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才，在二十五史之外（外一篇：悼柏杨）

叛才，在二十五史之外（外一篇：悼柏杨）

作者：杨银波


今夜，我趟在千本书中深深睡去，犹如一个孤魂野鬼。在那幽深的梦里，无数人与我对话，向我倾诉，对我诘问。随手拾起的几本，都像长着血红的嘴唇，露着青白的牙齿，伸展着沙哑的喉咙，向我呈现属于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痛苦与尴尬。
《新闻联播》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图书活动展，全国500多家出版社聚集在各个城市，为华夏文化盛世而庆贺。连极普通的、经过严格审查的博客作品，也可首版印数30万册，版税200余万元，在此间展出。所有“合法”的，都合法得那么有理；所有非法的，也“非法”得那么有理。无数的作者多么想说透心里的话，但也隐藏了大量的语言。到最后，你感觉他们就像带着消声器的手枪，而且连子弹也竟然是假的，根本无力去展示最深层的苦难，也无力去激励最契合民主潮流的奋斗。有胆量去更改这一切的人，恐怕必须绕过出版审查机制——至少心里要这样想——，在被明令禁止“自费印刷”的背景下，不要任何书号，不要任何出版社，就像自己打印一份文件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以珍藏、赠送、纪念的名义，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著作。
四年前，在广东的一幕至今难忘。一位音乐评论作家，拿出厚厚一叠杂志，对我说：“千万别说出去，因为这是非法出版物。我们都是地下传播。”那杂志，是一本典型的“以音乐启蒙人生”的结集，本来无所谓任何敏感，甚至谈得上非常边缘。也是在这位朋友家里，我看到另一本同样没有合法书号的杂志，打开封面，就是一连串的军事高官接见谁谁谁，但里面的文字则是极为另类——却不是论政——的文字呐喊，有大量的摇滚诗，有一些含蓄着锋芒的随笔，包括杨春光的文字，包括创办者的心血作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价值的民刊。中山大学曾经有过一本《民间》杂志，去年夏季号出版以后，终于遭到封杀，主编家中被搜、被抄。所谓的“文化执法大队”，如临大敌，在主编家中搜去了存货，带走了电脑硬盘，并严厉审讯主编。这位主编，曾经是《南方周末》的一流记者；而这本《民间》，居然曾转载过我的文章，并极意外地向我寄来该期杂志。
六年前，我曾经想过创办纸质民刊，在大学校园里办过，但那仅仅是“锋芒文学”的样式。直到某一日我写出《公民办刊：在强势压迫之下》，这才感觉到媒体专制问题的严重。2003年，重庆也曾经发生一起严重案件，几位年轻人将境外新闻和文章编辑成报纸，迅速成为民间畅销报纸，却被逮捕、审判、罚款、入狱。今天我们看到的民刊，已经极少有什么敏感可言了，可能顶多就是征集一些不痛不痒的纯文学或私文学，做些自我安慰的工作。至于许多妇联机构下的刊物，倒是极聪明，干脆就谈性爱，从第一页的做爱，谈到最后一页的做爱，很容易成为畅销品。当然，那不是最露骨的色情，称之为“情色”比较恰当。色情的命运，当然也远远好过持不同政见，就如小姐的命运好过政治犯，虽然都被专政着，但方式、方法却不一样。我只知道腐败官员需要花大笔的钱来养高级妓女，却未闻政府会拿钱来养自己的反对者。所以，任何一个大型网站，成人图片、女优写真是少不了的。《搜狐》的张朝阳就曾在电视上一针见血，大意是：网站拼的是什么？就看图片有多色。这句话当时是说给TOM.COM的。
信箱里经常收到匿名者发来的“月赚一万”的信件，其赚钱方式就是宣传色情电影网站。我曾做过极普通、寻常、合法的网赚，知道这种“月赚一万”并非虚言，只不过那是以真正的色情淫秽为内容。这种状况，好比美国当初的禁酒，官方越禁，非法者的利润空间就越大。大约在任何历史阶段里，切合基本欲望的被禁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财富的渠道。倘若这禁令本身不存在，那么，倒是许多人根本无力生存。台湾的李敖之所以在台湾成为过气的人物，这跟台湾本身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也非常大，因为专制是要灭亡的，太多禁令取消了，你的反抗已成过去，没有市场了。政治上追求民主，在大陆常被排斥，任不寐形容自己为“出版界的边缘人”，他是了然这一切的，哪怕就是不用写“中共”、“当局”，不用写任何事件，甚至无须任何黑幕调查，就如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只能谈“过去那些事儿”一样，只要你的思想够敏锐，让政府感到恐惧，那么你也没什么台面可以占，《灾变论》就是这种专制气候下的牺牲品。
“黑名单”这三个字也如此。在一长串的黑名单之中，不需要问这些人究竟干过什么、说过什么，好比我将一切都隐藏起来，甚至换个美丽而温柔的名字，譬如“作者：寂寞烟花”、“作者：馥香”，拿一流文笔谈些缥缈悠远的话题，也可以被禁。这就是专政，或曰“专镇”——专门镇压你。可怕的是上行下效，出版社或者图书公司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的作品，在大陆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敢出版。”或者，给你一个忠告，诸如：“别把你的一点才华用错了地方。”而这后果则是，你的名字会进入他们的黑名单之中，不允许你再投稿。这后面是一张网，大家都结在这张网上，彼此通气，彼此告之，就像踮起小脚的一群街道老龄妇女：“嘿，看呐，那个人很危险，大家要盯紧他，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觉悟。”出版之初如此，出版之后更是如此，那也是一张网，这一点郭飞雄是知道的，他曾对我说，那张网许多出版人都要搭建上去，可以渗透到地方甚至小地方，可以有销售任务。譬如邮局系统，譬如新华书店系统，如果这样的系统进不去，那就等于被高度边缘化了。是的，出版界向来也是高度集权的。
你说，你不想被审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好，现在有一大堆的自费印书公司，没有书号，干脆给你一个电子书号，你交点成本费，或者遇到好一点的公司，大家“合作出版”，那么你就凭你的影响力、交际网，在地下、在网上销售。有一位山西青年作家，跟我同岁，叫贾晋蜀，他就是这么干的，但在昆明被打。虽然他自费印刷的个人作品，并不是异议之作，但他在昆明摆地摊卖书还是被昆明市五华区的城管人员拉到山上暴打一顿。原先只知道一般意义的“文化打手”是何种人，这次不同，原来“文化打手”真的可以用拳头、用警棍来警告你，这告诉所有自命“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应该懂一点武术才行。你的书当然也可以在网上卖，可是网上也有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一大批的网上书店，你要进去，还是要面临审查：有没有书号？有没有出版社？有没有违规文章信息？尤其是后者，高度发达的网上预警程序，随时都可以封掉你。你说，干脆自己来干。那么，你就到论坛贴《告示》吧，就在电子杂志里做宣传吧，就在邮件里发邀请吧。但是，某一天，你不认识他们而他们却认识你的一批人，就会冲进你家：“把书统统交出来！没收非法所得！根据出版条例，接受罚款！”甚至会问你，“愿意交钱，还是愿意拘留？”
到最后，你甚至只能学习高耀洁。高耀洁是多么崇高的一个人啊，这么多年深度介入艾滋病防范、调查、普法、维权，她没有要一分钱，都是朋友捐助出版的，而后她自己到邮局一本一本地寄书。有一位高中生，把钱寄给高耀洁，说要“买书”，结果高耀洁把钱退回去了，同时也把书寄过去了。可是，就是这么高尚的行动，她的正规出版的书同样面临官方压力，河南地方政府更是视之为“不稳定因素”。最无私、最公益的事业尚且如此，那你干脆一切免费地做，全部由自己来干。你说，你有几百万字，好，干脆别出版书籍了，不花一分钱，你一切都可以干好。于是，你干脆自己校改、编辑一切文字，在网上随便找个编辑电子书的软件，做成RAR可以，做成EXE可以，做成PDF也可以。然后，上载到海外网站，上载到电子书网站，心里冒出一句话：“国家，看你怎么封杀我？”你就当你自己在做一件“捐助”性质的事情，连版权也不要了，甚至那几百万字写成“作者：无名氏”也可以。当然，你可以更煞有介事地设计封面、封底、内辙、外辙、目录、序、跋、后记，甚至花一点点本钱，编辑得跟《北京之春》的每期“图片文章”一样，看上去那就是一本书。
如果你还是感觉到压力，譬如网上封杀，接二连三的警告、破坏、威胁，那么你干脆绝望地呐喊：“中国的图书盗版商，你们在哪里？”你可以绝望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在封面写上硕大的八个字：盗版本书，功德无量。”这跟盘古乐队发行CD专辑《不同的声音》是一个道理。有时我常会想，如果中国不存在盗版，那么太多中国人根本无力消费，太多禁止书籍根本无力传阅，《窃听风暴》、《战火屠城》、《西藏七年》这样的电影也根本无力传播。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能够传播就是胜利，管它有没有收入，就算钱都被盗版商赚了去，只要真实的声音在呼喊，能被人听到，那么就是众人之乐。别告诉我什么是中国法律，你去问台湾李敖，你去问香港倪匡：“你介意大陆盗版你的书吗？”他们会回答你：“看来你不懂什么叫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凭勤奋写作之稿酬，我就可以养活自己及家庭，甚至还可以拿出一点钱来扶助弱势，投入公益。我可以不需要版税，一分钱都可以不要（或者像金庸那样，拿象征性的一元钱），靠出书赚钱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之目的，我之目的，说得极清楚，那就是：突破封杀，突破禁锢。要罚款就罚吧，要拘留就拘吧，要判刑就判吧，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罗汉是杀不完的！
这种痛楚，大家听得明白吗？听得进去吗？被压制的作家、学者，在中国及海外多了去啦，可是他们的声音真的让人感觉那么危险吗？有那么邪乎吗？朋友，你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恐惧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而后你自己又禁锢你自己，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要说“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的不是“人民的思想”，而是“我的思想”。凭借当代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与空间领域，我告诉大家，一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数万人接触到个人真实而密集的声音。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人本身就是媒体，本身就是思想，我才不认为中央电视台无人取代，单以纯粹娱乐的湖南卫视为例，就可以在收视率上远远超越它。最顶尖级的出版社，说不定还亚于不知名的网络出版媒体。不管你背后是什么系统，这个系统有多么庞大，“思想决定影响力”，一个足够强大的公民，都可以超越这些官方安排的垄断体系。在中国，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个人的个人博客就超过一亿的点击率，一个是徐静蕾，一个是韩寒，这种传播，是一般传统媒体可以达到的吗？
有人问我：“你主张什么？”我回答说：“公民主义。”其解释就是，足够强大的公民个体的首先建立，远远高于国家之强大、民族之兴盛。强大的公民个体，对威权体制构成最有力的消解与反抗，这就是对“国家强大了，我在哪里”、“政府强大了，我有什么”的解决。让政府“小”，就必须首先让公民“大”，中国传统式的“大国寡民”必须改变为中国现代式的“小国大民”，这就是公民主义。我已经解释了不止一百遍：“没错，我是叛逆，但我是专制主义的叛逆。”韩寒说，了不起的中国作家，应该是写好作品以后，马上逃到美国去。我不用逃，我偏要在中国写作，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从我的血液里流出来，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我不懂隐语，憎恨“擦边球”，愤慨那种“看透了琢磨透了但不能说透了”（崔健语）的表达。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土地，就像粘着我的身体与灵魂一样，紧紧地粘着，紧紧地贴着，那是一把刀子深深地插在里面的感觉，是血与肉的关系，是火与焰的关系。
我相信，一百年以后，有人会翻开这黑暗的一页，看到一群“太较劲儿”的中国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天呐，我都25岁了，人生过去了三分之一，就算是熬，也该熬到“爱谁谁”的地步了。有什么不可说的？有什么不可干的？有什么豁不出去的？我就不信全世界都容不下这样的人，我就不信全中国有血性的人都死光了，我就不信所有的封杀都可奏效，都可传承。电视剧《刀锋1937》里说：“你开不了这一枪，你就成不了人！”这一枪，我现在开了，我要做人，做一个可以挺起腰板，昂首阔步，笑傲江湖，站在阳光下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中国人，既作为毕生梦想，也作为新一代大陆人的形象，就在中国坚强地活着。这活着，本身就是奇迹，就是标竿，就是景象，无须去表达过分的狂傲，只须去坚持到底，坚持即是胜利。几千年了，二十五史之外的叛才也应该有那么一批了，也应该跳出来一批了，我就在此批里面，大胆地活着，大声地笑着，大无畏地猛烈着、欢乐着、爱着、恨着……



只为苍生说人话——悼柏杨

作者：杨银波


中国文化运动——或曰中国文化思潮——的历程，伴随了整个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古至今，一概如此。西学东渐以后，沉睡麻木的中国被猛然惊醒，产生了以国家强盛、民族自强为主流的文化激辩，且激辩延续至今，波延更广、更深、更众。从民主革命与保皇宪政的激辩，到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激辩，其间经历了混战、抗战、内战，随后在大陆遭遇了反右、文革、民主墙、89民运，在台湾遭遇了军政驯化、白色恐怖。两岸同文同种却不同行，一边由极权制度转变为威权制度，一边由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一边是大一统禁锢全民的沉闷铁屋，一边是充满活力的民主灯塔、自由之船。一批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间活跃，但其命运却截然不同。大陆的文字狱至今未绝，《刑法》之“颠覆罪”的法令束缚、恐吓、震慑着敢言、敢行的人们。多少前辈在这当中受难，多少义士在这当中家破人亡，多少个大陆版的殷海光、雷震、李敖、柏杨、龙应台、汪荣祖一一流亡或入狱，多少个大陆版的倪匡、孙隆基一一受控、沉默，多少个当代孙文、当代梁启超没有了平台……。这许多故事，简直是一言难尽！
“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的柏杨先生之与世长辞，让我激烈感慨如上。那“大陆版”的三个字，也被中国媒体用以形容不一样的港台人物，标明为“大陆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柏杨就是其中极其出色的一位。香港的倪匡曾经以大陆敢言作家张贤亮受迫害为例，极其恐惧于暴政的利爪。这透露出一点，那些把眼界上升到整个华人世界的人，对于今日中国的透析，是有分寸的、有了解的。我知道柏杨也曾经是“中国人权”组织顾问，他的许多社会活动尚待人们去认识。可以说，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其专注所在，绝非文字、演讲而已，即使没有政治抱负者，其本身的行为也带有政治性。许多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学者，都可以用政治的眼光来视察，可以发现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同于谋士、谏士，而是整个时代之形象。柏杨的形象，就是愤世嫉俗与悲天悯人的结合体，在苦难里浸泡出阴冷、犀利、深刻、诚挚，这跟杨春光的形象颇为契合，就是你把你的目光穿透到他的目光中，那里面装满了苦水、憎恨以及深切的爱，是真正“爱得越深所以恨得越深，恨得越深所以爱得越深”的目光。
面对无处不在的恐怖与灾难，先行“起来”的人们，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有人直接参政，凭借真正的权力来施展才华，履行政令，变理想为现实，变期许为实践；有人推动建设，在分工不同的情形下，主攻自己的兴趣，能救一人便救一人，能解决一事便解决一事，好比苦行僧，好比人权律师，好比ｎｇｏ；有人极力批判专制丑恶，针对当局之严重弊症，一一揭露，一一指正；有人极力批判民众生态，痛恨其劣根，恨铁不成钢，一一暴露问题；有人在历史长河里游走，脚踏历史的泥沼，追根溯源今日此局的由来；有人规划蓝图，凭借丰富的经验掌握，重新开辟新的道路，寻求新的建设，找寻新的家园……。这样的人，不将自己限定于一时一地，不将自己框定为固定角色，即使在面积不大的台湾，却能有柏杨这样的人物，在华人界引起轰动。倒是在大陆，太多智士名流，要么合谋于当道，要么不见容于当道，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铤而走险。人格纵使再伟大，胸襟纵使再宽阔，要在中国大陆找出柏杨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困难得很。60年、70年代、80年代的李敖和柏杨毕竟还能在台湾冲击报禁，宣扬民主自由，而在理想主义流行一时的8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则几乎是等到互联网时代来临时，这样的人物才被人们觉察到了几许。
柏杨一代，是在地狱里已经死去过，又再次回到人间的一代。战乱、专制、牢狱，爱恨情仇，大痛大悲，老式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批判力。当柏杨病重住院，马英九知道自己要去看望，他去了；陈水扁知道自己要去看望，他也去了。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不管柏杨曾经批判过谁，但在今天，所有往事中的黑暗，所有痛苦中的窒息，都必须结束。历史的负担放之于具体的某个人，这感觉实在是太沉、太重了，就如一个新的行政长官必须处理上一届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废待兴，那滋味乃是如此不堪言语。从印刷时代到网络时代，一个人，平生产量2,000万字，而且多种著作畅销不断，构成文化事件，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那么这种人物就是历史功臣。你可以在李敖的“资料机”一般的内容和广告语一般的渲染中，收获激情、洒脱、不羁、油滑、自负、玩世不恭；你可以在柏杨的毒辣文笔、阴冷情绪、沧桑风格的汪洋大海里看到恨中的爱、爱中的恨；你可以在龙应台那第一流的文字里，感觉到生活的真实，由小到大，由具体到抽象，由狭隘到辽阔，养习你的现代文明气度。这都是你的选择。这些人都在老去，但他们的文字和声音以及被勾勒出来的传奇，却是你一生的参照。
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一群民主斗士之作，流落于大陆街头地摊。那是被视为危险的思想，却率先影响了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在这批受影响的人之中，有刘晓波，有余樟法，有郑贻春，有杨春光。当然，还影响了至今仍在体制内的一批文人及官员，包括陈忠实、陈建功，《新民周刊》、《南方周末》里的一些记者和编辑。而我们这一代，居然在即将成年时还看不到刘晓波的著作，只能带着耳机收听着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躲在被窝里看余杰的《火与冰》、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终于有一天，在地摊的盗版书里，看到了李敖、柏杨、龙应台，第一次了解何为“政治犯”，第一次了解何为“白色恐怖”。当时年仅16岁的心情，犹如去观阅法西斯的残暴、英雄的反抗以及无边无尽的压抑。所有的同龄人都在教条主义的教育里前行着，在题海、训诫、玩乐、不知所谓的生活里消遣着自己、折磨着自己。我是孤独的一人，因为思想在发芽，反抗在生根。却未曾想，许多年以后，我的身上也将流淌书中人物的气息，而且面对的是更严密、更系统、更专业的窒息体制，以及更惨烈、更扭曲、更悲苦的中国底层。到这时才明白，原来所有的杂文、所有的短篇小说，不过是真实社会万分之一的投影。国家真大，社会真杂，英雄真难当！
传讯的传讯，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死亡的死亡，就在身边，就在眼前，而且这命运仿佛竟要到自己身上。我突然明白前人的道路乃是如此曲折而漫长、艰苦而持续，突然明白为什么柏杨临死时还在想着他们那一代独有概念的“国家和社会”，突然明白年轻一代的大陆人将在今天遭遇着怎样的考验。拿起图书馆里的柏杨书籍，在那旧旧的封面、粗糙的文字中，原来竟含着这么多的寄望、这么重的交代、这么大的嘱托。那是在我的一生之内也看不到的愿景。整个民族的丑陋，文化酱缸里的窒息，个体被严重扭曲后的麻木、冷漠、盲目，权力专制起来的普遍灾难，民众内心分裂、精明的无奈……，能有质的飞跃吗？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的时期遭遇着黑暗的袭击、悲惨的命运、耻辱的构陷、精心的欺骗，只有当你自己的人生够波折、够眼界，你才能与柏杨的心走得够近。他的文字实在是冷极了，散发着阴朝地府般的警告和宣判，让你看到自己的灵魂是多么丑陋，多么可怕，多么荒唐。他无意讨好任何一个人，流出的文字也如黑血那样，让你感受到恐怖。他所倡导的人权，是具体的，在诸多短篇小说里，你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最终走向悲剧，制度性的、人格性的双重灾难挤压着每一个人，尤其是挤压着生存在社会底层与边缘的人，令他们越来越底层，越来越边缘。
《丑陋的中国人》，以及重新写作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让你知道这历史中更具体的“人吃人”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将柏杨归之为“黑色文学”的一类，尽管他的语言在我这样的年轻人看来仍然不够直接、不够锋利，仍然隐语无数，但是他起码做到了“写尽苍生”，是将大千世象都描于笔下的努力。他当然不是李敖，不会去投机取巧、献媚威权，不会将坐牢当作政治资本来炫耀，他想说的是：我，柏杨，是受过苦的，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比我苦，都比我惨。因此，我的奋力，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人的恩怨都能了结，不再重复。他的人生，全是十年又十年、十年再十年的安排，世间之人，能够这么果断地持续努力的人，实在少见。他的妻子说，柏杨这么干，一是要写才有收入，二是确实有话要说。这颇似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纯以稿酬维生的人，连出版作品也干脆标明“版税可以一分钱都不要”。我的写作与许多人的写作大大不同，于我而言，这是活着的手段，也是活着的证据，更是活着的理想。我相信，再给我30年时间，我同样可以发表2,000万字，且那时的自己才55岁而已。这就是“大陆型知识分子”，一个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的中国人，却要去做很少有人会去做的事情，且终其一生。
李敖、柏杨、龙应台的一生，其始、中、终的阶段，我都一直注视着。他们让我看到在威权统治时期的不同奋斗，也让我看到威权统治结束以后的各自立场。有人选择了沉默，有人选择了投机，有人选择了高瞻远瞩。当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报禁的那一刻，他们三个都在想什么？有人失落了，有人放心了，有人凝重了。当那个专制的时代被消灭，一切都是全新的背景，你是否再也没有了对手？你的拳头是否会空？你的支撑点在哪里？难道没有敌人你就不能生存吗？有人松懈，有人困惑，有人开始了另一种旅程。选择，又是“选择”！当那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都一一老去，他们似乎都活在昨天，活在梦里面。可是，他们终究还是会醒来，看到年轻的一代、更年轻的一代，踩着他们的肩膀继续往前走，运用新的技术，运用新的理念，运用新的空间，在新的时代背景里苦苦奋斗着。他们是感到害怕、失落、惶恐，还是持以兴奋、欣慰、鼓励的心？有一天，我也会老去，我的所有朋友都将老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来做这个先锋，但是今天的先锋可能就是明天的掉队者，甚至成为阻碍。届时，我不必说：我已老去。那实在是没出息、没骨气的话。而应该说：我仍会发光、发热、发亮，仍会一直奋斗下去，为外在的天地，为内在的心灵，我要活下去，我要拼下去！
89岁的柏杨，是与我相隔整整六个年代（64岁之差）的人，我与他的重孙子一代可能才是一辈人。这样的差距，心却走得非常近，大约是彼此之间的某些处境极为相似，且其历程也伴随着可以交叉的锋芒。他与李敖所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系统化起来，其实也不能替代整个东方文明，但这并把妨碍柏杨本身的启蒙者形象。有网民在网上评论道：“柏杨的启蒙者形象近乎完美。”因为，虽然他的文字辣而激，却渗透着热与爱，有极强的正气和思辨追求。他的启蒙，让我们看到了遭受扭曲的传统文化附加于专制权力之后，所形成的令人痛苦忧心的民众生态和官方恶政。要回归到真正的东方文化，进入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从新的制度和真的文化里，寻求信仰、尊严、自由、权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应有的努力。我悼念柏杨，就个人而言，是要感谢他在我人生早年所传递的正直、勇敢、警醒，这位前辈是我少年时期的“神交”者之一。今生今世，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位前辈，听不到他对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只能在他2,000万字的著作中找寻更多的国民病症。马英九，你也有柏杨的重托啊，在这个镜子一般的老人面前，你将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真实的人，看到形形色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复杂和艰巨。
我想了又想，总想在最后对柏杨说句更发自肺腑的话，但那话却是柏杨自己说的：“不为君王唱赞歌，而只为苍生说人话！”柏杨千古！郭衣洞千古！是为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