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自由文化：哲学与史学

▓畅谈自由文化：哲学与史学

作者：杨银波

今天这个题目出奇的大，能不能比较清晰地谈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自己也不可自信。最近有件大事，《自由圣火》至10月15日截止提名的“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十项之中，其中两项就是哲学奖与史学奖。史学奖易评，哲学奖就难了。史学毕竟有物可照，有一个时间、空间和变化的概念在里面；而哲学是纯粹超时空的，玄乎其玄，奥之又奥，极微极洪，可能除了众所周知的宗教与信仰之外，实在鲜有人能够——并且敢于——有所独创；即使创造出来，其受众面也极其狭窄，能够在一百万人之中找出一个人来理解之、掌握之，就算功德无量了。
八年前，一场从地下说到天上，又从天上说到地下的演讲，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进行，演讲人是龙应台。她的演讲题目跟我今天的题目差不多大，叫《价值判断 百年思索》。当年我16岁。两年以后，我第一次进入互联网，在一个大型网站上第一次看到龙应台当年的演讲全文。时间又过去了六年，这篇演讲稿至今仍在我的电脑里保存着。那么，她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她讲的就是文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本身，是极为简单的，基本上是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三岁孩子就会茫然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屈原的《天问》。屈原很想明白这样一些问题：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你当然可以反问屈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告诉你，关系重大。整个人类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位置之中，仿佛面对一个巨大而不可解的迷宫，人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又将到哪里去。掌握权力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根源，却要在一个复杂混乱、纵横交错的世界里，引领人民的去向，那么整个人类都会东走西窜，完全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程。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意义：照亮方向。至于历史，有一个评断，叫“资治通鉴”，作为参照，作为经验，作为教训，有很强的训导味道。龙应台的眼光大致如此，她认为不知道过去，便不知现在和将来。任何事件、任何现象、任何制度，以及任何之一切，都有其来龙去脉，并不是突然的产生、突然的萌发，而是有其渊源。这个渊源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运用，具有一个更加具体而微的参照。我们观察一件事，往往重视于现象性的观察，即是认为：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状况，这个状况不好，所以我要改变这个状况。至于这个状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不一定了解，因此无法在源头上予以根本解决，留下许多后遗症。
这并不完整。事实上，现存的社会以及过去的历史，其本身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人类能够掌握的，相对于已经发生的来说，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我们可以通过哲学来抓住其中最主要的点，而后展开，寻求方向和手段。我认为，这“最主要的点”有两个：人性与世界。人性的哲学，既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人。事实上，余樟法（东海一枭）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将人提出来，将人的核心“仁”又提出来，来推广人自身要达到的自由，和推动人类的和谐进步。人性哲学，应当思考这样一些内容：承认哲学在目前乃是强权的附庸，并未走向人自身，人遭到异化，人不象人，人不是人，这一点是前提。那么，人的本身是怎样的呢？我们看过了太多的解释，但最终又发现所有对人的定义以及还没有对人下的定义，综合起来，再加上活灵活现的人本身，才构成了人。那么，在这所有的定义之中，最显眼的是哪些呢？是创造性、思维性、实践性、社会性。好，我们逐渐还原了人本身，把人当人看。
接下来，就是人靠什么延续下去？这些人为什么没有灭绝？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问题。结果发现，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人与这个世界有一根最为牢靠的纽带，那就是利益，这才是人的本性。既然人的本性是利益性，那么是“为我”呢，还是“为他”？这就引出了人的价值问题。好，延伸到这一步，我们再来反观我们的历史与现在，去解析那一系列的灾难，比如：人之中没有“我”的价值，“我”被消灭了，人背叛了人，人比人、人坑人、人斗人、人治人……。其结果，就是人越来不是人。所以，我们最终的方向，就是人要恢复为人，其核心由利益引发而来，变为财富的积累和分配要服务于人性，这样人才可能更多地恢复为人。这是哲学对于人性的思索。
那么，对于世界，也从利益的角度来切入，将世界分为：个体的肉体和灵魂、家庭、国家、天下，这是四个层次。四个层次包含了四个重大的课题：灵魂与肉体，爱情与婚姻，家庭与政府，国家与天下。这当中又产生了三个矛盾，一是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二是“生存能力”与人们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三是“生活前提”与“生活内容”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不能任由其一直繁衍，必须找到一些出路来缓解这些矛盾。于是，哲学对整个世界的涉及，走向了一些最重要之文明的道路，包括自由、权利、公正、秩序，以及寻求保证自由、权利、公正、秩序的路径，这条路径是适合于人性和文明的路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公民主义的路径。这是哲学对于世界的思索。
哲学之微之洪，绝非如此而已。1983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就在同一年的五月，香港“集贤社”出版了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看似谈文化，其实又是谈哲学，只不过这种哲学直接针对的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挖掘其专制统治之最大根基——专制文化。敏感的人，应该很清楚，它甚至已经快要延伸到“党文化”的领域。从一开始，孙隆基就提出，唯物史观是无法解释全部中国文化的，这是一个前提。然后，他同样首先介入的还是“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其身、其心是什么样子？再深入下去，谈身体化倾向，人心逻辑，心对身的照顾，心对身的组织，这是在就中国人的身心系统做一个全面阐述。然后，又人推广到“我”与“他”的“二人关系”，讲“和合”、他律自律、代间关系。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我界线不明，面子问题，门面与样子问题，听话，杀子，精神上未断奶，成人儿童化，少年老年化。这些是怎么产生的？
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再次回到中国人的“个体”也就是“我”的本身。结果发现，中国对“性”有极大的压制，人格自我压缩，“个人”不得发展，人道主义不发达，人没有超越意向。在几千年的统治之中，“个人”始终无法抬头，个人的自由与利权都得不到伸张。好了，有这样一个诺大的有问题的群体与个人，也就不难理解其更大的结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哲学走向了对专制主义的抨击，而且特别抨击这种专制主义所独有的“中国式”——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专制才可以维持如此之久。究竟有哪些“中国式”呢？政教混同，弱民之术，大一统，小国寡民，太平思想，嫉妒的普遍化，特权，诸如此类。再进一步，这样一个中国，对待世界又是如何？锁国，壅塞防川，内斗，无超越、无拯救，反省与批判官能麻木。分析到这一层次，最终还要走向一个最核心的领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
孙隆基看得很透，跟绝望的台湾柏杨一样，可谓力透纸背。这是哲学的方向，但又需要很深的历史功底，这样才可能比较有说服力地证明问题之来龙去脉。柏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在牢里面以及出狱后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写历史。他要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这“另一种眼光”其实就是哲学，是一种方向性的眼光。17岁那年，我向恩师卢伟请教：“老师，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李敖说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愿望是写《中国精神史》，你对此怎么看？”这位“大隐隐于市”的卢伟破口大骂：“放他娘的狗屁！敢写《中国精神史》？精神史乃是哲学至高至大境界，是颠峰领域，别说“中国”的精神史，单是个人也未必能够析透其万中之一，就凭区区李敖？”那次对话，让我对哲学的高度空前仰望。后来，看许多宗教信仰一类的书籍，那个天空就更大了，越往前面走，人就越感微渺——真正的沧海一粟，真正的微不足道。世界之大、之深、之广，即使穷一世之能，也难以参透。但我不否认有志向为之奋斗的人，他们总在往更深的领域进发，但并一定全都是与当道无关的学究或注解，那样只可能误入歧途，换成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累死活该！”
粗略目览了哲学，再看史学就容易多了。这个领域当然也是派系复杂，单是当代西方史学，就够写下几本书，手中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共计390页，阅后还大感有“挂一漏万”之嫌疑。史学范畴很广，传统史学，历史哲学，新史学，新社会史学，以及分化更细的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马克思史学、比较史学，直到至今还处于边缘学科的心理史学，最终就会走向刚才我所说的精神史学。当然，“行为主义”者是否认心理、精神一类的，甚至连“感觉”本身也要否认，自成一派。对于历史，有人即使对某一时期某一个人写下的某一个字，也可以数万字来论述，纯属走火入魔。我赞同布洛克的观点：“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历史不是故事，不是小说，也不是如同深度新闻报道那样的——实际上仍属浅薄——的文章，而是史料、观念、意识、情绪、心态的结合，在分析时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考察。
历史学家比一般作家要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懂得“今天之于昨天”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并不一定知道；历史学家甚至知道“明天之于今天”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并不一定知道。原因很简单，历史学家能够很清醒、准确、敏感地认识到自己在这条线的哪个位置，又将滑到哪里去。其思想，已经比记录者或创造者更能接近真实，这种真实是历史规律的真实。比如说，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单是这个题目，交给历史学家去做，那么单是“史纲”就够《中国农民调查》全书的厚度。其实，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专门研究泉州历史，写下《逝去的繁荣》一书，所建构的就是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叙述。《中国农民调查》与朱凌的《我反对》、《灰村记事》等，都是富有感情的记录和调查，但并不一定明确这当中的由来，这种“明确”的工作，要交给历史学家去做，真正挖掘起来，可谓惊心动魄。例如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研究“六四”与“文革”的诸多书籍，还有其它更多禁区，每一段历史都有着血与火的考验，不是一般人所能承载的责任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