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自由文化：小说与诗歌

▓畅谈自由文化：小说与诗歌

作者：杨银波

至10月15日，《自由圣火》的“中国自由文化奖”提名便要截止，其十个奖项涉及：小说、诗歌、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政论、人权、新闻自由、文化成就（若更细一些，仅“人文社会”范畴的具体领域，还应有：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自由圣火》如此动真格，成“诺贝尔”之势，而且关乎“自由”、“文化”及“自由文化”和“文化自由”，整个华人界无此先例。
作为推动自由文化运动的一场盛事，我对之特别关注。要知道，这当中的最难之处，极可能在于某些奖项空缺！在这些领域里，高手无数，埋伏的高手更是无数，体制内外，大陆港台及海外华人，如此之大、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在藏龙卧虎的七个领域和三大贡献之内，搞一场公推竞赛，而后经评奖委员会评审、国际学者基金会复审，公布后再力求获得广泛认同，这简直就是仿如登天的巨大难事。我看过不少提名，现在无法统计，有的当之无愧，有的简直“挤破门”，这种状况的产生，激起了我的深思。
限于篇幅，今天我只谈小说与诗歌。

先谈小说。在华人领域，若是以“最”来作字头，我们可以列出诸多“最”，如：最高产的科幻小说家倪匡，最多读者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最少作品但卖价却最高的王朝小说家二月河，诸如此类。当年台湾的柏杨，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后来又自定余生，准备拿出十年时间来写历史——出狱后就抱着自己在牢中写下的三部书稿《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全集》、《中国历史年表》。坎坷悲苦如柏杨者，对于十年写小说的历程之评价却只有四个字：“比较间接。”然而，我认为，许多问题唯有通过小说才能阐述得形象而深刻。即使是专门的学术著作，当其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再也无法继续往前推展。最为挑战作者创造力、想象力和推理能力的小说，就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
中国的小说渊源早而多，庄子所说的“志怪”，以及此后的神话、寓言都成为了此后小说的来源；而《史记》，更成为小说的艺术基础。小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99.9%的岁月都登不上台面，其虚构、其荒诞、其离奇、其闲杂，即使到了鲁迅“三味书屋”的时代，也只能算“闲书”。中国第一个最大力推崇小说，并将之视为“革命”的，乃是梁启超——这是一种极大的远见。小说可以赋予人以无限宽广的想象力，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游走，实则投影于当道，似远非远，又似近非近，非但在美学、情节、人物、环境等各方面触人心魂，更在社会、政治、思想、道德等多方面有一般文体所不能承载的潜移默化之作用。《文心雕龙》上说“据事以类义”，就是这层意思。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面临癌症、新病毒、污染、升温、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物种灭绝，面临风灾、洪灾、泥石流、火山爆发、龙卷风、雷击，同时又面临贫困饥饿、专制独裁、恐怖主义、核武威胁、意识形态之战，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么，有人就在思考：人类会不会灭绝？世界末日会不会到来？若是“会”，那么人类究竟是如何灭绝的呢？还健在的我们，究竟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警醒自己？有人选择了演讲，有人选择了敦促执政者施行政令，有人选择了游行示威，有人选择了恐怖主义，还有人什么都不选择，顺其自然，静若处子。但有一位年近80岁的小说家，总共写了九部作品，在他的第十部作品里，他要作出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来看这位小说家的选择是什么。小说家把时空放在公元2027年的英国。在那个时候，他假设人类并非遭遇世界大战，也假设人类并非突然遇到猛兽或外星人，他非常肯定地认为：人类的完蛋，是因为女人无法生育。从小说的一开始，他就带来了一个让全世界都绝望的信号：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婴儿出生于2009年，但这个婴儿只活了18岁。全世界都无法生育，意味着人类已经无力繁殖——人类完了！于是，全世界的人都绝望，秩序混乱，到处是烧杀抢掠，及时行乐，人们像疯子一样展开争斗。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丧失了政府，丧失了警察，丧失了道德，丧失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但是，英国除外。这个国家还有一大批力不从心、疲惫不堪的警察在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秩序。其它国家还活着的人纷纷跑来英国避难，英国政府不允许，将这些非法移民全部当“半奴隶”对待，举国上下一概攻击移民，并时时处处拘捕之、押禁之、驱逐之。
无力生育的人们没有了任何信仰与信念，更无力生存。整个社会都在抗议，所有移民都在呐喊，一大批的起义组织产生，企图以制造各类恐怖事件的手段来威胁英国政府，要求移民的合法人权。游行、刺杀、爆炸、绑架、战争，哪里都在进行着。但就在这个时候，居然有一个非法的女移民，简直比奇迹还要奇迹地“怀了孕”，这必将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有人还能生育，那么就意味着人类还有希望，文明还可恢复。但是，显然这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非法移民生下孩子，那么英国政府会不会善待她，或者至少保证不杀害她？若是善待之，那么其他非法移民岂非同样合法？在这个难题产生时，一个组织正在境外着手接纳这个女移民，试图为整个人类带来希望。这个女移民不能留在英国，只能到那个组织去，为重振人类留条后路。
听我讲述这件事，诸位已经知道了，这就是阿方索·卡隆导演的轰动电影《人类之子》，来自于小说原著，作者是P.D.·詹姆斯。小说的目的，是驾构于形式与人物，去着力于激起人类深思，而绝非享受。影视界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小说是影视的弹药库，无数出色的影片和电视剧莫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人类之子》的杰出，其真正的由来，在于小说家极其深邃的思索，以及无穷的、有可能的、近乎逻辑的想象力。很多优秀的小说本身，已经成为比现实还要宽广的“另一种现实”。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派的，纯美派的，都离不开关注的力度：关注什么，如何关注？事实上，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几千年以来的考验恰恰就是创造力、想象力与分析力。受教条之束缚、专制之奴役，鲜有超越者。当前我们的时代，亟待我们敢于走向禁区去描述、深思、反省，直至于描述另一番蓝图，另一种生态或理想。在太多被拒绝出版、禁止发行或只能颠簸到境外出版的小说之中，却实有太深的意义。同样的道理，没有官方合法性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也大有淘金之处。

再谈诗歌。全世界之文学，无一不是以诗歌为开端。文学之源就是诗歌，中国先有韵语，后有韵文。从最早的形态看来，“诗”与“歌”（音乐）在形态上是统一的。也正如音乐超越声音一样，诗也超越了文字。诗歌是最简单的文字，因至简单，而至深刻。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体裁，最容易写也最难写的就是诗歌。诗歌在与音乐分离后，向着更深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隐喻和象征。后来，中国之史学空前发达，诗歌走向叙事化，一度严重衰退，丧失了想象力，在精神与世界的交流层面愈发萎缩。中国人强调诗的意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如果诗歌本身不能达到“超象”的效果，那么这首诗歌就是败作。西方的诗歌强调感觉与思索，我们阅读对西方观察极其深刻的刘晓波的诗歌，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过于严谨，不得自由，放不开，缺乏灵性。逻辑推证能力过强的人，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一般都不高，不够洒脱，不够逍遥，不够愤世嫉俗，不够出离愤怒。
诗歌是一种极其奇特的文体。有人主张中国人不读中国作品，或者至少尽量少读中国作品，其“可读”的，往往从不抛弃诗歌。诗歌有“滤心”之用，这一点我极有体会。一些佛教诗歌，越读下去心越静，仿如剔除刺骨，仿如涤荡污秽，十分神奇。基督教的赞美诗无论是读还是唱，都让人感觉庄严、沸腾、有力、心宽、雅致。《圣经》之中有许多段落，也极似诗歌，读来也是非常有力，其精神感天动地，何况人乎？确实，诗歌在我的理解里已经越来越成为“高级读物”。最优秀的诗歌，甚至很容易导致无法为之作曲，无法淋漓尽致、尽善尽美。在中国曾经轰动数载的摇滚乐队“唐朝”，其歌词全是来自诗人之手。在《梦回唐朝》这首堪称“中国摇滚圣经”之一的歌里，“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已经无法以“唱”的方式来表达，必须以“宣念”之势（京剧念白）来彻底洋溢，方得宣泄，这就是诗歌本身的力量。
当代诗歌经历了太多的冲击。商品经济时代，威权统治时期，理想主义濒临绝境，诗人们处于边缘境地，感官刺激增强，内在精神缺失。为了摆脱奴役，一群先锋诗人挺身而出，战斗不息，比如黄翔、余樟法（东海一枭）、杨春光、郑贻春。单是这四个人，就够极大的篇幅来阐述。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黄翔与杨春光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放在时代逆流之中，视诗歌为事业，为生命延续的必须营养，一直都活在诗里，人与诗已经高度统一于一身，人即是诗，诗即是人。你不敢想象他们没有诗歌将意味着什么，也不敢想象诗歌没有他们又将意味着什么。郑贻春颇似政治诗人或军事诗人，也就是说，诗歌对于他而言就是炸弹、原子弹、氢弹，他可以纵横恣肆地运用各种手段，将诗歌制造为武器，一直猛力地轰炸、轰炸、轰炸，从不停息。余樟法是那种极有才华、极有悟性、极有性情的诗人，洒脱逍遥，新旧体诗歌都很有一套，有李杜之影，也有黄翔、杨春光、郑贻春那样的诗情、诗性、诗胆、诗魄。总而言之，余樟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杂”。
“无疯不成魔，无魔不成疯”啊，诗人若没有这点特立独行、修炼道行，实在是谈不上“诗人”的。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诗歌容易流于几极，一极是赤裸裸的感官享受和琐碎之事，一极是陷入过分的理性和章法，另有一极则是极尽献媚歌功。我们很难看到诗歌的精神，也不见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够找到真正的诗歌精神。最厉害的一群诗人总是被不断边缘化。反之，“圈子式”的口诛笔伐，“自阉式”的自我过滤，几千年的文人相轻，长盛不衰的“窝里斗”，把真正的优异者驱逐出局。余樟法被删帖、删ｉｄ的诗歌，说到底皆是删者自我恐惧的政治顾虑所致。删了且不说，还要口诛笔伐，以示自己公道在心，爱国爱民，实属丑陋。但这说明，诗歌是有禁区的，一是性，二是政治。有人敢动前者，却不敢动后者。所以，杨春光才提出“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指引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诗人的敏感，较一般人更为强烈，他们对内在解放的冲动，远远胜于凡夫俗子。诗歌是最不关乎功利的一种文体，但优秀的诗歌却比一篇够硬的论文还要有力，因为纯理性的一切是无法解释本身就缺乏理性的世界的，唯有诗歌、小说等少数体裁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出道以后，我写下过三百余万字，但诗歌本身却屈指可数，唯有那么几首而已，其余发表的诗歌皆是出道之前最痛苦一段时期的痕迹。不是我不愿写，而是实在写不出来。真的，我承认这是我的创作领域之中最难胜任的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难至极。我之诗歌创作，往往是积累了太深、太长、太厚的情绪与思想，而且无法用一般语言来叙述，基本上属于那种“闷在心里憋得慌死人”的情况，才有可能写下那么几行。那是比号淘大哭还要号淘大哭的哭泣，那是比声嘶力竭还要声嘶力竭的呐喊。真的，仅仅是把一个人“坐”在那些诗句里，就能让人感到毛骨耸然，痛不欲生。
大家仔细看佛教的许多诗歌，里面全是绝望透顶的语言，那是绝望至极之后生出的慈悲、沧桑与智慧，这些只有诗歌才能表达出来。同样的道理，其实全世界最艰深的哲理，所使用的也必须是最简单的语言。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子》，它很短，全是韵文，但一一将其解开，又是无限深奥，最终又被还原为最简单的哲理。诗人之境界，实在有赖于哲理。然而面对真实的世界，哲学已经走向了严重的失语症，诗歌也随之沦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赵汀阳，属于那种典型的哲学高才，只有46岁，但他研究到最后却给了我们这样一些结论：“哲学不能去思考那些只存在于语言中的、与我们行动无关的世界”，“很多哲学观点也是可以避免的，各种什么什么‘观’没有使用价值”，“哲学的思考对象若是太理想化了，这是哲学最大的失败”。然后，他指出一条明路：“要使哲学重新显示出智慧，也许首先需要放弃语言加给语言的烦琐负担，恢复一种与问题直接相关的语言。”人说“诗如哲”，诗歌也如此，最简单的语言反而是最触动人心的千年之诗。
末了，让我们来享受一下何为“最简单的语言”，何为“最触动人心”。请看被梁宗岱誉为德国抒情诗中最伟大、最深沉的一首诗歌——歌德《漫游者夜歌》，体会那种感觉对感觉的回忆，体会那种感悟对感悟的回忆，体会那种精神对精神的回忆，体会那种深处的“思”，体会那种数年之后再感此中的沧桑与意境。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桬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吧，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