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自由文化：新闻自由

▓畅谈自由文化：新闻自由

作者：杨银波

一般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政策，受宪法保护，是基本人权和人民自由的重要事项。其政策之实行，依赖于各种公众条件的促成，例如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政治、文化、历史的民主政治传统，公众和领袖人物基本的民主政治素养等。一旦这些条件有所缺乏或丧失，那么新闻自由必然演变为政治事变的牺牲品。在一个政治专制、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公众对新闻自由没有真正了解和迫切需要的国家里，新闻自由所能进展到的最大力度，只能成为少数仁人志士的追求和理想，而无法成为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时代任务。在历史上，为新闻自由献身的人，其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到新闻自由的本身含义、历程，更涉及到促成其发展和进步的各种复杂条件，让人们深刻地了解新闻自由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人权、法治等一系列领域的重要价值。
中国的新闻自由是非常滞后的，众所周知的新闻检查制度，打“擦边球”的媒体生存策略，重大紧急事故的难于插手和公布，意识形态的严厉禁锢，新闻自由斗士们的逆境与灾难，娱乐大众化的低级趣味……，这一切实际上将新闻自由本身大打折扣。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中国新闻事业，从历史上看，自唐朝官报开始，到宋朝邸报、明清官报和《京报》，至今乃有1,000余年，不过极少不是君主意志的产物。真正开始涌现些许新闻自由的，是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申报》等。其间，中国人自己的新闻事业，则是戊戌变法前后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办报活动，比如《循环导报》、《中国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湘报》、《国闻报》等，以及《中国日报》、《苏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改良与革命，成为当时的新闻运动之最大焦点。
到民国初期，中国新闻事业曾有短暂繁荣。仅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报纸就猛增至近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当时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其中北京为最，新增报纸达50多家；四川、湖南略次之，两省总共新增报纸34家。民国建立，革命报刊风起云涌，甚至连自己的通讯社也在着手建立，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广州的“中兴通讯社”和比利时的“远东通讯社”，尽是当时的革命进步人士之心血。新闻自由在当时，已经远胜今日之共产党格局，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概废除清朝政府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限制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在1911年，各军政府一一颁布“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得享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等法律；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主思潮激荡整个中华大地，各军政当局无一不支持，各党也纷纷自办报刊宣传。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罕见的“报纸之黄金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政党报纸迅速堕落。国内掀起反袁浪潮，袁世凯迫害新闻事业，其最根本的手段就是用暴力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残酷迫害反对他的报纸和报人，报纸被封禁的事件层出不穷。以“暗助党人，希图推翻政府”或“煽惑军心”一类的莫须有罪名惩处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比如：《民主报》主笔仇亮，《国风日报》主笔吴鼐，《民力报》编辑敖瘦蝉、罗锐青，记者刘绶青、贾侠飞，职员邢拱宸，《震旦报》发行人康仲茔，《大公报》编辑余慈舫，《一张》主编王平章，《大公报》的胡石庵、丁愚庵、朱伯馨、颜觐棠、范风俦，《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衣，《四川新闻》的魏绰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这批人，枪决的枪决的，坐牢的坐牢。至于遭到传讯、呵斥、刑辱、殴打的新闻从业人士，更是数不胜数。当时的中国人，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不仅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国民党激进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群起反抗，就连袁世凯托人送20万元给梁启超，也遭到严厉拒绝——梁启超毅然在《中华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一出，连保守的《申报》、《华字日报》也由拥袁转为反袁。由此可见，当时国人之奋争何其勇猛与坚决。
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闻事业曾有短暂复苏。然而各种政治势力逐渐呈现你争我夺的“地头霸道”局面，禁锢政策再次抬头，北洋军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颁布《报纸法》，诸多报纸沦为军阀、官僚、政客之喉舌。黑暗统治愈演愈烈，文人堕落，成员分化，小报猖狂，不痛不痒，世风日下。在这段乱世之中，曾有一批破有影响力的“硬骨记者”涌现，比如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等。他们才华出众横溢，堪称奇才，但其命运却极其悲惨。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刘少少遭到通缉，邵飘萍被捕入狱，而后被害去世……。这批人所带来的影响，是采访、政论、通讯、文史、剧评等多方面的革新。此后的新闻事业，便走向五四时期及五四之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国民》、《新潮》、《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一类。历史不用我来过多赘述，如一次内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二次内战、抗日救亡、三次内战，直至中共夺权、国民党败逃，这段时期的新闻焦点，实际上仍是政治势力之间的残酷斗争，是国民党专制、农民起义、抗日战争的三大主流所在。新闻自由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不受过政治情势的决定性影响。
中共建政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批新闻进步势力遭到分化、打击、迫害，最典型的案件的就是《观察》的储安平受难。到文革时期，“多数人的暴政”将国家拉入酷似“欧洲中世纪”的红色恐怖之中，新闻人士几无脱身。文革以后，从“民主墙运动”到“六四运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成为理想主义的主宰。西学东渐，体制内新闻人士空前努力，连《人民日报》一类也大有“硬骨”所在。然而，“六四运动”的鲜血，再次将一群力求国家民主、反对腐败、开放自由的学子、知识精英及社会各阶层的呐喊，统统压制于红色恐怖之中。人才大量外流别国，国内人士遭到逮捕审判，清算之严、之惨，简直一言难禁！新闻自由重新回到了禁锢时期，一直到90年代末《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炎黄春秋》等少数知名报刊的“擦边球”努力，才让新闻自由的倾向有所抬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决定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人才的培养方才成为重大任务。自此，关于新闻自由及其更深刻的延伸，才最终走向一个略为复苏的阶段。
推动现代新闻事业的举动，最早可以追溯至1919年徐宝璜出版的《新闻学》，其后又有1927年戈公振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在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这两本书被认为是“公认的传世之作”。然而，随着高度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形成两大支柱，一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二是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此种形势，决定了过去的新闻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亟待弥补的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从印刷传播到通讯社，从电子传播到互联网传播，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已经远远打破陈规。当代传媒的数字化、交互性、融合度，将无可质疑地继续演变。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从业者不断接触到数字图像压缩技术、数字电影与高清晰度电视、视频节目制作技术、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直播电视、交互电视、付费电视与电视购物、数字音频广播、数据广播、家庭影视、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电子邮件、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综合业务数字网、智能网、光纤通信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个人通信技术、电视会议、可视电话、信息高速公路……。其突飞猛进之程度，令人惊叹。
当前中国，是报刊、电视、电台与互联网的并存时代，新闻自由在这当中的成长空间乃是巨大的。载体与方式的革新，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在研究、制作、编排、发行等领域，不断革新其理念。我们可以研究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一类是新闻杂志，一类是记录片。其最不可遗忘的历史影响，都是从重大事件的及时、真实、深刻和颇具个性与胆魄的深度报道开始的。从60年代的肯尼迪总统遇刺，到70年代的“水门事件”，从马丁·路德·金的人权运动，到陷入泥沼的越南战争，新闻节目无一不是就重大事件进行彻底披露，激起公众舆论反响，推动民主自由和高层正确决策。此后的80年代、90年代，随着电子新闻采集技术、卫星新闻采集技术、低成本技术等运用，地区有线新闻、专项新闻和全球新闻涉及的层面更为广大，单是ｃｎｎ的卫星传送模式就能让全世界90%以上的人口收到其节目。与此同时，新闻队伍的精诚合作显得更为专业，第一阶段是新闻总监、新闻制作人、责任编辑、现场制片人、记者、作家、录像带编辑的努力，第二阶段是导播、主持人的努力，这些人彼此分工明确，环环相扣。新闻自由在这当中的极大体现，就是时间、角度、魅力和深度的比拼。尤其是新闻节目主持人，几乎成为与总统、国会议员、企业界巨头、工会领袖并肩而立的公众舆论影响者。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们怀念那些追求新闻自由的英雄们。比如ｃｂｓ广播电视新闻的开拓者爱德华·默罗，最受信赖的主持人沃尔特·克郎凯特，在竞争中崛起的新星丹·拉瑟，ｃｂｓ新闻第一明星道格拉斯·爱德华兹；比如ｎｂｃ新闻开疆元老约翰·斯韦兹，一对超级明星亨特利和布林克利，学者做派的主持人约翰·钱塞勒，出类拔萃的地方新闻主持人汤姆·斯奈德，ｎｂｃ的掌上明珠汤姆·布罗考；ａｂｃ老当益壮的主持人哈里·里森纳，经理奇才鲁尼·阿利奇，深度报道的强攻手特德·科佩尔，仪表堂堂的外交行家彼得·詹宁斯，华盛顿的“黑旋风”马克斯·鲁宾逊，钢铁意志的男子汉布赖恩特·岗贝尔；以及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简·波利、黛安·索耶、菲利斯·乔治……。当然，我们还可以走进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东欧各国，走进北美的加拿大，走进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黎巴嫩、科威特，走进非洲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加纳，走进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国，走进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去感受这些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拉回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国的新闻活动具有极大的制约性，当局恐惧于国外新闻势力的民间渗透与民间交流。由于法制之束缚，政治之缺乏民主，中国的新闻媒体实际上很少有机会、有可能、有能力去发表最有价值的消息。所发表出来的信息经常是单方面的，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党主意志的体现，而民众则丧失和弱化了表达不同意见的话语权。冗长而千篇一律的讲话，故意虚假的繁荣报道，粉饰太平的充斥其间，实际上对于改变现行体制毫无价值。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将责任与义务作为新闻业务的基础，这种“责任与义务”被赋予了极其沉重的团结、稳定指令，在内部层层遭到审查，对外界又不得走漏未经审核之风声。西方大量关注的战乱、犯罪、灾难、阴暗等问题，在中国同样有关注，但最终的“点”一定要落在当局的努力上。因此，每当国家遭遇重大损失之时，镜头所指、笔墨所触，全在“党的领导下”的硬性宣传方针和舆论导向之中。中国之反对国际新闻垄断与控制，反对文化侵略与渗透，更被当作是“反帝、反殖民斗争和反对西方控制斗争的继续和深入”，究其实质，全是不敢开放“言禁”的冠冕堂皇之词。
另一方面，严肃新闻报道的缺乏自由和受尽制约，导致非严肃类的娱乐节目大行其道。在一个又一个电视台里，富有权威的中年主持人被长相漂亮、精于打扮的青年主持人所取代，这些青年人的方式是：注重个性，让观众感到舒服，从坏消息里跳出来，强调娱乐性内容。例如，湖南卫视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娱乐电视台，不再持有任何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幽默、轻松、易懂、玩闹、炒作之中，国民集体沉浸其中，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娱乐产业已经远远大于新闻产业的收入，受利益驱动，大量电视台积极仿效，全民发生“娱乐暴动”。主办奥运会，更成为当前中国最大、最多、最密的首要新闻，围绕同一个“主旋律”，大肆煽动民族感情，转移国内层层矛盾，实在无甚新闻自由可言。中国责怪于东西方传播力量、传播流向、传播内容的不平衡，实际上属于那种典型的“有病不治”、“讳疾忌医”的自欺欺人之举。真正的新闻自由，只有在互联网中才看得到侧面的进步——即使互联网本身也受到审查、控制，但毕竟逐渐打破了非政治层面的诸多禁区。民间新闻人士结盟抬头，互联网已经在事实披露、舆论感召、联合民众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新闻自由的实现，说到底是思想自由的结晶。至于载体、技术与手段，只是作为形式上的改革，不一定能够促进真正的新闻自由。当一流的技术被用以钳制新闻自由时，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遭到禁锢，那么物质文明的发达对于信息层面、精神层面的“贡献”，就唯有洗脑、沉醉、遗忘、压制，是将人心“物化”、“固化”、“呆滞化”的手段，实际上与传统的弱民之术无异，是“齐物论”在当代的演变。我认可和追逐的新闻自由，应当是这样的：关注公众事务，尤其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和艺术颇为关心，有同人打交道的本领，同政府和企业展开谈判，对世界局势有较透彻的见解；有对危险深思熟虑之后的勇气，有道德观念，追求那些令人不高兴的真理、使人消除疑虑的真理、危险的真理和鼓舞人心的真理；在大局意识上，客观、公正、全面、真实地进行报道，无论是正面新闻或负面新闻，都视之为国家之光荣、新闻之职责；在本职工作上，有独特的魅力、正派的品格、充沛的精力、顽强迅速的工作作风、狂热的竞争精神，胜任播音、写作，有准确的新闻判断嗅觉和叙述、评论能力，即使遭遇危机时刻也仍然能够理智报道；他们尽量即席发挥、随机应变，有解剖问题实质的能力，严肃，深刻，冷静，而且一针见血……。
新闻自由在中国还只是一个萌发阶段。时代的发展，迫使新闻人员需要具备越来越专业的新闻素质以及“超新闻”的公众领域之剖析能力。新闻的真正导向，恰恰是新闻本身的魅力以及驾驭新闻的能力，使其激起民众的思考与辩论，而不是单向性或“一窝蜂式”的灌输、宣传与洗脑。中国最糟糕的新闻事件，不唯独是那些坚持正义、良知和真相的新闻人士遭受牢狱、撤职、审查和排斥的惩处，而是几乎整个新闻界驯服于当局，在许多重大问题方面成为当局的舆论打手和事件帮凶，这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专制力量对媒体进行利用与控制的高压政策相似至极。那些努力学习新闻、传播和崇尚公共舆论影响之理想的人们，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新闻自由理念，在一次次的“杀鸡儆猴”和“宣传教育”之中，抛弃了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逐渐将新闻事业仅仅当作谋生乃至领取额外红包的门道，实属可耻。
而另一批坚强不屈的新闻人，则屡屡成为整个系统遭到特别整治的对象，如高勤荣、殷新生、姜维平、师涛、马健明、徐祥、李新德等（注：在中国，新闻记者这一行业位居社会十大危险行业的第三位，仅次于矿工和警察），如《南方周末》的几次“内部地震”中的优秀记者，如还没有被大家广泛认识的有胆有识的青年记者（比如曾经采访过姚立法的央视《今日说法》制片人朱凌，其著作《我反对》曾遭禁止发行；曾经采访过我的《重庆时代信报》“特稿部”记者陈富，曾遭到停职检查），这些人都是新闻自由的殉道者。出现这种状况，实在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人才，而是整个“土壤”还不够松动。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的禁令，到处都是“大一统”的党指挥棒。若无争取打破“言禁”之群体努力，要想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只凭少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去牺牲，恐怕也是难解其根本大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