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5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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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上苍保佑奋进的中国人………………………………作品选0021
０２．刻骨铭心的感动………………………………………作品选0022
０３．说吧，我的内疚………………………………………作品选0023
０４．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同舟共进
０５．晋官难当只因权力高于法律………………………………大河网
０６．纪念五四是为了更好地启蒙………………………………新华网
０７．一个五四两种诉求………………………………………长江商报
０８．向“五四运动”学习如何爱中国………………………长江日报
０９．先救国后启蒙？…………………………………………长江商报
１０．用板子打五四运动不靠谱……………………………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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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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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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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苍保佑奋进的中国人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11月24日

这是2007年11月24日的中国大陆。窗外，是一片寂静的未来，长江水滚滚东逝，淘尽了沉渣泛起、恐怖窒息的2007年。一切仿佛都在梦的风暴之中，我这游移的身心在这风暴里，望向遥远而不可知的未来，平淡地体会着急如骤雨狂风般的人生。
刚刚接受了和煦的阳光照耀，半边瘫、面瘫、眼力模糊的母亲，瘫软在家中的床上，沉沉睡去。11月19日深夜之后，脑出血吸收期末期的她终于出院了，乘着寒冷萧瑟的夜风，带着念家若狂的心声，凭着干枯无力却欣慰动容的躯体，来到了离别27天的家，离开了那个处处可闻可睹的充满死亡气息与嚎叫嘶吼的医院。
两万元的医疗重负已经承担下来了，不敢想象这是怎样的27天，不敢想象全家人居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母亲到家后的这几天，恢复得非常迅速，她已经可以自己吃饭，虽不能坐稳、站稳，但其神志、气色、抗打击能力等各方面都在趋于好转。这真是一场战斗。
就在前天，我牵着那位苦苦等待我21个月之久的22岁四川南充善良女孩李秀梅的手，走进了政府婚姻登记机关，注册结婚，时间是11月22日（十月十三日），意味着“要要爱爱”、“要你一生”，意味着我是她的夫，她是我的妻。中国人的传统，是讲究“以喜冲悲”，我落入此等俗套，却也的确意在振奋全家人的意志，顽强地扛起未来的重任。这真是一场电影。
上苍保佑奋进的中国人，保佑即使一切磨难都加诸于一身却也仍然不灭其理想与斗志的坚毅的中国人。医生说：“给你两个月时间吧，两个月之内，你母亲要是能恢复起来，那么她还可能活很多年。一旦恢复不起来，今后将永久与床为伴，肺病、褥疮、感染，管不了多长时间的。你要为你母亲加强营养，训练她的坐、站、蹲、弯、摆、摇、走、跳、跑、转等各个动作，自身体恢复到智力恢复，自智力恢复到精神恢复，自精神恢复到社会意义上的恢复。要把她当成正常人，鼓舞她的信心和决心。她的手、脚都已达到了四级肌力，今后一定会走得路的。”我说：“ｏｋ，等着我送给你的锦旗吧，在两个月以后。”
我与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接连不断地输液。事实上，我们的身体都已累垮。数日数夜的照顾，数日数夜的不眠，数日数夜的毫无规律，我成了上呼吸道感染（喉咙充血），她成了重感冒兼胃炎。一大群亲人、朋友前来问候、探望，自相识的到不相识的，言语中都带着关切，带着鼓励，带着希望。一个月了，家中到处脏乱，乃至发霉，又一点点地清扫。所有的农务，以最短的时间解决掉；所有的畜禽，以最快的速度处理掉。家，终于又象一个家了。
这算不了什么。独处一角，抽着廉价的香烟，冥想着没有时间的空间，认真地思索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道路：啊，这是一种锻炼，我被中国式的生活深深地教育了！跌倒一次，爬起一次，从来都是“我相信”，而不是“我不相信”。摆在面前的事情，比以往更加堆积如山，太多的事务现在处理起来反而驾轻就熟，谈不上什么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危机四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该来的总要来，那就来吧，那就统统都来吧！
我还很年轻，还没到25岁。这一生不平凡的旅程就在脚下，没有道理停止，没有道理完结。拿出自己的勇气来，拿出自己的信心来，什么报应在后面，那就承受吧！那是我的道路，那是我走出来的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走下去，继续走下去，倒不下，一辈子都倒不下的。这是一个到处都充满绝望但是永远还有希望可言的国家，犹如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一切问题都是暂时的，一切坎坷都是刹那间的，要将心扩张到天地之大，放射到极遥远的时空之中去深刻体会所有的遭遇。
就在母亲住院期间，我接到两个电话。一个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在广东被警察的车撞死了，拖了一百多米。朋友的妻子怀着孩子，也被撞死，母婴双亡。媒体碰都不敢碰。”另一个电话说：“银波，你的朋友杜满基被拘留了，最多要关15天，法院逼他拿钱，是当年反腐败时留下的后遗症。”还有来自读者的一条手机短信，这位读者的朋友有位智力成问题的哥哥，父亲快满60岁了，母亲脑出血，动了手术，24小时后都没醒过来，又一个家庭就此垮掉。
这些都是朋友，在中国各地遭受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灾难。我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层面里，黑暗而恐怖的一切包围着我，让我如何回避？没有回避，只有竭尽全力去帮、去救、去解决。纷至沓来的震撼消息永远不会消失，只要我走上这一条路，只要我一息尚存，这种斗争就永远不会消失，不会平息。纸永远包不住火，再强大的恶势力与再悲惨的境遇，到最后都会因为勇敢的心而渐渐征服，走出黑洞，走出炼狱。
我当然也有极其阳光的一面，那是无数次见证灾难之后升腾而起的自信，有敢于打破一切黑暗的决心在内心的最深处，在灵魂的深处就埋藏着不屈与不挠。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绝对的公平与正义，永远没有绝对的理想与希望，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深深地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涵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信念与奋斗，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的。以后的理想与计划同样一脉相承，以后的人生与道路同样前赴后继，这种踏实会到一个更清晰、更明确、更循序的地步，稳如泰山般屹立不倒，坚如磐石般浑然成形。
一个男人，一个从忧思、沧桑、充血的眼神中看得到大爱、看得到勇气、看得到狂飚的男人，就是我一生之形象。过去模糊的，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晰；过去缥缈的，现在已经越来越尘埃落地；过去迷茫的，现在已经越来越豁然开朗。这是向天而啸的誓言，既然承受了坎坷，既然接受了命运，既然顺应了潮流与上苍，那么什么路该怎么走，心里也就越来越明白了。自骨髓到皮肉，自皮肉到毛发，这些都包含着一股强大的气场，去向接踵而至的灾难抗争，去向争取众人之幸福与免于恐惧而抗争。
我的大脑没有问题，不是疯了，只是心很痛，剧烈地痛，也因此而坚毅。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放在再深再远的时代背景之中去观察，虽然孤独而落寞，但这就是我杨银波的方式！是的，我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的理念不只是知识分子式的，更是公民式的。这个国家的现实，是以权贵资本为核心的现实，民众被边缘到一盘散沙的地步，凝聚力丧失，道德与生态这等最起码的基础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不要觉得自己已经隐藏够深了，就能躲避火眼金睛，人民其实看得很清楚，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众人皆知。
生存于这样的国家里，我有恨、有忧、有爱、有责、有抱负、有行动，不管什么平台，只要这个平台摆在我面前，我的信念不会变——一定要改变现状，必须改变现状。这种改变，不是古代士大夫式的，我没有那么奴颜婢膝、委曲求全，反而是该吃亏就吃亏，该受难就受难，该出手就出手。即使早生20年，我还是会走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
难道我们仅仅是评头论足，就象没完没了的“话痨”那样尽说些废话吗？难道每一句话的后面，蕴藏了多大的努力与辛酸，我们不清楚吗？这个国家太需要真正的奋斗，是简直敢拿出自己的命来赌博的为人民的前途而奋进的努力。这不是空谈，是可以一点一滴地实现的。体制外的努力，在今后的时代里将远远超出体制所为，事实上任何一次真正意义的改革，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凭借的永远都是人民的力量，是每一个人的具体努力的合力之和。
我有我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杜撰出来的，而是活生生、强硬硬走出来的。这当中充满了无数的选择，但是有一点始终都没有变，那就是我必须对时代、对历史、对人民有一个交代。看见的人未必知道，知道的人未必懂，懂的人未必说，说的人未必做，做的人未必做得好，做得好的人未必能够坚持不懈，坚持不懈的人未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有过国家基层政权执政经验的人，并不表示他们比一般人更熟悉国家的现实。至于那种“共产党曾经给过你什么”的洗脑更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犹如电影《纳粹军校》里的情景一样，那里面总在告诉每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记住！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国家的，是元首的！你们应当为你们没有扑上那颗手榴弹的行为感到可耻！”一切专制者总希望人民对其寄予感激，乃至奉献自己的生命。当年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中“孩子们，让领导先走”的耻辱之声，朝鲜洪水中不惜生命去抢救领袖像章的愚蠢之举，都是这类荒唐透顶的奴隶形象。
把人民当作手中的玩偶、工具、利器、把戏，把自己当作可以掌控万物、无所不能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者，任何军国主义者、独裁主义者、恐怖主义者都是这种逻辑。当他们嘲笑你天真、幼稚、可笑之时，即是他们高高在上地架起滚烫的枪炮让你彻底臣服，让你丧失一切尊严、独立与自由，让你成为比冰冷的螺丝钉还不如的一个屁、一粒尘土。我们不是足够大、足够强，而是不够更大、更强，大写的人没有道理去为专制殉葬、卖命、乞求。
战斧乐队（中国最早的“死亡重金属”风格乐队之一，作品多以战争和人的生、老、病、死为主题）有一首歌收录于《死城》专辑，叫《对话》，歌词是这样的——

要说要说要说
我要说要说要说

我原来不是这样的
可现在握紧了拳头
你就让我说句话吧
我嘴里长满牙
别惹我

你说该调整自己
你让我低声下气
你拿着镰刀和斧头
一定要小心
别惹我

你说我有些苍白
我说是缺乏营养
你说我好象病了
我只是有点轻微的哆嗦
你用手摸我的额头
还说我太偏执
你说我有暴力的倾向
我冲你点点头

我原来不是这样的
可现在握紧了拳头
你根本就不让我说话
憋得我都受不了啦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病啦！你老啦！
你完啦！你完啦！

这种呐喊，是完全站在个体本位上说话，是实在憋得受不了啦，不吐不快。别以为这个世界主张言论自由的人都是空说者，别以为网络仅仅是发表一点劳骚的地方，错了！这是自由的喊声，没有一天会停止这些呐喊。即使时代百转千回，过渡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境界，这样的呐喊同样不会停止。文人之堕落在于犬儒，在于软骨头，在于一点点小恩、小惠、小威、小吓就瘫软在地，永远也站不直腰板，昂不起头，挺不起胸。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那种仅仅将文人当作“旧式文人”的人要把问题指向自己了，这样的时代已经高度分化，不是春秋时期，而是战国时期，是各式各派，是群雄逐鹿。
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没有一个拯救的力量，所有人都在挣扎，所有人都在奋起。贫病交加，风霜雨打，一切的恐怖与灾难都不能阻挡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禁锢与争取自由民主的浪潮。嘲笑者要为自己的嘲笑付出代价，已得的必须交出不应得的，这是历史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一年不够，那么就十年，十年不够，那么就50年。50年过去以后，再来回照反顾今天的时代，我们会知道怎样的道路是正道、是光明，怎样的抉择是耻辱、是罪恶。上苍保佑奋进的中国人，奋进的中国人终有一日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我还有50多年可活，我会看到这一天的。就像意志坚强的残疾人，就算是爬，也要爬到一万米长跑的终点。

▓刻骨铭心的感动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10月20日

从无意识到自觉地走向这条道路，我的家族与家庭在这当中推力尤大。他们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乃以最纯朴、最厚道、最善良的面貌生存于这片大地。我曾专门撰写《杨家简史》与《梁家简史》，即以之记录这80余年的家族岁月变迁。按照家人原来设立的道路，我不可能走向如此决绝的独立，而可能是顺延着向那所谓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进发，继而在体制内谋求一个优质的权位。2005年，当我再返母校探寻昔日足迹，副校长与班主任一度陪伴着我，并告诉我：“其实，当年我们有一个计划，对你这种尖子生进行一种特殊的训练，成为我校第一个北京大学的录取生。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你的路会走得这样遥远，这样坚决，这样义无反顾。”副校长更是坦诚相待：“现在想来，我不知道当初我与你的那些交流是否对你构成了影响。因为，凭你的资质，你既可以成为柏杨、龙应台那样的人物，但也可以成为不必具有那样强烈反抗性的人士。你这条道路真的非常危险。我自己就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倡导者，我很能理解你的许多观点和行动，但我认为你太早地看破红尘，这里面是极其孤独、极其艰险、极其困难的。”家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能看见我的表面现象，诸如周而复始地接待来访的求助者，夜以继日地调查、对话、写作，或者半夜三更起床后还能看见我在图书馆里寻找、阅读、记录，仿佛这个人完全没有半点正常人的生活规律。
我得感谢我的家族和家庭，看上去似乎都是我在扛起这一切，但实际上，是他们以沉默不语的历程启蒙了我。我希望我以这篇文章来叙述这当中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意义重大的故事，回首那些虽然带着辛酸但也带着感动的历史，在平凡中体会出人的价值。类似我这样一个在底层中崛起的人，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我深深地相信——就如行为主义者认定的那样——，环境塑造了人，时代塑造了人。在这广袤无际的底层，多少有关勤奋、刻苦、踏实、隐忍的品格在此间形成，多少经久不息的善良、正直、求真、重义的道德在此间发育！我曾阅读过杨子立的《母亲》一文，这位曾获北京大学力学系硕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有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母亲，但这样一位平凡的母亲却让我如此感动，以至于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泪流满面。许多年过去了，杨子立并未获释，他还在那个铁窗里服刑——服从那个该死的、见鬼的、荒唐的、愚蠢的有关所谓“国家安全”的刑罚。这许多年以来，在一次次的交锋维权之中，在一阵阵的惨淡人生之中，我已越来越无法感动，但是，当我重读杨子立的《母亲》，仅仅是看到杨子立喊出一声：“娘！”我的泪水就不可抑止地涌出。我得承认，我的心肠并不软，相反，在诸多时候是硬得不能再硬，但我仍然无法逃避我内心的伤感、凄楚，以及那种在大脑里久久盘旋不止的撕心裂肺的巨痛。
我们这帮人，估计是当年“湖广填四川”时迁居于此的。祖先世代为农，延续至今。爷爷的父亲是个例外，他是一名乡村中医，也是一名乡村先生，专门教儒家经典，可惜英年早逝，只有39岁寿命。这位先人，影响了他的长子（爷爷的长兄）。我七岁的时候，爷爷曾教我《赠广贤文》和《道德经》，又经常跟我讲他长兄的故事。他说：“我的哥哥是个奇才，几岁就能读祭文、‘喊大山’。他为人正直，而且行文如行云流水。可惜的是，1943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被当成战奴，得痢疾，死在英国，只活了21岁。”爷爷叮嘱我，“你要多读书，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为人都要光明正大。”爷爷的父亲去世得早，哥哥一死，姐姐一嫁，他自己就成了独闯江湖的人。所谓“独闯江湖”，其实就是为别人当长工、短工，从几岁起就开始帮人。爷爷生活贫苦，一直迁居不断，从“新瓦房”到“石木溪”、“寨子上”、“青竹林”、“崖上嘴”……。1944年，被生计与战乱逼得迫不得已，年仅16岁的爷爷来到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到处运土，直到覆盖完毕整个山头，而后插上芦苇，搭成茅草棚住下。当年乃有“愚公移山”，而爷爷则是“杨少覆山”。自那以后，这个原本无人来此的秃山头，就被命名为“山顶上”，也就是今天杨家的住址。爷爷是龙年出生，相貌威严，性格古怪，但不失人道。在后来的时代里，他更显得颇有些另类，似与诸多时潮无奈对抗。而到父辈这一代，又有诸多故事对我启发颇深，现在就谈出几件来。

第一件，爷爷、伯父、父亲一起被捕。中共建政初期，爷爷曾担任过乡里的“武装组长”，却放走诸多地主。1952年，众人要求爷爷担任村长，但爷爷却拒绝担任任何公职。此中，民众讨伐爷爷占领土地甚多（其实就是当初那个光秃秃的山头），爷爷舌辩数日，未有倒下。后来，又经历水利建设、伙食团长等事。1962年，众人再次要求爷爷当干部，但爷爷仍不同意，并与李兴元为此打了七架。文革爆发的1966年，爷爷被拉到江津、白沙、公社“强制开会”共达47天，意欲整顿思想，并让其入党，但仍被爷爷拒绝。经历这样多的事情，70年代末，当时一名叫周国有的村民，诬陷爷爷偷盗他的手表，并报案。来自白沙的公安拘捕爷爷。伯父、父亲当场反抗，亦遭拘捕。三人被带走后，被关闭数日，却仍不认此“莫须有”之罪。爷爷说：“谁是人证？物证又在哪里？我根本就没有偷盗，只不过是大家想让我当官，周国有也想当官，而我完全没有这个心思。他倒好，先来诬陷我，怕我跟他抢这碗饭吃。”伯父与父亲当时非常害怕，当来人说“你们可以出去了”的时候，伯父与父亲马上跨出监房，但被爷爷一把拉回来，对他们劈头就是两巴掌重拍：“你们两个真没骨气！这是天大的冤枉，晓得不？周国有乱告人，公安乱抓人，哪有这么便宜？现在我们三个不走了，就呆在这里，直到周国有到这里来跟我们道歉，还有你们这些公安，也要向我们道歉！”从此，爷爷、伯父、父亲三人一起绝食，两天两夜不吃饭。不得已，周国有与当时一个姓浦的公安前来道歉，此事就此了结。我曾问父亲：“听说你后来要报复周国有，但被爷爷打了一顿，怎么回事？”父亲说：“是啊，打得我真惨。你爷爷讲，一事对一事，一码归一码。”
第二件，伯父、父亲毒打小偷邹邙子。70年代末，举国萧条，农村尤甚。邹邙子，这个唯有以偷窃维生的人，因为半夜偷挖杨家土地里的红苕100余斤，被伯父、父亲当场抓住。两人将邹邙子掉在屋檐上，拿起“黄筋棍”一阵猛打，邹邙子腿上被打得血珠直冒，连声求饶。这一举动，惊动了爷爷。爷爷爬起床，走过去就对伯父、父亲猛吼：“畜牲！跪下！打死人你们来付医药费吗？”爷爷将邹邙子从屋檐上放下，旋即对伯父、父亲命令道：“把你们的手伸出来，每个人重打100棍！”伯父、父亲迫于其父之威，只好自己打自己。打罢完毕，爷爷说：“穷人没法活，你们还自己斗自己，搞啥子名堂？”这等情形，连邹邙子也看傻了眼，他甚至还得按照爷爷的命令，“必须”挑起那100余斤的红苕回家，但被告之以后不得偷盗，否则就报官。这件事情，让伯父、父亲一辈子也无法理解。多年以后，我跟他们讲《刑法》，然而父亲说：“当时那个社会，哪里讲什么刑法？这种人好吃懒做，人人恨之入骨，我就没搞懂你爷爷怎么反过来还要维护邹邙子这种人？”爷爷则是如此回答我：“人斗人啊，这辈子我都看得厌烦了。人说，斗气穷，越斗越穷。大家都是可怜人，为啥子不能放人家一条生路，非要赶紧杀绝呢？”再过许多年，邹邙子死于山西矿难。传闻说，他的死很可能是出于同乡的故意陷害，而后此同乡以亲戚之名冒领其补偿款。父亲得知此事，心中也生出伤感来：“其实，我和大哥当初也不必那样打他。”
第三件，母亲收留患有精神病的七姨。今天的七姨已经是基督徒，悲天悯人，胸有大爱，频频助人，乐观从容。但在此之前，她的一生极其凄惨。七姨品貌不凡，即使现在已是近40岁的人了，但容颜仍保持在30岁左右。18岁那年，七姨嫁给刘万文，未履行婚姻登记，即已生下一女，为此遭到刘万文之母的凶狠数落和泼辣辱骂。时隔两年，再生一子，情况略有好转。不料，刘万文染上赌瘾，欠债累累，进而偷盗电缆，被判刑五年。七姨唯有外出务工，拖儿带女，受尽磨难。直到在贵阳务工时，一男子钟情于七姨。两人坠入短暂爱河，即被七姨的兄长一番狠狠的教训，并在争吵中被煽耳光。自此，七姨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母亲闻之大怒，把七姨接到家中，细心照料。平常里，七姨摔东西、砸东西、辱骂、打人，或者突然烧东西、不吃药，这些都是常事。我更亲眼目睹母亲平生第一次打人：七姨将药品全部砸烂、踩碎，然后号淘大哭，跑向小路，母亲在后面追赶，七姨喊叫得更猛烈，母亲忍无可忍，一个耳光煽过去，这下，一切都清静了，倒是母亲自己泪流满面。半年后，七姨康复。母亲将家中不多的钱拿给七姨，让她回去看看孩子，然后想想具体的谋生办法。一个月后，七姨一个人在重庆万盛卖水果，生活渐有好转。再过数年，刘万文出狱，但旧习不改，暴力倾向极其严重，曾数次惊动当地派出所。七姨已心无牵挂，两个子女更是伤心不已，因此三人聚集到一起，离开了刘万文，独自谋生至今。母亲从来没有强调过自己曾对这一切做过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对我讲：“一个女人，一定要选择好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一定要对得起一个女人。”
第四件，父亲的戒酒、戒赌、戒暴。在我的童年里，我曾一度埋怨我的父亲，他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赌博、酗酒、蛮横、偏执，曾经无数次辱骂母亲及爷爷。他常说的话是：“小时候我被你爷爷管束，结婚后我被你妈妈管束。我没有自由，想打牌不能打牌，想喝酒不能喝酒，想休息不能休息。”但是，数年以后，父亲居然奇迹般地戒了酒，也奇迹般地戒了赌，更奇迹般地再也没有殴打、辱骂过任何人。他曾经在酒后这样呐喊过：“我恨我自己，我看不起我自己，我恨那些当官的、有钱的，我恨那些没有良心的、欺压农民的，我除了恨，就是恨。”也曾经在酒后揪住我的衣领说：“你能解救穷人吗？你懂啥子叫自由？我晓得你看不起我，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你！”我曾一次次地将他按倒在床上，关上门，让他在里面暴跳、嚎叫。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所发泄的对象，居然是“胡锦涛”——总之，谁是第一权力，他便发泄于谁。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虽然仍然牢骚不断，但绝对认定“劳动者最光荣”的真理的父亲——他总是那样默默地干着农务和杂工。父亲常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是彻底毁了，没有能力，没有贡献，全靠你了。你要活下去，就要干到底，象农民那样勤劳，你才可能有出路。”此时的他，已经明显衰老，带着无比的内疚和自嘲终度余生。我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是在每天晚饭后“饭后一支烟”的几分钟之内，那是我与父亲保持数年的交谈习惯。每一次，我都会跟他讲新闻、讲时事、讲法律，日积月累，“饭后一支烟”颇有成效，或许这与父亲的戒酒、戒赌、戒暴相关。
第五件，父亲受伤后忍痛抬预制板。过分狂妄的背后是过分自卑，当年的尼采就是此类，父亲几乎与之雷同，虽然并非是哲学意义上的高低之分。我母亲的右手无名指是弯的，永远也直不起来，这是父亲当年的“杰作”——是猛力掰弯的。此刻，我依稀记得母亲的惨叫声。父亲曾经因为酗酒，在大年三十摔到了粪坑里，也由此发出巨大的愤怒，拿起刀要自杀，并在自杀前要求所有人承认“我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错”。他的左臂，在拆解他人打架的过程中曾受过伤，为此，他说：“酒害人，人害酒，人害人。”小时候有一件事，也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家里贫困至极，父亲到成都打稻谷，回来后我发现，父亲的右腿上有一道大指拇那么大的红腥腥的伤口。为了照顾家庭生活，父亲第二天清晨就去帮人抬预制板，喊着“丫巴乐呵，活绰绰，洋盘活，洋盘寒彻，活寒寒彻，哈绰彻，活洋盘”的村夫号子，照样负重前行，而那伤口竟在流脓！父亲回到家，什么话也没说，自己拿酒喷在上面，拿块烂布一包，次日便又去抬板了。他曾得出如此体会：“农民就是农民，下力的就是下力的，干上这一行，就不要找借口，不要装痛装病，反正就是死干到底！不然，人家会看不起你，以后就不会再叫你干了。干一行就要象一行，再苦再累，这是你的本行，你是吃这碗饭的。”父亲的耿直，是我性格里吸收得非常多的一面，虽然他只是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是在他的身上，尽管我也无奈过、痛苦过，却也明确无误地感动过、钦佩过。我仍然深爱我的父亲，他所赐予我的，是真实的底层情绪，以及“埋头拉车”的那种真干、实干、苦干精神。
第六件，哥哥的去世。大约在五岁的时候，我住在那间阴冷潮湿的漏雨瓦房里，某一天在柜子里突然翻出一件红色的小棉袄——我从未见过这件小棉袄。于是，跑去问母亲。母亲紧锁眉头，避而不答，很痛苦的样子。我不明究竟，再去问父亲。父亲点上一支烟，也是久久不语。我看来是非知道不可：“你们为啥子不跟我讲？为啥子？”这时，父亲突然对母亲发起了火：“讲！你跟他讲！我出去了。”我望向母亲，母亲让我过去，她皱皱眉头，欲言又止，隔了一阵，终于开口：“六年前的正月十八，我生下了一个孩子，他是你哥哥，叫杨建平。”啊？！我一下子就懵了。母亲接着说，“八天以后，他就死了。嘴里长满了‘雁儿’，嘴都闭不拢，得的是‘气风病’。”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居然曾有一个哥哥。后来，又听许多亲人谈论此事，其中玄之又玄，似有深意。父亲说：“你哥哥简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第二年的正月十九，你出生了，我抱着你看的第一眼，就浑身发抖，心里有些怕，因为你们两兄弟实在太相象了。你哥哥死了以后，就躺在堂屋那条烂高板凳上。我从外面挑水回来，突然从堂屋里跑出一只很漂亮、很壮实的白兔来，那时，这附近哪里有啥子兔子？我吓得两桶水都打倒了。听长辈的人说，你哥哥可能是神仙下凡，如果他还活着，肯定是很有本事的。”听到此处，我已感极其神秘——这种神秘感，甚至持续至今。当我为哥哥上坟的时候，作为弟弟，我总是想对着坟如此诉说：“哥哥，你与我当是同一个人吧。同一个身体，却是两个灵魂。我即是你，你即是我；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你我都是你，你我都是我；你我不是你，你我不是我。”

这些事情都已过去，如果我的后人能够看到这些，未免不能有所收获与感悟。至于我自己，我深知这一生将走的道路：过着为了社会大众而牺牲奉献的生活，却有如笼中之鸟，在现世反抗规范、反抗束缚，受苦乃是必然的。换成“称骨论”的说法，我是极命苦、极命苦的人，苦到一生漂泊、终老无依的程度，正所谓“此命推来福禄无，门庭困苦总难荣；六亲骨肉皆无靠，流浪他乡作老翁”。至于我“前世为人”的推论，则更有“出家人”和“侍奉天神”两种判断。但那“荫及五代”的说法，则非我所愿。我希望我的后人们能够站在自己的起点上，凭借自己主动的奋斗，来赢获自己的价值，企及自身的理想。人啊，只有自己去体会这当中的点滴沧桑，在那看似平凡普通却有深刻意味的历史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基所在。我的一生，是决意全然放射出去的，不需要顾虑自己能够有所得、有所失、有所荣、有所辱，今后的人们也必同样如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背景，你立于此背景中，即使并不十分明确何为“与时俱进”，也要坚守住自己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我把这样的语言，奉献给未可知的后世，仿如与未可知的后人们一一交流心中的千千心结。你们啊，穿越这历史的河流，要走得更为辽广、苍劲、竭力，拿出自己最坚决的勤奋和最忍耐的踏实，让自己的一生得到圆满。生命的真谛，其实往往并不深奥，它们就象扎根于你头脑里的无数传统，挥之不去。即使你感受不到它们，但它们总会时不时地跳出来给你无穷的动力，让你明白你现在在哪里、你是谁、你要干些什么。时光的隧道，并不能更多地将我带到你们那样的时代里，但我所能理解的，或许有那么一部分将在你们那样的时代里长期驻留。保重啊，所有的人；珍惜啊，所有的生命；记住啊，所有的历史；铭刻啊，所有的感动。

▓说吧，我的内疚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10月18日

本文题目，源自《南方周末》最近掀起的忏悔主题。我已看到中国人正在拿起笔，痛陈文革之罪，此罪不唯独指向当时走火入魔之政治制度，更指向各人心灵深处的灾难。而我们这代人，则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那样一个侥幸地充满理想主义和诗意诗境的年代里，度过了我们的童年。我并没有遭受政治运动的直接迫害，对于“六四”、“法轮功”这两波残酷镇压，我充其量只是站在一旁的同情者。然而，并非所有人的内疚都要充斥于政治事件之中，当各种奋力之事已经浮出水面，英雄惨遭残酷打压，弱势者充满极度绝望和麻木之时，我这样的人并非完美，而是带着莫大的、过度的清醒，“忍辱负重”般地观望着一切。我曾努力过，至今仍在努力。但我承认，在我内心的极深之处，仍然藏匿着自身无力解决的软弱和自卑。我不可忽视这一问题，犹如全球升温那样，并非单单是最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副总统戈尔——注视到这一问题，而是真相本身就在传递和演变，但我仍然保持着相当之迟钝与笨拙，结果仍未能如我想象中那样奏效。这样的内疚，从何说起？起因何在？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自感实力不足。坦率说，我走的弯路较少，一向颇为决绝，也就是认定一点，有此认定必定就有此行动，所以我在人生的早年即已反抗专制教育，痛陈其中厉害。然而，这种决绝并未因为我的勤奋自修和民间自炼而产生直接的效果。我总感到我所做的一切收效甚微，当一个又一个具体案件摆在我的面前，我所能做的，仅仅是记录真实，并将此种真实公之于众。当我试图去解释和解决它时，我发现我无法解释和解决太多问题。很多案件的成功突破，在我眼中仅仅是某一程度、某一阶段的胜利。我总做着“杀一家，救一家”的事情，但这样的结果却是可以谋事，但不可谋势。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任何势力，我所拥有的，仅仅是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出于本能的反抗，以及悲悯。在无数个夜晚，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哭泣。我憎恨我的无能，憎恨我所能支配的一切原来仅仅是某种道义，或者仅仅是某种传统。当智慧、良知、勇气以及经验统统融合在一起，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减少悲痛，那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看得越多，明白得越彻底，但心也死亡得越快。这种死亡，不是自我放弃，而是感到周而复始的一切竟是如此相似，那是一种真实的“规律化”的东西，一一填满我的人生。我感到疲倦，过分清醒地明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但却只能周而复始地让此种清醒再清醒一点，直到彻底的孤独，彻底的心寒。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摆脱不了自我。很早我就说过：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清楚，却无法超越。将这样一个我放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是注定与时代交战，是这时代逼我成这样：永远也表达不完内在的释放冲动，永远地数落不尽疾症的严重。当一次次的挫折、打击、失败冲刷着我那双绝望而迷茫的眼睛，当晚上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一睡着就在演讲、呼喊、哭泣，我已知道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将要面临些什么。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与这腐朽的制度和世俗一样，我做不到对自己真正的解放。许多个瞬间，我只能一次次心甘情愿地让自己陷于危险、压力、警示之中，不能“出世”，出不得这人间地狱的每一种灾难。当一系列的悲剧冲击到我的面前，我总是无法回避，无法高高在上地进行着与这一切毫无关联的议论。我总在想，倘若我这一生并不是维权作家，那么我应当走一条怎样的道路？或许，是个音乐人士；或许，是个创业者；或许，是某位要员的智囊；亦或许，我将是一个流浪汉，一个带着灰色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哲人。但是，假如有一天，我可以跳出“我”来，跳到任何公共领域去真正忘我，让生命得到圆满，那么，我这样一个人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种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地奉献和承诺的超出寻常“人”的概念的人。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曾伤害过别人。这种伤害，也许将伴随别人的一生，而其痛苦本应由我一力承担。我爱这个世界，爱我一直在奋斗的21世纪上半叶。这段历史，将被后人所铭记，将作为“威权统治百态”的教科书。我在这样的时代里，曾经得到了无数的爱，这是难以形容的鼓励、同情或者抚慰，一次次地打动着我。而我，却不为所动，总是思考着那个充满无数概念的“人民”。我总在想，这样的选择，注定要让自己抛弃掉许多私人的空间，许多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但是，曾经有许多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不一定是恋爱或者婚姻，还包括就快要在这个世纪消失的那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友谊和超友谊。我的身边，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朋友，他们被我伤害的，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的攻击——事实上，我从来不攻击任何单独的私人——，而是我自己在某一阶段的沉沦。每当压力过大，或者风声过紧之时，我总是周而复始地“累”。真的，许多时候，累得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我一旦累了，就会让自己流浪或禁闭，想着那极不公平的一切，质问着自己“为什么”。喝酒，喝酒，再喝酒。痛到极至之时，拿起我的毛笔，狠狠地写下诸如“天下大疾，几人能知”的书法，而后象扔手榴弹那样，将此类书法扔得远远的。朋友们为我伤心，恨透了我的自绝其路，尽管眼泪中带着理解，却总是在叮嘱我：银波，其实你并不孤独。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没有信仰，唯有信念。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能看到欲望与贪婪占据着天空，野蛮与愚蠢充斥于大地，那等待救赎的人，不唯独是外在的他们，更有内在的我。我是个罪人，不是“也许”，而是“肯定”是个罪人。不要忘了，这是生长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何等的制度结构，何等的制度渊源，何等的制度渗透，我已了解。就在我的内心最深处，各种病毒已经侵占着我，这就好比电脑中毒，再好的杀毒软件可能都没用，只有重装系统。我的整个系统，总是被各种人间惨剧所占领，到如今已经越来越难以感动。对于熟练地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的人来说，他们能够一眼就看穿我的漏洞。在太多时候，我只能去想人所能想到的一切，也只能去做人所想做的一切。但是，理智告诉我，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是弱小的，人是卑微的，人的一生就象空中的尘土，飘来飘去，却归终于“无”。我太“实”了，难以见“空”，因此诸多判断只能苛求于实证，而无力寻求于大彻大悟。我没有“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只能隐隐感觉这样一股巨大的、不可知的力量，一定切切实实地存在着——但我却触摸不到。想当年，达尔文写《进化论》，写到最后，却居然要用极大的篇幅来怀疑自己的论述。他已知道所有掌握的一切，可以成立他的理论，但却无法成立更大的理论。也就是说，他能够发现的，仅仅是能够发现的那一小部分而已，而另外的更大的领空，却是他能够强烈感受到，却无法去推论的一切。我此刻就犹如达尔文那时的感觉，明知有，却不可证，因而自感恐惧。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同样有着潜在的心灵灾难。某种理论告诉我，当一个人郁积太多残渣时，长此以往不予清除，那就会如长江黄河的污染那样，最终断流、崩溃、瓦解，甚至彻底地在地图上消失。这种理论，最初是针对专制政体的，但放在一个人身上，同样合理。我的心灵灾难在于，我所掌握的一切即将用尽，而没有掌握的一切却越来越深，进一步尚且大感艰难，更不必说勇往直前，大踏跨步。同时，在大量频繁的奋斗之中，一种“过度绝望”的后遗症至今残留于心中，无法自拔。这种感觉，好比从小就看到人被活活打死，这个印象一直会保留下来。在印象保留的过程中，印象将被放大，清晰得能够看到人被打得皮开肉胀到“细至毛孔”的那种程度，从而埋下暴力的种子。我可能患有心理医生所说的“抑郁症”或者“内暴力”，有着诸如“星座学”所谈的双鱼座特性，高度的理想主义，极浓的艺术气息，恰似同属此星座的美国摇滚歌手柯特——他已于十余年前开枪自杀。长期忧郁、沉思、压抑、痛苦的结果就是，自己过分挤压自己。外压已经足够大，而内压还在继续增大，且非有压力不可，否则不可持续。这跟共产党一样，犯了同一个错误，非得给自己找寻构成威胁的目标，而后才能刺激自己，继续抗争，或曰“继续革命”。我已崩溃过，从身体到心灵统统崩溃，躺在病床上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不想去想，但哪怕只要发现一丁点新鲜事物，我就会振奋精神，再次爬起，投入研究。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总是如此内疚。我今日之所有努力，可视为时代趋势所在的一份子（就如涌动大潮中的一滴水），亦可视为我解除内疚的一种途径。这大约与历史上诸多恐怖份子的逻辑相似，虽然性质完全不同，但那种实在是绝望透顶，又没有别的办法，而且必须解决这种价值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选择一条适合价值追求的道路。说实在的，我们反过来观察诸多罪犯的心理路程，其实大多都值得同情，即使是专业的“心理警察”，也难以避免自己的惋惜与伤感。一个非常优雅、睿智、潇洒，而且蕴涵极大文化资源的成功企业家，最后居然被查出制造冰毒，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是，只要你切开其精神世界，你或许就会惊讶地发现诸如此类的情况：这样一个人，其父亲被当作右派打死，其母亲因为漂亮而被强占，而这个可怜虫在那样的权势家族里备受歧视。于是，他扭曲了。其扭曲，是从生存于边缘和底层的深刻体验中，发现了一种“控制欲”。这种“控制欲”的实现，不仅仅是复仇，更有报复“不公平”的冲动。他所寻找的，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也不是思想，而是毒品——完全控制身心的唯一途径。客观地说，这样一个人，他之所以还会坚持活下去，纯粹是因为他需要——并且相信可以——解决他的精神危机。这不是只有罪犯才要面对的问题，每一个人皆如此：怎么来解决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我的选择，同样基于我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是出于对自由和权利的认识，是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完全不同于今日中国之蓝图。
是的，我的确内疚，因为我居然极少透露我的内疚。在一次次的抗争之中，我总是表现得那样坚强、无畏、勇猛，并包含最纯洁的良知和正义，仿佛这一切就意味着是我全部的意志表达。但是，我已经看见了太多人辛辛苦苦奋斗一生，结果却总是半途而废或者晚节不保，而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形象实在太过光辉与伟大，但究竟其内心有没有恐惧？有没有罪恶？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自省？我却不得而知。倘若专制时代进入民主时代，那么人的锋芒又指向谁呢？为什么不能指向人心——甚至包括自己内心的最深处？我当然崇尚英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是我人生早年就形成的观念，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同样有着我的懦弱、无知、偏见、谬误，甚至是扭曲。难道我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异变，而装作不知道吗？难道非得把自己的形象包装得那样毫无瑕疵，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吗？错了！我有我的内疚，我并不完美，我不愿意所有人认识一个虚伪、虚假、虚幻、虚夸、虚名、虚荣、虚弱、虚情假意、虚张声势、虚度年华的杨银波，我要的是真诚、真切、真情、真实、真心、真挚、真知、真才实学、真抓实干、真面真目的杨银波。在这个世界上，“求真”乃是第一要义；拼命掩盖或粉饰，最终都难以恒久真性。
在“鲍家街43号”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风暴来临》里，曾有一首《失败者》：“根本没有理想的空间，根本没有幸福的感觉，在这没有时间考虑爱，因为活着就是杀人和被杀”，“现在我知道，我是个失败者，我是个失败者，卑微又懦弱，杀了我，杀了我，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反正我是个残的人”。就是这首歌，这几年以来，在黑暗无星的夜空，在滚滚东逝的长江岸，在拖着疲惫的身躯行走的山间泥泞小路，在梦话连篇后猛然惊醒的床上，它被我无数次地唱起，既有真实体会，也有幻境呈现，所以才那么深刻和动人。在朋友的酒吧里，我甚至把这首歌唱得流泪痛哭、声嘶力竭，跳起又跪下，跪下又跳起，在场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杨银波式的摇滚”，更有“杨银波式的内疚”——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在所谓“垮掉的一代”里拒绝垮掉的我，亦曾如此痛陈我自己：拍打着我那不再年轻的脸，躲在墙角抱着头苦思，眼中布满血丝与沮丧，话中带了悲哀与辛酸——正如此刻的心境。在今天，我愿如此剖开我的内在之痛，来唤醒我不可遗忘的责任，犹如懂得“死亡金属摇滚”的人并非为了信仰死亡，乃在懂得珍惜天赐的生命。朋友啊，内疚的“疚”，乃是“久病”之意，非一日之病。它绵长而刻骨，持久而阵痛，埋在我的心里实在太深太深，已经不得不喷发而出了。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作者：傅国涌 来源：同舟共进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 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 “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 “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 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 “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 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 “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晋官难当只因权力高于法律

作者：宋石男 来源：大河网

去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去职。孟走前留下四个字：“晋官难当”。

对临汾而言，此四字一语成谶。自去年9月20日临汾原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起，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谢海出任临汾市委书记，才结束这一尴尬局面。

在矿难高发的山西省，做官犹如坐火山，三年之内，山西就换了四任省长，以至有民谣说，“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临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内，换了四任市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有新闻报道的临汾矿难至少达23起，共造成死亡失踪712人。于是，又有民谣说，“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矿难说了算。”

但“晋官难当”，并非“不当晋官”的理由。在临汾市委书记空缺199天的背后，藏着众多官员的担当缺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责任、民生疾苦，岂能因个人官位而患得患失，趋避不及？遗憾的是，我们却看不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也看不到“虽万千劫吾往矣”的担当。

明末的黄宗羲以为，“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今官员出仕，多数却既非为君，也非为天下，更非为万民，而是为一己之私。如此，自然极易导致担当缺失。

清人洪亮吉曾上书嘉庆，指斥当时官员的集体担当缺失，其言利如白刃，“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而这些“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洪亮吉笔下的官场模样在今天或仍存活，与之相应的，是一段流传于体制内的新“佐治药言”：“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在这种为官指导思想下，自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施政抱负，也没有“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的悲悯情怀，有的只是趋利避祸、无能颟顸、苟且钻营、混天过日。然而，官员可以躲猫猫一样地躲避晋官之任，晋民却能躲到哪里去呢？当大坝崩溃，瓦斯爆炸，窑洞水浸，矿井塌方，官员们可以因没有赴任而免去责任，而弹冠相庆，坝下井内的矿工们，却要为官员们的不担当而担当，付出躯残乃至身亡的代价！那些遇难矿工，注定将死部瞑目。他们一批又一批被活埋地下，却不能换得幸存下来的兄弟们的安全保障。国际劳工组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已获中国政府承认，但专家指出，其中不少最基本的权利，中国矿工仍远未获得。

不过，官员的缺乏担当，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们往深处看，会发现更刻骨的隐忧。譬如说，有担当的官员，是否就一定能打破困局、改天换地？未必。请先看看明代海瑞的命运。

在明代，应天府的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历来又号称“繁剧难治”，是相当棘手的任区。海瑞被派任应天府巡抚，他有担当，没有逃遁，而是以澄清自勉，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整饬吏治，矫革宿弊。很快收到成效，曾受贿的官员，望风解印绶而去，而权豪势宦，也敛手屏息，甚至移省避之。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海瑞就遭多人弹劾，被指“迂滞不谙事体”，“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等，最后竟因“志大才疏”而罢官。

有担当的海瑞不能破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其中既有退休的高级官僚，也有当地的豪强大族，更有当轴有力者的亲朋裙带。这些政治、社会势力的利益格局一旦被海瑞打破，自会集体反弹，而海瑞以一己之力，很难与之抗衡，最终只能接受罢官的失败命运。

在山西省，官员可能同样要面对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黑色豪门企业背后那看不见的手的级别，远高于临汾书记、市长，后者就很难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去澄清污浊、革陈除弊，去彻查安全生产问题。

当然，“上面有人”也许只是一种猜测和幻觉，有志澄清的官员更可能面对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大小利益集团，商人与公仆的缠绵纠结，互为奥援。实际上山西豪财们从来就是盘踞一方，维系原始且粗放的经济，却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会土壤，更增加了官员有所作为的难度。然而，一旦发生矿难，地方党政负责人，又会因“问责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职或更严厉的处分。在这种态势下，“聪明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活动，避免去这种被诅咒的地方为官。

社会学家丁学良评论说，临汾现象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进步、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问责制是一种进步，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隐忧。

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此种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则制度隐忧一日不能消解，而“晋官难当”及“不当晋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转；“晋祸难止”、“晋工难活”的悲惨图景，也仍将不断上演。

▓纪念五四是为了更好地启蒙

作者：宋桂芳 来源：新华网

一个时代的幽暗或光亮，只有离得越远，才看得越清楚；一个符号的模糊或清晰，只有时日越长，才越发可感知。今日望向90年前的五四，有热血青年手中一卷卷静默的字报，有疾步街头挥拳向天的身影，还有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纪念的意义，不只在于记取那些泛黄的场景，也不只在于重温洪流碧波中的姓与名，更多的还在于因应当下，平心静气地重估其社会价值。

五四的意义不在于沉淀成一个圭皋、一种图腾，恰恰是以价值重估的方式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经济社会体制，通过思想意识来改造中国。90年前，尽管那一群生猛鲜活的“牛人”都有着知识分子自古而然的天真——希冀借助某种思想革命、某种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中国所有的内忧外患——但是，他们面对当初的政治乱象并没有含糊，没有纠结于方式方法的争辩，而是以巨大的思想创造力，为时代启蒙，为民众启蒙，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史启蒙。

90年来，五四在民间，无论正解或误解，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人都接受了五四运动中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风头正健这一事实。当年的新知识分子们，如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他们有坚守的思想体系，他们有更人性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他们热衷于批判与摧毁，而不是妥协与修补。他们开始诉诸理性而非惯性，诉诸自然法则而非人定铁律，诉诸于人道主义和美的意识而非伦理规则与宗教。他们即便是特立独行的姿态，也是为了摆脱旧习惯、旧风俗的束缚，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摧毁旧传统，使公众对于改革持更开放的态度。一句话，他们从头到脚都在为一场伟大的改革鸣锣开道。正因如此，一些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式的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

五四启蒙了我们什么？最核心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事实上，即便是90年之后，这一价值启蒙仍未过时。一是中国真正成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忠实粉丝的和平年代并不久远，在这一层面上，谈不上资深；二是囿于上千年专制传统与某些思想遗毒的侵袭，长期以来，“德先生”与“赛先生”人气失衡，及至眼下，我们才敢于宣称“德先生”是个“好东西”。如果眼光更长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五四运动中功不可没的“费小姐（自由）”长期被冷落。今年3月7日，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至关重要。平等自由是群众基本的要求，有了自由和平等，才更勇于承担责任，追求共同幸福；只有坚持了人的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民主，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科学。

某种意义上说，科学要发展，还真离不开民主自由的推进。正如专家所言，民主是说“是”的权利，自由就是说“不”的权利。前者是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场券，后者是保持个人意志的权利，不会因说“不”，而受到歧视、压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这两项权利，恰恰正是科学得以真正进步的前提与基础。由此看来，后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仍然很有必要。

历史上的五四是一场青年运动，更是人的觉醒。百年来的奋斗与追求，我们实现了强国的愿望。今天，当我们回头纪念这场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更有勇气、更有胆识、更有气量去诠释好“五四叙事学”——让历史归于常识，让价值显于启蒙。

▓一个五四两种诉求

作者：昌切 来源：长江商报

同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有着不同的诉求。前者是政治诉求，后者是文化诉求。政治诉求因民族激情的迸发而淹没了民族与国家的界线，文化诉求因理性自省而强化了国家与民族的分野。

“五四”包括两个运动，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维护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推崇和效法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的思想/文化运动。二者内含目标上的一致性，却各有其诉求，意义指向并不一致。

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含日本）联手分配本应由中国拥有的权益。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与会代表提出的三项主权要求，把原属德国在山东的治权让渡给了日本。这种霸道的行径直接导致北京大学生发表吁请拒签和约的强硬声明，采取天安门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激烈行动。据天津《大公报》的图片和文字报道，五月四号下午的游行是事先报经当局批准的，三千多人按照官方规定的路线有秩序地通过天安门广场，行至东交民巷遇阻，旋即转向赵家楼胡同，放火烧了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二十一条”的签署者）的住宅、痛打了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

这就是五四运动，一种由民族主义情感激发起来的以维系民族与国家同一性的政治行动。在这个政治行动里面，民族主义情感融入国家主权，不容分离，甚至不容置辩。一个民族，一种情感，其政治诉求必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问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政体，是什么人在统治这个国家。

有民国而无民主，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剂。“新瓶装旧酒”，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比较常见的一个比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现实一再挑逗、刺激着民国敏感的神经。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九一六》。他以武断的口气说，过去的种种，自一九一六终；新生的种种，自一九一六始。前此一年他在上海办了个《青年杂志》，同年把它带到北京，改名为日后在思想文化界呼风唤雨的《新青年》。

一九一六是一个历史界碑，一个思想/文化的历史界碑。自此以后，源自欧洲的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便如“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风行于中国知识界。在陈独秀那里，辛亥革命建立的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共和国，它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在思想/文化上与之相匹配的国民。作为集合名词，国民可以国族入替。而国族者，民族也。可见在陈独秀那里，国家有国家的历史界碑，民族有民族的历史界碑，国族两橛，未必相容同一。

国家（state）是政治概念，民族（nation）是文化概念。征之于五四，国家与民族明显是分离的。借来的壶装的是自家的水，换汤不换药。国家换了一身漂亮的行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却还是“有自性”的原装货，这在五四先觉者看来，是最要命的。因此，欲致国富民强，头等大事便是改造国民性。

国民性原文为nationality，也就是民族性。五四先觉者普遍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先天性地匮乏民主资源。周作人说中国人生了几千年，还不知道人为何物，到现在还要重新去发现人。鲁迅说要立“人国”必先“立人”，说的也是他弟弟意中的人。后来郁达夫、胡风和郑昕等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指认为“人的发现”，都没有背离周氏兄弟的意思。一边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民国，一边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两不相容。不去奴性而张个性，不去兽道而张人道，何来民主共和之实！

把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

同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有着不同的诉求。前者是政治诉求，后者是文化诉求。政治诉求因民族激情的迸发而淹没了民族与国家的界线，文化诉求因理性自省而强化了国家与民族的分野。或许表面看来，政治诉求是积极的，文化诉求是消极的，但是，看进去再看出来就会发现，文化诉求更能反映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种种矛盾。西化与民族化，民主与专制，分权与集权，激进与保守，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它们之间的冲突，无疑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归五四”、“ 回到鲁迅那里去”，再倡启蒙，再提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时下的国学热，祭黄（帝）祭孔（子），动辄喊打开骂虚张声势的大国心态，以《中国不高兴》为表征的激进民族主义，抵制法国货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狂热举动，主张废除简化字的闹剧……无一不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诉求的正题和反题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根源。

▓向“五四运动”学习如何爱中国

作者：杨于泽 来源：长江日报

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日子，我们再次记起它、纪念它。它是一场爱国运动，这是一个定论。但爱国并没有一套规范动作，也不应当变成一个空洞口号，如何爱国，爱国的内涵是什么，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和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就是“五四运动”精神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由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触发的，其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国有外辱，我们必须出来抗争；有人卖国，我们不得不出来制止。但“五四运动”是接续新文化运动而来，其主题是启蒙，是反封建、反旧道德、反旧文化。陈独秀为中国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在神州大地上树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时间向上追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始救亡图存。救亡图存的人都可以说是爱国者，但方法始终是一个问题。晚清洋务派搞过“洋务运动”，康有为搞过君主立宪，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直到“五四运动”，知识界提出民主与科学，它们成了中国进步的两个“轮子”，也是爱国的“方法论”。

救亡图存不仅止于抗争，其根本出路在于国家现代化，而中国如何现代化，乃是一系列复杂课题，没有现成答案，它需要全民族“上下求索”。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杰出政治家的引领，要有“国策”作为“前进指南”。但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民众的精神觉悟，没有国人的自主自立，一种高高在上的现代化方案是不会变成现实的。国家现代化，需要新文化的支撑。

“五四运动”，着重于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但即便是民主与科学，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方法问题，它只是指明了中国进步的方向。如何建设民主，如何运用科学、发展科学，仍然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系列艰巨课题。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启蒙的国人能够通过思考和探索，一步一步把国家向前推进。

90年过去，中国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完结，相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有一种认识，把国家现代化简化成经济现代化。而事实上，经济只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还有自由、民主、人权这样一些人类珍视的价值追求。张扬这样一些价值，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现代化的“车轮”。

在这种意义上，“五四运动”刷新了爱国的内涵。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渐成为我们时代面临的主要课题。进行思考，作出选择，是“五四运动”教会我们的。从根本上推动国家现代化，本身无疑是爱国的表现。

▓先救国后启蒙？

作者：吴毅 来源：长江商报

无论人们会如何理解90年前那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神髓与影响，将其主题概括为救国与社会改造——其核心可以简约概括为外争国权与内争人权，大概不会太偏。对于这两大使命在90年前的复杂纠结，先人们可能各有思考，但历史选择最终呈现给后人的,则是以救国为优先。而寻求理想化的社会改造，以革命来推翻旧秩序、毕社会文化改造之功于一役，则成为五四以后一批新青年的政治实践。由此，便演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与秩序翻转。对于这种动荡与翻转的再思，后人各有坚持，并且也因此形成对五四之文化改造与政治实践效应的不同评价。这些评价，无论是有关现代政治发展路径开端的主流叙说、激进主义滥殇的保守反思，还是启蒙被救亡所压倒，乃至终止的扼腕叹惜，各自端赖的基础、视点与信念有异，因而也显示出不同的侧重与启迪。对之，我们不仅能理解，也当面对。历史的影响本来就多向而复杂，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所顾所期，也能发现许多或许是擦肩而过的缺失。

不过，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们对于近代以来外争国权使命的完成，就大抵不会再有任何的怀疑与否定。也因此，虽然学界可以，且需要继续赋予历史以种种“如果”，以细致入微地探讨已成现实背后的机理，以及各种被淹没和掐断的可能，但现实终究还是以政治革命包揽社会改造这一特殊道路，让后人在新的路径起点上去面对未来。

后来的历史彰显出，我们在获得外争国权之丰功伟绩时，也暴露出以强力来改造社会的幼稚，新中国建立后30年的历史告诉人们，理想主义并无力创建一个健康而理性的社会，不断的革命在横扫旧传统之时，却也让其所依托的权力吞食了个人和社会，以至于我们最终必须要终止这种颠狂，以找回一个更加符合人性需要的社会。人们在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后，不能不重新去思考国族与人权的关系。于是我们发现，五四的使命仍然延续。

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以国族优先于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其在现实世界的生存地位，大约是不得不接受的选择，但历史也已经证明，在国族与人权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以前者来替代和涵盖后者的关系，国族的自强不等于社会改造的成功，人权的落实与完善还需要人们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如果说，国权是一个政治族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障，是族群生存的价值所依，那么，人权则是确保该族群成员以个体方式处理他（她）与集体权力关系的基础，也是一切国家权力存在的前提，否则，国族之权与国家主义就难以厘清，国家权力存在的理由——保障族群成员的利益也很难以成立。国家权力对于人权的保障自然内含了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但若以为生存权利就是现代人权的全部和重心，则无异于将现代社会拉回到传统。

人之为人，并不仅仅基于生存，还基于体面和尊严。这些话听起来也许太抽象，但却是历史经验所告诉我的。因此，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即在于社会成员是否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由此，我们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张扬的精神也许远比特定环境下的政治实践存活得更为久远，也更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解决了国族的独立与生存权利之后，如何进一步完善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权利问题，无疑是五四以后90年的历史风云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

▓用板子打五四运动不靠谱

作者：张鸣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一个历史事件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让人惦记着，本身就说明这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今年的“五四”还没到，相关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接连看了两篇，居然都是唱反调的，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意见多元化了。

只是，老调子固然乏味，反调也未必唱得圆通。刚看到一篇秋风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感觉莫名糊涂。文章从泰国的政治乱象和印度的大选谈起，好像是说印度的民主要比泰国成熟一点，“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宪政需要传统。”

外国的事我不明白，也不好说，秋风先生无非是以此当引子，重点是说，宪政需要传统，批判“五四”反传统，罪孽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大约是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似乎也连带着毁了中国的宪政，连黄苗子和冯亦代所谓的“告密”，也要算在“五四”的账上。这样重的板子，“五四”的屁股真有点吃不消。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必须回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情景中去。上个世纪初，从袁世凯称帝到皖系军阀当政这段时间，中国文化的确死气沉沉。新教育办了多年，但是连西方的学科体系都没能建立，北大讲哲学，得从三坟五典开始讲，文学、史学、文学史彼此夹缠不清。不仅男女同校想都别想，连女生剪辫子，都会被学校开除。所谓的新学堂，除去添了些声光化电的课程之外，还是经学的天下。

“五四”前后，热情拥抱传统，提倡尊孔读经，奖励烈女殉夫的人，不是军阀就是政客，有些还是非常恶心的军阀政客。像狗肉将军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枪和多少姨太太，但却热衷跟末代状元诗酒唱和，在治下学校推行尊孔读经，还大印十三经。跟袁世凯称帝联系在一起的，还是尊孔和祭天。严格来讲，传统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兴起之前，已经被当政者捧杀了。这样的传统，反一反，有何不可？

就当时而言，新文化运动不仅在输入思想和学理方面，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而且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的学校，至少在人文方面，恐怕还是经学的天下。哲学史，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孔子还是大半个圣人，无法像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变成一个思想家供学者剖析。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峰，也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不仅国立和私立大学名校迭出，就是教会大学，经过“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轨道。中国文化在民国时的繁荣，无论学术还是文学艺术，也是“五四”之后出现的。当年的学术大师和文学巨子，甚至画家、名导演和演员，无论文化态度保守还是开放，都跟五四新文化运动脱不开干系。面对这些事实，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单从“五四”运动之后激进主义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实也没道理。很简单，“吃五四饭的”（蔡元培语）不仅有激进的左翼，还有激进的右翼，比如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传统往往情有独钟，还有自由主义的右翼，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人，好像对中国后来的激进不该负责，而他们的学术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国故，即使反传统，也反得不彻底。而且，“五四”还有更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实业救国道路的人，看看他们的回忆，好像血管里也流淌着“五四”的血。

至于把所谓的告密，也算在“五四”头上，实在太冤。就算黄苗子和冯亦代两位老先生都告过密，但他们在旧中国都生活过很长一段，他们老师更是如此。如果说反传统就会告密，为什么他们在1949年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更何况，我们民族的传统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里，其实就有告密这东西。反传统，如果反到传统的酷吏风范头上，反而不会告密。

其实，即便传统单算儒家一份，“五四”反过之后，传统也并没有被反掉。上流社会，有蒋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底层社会，则大体诗礼依旧，人们婚丧嫁娶，宗族祭祀，还是老一套。这一套真正被摧毁，是经过土改、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超大规模的扫荡，乡村精英连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毁灭，改造之后的事。这些账怎么可能都算在“五四”头上？

正像印度的传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传统，也是一言难尽。反传统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些文化人的作为，无论怎样反，都反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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