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独立写作：路漫漫，其修远

（2004年在广州某村租房，与身为农民工的父母在一起）

▓我的独立写作：路漫漫，其修远

作者：杨银波

现在，我留点时间来谈心得，不是此时之心得，乃是一生之心得。这些心得，是关于我们这类独立作家，其写作道路究竟是如何促成，以及写作本身和写作之外的整个状态，还有我自身所体会到的种种艰难刻骨之矛盾，此刻我想将其一一凉晒出来。
在我的理念里，写作不是简单的表达。它实在包含着太多的性质：有职业性，不是凭借什么老掉牙的“灵感”、“顿悟”来促成；有使命感，是条件反射甚至无条件反射的动力，迫使我必须来做这些事；有责任感，击键的任何一个字都必须做到尽量真实、有力、有用；有特色，要有自己独创的风格，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判断，以及自己的性格特质和精神特质；有创造性，尽量对旧式的一切予以改造，找到新的“点”，并扩散开去，形成自己的“独树一帜”；其余者，还有持续、宽广、多面、迅猛等。写作之于我，就像在一片危险重重、阴暗潮湿、混乱芜杂的废墟上重建新楼，该捡的捡，该抛的抛，该造的造，该搭的搭，心要够硬，手要够快，头脑要足够灵活，不能去考虑有没有火辣的太阳或者突袭的雷雨。一年365天，天天无休，日日无断。
丧失，才可意味着珍惜、争取和反抗。一般人感觉不到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丧失的痛楚与危害，但我却能感受得到，我很清楚那种“灵魂处死”的巨痛。那么，我所珍惜、争取和反抗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比现存更大的世界就在心中，思想更是比光速跑得还快，我不断奔跑、跳跃的目的，就在于展示这样一个远远大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世界。既如此，则持续的、疯狂的、尽力的表达，就是必然的途径。当然，这是无比自豪的职业，在这个领域里曾经诞生了无数的文明，以及文明之外让人难以理解的更辉煌的文明。我始终坚信，只要一息尚存，人就可能走向更靠前的一步。这一步也许微不足道，也许只是那一片汪洋式的浩瀚之中一个极不起眼的点缀，但这就是我的努力。我充满感情和理想来做这件事，一点一点地汇集，总能拼凑出自己的灿烂星空。至少，我能保持着内在的释放、内在的自由，并以最内在的强劲魄力去影响事态、世态与时态的表面和里层。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在少年时代，我总是立于滚滚长江之岸，望着翻跃的江水顺势东流，感叹这日月沧桑何其神奇，感叹中国之风云何其变幻。许多年过去了，我再次日日夜夜面对着滚滚长江，看那昏黄的江水在同一片天空下同样顺势东流，而此时的心境却又与过去大相径庭。这么多年，胸中积累了多少忧患，释放了多少愤怒，流淌了多少热泪！在那一阵阵的抗争和挣扎之中，我总在问自己：前面的路还有多长？这种沉重的人生阅历，契合时代的激荡交替，已让我感到更为悠远的征途将是绝对注定的。我所做的一切，将是我“所能做”和“所不能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绝不是“领域之事”，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崭新的、不断变化的21世纪上半页。我的一生，将在此走过，勇敢地飘荡于各路的山峰，勇敢地狂飚于千里的江河。我相信，我能做到，我能坚持，我能奉献我所有之一切，哪怕是生命本身，也在所不惜。
在人生的早年，我已深深感受到思想的力量：深邃，本质，强吸附力的象征，最短时间对规律的掌握。当然，这一切在最初完全是基于文字表达的魅力、思维延伸的神奇。在一次次交换思想的美妙过程中，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在那些世界里，有与我相同的忧虑、感伤、无奈、荒谬，也有与我截然不同的超越、解脱、宣泄以及无私的奋斗。我崇拜着为人类文明付出一切的英雄，崇拜着在这个国家最平凡、最底层的普通人。我的思维走向了哲学，走向了历史，最后又回到了当道。我热爱这片土地，却憎恨它的贫瘠。我总被噩梦惊醒，日日夜夜在梦里演讲、呼喊、倡导，总在充满噪音的人民中间声嘶力竭：“醒醒！醒醒！”许多年过去了，有的人已经醒了，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相信，什么都不相信。巨大的信仰危机在这个国家产生、延续和扩散，人们没有了敬畏，丧失了本心。这一切，我是看得那么清楚！
同龄的人多年重逢，就像鲁迅看见闰土，他们麻木、呆滞、空虚，看不到一点希望与自信，已被整台社会机器磨得没有半点棱角。我是坚持下来的少数——越往敏感的区域延伸，我更成为极少数。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共产党体制的冰冷僵化，各种尖锐问题的猛烈爆发，潜伏危机的大量发现，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总是飘来飘去，没有尽头，没有完结。对此，我曾无数次失语，不是一片空白，相反却是一切都堵塞在头脑里，越堵越紧，越堵越深，越堵越窒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窒息状态里——“纷至沓来”、“接踵而至”成为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成语。我所做的一切，仅仅用于挖掘、抛弃、埋葬、毁灭那些堵塞物，就占据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医生曾对我解释：每个人每个月都有情绪低落的时期，这不奇怪。但显然医生无法解释或许只有我自己才能懂的那种窒息感，让你疲倦、无力，严重打击生命的激情、奋斗的毅力。当然，这并不是从来不关注国家苍生、历史忧患、时代疾症的人之痛苦。
我总是带着一支笔和一个记录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的所见所闻。长期调查，使我对事情本身的判断越来越进入“一目了然”的状态。行李中总带着几本书，一遇空闲，就会逐句勾划。睡觉前，总要看完当天的几份报纸，找出值得关注的大事与现象。打开互联网，立即下载几十则新闻、几十篇论著，日日如此。来访的人，以及我访的人，没有一次不是在“央视《面对面》式”的对话中度过。我总在寻找着足够多的证据来揭露一件事情，总在反复对各方进行沟通。这样的生活，我已持续数年。数年以后，我甚至完全模糊了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定位，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竟然是：“杨银波，你是干什么的？”在中山大学的《民间》杂志上，我被形容为“一个村夫”；在《重庆时代信报》的“深度报道”上，我被形容为“新式农民”；在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里，我被形容为“青年学者”；在网络论坛里，我被形容为“维权作家”、“敢言青年”、“后起之秀”……。但在我自己的辞典里，只有一个，那就是：公民杨银波。
有一部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就叫《公民凯恩》（ｃｉｔｉｚｅｎ ｋａｎｅ）。该片记录美国报业大王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生前历程（实际上，现实原型是美国报界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被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指定典藏，获得1942年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被誉为“电影史上十大影片”当之无愧的冠军和头号经典。通过《公民凯恩》这部电影，我发现：凯恩所做的一切，一旦拆除光环，将其还原为普通公民，那么太多的问题就会被揭露，诸如：尔虞我诈的疯狂世界，非白即黑的简单理论，名人美化修饰，盲目崇拜，缺乏审视，等等。凯恩其实是悲剧世界里的悲剧人物，他给了我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照。我反过来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没有从政却“在从政”，没有经商却“在经商”，我的足迹绝非“从文”、“从媒”那么单调，乃有极现实的行动、极务虚的艺术、极核心的抗争、极边缘的维权、极基础的建设、极庞杂的公益。然而这一切，都仅仅基于：我是一个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 ｙｉｎｂｏ。
我时常在想，假如我不是作家，我应该是画家、歌手、演员、导演，抑或是人大代表、村官、公务员或报刊编辑。1997年，我曾受到民间美术家高碧昌启蒙，师从高碧昌，学习美术。在那几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为时代画像”的画家，以超现实的线条、色彩和布局，为民众之苦难着笔，为时代之英雄涂料。那时我特别穷，穷到连90元的学费也是借的，穷到拿木棒竹块烧成碳吸进水来当画笔。我创作过上百幅写实画，有馒头喷香的饭馆、辍学的儿童、患癌的亲人、腐败的村官、缴公粮的冷血工作人员、流泪的堕胎者、捡垃圾的老妇、路边一丝不挂的流浪疯子，还有我幻想中一张类似王祖贤面孔的恋人……。最出格的一次校园美术作品展，我居然提供了一张自创的“人民币”超逼真素描，写上“中国人到底缺什么”，竟然获奖。后来，几乎同时接受文学启蒙和摇滚启蒙，越来越远离美术，走向杂文、散文、小说、诗与歌词。
2002年，我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成为作家，做一个对历史有所交代的严肃作家；要么成为歌手，做一个大气、激情、批判、思索的摇滚歌手。北京摇滚圈里是有朋友的，在湖南也碰到了许多艺校音乐专业和大学音乐系的朋友，彼此时常切磋交流。那时，整个人完全进入精神亢奋状态，曾描绘出不确切的蓝图：组建一支“重金属”风格的乐队，就叫“斗志”乐队，对中国古文化和现存民间文化进行展示，宣扬中国人的自信与特色，倡导中国人的自强与奋进，并对现存世道予以极严重的批判与抗争，将摇滚与文化、时事、诗歌结合起来。当时的蓝图，可能是一条间隔于“唐朝”乐队和“超载”乐队之间的摇滚风格。事实上，尽管我并没有走进影视与摇滚，但我从来都没有抛弃过这一理想，到今日更是聚拢了千余张影碟和数百张歌碟。这是我自己的“艺术王国”，我曾经没有实现的理想将在我的日常生活乃至一生之中永远负载。
当年，我亦曾将我自己的诸多影评、乐评寄向几十位导演及公司，有的已经回信，有的则是石沉大海。我自认为，倘若真的踏入这片江湖，那么，凭借足够的勤奋、毅力、创造、悟性，同样可以成为对观众和听众有所交代的够格的艺人。事实上，我的冲动并没有就此完结：2006年的央视《梦想中国》，我想去报名，但被家人劝阻（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熊汝霖的才华）；2007年的湖南卫视《快乐男生》，我也想去报名，但又因大事耽搁（倡议修建乡村公路彻底成功），而且《快乐男生》本身的质量彻底失败，让我痛心。当然，站在我这样的角度，我不可能不清楚“娱乐暴动”的危害及其统战思路，但这毕竟是一条口子，是不含糊的民选，单就形式而言，就已对过去的“国家面孔”有所瓦解。我曾这样承诺给我自己：这一生，我将至少拍出一部有影响力的纪实片，或类似差点成为美国总统的戈尔那样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录制一张有影响力的摇滚专辑，这张专辑将是词、唱皆在，专辑就命名为《斗志》，署名为“中国·杨银波作品”。我相信，我会实现这个承诺。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我的终生遗憾就在2002年11月31日。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回绝了北京朋友的邀请。这源于一件极其离奇的事情，至今想来都仿似活在梦里，一个自己永远也无法解释的梦。当时，我刚从郊区农民的出租房里走出来，到湖南常德师范学院旁边的网吧时，已是晚上11点。我竟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电话是打到网吧总台的。女孩自称是山东人，住在北京，17岁。其父曾在《人民日报》就任要职，而这女孩本身又与诸多军界人士相交颇深，且带领着一群极其早慧的少年，甚至儿童（后来这批确实不简单的少年、儿童曾经致信批评我，引起过短暂论战）。当时的我乃是何等世俗，对这一切充满质疑，也不明白对方动机何在。电话是从四川省江油市的一个小摊打来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足足打了九个半小时。
那是漫长而心惊胆战的一夜。我现在还记得女孩曾说过的话：“你不了解生命循环的意义，你不知道人的宽度与深度是怎样延伸”，“你现在的道路是条死路，只是憋足了劲在自己的原地转圈，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你还打算将这样的生活延续多久？你难道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就将名扬四海，担负起沉重的责任”，“我能彻底看穿你，看透你，但却掌握不了你，也成就不了你。你的道路是注定的，你必须走你应该走、必须走的道路，不要再推迟了”，“我给你的所有网上留言，请你一定要删除，只许你一个人看，让你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开启你的智慧”，“你是根好苗子，一定要珍惜你自己，听明白了吗？珍惜！不是浪费”……。我就那样一直站立着接电话，谈话范畴极其广阔，许多内容简直闻所未闻，仿佛涵盖巨大玄机。走出网吧时，我已是满身大汗，却心如冰刀。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但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必然——我必须就在那个时候崩溃。
这个女孩至今我也未见过，她比我小两岁。她同样写诗，写那种道骨凛然、仙气飘飘的诗，诸多用词皆来自古文典故，甚至十个字之中就可能有一个字不认识。她更写文化，其风格极其凝练、老道，几乎是老者洪钟般的宏伟叙述。至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大气派的宗教信仰人士有过此种风格外，其余名家一概缺乏，包括龙应台在内，亦属“小儿科”。女孩曾经去过四川的峨眉山，曾经沿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做过“文化考察”，曾经在北京大学听过多次演讲，曾经和无数极其怪异但堪称“当代先知”的人士尽情切磋。这是一个传奇，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她让我看到了远远超出一般意义的博学、高深，以及无穷无尽的人格魅力和那种“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据她说，当时有人在跟踪她，我一直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实际上当时的我对于整个中国的秘密警察机制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相信任何寺庙里的和尚，并认为有的纯属“打入内部”或曰“卧底”。
女孩的声音，我现在都还记得。抑扬顿挫，有理有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她所讲的是极其优美、流畅、清爽、睿智、地道的普通话。对于整个东方文化真实的来龙去脉，她似乎早已了然于胸。这种感觉，我在余樟法的数百万言里完全找寻不到，但却能在德国徐沛的部分文章里看到一二，曾看到过“复兴中华神传文化”、“请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等语言。要把与那个女孩的奇遇想通、想透，可能是我一生之谜。五年了，至今不得解释。最后一次接到女孩的电话，已是2003年3月（我即将出道之时），这一次她同样把我教训得无地自容——没有一次不是教训我，就如孟子传道一般。这件事，我总共谈起过两次。一次是与天津草根作家曹维录谈起。曹维录听罢，哈哈大笑：“不足为奇，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道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人跟你说些恰当的话，纯属神的安排，原已注定。但你得感谢这个女孩，她毕竟是你的引路人。”另一次是与《静水流深》作者曾铮谈起，曾铮更将之称为“很平常”，当年“六四事件”更是早已预测得清清楚楚，其实算不得什么本事，至于“更大的道行”就更非常人所能理解了。
曾有一段时间，我曾专门关注过“玄学”，尤其是女孩重点提及的“梅花学”（女孩曾以“毛泽东略懂一二”为例），在《看中国》就曾搜集过相当多的经典著作，受益菲浅。对于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未掌握、未运用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难以数计，有时仅是一种哲学的重新挖掘或倡扬，就能将整个价值体系一概推翻。诸多对西方文明分析甚透、推崇备至的人，晚年将逝之时却又猛然转向东方文明，然而此间的学问与智识又有几人能透析之？那个女孩在我的耳朵里已经消失了四年多，我不知其安全与否，不知其身体如何。我久久地回忆着她，久久地思考着她所说的话，就如“朝圣”般，景仰之，钦佩之。这种奇遇，仿佛是在与诸位讲“神话”。其实，基于时间的长久，很多记忆都已消失了，我已经记不清她究竟还讲过什么。我曾到《新青年》社区翻出我的“站内留言”，除了一般读者的称赞、建议或问候外，我已经看不到这个女孩留下的任何珠丝马迹。
这种已经不能以“过分早熟”来形容的世外高人，我现在只接触到了半个，这半个就是《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那个女孩，乃是我今生唯一一次直截了当的“大启蒙”。我深信，她应该是出于对文化的深刻研究与实地考察，出于对各种信仰的反复比较和艰难求索，才达到此等“杀心”、“救心”之力。至于政治与社会，在她眼里，也不过是风云变幻之中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域。那是完全不受当世束缚的自由思想，是真正以强劲的逻辑、密集的证据、严酷的训练和高超的表达融为一体的“觉者”。我没有女孩的姓名，没有女孩的地址，没有女孩的任何联系方式，但在我的世界里，她一直都没有消失，永远也不可能消失。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将要离世之前的某一日，我能见到她，看清楚她的容貌（据她说，具有“庄严之美”），再续她对我刻骨铭心的训导。对不起，诸位，我不是在寻找一位恋人（如同杨过并非寻找“小龙女”），而是在寻找一位导师，一位已经严重地超越了太多太多同道和觉悟得太早、太快、太属正道的导师，虽然她今年只有22岁。女孩，你能听见我此刻的呼喊吗？
正是因为这个女孩，从2002年12月31日登上南下火车的那日起，我就决定走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更深遂、更艰险、更有价值，那不是“文化起义”，而是站在思想的高度，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我之一切理念，可能是作家、记者、报主、律师、民运、议员、社会活动者等一系列角色的超级融合，简单地说，就是实践“公民主义”——这在当时是我所能信仰的最高哲学：唯人论。显然，余樟法也曾遇到过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能相信和理解“相信和理解”的一切，但却不相信和不理解“不相信和不理解”的一切。这不是饶口令，而是切切实实的大难题：无知，即无觉。那么，能不能“无知，却有觉”？我的话题越扯越玄了，而这个“玄”，实际上是一种必然，就像人只能理解“人”的一切，却常常不能抽离自身一样，既无换位思考，亦无高瞻远瞩，说到底都只能停留于“人”的层次。仅是在此层次，仅是在文化层面，整个中国就堕落至此，简直惨不忍睹。
最近几个月，有很多人在指责我们笔会，其中一点就是“只关注时事”，另一点是“不痛不痒，不触本质”，而与文化或与文学无关，丢西瓜捡芝麻。仔细想来，虽偏颇，但却说到了重点（至于人身攻击、伐心之术，这些不是我所赞同的）。文化，乃是一个巨大而宽广的概念，“人的文化”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这种远见卓识应被留意。文化，不仅是政治文明，还包含心学，这是最尖端也最普及的领域。时事论政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文化之学的价值却是无限的，要从表面深至里层，就必须把眼光拉得更长、更宽、更深。做一般的专制批判写手并不难，几个概念，一些错综复杂的媒体信息，加之富有感情的笔墨，就可以成就并不丧失读者的篇章。但是，要延伸至复杂的来龙去脉，延伸至中国之命运，就是极艰苦的思想事业，需要非常深厚、博大、专业、独特的功底，需要阅读观点不一的大量书籍，穿越主张不一的各种文明，见识太多奇人奇事，承受太多非人灾难。
朋友，我并不是故意将这样的警示夸张、放大，而是事实上，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还远远不够“文化”这个领域所做的基本准备之万分之一。这是浩如烟海的中国，纵向的数千年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极微小的一部分，横向的十四亿人口又蕴藏了多少潜在能量，乃是我们所不知的。至于个人的潜能，个人的最大极限，这些又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更是一个未知数。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有个倪匡，也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小说家卫斯理，他是全世界写汉字最多的人，一周七天无休，每天数万字，每小时可写四五千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自1957年从大陆到香港，倪匡写到了几十年，几十年皆如此，众体皆备，题材不尽，思源开阔，手疾眼快，千变万化，而且是畅销的保证。金庸曾这样评价倪：“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倪匡是怎么做到呢？为什么倪匡能做到？这种极限，是需要极大功底的，仅媒体广泛印证的，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在内。
“题材不尽”与“思源开阔”是作家必须要解决掉的基本问题。对于前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重点不在写什么，重点在怎么写”，比如金庸，就是这种巨才；一种是“重点是写什么，敢不敢写”，比如我，就是此类。摆在我面前的题材，有相当多都在禁区之列，这些禁区既有关乎当局恐惧的，也有牵扯政要前程或商贾利益的，还有牵扯到自己的本领恐慌与非主流题材的。一般的专栏，例如政论、时论、文化、教育、民权，或者剧评、影评、乐评等，这些我都能胜任。但是，我最大的禁区究竟在哪里呢？结果发现，原来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禁区，纯属自己与自己作对，不能责罚于任何人。一旦这种深刻的领悟具体到很多事情上，甚至延伸至“只能自己解决”的程度，那种孤独感和力承重负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种孤独与压力，反而能够成就极内在的、极有力的自由感觉，将约束与胜负一概抛开。据说，李小龙死之前就曾多次拿电来触击自己，为的是“训练体能的极限”，这是非常重大的启示，其道理同样适用于写作。
你的觉悟到了什么程度，那么你的成就便在哪里。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成效，决定了影响力，这种观念曾经是《南方周末》全体员工的信仰。那么，就具体到“思源”的问题。思想的资源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有限的，你的大脑对于吸收、消化、整合、提炼复杂信息的能力，只是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人对内在的省思。西方注重的是逻辑与分析，但中国注重的却是悟的境界。其实，外在、内在都需要极大的功夫去努力，人的整个思想系统到最后能不能完全主宰于自身，首先就要打好这个基础。我曾经遭遇过两种不同的问题：一种是面对智者，对方深知来龙去脉，深知各种对比后的同异，但我不一定知道，我只有保持沉默；另一种是面对无知者，对方一无所知，风来随风倒，雨来随雨飘，整个人完全是空的、迷茫的、混乱的，结果我就成为演讲者。还有另外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包含丰富信息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是为什么；一无所知的人，却居然能够看透天下大势。在媒体做新闻专题编辑的人，可以比一般人接触到更宽泛的信息，他们能够对某一件事的性质与影响做出职业的判断，但却改变不了局势；诸葛亮那种“卧龙岗上散谈的人”，却能在深山老林勾勒出“天下三分”的趋势与路径。所以，信息只是一个基础，思想才可驾驭道路。
四年前，辛灏年曾经打电话给我，其中谈及王丹：“他这个人很谦虚，思想很纯洁，构成不够复杂。有一次，他走过来问我：‘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研究重大历史的人。”辛灏年的话并没有说透，他实际上在透露一种达至思想高度的方法，那就是抓住纵向的纲要，清晰地掌握历史演进的脉络，然后看清楚现世当道的具体位置以及今后的方向。思想的方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比如对比，列出同类项，考证思想的效果等。但是，思想本身却是极尖深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每超越一步都极其艰难。对此，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历史上的思想家自杀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痛苦至此？当年我的启蒙老师卢伟跟我说了简单易懂的四个字：“钻牛角尖。”卢伟认为，没有一个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因为人的思想资源极其有限，轻而易举就用完了，所以就面临重补资源的重大问题，但许多人办不到。包括胡适本人在内，也受局势和交际的摆布，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延续思想资源，在很多方面胡适都是大材小用。
卢伟又以余秋雨为例。他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但自此以后，了无新意，一概是垃圾。余秋雨只能不断重复、复制，纯属江郎才尽。他被名利所累，被官场规则、受众反馈所累，自己本身就那么一点“水儿”，泼洒泼洒就完了。他不懂“退”的哲学。退，是指当人达到一个极限值时，回头一步，再续资源，避免走向极端之后拼命往极端里挤。爱因斯坦在方法上超越历代所有物理学家的地方，其实就是“退”的哲学。他没有自杀，他走到牛顿那一步的时候，勇敢地退后一步，这是惊人的一退，他不断假设，再不断求证，如此反反复复多次，最终才超越了牛顿所能见识到的那个世界。我得感谢当年卢伟向我画的一副图：图上是个锐角三角形，最小角就是“极端”，很多人死亡于此，要超越“极端”的办法就是从“极端”退下来，拉长基础线，再往另一个“极端”进发。结果就会发现，最厉害的人物之一生，即是由多个“极端”推延而成，看上去像一颗银衫树或雷峰塔的形状。
当然，这只是哲学微之又微的一部分，它的宏大宽阔已经远远超出我能知道、认识和联想到的一切。事实上，独立写作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独立”，也不在于“写作”，而是独立精神、表达事项的高度结合，这个结合到最终都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小得不能再小的价值，是高度交叉重叠之后的一些“小点”。这些“小点”就是接近于哲学核心的一些基本元素，随着人类历史长河的不断拉进，随着“小点”的日积月累，最终构成一个更大、更深、更新锐的体系，就像宇宙本身的演进一样。所以，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年的奋斗，才会有如此“皮毛”之感，方能知道自己的份量究竟有多轻，轻至几无可道之处，轻至几无价值可言。而未来的道路又有多长呢？长至终我一生所不能思，终我一生所不能晓。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语，乃终我一生之劲旅，永久相随，不可自断，不可毁灭，不可怠慢。此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