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朱九明的坎坷与困境

▓盲人朱九明的坎坷与困境


作者：杨银波


一个“祖传式”的盲人，只因为偶然地见过我一面，彼此之间没有说任何话，第二日的清晨此人便沿途跋涉，摸着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我家。在路上，他跌倒了四次，不断追问着“请问杨银波家怎么走”，这才与我逢上了这重要的一面。面对眼前急于倾诉的朱九明，我想起在众多伸出手来要我名片的人当中，竟有这样一个经历坎坷、状况困窘的盲人——我感激我所拥有的被信任感。

简介

朱九明（父）、赵应邦（母）、朱云蓝（子），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涨谷村二组村民。朱九明，1954年6月6日出生，现居涨谷村二组，务农，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证号为“渝永字第0400402号”，系视力残疾人（盲残），国家法定“贰级”，同时也是肾炎、糖尿病患者。赵应邦，1946年八月十四日 （旧历）出生，现居涨谷村二组，患有哮喘病，务农。朱云蓝，1987年10月19日出生，念朱沱镇涨谷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时辍学，15岁即以“童工”身份外出打工，现在上海某建筑工地当小工，系白内障患者。

调查情况

我们先从朱九明的整个家族背景着手。其父朱肃清，盲人，1991年去世，时年76岁，当时无钱医治，因病去世；其母邓先国，盲人，1998年去世，时年76岁，当时腰被摔断，后因无钱医治去世。朱九明的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三个：大哥朱先一，现在四川省合江县市昌宝乡长春村四组，是被“招夫上门”的，居住于女方家中；二姐朱明秀，现在重庆江津市朱杨镇骑龙村三组，下半身已完全瘫痪，行走不得；五姐朱银贵，现在朱沱镇涨谷村二组，务农。
朱九明从一生下来就是个盲人。这个盲人家庭的生存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年代，生产队靠挣工分吃饭，他的父亲有段时间还管生产队里面的水，全家“连稀饭都搂不起”（朱九明语）。只读了两册书（每学期学费是2.8元）的朱九明，随即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再没进入学堂半步。到了16岁，小小年纪的朱九明开始与父母分家，一个人过生活，但须负担父母的口粮钱。
朱九明唯一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个甘愿与他一辈子同甘共苦的妻子——长他八岁的赵应邦。1987年，俩人结婚。这不是一次平凡的婚姻。赵应邦是四川省合江县人，与朱九明结婚前已是冯家的媳妇——她的前夫比她年长七岁。赵应邦不服于自己的命运，与朱九明在当地相识，因彼此同情而心生情意，最终私奔到云南 —— 赵应邦在那里怀了孕。私奔的生活是残酷的，在云南的谋生演变成为真正的乞讨。朱九明说：“我们去要饭吃，维持了半年多。她身体弱，我们身上没有钱，去讨饭的时候经常被骂，人家看不惯。好心人呢，就给点米，或者给个一块、五毛的。累了，就歇别人的屋檐，蚊子又多。”
冯家有一定背景，其中一个亲人还是当地计生办的官员。还没生下孩子的赵应邦被冯家“逮捕”回家，强行隐产——隐产了一个女婴。遭遇了这样的悲剧，赵应邦的逃离之心愈加强烈，她坚持要与冯家男人离婚，对方无可奈何，唯有同意。就这样，赵应邦再次离开了家乡，回到朱九明身边。那时的朱九明因为害怕被冯家报复，所以不敢留在家中，只好在云南四处躲藏。赵应邦去的便是云南，并在那里死心塌地地跟着眼睛已瞎的朱九明，并生下儿子朱云蓝，而后登记结婚。据悉，对于这些事情，赵应邦仅有的娘家哥哥赵应军、嫂嫂龚太明是默许的，足见赵应邦的经历令人深表同情。
一个盲人，33岁时与41岁的离婚女人结婚，为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朱九明从此以后长期奔波，足迹遍布中国数省。第一站，云南。朱九明到火电局找工作，再到水利站。第二站，贵州。朱九明到茅台镇某建筑工地当小工，帮人推车。第三站，黑龙江。朱九明到佳木斯林场帮人栽树秧，做了半年没得到工资，情急之下帮当地农民插秧，挣点路费回到了家。第四站，湖南。朱九明到株洲某私人砖厂帮人拉车装窑，做了半年，也没得到工资。那个地方雨水多，干点活路连生活费都不够，生活费也是借支的，每天五元，等到该结工资的时候，老板反而告诉他：“你的生活费已经把工资吃完了，你还倒欠我的钱呢。”无奈之下，朱九明又去帮当地农民收割稻谷，挣点路费回到了家。
第五站，江西。朱九明帮人装窑，干了两个多月，还是没得到工资，这又是一个私人砖厂，结果老板跑了。原因很简单，这个老板是到外面包的砖窑，烧出来的砖质量很差。第六站，上海。朱九明去搞建筑，干了一年多，工资是15元/天，除开生活费、路费等一系列花销，最终剩了1,000多元回家。算起来，这可是朱九明这辈子挣得最多的钱。然而，这一年恰恰是1991年，他的父亲朱肃清去世。他的大哥朱先一生活本来就艰难，只负担了300元；他的五姐朱银贵只买了个花圈、两捆纸；剩余的丧葬花费全部由朱九明承担。
父亲下葬后，朱九明走入他的第七站：重庆。他到九龙坡区某建筑工地打混凝土坝，干了三年左右，工资是12元/天，这一次也得到了工资。第八站，新疆。朱九明在那里又干了三年，工资是25元/天。当地昼时天气相当长，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一般人干不下来，但吃苦耐劳的朱九明把这三年挺了下来，直到2001年。从这一年开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朱九明没有再到外面打过一天工。也就是说，此前这个盲人总计19年的打工足迹，踏过了中国八个省份，这种传奇经历即使在整个打工族群体之中也是相当罕见的。
朱九明说：“我的左眼是白内障，右眼的瞳仁被卡坏了，1996年完全瞎掉。现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儿子也是白内障。”他回忆自己的打工生涯，总结道：“出去打工真的很苦，住的屋是湿的，就用楠竹铺起来睡。家里面做点庄稼却没有经济，在外面找点经济，会使家里活跃些。”停止打工生涯的朱九明，自2001年开始，全家陷入了危机。他说：“生活全靠借，要么就送头猪，得了现钱又还给人家。”他感激他的妻子赵应邦，“她都60岁了，觉得我很可怜，很理解我。她确实是个好心人，宁愿跟着我这个瞎子，常说‘遇都遇到这个命了’，没有什么抱怨。”
朱九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他已患有五年的肾炎， 2005年12月甚至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并且经常头昏，最近就医治了2,000 多元。这些医疗费，是朱九明卖掉两头猪后，又在五姐朱银贵那里借1,000元，如此才凑起来的。据统计，朱九明家现欠债1,700元左右，分别是：欠周世荣1,370元的预制板款，欠朱沱镇涨谷信用社300元贷款，每年的利息是10% 。
更令人沮丧的是，朱九明房屋倒塌，目前只能寄人篱下。他本来拥有三间草房、两间瓦房，但两间已经倒塌，另外三间是严重危房，必须拆除。他就在原地修平房，一年凑一点地修，总共修了六间平房，但是那平房根本住不得人，一下雨就漏，一方面是泥土发湿，另一方面是墙体乃是石砖墙，来来回回翻整过几次，还是住不得人。2001 年旧历 十月二十日，出于对朱九明一家的同情，全家四口人都将到北京打工的村民李方明让这一家人搬到他家住，地点是“大洪堡”。李方明让朱九明帮他看守房屋，又拿土地给朱九明。朱九明说：“去年，他们回来过。今年下半年说不定还要回来。一回来，我们就必须搬走，没办法，住不得人也必须住在我的烂平房里。”
朱云蓝辍学后，15岁那年便借别人的户口薄办自己的身份证，到上海打工。随后到广州，进手套厂。接着又到重庆，当建筑小工。随之，到云南，后到上海。这次到上海的路费，也是朱云蓝向他的二表哥周之树借的。朱九明如此形容他的儿子：“这个娃儿性格反叛，大人说一句，他要说好几句，二吊二吊的。现在只能打烂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好。我生气的时候说过他，让他干脆不要管我们的生死了，其实仔细想想，他也有说不出的苦楚，到现在也没跟家中来电话。我们等着钱来治病的时候，都不知道他能帮多少。”

调查后记

朱九明家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贫困户，总共获得过四次政府救济。2001年，30元；2002年，45元；2003年，75元；2004年，45元。从2005年开始，没有了救济款。朱九明说：“原来的时候，我们的村长是周世学，他考虑到我的困难，跟我考虑了。但是村长改选之后，我的问题就悬起了。去年，我找永川民政局，民政局让我找村上，我去找村上呢，村上说救济款已经发下去了。我再找队长，队长认为我家马马虎虎过得了，就算了。他们也没跟我讨论过，没经过调查，怎么知道我的具体困难呢？以前说要跟我解决，结果还是没解决。其实，很多都是凭人情关系，我一句话说穿了。”这个人的内心对于这个社会，有着非比寻常的淡漠。走的时候，他说：“嫌穷爱富啊。人穷了，我连人户都不走了，总是被别人看得很渺小，整天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