有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那么大的差距和鸿沟，他们想跨越，可总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次次地尝试，又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再试，又一次次地绝望。
有一种人，常常令人感动，他们总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总想那一片蓝天继续安慰着他们失落的心，总想有另一双手能够拉着他们的冰冷疼痛的手，一起奔跑，不去想这世界上太多的无奈和无助。老天啊，他们真的在努力，可是现实总给他们以无穷的打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家中的柴米油盐，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太早地承担了。可是，他们能不承担吗？这都是“责任”，一种最基本的做人的要求。他们难以确定：今后如何与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如何共渡难关？如何一起相互学习、体会、安慰？如何一起吸收教训、总结经验？如何把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家庭搞得富裕、团结、和睦、温馨、浪漫？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最认真的心灵都用到每件事情上，怀着一颗纯粹的心，认真地去做每件事，并尽自己的道德、技术、关怀。但是，他们心中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却无人体会，只能自己承受。他们太稚嫩了，实在无力承担，倘若没有足够的准备，他们随时都可能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
有一种人，青春还浮在脸上，但激情已经死亡，笑容还留在脸上，但肉体已经腐烂。他们低贱地穿梭于欺骗金钱的行动之中，整个人的灵魂已经被欲望全部风干。他们努力让自己保持着诱人的体香和面容，花言巧语，手段百样，到最后连自己会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他们也曾那样纯洁，但辍学的他们太早地融入了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们努力让自己竞争到不用动手就一夜暴富的地位，于是他们接近这个、接近那个，身体已经被百般摧残，但笑容还是铿镪有力地打在了脸上。他们面对着清晨的镜子，努力微笑，努力微笑，不愿意看到自己失落的一切就那么早地全部生长出来并显示于众。他们想哭，但是哭不出泪来，随即又是一番欲望的应付。他们走南闯北，把自己当成赌注，押在这个人身上，而后又押在那个人身上，结果什么都没有收获到，自己却陷入最可悲的境地。许多人为他们而悲哀，许多人为他们而耻辱，但是他们仿佛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张和决策，只能随波逐流，流到哪里算哪里，管它明天是个什么天气，总之，钱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他们的心已经死亡，可在身份证上却明明标着20岁左右的年纪。
这个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他们痛不欲生地行走在街道、村巷、出租屋、发廊、工地、车间、田野、夜总会或者其它或浮躁或冷清的地方。他们让我们痛惜，让我们怜悯，让我们快要失去自己的判断。每个人毕竟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但是欲望夹杂、心理冲动、环境压榨下的他们，已经快要离开他们的理想。在一种没有正直理想可言的茫然中，他们快要彻底丧失自我，找不到生命的方向。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在不断向前推进着，搞不清楚犯罪与不犯罪，搞不清楚错误与非错误，似乎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却也真的能够找到那么多合理的理由或藉口。于是，人们继续犯着罪、犯着错，回头看不清楚自己走过的脚印，只感到浸入骨髓的寒冷、寂寞、浮躁和愤怒。这些人就是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他们是人民中的一群，而非简简单单的个人。就是这一群又一群中国人，构成了我们国家民众生态的某些单元，让我们为之痛苦，让我们为之忧心。
作者：杨银波
中国是一个累积了太多太深太长太狠的悲剧因素的国度，生存于其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并且种种艰难都极容易转化为人自身的诸多障碍，有的可谓“杀手锏”，直接摧毁人自身的意志、人性与道德，并冲击到诱发大量贪欲、腐朽、暴力、仇恨、怨叹以及奴性的程度。在我们的身边，常常围绕着许多以制度、经济、文化、道德、心理所难以单一解释的现象，人自身的劣根在一种相当可怕的环境中汹涌而出，给社会添加了相当大的阻碍与破坏，最直接的也就是毁灭了自身。我总能看到太多让人感到怒不可歇的危险现象，在一大片的人群里，流动着太多的不安。当我是如此敏感地感受到这些不安时，不安却并不因我的感受而停止，它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倾向，源源不断地向前流动，直到人人，直到后世。生存于这样的时代，个人已经无法选择，我们似乎丧失了太多的选择权，已被控制得太严厉。最坏的是，这种选择权的丧失，反而让人民渐渐学会了世故、麻木、随从的潜规则，内心丧失了觉醒与坚持，只感到身不由己的控诉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灾难。
有一种人，平生经历是相当悲哀的，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接受优秀的技能。贫穷的历史使得他们从小就以侵害他人财产维生，动乱的年代更让他们的心灵充斥着鲜血、恐惧和斗心。他们努力让自己生存下来，善于以谎言、懦弱和必要的武力来保全自己。他们有着难以更改的贪婪，赌性成风，嗜酒如命，色欲熏心。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了维持生存，逼不得已，行走江湖。他们的头脑是条件反射式的，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越到最后就越觉得衰老。他们日复一日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微薄的收入只够自己糊嘴。他们渐渐养习了惰性，尤其是当自己身上的负担可以全由他人承担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自己的合法权了。他们继续赌博，不断借钱，一次又一次地在外欠债。他们已经欠得一蹋糊涂，自身低能的技艺又无法挣到更多的钱，无奈无助、难以自拔之下，他们只能成天烂醉如泥，并继续借贷。他们已经不再奢望凭藉自己的能力能够有多大的发展，看见富裕的人总要憎恨他们，对于政治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更多人更为凶猛的腐败，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极限。
有一种人，已经濒临晚年了，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遗憾、悔恨和嫉妒。他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相继死亡，这种死亡气息逼近着他们，他们无比恐惧，想到自己一辈子任劳任怨却什么也没有享受到。于是，他们腐化了，堕落了，一日比一日不可思议。在他们的眼睛里，你只看到逃避、躲闪和搜寻，他们总是在找下手的机会，只要一有下手的机会，便绝不手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重复着自己的经验，不断从熟悉的人和事当中寻觅贪婪的机会，有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伪善的一面，人被卖了还要为他们数钱。他们已经不在乎什么血缘或者友情，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可以损害一切代价来占为己有。他们疯狂地寻觅着猎物，别人的即是自己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或者寻求什么样的靠山或保护伞，总之，他们继续活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资源。这种人隐藏得很深，他们有可能道貌岸然，有可能德高望重，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幕后状态，也不清楚他们一次次得手后有无恐惧所在。他们已然麻木，但又极端聪明地侵害着他人，哪里还会有什么义、礼、法之类的束缚？
有一种人，暴力就是一切，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极端懦弱和媚骨的。他们平日里不敢反抗，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辩驳，当有一股正义的势力扑来时，他们以脸皮超厚的玩笑或沉默巧妙应付。他们已经不在乎周围会说些什么、针对些什么，只想到自己应当做自己“最自由”的事情。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并不断施展着自己贪婪的一切本领。他们往往是失败的，甚至愚蠢到经常被他人利用和陷害，但是他们没有觉醒，只感到自己的一切都“随它去”。可是，他们毕竟不心甘，又担心某些人的憎恨、厌弃、咒骂到达一定的程度，所以他们要努力找到最好的时机，先下手为强，诸如喝醉酒之后来一番发泄，声言要杀这个、要杀那个，并且已经举起了屠刀，就冲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容易下手，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是发泄的最佳对象。他们狂妄得不可一世，真是“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他们打啊、杀啊、骂啊，红了眼，恐吓得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了。他们凭着一身的蛮力，已经成为家庭、邻居、社区的暴力者，并且似乎没有被症治的可能。
有一种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努力地工作，看着他们的背影，你会忍不住想到那些可怜的长者。他们有可能晚上十一点都还在山坡上顶着寒风割草，有可能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到十多里外的工地上班。他们总会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身烂泥地回到家中，言语中只有微弱的气息，并且带着疲惫的喊叫：“累啊，累死我啦！”他们拚命工作，拚命工作似乎没有意义，到最后连自己都喂不饱。他们抱怨，他们不满，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愤怒了，但又找不到愤怒的出口。于是，他们只能憋着，拉长着脸，“钻钉子”似地瞪着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人在乎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一旦他们的利益被侵害，他们所有的愤怒都会集中于同一件事情之中，一个再小的事情也可能惹出血案。他们只感到活着太累、太苦、太不像个人，所以他们要出气，要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让那些从来都不关注他们的人为之议论纷纷或者惊骇震动。他们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死干、活干，不过如此，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有一种人，平日里无比谦卑，性情柔和，比牛还要勤劳。他们有可能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有可能是身带残疾的民工，生存的艰辛，实际金钱的缺乏，使他们背井离乡。他们成功了，至少不会每一天都看不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币。他们努力着，希望能够把家中倒塌的瓦房重修起来，希望能够每年给父母一点点的现金表示。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自己的孩子还很小，并且完全没有一点自觉，不断迟到、旷课、打架、游泳、贪玩、成绩倒数。他们辛苦付出，全是为了后代，但是后代不争气，并越发内向，心中甚至燃起了报复与仇恨的野火。他们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因为对孩子的担忧，因为个性的不同，因为不可更改的恶习，经常打架，经常闹事，下手颇重，以至于常常激起较大的事端。他们无奈地望着自己的前程，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明天会怎样。总之，贫穷落后已经让他们受够了。什么农业？完全就是赔本生意！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收成。不如继续漂泊，直到自己完全动不了为止。
有一种人，走在创造事业的初期，在这个初期，一切基础都是那么薄弱，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决心、恒心，多少人都将放弃或者半途而废。但是这种人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走了那么多地方，干了那么多事情，已经知道打工意味着什么。看到落后的生产力的父辈们，他们更清楚农民的出路之难，他们只能闯出一条新路出来。但是这当中的压力简直太考头脑、太考性格、太考团结，什么都会考进来的，仿佛人们经过高考或者经过托福的独木桥一样。他们很苦闷，并如此直接地想到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哪怕动机就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另一半。他们会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我不希望让自己的爱人受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那些在这个市场经济冲击的大潮下的不得已的遗憾。可是，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起伏的长江、弥漫的雾尘、满眼的绿庄，想到了自己的能力有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那么大的差距和鸿沟，他们想跨越，可总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次次地尝试，又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再试，又一次次地绝望。
有一种人，常常令人感动，他们总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总想那一片蓝天继续安慰着他们失落的心，总想有另一双手能够拉着他们的冰冷疼痛的手，一起奔跑，不去想这世界上太多的无奈和无助。老天啊，他们真的在努力，可是现实总给他们以无穷的打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家中的柴米油盐，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太早地承担了。可是，他们能不承担吗？这都是“责任”，一种最基本的做人的要求。他们难以确定：今后如何与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如何共渡难关？如何一起相互学习、体会、安慰？如何一起吸收教训、总结经验？如何把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家庭搞得富裕、团结、和睦、温馨、浪漫？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最认真的心灵都用到每件事情上，怀着一颗纯粹的心，认真地去做每件事，并尽自己的道德、技术、关怀。但是，他们心中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却无人体会，只能自己承受。他们太稚嫩了，实在无力承担，倘若没有足够的准备，他们随时都可能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
有一种人，青春还浮在脸上，但激情已经死亡，笑容还留在脸上，但肉体已经腐烂。他们低贱地穿梭于欺骗金钱的行动之中，整个人的灵魂已经被欲望全部风干。他们努力让自己保持着诱人的体香和面容，花言巧语，手段百样，到最后连自己会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他们也曾那样纯洁，但辍学的他们太早地融入了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们努力让自己竞争到不用动手就一夜暴富的地位，于是他们接近这个、接近那个，身体已经被百般摧残，但笑容还是铿镪有力地打在了脸上。他们面对着清晨的镜子，努力微笑，努力微笑，不愿意看到自己失落的一切就那么早地全部生长出来并显示于众。他们想哭，但是哭不出泪来，随即又是一番欲望的应付。他们走南闯北，把自己当成赌注，押在这个人身上，而后又押在那个人身上，结果什么都没有收获到，自己却陷入最可悲的境地。许多人为他们而悲哀，许多人为他们而耻辱，但是他们仿佛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张和决策，只能随波逐流，流到哪里算哪里，管它明天是个什么天气，总之，钱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他们的心已经死亡，可在身份证上却明明标着20岁左右的年纪。
这个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他们痛不欲生地行走在街道、村巷、出租屋、发廊、工地、车间、田野、夜总会或者其它或浮躁或冷清的地方。他们让我们痛惜，让我们怜悯，让我们快要失去自己的判断。每个人毕竟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但是欲望夹杂、心理冲动、环境压榨下的他们，已经快要离开他们的理想。在一种没有正直理想可言的茫然中，他们快要彻底丧失自我，找不到生命的方向。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在不断向前推进着，搞不清楚犯罪与不犯罪，搞不清楚错误与非错误，似乎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却也真的能够找到那么多合理的理由或藉口。于是，人们继续犯着罪、犯着错，回头看不清楚自己走过的脚印，只感到浸入骨髓的寒冷、寂寞、浮躁和愤怒。这些人就是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他们是人民中的一群，而非简简单单的个人。就是这一群又一群中国人，构成了我们国家民众生态的某些单元，让我们为之痛苦，让我们为之忧心。
▓畅谈自由文化：哲学与史学
▓畅谈自由文化：哲学与史学
作者：杨银波
今天这个题目出奇的大，能不能比较清晰地谈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自己也不可自信。最近有件大事，《自由圣火》至10月15日截止提名的“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十项之中，其中两项就是哲学奖与史学奖。史学奖易评，哲学奖就难了。史学毕竟有物可照，有一个时间、空间和变化的概念在里面；而哲学是纯粹超时空的，玄乎其玄，奥之又奥，极微极洪，可能除了众所周知的宗教与信仰之外，实在鲜有人能够——并且敢于——有所独创；即使创造出来，其受众面也极其狭窄，能够在一百万人之中找出一个人来理解之、掌握之，就算功德无量了。
八年前，一场从地下说到天上，又从天上说到地下的演讲，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进行，演讲人是龙应台。她的演讲题目跟我今天的题目差不多大，叫《价值判断 百年思索》。当年我16岁。两年以后，我第一次进入互联网，在一个大型网站上第一次看到龙应台当年的演讲全文。时间又过去了六年，这篇演讲稿至今仍在我的电脑里保存着。那么，她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她讲的就是文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本身，是极为简单的，基本上是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三岁孩子就会茫然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屈原的《天问》。屈原很想明白这样一些问题：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你当然可以反问屈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告诉你，关系重大。整个人类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位置之中，仿佛面对一个巨大而不可解的迷宫，人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又将到哪里去。掌握权力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根源，却要在一个复杂混乱、纵横交错的世界里，引领人民的去向，那么整个人类都会东走西窜，完全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程。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意义：照亮方向。至于历史，有一个评断，叫“资治通鉴”，作为参照，作为经验，作为教训，有很强的训导味道。龙应台的眼光大致如此，她认为不知道过去，便不知现在和将来。任何事件、任何现象、任何制度，以及任何之一切，都有其来龙去脉，并不是突然的产生、突然的萌发，而是有其渊源。这个渊源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运用，具有一个更加具体而微的参照。我们观察一件事，往往重视于现象性的观察，即是认为：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状况，这个状况不好，所以我要改变这个状况。至于这个状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不一定了解，因此无法在源头上予以根本解决，留下许多后遗症。
这并不完整。事实上，现存的社会以及过去的历史，其本身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人类能够掌握的，相对于已经发生的来说，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我们可以通过哲学来抓住其中最主要的点，而后展开，寻求方向和手段。我认为，这“最主要的点”有两个：人性与世界。人性的哲学，既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人。事实上，余樟法（东海一枭）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将人提出来，将人的核心“仁”又提出来，来推广人自身要达到的自由，和推动人类的和谐进步。人性哲学，应当思考这样一些内容：承认哲学在目前乃是强权的附庸，并未走向人自身，人遭到异化，人不象人，人不是人，这一点是前提。那么，人的本身是怎样的呢？我们看过了太多的解释，但最终又发现所有对人的定义以及还没有对人下的定义，综合起来，再加上活灵活现的人本身，才构成了人。那么，在这所有的定义之中，最显眼的是哪些呢？是创造性、思维性、实践性、社会性。好，我们逐渐还原了人本身，把人当人看。
接下来，就是人靠什么延续下去？这些人为什么没有灭绝？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问题。结果发现，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人与这个世界有一根最为牢靠的纽带，那就是利益，这才是人的本性。既然人的本性是利益性，那么是“为我”呢，还是“为他”？这就引出了人的价值问题。好，延伸到这一步，我们再来反观我们的历史与现在，去解析那一系列的灾难，比如：人之中没有“我”的价值，“我”被消灭了，人背叛了人，人比人、人坑人、人斗人、人治人……。其结果，就是人越来不是人。所以，我们最终的方向，就是人要恢复为人，其核心由利益引发而来，变为财富的积累和分配要服务于人性，这样人才可能更多地恢复为人。这是哲学对于人性的思索。
那么，对于世界，也从利益的角度来切入，将世界分为：个体的肉体和灵魂、家庭、国家、天下，这是四个层次。四个层次包含了四个重大的课题：灵魂与肉体，爱情与婚姻，家庭与政府，国家与天下。这当中又产生了三个矛盾，一是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二是“生存能力”与人们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三是“生活前提”与“生活内容”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不能任由其一直繁衍，必须找到一些出路来缓解这些矛盾。于是，哲学对整个世界的涉及，走向了一些最重要之文明的道路，包括自由、权利、公正、秩序，以及寻求保证自由、权利、公正、秩序的路径，这条路径是适合于人性和文明的路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公民主义的路径。这是哲学对于世界的思索。
哲学之微之洪，绝非如此而已。1983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就在同一年的五月，香港“集贤社”出版了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看似谈文化，其实又是谈哲学，只不过这种哲学直接针对的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挖掘其专制统治之最大根基——专制文化。敏感的人，应该很清楚，它甚至已经快要延伸到“党文化”的领域。从一开始，孙隆基就提出，唯物史观是无法解释全部中国文化的，这是一个前提。然后，他同样首先介入的还是“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其身、其心是什么样子？再深入下去，谈身体化倾向，人心逻辑，心对身的照顾，心对身的组织，这是在就中国人的身心系统做一个全面阐述。然后，又人推广到“我”与“他”的“二人关系”，讲“和合”、他律自律、代间关系。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我界线不明，面子问题，门面与样子问题，听话，杀子，精神上未断奶，成人儿童化，少年老年化。这些是怎么产生的？
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再次回到中国人的“个体”也就是“我”的本身。结果发现，中国对“性”有极大的压制，人格自我压缩，“个人”不得发展，人道主义不发达，人没有超越意向。在几千年的统治之中，“个人”始终无法抬头，个人的自由与利权都得不到伸张。好了，有这样一个诺大的有问题的群体与个人，也就不难理解其更大的结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哲学走向了对专制主义的抨击，而且特别抨击这种专制主义所独有的“中国式”——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专制才可以维持如此之久。究竟有哪些“中国式”呢？政教混同，弱民之术，大一统，小国寡民，太平思想，嫉妒的普遍化，特权，诸如此类。再进一步，这样一个中国，对待世界又是如何？锁国，壅塞防川，内斗，无超越、无拯救，反省与批判官能麻木。分析到这一层次，最终还要走向一个最核心的领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
孙隆基看得很透，跟绝望的台湾柏杨一样，可谓力透纸背。这是哲学的方向，但又需要很深的历史功底，这样才可能比较有说服力地证明问题之来龙去脉。柏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在牢里面以及出狱后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写历史。他要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这“另一种眼光”其实就是哲学，是一种方向性的眼光。17岁那年，我向恩师卢伟请教：“老师，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李敖说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愿望是写《中国精神史》，你对此怎么看？”这位“大隐隐于市”的卢伟破口大骂：“放他娘的狗屁！敢写《中国精神史》？精神史乃是哲学至高至大境界，是颠峰领域，别说“中国”的精神史，单是个人也未必能够析透其万中之一，就凭区区李敖？”那次对话，让我对哲学的高度空前仰望。后来，看许多宗教信仰一类的书籍，那个天空就更大了，越往前面走，人就越感微渺——真正的沧海一粟，真正的微不足道。世界之大、之深、之广，即使穷一世之能，也难以参透。但我不否认有志向为之奋斗的人，他们总在往更深的领域进发，但并一定全都是与当道无关的学究或注解，那样只可能误入歧途，换成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累死活该！”
粗略目览了哲学，再看史学就容易多了。这个领域当然也是派系复杂，单是当代西方史学，就够写下几本书，手中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共计390页，阅后还大感有“挂一漏万”之嫌疑。史学范畴很广，传统史学，历史哲学，新史学，新社会史学，以及分化更细的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马克思史学、比较史学，直到至今还处于边缘学科的心理史学，最终就会走向刚才我所说的精神史学。当然，“行为主义”者是否认心理、精神一类的，甚至连“感觉”本身也要否认，自成一派。对于历史，有人即使对某一时期某一个人写下的某一个字，也可以数万字来论述，纯属走火入魔。我赞同布洛克的观点：“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历史不是故事，不是小说，也不是如同深度新闻报道那样的——实际上仍属浅薄——的文章，而是史料、观念、意识、情绪、心态的结合，在分析时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考察。
历史学家比一般作家要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懂得“今天之于昨天”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并不一定知道；历史学家甚至知道“明天之于今天”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并不一定知道。原因很简单，历史学家能够很清醒、准确、敏感地认识到自己在这条线的哪个位置，又将滑到哪里去。其思想，已经比记录者或创造者更能接近真实，这种真实是历史规律的真实。比如说，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单是这个题目，交给历史学家去做，那么单是“史纲”就够《中国农民调查》全书的厚度。其实，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专门研究泉州历史，写下《逝去的繁荣》一书，所建构的就是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叙述。《中国农民调查》与朱凌的《我反对》、《灰村记事》等，都是富有感情的记录和调查，但并不一定明确这当中的由来，这种“明确”的工作，要交给历史学家去做，真正挖掘起来，可谓惊心动魄。例如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研究“六四”与“文革”的诸多书籍，还有其它更多禁区，每一段历史都有着血与火的考验，不是一般人所能承载的责任与能力。
作者：杨银波
今天这个题目出奇的大，能不能比较清晰地谈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自己也不可自信。最近有件大事，《自由圣火》至10月15日截止提名的“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十项之中，其中两项就是哲学奖与史学奖。史学奖易评，哲学奖就难了。史学毕竟有物可照，有一个时间、空间和变化的概念在里面；而哲学是纯粹超时空的，玄乎其玄，奥之又奥，极微极洪，可能除了众所周知的宗教与信仰之外，实在鲜有人能够——并且敢于——有所独创；即使创造出来，其受众面也极其狭窄，能够在一百万人之中找出一个人来理解之、掌握之，就算功德无量了。
八年前，一场从地下说到天上，又从天上说到地下的演讲，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进行，演讲人是龙应台。她的演讲题目跟我今天的题目差不多大，叫《价值判断 百年思索》。当年我16岁。两年以后，我第一次进入互联网，在一个大型网站上第一次看到龙应台当年的演讲全文。时间又过去了六年，这篇演讲稿至今仍在我的电脑里保存着。那么，她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她讲的就是文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本身，是极为简单的，基本上是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三岁孩子就会茫然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屈原的《天问》。屈原很想明白这样一些问题：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你当然可以反问屈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告诉你，关系重大。整个人类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位置之中，仿佛面对一个巨大而不可解的迷宫，人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又将到哪里去。掌握权力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根源，却要在一个复杂混乱、纵横交错的世界里，引领人民的去向，那么整个人类都会东走西窜，完全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程。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意义：照亮方向。至于历史，有一个评断，叫“资治通鉴”，作为参照，作为经验，作为教训，有很强的训导味道。龙应台的眼光大致如此，她认为不知道过去，便不知现在和将来。任何事件、任何现象、任何制度，以及任何之一切，都有其来龙去脉，并不是突然的产生、突然的萌发，而是有其渊源。这个渊源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运用，具有一个更加具体而微的参照。我们观察一件事，往往重视于现象性的观察，即是认为：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状况，这个状况不好，所以我要改变这个状况。至于这个状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不一定了解，因此无法在源头上予以根本解决，留下许多后遗症。
这并不完整。事实上，现存的社会以及过去的历史，其本身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人类能够掌握的，相对于已经发生的来说，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我们可以通过哲学来抓住其中最主要的点，而后展开，寻求方向和手段。我认为，这“最主要的点”有两个：人性与世界。人性的哲学，既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人。事实上，余樟法（东海一枭）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将人提出来，将人的核心“仁”又提出来，来推广人自身要达到的自由，和推动人类的和谐进步。人性哲学，应当思考这样一些内容：承认哲学在目前乃是强权的附庸，并未走向人自身，人遭到异化，人不象人，人不是人，这一点是前提。那么，人的本身是怎样的呢？我们看过了太多的解释，但最终又发现所有对人的定义以及还没有对人下的定义，综合起来，再加上活灵活现的人本身，才构成了人。那么，在这所有的定义之中，最显眼的是哪些呢？是创造性、思维性、实践性、社会性。好，我们逐渐还原了人本身，把人当人看。
接下来，就是人靠什么延续下去？这些人为什么没有灭绝？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问题。结果发现，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人与这个世界有一根最为牢靠的纽带，那就是利益，这才是人的本性。既然人的本性是利益性，那么是“为我”呢，还是“为他”？这就引出了人的价值问题。好，延伸到这一步，我们再来反观我们的历史与现在，去解析那一系列的灾难，比如：人之中没有“我”的价值，“我”被消灭了，人背叛了人，人比人、人坑人、人斗人、人治人……。其结果，就是人越来不是人。所以，我们最终的方向，就是人要恢复为人，其核心由利益引发而来，变为财富的积累和分配要服务于人性，这样人才可能更多地恢复为人。这是哲学对于人性的思索。
那么，对于世界，也从利益的角度来切入，将世界分为：个体的肉体和灵魂、家庭、国家、天下，这是四个层次。四个层次包含了四个重大的课题：灵魂与肉体，爱情与婚姻，家庭与政府，国家与天下。这当中又产生了三个矛盾，一是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二是“生存能力”与人们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三是“生活前提”与“生活内容”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不能任由其一直繁衍，必须找到一些出路来缓解这些矛盾。于是，哲学对整个世界的涉及，走向了一些最重要之文明的道路，包括自由、权利、公正、秩序，以及寻求保证自由、权利、公正、秩序的路径，这条路径是适合于人性和文明的路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公民主义的路径。这是哲学对于世界的思索。
哲学之微之洪，绝非如此而已。1983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就在同一年的五月，香港“集贤社”出版了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看似谈文化，其实又是谈哲学，只不过这种哲学直接针对的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挖掘其专制统治之最大根基——专制文化。敏感的人，应该很清楚，它甚至已经快要延伸到“党文化”的领域。从一开始，孙隆基就提出，唯物史观是无法解释全部中国文化的，这是一个前提。然后，他同样首先介入的还是“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其身、其心是什么样子？再深入下去，谈身体化倾向，人心逻辑，心对身的照顾，心对身的组织，这是在就中国人的身心系统做一个全面阐述。然后，又人推广到“我”与“他”的“二人关系”，讲“和合”、他律自律、代间关系。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我界线不明，面子问题，门面与样子问题，听话，杀子，精神上未断奶，成人儿童化，少年老年化。这些是怎么产生的？
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再次回到中国人的“个体”也就是“我”的本身。结果发现，中国对“性”有极大的压制，人格自我压缩，“个人”不得发展，人道主义不发达，人没有超越意向。在几千年的统治之中，“个人”始终无法抬头，个人的自由与利权都得不到伸张。好了，有这样一个诺大的有问题的群体与个人，也就不难理解其更大的结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哲学走向了对专制主义的抨击，而且特别抨击这种专制主义所独有的“中国式”——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专制才可以维持如此之久。究竟有哪些“中国式”呢？政教混同，弱民之术，大一统，小国寡民，太平思想，嫉妒的普遍化，特权，诸如此类。再进一步，这样一个中国，对待世界又是如何？锁国，壅塞防川，内斗，无超越、无拯救，反省与批判官能麻木。分析到这一层次，最终还要走向一个最核心的领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
孙隆基看得很透，跟绝望的台湾柏杨一样，可谓力透纸背。这是哲学的方向，但又需要很深的历史功底，这样才可能比较有说服力地证明问题之来龙去脉。柏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在牢里面以及出狱后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写历史。他要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这“另一种眼光”其实就是哲学，是一种方向性的眼光。17岁那年，我向恩师卢伟请教：“老师，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李敖说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愿望是写《中国精神史》，你对此怎么看？”这位“大隐隐于市”的卢伟破口大骂：“放他娘的狗屁！敢写《中国精神史》？精神史乃是哲学至高至大境界，是颠峰领域，别说“中国”的精神史，单是个人也未必能够析透其万中之一，就凭区区李敖？”那次对话，让我对哲学的高度空前仰望。后来，看许多宗教信仰一类的书籍，那个天空就更大了，越往前面走，人就越感微渺——真正的沧海一粟，真正的微不足道。世界之大、之深、之广，即使穷一世之能，也难以参透。但我不否认有志向为之奋斗的人，他们总在往更深的领域进发，但并一定全都是与当道无关的学究或注解，那样只可能误入歧途，换成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累死活该！”
粗略目览了哲学，再看史学就容易多了。这个领域当然也是派系复杂，单是当代西方史学，就够写下几本书，手中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共计390页，阅后还大感有“挂一漏万”之嫌疑。史学范畴很广，传统史学，历史哲学，新史学，新社会史学，以及分化更细的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马克思史学、比较史学，直到至今还处于边缘学科的心理史学，最终就会走向刚才我所说的精神史学。当然，“行为主义”者是否认心理、精神一类的，甚至连“感觉”本身也要否认，自成一派。对于历史，有人即使对某一时期某一个人写下的某一个字，也可以数万字来论述，纯属走火入魔。我赞同布洛克的观点：“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历史不是故事，不是小说，也不是如同深度新闻报道那样的——实际上仍属浅薄——的文章，而是史料、观念、意识、情绪、心态的结合，在分析时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考察。
历史学家比一般作家要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懂得“今天之于昨天”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并不一定知道；历史学家甚至知道“明天之于今天”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并不一定知道。原因很简单，历史学家能够很清醒、准确、敏感地认识到自己在这条线的哪个位置，又将滑到哪里去。其思想，已经比记录者或创造者更能接近真实，这种真实是历史规律的真实。比如说，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单是这个题目，交给历史学家去做，那么单是“史纲”就够《中国农民调查》全书的厚度。其实，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专门研究泉州历史，写下《逝去的繁荣》一书，所建构的就是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叙述。《中国农民调查》与朱凌的《我反对》、《灰村记事》等，都是富有感情的记录和调查，但并不一定明确这当中的由来，这种“明确”的工作，要交给历史学家去做，真正挖掘起来，可谓惊心动魄。例如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研究“六四”与“文革”的诸多书籍，还有其它更多禁区，每一段历史都有着血与火的考验，不是一般人所能承载的责任与能力。
▓一部令人深省的云南山歌剧
▓一部令人深省的云南山歌剧
作者：杨银波
一位年过五十岁的农民在小摊上买到这部山歌剧的VCD碟片，在短短一周之内，该剧传遍十多户人家，但凡年老者，观后无不为之落泪连连。一时之间，这部山歌剧颇得名声，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引起一股议论热潮。这证明，人们已是深有感触，此剧直入人心，着实令人深省，它就是总共六集的《多个儿子多把刀》。联想到这些年耳闻目睹的种种现实状况，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于我的心情而言，实在有着太多感慨一言难尽。关于“孝”，关于最为频繁又最为凶猛的那些农村家庭、家族悲剧，我无法一一列举说清，只好借这部山歌剧猛发批判之声，以之为鉴。
剧中的黑老头与黑老婆已有两个儿子（黑老大、黑老二），黑老二以6,000元借款娶了老婆红英。与此同时，黑老头又与妻子超生了黑老三。矛盾从此开始。老大、老二、老三面临分家问题，分房、分田无不大打大闹。风波还未平息，黑老头、黑老婆与还是婴儿的黑老三作为一家，与另两家（黑老大夫妇、黑老二夫妇）又在家庭债款的分摊上产生矛盾。“人家分家分钱财，我们分家分债款”，于是乎，黑老大、黑老二两家又是一场激战，把母亲黑老婆当场气死，却连母亲的尸体都不想一见，即使是安葬母亲所需的4,000元，这两个儿子也是极不情愿。因超生黑老三，黑老头又被罚款一万多块钱，罚款由黑老大、黑老二两家分摊。
八年以后，乃至18年以后，黑老大、黑老二两家仍是兄弟相欺、妯娌相残，打架、吵架的事情此起彼伏。黑老三眼看成年，也深感靠自己一个人来孝敬父亲不合理，于是同大哥、二哥展开谈判，三人彼此推卸责任，最终无人愿意管黑老头的死活。黑老头向三个儿子求情，希望在年老之时能得些依靠，没想到黑老三反而把父亲推出门外，扔了件衣服，要其立即滚开。黑老头遂找黑老大、黑老二，也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黑老头离开家，以捡垃圾为生，住在苍蝇、蚊子遍地乱飞的小屋里，无人照料，经常是三天才有一顿饱。许多月以后，黑老头实在受不了饥寒的逼迫，又来到三个儿子的家中，还是被赶了出来。黑老头心灰意冷，来到亡妻坟上诉尽苦楚，跳水自尽，被一位好心人救起。
好心人获知情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带着黑老头来到三个儿子家中，要这三个儿子孝敬老人。三个儿子又是一阵推脱，发生激战。打完架以后，好心人怒不可歇，决意为黑老头代写状纸，状告此三人。三个儿子为避事端，妥协了下来。黑老三因还无妻室，头三年不必负责。黑老大、黑老二以“半年”为轮流期限，一人负责黑老头半年。好心人刚走，黑老头的苦日子再度重来。黑老大一家让70多岁的父亲每顿只吃点残汤剩饭，还让其割猪草、挑水等，不干活就不得饭吃。半年以后，已是瘦骨嶙峋的黑老头轮到黑老二“孝养”。黑老大、黑老二彼此奚落，又是一场激战。待妥协以后，黑老二将父亲领回家中，又是一顿虐待。
如此一轮接一轮，眼看三年快到。有一天，黑老二因在外面调戏一个女孩，被一帮人打成残废，无法从事劳动。黑老三眼看二哥已是这般地无能，在极度空虚寂寞的“光棍儿”生活之下，把二嫂红英当成了对象，演了一出“小叔子勾二嫂”。一日，两人商量在一块空地上建栋房屋，被黑老大夫妇发现。这块空地当年还没有平分，为争夺这块空地，又加之当中参杂了不少语言上的挑衅，又大打一架。黑老三愤怒之余，一脚踢向已怀孕数月的大嫂身上，顿时流产、大出血，大嫂后因医治无效死亡。为早作打算，以免夜长梦多，黑老三趁给二哥倒水吃药之机，下毒在水中，毒死了黑老二。黑老三在父亲的逼问下，跪地起誓：“天算老几？皇天在上，厚土在下，我要是毒死了二哥，天打五雷轰！”突然，一个霹雳，黑老三被雷劈死。活着的黑老大、红英猛发深省，浪子回头，决定痛改前非，孝养黑老头，以度余生。剧从此终。
现在，这部山歌剧VCD碟片就摆在我的案头上。我听过许多人对它的议论，有的说“还是计划生育好，真是多个儿子多把刀”，有的说“还是要孝敬老人”。我的看法是：该剧从头至尾沿袭的仍是传统路数，“恶因种恶果”，尤其是霹雳劈死人那一场，很有“报应”的常例。至于“恶因”究竟是多了个儿子黑老三，或是其它，我看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是个经济问题，结媳妇要花钱，安葬母亲要花钱，超生被罚款要花钱，赡养父亲要花钱，治疗病症要花钱……，钱从何来？剧中人都以种烟草、稻谷维生，收入是少之又少，一旦遇到需要大钱的时候，跑信用社贷款就是最大的一条路。在钱这方面，各家管得都很紧，所推脱的责任也多在钱上。然后是个制度问题，黑老头作为农民，没有任何养老保险、福利待遇，即使要进敬老院也没资格。出现问题后，他不诉诸于法律，政府（包括公安）、法院也从未介入其中。此事邻里皆知，全村无一不晓，民愤四起，但为什么除仅有的好心人之外，再也主动无人过问？黑老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这样一个已与孤寡老人无异的农民，难道已被国家抛弃？
该剧还有许多致命的问题。从道德伦理来说，大多数人憎恨的是黑氏三兄弟及其妻子的不孝、虐待、歹毒、冷漠、阴险、丧尽天良等。有的人也会说黑老头贪心，生了两个儿子还要生一个儿子，以为“多个儿子多点福”，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还有的人说的是：不要和政策作对，要服从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就会有危险的后果。从最即时的危险来说，我认为这个后果最严重的，还是被罚款一万多块钱。这一万块钱的被罚，使得整个黑氏家族的贫困状况落至更危险的地步。然而，即使不罚这一万多块钱，这个家族就一定能够搞得好吗？不一定。黑老头本性善良，在走投无路时总结出的教训是：以前对儿子没管教好（拿云南话说，就是“太惯拾了”），以至于养出这些“报应娃娃”来，后悔莫及。有的农村老人说得非常“大男子主义”：“都是听老婆的话才得到这种下场！”剧中的大嫂、二嫂无不是阴险毒辣，赢得输不得，霸强、贪婪、挑衅、泼辣，极端的自私自利，其手中最强大的工具就是自己的丈夫，丈夫最大的用处就是武力，一旦达不到目的，总是誓不甘休，不管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兄弟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律用武力来解决。
从分家的四分五裂到生死的四分五裂，整个过程是一个完全被扭曲了的过程。为了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一旦有失去利益的可能，也是不择一切手段。道德落至极点，法治极少渗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疯狂地膨胀自己的私欲，又强硬地推卸一切责任，这种人格、民风，既无耻，又不合法，极具危害性。比如说，剧中之人总是动不动就“今天我要你死”、“要你眼望上翻”、“给是想把棺材找”、“提你的狗头”……，全是恶语相向，杀气冲天。我还关心的是，剧中的“好人”、“好男人”、“好老公”等，这个“好”更是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即是好，而为他人利益着想即是吃饱了撑的，“脑壳不开窍”。连其中仅有的一位好心人，也被形容为“吃一家饭，管百家事，瞎操心”。这当中乃是何等危险的家庭主义！就这么一个“管”字，对于我个人的刺激很大。最憎恨被爆光者无不是有暗底问题的，管与不管、管什么、怎么管、管了又如何，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怕得罪人，怕惹事生非，总之是怕这怕那。农村里面应该被管起来的事情多得很，可偏偏许多人都冷漠得要命，不敢管，不愿管，管了也没用。
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实在太多。第一件事情，有一个家庭，超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的父亲被沉重的经济负担所累，索性终日大醉，年年月月日日昏昏沉沉，“醉死了一了百了”。此人不但天天醉酒，并且大赌特赌，把家底输得一干二净，输光后就拿老婆出气，三天打一顿，两天闹一顿，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混蛋德性，动不动就发狂言：“谁敢惹老子，老子把脑壳端下来都干得起，大不了去坐牢，死了算个毬！”没有人敢去、愿去劝戒他，也没有人敢去、愿去教训他，就连他自己已年老的父母也是每日胆战心惊地度日，惶惶不可终日。第二件事情，有一个农民，还算实干，家庭经济状况也不错，偏偏平生最爱酒和牌，在这两点上倘若有任何人侵犯了他，他就怀恨在心。别人羡慕的是他的经济生活，而他却显得比任何人都要不开心，原因就出在“被管”上。所谓“被管”，比如说他的父亲、妻子、儿子劝他，他不听，别人越劝他，他反而越要拼命地狂喝、狂赌。一有不顺，就要醉酒打人，连做梦都在打人，非要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逼着家里人承认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看事情看得比谁都远，一年四季总是闹情绪、发酒疯，成了烂人一个，在整个地区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可能伤害别人。
农村也是一个江湖，赌豪气、拼义气、斗脾气，红黑黄白，样样皆有。这里面的恩恩怨怨，讲上三天三夜也没个完。《多个儿子多把刀》中对父母不孝的问题，在农村里面是尤为突出、尤为普遍的，也堪称一大恩怨。有的家族其实并非不孝敬父母，但那个代价来得太大，老人在儿子们的眼中成了一个累赘，还没去世呢，这些人就在想如何埋了他们、要花多少钱、钱从何来，平时自己有什么不顺，脾气就往老人身上发，还动不动就以之为条件，儿子们常说：“老子拿饭给你们吃，你们就跟老子闭嘴，少管闲事！”不管多么无耻的话，这些人都讲得出来。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在广东遇到一个求助的民工，谈到其家庭时，他说：“大嫂在家虐待我妈，我连杀了这个母夜叉的心都有！”最近，我又偶然接触到一起家乡的民事诉讼案件，一位名叫夏国剑的老人（已有70多岁高龄），膝下儿子全无，只有几个孙子、孙女，老人前去索要每月20元的赡养费，不料被这些孙子、孙女们追赶出来，还被辱骂、泼粪、殴打，以至于老人住进医院，医疗费是600余元，却无人愿意负责医疗费。老人的弟弟、妹妹实在看不过去，代替哥哥状告这些不孝后人，所索要的是仅仅是40元/月的生活费……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遇见村里一个家族的大吵大闹，也是一位老人被儿子辱骂：“你们的心贼得很！”说的其实是当年事，此人在艰难年代被父亲惩罚做农活，如今似乎要来算这笔旧账了，颇有报复父母的意味。这类事情着实太多太多，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在贫穷的另一面，有着触目惊心的人际矛盾。人与人的关系被紧张化了，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不是流于表面的种种纠葛，而是实实在在的隐形冲突，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出来，使得家庭、家族、地区动荡不安。经济的发展还仅仅是一方面的任务，它只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许多年以后，即使这里有着如今难以想象的富裕，但那些紧张化的关系还是根深蒂固地停留在原点，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在那些看似平静的各个角落里，竟有着如此凶猛又如此普遍的动荡因素，有着那么多的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深厚的、复杂的、有着长久渊源的沉淀。我为这样的动荡表示我的恐惧，我为这样的悲剧表示我的担忧。
作者：杨银波
一位年过五十岁的农民在小摊上买到这部山歌剧的VCD碟片，在短短一周之内，该剧传遍十多户人家，但凡年老者，观后无不为之落泪连连。一时之间，这部山歌剧颇得名声，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引起一股议论热潮。这证明，人们已是深有感触，此剧直入人心，着实令人深省，它就是总共六集的《多个儿子多把刀》。联想到这些年耳闻目睹的种种现实状况，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于我的心情而言，实在有着太多感慨一言难尽。关于“孝”，关于最为频繁又最为凶猛的那些农村家庭、家族悲剧，我无法一一列举说清，只好借这部山歌剧猛发批判之声，以之为鉴。
剧中的黑老头与黑老婆已有两个儿子（黑老大、黑老二），黑老二以6,000元借款娶了老婆红英。与此同时，黑老头又与妻子超生了黑老三。矛盾从此开始。老大、老二、老三面临分家问题，分房、分田无不大打大闹。风波还未平息，黑老头、黑老婆与还是婴儿的黑老三作为一家，与另两家（黑老大夫妇、黑老二夫妇）又在家庭债款的分摊上产生矛盾。“人家分家分钱财，我们分家分债款”，于是乎，黑老大、黑老二两家又是一场激战，把母亲黑老婆当场气死，却连母亲的尸体都不想一见，即使是安葬母亲所需的4,000元，这两个儿子也是极不情愿。因超生黑老三，黑老头又被罚款一万多块钱，罚款由黑老大、黑老二两家分摊。
八年以后，乃至18年以后，黑老大、黑老二两家仍是兄弟相欺、妯娌相残，打架、吵架的事情此起彼伏。黑老三眼看成年，也深感靠自己一个人来孝敬父亲不合理，于是同大哥、二哥展开谈判，三人彼此推卸责任，最终无人愿意管黑老头的死活。黑老头向三个儿子求情，希望在年老之时能得些依靠，没想到黑老三反而把父亲推出门外，扔了件衣服，要其立即滚开。黑老头遂找黑老大、黑老二，也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黑老头离开家，以捡垃圾为生，住在苍蝇、蚊子遍地乱飞的小屋里，无人照料，经常是三天才有一顿饱。许多月以后，黑老头实在受不了饥寒的逼迫，又来到三个儿子的家中，还是被赶了出来。黑老头心灰意冷，来到亡妻坟上诉尽苦楚，跳水自尽，被一位好心人救起。
好心人获知情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带着黑老头来到三个儿子家中，要这三个儿子孝敬老人。三个儿子又是一阵推脱，发生激战。打完架以后，好心人怒不可歇，决意为黑老头代写状纸，状告此三人。三个儿子为避事端，妥协了下来。黑老三因还无妻室，头三年不必负责。黑老大、黑老二以“半年”为轮流期限，一人负责黑老头半年。好心人刚走，黑老头的苦日子再度重来。黑老大一家让70多岁的父亲每顿只吃点残汤剩饭，还让其割猪草、挑水等，不干活就不得饭吃。半年以后，已是瘦骨嶙峋的黑老头轮到黑老二“孝养”。黑老大、黑老二彼此奚落，又是一场激战。待妥协以后，黑老二将父亲领回家中，又是一顿虐待。
如此一轮接一轮，眼看三年快到。有一天，黑老二因在外面调戏一个女孩，被一帮人打成残废，无法从事劳动。黑老三眼看二哥已是这般地无能，在极度空虚寂寞的“光棍儿”生活之下，把二嫂红英当成了对象，演了一出“小叔子勾二嫂”。一日，两人商量在一块空地上建栋房屋，被黑老大夫妇发现。这块空地当年还没有平分，为争夺这块空地，又加之当中参杂了不少语言上的挑衅，又大打一架。黑老三愤怒之余，一脚踢向已怀孕数月的大嫂身上，顿时流产、大出血，大嫂后因医治无效死亡。为早作打算，以免夜长梦多，黑老三趁给二哥倒水吃药之机，下毒在水中，毒死了黑老二。黑老三在父亲的逼问下，跪地起誓：“天算老几？皇天在上，厚土在下，我要是毒死了二哥，天打五雷轰！”突然，一个霹雳，黑老三被雷劈死。活着的黑老大、红英猛发深省，浪子回头，决定痛改前非，孝养黑老头，以度余生。剧从此终。
现在，这部山歌剧VCD碟片就摆在我的案头上。我听过许多人对它的议论，有的说“还是计划生育好，真是多个儿子多把刀”，有的说“还是要孝敬老人”。我的看法是：该剧从头至尾沿袭的仍是传统路数，“恶因种恶果”，尤其是霹雳劈死人那一场，很有“报应”的常例。至于“恶因”究竟是多了个儿子黑老三，或是其它，我看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是个经济问题，结媳妇要花钱，安葬母亲要花钱，超生被罚款要花钱，赡养父亲要花钱，治疗病症要花钱……，钱从何来？剧中人都以种烟草、稻谷维生，收入是少之又少，一旦遇到需要大钱的时候，跑信用社贷款就是最大的一条路。在钱这方面，各家管得都很紧，所推脱的责任也多在钱上。然后是个制度问题，黑老头作为农民，没有任何养老保险、福利待遇，即使要进敬老院也没资格。出现问题后，他不诉诸于法律，政府（包括公安）、法院也从未介入其中。此事邻里皆知，全村无一不晓，民愤四起，但为什么除仅有的好心人之外，再也主动无人过问？黑老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这样一个已与孤寡老人无异的农民，难道已被国家抛弃？
该剧还有许多致命的问题。从道德伦理来说，大多数人憎恨的是黑氏三兄弟及其妻子的不孝、虐待、歹毒、冷漠、阴险、丧尽天良等。有的人也会说黑老头贪心，生了两个儿子还要生一个儿子，以为“多个儿子多点福”，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还有的人说的是：不要和政策作对，要服从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就会有危险的后果。从最即时的危险来说，我认为这个后果最严重的，还是被罚款一万多块钱。这一万块钱的被罚，使得整个黑氏家族的贫困状况落至更危险的地步。然而，即使不罚这一万多块钱，这个家族就一定能够搞得好吗？不一定。黑老头本性善良，在走投无路时总结出的教训是：以前对儿子没管教好（拿云南话说，就是“太惯拾了”），以至于养出这些“报应娃娃”来，后悔莫及。有的农村老人说得非常“大男子主义”：“都是听老婆的话才得到这种下场！”剧中的大嫂、二嫂无不是阴险毒辣，赢得输不得，霸强、贪婪、挑衅、泼辣，极端的自私自利，其手中最强大的工具就是自己的丈夫，丈夫最大的用处就是武力，一旦达不到目的，总是誓不甘休，不管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兄弟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律用武力来解决。
从分家的四分五裂到生死的四分五裂，整个过程是一个完全被扭曲了的过程。为了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一旦有失去利益的可能，也是不择一切手段。道德落至极点，法治极少渗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疯狂地膨胀自己的私欲，又强硬地推卸一切责任，这种人格、民风，既无耻，又不合法，极具危害性。比如说，剧中之人总是动不动就“今天我要你死”、“要你眼望上翻”、“给是想把棺材找”、“提你的狗头”……，全是恶语相向，杀气冲天。我还关心的是，剧中的“好人”、“好男人”、“好老公”等，这个“好”更是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即是好，而为他人利益着想即是吃饱了撑的，“脑壳不开窍”。连其中仅有的一位好心人，也被形容为“吃一家饭，管百家事，瞎操心”。这当中乃是何等危险的家庭主义！就这么一个“管”字，对于我个人的刺激很大。最憎恨被爆光者无不是有暗底问题的，管与不管、管什么、怎么管、管了又如何，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怕得罪人，怕惹事生非，总之是怕这怕那。农村里面应该被管起来的事情多得很，可偏偏许多人都冷漠得要命，不敢管，不愿管，管了也没用。
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实在太多。第一件事情，有一个家庭，超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的父亲被沉重的经济负担所累，索性终日大醉，年年月月日日昏昏沉沉，“醉死了一了百了”。此人不但天天醉酒，并且大赌特赌，把家底输得一干二净，输光后就拿老婆出气，三天打一顿，两天闹一顿，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混蛋德性，动不动就发狂言：“谁敢惹老子，老子把脑壳端下来都干得起，大不了去坐牢，死了算个毬！”没有人敢去、愿去劝戒他，也没有人敢去、愿去教训他，就连他自己已年老的父母也是每日胆战心惊地度日，惶惶不可终日。第二件事情，有一个农民，还算实干，家庭经济状况也不错，偏偏平生最爱酒和牌，在这两点上倘若有任何人侵犯了他，他就怀恨在心。别人羡慕的是他的经济生活，而他却显得比任何人都要不开心，原因就出在“被管”上。所谓“被管”，比如说他的父亲、妻子、儿子劝他，他不听，别人越劝他，他反而越要拼命地狂喝、狂赌。一有不顺，就要醉酒打人，连做梦都在打人，非要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逼着家里人承认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看事情看得比谁都远，一年四季总是闹情绪、发酒疯，成了烂人一个，在整个地区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可能伤害别人。
农村也是一个江湖，赌豪气、拼义气、斗脾气，红黑黄白，样样皆有。这里面的恩恩怨怨，讲上三天三夜也没个完。《多个儿子多把刀》中对父母不孝的问题，在农村里面是尤为突出、尤为普遍的，也堪称一大恩怨。有的家族其实并非不孝敬父母，但那个代价来得太大，老人在儿子们的眼中成了一个累赘，还没去世呢，这些人就在想如何埋了他们、要花多少钱、钱从何来，平时自己有什么不顺，脾气就往老人身上发，还动不动就以之为条件，儿子们常说：“老子拿饭给你们吃，你们就跟老子闭嘴，少管闲事！”不管多么无耻的话，这些人都讲得出来。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在广东遇到一个求助的民工，谈到其家庭时，他说：“大嫂在家虐待我妈，我连杀了这个母夜叉的心都有！”最近，我又偶然接触到一起家乡的民事诉讼案件，一位名叫夏国剑的老人（已有70多岁高龄），膝下儿子全无，只有几个孙子、孙女，老人前去索要每月20元的赡养费，不料被这些孙子、孙女们追赶出来，还被辱骂、泼粪、殴打，以至于老人住进医院，医疗费是600余元，却无人愿意负责医疗费。老人的弟弟、妹妹实在看不过去，代替哥哥状告这些不孝后人，所索要的是仅仅是40元/月的生活费……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遇见村里一个家族的大吵大闹，也是一位老人被儿子辱骂：“你们的心贼得很！”说的其实是当年事，此人在艰难年代被父亲惩罚做农活，如今似乎要来算这笔旧账了，颇有报复父母的意味。这类事情着实太多太多，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在贫穷的另一面，有着触目惊心的人际矛盾。人与人的关系被紧张化了，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不是流于表面的种种纠葛，而是实实在在的隐形冲突，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出来，使得家庭、家族、地区动荡不安。经济的发展还仅仅是一方面的任务，它只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许多年以后，即使这里有着如今难以想象的富裕，但那些紧张化的关系还是根深蒂固地停留在原点，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在那些看似平静的各个角落里，竟有着如此凶猛又如此普遍的动荡因素，有着那么多的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深厚的、复杂的、有着长久渊源的沉淀。我为这样的动荡表示我的恐惧，我为这样的悲剧表示我的担忧。
▓一切都可以回头
▓一切都可以回头
作者：杨银波
历史无法回头。没有任何缘故，我被降生在这片热土上。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曾经有过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在君主专制至党主专制的时代，这里一直专制着。没有什么是比这更恰当的缘故了，我就是一个被专制者，其实任何人皆是。这里的资源，好比今日的山西，许多年以后也许将有更多的山西存在，它千疮百孔，历历在目。轰鸣的挖掘机，最发达的钻井机，所有亿万年形成的一切，在数十年、百余年的时间里，都将消耗殆尽。此时的人们，不会去思索如何开发能源、合成能源。巨大的污染，剧烈的贪污，强暴的统治，弱势的人们，短视的政客，贪婪的富商，在这样一个矛盾对立、无望无奈的时代里，一直存在着、延伸着、变异着。历史无法回头，没有假如，没有如果，没有也许。人只是人，只是细小、懦弱、无可奈何的生命。似乎一切都改变不了，似乎一切希望与光明从一开始就死亡了。
我无法回头。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一样，被强暴着，被束缚着。我可以在这个国家肆无忌惮地堕落着，倘若没有任何信念与所谓的公民教育，我可以与许多人一样，“管不了许多”，没有什么烦恼缠绕着我，没有什么灾难刺激着我。我可以装作一切都不曾发生那样，在这里麻木地生存、耻辱地苟活——甚至，没有任何耻辱感。我可以兴高采烈地走过中国的高山名川，在带着腐朽与凋零气息的古都，象个快乐的孤魂野鬼那样，吃着、喝着、玩着、乐着。可以当自己是个聋子，更多时只是一个只会发出笑声的哑巴，甚至只能看见一切美好的事物，根本不用理会什么天下大事或者生灵涂炭。然而，我做不到，我无法回头。这不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人，他不同，他太不同了。
人们无法回头。他们在努力地告别贫穷，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他们必须填饱肚子，必须享受人生。一个个都死了，死得那样快，那样毫无价值。伤感的人们，收拾起自己那点可怜的良心，在为每顿温饱而努力着。人们开始四处张望，发达的资讯满足了他们对于未知的一切的掌握。他们越来越清晰地看清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是在电视上看不到，电视会显示一切的犯罪在中国都可以被惩罚，一切的美好在中国都能实现，一切的困难都难不倒共产党，一切的灾难都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就可以解决的。报纸在刺激着人们的眼球，然而销量都在下跌，因为网络实在太发达了。虽然总要去禁它，但怎么也禁不了。所有人都那么地自我，他们深刻地懂得一切的欲望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只要你敢做，同时又能避开风险。人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聪明，过去都是“眼巴巴”的，现在都是“眼绿绿”的，贼精！
成王败寇的逻辑在整个中国畅通无阻，因此，没有权势、没有枪炮的人，无论怎样正义，都搬不倒施虐者。我们看到的中国，已经面目全非，这里很难说能够找到自己的真正骄傲之特色，一切都在疯狂地引进，尤其是负面的一切。世界上恐怕连恐怖份子也羡慕中国的强权，对比起来，他们显得太低能、太幼稚了。这里的统治技术已经训练了几千年，早已炉火纯青，堪称世界第一流。没有什么能够比中国之稳定更为稳定的了，没有什么国家的人能够比中国人的雅量更雅量的了。无论你如何对待这里的人们，他们就算被逼到走投无路之时，大多也是选择沉默。究竟是什么把整个民族的灵魂都掐死了？不用你来回答。因为，仿佛一切都已无法回头，烂就烂到这里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被代表了，我们没有了一席之地，我们的所有抱怨都象是一个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放得那样微弱无声。
然而，真的无法回头吗？我们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精神传统？我们的坚强、顽强和不屈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那样骇人听闻的残暴没有消失，反而在延续？未来的数年之中，这最后的疯狂会疯狂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好似群魔乱舞，一切都在狂欢着，巨大的笑声淹没了深深的哭泣，巨大的呼叫淹没了深深的窒息，多少人想不通这个道理，多少人即使想通了，也装作若无其事那样，心安理得地回避着。他们活在另一种深刻之中，刻满的沧桑实际上只是深深的耻辱痕迹，而并不是某种惊人的奋斗。他们已经没有了安全感，只能循着潜规则的逻辑在他们的生存空间里继续维持着，一切都显得那样保守与强硬，其实恰恰是极脆弱的。有些道理跟你细细地讲，你听不进去，你永远只能站在你的个人立场上，考虑一些简单的得失，即使你以为你那样做完全是对的，大原则没有丧失，但那一切不过是为你自己的过失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我想，我可以回头。我可以在太多太多的记忆里提炼出我一直坚持的精神价值，且认为这是远远超出物质追求，可以让我在无论面对怎样的坎坷与磨难时都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做事的高标准信念。我可以在所有已经历的时光里抽出我对生活的热爱，对时代的责任，对个人的超越。我可以突破自己，可以让已经衰落下去的道路继续畅通起来、发达起来。我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带着狂飚之气的不被压垮的人。我可以百折不挠，可以在亿万年之后照样留下余音，不必理会那么多无聊、无所谓的东西，管它的呢，我就是可以这样跌倒了又爬起来，站起来做人，可以在余生里划下一笔笔光辉的线条，构成绚烂的人生蓝图。在这个蓝图里，不是我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我付出了什么。若论获得，那就是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必须有这种昂首阔步的姿态，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泪可流的？从今以后，除了感动，不会再泪流，这就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我想，人们可以回头。那些我们遗失太久太久的，无论是自由还是自我约束，都可以收起来，装进自己的大脑里。你说，你恨那一切，那么你的仇恨者所拥有的一切，你又有几分？你的超越之处在哪里？好比你说你要吃了这个苹果，但是你的牙坏了，喉咙也肿了，胃也靡烂了，那么，你还吃得下这个苹果吗？你非但吃不下它，反而可能牙齿脱落、咽喉更肿，胃痛得更厉害。但是无论如何，你说，你非得吃下这个苹果。那么，就先把你的牙齿、喉咙和胃治好，届时，别说一个苹果，就是一天吃几十个，那都不再话下。很多人往往是基于同样的悲惨遭遇而走到一起，好比大家都去看胃病，结果都花费了好几万，大家都在骂医院、骂医疗制度，但是究竟怎么廉价地胃病呢？到头来，都没有研究出来。如果你要真正去做事，就得做一做这样的实质工作，即使你站在医院或者卫生部那里天天骂，甚至冲进人民大会堂狠狠地批评所有立法者，但是你的胃病还是没好。
可以回头的，是踏实。每一个领域都包含巨大的内容，是你穷之一生都可能无法完全参透的，你在深深的失望与无助之中必须褪去所有的重复抱怨，抱怨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是一个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是普通的骂街者，你的所有另类都可以掌握在你的独立思考之中，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想问题，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来付诸实践。可以回头的，是勤奋。不要在惰性的诱惑下这样麻木下去，所有的人都在不自主地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因为他们以为这一切已经够了，他们已经做过许多许多了。其实，那只是孤独的一面，以为天下无敌了，便不可一世。事实上，一切都只是从零开始，是你自己迷惑了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或预料到许多高峰的存在，然而你常常会被某种疲倦感所困扰。有时，当暂时的失落包围着你，你甚至会丧失所有的意志，以为自己应该远去过去的自己，其实，那通常是一种逃避。
我们可以回头，可以顽强地负担起别人通常会抛弃或胆怯的一切。历史可以回头，时代可以更改，在这个一切不可能都可能成为可能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可以回头，无论眼前看起来它们是多么的艰难、复杂、不可阻挡，但是许多年以后，我们往往会耻笑我们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有奋力一把？要觉得我们可以活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觉得一切都只不过是“时日长短而已”的必然问题，只要有这个信念，再大的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过去，管它今天怎么对付你，怎么整你，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多少年了，我发现那么多人都活在阴影里拔不出来，自己都害怕自己，自己都害怕重蹈自己的覆辙，古人说“吃一堑长一志”，记住，长的是“志”，不是恐惧、软弱、提心吊胆。我们在真实地活着，不是在游戏自己、游戏他人、游戏时代，我们可以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遮蔽自己的锋芒。
作者：杨银波
历史无法回头。没有任何缘故，我被降生在这片热土上。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曾经有过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在君主专制至党主专制的时代，这里一直专制着。没有什么是比这更恰当的缘故了，我就是一个被专制者，其实任何人皆是。这里的资源，好比今日的山西，许多年以后也许将有更多的山西存在，它千疮百孔，历历在目。轰鸣的挖掘机，最发达的钻井机，所有亿万年形成的一切，在数十年、百余年的时间里，都将消耗殆尽。此时的人们，不会去思索如何开发能源、合成能源。巨大的污染，剧烈的贪污，强暴的统治，弱势的人们，短视的政客，贪婪的富商，在这样一个矛盾对立、无望无奈的时代里，一直存在着、延伸着、变异着。历史无法回头，没有假如，没有如果，没有也许。人只是人，只是细小、懦弱、无可奈何的生命。似乎一切都改变不了，似乎一切希望与光明从一开始就死亡了。
我无法回头。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一样，被强暴着，被束缚着。我可以在这个国家肆无忌惮地堕落着，倘若没有任何信念与所谓的公民教育，我可以与许多人一样，“管不了许多”，没有什么烦恼缠绕着我，没有什么灾难刺激着我。我可以装作一切都不曾发生那样，在这里麻木地生存、耻辱地苟活——甚至，没有任何耻辱感。我可以兴高采烈地走过中国的高山名川，在带着腐朽与凋零气息的古都，象个快乐的孤魂野鬼那样，吃着、喝着、玩着、乐着。可以当自己是个聋子，更多时只是一个只会发出笑声的哑巴，甚至只能看见一切美好的事物，根本不用理会什么天下大事或者生灵涂炭。然而，我做不到，我无法回头。这不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人，他不同，他太不同了。
人们无法回头。他们在努力地告别贫穷，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他们必须填饱肚子，必须享受人生。一个个都死了，死得那样快，那样毫无价值。伤感的人们，收拾起自己那点可怜的良心，在为每顿温饱而努力着。人们开始四处张望，发达的资讯满足了他们对于未知的一切的掌握。他们越来越清晰地看清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是在电视上看不到，电视会显示一切的犯罪在中国都可以被惩罚，一切的美好在中国都能实现，一切的困难都难不倒共产党，一切的灾难都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就可以解决的。报纸在刺激着人们的眼球，然而销量都在下跌，因为网络实在太发达了。虽然总要去禁它，但怎么也禁不了。所有人都那么地自我，他们深刻地懂得一切的欲望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只要你敢做，同时又能避开风险。人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聪明，过去都是“眼巴巴”的，现在都是“眼绿绿”的，贼精！
成王败寇的逻辑在整个中国畅通无阻，因此，没有权势、没有枪炮的人，无论怎样正义，都搬不倒施虐者。我们看到的中国，已经面目全非，这里很难说能够找到自己的真正骄傲之特色，一切都在疯狂地引进，尤其是负面的一切。世界上恐怕连恐怖份子也羡慕中国的强权，对比起来，他们显得太低能、太幼稚了。这里的统治技术已经训练了几千年，早已炉火纯青，堪称世界第一流。没有什么能够比中国之稳定更为稳定的了，没有什么国家的人能够比中国人的雅量更雅量的了。无论你如何对待这里的人们，他们就算被逼到走投无路之时，大多也是选择沉默。究竟是什么把整个民族的灵魂都掐死了？不用你来回答。因为，仿佛一切都已无法回头，烂就烂到这里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被代表了，我们没有了一席之地，我们的所有抱怨都象是一个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放得那样微弱无声。
然而，真的无法回头吗？我们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精神传统？我们的坚强、顽强和不屈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那样骇人听闻的残暴没有消失，反而在延续？未来的数年之中，这最后的疯狂会疯狂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好似群魔乱舞，一切都在狂欢着，巨大的笑声淹没了深深的哭泣，巨大的呼叫淹没了深深的窒息，多少人想不通这个道理，多少人即使想通了，也装作若无其事那样，心安理得地回避着。他们活在另一种深刻之中，刻满的沧桑实际上只是深深的耻辱痕迹，而并不是某种惊人的奋斗。他们已经没有了安全感，只能循着潜规则的逻辑在他们的生存空间里继续维持着，一切都显得那样保守与强硬，其实恰恰是极脆弱的。有些道理跟你细细地讲，你听不进去，你永远只能站在你的个人立场上，考虑一些简单的得失，即使你以为你那样做完全是对的，大原则没有丧失，但那一切不过是为你自己的过失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我想，我可以回头。我可以在太多太多的记忆里提炼出我一直坚持的精神价值，且认为这是远远超出物质追求，可以让我在无论面对怎样的坎坷与磨难时都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做事的高标准信念。我可以在所有已经历的时光里抽出我对生活的热爱，对时代的责任，对个人的超越。我可以突破自己，可以让已经衰落下去的道路继续畅通起来、发达起来。我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带着狂飚之气的不被压垮的人。我可以百折不挠，可以在亿万年之后照样留下余音，不必理会那么多无聊、无所谓的东西，管它的呢，我就是可以这样跌倒了又爬起来，站起来做人，可以在余生里划下一笔笔光辉的线条，构成绚烂的人生蓝图。在这个蓝图里，不是我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我付出了什么。若论获得，那就是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必须有这种昂首阔步的姿态，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泪可流的？从今以后，除了感动，不会再泪流，这就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我想，人们可以回头。那些我们遗失太久太久的，无论是自由还是自我约束，都可以收起来，装进自己的大脑里。你说，你恨那一切，那么你的仇恨者所拥有的一切，你又有几分？你的超越之处在哪里？好比你说你要吃了这个苹果，但是你的牙坏了，喉咙也肿了，胃也靡烂了，那么，你还吃得下这个苹果吗？你非但吃不下它，反而可能牙齿脱落、咽喉更肿，胃痛得更厉害。但是无论如何，你说，你非得吃下这个苹果。那么，就先把你的牙齿、喉咙和胃治好，届时，别说一个苹果，就是一天吃几十个，那都不再话下。很多人往往是基于同样的悲惨遭遇而走到一起，好比大家都去看胃病，结果都花费了好几万，大家都在骂医院、骂医疗制度，但是究竟怎么廉价地胃病呢？到头来，都没有研究出来。如果你要真正去做事，就得做一做这样的实质工作，即使你站在医院或者卫生部那里天天骂，甚至冲进人民大会堂狠狠地批评所有立法者，但是你的胃病还是没好。
可以回头的，是踏实。每一个领域都包含巨大的内容，是你穷之一生都可能无法完全参透的，你在深深的失望与无助之中必须褪去所有的重复抱怨，抱怨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是一个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是普通的骂街者，你的所有另类都可以掌握在你的独立思考之中，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想问题，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来付诸实践。可以回头的，是勤奋。不要在惰性的诱惑下这样麻木下去，所有的人都在不自主地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因为他们以为这一切已经够了，他们已经做过许多许多了。其实，那只是孤独的一面，以为天下无敌了，便不可一世。事实上，一切都只是从零开始，是你自己迷惑了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或预料到许多高峰的存在，然而你常常会被某种疲倦感所困扰。有时，当暂时的失落包围着你，你甚至会丧失所有的意志，以为自己应该远去过去的自己，其实，那通常是一种逃避。
我们可以回头，可以顽强地负担起别人通常会抛弃或胆怯的一切。历史可以回头，时代可以更改，在这个一切不可能都可能成为可能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可以回头，无论眼前看起来它们是多么的艰难、复杂、不可阻挡，但是许多年以后，我们往往会耻笑我们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有奋力一把？要觉得我们可以活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觉得一切都只不过是“时日长短而已”的必然问题，只要有这个信念，再大的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过去，管它今天怎么对付你，怎么整你，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多少年了，我发现那么多人都活在阴影里拔不出来，自己都害怕自己，自己都害怕重蹈自己的覆辙，古人说“吃一堑长一志”，记住，长的是“志”，不是恐惧、软弱、提心吊胆。我们在真实地活着，不是在游戏自己、游戏他人、游戏时代，我们可以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遮蔽自己的锋芒。
▓再回首：凄凄惨惨戚戚
▓再回首：凄凄惨惨戚戚
作者：杨银波
沉沉入坐，竟不能写一字一言。痛苦！
逝去的是2007年的恐怖一页，这一页血迹斑斑、伤痕累累。365日已经永远不再还复，而我却仍然浸泡在那恐怖之中，寒冷、落寞、消沉、忧郁、压抑、寡言。走在泥泞的路上，寒风敲打着发闷的胸膛，手里紧握着的拳头永远也撑不开了。我俯首大地，扣问一千万个“为什么”，到头来仍是一无所获。我沮丧、失望、意冷、心灰，无数次回头望着我那已经不复存在的背影，曾经那样坚强地行走着、踌躇着、蹒跚着。胸中的勇气，仿佛寒冬结了冰，硬硬的，冷冷的。我已厌倦这所有的一切，行尸走肉，心死如灰，昏天黑地，冷月无边，凄凄惨惨戚戚。
很长时间没有动笔，很长时间长期在幽暗的深夜与凌晨做着同一个噩梦，在这黑不见底的梦里面，肉已烂，心已死，两颗眼珠带着生活的重量，沉沉地仰望着天空发呆。又一批亲人去世，又一些灾难降临，前方的道路泥泞而坎坷，真可谓“一根田坎三节烂”。梦中的2008年不应是这样，不该是这样，但事实便是事实，它来得那么残酷，就像席卷中国南部的罕见雪灾，疯狂地掠去了太多的生灵与快乐。
走过这片土地，带着曾经对它深深的挚爱、深深的眷恋，带着在这里的巨大失落与困倦，我流着泪想象着未来的光景，竟是如此暗淡与无望。又是那一批又一批民工的数百万工钱被我追讨回来了，他们带着感激，也带着遗憾，与我握手言谢，与我分享这当中的艰涩与痛苦，我感同身受，苦笑着沉默。这便是生活，沉重中已不再有激昂，只看到面对血汗的那种过分冷静，却丧失了当初的热血，连我自己也带着些许机器般的冷，比黑色幽默更黑色幽默。
累积数月的压抑，孤独而绝望地与自己的良知相对，终于在这一刻再也忍受不住、把持不住。我想痛哭，只有这一件事能够将心中的腐朽、麻木、呆滞全部拯救过来。那哭声，我不希望仍然是躲在无人所知的墙角里的抽泣，不希望仍然是一把冷水冲过以后又安然无恙。我沉沦了，沉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仿似换了一个根本不是我的人，在这个国家苟活着。每当夜幕降临，望着那一望无际的黑暗，我的整个人都被包裹了进去，消失了真的我。我痛心于这所有的一切，痛心于自己的丧失，痛心于一个怎样的灵魂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任何本质。
很多年以前，我并非如此。那是永远也绝望不了的心脏，以最大的响动、最酷的律动跳跃。舍弃吧，我让一切都舍弃了去。在这滚滚红尘之中，我不希望自己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但我实在办不到，这样的时代太冷酷，太多无法预计的遭遇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冷冷的手，触碰着的依然是冷冷的天空、冷冷的大地、冷冷的人间、冷冷的自己。该如何为这样冷酷的流年而祈祷？难道说“这该死的，他妈的，凶杀的2007年”？我犹如死过几次，偏又死不了，仍然耻辱而沉默地活着。看似太多变故重击了我，其实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走了我应该且必然走的道路，承受了应该且必然要承受的代价。
25年了，青春付诸东流，热血泥牛入海。走着走着，总想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有的甚至压根就没了足迹。这一年我究竟都干了些什么？这一生我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很多事情，真的是“越想越像、越像越想”啊，连我自己都憎恨自己，活像一个没有了灵肉的人，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臭皮囊。知而不明，明而不道，道而不行，行而无果，果而无续，这就是我的一生。从更悲观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几乎就是一个废物，一个已经找不着北，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忘记得差不多的一事无成的废物。
应该绝望些、更绝望些，把这样一个连自己都厌恶唾弃的人交给最严厉的刑罚来对待。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良知判断，偏执的性格加重得没有办法拉回头来。他对于他所受到的自我谴责，仿佛一点感觉都没有。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幸福，没有快乐，没有美好的、阳光的一切。他就象在冰冷的地窖里埋葬了25年的一条冰虫，流淌着冰冷的血，呼吸着冰冷的气，习惯着冰冷的生存，而且到现在更是完全爬不动了，只有可怜地、固定地、冷冷地发出自己永远无可救药的目光，散散的，飘飘的，虚虚的，颤颤的。这是一条不值得半点可怜的可怜虫。
他活了25年，到头来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清楚，几乎就是糊涂得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的所有足迹，永远与他曾经存在的那个时代一起送葬了。这样一个人，就像摆在祖先堂里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灵位，或者所有人夜晚焦躁而恐怖的一个噩梦，你可以对他作出种种倾诉，可事实上，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他的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所有声音的轰鸣统统交织在一起，也就成了宁静。他永远都是活在梦里的一个人，已不再真实，已一无所有。他丢弃着自己的同时，也丢弃了整个世界，包括你们每一个人，都在他丢弃的范畴之内。让我们诅咒这样一个人，诅咒他那健忘的、懦弱的、沉迷的、不开窍的神经，狠狠地对他发出一个冷冷的笑，让他一直活在自以为“值得”的笑声里，就这样行尸走肉下去。
我发抖着站立起来，抹着眼泪，看看窗外的天空。一股寒流自鼻入肺，冷极了，冷透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这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我的印迹。我并不愿意如此，在酒精里麻醉，在消沉中自弃，这样的冰冷，这样的愁怨，目览寒冬的凄凄惨惨戚戚。我曾努力地找回自我真实的存在，以盖世之勤奋再续前程。我怎可忘记那一双双眼睛？怎可就如此冷冷落落、昏昏沉沉？让所有的酒精都离我而去吧，让所有的痛楚都离我而去吧。永远不要暗自憎恨，这天命是不可能征服我的。岁月无情，人必有义，人活在这个世上，倘若没有骨气，没有志力，那还不如以自杀解决实则一切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唾弃我自己，是因为这沉沉的压力将我击得支离破碎，一盘散沙，颠沛流离。心已被切割成无数片，片片凋零，片片带血。许多人，许多事，许许多多猛烈而无可预计的报应或非报应，真的就那样不带一点悬念地冲过来了。我陷入此中，力感乏困，就像没有半点回头之术的神仙那样，比凡人更痛苦。我落在了一个巨大而黑暗的深渊底谷，伸手不见五指，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谁听得见，咆哮如雷的哀恸没有谁看得见。我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沉积，那样的比一个王八蛋还不如地守望着我那一直信以为真的太多太多信念。
俯仰苍天，回望历程，诘问万千，心中已沉得如同亿万年苍生之毁灭。望着太多人的眼睛，凝视那眼神透露出的焦灼、无奈与无辜，思索着作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之微渺，不知如何爱得起来，不知如何重振河山，不能不在一次次的哭泣与彷徨中抚慰自己业已受伤许久的心。我冷冷地观望着这个世界，像个孤儿一样寻觅着自己没有道路的道路，有太多太多讲不明道不清的微言大义沉到了心的最底处。我想呐喊，一次比一次更为强悍地呐喊，让万物都能听到这种沉闷且近至无声的呐喊，而伤痛却一次比一次更为剧烈地包围着我。忧伤的灵魂还没有回家，震颤的孤独总在加重。啊，这一切都太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了。
差点疯了的我，居然仍旧神奇地活着。我不愿意叙述这当中哪怕一百件中的一件事，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烂了，又长出新芽，这是规律，万物都是新陈代谢的。不到极苦，真不知何为甜。想我杨银波，自1983年降世，一生勤奋，穷而有志，继而奋勇当先，反腐败，济穷困，扶弱势，助自治，倡交通，设书馆，救危难，宣讲、著述、活动。杨某乃以少年老成为起，以实事要事为首，行走最势单之农村，欲还大地以新颜。数年以来，看透了纷纷绕绕，看惯了险恶悲惨。另类生存，极陈异见，涉猎各方，三教九流。有着如此基础的我，怎可能就此全然罢退？
看得太多，烂得也就太透了，心也就更苦、更悲、更痛了。普天之下，几无一件事可称完美。我没有李白那样的飘逸、逍遥、洒脱，但却近似杜甫那样的悲观、恨世与疾呼。不管在任何时代，走到这一步都是我的必然，即使50年以后，我仍然会重复我以上的话。人与时代是相生相克的，整个时代的疾症，对于并不愚钝的人来说，必然构成相当严重的感染。史诗般的风云变幻，很多时候与个人的命运都是交替并行的，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够在时代里沉沦，更多人或许更不在话下了。我就是活得太明白、太较真了，想糊涂，但糊涂的期限都不长，即使就这样痛苦地活下去，到某一天我还是会醒过来。我就好比一头熟睡的狮子，其实睡的时候心里更痛，现在是该出来活动活动的时候了。
我也尚言反语了。偏是那样，偏要这样。这一个“偏”字，就是我面对太多磨难的态度，遂沉沦之迅猛，在众多人的意料之外。想让一切都痛快地结束，以殉道的姿态面对接下来要走的路，翻过那一片又一片的荆棘与沼泽，手中捧着沿路乞讨的惭愧、忏悔与自恨，脸上带着笑不出来的苦笑。什么都该结束了，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让它们死亡，都让它们尘埃落定。行走在历史的风暴里，看惯了太多的黑暗与争斗，承受了太多的冷漠、无助和幻灭，已经没有太多的余力来继续这种英雄的人生。真正拿出一只眼睛来审视这当中的罪恶、软弱吧，让自己铸剑来了断自己的一切，诚恳地面对漫长得超乎想象的道路，沉重地给自己一次报应，让血液都冲将出来，淹没我的理想、纯粹和脆弱。
已几乎要忘记我是谁，一切都丧失了意义、价值和激情。灰灰的眼眸，留不住流逝的光辉，让那一切都统统滚蛋吧，空空洞洞的、模模糊糊的、萧萧条条的，没有力量，没有效率，这一切都已不存在。梦中的一切，都在眼前。跳过现实的残酷吧，换回自己的空灵与顿悟，让死寂的就死寂，不要醒来，永不要醒来。我愤恨那鄙夷的眼光，愤恨从心中升腾而起的厌恶，这世道，那顽酷，已让我深感窒息与困惑。这真像活得极不耐烦的个体，似乎非得给自己一盏明灯，非得看到方向才可以存活。那种无所谓的、尖怪的、自以为是的，都该统统埋葬掉。这个世界太脏，人只能看到人能看到的一切，无力寻求未知的、无限的真理。技术化的一切，已把人的空间压榨到空前的地步，人没有人味，血没有血味。我仰望天空，却只看到自己的形单只影。
皱着眉头，锁着眼睛，继续在一片黑暗之中找寻活着与奋斗的证据。当一切都冰冷了、破碎了、撕裂了、暗淡了、绝望了，便如同抛弃整个世界一样，抛弃了整个自己，抛弃了可抛弃与不可抛弃的一切。这是一场没有表演的表演，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找不到任何有质地的东西引为力量，找不到任何宏伟的哲理作为解脱，就是这流淌的意识流，如同蚂蚁一样四处爬动，从血管里爬出，又从皮肤上钻进去，不知道究竟是个怎样的方向。恐慌已久，便没有了恐慌；愤怒已久，便没有了愤怒。一切的思绪，都在风中自由游荡，却根本不知会在哪里开花结果。我来到这个世界，受点委屈，受点刺激，就这么苟且地活着。不去想象太多，不去奢望太多，只求孤独的灵魂能够有一个依靠，一个凭借，一个寄托。但是，就连这最起码的要求，现在也已经达不到了。我已经一无所有，空得就像突然跳出了地球的引力，悬在宇宙的浩繁空间之中，没有质量，没有力量，没有了一切。
很多年以后，我会忘得比现在还要彻底。那时，我将丧失更多，丧失剩余的、不多的、可怜的却是宝贵的一切。寻寻觅觅寻不到，关于幸福，关于价值，关于自由，我只体会到了它们的反面、背面与不敢正视却时时遭遇的一面。沉重的一切，已将心灵的领空占领得乌云密布、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里面，是孤独到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只剩下忧郁、窒息的空气。我甚至痛恨这个时代，痛恨一个我曾经那样热烈地爱着，而今却是如此撕心裂肺地伤感的时代。我的2007年，在我的整个一生之中，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就像对于太阳的某一秒的感觉，那虽是人们眼中的一万八千年，但于太阳而言，确实只是普通的一秒而已。我曾经心比天高，仿佛所有的江河湖海都流淌在我的胃里或者神经之中，至于那一片片巍峨雄伟的崇山峻岭，仿佛这滋长的头发。但是，现在我却是如此渺小与卑微，深深的失落就象没有星星的夜空，黑漆漆的夜幕下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影子究竟在哪里。
我想对所有人说抱歉，一个将歉意说得够明白、够彻底的抱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逃避，是痛苦心路的必然过程。望着远去的一切，那消失得无声无迹的一切，已经让大脑超越了极限负荷。我累了，困了，倦了，烦了。我能拯救吗？我能获得拯救吗？这漫长的路，如何去体会当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你用善意的目光，隐约注视到我内心的忧愤，当没有任何人能够将我这个业已摔倒的人拉将起来，当你用温暖的手为我拭去冰冷的泪水，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成，什么也做不到。我惭愧，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每一天都活在一个没有人能够找到的鼠窝里，在那里面窒息地呼吸、孤独地幻想、自闭地逃避，直到没有了最后一口气，就像一滩腐败的尸体一样，完全没有了价值。我痛恨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越来越感觉这像极了一封遗书，虽然等于什么也没说，但贯穿其中的语言，竟是如此感伤、失落，仿佛一个不甘的癌症患者面对着这个让他恨透了的世界的情景那样。不必去理会人民之麻木，不必去在乎政党之腐败，不必去在意制度之朽坏，不必去顾虑心灵之堕落，在这一刻，一切都丧失了意义，一切都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只有“存在”本身，才是最矛盾、最离奇的。给我一双眼睛，给我一对翅膀，给我一个新的头脑，给我一个新的人生吧！为何现在这一切突然变得如此痛苦？为何不能让慈悲消失，跟所有人一样，走冷漠而孤傲的道路？我越来越明白歌手柯特或者演员张国荣为什么会走那样自绝于天下的路，越来越清楚什么样的世道酿就了什么样的悲剧。而我，又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又将作何选择？
此刻，我深深地沉默着，竟不能想一字一言。痛苦！
作者：杨银波
沉沉入坐，竟不能写一字一言。痛苦！
逝去的是2007年的恐怖一页，这一页血迹斑斑、伤痕累累。365日已经永远不再还复，而我却仍然浸泡在那恐怖之中，寒冷、落寞、消沉、忧郁、压抑、寡言。走在泥泞的路上，寒风敲打着发闷的胸膛，手里紧握着的拳头永远也撑不开了。我俯首大地，扣问一千万个“为什么”，到头来仍是一无所获。我沮丧、失望、意冷、心灰，无数次回头望着我那已经不复存在的背影，曾经那样坚强地行走着、踌躇着、蹒跚着。胸中的勇气，仿佛寒冬结了冰，硬硬的，冷冷的。我已厌倦这所有的一切，行尸走肉，心死如灰，昏天黑地，冷月无边，凄凄惨惨戚戚。
很长时间没有动笔，很长时间长期在幽暗的深夜与凌晨做着同一个噩梦，在这黑不见底的梦里面，肉已烂，心已死，两颗眼珠带着生活的重量，沉沉地仰望着天空发呆。又一批亲人去世，又一些灾难降临，前方的道路泥泞而坎坷，真可谓“一根田坎三节烂”。梦中的2008年不应是这样，不该是这样，但事实便是事实，它来得那么残酷，就像席卷中国南部的罕见雪灾，疯狂地掠去了太多的生灵与快乐。
走过这片土地，带着曾经对它深深的挚爱、深深的眷恋，带着在这里的巨大失落与困倦，我流着泪想象着未来的光景，竟是如此暗淡与无望。又是那一批又一批民工的数百万工钱被我追讨回来了，他们带着感激，也带着遗憾，与我握手言谢，与我分享这当中的艰涩与痛苦，我感同身受，苦笑着沉默。这便是生活，沉重中已不再有激昂，只看到面对血汗的那种过分冷静，却丧失了当初的热血，连我自己也带着些许机器般的冷，比黑色幽默更黑色幽默。
累积数月的压抑，孤独而绝望地与自己的良知相对，终于在这一刻再也忍受不住、把持不住。我想痛哭，只有这一件事能够将心中的腐朽、麻木、呆滞全部拯救过来。那哭声，我不希望仍然是躲在无人所知的墙角里的抽泣，不希望仍然是一把冷水冲过以后又安然无恙。我沉沦了，沉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仿似换了一个根本不是我的人，在这个国家苟活着。每当夜幕降临，望着那一望无际的黑暗，我的整个人都被包裹了进去，消失了真的我。我痛心于这所有的一切，痛心于自己的丧失，痛心于一个怎样的灵魂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任何本质。
很多年以前，我并非如此。那是永远也绝望不了的心脏，以最大的响动、最酷的律动跳跃。舍弃吧，我让一切都舍弃了去。在这滚滚红尘之中，我不希望自己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但我实在办不到，这样的时代太冷酷，太多无法预计的遭遇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冷冷的手，触碰着的依然是冷冷的天空、冷冷的大地、冷冷的人间、冷冷的自己。该如何为这样冷酷的流年而祈祷？难道说“这该死的，他妈的，凶杀的2007年”？我犹如死过几次，偏又死不了，仍然耻辱而沉默地活着。看似太多变故重击了我，其实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走了我应该且必然走的道路，承受了应该且必然要承受的代价。
25年了，青春付诸东流，热血泥牛入海。走着走着，总想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有的甚至压根就没了足迹。这一年我究竟都干了些什么？这一生我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很多事情，真的是“越想越像、越像越想”啊，连我自己都憎恨自己，活像一个没有了灵肉的人，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臭皮囊。知而不明，明而不道，道而不行，行而无果，果而无续，这就是我的一生。从更悲观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几乎就是一个废物，一个已经找不着北，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忘记得差不多的一事无成的废物。
应该绝望些、更绝望些，把这样一个连自己都厌恶唾弃的人交给最严厉的刑罚来对待。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良知判断，偏执的性格加重得没有办法拉回头来。他对于他所受到的自我谴责，仿佛一点感觉都没有。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幸福，没有快乐，没有美好的、阳光的一切。他就象在冰冷的地窖里埋葬了25年的一条冰虫，流淌着冰冷的血，呼吸着冰冷的气，习惯着冰冷的生存，而且到现在更是完全爬不动了，只有可怜地、固定地、冷冷地发出自己永远无可救药的目光，散散的，飘飘的，虚虚的，颤颤的。这是一条不值得半点可怜的可怜虫。
他活了25年，到头来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清楚，几乎就是糊涂得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的所有足迹，永远与他曾经存在的那个时代一起送葬了。这样一个人，就像摆在祖先堂里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灵位，或者所有人夜晚焦躁而恐怖的一个噩梦，你可以对他作出种种倾诉，可事实上，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他的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所有声音的轰鸣统统交织在一起，也就成了宁静。他永远都是活在梦里的一个人，已不再真实，已一无所有。他丢弃着自己的同时，也丢弃了整个世界，包括你们每一个人，都在他丢弃的范畴之内。让我们诅咒这样一个人，诅咒他那健忘的、懦弱的、沉迷的、不开窍的神经，狠狠地对他发出一个冷冷的笑，让他一直活在自以为“值得”的笑声里，就这样行尸走肉下去。
我发抖着站立起来，抹着眼泪，看看窗外的天空。一股寒流自鼻入肺，冷极了，冷透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这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我的印迹。我并不愿意如此，在酒精里麻醉，在消沉中自弃，这样的冰冷，这样的愁怨，目览寒冬的凄凄惨惨戚戚。我曾努力地找回自我真实的存在，以盖世之勤奋再续前程。我怎可忘记那一双双眼睛？怎可就如此冷冷落落、昏昏沉沉？让所有的酒精都离我而去吧，让所有的痛楚都离我而去吧。永远不要暗自憎恨，这天命是不可能征服我的。岁月无情，人必有义，人活在这个世上，倘若没有骨气，没有志力，那还不如以自杀解决实则一切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唾弃我自己，是因为这沉沉的压力将我击得支离破碎，一盘散沙，颠沛流离。心已被切割成无数片，片片凋零，片片带血。许多人，许多事，许许多多猛烈而无可预计的报应或非报应，真的就那样不带一点悬念地冲过来了。我陷入此中，力感乏困，就像没有半点回头之术的神仙那样，比凡人更痛苦。我落在了一个巨大而黑暗的深渊底谷，伸手不见五指，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谁听得见，咆哮如雷的哀恸没有谁看得见。我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沉积，那样的比一个王八蛋还不如地守望着我那一直信以为真的太多太多信念。
俯仰苍天，回望历程，诘问万千，心中已沉得如同亿万年苍生之毁灭。望着太多人的眼睛，凝视那眼神透露出的焦灼、无奈与无辜，思索着作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之微渺，不知如何爱得起来，不知如何重振河山，不能不在一次次的哭泣与彷徨中抚慰自己业已受伤许久的心。我冷冷地观望着这个世界，像个孤儿一样寻觅着自己没有道路的道路，有太多太多讲不明道不清的微言大义沉到了心的最底处。我想呐喊，一次比一次更为强悍地呐喊，让万物都能听到这种沉闷且近至无声的呐喊，而伤痛却一次比一次更为剧烈地包围着我。忧伤的灵魂还没有回家，震颤的孤独总在加重。啊，这一切都太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了。
差点疯了的我，居然仍旧神奇地活着。我不愿意叙述这当中哪怕一百件中的一件事，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烂了，又长出新芽，这是规律，万物都是新陈代谢的。不到极苦，真不知何为甜。想我杨银波，自1983年降世，一生勤奋，穷而有志，继而奋勇当先，反腐败，济穷困，扶弱势，助自治，倡交通，设书馆，救危难，宣讲、著述、活动。杨某乃以少年老成为起，以实事要事为首，行走最势单之农村，欲还大地以新颜。数年以来，看透了纷纷绕绕，看惯了险恶悲惨。另类生存，极陈异见，涉猎各方，三教九流。有着如此基础的我，怎可能就此全然罢退？
看得太多，烂得也就太透了，心也就更苦、更悲、更痛了。普天之下，几无一件事可称完美。我没有李白那样的飘逸、逍遥、洒脱，但却近似杜甫那样的悲观、恨世与疾呼。不管在任何时代，走到这一步都是我的必然，即使50年以后，我仍然会重复我以上的话。人与时代是相生相克的，整个时代的疾症，对于并不愚钝的人来说，必然构成相当严重的感染。史诗般的风云变幻，很多时候与个人的命运都是交替并行的，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够在时代里沉沦，更多人或许更不在话下了。我就是活得太明白、太较真了，想糊涂，但糊涂的期限都不长，即使就这样痛苦地活下去，到某一天我还是会醒过来。我就好比一头熟睡的狮子，其实睡的时候心里更痛，现在是该出来活动活动的时候了。
我也尚言反语了。偏是那样，偏要这样。这一个“偏”字，就是我面对太多磨难的态度，遂沉沦之迅猛，在众多人的意料之外。想让一切都痛快地结束，以殉道的姿态面对接下来要走的路，翻过那一片又一片的荆棘与沼泽，手中捧着沿路乞讨的惭愧、忏悔与自恨，脸上带着笑不出来的苦笑。什么都该结束了，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让它们死亡，都让它们尘埃落定。行走在历史的风暴里，看惯了太多的黑暗与争斗，承受了太多的冷漠、无助和幻灭，已经没有太多的余力来继续这种英雄的人生。真正拿出一只眼睛来审视这当中的罪恶、软弱吧，让自己铸剑来了断自己的一切，诚恳地面对漫长得超乎想象的道路，沉重地给自己一次报应，让血液都冲将出来，淹没我的理想、纯粹和脆弱。
已几乎要忘记我是谁，一切都丧失了意义、价值和激情。灰灰的眼眸，留不住流逝的光辉，让那一切都统统滚蛋吧，空空洞洞的、模模糊糊的、萧萧条条的，没有力量，没有效率，这一切都已不存在。梦中的一切，都在眼前。跳过现实的残酷吧，换回自己的空灵与顿悟，让死寂的就死寂，不要醒来，永不要醒来。我愤恨那鄙夷的眼光，愤恨从心中升腾而起的厌恶，这世道，那顽酷，已让我深感窒息与困惑。这真像活得极不耐烦的个体，似乎非得给自己一盏明灯，非得看到方向才可以存活。那种无所谓的、尖怪的、自以为是的，都该统统埋葬掉。这个世界太脏，人只能看到人能看到的一切，无力寻求未知的、无限的真理。技术化的一切，已把人的空间压榨到空前的地步，人没有人味，血没有血味。我仰望天空，却只看到自己的形单只影。
皱着眉头，锁着眼睛，继续在一片黑暗之中找寻活着与奋斗的证据。当一切都冰冷了、破碎了、撕裂了、暗淡了、绝望了，便如同抛弃整个世界一样，抛弃了整个自己，抛弃了可抛弃与不可抛弃的一切。这是一场没有表演的表演，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找不到任何有质地的东西引为力量，找不到任何宏伟的哲理作为解脱，就是这流淌的意识流，如同蚂蚁一样四处爬动，从血管里爬出，又从皮肤上钻进去，不知道究竟是个怎样的方向。恐慌已久，便没有了恐慌；愤怒已久，便没有了愤怒。一切的思绪，都在风中自由游荡，却根本不知会在哪里开花结果。我来到这个世界，受点委屈，受点刺激，就这么苟且地活着。不去想象太多，不去奢望太多，只求孤独的灵魂能够有一个依靠，一个凭借，一个寄托。但是，就连这最起码的要求，现在也已经达不到了。我已经一无所有，空得就像突然跳出了地球的引力，悬在宇宙的浩繁空间之中，没有质量，没有力量，没有了一切。
很多年以后，我会忘得比现在还要彻底。那时，我将丧失更多，丧失剩余的、不多的、可怜的却是宝贵的一切。寻寻觅觅寻不到，关于幸福，关于价值，关于自由，我只体会到了它们的反面、背面与不敢正视却时时遭遇的一面。沉重的一切，已将心灵的领空占领得乌云密布、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里面，是孤独到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只剩下忧郁、窒息的空气。我甚至痛恨这个时代，痛恨一个我曾经那样热烈地爱着，而今却是如此撕心裂肺地伤感的时代。我的2007年，在我的整个一生之中，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就像对于太阳的某一秒的感觉，那虽是人们眼中的一万八千年，但于太阳而言，确实只是普通的一秒而已。我曾经心比天高，仿佛所有的江河湖海都流淌在我的胃里或者神经之中，至于那一片片巍峨雄伟的崇山峻岭，仿佛这滋长的头发。但是，现在我却是如此渺小与卑微，深深的失落就象没有星星的夜空，黑漆漆的夜幕下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影子究竟在哪里。
我想对所有人说抱歉，一个将歉意说得够明白、够彻底的抱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逃避，是痛苦心路的必然过程。望着远去的一切，那消失得无声无迹的一切，已经让大脑超越了极限负荷。我累了，困了，倦了，烦了。我能拯救吗？我能获得拯救吗？这漫长的路，如何去体会当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你用善意的目光，隐约注视到我内心的忧愤，当没有任何人能够将我这个业已摔倒的人拉将起来，当你用温暖的手为我拭去冰冷的泪水，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成，什么也做不到。我惭愧，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每一天都活在一个没有人能够找到的鼠窝里，在那里面窒息地呼吸、孤独地幻想、自闭地逃避，直到没有了最后一口气，就像一滩腐败的尸体一样，完全没有了价值。我痛恨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越来越感觉这像极了一封遗书，虽然等于什么也没说，但贯穿其中的语言，竟是如此感伤、失落，仿佛一个不甘的癌症患者面对着这个让他恨透了的世界的情景那样。不必去理会人民之麻木，不必去在乎政党之腐败，不必去在意制度之朽坏，不必去顾虑心灵之堕落，在这一刻，一切都丧失了意义，一切都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只有“存在”本身，才是最矛盾、最离奇的。给我一双眼睛，给我一对翅膀，给我一个新的头脑，给我一个新的人生吧！为何现在这一切突然变得如此痛苦？为何不能让慈悲消失，跟所有人一样，走冷漠而孤傲的道路？我越来越明白歌手柯特或者演员张国荣为什么会走那样自绝于天下的路，越来越清楚什么样的世道酿就了什么样的悲剧。而我，又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又将作何选择？
此刻，我深深地沉默着，竟不能想一字一言。痛苦！
2008年10月21日星期二
▓畅谈自由文化：新闻自由
▓畅谈自由文化：新闻自由
作者：杨银波
一般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政策，受宪法保护，是基本人权和人民自由的重要事项。其政策之实行，依赖于各种公众条件的促成，例如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政治、文化、历史的民主政治传统，公众和领袖人物基本的民主政治素养等。一旦这些条件有所缺乏或丧失，那么新闻自由必然演变为政治事变的牺牲品。在一个政治专制、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公众对新闻自由没有真正了解和迫切需要的国家里，新闻自由所能进展到的最大力度，只能成为少数仁人志士的追求和理想，而无法成为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时代任务。在历史上，为新闻自由献身的人，其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到新闻自由的本身含义、历程，更涉及到促成其发展和进步的各种复杂条件，让人们深刻地了解新闻自由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人权、法治等一系列领域的重要价值。
中国的新闻自由是非常滞后的，众所周知的新闻检查制度，打“擦边球”的媒体生存策略，重大紧急事故的难于插手和公布，意识形态的严厉禁锢，新闻自由斗士们的逆境与灾难，娱乐大众化的低级趣味……，这一切实际上将新闻自由本身大打折扣。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中国新闻事业，从历史上看，自唐朝官报开始，到宋朝邸报、明清官报和《京报》，至今乃有1,000余年，不过极少不是君主意志的产物。真正开始涌现些许新闻自由的，是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申报》等。其间，中国人自己的新闻事业，则是戊戌变法前后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办报活动，比如《循环导报》、《中国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湘报》、《国闻报》等，以及《中国日报》、《苏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改良与革命，成为当时的新闻运动之最大焦点。
到民国初期，中国新闻事业曾有短暂繁荣。仅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报纸就猛增至近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当时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其中北京为最，新增报纸达50多家；四川、湖南略次之，两省总共新增报纸34家。民国建立，革命报刊风起云涌，甚至连自己的通讯社也在着手建立，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广州的“中兴通讯社”和比利时的“远东通讯社”，尽是当时的革命进步人士之心血。新闻自由在当时，已经远胜今日之共产党格局，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概废除清朝政府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限制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在1911年，各军政府一一颁布“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得享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等法律；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主思潮激荡整个中华大地，各军政当局无一不支持，各党也纷纷自办报刊宣传。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罕见的“报纸之黄金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政党报纸迅速堕落。国内掀起反袁浪潮，袁世凯迫害新闻事业，其最根本的手段就是用暴力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残酷迫害反对他的报纸和报人，报纸被封禁的事件层出不穷。以“暗助党人，希图推翻政府”或“煽惑军心”一类的莫须有罪名惩处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比如：《民主报》主笔仇亮，《国风日报》主笔吴鼐，《民力报》编辑敖瘦蝉、罗锐青，记者刘绶青、贾侠飞，职员邢拱宸，《震旦报》发行人康仲茔，《大公报》编辑余慈舫，《一张》主编王平章，《大公报》的胡石庵、丁愚庵、朱伯馨、颜觐棠、范风俦，《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衣，《四川新闻》的魏绰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这批人，枪决的枪决的，坐牢的坐牢。至于遭到传讯、呵斥、刑辱、殴打的新闻从业人士，更是数不胜数。当时的中国人，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不仅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国民党激进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群起反抗，就连袁世凯托人送20万元给梁启超，也遭到严厉拒绝——梁启超毅然在《中华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一出，连保守的《申报》、《华字日报》也由拥袁转为反袁。由此可见，当时国人之奋争何其勇猛与坚决。
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闻事业曾有短暂复苏。然而各种政治势力逐渐呈现你争我夺的“地头霸道”局面，禁锢政策再次抬头，北洋军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颁布《报纸法》，诸多报纸沦为军阀、官僚、政客之喉舌。黑暗统治愈演愈烈，文人堕落，成员分化，小报猖狂，不痛不痒，世风日下。在这段乱世之中，曾有一批破有影响力的“硬骨记者”涌现，比如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等。他们才华出众横溢，堪称奇才，但其命运却极其悲惨。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刘少少遭到通缉，邵飘萍被捕入狱，而后被害去世……。这批人所带来的影响，是采访、政论、通讯、文史、剧评等多方面的革新。此后的新闻事业，便走向五四时期及五四之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国民》、《新潮》、《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一类。历史不用我来过多赘述，如一次内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二次内战、抗日救亡、三次内战，直至中共夺权、国民党败逃，这段时期的新闻焦点，实际上仍是政治势力之间的残酷斗争，是国民党专制、农民起义、抗日战争的三大主流所在。新闻自由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不受过政治情势的决定性影响。
中共建政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批新闻进步势力遭到分化、打击、迫害，最典型的案件的就是《观察》的储安平受难。到文革时期，“多数人的暴政”将国家拉入酷似“欧洲中世纪”的红色恐怖之中，新闻人士几无脱身。文革以后，从“民主墙运动”到“六四运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成为理想主义的主宰。西学东渐，体制内新闻人士空前努力，连《人民日报》一类也大有“硬骨”所在。然而，“六四运动”的鲜血，再次将一群力求国家民主、反对腐败、开放自由的学子、知识精英及社会各阶层的呐喊，统统压制于红色恐怖之中。人才大量外流别国，国内人士遭到逮捕审判，清算之严、之惨，简直一言难禁！新闻自由重新回到了禁锢时期，一直到90年代末《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炎黄春秋》等少数知名报刊的“擦边球”努力，才让新闻自由的倾向有所抬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决定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人才的培养方才成为重大任务。自此，关于新闻自由及其更深刻的延伸，才最终走向一个略为复苏的阶段。
推动现代新闻事业的举动，最早可以追溯至1919年徐宝璜出版的《新闻学》，其后又有1927年戈公振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在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这两本书被认为是“公认的传世之作”。然而，随着高度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形成两大支柱，一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二是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此种形势，决定了过去的新闻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亟待弥补的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从印刷传播到通讯社，从电子传播到互联网传播，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已经远远打破陈规。当代传媒的数字化、交互性、融合度，将无可质疑地继续演变。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从业者不断接触到数字图像压缩技术、数字电影与高清晰度电视、视频节目制作技术、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直播电视、交互电视、付费电视与电视购物、数字音频广播、数据广播、家庭影视、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电子邮件、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综合业务数字网、智能网、光纤通信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个人通信技术、电视会议、可视电话、信息高速公路……。其突飞猛进之程度，令人惊叹。
当前中国，是报刊、电视、电台与互联网的并存时代，新闻自由在这当中的成长空间乃是巨大的。载体与方式的革新，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在研究、制作、编排、发行等领域，不断革新其理念。我们可以研究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一类是新闻杂志，一类是记录片。其最不可遗忘的历史影响，都是从重大事件的及时、真实、深刻和颇具个性与胆魄的深度报道开始的。从60年代的肯尼迪总统遇刺，到70年代的“水门事件”，从马丁·路德·金的人权运动，到陷入泥沼的越南战争，新闻节目无一不是就重大事件进行彻底披露，激起公众舆论反响，推动民主自由和高层正确决策。此后的80年代、90年代，随着电子新闻采集技术、卫星新闻采集技术、低成本技术等运用，地区有线新闻、专项新闻和全球新闻涉及的层面更为广大，单是ｃｎｎ的卫星传送模式就能让全世界90%以上的人口收到其节目。与此同时，新闻队伍的精诚合作显得更为专业，第一阶段是新闻总监、新闻制作人、责任编辑、现场制片人、记者、作家、录像带编辑的努力，第二阶段是导播、主持人的努力，这些人彼此分工明确，环环相扣。新闻自由在这当中的极大体现，就是时间、角度、魅力和深度的比拼。尤其是新闻节目主持人，几乎成为与总统、国会议员、企业界巨头、工会领袖并肩而立的公众舆论影响者。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们怀念那些追求新闻自由的英雄们。比如ｃｂｓ广播电视新闻的开拓者爱德华·默罗，最受信赖的主持人沃尔特·克郎凯特，在竞争中崛起的新星丹·拉瑟，ｃｂｓ新闻第一明星道格拉斯·爱德华兹；比如ｎｂｃ新闻开疆元老约翰·斯韦兹，一对超级明星亨特利和布林克利，学者做派的主持人约翰·钱塞勒，出类拔萃的地方新闻主持人汤姆·斯奈德，ｎｂｃ的掌上明珠汤姆·布罗考；ａｂｃ老当益壮的主持人哈里·里森纳，经理奇才鲁尼·阿利奇，深度报道的强攻手特德·科佩尔，仪表堂堂的外交行家彼得·詹宁斯，华盛顿的“黑旋风”马克斯·鲁宾逊，钢铁意志的男子汉布赖恩特·岗贝尔；以及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简·波利、黛安·索耶、菲利斯·乔治……。当然，我们还可以走进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东欧各国，走进北美的加拿大，走进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黎巴嫩、科威特，走进非洲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加纳，走进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国，走进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去感受这些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拉回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国的新闻活动具有极大的制约性，当局恐惧于国外新闻势力的民间渗透与民间交流。由于法制之束缚，政治之缺乏民主，中国的新闻媒体实际上很少有机会、有可能、有能力去发表最有价值的消息。所发表出来的信息经常是单方面的，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党主意志的体现，而民众则丧失和弱化了表达不同意见的话语权。冗长而千篇一律的讲话，故意虚假的繁荣报道，粉饰太平的充斥其间，实际上对于改变现行体制毫无价值。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将责任与义务作为新闻业务的基础，这种“责任与义务”被赋予了极其沉重的团结、稳定指令，在内部层层遭到审查，对外界又不得走漏未经审核之风声。西方大量关注的战乱、犯罪、灾难、阴暗等问题，在中国同样有关注，但最终的“点”一定要落在当局的努力上。因此，每当国家遭遇重大损失之时，镜头所指、笔墨所触，全在“党的领导下”的硬性宣传方针和舆论导向之中。中国之反对国际新闻垄断与控制，反对文化侵略与渗透，更被当作是“反帝、反殖民斗争和反对西方控制斗争的继续和深入”，究其实质，全是不敢开放“言禁”的冠冕堂皇之词。
另一方面，严肃新闻报道的缺乏自由和受尽制约，导致非严肃类的娱乐节目大行其道。在一个又一个电视台里，富有权威的中年主持人被长相漂亮、精于打扮的青年主持人所取代，这些青年人的方式是：注重个性，让观众感到舒服，从坏消息里跳出来，强调娱乐性内容。例如，湖南卫视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娱乐电视台，不再持有任何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幽默、轻松、易懂、玩闹、炒作之中，国民集体沉浸其中，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娱乐产业已经远远大于新闻产业的收入，受利益驱动，大量电视台积极仿效，全民发生“娱乐暴动”。主办奥运会，更成为当前中国最大、最多、最密的首要新闻，围绕同一个“主旋律”，大肆煽动民族感情，转移国内层层矛盾，实在无甚新闻自由可言。中国责怪于东西方传播力量、传播流向、传播内容的不平衡，实际上属于那种典型的“有病不治”、“讳疾忌医”的自欺欺人之举。真正的新闻自由，只有在互联网中才看得到侧面的进步——即使互联网本身也受到审查、控制，但毕竟逐渐打破了非政治层面的诸多禁区。民间新闻人士结盟抬头，互联网已经在事实披露、舆论感召、联合民众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新闻自由的实现，说到底是思想自由的结晶。至于载体、技术与手段，只是作为形式上的改革，不一定能够促进真正的新闻自由。当一流的技术被用以钳制新闻自由时，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遭到禁锢，那么物质文明的发达对于信息层面、精神层面的“贡献”，就唯有洗脑、沉醉、遗忘、压制，是将人心“物化”、“固化”、“呆滞化”的手段，实际上与传统的弱民之术无异，是“齐物论”在当代的演变。我认可和追逐的新闻自由，应当是这样的：关注公众事务，尤其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和艺术颇为关心，有同人打交道的本领，同政府和企业展开谈判，对世界局势有较透彻的见解；有对危险深思熟虑之后的勇气，有道德观念，追求那些令人不高兴的真理、使人消除疑虑的真理、危险的真理和鼓舞人心的真理；在大局意识上，客观、公正、全面、真实地进行报道，无论是正面新闻或负面新闻，都视之为国家之光荣、新闻之职责；在本职工作上，有独特的魅力、正派的品格、充沛的精力、顽强迅速的工作作风、狂热的竞争精神，胜任播音、写作，有准确的新闻判断嗅觉和叙述、评论能力，即使遭遇危机时刻也仍然能够理智报道；他们尽量即席发挥、随机应变，有解剖问题实质的能力，严肃，深刻，冷静，而且一针见血……。
新闻自由在中国还只是一个萌发阶段。时代的发展，迫使新闻人员需要具备越来越专业的新闻素质以及“超新闻”的公众领域之剖析能力。新闻的真正导向，恰恰是新闻本身的魅力以及驾驭新闻的能力，使其激起民众的思考与辩论，而不是单向性或“一窝蜂式”的灌输、宣传与洗脑。中国最糟糕的新闻事件，不唯独是那些坚持正义、良知和真相的新闻人士遭受牢狱、撤职、审查和排斥的惩处，而是几乎整个新闻界驯服于当局，在许多重大问题方面成为当局的舆论打手和事件帮凶，这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专制力量对媒体进行利用与控制的高压政策相似至极。那些努力学习新闻、传播和崇尚公共舆论影响之理想的人们，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新闻自由理念，在一次次的“杀鸡儆猴”和“宣传教育”之中，抛弃了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逐渐将新闻事业仅仅当作谋生乃至领取额外红包的门道，实属可耻。
而另一批坚强不屈的新闻人，则屡屡成为整个系统遭到特别整治的对象，如高勤荣、殷新生、姜维平、师涛、马健明、徐祥、李新德等（注：在中国，新闻记者这一行业位居社会十大危险行业的第三位，仅次于矿工和警察），如《南方周末》的几次“内部地震”中的优秀记者，如还没有被大家广泛认识的有胆有识的青年记者（比如曾经采访过姚立法的央视《今日说法》制片人朱凌，其著作《我反对》曾遭禁止发行；曾经采访过我的《重庆时代信报》“特稿部”记者陈富，曾遭到停职检查），这些人都是新闻自由的殉道者。出现这种状况，实在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人才，而是整个“土壤”还不够松动。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的禁令，到处都是“大一统”的党指挥棒。若无争取打破“言禁”之群体努力，要想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只凭少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去牺牲，恐怕也是难解其根本大患的。
作者：杨银波
一般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政策，受宪法保护，是基本人权和人民自由的重要事项。其政策之实行，依赖于各种公众条件的促成，例如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政治、文化、历史的民主政治传统，公众和领袖人物基本的民主政治素养等。一旦这些条件有所缺乏或丧失，那么新闻自由必然演变为政治事变的牺牲品。在一个政治专制、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公众对新闻自由没有真正了解和迫切需要的国家里，新闻自由所能进展到的最大力度，只能成为少数仁人志士的追求和理想，而无法成为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时代任务。在历史上，为新闻自由献身的人，其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到新闻自由的本身含义、历程，更涉及到促成其发展和进步的各种复杂条件，让人们深刻地了解新闻自由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人权、法治等一系列领域的重要价值。
中国的新闻自由是非常滞后的，众所周知的新闻检查制度，打“擦边球”的媒体生存策略，重大紧急事故的难于插手和公布，意识形态的严厉禁锢，新闻自由斗士们的逆境与灾难，娱乐大众化的低级趣味……，这一切实际上将新闻自由本身大打折扣。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中国新闻事业，从历史上看，自唐朝官报开始，到宋朝邸报、明清官报和《京报》，至今乃有1,000余年，不过极少不是君主意志的产物。真正开始涌现些许新闻自由的，是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申报》等。其间，中国人自己的新闻事业，则是戊戌变法前后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办报活动，比如《循环导报》、《中国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湘报》、《国闻报》等，以及《中国日报》、《苏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改良与革命，成为当时的新闻运动之最大焦点。
到民国初期，中国新闻事业曾有短暂繁荣。仅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报纸就猛增至近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当时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其中北京为最，新增报纸达50多家；四川、湖南略次之，两省总共新增报纸34家。民国建立，革命报刊风起云涌，甚至连自己的通讯社也在着手建立，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广州的“中兴通讯社”和比利时的“远东通讯社”，尽是当时的革命进步人士之心血。新闻自由在当时，已经远胜今日之共产党格局，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概废除清朝政府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限制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在1911年，各军政府一一颁布“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得享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等法律；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主思潮激荡整个中华大地，各军政当局无一不支持，各党也纷纷自办报刊宣传。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罕见的“报纸之黄金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政党报纸迅速堕落。国内掀起反袁浪潮，袁世凯迫害新闻事业，其最根本的手段就是用暴力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残酷迫害反对他的报纸和报人，报纸被封禁的事件层出不穷。以“暗助党人，希图推翻政府”或“煽惑军心”一类的莫须有罪名惩处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比如：《民主报》主笔仇亮，《国风日报》主笔吴鼐，《民力报》编辑敖瘦蝉、罗锐青，记者刘绶青、贾侠飞，职员邢拱宸，《震旦报》发行人康仲茔，《大公报》编辑余慈舫，《一张》主编王平章，《大公报》的胡石庵、丁愚庵、朱伯馨、颜觐棠、范风俦，《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衣，《四川新闻》的魏绰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这批人，枪决的枪决的，坐牢的坐牢。至于遭到传讯、呵斥、刑辱、殴打的新闻从业人士，更是数不胜数。当时的中国人，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不仅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国民党激进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群起反抗，就连袁世凯托人送20万元给梁启超，也遭到严厉拒绝——梁启超毅然在《中华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一出，连保守的《申报》、《华字日报》也由拥袁转为反袁。由此可见，当时国人之奋争何其勇猛与坚决。
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闻事业曾有短暂复苏。然而各种政治势力逐渐呈现你争我夺的“地头霸道”局面，禁锢政策再次抬头，北洋军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颁布《报纸法》，诸多报纸沦为军阀、官僚、政客之喉舌。黑暗统治愈演愈烈，文人堕落，成员分化，小报猖狂，不痛不痒，世风日下。在这段乱世之中，曾有一批破有影响力的“硬骨记者”涌现，比如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等。他们才华出众横溢，堪称奇才，但其命运却极其悲惨。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刘少少遭到通缉，邵飘萍被捕入狱，而后被害去世……。这批人所带来的影响，是采访、政论、通讯、文史、剧评等多方面的革新。此后的新闻事业，便走向五四时期及五四之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国民》、《新潮》、《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一类。历史不用我来过多赘述，如一次内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二次内战、抗日救亡、三次内战，直至中共夺权、国民党败逃，这段时期的新闻焦点，实际上仍是政治势力之间的残酷斗争，是国民党专制、农民起义、抗日战争的三大主流所在。新闻自由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不受过政治情势的决定性影响。
中共建政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批新闻进步势力遭到分化、打击、迫害，最典型的案件的就是《观察》的储安平受难。到文革时期，“多数人的暴政”将国家拉入酷似“欧洲中世纪”的红色恐怖之中，新闻人士几无脱身。文革以后，从“民主墙运动”到“六四运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成为理想主义的主宰。西学东渐，体制内新闻人士空前努力，连《人民日报》一类也大有“硬骨”所在。然而，“六四运动”的鲜血，再次将一群力求国家民主、反对腐败、开放自由的学子、知识精英及社会各阶层的呐喊，统统压制于红色恐怖之中。人才大量外流别国，国内人士遭到逮捕审判，清算之严、之惨，简直一言难禁！新闻自由重新回到了禁锢时期，一直到90年代末《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炎黄春秋》等少数知名报刊的“擦边球”努力，才让新闻自由的倾向有所抬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决定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人才的培养方才成为重大任务。自此，关于新闻自由及其更深刻的延伸，才最终走向一个略为复苏的阶段。
推动现代新闻事业的举动，最早可以追溯至1919年徐宝璜出版的《新闻学》，其后又有1927年戈公振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在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这两本书被认为是“公认的传世之作”。然而，随着高度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形成两大支柱，一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二是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此种形势，决定了过去的新闻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亟待弥补的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从印刷传播到通讯社，从电子传播到互联网传播，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已经远远打破陈规。当代传媒的数字化、交互性、融合度，将无可质疑地继续演变。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从业者不断接触到数字图像压缩技术、数字电影与高清晰度电视、视频节目制作技术、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直播电视、交互电视、付费电视与电视购物、数字音频广播、数据广播、家庭影视、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电子邮件、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综合业务数字网、智能网、光纤通信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个人通信技术、电视会议、可视电话、信息高速公路……。其突飞猛进之程度，令人惊叹。
当前中国，是报刊、电视、电台与互联网的并存时代，新闻自由在这当中的成长空间乃是巨大的。载体与方式的革新，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在研究、制作、编排、发行等领域，不断革新其理念。我们可以研究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一类是新闻杂志，一类是记录片。其最不可遗忘的历史影响，都是从重大事件的及时、真实、深刻和颇具个性与胆魄的深度报道开始的。从60年代的肯尼迪总统遇刺，到70年代的“水门事件”，从马丁·路德·金的人权运动，到陷入泥沼的越南战争，新闻节目无一不是就重大事件进行彻底披露，激起公众舆论反响，推动民主自由和高层正确决策。此后的80年代、90年代，随着电子新闻采集技术、卫星新闻采集技术、低成本技术等运用，地区有线新闻、专项新闻和全球新闻涉及的层面更为广大，单是ｃｎｎ的卫星传送模式就能让全世界90%以上的人口收到其节目。与此同时，新闻队伍的精诚合作显得更为专业，第一阶段是新闻总监、新闻制作人、责任编辑、现场制片人、记者、作家、录像带编辑的努力，第二阶段是导播、主持人的努力，这些人彼此分工明确，环环相扣。新闻自由在这当中的极大体现，就是时间、角度、魅力和深度的比拼。尤其是新闻节目主持人，几乎成为与总统、国会议员、企业界巨头、工会领袖并肩而立的公众舆论影响者。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们怀念那些追求新闻自由的英雄们。比如ｃｂｓ广播电视新闻的开拓者爱德华·默罗，最受信赖的主持人沃尔特·克郎凯特，在竞争中崛起的新星丹·拉瑟，ｃｂｓ新闻第一明星道格拉斯·爱德华兹；比如ｎｂｃ新闻开疆元老约翰·斯韦兹，一对超级明星亨特利和布林克利，学者做派的主持人约翰·钱塞勒，出类拔萃的地方新闻主持人汤姆·斯奈德，ｎｂｃ的掌上明珠汤姆·布罗考；ａｂｃ老当益壮的主持人哈里·里森纳，经理奇才鲁尼·阿利奇，深度报道的强攻手特德·科佩尔，仪表堂堂的外交行家彼得·詹宁斯，华盛顿的“黑旋风”马克斯·鲁宾逊，钢铁意志的男子汉布赖恩特·岗贝尔；以及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简·波利、黛安·索耶、菲利斯·乔治……。当然，我们还可以走进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东欧各国，走进北美的加拿大，走进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黎巴嫩、科威特，走进非洲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加纳，走进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国，走进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去感受这些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拉回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国的新闻活动具有极大的制约性，当局恐惧于国外新闻势力的民间渗透与民间交流。由于法制之束缚，政治之缺乏民主，中国的新闻媒体实际上很少有机会、有可能、有能力去发表最有价值的消息。所发表出来的信息经常是单方面的，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党主意志的体现，而民众则丧失和弱化了表达不同意见的话语权。冗长而千篇一律的讲话，故意虚假的繁荣报道，粉饰太平的充斥其间，实际上对于改变现行体制毫无价值。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将责任与义务作为新闻业务的基础，这种“责任与义务”被赋予了极其沉重的团结、稳定指令，在内部层层遭到审查，对外界又不得走漏未经审核之风声。西方大量关注的战乱、犯罪、灾难、阴暗等问题，在中国同样有关注，但最终的“点”一定要落在当局的努力上。因此，每当国家遭遇重大损失之时，镜头所指、笔墨所触，全在“党的领导下”的硬性宣传方针和舆论导向之中。中国之反对国际新闻垄断与控制，反对文化侵略与渗透，更被当作是“反帝、反殖民斗争和反对西方控制斗争的继续和深入”，究其实质，全是不敢开放“言禁”的冠冕堂皇之词。
另一方面，严肃新闻报道的缺乏自由和受尽制约，导致非严肃类的娱乐节目大行其道。在一个又一个电视台里，富有权威的中年主持人被长相漂亮、精于打扮的青年主持人所取代，这些青年人的方式是：注重个性，让观众感到舒服，从坏消息里跳出来，强调娱乐性内容。例如，湖南卫视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娱乐电视台，不再持有任何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幽默、轻松、易懂、玩闹、炒作之中，国民集体沉浸其中，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娱乐产业已经远远大于新闻产业的收入，受利益驱动，大量电视台积极仿效，全民发生“娱乐暴动”。主办奥运会，更成为当前中国最大、最多、最密的首要新闻，围绕同一个“主旋律”，大肆煽动民族感情，转移国内层层矛盾，实在无甚新闻自由可言。中国责怪于东西方传播力量、传播流向、传播内容的不平衡，实际上属于那种典型的“有病不治”、“讳疾忌医”的自欺欺人之举。真正的新闻自由，只有在互联网中才看得到侧面的进步——即使互联网本身也受到审查、控制，但毕竟逐渐打破了非政治层面的诸多禁区。民间新闻人士结盟抬头，互联网已经在事实披露、舆论感召、联合民众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新闻自由的实现，说到底是思想自由的结晶。至于载体、技术与手段，只是作为形式上的改革，不一定能够促进真正的新闻自由。当一流的技术被用以钳制新闻自由时，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遭到禁锢，那么物质文明的发达对于信息层面、精神层面的“贡献”，就唯有洗脑、沉醉、遗忘、压制，是将人心“物化”、“固化”、“呆滞化”的手段，实际上与传统的弱民之术无异，是“齐物论”在当代的演变。我认可和追逐的新闻自由，应当是这样的：关注公众事务，尤其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和艺术颇为关心，有同人打交道的本领，同政府和企业展开谈判，对世界局势有较透彻的见解；有对危险深思熟虑之后的勇气，有道德观念，追求那些令人不高兴的真理、使人消除疑虑的真理、危险的真理和鼓舞人心的真理；在大局意识上，客观、公正、全面、真实地进行报道，无论是正面新闻或负面新闻，都视之为国家之光荣、新闻之职责；在本职工作上，有独特的魅力、正派的品格、充沛的精力、顽强迅速的工作作风、狂热的竞争精神，胜任播音、写作，有准确的新闻判断嗅觉和叙述、评论能力，即使遭遇危机时刻也仍然能够理智报道；他们尽量即席发挥、随机应变，有解剖问题实质的能力，严肃，深刻，冷静，而且一针见血……。
新闻自由在中国还只是一个萌发阶段。时代的发展，迫使新闻人员需要具备越来越专业的新闻素质以及“超新闻”的公众领域之剖析能力。新闻的真正导向，恰恰是新闻本身的魅力以及驾驭新闻的能力，使其激起民众的思考与辩论，而不是单向性或“一窝蜂式”的灌输、宣传与洗脑。中国最糟糕的新闻事件，不唯独是那些坚持正义、良知和真相的新闻人士遭受牢狱、撤职、审查和排斥的惩处，而是几乎整个新闻界驯服于当局，在许多重大问题方面成为当局的舆论打手和事件帮凶，这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专制力量对媒体进行利用与控制的高压政策相似至极。那些努力学习新闻、传播和崇尚公共舆论影响之理想的人们，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新闻自由理念，在一次次的“杀鸡儆猴”和“宣传教育”之中，抛弃了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逐渐将新闻事业仅仅当作谋生乃至领取额外红包的门道，实属可耻。
而另一批坚强不屈的新闻人，则屡屡成为整个系统遭到特别整治的对象，如高勤荣、殷新生、姜维平、师涛、马健明、徐祥、李新德等（注：在中国，新闻记者这一行业位居社会十大危险行业的第三位，仅次于矿工和警察），如《南方周末》的几次“内部地震”中的优秀记者，如还没有被大家广泛认识的有胆有识的青年记者（比如曾经采访过姚立法的央视《今日说法》制片人朱凌，其著作《我反对》曾遭禁止发行；曾经采访过我的《重庆时代信报》“特稿部”记者陈富，曾遭到停职检查），这些人都是新闻自由的殉道者。出现这种状况，实在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人才，而是整个“土壤”还不够松动。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的禁令，到处都是“大一统”的党指挥棒。若无争取打破“言禁”之群体努力，要想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只凭少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去牺牲，恐怕也是难解其根本大患的。
▓我的独立写作：路漫漫，其修远
（2004年在广州某村租房，与身为农民工的父母在一起）
▓我的独立写作：路漫漫，其修远
作者：杨银波
现在，我留点时间来谈心得，不是此时之心得，乃是一生之心得。这些心得，是关于我们这类独立作家，其写作道路究竟是如何促成，以及写作本身和写作之外的整个状态，还有我自身所体会到的种种艰难刻骨之矛盾，此刻我想将其一一凉晒出来。
在我的理念里，写作不是简单的表达。它实在包含着太多的性质：有职业性，不是凭借什么老掉牙的“灵感”、“顿悟”来促成；有使命感，是条件反射甚至无条件反射的动力，迫使我必须来做这些事；有责任感，击键的任何一个字都必须做到尽量真实、有力、有用；有特色，要有自己独创的风格，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判断，以及自己的性格特质和精神特质；有创造性，尽量对旧式的一切予以改造，找到新的“点”，并扩散开去，形成自己的“独树一帜”；其余者，还有持续、宽广、多面、迅猛等。写作之于我，就像在一片危险重重、阴暗潮湿、混乱芜杂的废墟上重建新楼，该捡的捡，该抛的抛，该造的造，该搭的搭，心要够硬，手要够快，头脑要足够灵活，不能去考虑有没有火辣的太阳或者突袭的雷雨。一年365天，天天无休，日日无断。
丧失，才可意味着珍惜、争取和反抗。一般人感觉不到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丧失的痛楚与危害，但我却能感受得到，我很清楚那种“灵魂处死”的巨痛。那么，我所珍惜、争取和反抗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比现存更大的世界就在心中，思想更是比光速跑得还快，我不断奔跑、跳跃的目的，就在于展示这样一个远远大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世界。既如此，则持续的、疯狂的、尽力的表达，就是必然的途径。当然，这是无比自豪的职业，在这个领域里曾经诞生了无数的文明，以及文明之外让人难以理解的更辉煌的文明。我始终坚信，只要一息尚存，人就可能走向更靠前的一步。这一步也许微不足道，也许只是那一片汪洋式的浩瀚之中一个极不起眼的点缀，但这就是我的努力。我充满感情和理想来做这件事，一点一点地汇集，总能拼凑出自己的灿烂星空。至少，我能保持着内在的释放、内在的自由，并以最内在的强劲魄力去影响事态、世态与时态的表面和里层。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在少年时代，我总是立于滚滚长江之岸，望着翻跃的江水顺势东流，感叹这日月沧桑何其神奇，感叹中国之风云何其变幻。许多年过去了，我再次日日夜夜面对着滚滚长江，看那昏黄的江水在同一片天空下同样顺势东流，而此时的心境却又与过去大相径庭。这么多年，胸中积累了多少忧患，释放了多少愤怒，流淌了多少热泪！在那一阵阵的抗争和挣扎之中，我总在问自己：前面的路还有多长？这种沉重的人生阅历，契合时代的激荡交替，已让我感到更为悠远的征途将是绝对注定的。我所做的一切，将是我“所能做”和“所不能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绝不是“领域之事”，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崭新的、不断变化的21世纪上半页。我的一生，将在此走过，勇敢地飘荡于各路的山峰，勇敢地狂飚于千里的江河。我相信，我能做到，我能坚持，我能奉献我所有之一切，哪怕是生命本身，也在所不惜。
在人生的早年，我已深深感受到思想的力量：深邃，本质，强吸附力的象征，最短时间对规律的掌握。当然，这一切在最初完全是基于文字表达的魅力、思维延伸的神奇。在一次次交换思想的美妙过程中，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在那些世界里，有与我相同的忧虑、感伤、无奈、荒谬，也有与我截然不同的超越、解脱、宣泄以及无私的奋斗。我崇拜着为人类文明付出一切的英雄，崇拜着在这个国家最平凡、最底层的普通人。我的思维走向了哲学，走向了历史，最后又回到了当道。我热爱这片土地，却憎恨它的贫瘠。我总被噩梦惊醒，日日夜夜在梦里演讲、呼喊、倡导，总在充满噪音的人民中间声嘶力竭：“醒醒！醒醒！”许多年过去了，有的人已经醒了，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相信，什么都不相信。巨大的信仰危机在这个国家产生、延续和扩散，人们没有了敬畏，丧失了本心。这一切，我是看得那么清楚！
同龄的人多年重逢，就像鲁迅看见闰土，他们麻木、呆滞、空虚，看不到一点希望与自信，已被整台社会机器磨得没有半点棱角。我是坚持下来的少数——越往敏感的区域延伸，我更成为极少数。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共产党体制的冰冷僵化，各种尖锐问题的猛烈爆发，潜伏危机的大量发现，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总是飘来飘去，没有尽头，没有完结。对此，我曾无数次失语，不是一片空白，相反却是一切都堵塞在头脑里，越堵越紧，越堵越深，越堵越窒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窒息状态里——“纷至沓来”、“接踵而至”成为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成语。我所做的一切，仅仅用于挖掘、抛弃、埋葬、毁灭那些堵塞物，就占据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医生曾对我解释：每个人每个月都有情绪低落的时期，这不奇怪。但显然医生无法解释或许只有我自己才能懂的那种窒息感，让你疲倦、无力，严重打击生命的激情、奋斗的毅力。当然，这并不是从来不关注国家苍生、历史忧患、时代疾症的人之痛苦。
我总是带着一支笔和一个记录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的所见所闻。长期调查，使我对事情本身的判断越来越进入“一目了然”的状态。行李中总带着几本书，一遇空闲，就会逐句勾划。睡觉前，总要看完当天的几份报纸，找出值得关注的大事与现象。打开互联网，立即下载几十则新闻、几十篇论著，日日如此。来访的人，以及我访的人，没有一次不是在“央视《面对面》式”的对话中度过。我总在寻找着足够多的证据来揭露一件事情，总在反复对各方进行沟通。这样的生活，我已持续数年。数年以后，我甚至完全模糊了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定位，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竟然是：“杨银波，你是干什么的？”在中山大学的《民间》杂志上，我被形容为“一个村夫”；在《重庆时代信报》的“深度报道”上，我被形容为“新式农民”；在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里，我被形容为“青年学者”；在网络论坛里，我被形容为“维权作家”、“敢言青年”、“后起之秀”……。但在我自己的辞典里，只有一个，那就是：公民杨银波。
有一部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就叫《公民凯恩》（ｃｉｔｉｚｅｎ ｋａｎｅ）。该片记录美国报业大王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生前历程（实际上，现实原型是美国报界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被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指定典藏，获得1942年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被誉为“电影史上十大影片”当之无愧的冠军和头号经典。通过《公民凯恩》这部电影，我发现：凯恩所做的一切，一旦拆除光环，将其还原为普通公民，那么太多的问题就会被揭露，诸如：尔虞我诈的疯狂世界，非白即黑的简单理论，名人美化修饰，盲目崇拜，缺乏审视，等等。凯恩其实是悲剧世界里的悲剧人物，他给了我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照。我反过来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没有从政却“在从政”，没有经商却“在经商”，我的足迹绝非“从文”、“从媒”那么单调，乃有极现实的行动、极务虚的艺术、极核心的抗争、极边缘的维权、极基础的建设、极庞杂的公益。然而这一切，都仅仅基于：我是一个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 ｙｉｎｂｏ。
我时常在想，假如我不是作家，我应该是画家、歌手、演员、导演，抑或是人大代表、村官、公务员或报刊编辑。1997年，我曾受到民间美术家高碧昌启蒙，师从高碧昌，学习美术。在那几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为时代画像”的画家，以超现实的线条、色彩和布局，为民众之苦难着笔，为时代之英雄涂料。那时我特别穷，穷到连90元的学费也是借的，穷到拿木棒竹块烧成碳吸进水来当画笔。我创作过上百幅写实画，有馒头喷香的饭馆、辍学的儿童、患癌的亲人、腐败的村官、缴公粮的冷血工作人员、流泪的堕胎者、捡垃圾的老妇、路边一丝不挂的流浪疯子，还有我幻想中一张类似王祖贤面孔的恋人……。最出格的一次校园美术作品展，我居然提供了一张自创的“人民币”超逼真素描，写上“中国人到底缺什么”，竟然获奖。后来，几乎同时接受文学启蒙和摇滚启蒙，越来越远离美术，走向杂文、散文、小说、诗与歌词。
2002年，我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成为作家，做一个对历史有所交代的严肃作家；要么成为歌手，做一个大气、激情、批判、思索的摇滚歌手。北京摇滚圈里是有朋友的，在湖南也碰到了许多艺校音乐专业和大学音乐系的朋友，彼此时常切磋交流。那时，整个人完全进入精神亢奋状态，曾描绘出不确切的蓝图：组建一支“重金属”风格的乐队，就叫“斗志”乐队，对中国古文化和现存民间文化进行展示，宣扬中国人的自信与特色，倡导中国人的自强与奋进，并对现存世道予以极严重的批判与抗争，将摇滚与文化、时事、诗歌结合起来。当时的蓝图，可能是一条间隔于“唐朝”乐队和“超载”乐队之间的摇滚风格。事实上，尽管我并没有走进影视与摇滚，但我从来都没有抛弃过这一理想，到今日更是聚拢了千余张影碟和数百张歌碟。这是我自己的“艺术王国”，我曾经没有实现的理想将在我的日常生活乃至一生之中永远负载。
当年，我亦曾将我自己的诸多影评、乐评寄向几十位导演及公司，有的已经回信，有的则是石沉大海。我自认为，倘若真的踏入这片江湖，那么，凭借足够的勤奋、毅力、创造、悟性，同样可以成为对观众和听众有所交代的够格的艺人。事实上，我的冲动并没有就此完结：2006年的央视《梦想中国》，我想去报名，但被家人劝阻（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熊汝霖的才华）；2007年的湖南卫视《快乐男生》，我也想去报名，但又因大事耽搁（倡议修建乡村公路彻底成功），而且《快乐男生》本身的质量彻底失败，让我痛心。当然，站在我这样的角度，我不可能不清楚“娱乐暴动”的危害及其统战思路，但这毕竟是一条口子，是不含糊的民选，单就形式而言，就已对过去的“国家面孔”有所瓦解。我曾这样承诺给我自己：这一生，我将至少拍出一部有影响力的纪实片，或类似差点成为美国总统的戈尔那样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录制一张有影响力的摇滚专辑，这张专辑将是词、唱皆在，专辑就命名为《斗志》，署名为“中国·杨银波作品”。我相信，我会实现这个承诺。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我的终生遗憾就在2002年11月31日。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回绝了北京朋友的邀请。这源于一件极其离奇的事情，至今想来都仿似活在梦里，一个自己永远也无法解释的梦。当时，我刚从郊区农民的出租房里走出来，到湖南常德师范学院旁边的网吧时，已是晚上11点。我竟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电话是打到网吧总台的。女孩自称是山东人，住在北京，17岁。其父曾在《人民日报》就任要职，而这女孩本身又与诸多军界人士相交颇深，且带领着一群极其早慧的少年，甚至儿童（后来这批确实不简单的少年、儿童曾经致信批评我，引起过短暂论战）。当时的我乃是何等世俗，对这一切充满质疑，也不明白对方动机何在。电话是从四川省江油市的一个小摊打来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足足打了九个半小时。
那是漫长而心惊胆战的一夜。我现在还记得女孩曾说过的话：“你不了解生命循环的意义，你不知道人的宽度与深度是怎样延伸”，“你现在的道路是条死路，只是憋足了劲在自己的原地转圈，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你还打算将这样的生活延续多久？你难道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就将名扬四海，担负起沉重的责任”，“我能彻底看穿你，看透你，但却掌握不了你，也成就不了你。你的道路是注定的，你必须走你应该走、必须走的道路，不要再推迟了”，“我给你的所有网上留言，请你一定要删除，只许你一个人看，让你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开启你的智慧”，“你是根好苗子，一定要珍惜你自己，听明白了吗？珍惜！不是浪费”……。我就那样一直站立着接电话，谈话范畴极其广阔，许多内容简直闻所未闻，仿佛涵盖巨大玄机。走出网吧时，我已是满身大汗，却心如冰刀。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但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必然——我必须就在那个时候崩溃。
这个女孩至今我也未见过，她比我小两岁。她同样写诗，写那种道骨凛然、仙气飘飘的诗，诸多用词皆来自古文典故，甚至十个字之中就可能有一个字不认识。她更写文化，其风格极其凝练、老道，几乎是老者洪钟般的宏伟叙述。至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大气派的宗教信仰人士有过此种风格外，其余名家一概缺乏，包括龙应台在内，亦属“小儿科”。女孩曾经去过四川的峨眉山，曾经沿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做过“文化考察”，曾经在北京大学听过多次演讲，曾经和无数极其怪异但堪称“当代先知”的人士尽情切磋。这是一个传奇，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她让我看到了远远超出一般意义的博学、高深，以及无穷无尽的人格魅力和那种“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据她说，当时有人在跟踪她，我一直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实际上当时的我对于整个中国的秘密警察机制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相信任何寺庙里的和尚，并认为有的纯属“打入内部”或曰“卧底”。
女孩的声音，我现在都还记得。抑扬顿挫，有理有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她所讲的是极其优美、流畅、清爽、睿智、地道的普通话。对于整个东方文化真实的来龙去脉，她似乎早已了然于胸。这种感觉，我在余樟法的数百万言里完全找寻不到，但却能在德国徐沛的部分文章里看到一二，曾看到过“复兴中华神传文化”、“请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等语言。要把与那个女孩的奇遇想通、想透，可能是我一生之谜。五年了，至今不得解释。最后一次接到女孩的电话，已是2003年3月（我即将出道之时），这一次她同样把我教训得无地自容——没有一次不是教训我，就如孟子传道一般。这件事，我总共谈起过两次。一次是与天津草根作家曹维录谈起。曹维录听罢，哈哈大笑：“不足为奇，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道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人跟你说些恰当的话，纯属神的安排，原已注定。但你得感谢这个女孩，她毕竟是你的引路人。”另一次是与《静水流深》作者曾铮谈起，曾铮更将之称为“很平常”，当年“六四事件”更是早已预测得清清楚楚，其实算不得什么本事，至于“更大的道行”就更非常人所能理解了。
曾有一段时间，我曾专门关注过“玄学”，尤其是女孩重点提及的“梅花学”（女孩曾以“毛泽东略懂一二”为例），在《看中国》就曾搜集过相当多的经典著作，受益菲浅。对于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未掌握、未运用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难以数计，有时仅是一种哲学的重新挖掘或倡扬，就能将整个价值体系一概推翻。诸多对西方文明分析甚透、推崇备至的人，晚年将逝之时却又猛然转向东方文明，然而此间的学问与智识又有几人能透析之？那个女孩在我的耳朵里已经消失了四年多，我不知其安全与否，不知其身体如何。我久久地回忆着她，久久地思考着她所说的话，就如“朝圣”般，景仰之，钦佩之。这种奇遇，仿佛是在与诸位讲“神话”。其实，基于时间的长久，很多记忆都已消失了，我已经记不清她究竟还讲过什么。我曾到《新青年》社区翻出我的“站内留言”，除了一般读者的称赞、建议或问候外，我已经看不到这个女孩留下的任何珠丝马迹。
这种已经不能以“过分早熟”来形容的世外高人，我现在只接触到了半个，这半个就是《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那个女孩，乃是我今生唯一一次直截了当的“大启蒙”。我深信，她应该是出于对文化的深刻研究与实地考察，出于对各种信仰的反复比较和艰难求索，才达到此等“杀心”、“救心”之力。至于政治与社会，在她眼里，也不过是风云变幻之中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域。那是完全不受当世束缚的自由思想，是真正以强劲的逻辑、密集的证据、严酷的训练和高超的表达融为一体的“觉者”。我没有女孩的姓名，没有女孩的地址，没有女孩的任何联系方式，但在我的世界里，她一直都没有消失，永远也不可能消失。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将要离世之前的某一日，我能见到她，看清楚她的容貌（据她说，具有“庄严之美”），再续她对我刻骨铭心的训导。对不起，诸位，我不是在寻找一位恋人（如同杨过并非寻找“小龙女”），而是在寻找一位导师，一位已经严重地超越了太多太多同道和觉悟得太早、太快、太属正道的导师，虽然她今年只有22岁。女孩，你能听见我此刻的呼喊吗？
正是因为这个女孩，从2002年12月31日登上南下火车的那日起，我就决定走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更深遂、更艰险、更有价值，那不是“文化起义”，而是站在思想的高度，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我之一切理念，可能是作家、记者、报主、律师、民运、议员、社会活动者等一系列角色的超级融合，简单地说，就是实践“公民主义”——这在当时是我所能信仰的最高哲学：唯人论。显然，余樟法也曾遇到过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能相信和理解“相信和理解”的一切，但却不相信和不理解“不相信和不理解”的一切。这不是饶口令，而是切切实实的大难题：无知，即无觉。那么，能不能“无知，却有觉”？我的话题越扯越玄了，而这个“玄”，实际上是一种必然，就像人只能理解“人”的一切，却常常不能抽离自身一样，既无换位思考，亦无高瞻远瞩，说到底都只能停留于“人”的层次。仅是在此层次，仅是在文化层面，整个中国就堕落至此，简直惨不忍睹。
最近几个月，有很多人在指责我们笔会，其中一点就是“只关注时事”，另一点是“不痛不痒，不触本质”，而与文化或与文学无关，丢西瓜捡芝麻。仔细想来，虽偏颇，但却说到了重点（至于人身攻击、伐心之术，这些不是我所赞同的）。文化，乃是一个巨大而宽广的概念，“人的文化”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这种远见卓识应被留意。文化，不仅是政治文明，还包含心学，这是最尖端也最普及的领域。时事论政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文化之学的价值却是无限的，要从表面深至里层，就必须把眼光拉得更长、更宽、更深。做一般的专制批判写手并不难，几个概念，一些错综复杂的媒体信息，加之富有感情的笔墨，就可以成就并不丧失读者的篇章。但是，要延伸至复杂的来龙去脉，延伸至中国之命运，就是极艰苦的思想事业，需要非常深厚、博大、专业、独特的功底，需要阅读观点不一的大量书籍，穿越主张不一的各种文明，见识太多奇人奇事，承受太多非人灾难。
朋友，我并不是故意将这样的警示夸张、放大，而是事实上，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还远远不够“文化”这个领域所做的基本准备之万分之一。这是浩如烟海的中国，纵向的数千年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极微小的一部分，横向的十四亿人口又蕴藏了多少潜在能量，乃是我们所不知的。至于个人的潜能，个人的最大极限，这些又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更是一个未知数。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有个倪匡，也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小说家卫斯理，他是全世界写汉字最多的人，一周七天无休，每天数万字，每小时可写四五千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自1957年从大陆到香港，倪匡写到了几十年，几十年皆如此，众体皆备，题材不尽，思源开阔，手疾眼快，千变万化，而且是畅销的保证。金庸曾这样评价倪：“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倪匡是怎么做到呢？为什么倪匡能做到？这种极限，是需要极大功底的，仅媒体广泛印证的，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在内。
“题材不尽”与“思源开阔”是作家必须要解决掉的基本问题。对于前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重点不在写什么，重点在怎么写”，比如金庸，就是这种巨才；一种是“重点是写什么，敢不敢写”，比如我，就是此类。摆在我面前的题材，有相当多都在禁区之列，这些禁区既有关乎当局恐惧的，也有牵扯政要前程或商贾利益的，还有牵扯到自己的本领恐慌与非主流题材的。一般的专栏，例如政论、时论、文化、教育、民权，或者剧评、影评、乐评等，这些我都能胜任。但是，我最大的禁区究竟在哪里呢？结果发现，原来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禁区，纯属自己与自己作对，不能责罚于任何人。一旦这种深刻的领悟具体到很多事情上，甚至延伸至“只能自己解决”的程度，那种孤独感和力承重负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种孤独与压力，反而能够成就极内在的、极有力的自由感觉，将约束与胜负一概抛开。据说，李小龙死之前就曾多次拿电来触击自己，为的是“训练体能的极限”，这是非常重大的启示，其道理同样适用于写作。
你的觉悟到了什么程度，那么你的成就便在哪里。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成效，决定了影响力，这种观念曾经是《南方周末》全体员工的信仰。那么，就具体到“思源”的问题。思想的资源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有限的，你的大脑对于吸收、消化、整合、提炼复杂信息的能力，只是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人对内在的省思。西方注重的是逻辑与分析，但中国注重的却是悟的境界。其实，外在、内在都需要极大的功夫去努力，人的整个思想系统到最后能不能完全主宰于自身，首先就要打好这个基础。我曾经遭遇过两种不同的问题：一种是面对智者，对方深知来龙去脉，深知各种对比后的同异，但我不一定知道，我只有保持沉默；另一种是面对无知者，对方一无所知，风来随风倒，雨来随雨飘，整个人完全是空的、迷茫的、混乱的，结果我就成为演讲者。还有另外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包含丰富信息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是为什么；一无所知的人，却居然能够看透天下大势。在媒体做新闻专题编辑的人，可以比一般人接触到更宽泛的信息，他们能够对某一件事的性质与影响做出职业的判断，但却改变不了局势；诸葛亮那种“卧龙岗上散谈的人”，却能在深山老林勾勒出“天下三分”的趋势与路径。所以，信息只是一个基础，思想才可驾驭道路。
四年前，辛灏年曾经打电话给我，其中谈及王丹：“他这个人很谦虚，思想很纯洁，构成不够复杂。有一次，他走过来问我：‘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研究重大历史的人。”辛灏年的话并没有说透，他实际上在透露一种达至思想高度的方法，那就是抓住纵向的纲要，清晰地掌握历史演进的脉络，然后看清楚现世当道的具体位置以及今后的方向。思想的方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比如对比，列出同类项，考证思想的效果等。但是，思想本身却是极尖深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每超越一步都极其艰难。对此，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历史上的思想家自杀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痛苦至此？当年我的启蒙老师卢伟跟我说了简单易懂的四个字：“钻牛角尖。”卢伟认为，没有一个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因为人的思想资源极其有限，轻而易举就用完了，所以就面临重补资源的重大问题，但许多人办不到。包括胡适本人在内，也受局势和交际的摆布，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延续思想资源，在很多方面胡适都是大材小用。
卢伟又以余秋雨为例。他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但自此以后，了无新意，一概是垃圾。余秋雨只能不断重复、复制，纯属江郎才尽。他被名利所累，被官场规则、受众反馈所累，自己本身就那么一点“水儿”，泼洒泼洒就完了。他不懂“退”的哲学。退，是指当人达到一个极限值时，回头一步，再续资源，避免走向极端之后拼命往极端里挤。爱因斯坦在方法上超越历代所有物理学家的地方，其实就是“退”的哲学。他没有自杀，他走到牛顿那一步的时候，勇敢地退后一步，这是惊人的一退，他不断假设，再不断求证，如此反反复复多次，最终才超越了牛顿所能见识到的那个世界。我得感谢当年卢伟向我画的一副图：图上是个锐角三角形，最小角就是“极端”，很多人死亡于此，要超越“极端”的办法就是从“极端”退下来，拉长基础线，再往另一个“极端”进发。结果就会发现，最厉害的人物之一生，即是由多个“极端”推延而成，看上去像一颗银衫树或雷峰塔的形状。
当然，这只是哲学微之又微的一部分，它的宏大宽阔已经远远超出我能知道、认识和联想到的一切。事实上，独立写作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独立”，也不在于“写作”，而是独立精神、表达事项的高度结合，这个结合到最终都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小得不能再小的价值，是高度交叉重叠之后的一些“小点”。这些“小点”就是接近于哲学核心的一些基本元素，随着人类历史长河的不断拉进，随着“小点”的日积月累，最终构成一个更大、更深、更新锐的体系，就像宇宙本身的演进一样。所以，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年的奋斗，才会有如此“皮毛”之感，方能知道自己的份量究竟有多轻，轻至几无可道之处，轻至几无价值可言。而未来的道路又有多长呢？长至终我一生所不能思，终我一生所不能晓。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语，乃终我一生之劲旅，永久相随，不可自断，不可毁灭，不可怠慢。此为感。
订阅：
评论 (Atom)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