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作者：杨银波


我之思想，不唯独来自“自省且自律”，也不唯独来自“心灵”。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历史长河中，既属于个体也超越个体的认知、辨析。思想不仅仅是无数参考系中的归纳、总结，不仅仅是剖析自我的忏悔、审视，它甚至更是行动，不仅仅是想出来的、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干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拿命来换出来的。有人说，思想的前提是首先了解自我，而后才能了解外在，否则这态度、角度就不端正，这个基础就不牢靠，上面的建筑就会摇摇欲坠。我要说，这仍然只是角度之一。更不必说，以思想的力量来批判政府、批判传统，居然就是“没有首先了解自我”的幼稚。自我、政府、传统这三者之间，没有先后秩序，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政府以国家法人自居，以制度统领于你，而传统则是数千年之遗留、保存，到现在真正遗留下来的，已经太少太少，诸多教条束缚着中国人，诸多正道又被扭曲解释，要真正还原传统，就必须对太多传统重新批判对待。批判政府，是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迫使其转型，喝令其改革；批判传统，是“拨乱反正”，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真正文化来源，因此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差别甚大，也与李敖、柏杨差别甚大，不是彻底反传统，倒是热爱真传统，追逐真传统。
对自我的认识，有着无数的路径。当你俯瞰历史，仰望世界，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说我“狂”的人，大约真是小脚见着平常脚，以至于觉得那就是碍眼的大脚了。我要说，我已隐忍诸多，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大”没有显示出来。我不是克己复礼的传人，而是作为人的追求，在面对太多不公不义不平时必然“条件反射”般地挺立。现代公民，不是什么都要无分是非地去包容的，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得失，但不可忍受公众的得失。思想向内扩展的人，看得见自己的劣根，明白自己的局限，懂得自己的微渺，但并不足以迫令自己收敛良知。不可见的良知不是良知，沉默、忍受、视而不见，或者只是“独善其身”，那是“自了汉”，充其量只能保全自己的清静。省与律，其根本目的不是束缚自己，更不是灭杀自我及个体，而是为了得到心灵的通畅、浩然的正气、豁达的悲悯。这是入世的态度，不是避世的态度。因恐惧政府专制而不敢言，因熟悉权力运作而鄙视无权者的奋斗，那不是端正，而是冷漠与傲慢。要知道，民间远远超越官方之所在，不在于你的权，不在于你的势，而在于人心。
走进真实的民间，那里多是反抗权势、冷漠权势的潮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受难，不是谁说出来的受难，而是真真实实的受难。关在监狱里的良心犯、政治犯，走在路上的上访者，圈地运动中的抗争者，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民间，你也将知道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当。古往今来，多少狂傲不羁的人物，在此中力挽狂澜、竭力呼喊！他们是大写的人，不因时势的黑暗而惧怕，不因民众的出卖而叫屈，不因自我身份的卑微而自轻，甚至不因家庭的阻拦、权钱的诱惑而退步妥协。中国式的脊梁，往往都是在真实的黑暗面前，勇敢地为民代言，有时甚至勇敢地面对着盲动的民众，成为了“一个人的战斗”。这是任何时代里被当作最傻、最天真、最不成熟、最无世故的人，你以为这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所引起的吗？不是。那是人回归本性的努力。无论时代有多乱、多脏、多黑，为反抗谎言、暴力、压制而战，一直都是重要的主题。更何况，当身边林林总总的悲剧不断发生，纵使你的既得利益有多大，你的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多懂得这当中的运筹帷幄、规律倾向，你都不得不为之所动，有所行，有所言。再懂得明哲保身的清流，再懂得自我之微渺的平民，即使出世得如同寺庙的和尚尼姑，也要大叹“阿弥陀佛”，更何况是敏感而不屈的我们？
心灵不是一个简陋的角落，它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里面装载万千，是“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复杂体。心灵是内外相通的，中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阻碍，心就是物，物就是心，万物皆在心，心皆在万物。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极出色的传统文化，那天下不是君王、党主之天下，乃是天下之天下。关注世态，秉笔直书，反抗强权，更不必理会是否得罪政府，或者破坏传统，而只理会：声音是否发乎于心？是否不够透、不够明？人的能力与境遇是各不相同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老农，譬如我的父亲，虽然缺点频繁，但也能持有一股底层正气，能够力所能及地尽一己之力。这跟人受的传统教育没什么关系，跟文凭高低亦无关。我没有否定体制内的努力，没有否定体制内存在够硬的角色，我之批判已经够客气了，不少身在曹营的人比我更愤怒、更直接，而且其计划更长远、更懂“行情”。社会是有分工的，你能尽这个努力，我能尽那个努力，角度的确不同，然而平台却都是公众，因此，做看得见的事，说听得到的话，都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自我负责。有的人走过曲折的道路，回过头来对年轻人说：“你走的路，我早就走过。”然而目及他们的现在，却多是沉默者，“老了，摔了跟头，只乞求能够平安地活着”，“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弃甲慢慢地顺从”，这是失败者的沮丧，这是失落者的沦落。
苦难，是激起思想的重要条件。苦难的缘起，确实不是全都该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负责，确实里面很多内容根本就是人生恒常的存在，并且从来没有因为文化、种族、制度和经济水平而改变过。但是，这不是为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解脱一切责任的根据。制度的更迭，其目的是以更适合人性——尤其是人的逐利本性——的规则，来推动国家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分配资源、吸收文明、创造文明。当国家的众多资源遭到垄断，包括统治权力、媒体自由、基本生活之必需（如电、水、路、通信、石油等）的垄断，尤其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犯罪问题日趋高涨，弱势越来越无助，强者却越来越霸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办？民主制度、民主政府、自由文化、公民社会等，这些确实不能把每一个中国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如神仙般的大善之人，但是，这样的制度、政府、文化、社会是更合理的需要，以最小的成本，起到最大的激励和保障的作用。通过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的传播，通过民众选票的透明认定，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全社会动员，人可以生活在有选择权的天地。五年前，郑贻春说：“我可以选择你这个制度，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制度，我可以选择你这个领导人，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领导人，这就是政治市场化的本意。你完全可以把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的权位、某一位领导人当作商品来选择，它们就像你买的一件衣服或某种物品，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他被关在中国监狱里受刑，销声匿迹。按韩寒的话说，这种“瞎子用屁眼都能看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双眼不盲的人却装着看不到？
改变制度，是从权力的合法来源开始的，合法的权力来源有利于权力的合法运作，为地方、为国家、为每一个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机会。一个收入微薄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的乡村教师，一个沿海电子厂的打工妹，需要的都是人民币。茅于轼就说过：中国人不是缺粮食，“粮食荒”是个伪问题，中国人缺钱。这样的常识，北京大学的学术泰斗之一季羡林也会告诉你。要让人民有钱，让每一个人都富足起来，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就需要廉洁高效的权力，透明公平的市场，鼓励人才的氛围，勇于接纳不同政见、社见、经见、报见的胸襟。苦难的缘起，有突发的，有非突发的，有急风骤雨的，有潜移默化的，是制度与人心的双重灾难，甚至是制度与人心之外的更多因素所致。没有办法消除苦难，但却可以通过改变外在条件的方式，来减少苦难的发生，降低苦难的成本。如果人们能够有力地阻止政绩工程，如果国家能够有力地打击腐败，如果黑社会的问题可以在解决了贫穷的前提下根治，如果上访的人不要抓他，如果敢言的记者不要整他，如果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要关他，如果当政者可以放权于民间、还政于人民，如果军队真正属于国家……，那么，苦难必然会大量减少，其程度将大为降低，整个社会都将有着浩然的悲悯正气，人本身的劣根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最反对的，就是那种因为“不可能全部解决”而“干脆不解决”的做法。力所能及，竭尽全力，是要知难而上，能做到一分就是一分，能做到十分就是十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基于主事者冥顽不化、自我逃避，从根本上拒绝破釜沉舟的改革，这才逼得即使敢怒不敢言的人也非说不可了。
客观，宽容，历史感，理性，大智慧，大心胸，有人这样要求着此时的你我。当你宣泄你的不平之鸣，并且显示自己的强硬与不屈，想要“做大”自己这个公民之时，你将被视作怨天尤人、表现自己、标榜自己、自我卖弄、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如果你恰好比较年轻，你更是容易被标以“年纪轻轻，涉世不深”，你是荒唐的，你是胡闹的，你是可笑的，同时，你一定是有别有用心的，如同西方的传教士之于中国。我能够在一夜之间想明白这当中的道理，譬如说，我，干脆不用谈政治制度，不用反击专制，我需要以“纯文学”的语言，避开一系列敏感词汇——那些词汇在无数网站论坛的“屏蔽辞海”里。我谈中国数千年之优秀文化吧，赞美过去，赞美现在，赞美未来。要像民国谈清朝、清朝谈明朝、明朝谈元朝、元朝谈宋朝、宋朝谈唐朝那样，不要谈现在。若谈现在，不要有批判。若有批判，不要批判当道。若批判当道，不要具体批判，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透。若要把话说透，那就换个地方，干脆说给自己听。自己也不要听得太多，左耳进右耳出，说多了自然也就信了，自己的头脑也就“旷”（重庆方言）了，糊涂了。真奇怪，到最后只能得出一种结果：沉默。要说涉世的深浅，我看整个中国都在欺骗自己，那是“黑话”，是见证过厉害、残酷、恐怖与高深莫测的阅历。与其钻这等黑水的“世”，倒不如进“世界”的世。我们活在被民主制度几面夹击包围的国家里，还要自我安慰“中国特色”、“和谐社会”。从来都没有过现代文明的真实生活，还要畏缩自己，并拉平他人。
救世，是无数人都在干的事情——不是救世主，是救世者。这是勇敢的一群人，本来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不管是被视为标榜卖弄还是被视为正义良知，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而且是表现定了！躲在一角，清高自在，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这种“表现”需要多大的勇气？将承受多大的代价？如果思想还要有所选择，如果思想只能在“思”里面“想”，那么思想究竟是如何推动历史的？我要说，思想是活的，活在人的身体里，发射到真实的社会中，有光就该亮，有能量就该释放，这可笑吗？说我年轻，老天啊，这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是该虚度的吗？是该颓废的吗？是该沉默的吗？我有25岁的年岁，但言语、文字却是“52岁式”的，那不是固作苍老，而是“硬中含锐”的特色，是典型的檄文式风格，是多年独立写作的“血管里冲出来”的性情与激思。我反感仅限于言说，因此也在做事，也在奔跑，但是我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冲破自己的禁区，勇敢地言说起来。我向来不认为那是“狂”，更不认为那是“妄”。实在是太多人自己被自己吓破了胆，自己的恐惧与冷漠占据了大脑，僵固了思维。20岁出道之前，我曾写过一首《生命》：“我要让疯狂的野火烧焦冰冻成海的心脏，砸碎僵固已久的身体；我要让奔腾的血液冲垮残骸逾亿的木棺，震惊五百年后的人民！”这种Shock the people after 500 years的决心，是一个青年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对时代、对历史的庄严承诺，他可以做到，无论都多难，有多苦，有多累，有多累，他都要做下去。这是标榜吗？这是抱负，不是只为欺骗他人和活在真空里的理想！
中国不是狂者太多，而是太少。那不是要当“兽中之王”的霸气、挑衅，不是今天攻打这个民族、明天掠夺那个民族的成吉思汉，不是阳谋出洞、镇压良知、掀起文革暴政的毛泽东，而是留股正气在人间的奋进，是真真正正地当一回人的挺拔。这种人，不是暴力的倡导者，不是侵略的响应者，不是权力的崇拜者，不是物质的迷乱者，而是视民情如自身所受，视国情如自身所承，那是一种不轻贱自己的承担，是“舍我其谁”的坦率，有因爱之爱，有因恨之爱，有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有日夜焦灼的辗转反侧。我不是恨国者，我是实在爱得太深太深，以至于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是什么地步啊？睁眼闭眼之间，都是血液和哭泣的声音在反复撞击着，那是真正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感受。要谈涉世，就到底层来，就到边缘去，就到官场上看个够、听个够。去那喊不出声音的监狱去吧，搞懂犯罪的人在想什么；去那忏悔罪孽的教堂去吧，搞懂另一种犯罪的人在想什么。或者，看看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再去上访村看看吧，去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太石村回访吧，去法庭旁听腐败案件、黑帮案件吧，只要你的眼睛能够看得到，你的耳朵能够听得到，再来想想：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狂者？究竟需不需要不随流于人云亦云、人行所行的现代公民？就让我来宣告：我们是公民，不是百姓；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工具；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
（本文发表时，题目被改为《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