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１３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１３

壹刊：http://2yb.blogspot.com 作品：http://wwwone.008.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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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他们，预测了汶川大地震！……………………………1510部落
０２．钱斯·菲利普斯的回家之路……………………………1510部落
０３．5·12周祭 ………………………………………………1510部落
０４．汶川地震一周年祭………………………………………1510部落
０５．纪念汶川地震的意义何在………………………………1510部落
０６．公布调查结果 公祭遇难学生 …………………………1510部落
０７．我们该如何纪念5.12……………………………………1510部落
０８．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作品选0042
０９．立志书——2005年第一稿……………………………作品选0043
１０．深圳宝安 请你解决民工的艰难 ……………………作品选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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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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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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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预测了汶川大地震！

作者：翟明磊 来源：1510部落

我相信,我的民族能接受一切真相。
————笔者

中国地震局发言人称: 地震不可预测,这次汶川地震情况尤为特殊,震前没有发现任何前兆信息,没有前震,没有收到任何预测意见。我历时四个月的调查证明这是谎言。

但本文并不满足于证伪，我想带给读者的不是一次寻找小丑与英雄的旅行，而是面对科学与我们人性的惨痛见证，汶川地震预报失败在我们民族性格与体制中的腐败点：不合作，不独立，不负责，胆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哗众取宠，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我对读者唯一的要求：对科学问题更多耐心与理解。

让我们开始寻找汶川预测真相的旅行。

————笔者

半个台测出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1晚上，北京民族学院南路一间屋子的灯通宵未熄，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紧紧盯着计算机屏幕。老先生的老花镜只有一条腿，歪歪地架在鼻梁上有点滑稽。——他们是全世界唯一知道地震马上就要发生的人。

凌晨两点时，他们知道的是：距四川红格550公里到800公里的环带中,12日至13日将发生七级到八级的大地震。

他们不知道的是：震中的方位与具体地址。

因为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他们只剩下半个台站。

钱复业不为公众所知，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在地震界却是一位实力人物。人称中国洋地电的“祖师奶奶”。当年她还是一位俊俏姑娘时就奉周总理之命，将苏联的地电方法引入中国，这位当年的风火的巾帼标兵在邢台试验场一干就八年。提起当年，最难忘的是邢台百姓拔了他们架下的电线,三十岁钱复业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邢台人对没报出地震的钱说：“你们为人民屁服务。”八年没有休息日，没有回家，孩子管父亲叫“叔叔。”活得象野人一样，常年住帐篷吃干粮，15分钟观测一次仪器.在特大洪水中是老百姓救了她们。地电的方法是将一公里长的电线埋入地下，当地层受压时，地下三百立方米的体积电阻变大，电阻率变小，从而测出地震前兆。得到李四光首肯后，这一方法在全国推广，成为预测地震的主要手段。目前全国仍有110个地电台，负责人大多是钱复业的徒子徒孙。

2003年，“地电祖师奶奶”闹革命了。因为她发现全国的地电台站大部分失灵了。原因是自从全国花了二十七个亿更新数字化台站后，这位创始人发现自己报不出地震了。这一年，她上报了四次地震，三次成功，一次失败。前三次用的是手动的传统地电仪，虚报的一次用的是地震局数字台站的数字仪器。

“原因是，现在农村城市天电地电干扰越来越多，手动地电仪，我们可以要据经验排除干扰记下真实信息，但是数字地电仪只能记下所有的干扰，所以没法做出判断，我可以说百分之七十的数字地电台站是失灵的。”钱复业说：“别看数字地电仪，这其实是国外八十年代的技术，已经落后了。汶川地震不是没有台站，在一千二百公里有二十个台站。为什么不报，就因为分不清楚，这就是汶川地震数字台网报不出的原因。”

地电祖师奶奶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她彻底放弃了地电的方法。创新了一种叫HRT波的预测技术。这个技术原理，简单地说是“老太太敲碗”：钱复业把地震机理看成黑箱，短时间没法搞明白地震的机理，但可以把它看成黑箱系统。探箱,就象老太太敲碗知道碗有没有裂。给地壳一个力，回射回来知道地层的情况。那么，哪有这么大的力呢。赵玉林想到了潮汐力。潮汐力撞地球。就象铁路工人敲铁轨检查铁轨有没有缝隙。由于钱复业的儿子是搞石油勘探的专家，他建议使用CDMA技术，可以去掉干扰。1990年着手研究,2004年，钱复业申请建设HRT波台站。报告上去，当时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当天就批示。

然而在党组会议上，宋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宋瑞祥是原地质部部长，老革命，他不明白地震局有这么多钱而一个一百五十万的试验项目阻力这么大？这位不是地震局系统出身的老革命不知其中利害。

“这里面有利益集团，我们的仪器出来，他们情绪很大，因为一用不是证明他们的不行了嘛。比如现在数字化地电仪器，他生产了二三百套，自己做，自己卖，都是地震局系统的。他要用，他不用，他要承担责任的，他能说吗，你明白吗？而且搞仪器的人呢，他很辛苦。可是他不知道地震预报是怎么回事。他做出来。他说：“你没告诉我怎么做，我做出来不行，怨谁去”，搞方法的人呢，你给我什么仪器，什么锅，我做什么饭，那做出来的饭，你也别怨我。这就是地震局现状，搞仪器的一摊，搞台站的一摊，搞预报的一摊，搞分析的一摊，谁也和谁不联系。”

人家提工资上去，你说他这些东西不行，怎么办呢？包括那些院士，汶川地震前都是划勾的，每年会商会，第一届我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知道。每年会商会拿一个表，就象唱歌似的，划了几个圈，哪些地区哪些地区，多大地震写上，再写上值得注意的地区再写几个，然后你同意划勾，不同意的划叉。这些院士平时不搞地震预报的，能划叉吗，都划勾了。然后你有不同意见，提出来，也提不出来。所以是拿院士折腾人。组织这种机构，就是将来为了地震一旦发生。科学家都说没报出来。官员不该走这条路，但是他们走了，我们作为群众，没什么可说的。你明白。你平时不搞这个，他让你判断，你能判断出来吗？你不是难为院士嘛,院士是有水平但不是在预报上。”

钱复业点出其中要害。

宋瑞祥是个有魂力的人，唐山作家张庆洲写作《唐山警世录》认为唐山地震是漏报的，这本书得罪了很多人。无法出版。宋瑞祥局长为之作序，才得以面世。

据说宋瑞祥火了。“我一个局长，批一百五十多万的项目的钱都没有权力？我负责了！”

这样，RHT波才上了四个台站。第二年就报出了印尼海啸，当时钱复业报的是十二月二十八号川滇有八级地震，结果二十九日三千公里外的印尼发生九级地震。

三千公里外的地震也能预报？连钱复业也吃惊，可是为什么又报错地方呢？两夫妇研究了二年的声波学，才明白，以往的经验台站只能预报附近的大地震。可是HRT波是声波，不是地震波。这种预报经验远远超出了老专家们的经验。

尽管HRT波效果惊人，但还是受到了地震局的各种反对声浪，有人说，钱复业搞这项目是为了买自己儿子的设备。

“他们说我为了卖我儿的仪器，其实我儿子倒了血本，汶川地震后，我儿子送了四台仪器，几十万，修理费在他身上，运费也在他身上。一打雷，把仪器烧了。四年烧了三十多次，都是他修理的。”

还有人说，钱复业他们为什么要上三十个台站，是为了赚钱。

“一个台站只能报出震中距离，只有三个台站的环型交汇才能确定震中位置。但是太远的地方，三个台站也不行，所以要在全国三十个大区都要有台站，而且震中如果太远过来RHT波需要十多个小时，即使测到了，也来不及了预报了，这是我们需要三十个台站的原因。”

经过四年的摸索，HRT波技术终于成熟。2007年起可以正式跟踪预报地震。积累了三十多个成功震例。震中距离预报误差少的可在数公里。 宁洱地震预报成功,钱复业预测震中621公里，实际上622公里。预测6点5级，实际6点4级。让人难以想象是四千公里外的地震HRT波也可测到。2006年1月28号班德海地震。钱赵预报是七级地震，4800公里，实际发七点六级地震，4680公里。

令人吃惊的是,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完全没有预报出8月25日西藏仲巴6.8级地震。而钱复业用HRT波准确预测。

HRT波技术本身还有要解决的就是数个地震同时发时,地震波叠加造成误判,特别台站附近的小震对远处大震的判读影响。

“所以我们终究得出经验：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然后可以预报的,而且是物理预报。这是我们观点。从科学上来看，挑不出毛病。我终究是搞了四十年，在科学上不能说假话。”白发苍苍的钱复业正式宣布。

就在宋瑞祥局长离开中国地震局局长位置后，HRT波被当作错误局长的错误项目被叫停。没钱了，连维修的钱都没有。钱复业夫妇，山穷水尽。

“我们的项目，地震局各级官员，没有一个人来了解。老实说，来看全套资料的只有一位计委科技司前副司长严谷良，还有记者你。”

严谷良何许人也？简单地说这是一位高人。国家计委科技司前副司长。做的官不大，却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人物。64年起即负责国家计委（原来称计划组）的科技管理工作。在81年至88年他任计委科技局建设处处长任上，他发现并推广了袁隆平与王选。是他尽力促成70年代末国家投资五百万给当时受排挤压制的农科员袁隆平独立创办杂交水稻研究所，从而让中国一半稻田种上杂交水稻。是他，支持选择了王选这个北大名不见经传的助教的技术方案，开启了中国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严谷良本身是学工程物理的，特长是对新科技的超强理解判断力，是一位难得的中国科技伯乐。

在钱复业，赵玉林，山穷水尽之际。他一个人跑到钱家，看完了HRT波的全部资料。“这毫无疑问是国家的重大技术成果。为什么国家花了二十七亿的设备还测不出汶川地震?而钱能测出？一，精度，地震局的地电仪，精度只有百分之几，而HRT波是万分之几，提高了二个数量级，这都不是空口胡说，而是国家计量局确认的。这样地震的细微处才能看到。二机理，HRT波解决了无法下地层的问题，黑箱原理突破了以前困境。三，参照系。HRT波是用引潮力，引潮力本身有十二小时的日潮周期与半月潮周期。正常时，HRT波是与日潮与半月潮周期相同的，也就是谐振，出现异常时，就脱离引潮力周期，好比士兵在桥上走正步，引起共振，桥的振荡。有了这个潮期的参照系，很容易辩析出地震发生前的 特征。四，根据波传来时间，确定距离，幅度确定震级，共振发生确定时间。三要素都全了。”

严谷良据他以往的经验判断：“HRT波技术路线非常清晰，应当推广，要改进的只是提高预测精度而已。地震局这些人他们不去调查，不去深入了解，光说不行，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么重大的事情！”

严谷良，这位退休官员使出了当年推广袁隆平的劲头。

2006年,严谷良向科技部发改委推荐HRT波技术。因为严谷老的威望，发改委很快关注这个项目，但综合部门要听地震局的意见。这次不用地震局花一分钱，总可以了吧。“没想到，地震局的态度是不敢否定，也不充分肯定。只写什么以后在规划当中进一步研究考核，专家们意见不统一云云。 ”——搅黄了。

情急之下，严谷良上书国务院总理。在信中严谷老尖锐提出:“地震局要花二十多个亿续建那些不能有效解决预报问题的常规台站，而真能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却排不上议事日程！”有他的背书。2007年1月12日，国家副总理回良玉很快批示。 “在攻克地震短临预报这个世界性科学难题上，我们应该也有基础和条件有所作为，对有关课题的研究和应用要给与支持。”

陈健民局长批给了岳副局长，岳副局长批给了电磁学科组。领导们的批示越批越短越空洞。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严谷良摇头叹息。

严谷良要求和陈健民局长见面。这位连总理都不敢小看的老副司长的请求。陈健民拒绝了。

到2007年七月份，地震局开个专家咨询论证会。——“连个鉴定会都不肯开。”

严谷良经历和支持过许多论证会，这次论证会，在他看来，怪得很。“地震局专家们说：有一定作用。哪儿不行，哪儿不行，要进一步完善。咨询论证会，钱复兴做报告，按道理要答辩，下午就不让他们去了。完了写了一个咨询论证意见。按道理征询本人意见，不和他们商量，也不和他们见面。”

地震局行业基金有三千万。最后就批给钱复业三年总共一百九十万。这些钱仍然建不了台站。

这时荒唐的事发生了。地震局称，根据一刀切的政策，退休研究员不能担任课题负责人。所以钱复业发明的技术课题。钱不能给钱复业。

这一百九十万给了地震局防灾学院一个年轻的副教授，凑装了两个仪器在山东，地震局接着又说这个仪器对别的仪器有干扰，不让他用。不让机器正常运转。等于没建。

“这么一种德性。从领导，局长，副局长写了多少报告。干部好，专家也好，从来不到钱复业那儿亲自去了解了解，到底行不行，你自己考核。没有一个去亲自听她汇报，这怪不怪。人家有这么好的成果你不管。你搞什么地震。”严谷良对记者慨叹。

仍然没有经费。

钱复业与赵玉林将退休工资投了进去，仍无法支撑台站。眼看着一个个台站因没有维修费用而停止工作。

到了汶川前夕，钱复业只剩下红格台半个台站还能工作。

而正是这半个台站测出了汶川地震。

“他们说没有前兆，而且不典型，我半个台站就记到前兆了，还要怎么典型？这就证明是必震因，有百分之百灾难纪录，这就叫几率，我没有别的台站，只剩半个。”钱复业困惑地问。

在3月19日采访中，记者亲眼目睹钱复业用HRT波仪准确提前二个小时预报红格台外800公里将有震级4到五级地震发生，结果十三点四十三分四十二秒。四点七级地震川甘地震发生。实际距离798公里。距离误差仅为2公里。不得不令人信服。

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专家问钱复业，汶川震中离红格台实际距离510公里，你们报550到800公里。钱认为误差40公里是被允许的范围。为什么环带那么粗？钱复业事后发现800公里减去550公里为250公里，正好是这次汶川地震带的长度。

十一日当晚,钱复业夫妇测出了汶川地震，却没有上报。为什么?

地震发生时,钱复业赵玉林泪流满面，心中的悔恨……

钱复业讲述了全过程：

“二十三点图画起来，二点钟，不行，这个地震肯定有了，讨论一晚上，没有睡觉，要给他们打招呼，到早上五点，想要给他们打招呼。不能打。打完以后，这么大地震，六百到八百公里，东南出国境。没有人相信，你自己害怕。给官员打电话，唐山你都成漏报犯了，你给他打电话，他没预报，死人了，他要坐监狱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能打，接受唐山地震经验。也都来不及了。按现在规定，你报了地震还得填卡，他按这个卡片去组织专家落实。十二号，十三号有地震，你十二号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九点钟，我想给一个搞地震的老同志，给他打电话，他负责西边，叫郑大明。赵玉林说你不能给郑大明打电话，人家好不容易返聘，拿一千多元工资。你打电话，人家吃不了兜着走了。没打电话，现在汶川地震没报出来，都不聘他，他本来是西部地震首席预报员。你想想，所以没打。”

那天晚上，钱复业心是紧缩的，三十年前的创痛又在心底涌起。

唐山地震前，钱复业作为京津组的副组长因为地电特长紧急调京。她一口气画出了200公里十二个台站的地电趋势图，十一个出现异常,以唐山为中心的异常幅度最大，于是做出唐山将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的预测，并汇报了梅世蓉。在地震前五 天，她是唯一一个前往唐山落实异常的中国地震局干部。

当时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向记者证实，当年一直主张华北有大震的确实是钱复业，多年来她受的是不白之冤。

地震发生后，她被新华社内参记者在《地震战线》上发文认为是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否定了马家沟异常，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因为她是唯一去唐山的跑异常的人，被打成漏报犯。唐山震后,地震局风声鹤唳,人人自保,“当时推卸责任，漏报犯推到我身上，一个群众能把我怎么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兵，在地上躺着呢，也打不倒我，我本来就倒着的呢。但这个问题如果弄到领导身上去，那领导当时都要坐监狱的。再说我虽然预测了，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我有负罪感。”她当时还做了件愚蠢的事，写了封信寄给马家沟群测台，表示对不起他们，这本来是表达心情的方式。被马家沟台站负责人做为证据，一次次批判带来的是马家沟马姓负责人一次次升官，“资产阶级小姐否定马家沟异常”成了著名事件，他甚至挥着他死于地震母亲的血衣进行现场控诉。

事实上，去马家沟那次，钱复业是去买碗的—-当地产便宜的瓷器。当时群测点是无产阶级技术革命的代表，钱路过时根本不敢过问，说了几句：“将来抓到地震说不定还是群测点的同志们”的空话，仪器都没看，就匆匆回去了。五天后,唐山地震爆发。

“我当时向梅报的是唐山七级，马家沟报的是渤海湾，五级。我为什么要否定他。马家沟群测点，震后我们还是朋友，还送我一箱弹簧。到后来怎么就骂起我来了，每骂我一次，就参加一次人大代表，就升一级。”

“邓小平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夫人平反!”赵玉林很难接受。

四十年来，钱复业夫妇二十年没涨工资,一度连生活都成了问题。真正延误唐山预报的人升了官。

左图显示唐山地震前十二个台站均显示了地电异常。
右图：海城地震后，钱复业已画出了华北异常区，但被勒令销毁，这是当年偷偷藏下的地电图

“我今天和你说，不想纠查任何人的责任。我从我这个方法认为有，人家从那个方法说没有，比如测震学。小震闹，大震到，测震学指标到现在，唐山地震也报不出来七点八。三十年前更不可能。梅世蓉是测震学博士后。她虽然是一个领头的，但她学科水平限于测震学，相信测震学，就象我相信地电一样，我地电要没有异常，别人拿什么来跟我说，我也不大相信。但我不是领头的，我可以这么做，但她是领头的，按道理，梅世蓉这样做就有点欠缺。唐山地震前三天，我又一次问她你真的不认为唐山有大地震吗？她想了想说是的，我不认为。”

背起黑锅的钱复业屏了一口气，多年的压抑使她下了决心，一定要突破地震预报难关。退休后她与赵玉林所有的退休金除了养活十多个小区的流浪猫，全部用来埋头投入科研，至今仍住在简陋的旧公房中。夫妇一生勤俭，赵玉林老花镜掉了腿都舍不得配一个。

钱复业没有耿庆国式的火爆性格，在业务上她有超常的能力，在政治上她是一个犹豫不决，胆小逃避的知识分子。汶川地震没有上报，有以往政治创痛的因素，也有她过于慎重的原因。

多年来她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1968年周恩来举办国庆招待会，邀请她们小组成员参加，可是小组里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司机是工人。钱复业只有派出司机参加国宴。这件事让她印象深刻,多年来忍辱负重成了她的习惯。

图：红字区域就是当年唐山地震前划出的地电异常区

七十四岁的钱复业明显意识到身体不行了，成了医院常客，高血压，随时都可能倒下，而东西都装在脑子里。“世界难题啊，我们花了四十年时间，有几百人上千人的努力，如果国内要，我还是愿意给国内。”

汶川地震之后，钱复业赵玉林用HRT波三次预报六级以上余震，全部正确。而地震局的余震预报失误众多，甚至引起了市民的混乱。

震后，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对HRT波批示:“在地震预报领域要解放思想，也许世界性的地震短临预报难题在中国率先突破。”

可是,一切都迟了,汶川悲剧已经发生。

至今，钱复业与赵玉林仍没有得到地震局任何后续资金。

“科学没有国界,共产党要是不要,我们就给国外。”两位爱国者长长的叹息。

▓钱斯·菲利普斯的回家之路
——谨以此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

作者：燕云 来源：1510部落

我花了比片长更长的时间看完了电影《护送钱斯》。一般来说，精彩的电影我不忍心中途停止或被打断，但这一次，我有意识暂停了很多次，每一次暂停，都能听到自己沉重而深长的呼吸。

钱斯·菲利普斯是无数死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普通的一等兵，海军陆战队上校迈克自海湾战争之后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他每天的工作是统计死亡的士兵名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没有看到过一个曾经熟悉的名字。

即使是那些不认识的士兵，他们死在了战争中，而迈克活着，也许他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又能做些什么？他主动提出以军士护卫员的身份护送一个素昧平生的叫做钱斯的一等兵回家。

钱斯在返回怀俄明转机转车的路上获得了来自所有陌生人的尊严和荣誉，乘务员看似唐突相赠的十字架，路上陌生人肃然摘帽的致意，以及迈克一路凝重庄严的军礼······而钱斯离异的父母分别得到了美国总统及海军陆战队总司令赠送的美国国旗，那是钱斯对国家忠诚的象征。

回家的路很美，燃烧的云彩，碧绿的青草，蔚蓝的海水，只要在路上，钱斯就还活着，直到他终于停下，在星条旗覆盖的棺木下长眠深睡。

钱斯的死充满了庄重和尊严，这份尊严令我震撼，也令我沉重。

这一年来，我很少提及汶川地震，如我对朋友所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提及，更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很多次我设想自己去北川、去青川、去汶川，但我最远只进到了都江堰城区就仓皇离去。

家里有两套集团印刷制作的光盘和书刊，我从未阅读和观看，仅仅是那黑色镜框般的封面就让我抽搐，而国殇两个字更让我无法匀净的呼吸，集团还发了两件印着“以生命的名义”字样的白色T恤，它们整齐而端庄地摆放在衣橱里，我不敢穿。

一年了，整整一年，十万孤魂再也不能回家。

这一年，在十万孤魂飘荡的日日夜夜，我看到许多，听到许多，身为川人，我为所有普通中国人为死难者所做的每一份努力感过动，也为来自官方、包括来自我家乡的政府官员的某些牲口般的说辞和行为蒙过羞，但这一切，都不及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感到的愧疚来得深刻和持久。

看完《护送钱斯》后，我想到的是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在5·12一周年之际写点什么，我不能真的装作一切从未发生，就当一切都已经完全过去。

促使我认为很有必要写一点什么还有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原因，我最近处于阶段性贪生怕死的过程中，而我从北京到上海不断地吃喝玩乐正是借此逃避和消解我内心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也许文字，能让我渐渐安宁。

但即使是这样地强烈想要写些什么，我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不知从何说起，更不知应该为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说些什么，一年来，我一直在困惑，很多事都让我困惑，是的，是很多的困惑困惑着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更不知从何做起。

那就从CCTV的一则新闻说起吧。记者正在就灾后重建进行采访，灾后重建的重点采访对象是校舍，本着哪儿起火往哪儿灭火的惯例来看，校舍肯定是大家关注的火头，当地住民说，现在钢筋看上去粗多了，这话听上去是说，以前的钢筋不是钢筋，是米线，当地人还说，现在的校舍看上去牢实多了，也好看多了，言下之意，以前的校舍更像是豆腐和屁做的，风一吹就散架。

我知道很多人在声讨豆腐渣，因为豆腐渣湮没了许多花儿一样的孩子，他们是我的女儿的兄弟姐妹，当我的女儿在清风吹拂的北海荡起双桨欢度周末的时候，那些花儿一样的孩子再也不能睁开双眼，并且至今，他们的父母还没有得到一个叫做公道的东西。

我想起我妈说我从小就是个不肯认错的人，我想起我现在也常常说我的女儿就一张嘴犟，明明错了却宁愿挨打也不认错，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有这样的鲜明的个性，改错可以，但认错没门。我不想为谁辩驳，没有人授意我说什么，也没有人能授意我说我不爱说的什么，但这确实像是个弱智固执的孩子所干的事，错误我会悄悄改，但赔礼道歉甚至赔钱赔命是不可能的，如果问题还顽固地指向了不良体制。

豆腐渣该不该一追到底，该！揪出来的坏蛋怎么办？杀？！是的，为那些早谢的花儿祭祀谢罪，杀一百次剐一千次也不为过。可有时候我真的很困惑，杀人不过头点地，刀起刀落之间，当然，也可以是一发子弹，现在不止5分钱，还可以是一只注射器，一睁眼一闭眼，一口气没了，欧啦。可杀一个人能带来什么？又增加一个痛失亲人的家庭，又增加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家庭？我不知道，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愿意之后的校舍是顽强的，所有的民居住宅都是震不垮的，我也希望所有的楼房坚而不催，包括官员的、公务员的，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这几天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所有的平媒网媒都在做纪念5·12的节目了，我知道这是人们没有忘记那场特大灾难的直接表现，有很多人又开始新一轮进进出出灾区了，而我们台，也将会在明晚举办一台大型的文艺节目，内容不详，节目不详，但套路可以想象。我没有权利去指责这一切是错误的，是功利的，是纯粹压榨新闻价值谋取收视率的结果，但我的困惑是一直以来的困惑，也是我至今未能踏足灾区的困惑。

死难者需要祭奠，活着的人需要关怀，可我总觉着冯翔们是被关怀死的，而林浩们最终可能是被宠死的，无辜死难孩子的父母们最终很可能是被气死的，夺取伟大胜利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当死亡变得如此轻而易举，我仍然要说，四川人不是豆腐和屁做的，四川人的坚韧坚强勤劳不屈达观幽默，超越了人们的寻常想象，我举例说在青藏高原无人区你看到的第一家小饭馆一定是四川人的，张老师说，在珠峰登山者营地你看到的唯一一只红灯一定是四川姑娘点上的，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侮辱和轻谩，敢于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高挂艳帜非寻常人非寻常勇气不可为之。

面对坚强如斯的川人，很多事可以去做，很多事也可以不做，但有一件事不得不做，而且必须要做，艾胖胖一直在统计死难学生的姓名，我们甚至充满善意地期待明晚四川卫视纪念晚会上会公布每一个死难学生的名字，如果可能，如果愿意，也许是所有死难者的名单。

最后我想说我昨晚做了一整夜的梦，关于死亡的不可逆转，关于生命的绝望不堪，整个晚上，我在半梦半醒之间辗转着面对如此深重而无力回天的苦难我应该怎么办，而我至今不知应该怎么办，守望已经不能相助，永不放弃只是无奈的希望，阴阳两隔却是必须长此面对的悲伤。但是，若“以生命的名义”，请还死难者一个名字，每一座碑，每一座墓，每一个坟茔，以及石灰浇灭下腐烂的尸体群，巨石滚落下掩埋的村落群，请还他们一个名字，给他们一份尊严，让每一份祭奠都有方向，让每一个回家的灵魂都不会迷失，回家的路是美好的，如钱斯·菲利普斯的回家之路，神圣而且尊严，你会看见，那里有蓝蓝的天，有青青的草，有潺潺的水，有漫山的野花，有成群的牛羊，有放牧的亲人。

▓5·12周祭

作者：郭君 来源：1510部落

汶川大地震已经一年了，这一年的光景走的是何其地匆忙，何等的悲壮！5*12后的一个礼拜自己基本没有出门，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被救出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揪心不已，每一个忙碌在地震灾区的身影都使自己落泪，每一个失去亲人哭泣的面孔都让自己失声悲戚…

此后平日不喜言笑的自己更加沉默。人这一生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是人性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一切？还是所谓的‘爱国’高于一切？

每个从母亲肚子里走出来的人，在离开母亲子宫的那一刻就和死亡签了归途的契约，这张契约在人活着的一生中时刻被人所毁约，作为人的我们刻意地回避这个无法逃避的归途，可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做到长生，虽然知道这一切挣扎都是徒劳。

生在这个把虚荣的颜面看做高于一切的政权里，我们的生命就已不再属于自己。一句慷慨高昂的口号，‘我的生命属于你’就决定了你生命被无限奴役地事实的存在。从你懵懂时被强制灌输无条件忠于高于一切，在‘爱国’‘民族’这个虚妄的紧箍咒下，你只有盲从而无法选择！我常常在想，国不就等于家吗？家在普众的心中为什么那么的温暖，就是因为家能给你遮风挡雨，家能在你感觉饥饿时给你一碗饱肚的饭食，家能在你生病时给你休憩疗养的空间。家在给予你这一切时从没向你索取过什么，家给予你时是没有私欲的存在。

家散了。这个散是因为家长的私欲太重，对家庭成员没有了爱的呵护所至，既然这个冷漠的家已不爱你，你爱它作甚？这个散催生了无数个新家的诞生，而人类换代的历程也就是在这散和生中繁衍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古以来家从来没有真正地散过，只是家长在频繁地更迭而已。

那么国呢？换句话说，国还是这个国，地还是这块地，从来不曾更改过，亡的只不过是腐败的政权，倒的只不过是贪得无厌视民众若草芥的纨绔子孙！

主流在多数情况下是强调生的重要，也以身作则使人们只盲从物质的贪婪，生活的奢侈无度。随着自己身安逸稳定的需要，适时地告戒你为他们舍身是应该和必须的，如同‘纵做鬼也风流’这样惨绝人寰的话语，随口说来如戏言。这种自相矛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使用无数而从不觉赧颜。

这一年来死亡学生的具体数字成了国家高度机密，虽然最近有了个数字上的概念，可这个概念因为没有籍贯姓名的明示而变的诡异而令人难服。我不知道在这一年里，有多少个失去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走向了不归路，有多少个失去亲人我的同类不堪重压而精神崩溃，我不知道。因为，这属于国家机密。

含辛茹苦把孩子从尺把养成惹人怜爱的大孩子，地震来了，学校周遭陈旧的房屋完好无埙，而惟独学校教室坍塌。失去孩子父母亲的心在滴血，为了天堂的孩子没有遗憾，为了寻找真相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可，学校建筑图纸也在瞬间升格为国家机密。

夫妇双方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国策，让那些已年近半百而失去孩子的父母该怎样面对他们（她们）的后半生？而震后因为板房化学物质含量超标导致的大量再孕妇女流产的事件，又因为一个必须‘正面报道’而被掩盖。

老子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邹狗’这句话在我耳边瞬间地炸响！天地不仁？何止是天地不仁呀？！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没有了精神追求的我们还配称做人吗？被套上思想桎梏的我们还敢无知地叫嚣吗….

周年祭日的临近让我的心揪的更紧，对于那些无私帮助过灾区人民的志愿者和善心人士，我是心存感激的，也心怀虔诚的敬意，他们（她们）悲悯的人性情怀无时不在感动着我。而对于那些先我而走的人们，我真切地问声：你们在那边还好吗？……（2009.5.10）

▓汶川地震一周年祭

作者：金丛林 来源：1510部落

汶川地震，每当我想起，都恍惚是昨日。而昨日是黑色的，是被漆黑笼罩的！我不敢凝视电视的镜头！我不敢观想失去亲人或者亡者不能照顾幼儿时，那死前的一瞬间撕心裂肺的哭声！

前几天，有朋友去四川，也去地震现场（大部分已经围起来，不允许观看）。我问他的感受，我的朋友说，新的房子已经建起来，人们都忙来忙去，看不到表情的伤心以及地震的迹象。我的朋友仿佛有一些淡淡的失望。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心中一直惦记沉沉的汶川。当他到汶川，到地震的现场，他看不到悲伤，看不到白花，他有一些失望是在情理之中的。

我未能亲自去灾区。只是，当我听到朋友的诉说，我心中反倒增添几许平静。逝者已逝！哭也哭过，痛也痛过！悲都悲过！我们现在不哭泣，不代表我们忘记我们亲爱的人，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若在天有灵！也必然不希望我们悲啼度日！

对于生者，我们活着！努力的活着，更好的活着，坚强的活着！是对亡者最好的纪念与交代！

我的朋友只是在街头匆匆的看过，而在生还者的心中——失去亲人、失去爱人的人都明白，纵使白天眼中无泪，当夜深人静，当月上柳梢，还是会痛苦，还是会在梦中哭醒！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此，还没有与亲人说上一句话，还没有与爱人道别，就阴阳两隔路迢迢！

曾经美丽的汶川，被地震吞噬的同胞们！我们每一个人会永远记住你们，会年年的为你们祈福！我们不知道天堂是否存在，可我们宁愿相信天堂是存在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都在天堂！人间有春夏秋冬，我们希望天堂永远是春天，温暖的阳光照耀你们，你们离开人间的每一天都百花争艳、天蓝云白、泉水潺潺！亲爱的同胞们，哭泣的方式有很多，流泪是一种，不流泪也是一种，当我们哭尽眼泪，我们只有哭声而没有眼泪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淌血啊……

去年512地震中，从地震瓦砾中爬出来的学生邓茜说：“能幸运活下来，就更应该把握住现在的每刻每分，努力学习、开心生活，对得起自己和周围关爱我们的人。”

“不想再多谈地震，也不想谈困难，我们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上。”北川中学常务副校长刘亚春说，要做出相当的成绩，才能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在震区，已经处处奉承这样的精神：痛楚往事已不再多谈，美好前景天天期待！

只是，任何一位经历地震的人，任何一位失去亲人与爱人的人！愈是要忘记！愈是忘不了！你去凝视她（他），虽然他们的眼睛没有明显的痛楚，可是那思念与爱恋的丰碑是存在的啊！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忙碌之外，并不曾真的忘记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爱人！他们选择将痛苦深藏，他们不愿意对外界哭诉他们的思念，他们的苦痛……我们也决不能残忍的剖开他们的心灵！在他们的心门之外，让我们尊敬他们，尊敬他们将痛苦藏起，尊敬他们勇敢活着。

如果你在街头，看见他们表情漠然！请不要责怪他们忘记地震，忘记亲人！
他们怎么会忘记？他们将亲人珍藏在心中，他们不在白天思念，他们也必然在夜里哀思！

如果你在镜头，看见他们轻轻微笑，请不要批评他们忘记512，忘记爱人！
他们绝不会忘记！他们将爱人放在心中，他们不会写出哀痛的、思念的诗，但他们有血有肉！他们在心灵的深处，为爱人种一棵玫瑰，在每一个黎明，当他们睁开眼睛，那玫瑰就绽放……

1957年，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写道：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人世间所有的痛、所有的悲，并不一定以我们熟知的方式表达！在地震中幸免于难的同胞们，我们对他们，无须说什么安慰的语言，让我们转过身，还他们安静，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祝福！我们若想帮助他们，安静的进行就好！千万莫在敲锣打鼓的帮助他们，安静的帮助就好！

▓纪念汶川地震的意义何在

作者：乐若鱼 来源：1510部落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北川县城开放，祭奠的人们群拥而至，哀思弥漫，天地动容。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某些人自然不甘寂寞，要跳出来发表一些高论。余秋雨先生在5月１１日准时跳将出来，再次用一篇博文描述了他“泪流满面”的菩萨心肠，和“大爱、至善的王国”这样的伟大发现。
　　余秋雨在博客中说， 5•12改变了他对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时一地把“生命”、“大爱”、“至善”、“以人为本”这些最重大的人文命题凸现得那么鲜明，并由亿万民众一起投入实践。……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还都隐藏着一个大爱、至善的王国，平日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可见，在地震一年后，余秋雨先生还沉浸在感动中，还迷恋于自己的“伟大发现”中。不过，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善良、勤劳、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民族，余秋雨先生博多学闻，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真不知道他的学问是怎么做的，是从哪个角度做的。余秋雨先生看来做学问都是盯着庙堂的，没有盯着民众。不深入民众，不愿放下身段，天天只想着上电视，当然看不到民间的大爱。这也不奇怪，余秋雨先生从来都是做庙堂学问的，也算是庙堂中人，对普通小民不了解好像也情有可原。但是，你把普通的常识说成是你的“伟大发现”这就让人恶心倒胃了。
　　更让人疑惑的是，难道在纪念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余秋雨蹦出来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感动吗？这是纪念地震，还是纪念余秋雨自己的伟大发现？
　　我认为，纪念汶川大地震的意义，一是缅怀死者，纪念阴阳相隔的亲人，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让他们安息。要体现对死者的尊重，要真正地纪念他们，就要把他们当作纪念的主体。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地震遇难者名单。但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做，包括艾未未这样志愿者。但余秋雨这样的聪明人是看不到逝者的，他的眼里只有“大爱”。
　　还有，要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也需要反思因为校舍质量等原因造成的无谓伤亡。这既是对死者的抚慰，也是对生者的保障。所以，纪念地震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更有希望，更有尊严，更有未来，更有保障。
　　灾后重建是件极为浩大的工程，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肯定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做到的地方。灾区的人们吃得好吗？住得安全吗？板房有没有污染？对孕妇的身体有没有伤害？灾民以后的生活来源靠什么？这里面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时候，远不是自我表扬、邀功请赏的时候。否则，只会让灾民寒心。
　　可惜，余秋雨先生仍老调重弹，再次重申他对追究危劣校舍的绝对不支持。他的理由有二：一是“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将带来很多法律麻烦，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那些跪着的家长需要立即获得精神救助、心理干预，因此必须立即采用各种方式阻断他们的行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因为追究责任的过程漫长就可以不追究了吗？这么重大的责任都不追究，谁来保证以后建筑质量的安全？就凭余秋雨式的感动就可以？我们建设民主富强的中国也需要漫长的过程，按照余秋雨的逻辑，那现在也可以停止了，重回奴隶社会算了。余秋雨一再强调自己看到了“大爱和至善”，那么，难道危劣校舍砸死学生也算是大爱？建造这种校舍的人、允许建造这种校舍的人也是至善？人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我看余秋雨是“屁股决定眼睛”，他只看他想看的，其他的都看不到。
　　那些跪着的家长需要精神救助当是实情，但如何救助值得研究。就像余秋雨那样的“含泪劝告”就可以救助他们吗？我看不行，它只会让家长们更加精神崩溃。家长们之所以下跪，正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公道的结论，他们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他们精神出现问题正是因为这种起码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们会去调查。余秋雨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明白，那真是糊涂得可以。当然，我不相信他是真糊涂，他是选择性地糊涂，他的屁股决定了他在哪方面糊涂。
　　所以，余秋雨在地震一周年之际搞的这个“感动”加“劝告”式的纪念毫无意义。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纪念，这不光是对幸存者的不尊重，也是对逝者的亵渎，更对灾区以后的建设是个干扰。
　　柏杨曾把有些文人称为“文化打手”，照我看，余秋雨先生是“打手”中的“高手”了。

▓公布调查结果 公祭遇难学生
——政府应该发布有关震区每一所校舍垮塌学校建筑质量调查报告并公祭遇难学生

作者：艾晓明 来源：1510部落

今年4月14日，国新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行动包括“高质量地恢复、重建中小学校”以及“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我对国家人权行动中这些庄严的承诺充满期待，我认为，去年5·12大地震发生之后，面对大量校舍倒塌、成千上万儿童遇难，国务院以及中央政府表现出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震区多次亲临垮塌学校，包括北川县北川中学、都江堰新建小学、聚源中学、青川县木鱼中学等；对学校建筑质量存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证人。也正因为如此，媒体向全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第一、国家已经派出专家，对垮塌学校的建筑质量进行调查；第二、对于倒塌校舍背后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将从严查处，决不姑息；第三、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待。

5·12 地震过去即将一周年，人们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份有关灾区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专家调查报告得到公布；公众不仅难以查询到某一学校垮塌原因的详细信息和鉴定结论，而且也不了解这一调查过程到底持续了多久、经过了怎样的程序、是由哪些单位以及责任人实施的。

5·12 地震中校舍倒塌，学生遇难，这场景惨绝人寰，是中华民族在2008年经历的一场大悲剧，经由电视画面的直播，令所有人刻骨铭心，至哀至痛。为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为给灾区校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公布每一个垮塌学校的调查结果，至关重要；它是给所有遇难学生亡灵的一个交代，是对遇难学生家长内心创痛的舒解（甚至有可能预防如董玉飞、冯翔等家长不堪丧子之痛而自杀这类震亡次生灾害），它更是一个警示：中国将切实杜绝、永远杜绝校舍建设的豆腐渣工程。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郑重要求，有关部门公布以下信息：

政府各部门一共派出了多少专家去灾区调查垮塌校舍的建筑质量？

这些专家来自哪些部门？例如，每所垮塌学校的专家组是由哪些部门、哪些专家组成的？

这些专家在具体工作的垮塌学校考察了几天？全部调查过程为多少工作日？

调查结果是什么？具体到每所垮塌学校，其导致垮塌的原因是什么、与地震烈度、建筑结构、质量是什么关系？

提出这些问题的依据如下——

第一，据报道，地震开始后不久，国家和四川省等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700多位专家，对震后的房屋损毁进行全面调查，其中对学校的垮塌调查被列为重中之重。建设部高层官员于5月28日探视了从灾区回来的专家，听取汇报后，为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即将派遣的第二批专家主要任务是对倒塌房屋进行科学鉴定。到2008年9月4日，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在国新办答记者问时说：建设部门专门派出了两千多位专家到灾区进行考察。仅建设部一个部门就派了这么多专家去考察， 可以说，这个调研工作有广泛的专家参与的；那么，作为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敦促这两千多位专家，对他们所调研的每所学校其垮塌原因做出具体解释。

第二，人们也看到，四川地方媒体数家报纸在2008年6月25日同一天登出了同样内容的报道，标题为 《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未来》,对于校舍垮塌的原因，这是一篇定调文章，代表了政府部门认同的结论性意见。然而，出席6月24日由成都市社科院召开的“ 地震灾害与房屋建筑安全”研讨会的只有二十余位专家，除去其中的地震学、法学专家外，建筑学专家不足二十人。那么，这二十人的意见足以代表建设部门派出的两千多位专家吗？他们的意见，能够作为这次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结论性意见吗？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的代表性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什么样的程序呢？

第三， 就在这次关键性的研讨会召开的一天之前，即6月23日， 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駇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这次地震造成学校垮塌，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我想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学校在设计或者施工当中存在着违法问题，一定会依法作出处理。对背后涉及到的贪污贿赂问题，我们也将严惩不贷。”如果四川方面明显已有专家结论，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而在之后9月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就有关校舍垮塌对记者的回答依然是：“我们还在仔细地思考和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重新建设学校，以及其他公益性的建筑，应当提高我们对它的认识。”那也就是说，直到地震发生的三个多月之后，调查也并没有结束。那么，对每所学校垮塌教学楼的调查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一共持续了多久？所有的调查报告，打算何时公布于众呢？

近期在艾未未先生发起的公民调查网上，我看到《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和群众工作局关于遇难伤残学生家长上访反映问题的解答意见》，其中，就家长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教学楼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要求进行鉴定”，政府部门做出的解答是这样的——

“5.12” 汶川地震发生后，省政府书面邀请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以及省内的一些权威部门，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和其他重要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调查分析后的结论性意见是：这次“5.12”汶川特大地震，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的1到2度。根据专家测定，北川地震烈度高达11烈度强，超过了当时建筑设防7度以上5度，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有些设施的地理位置不一样，地震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式不一样，一些学校、医院和公共文化设施受损程度不一样，但是科学研究部门和权威部门的结论意见是一致的：地震是造成这次灾害，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工矿企业等受损最主要的原因。为此，四川省建设厅已有明确规定，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只对未垮塌的房屋进行“可以使用”、“不能使用”、“加固使用”等鉴定。

看到最后两行，我大吃一惊，冒出一身冷汗。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府以及四川省政府官员对外发布消息时一致说，垮塌校舍的情况正在经历调查；但从未对外发布说：“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那么，这里说的四川省建设厅的这一“不鉴定”的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发布和实施的？它是否经过国务院、建设部、教育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预防腐败局等一系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具体来说，不鉴定意味着什么？是指调查结束已有结论、还是不必调查、不做结论？如果调查已有结论，为什么一直未向公众公示，并接受公众的讨论和质询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上面说到的“一些权威部门”，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和其他重要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我要问的是，仅仅对“一些学校”受损情况的调查，是否能说明所有学校受损情况和原因？换句话说，对“一些学校”建筑质量的调查意见，如何能适用所有学校垮塌建筑？

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还在于，地震部门目前已经公开了5·12大地震的烈度图，而四川全省的垮塌学校分布，并非都集中在地震烈度最高的地区；更不必说，即使在垮塌学校内，同样有屹立不倒的校舍。这表明，每栋教学楼倒塌原因是不一样的，即使都和地震有关，也不能一概而论。仅以什邡市部分垮塌校舍的情况为例，根据《财经》记者报道：“此次地震中发生垮塌的红白小学教学楼、蓥华仁和小学教学楼均为市教育局计财股自行找人设计；湔氐中学使用的是通用图，具体哪一套图纸不详；由于上述教学楼均系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工程，教育系统为节约经费，均未作地质勘查。”

这里的“未作地质勘察”，任何一个略有建筑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都知道，后果何其严重。在完全不考虑地质条件的情况下建房，它与校舍倒塌的结果是什么关系？它与进行了地质勘察的校舍建筑，可以不加区别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混淆是非，灾后重建如何确保实施《国家建筑管理条例》之“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希望公布每一所发生了教学楼垮塌（包括学生宿舍楼垮塌）的学校其建筑质量调查报告。为什么呢？让我以前述北川县县委县政府文件为例。在这份给遇难学生家长的解答里，引述的答复与家长所提问题明显是有出入的——

答复里说的是：专家们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的“调查分析结论性意见”；但是，请注意，北川家长所要求的不是地震其他灾区、不是这些地区的“一些学校”，也不是其他任何学校，而是 对北川中学垮塌教学楼进行质量鉴定。毋庸置疑，北川震害严重；由此可以推论，北川中学的垮塌教学楼，纯粹是由地震引起，其中不存在任何有关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的问题；但是，假设与推测不能代替事实，也不等同于调查结果。惟有公开、公正和科学的调查研究，上述推测才能得到论证，形成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并且产生公信力。

然而，根据这份文件的回答，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可能隐藏着一个我不敢相信的、危险的、甚至是爆炸性的结论：北川中学的垮塌教学楼，没有经过任何建筑专家的质量鉴定！并且，根据四川省建设厅“不鉴定”的规定，它也不可能再得到质量鉴定！我接下来的一个推论是，建设部派出两千专家到四川调查房屋倒塌，居然没有一位专家去过北川中学做鉴定？！如果连北川中学这个造成了一千三百多学生遇难的特大校舍垮塌个案都没有得到调研，专家们“地震是毁房罪魁”的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

目睹北川中学垮塌悲剧，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在去年的5月23日上书四川省委宣传部及2008奥 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

时间过去了整整11个月，5·12周年祭即将来临。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已经公布实施的今天，在垮塌校舍建筑质量开始调查即将一周年之际，我想重申林强的观点，真相比荣誉更珍贵。不久前，什邡市政府提出，将要在5月11日发起“地震宝宝抓周祈福活动”，同时倡议成立“国际受灾儿童纪念日”。响应这一倡议，并且，和这一倡议更为契合的活动应该是，在这一天，公布每一所有垮塌校舍学校的建筑质量调查报告，并公祭遇难学生。

2009年4月23日

▓我们该如何纪念5.12

作者：何仁勇 来源：1510部落

2009-04-26 23:12 | 阅读(904) | 标签: 我们该如何纪念5, 12 | 字号：大 中 小

去年5.12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还在重庆老家，与汶川相去数百公里，与那场惊世大浩劫擦肩而过。当然，受惊是在所难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吓得我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办公楼——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习惯了在电脑旁放一杯水。这段难忘的经历我还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在《南方周末》刊出。

眼下，随着5.12的临近，可以预料对大地震的纪念活动又将充斥各大报纸、各大网站的头版位置。我相信，当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有经验丰富的记者在去汶川的路上了。汶川、北川，及其他地震重灾区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甚至可能要暂时停下灾区重建工作，来迎接来自上级的领导，来自远方的记者和游客。

会有大型文艺演出的。他们可能是央视的心连心或者同一首歌，也可能是各大电视台联手准备的纪念晚会。领导们会在晚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发言，跟主持人一唱一和的讲述灾区重建的故事，会有受灾群众代表上台，结结巴巴的用四川普通话“感谢党和政府“，也会有小朋友被歌星们牵着手，用他们稚嫩的嗓音唱《感恩的心》；

会有现场采访的。虽然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在博文里表示“犹豫”。“因为这些日子，我不断地在问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到哪里，为了什麽？可以做什麽？”但会有更多的摄像机和话筒出现在现场，出现在那些在废墟里拔地而起的楼房身上，出现在那些抗震救灾的“英雄”身上。至于那些废墟里还掩埋着多少躯体，他们都叫些什么名字，无人会去关心。因为这不但对收视率毫无帮助，还会冒很大的风险。

会有很多的动人故事。抗震救灾的故事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的是灾区重建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可以有），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个必须有），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这个也必须有）。如此，坐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才会在潸然泪下之余觉得心安。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之后呢？灾区又将恢复平静，灾区的群众又将恢复平静的日子。日子，是自己的，还得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但这样的纪念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会有一点反思和叩问吗？对于这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我们只能简单的归于“天灾”然后就心安理得的看热闹吗？

去年，文化大师余秋雨发表大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的事情要缓一缓，因为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个“过程”似乎还没有走完。被“含泪劝告”的灾民们的声音还在被压制，他们的案件法院仍然不受理。

诗人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用自己和志愿者的努力，冲破官方的封锁和有意识的“遗忘”，搜集到了死于“5·12”地震的4855个孩子的名字，为唤起全社会的记忆，为鞭策政府履行责任，为推进全民的公民意识教育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而这种事情，本应该由官方来完成的。

就在4月20日凌晨2时，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冯翔因其敏感的政治身份而备受关注，不过，在广阔的四川、甘肃和陕西灾区，还有多少类似的案例呢？谁是下一个冯翔呢？当我们的一周年纪念活动在灾区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会不会把灾民们已经愈合的伤口在一次残忍的撕开呢？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是如何纪念他们的9.11吧。

美国的9.11已经过去7个年头了。每年从8月底开始，美国媒体就把焦点慢慢转移到9.11上来。各色人物和团体都要陆续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个人都要说话。从总统对灾难的反应到救火器材的质量，侃侃而谈。所有媒体的指向都只有一个：彻查灾难和事故原因。

一个普通美国人不可能独立完成调查和反思（与中国恰恰相反），但他们有足够畅通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可以追问“为什么”，接下来把“为什么”传下去的就是美国的媒体。在这样的追问之下，任何意图隐瞒真相的做法都难以得逞。

在天灾人祸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所不同的是处理灾难的方法和态度。我们看到，在信息透明、表达渠道畅通的美国，公众和媒体对灾难锲而不舍的追问，把灾难变成了教科书，让公众和政府都受益良多。其实，我们对灾难反思和叩问得越深，越彻底，越能有助于避免类似灾难重复发生。这才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4年12月13日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资料，是一叠倍受争议和关注的《村规民约》、《村务公开简报》、《要求重新表决<章程>签名（按手印）呼吁书》、《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组织章程》（简称《章程》）。在佛山、东莞、广州、顺德、温州、大连、长沙、浏阳、新乡（河南）、武义（浙江）等部分发达农村的村民手中，诸位均可拿到这样的资料。这种《章程》的内容一般包括八项：总则、资产界定和分配原则、配股细则、股红分配、限制性规定、股东的权益和义务、组织机构、附则。这些内容是否得以通过，必须以户为单位进行投票表决。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农村出现了比较大的纠纷和不满，法院、政府、村委会三者所面对的股份权益纠纷案已经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数以万计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信访、上访等。这些纠纷和不满的焦点，便是今天我想说的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农村股份固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酝酿。90年代初期，广东第一个改革试验地是在南海市（今佛山市南海区），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把农村土地划分为农田保护区、工业发展区和商业住宅区；把集体资产的净值和土地、鱼塘折价入股，以有社区农村户籍的农民为配股对象，按设定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并按《章程》规定产生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行使相应职能。自1996年起，南海市的部分村社开始按照“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合理流动”或“生不增，死不减”的原则，允许股权在社区范围内流转、继承、赠送、抵押。这个最初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过，细致对比之后会发现，市与市、区与区、镇与镇、村与村、社与社在具体措施方面都有异处，各个地方的民政、司法、经营、妇联、计生等部门联合制定的「章程」初稿也各有不同。
实事求是地说，这场运动的本身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商业化、城镇化、城市化。它首先改变的是土地制度。诸位知道，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1950年～1952年的土改，使农民个体成为土地的所有者。1953年的初级农业社，使农民结成了既有劳动合作也有资本合作的紧密型合作。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合作社、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使农民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这个时期其实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把所有权还给了农民，又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分享或侵袭。而且长期以来，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只是意味着是一种生活生产的保障。至于今天的大部分农村，无非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土地本身对于农民而言，其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体现。
一些发达地区在此例之外，土地更成为致富的工具，尤其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土地大幅升值，有些地方农民自愿地把土地集中起来，由集体集中开发（如房产开发、物业经营、租赁承包等），获得了极大的级差地租收益，农民拥有的土地资源变成了参与生产、分配、收益的资本。同时，由于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大部分村社有能力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之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合作社体制便亟须更改，转变为股份合作制，而且在将来还会走向公司制。股份固化，乃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过渡环节，它会深化、延伸、具体，将从最初改变土地制度、福利制度、生産分配制度等，一直到最后改变户籍制度、行政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等。
此过渡一旦顺利，农民便成为股东和居民，村委会便成为居民委员会，产权得以重组和置换，股权得以量化并明晰到人，失地农民有权益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险、托幼、治安、卫生、保健也有保障，公司法人制度、合理的组织制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及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都将建立、实施、运转。政与企也将分开，亦即：农村社区将成立具有民政性质的社会服务部门，其经费来源采取部分有偿服务的方式获得，政府和股份企业给予适当的经费补贴；抑或，社区进行企业化管理，甚至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控股、兼并等方式，打破行政区域界线，实现跨村、区域之间的合并重组，在优化股权结构的同时实现资本扩张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在未来的农村将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它既承担着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职能，又承担着社区公共管理的职能。因此我预计，《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组织法》必将出台，且必载此项职能。
下面我再谈三个具体的问题。

一、分配的股红
股份组织集体资产，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地上物财产，行政、福利事业设施（如办公楼、学校、幼稚园、敬老院、公共卫生设施等固定资产），以及上级政府、社会团体、个人对股份组织的无偿拨款、资助、补贴、捐助的财物及其形成的资产。具体到总收入，就是土地、鱼塘的发包收入，厂房、商铺、仓库等的出租收入，集体所属企业上交的利润，自营企业的税后利润，合资、合作企业的管理费收入，自有资金和征地款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及投资收益等。总收入再扣除经营性固定资产折旧费和税金、经营性贷款利益、管理费、福利费，才是可以分配的总股红。个人分配股占总股红的80%，按固化后的个人股份份额进行分配；集体积累股占20%，用于股份组织的扩大再生产及基建性投资等专案的开支。另外，土地发包收益的95%是个人分配股；其余5%作为集体收入，用于农业设施保养及管理费。
这里有四个问题：（1）股份组织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量化、折值，往往被某些村委会故意忽略，因为一旦严肃清查，其历史腐败问题（如集体资产流失）便会浮出水面。（2）总收入扣除上述费用之外，某些村的村两委干部及其他工作人员竟然还要拿“报酬”，报酬之外才是可以分配的总股红。这笔报酬究竟有多少？诸多《章程》根本未予明晰，遭到各村村民强烈抗议。（3）原则上不能直接参与任何经济经营活动的村两委成员，几乎全部代替了股份组织：村民代表便是股东代表，村民代表大会便是股东代表大会，村两委成员便是董事，村委会主任便是董事长兼股份组织总经理，村民理财小组便是监事会。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监事长由村党支部提出建议名单。这是严重的政企合一，使所谓的股份组织几乎形同虚设。（4）集体积累股的比例在有朝一日必然会被减少，乃至被根本取消，从而使农民获得对全部集体财产的股份及其完备产权。

二、股东的资格
这里不能不提到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诸多《村规民约》。例如：“妇女外嫁必须马上或在一定期限内（三个月、半年或一年）迁走户口，过后不再允许参加分红。”单是这一句，就引来今天数以万计的官司和纠葛，亦即媒体时常报导的“外嫁女现象”。以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碧桂园”、“中山雅居乐”、“珠江投资房地産公司”等房地产公司在南村镇开发十几个大型楼盘，征用了大片土地，给付了相当数额的征地款，加上集体经济的大力发展，集体收益分配额越来越大，就引发了大量外嫁女纠纷，目前行政机关已处理67宗、法院已处理30宗。再者，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统计：仅广州市番禺区就有8,000多名外嫁女，加上子女，总数达19,000人之巨。
这些嫁出去的妇女，不能再在原村享受到土地承包权、征地补偿款分配权、宅基地分配权、股份分红权、集体福利。当富裕村的妇女外嫁到穷困村，她们不愿意迁移户口；或者，即便户口迁移到穷困村，其户口也只是空挂户或寄挂户、自理口粮户、城镇集体户、蓝印户等，穷困村仍然会限制乃至完全剥夺她们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好似“外人”。不过有的《章程》也规定：“已从外县将户口迁入本村农业户口的村民，向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交纳社员入股金后，并依照本村集体经济股份组织社员股东的规定，则成为社员股东，有权享受本村集体经济股份分配和福利待遇。但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国家征用时，不得享有征地补偿款分配。”其实，以上所述仍是以“获得本村常住在册户口”为条件进行配股。我认为，还应考虑年龄和贡献等因素。广东部分法学专家也建议：除“获得本村常住在册户口”之外，还应加上“与非农业人口结婚”、“履行村民义务”。

三、必要的警惕
我手上的其中一份《章程》是这样写的：“2004年12月31日24时正，本村常住在册户口，且享受本村集体经济分配和福利待遇的村民符合股东资格，纳入确认股权范围，享有股份分配”，“2005年6月30日24时前，本村社员合法收养的子女、合法生育的婴儿和合法登记结婚且办理随夫迁入本村手续的妇女享有股份分配”，“2005年6月30日24时正后，新生和新迁入的人口不再配股，确权后的个人股东在截止时间内不限年龄一次性配断”。既然如此，有些情况便是必然的：（1）本村村民的亲朋戚友大量入迁，尽快买户口，尽快结婚，尽快生育；（2）本村村民大搞违章建筑（即“抢建”），再设法获得合法证明，以待国家征用补偿或经营、出租、转让。这里的“本村村民”，依我看很可能就是一些村两委干部（实际上应被视为国家公务员），以及一些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
我曾具体了解一场盛况空前的村民大会，会上村民大声追问村党支部书记：“为什么外省、外籍是书记的亲朋戚友就可以迁户进来，而本村半工、半农的子女就用钱都不可以？为什么村民向村购买的土地建房是非法、违法建筑，而书记就可以买1,100多平方米的地来建用2,8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几层洋楼？”我们应当警惕股份固化运动之中的特权利益，这种特权不仅仅由中国农村基层根深蒂固的腐败制度所造成，更由目前的村两委直接代替村股份组织所加固，若不予在股份制上做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审查监督《村规民约》的进一步改革，将来的腐败还将更严重。我认为，村委会的主要职责应该只是履行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和协助镇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在股份组织方面，村应当按《公司法》另外成立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公司，行使集体资産管理和运营职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使其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立志书——2005年第一稿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1月10日

刚刚向北京寄送“2004年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大事项”推荐项目，前八项我分别推荐的是：人权入宪，违宪审查，审计风暴，50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540个民间组织受奖，台湾选举，印度洋发生海啸。同时我又特别增加了两项：一是政府当局继续加强对言论、新闻、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钳制，民间舆论反弹强烈，敢言知识分子仍然面临包括文字狱在内的迫害和威胁；二是2004年足以震撼全世界的中国矿难。我们告别2004年，应告别罪恶和灾难之中的社会逆流，迎接绝非粉饰太平而是呼唤权利的文明主流。
所谓“新年新气象”，时光飞逝，万物变革，昨日之我不可留，明日之我则必得有个起码的超越。人越长一岁，便越感觉来日无多，迫于时局、因于敏锐，可做之事太多，甚至在内心深处因渴望的滋长而显得有些疯狂。新的一年，不可更改的是我依旧会继续我的社会活动和媒体活动，著文访谈亦然，毕竟这是早已行成于思的习惯和信念。面向公众，面对同道，面临今日中国所处的这个境地，我不可有丝毫的停歇。大凡有志于为这个社会做些公益工作的人，都请勇敢地站出来，锐意进取，积一沙一石而成庞大建筑。凭我等公民之奋斗，为绝望的弱势者换得几许看得见的希望，为藏污纳垢之地洒去几许亮堂堂的光明。天宽地阔，道路万条，请诸位群策群力。
在此，我为新的一年立志，与诸位共勉，请予监督。

第一，力求专业水准，乃为促进民权。

我常分析一些著名论著，再对比复杂深刻的现实，发现一个问题：许多言论中看、中听，但不中用。这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任不寐讲“沉默有罪，说话无功”，这八个字一针见血，尤其是对于我这种人而言，是说到了要害。比如说表达某个事件，分析某个案例，甚至介入某个实际的社会活动，需要面对非常具体的各色人等，参与每个非常细致的历经环节，这便不是某个理念、某种言论或者某些法律就可以解释和推动的。我们在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传统的同时，现实也给言论、新闻和法律的实际作用打了折扣，常识、常理、常情的实际作用更不必提。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专业呢？是深究现实、擅长介入现实，并超越现实局限的能力。能企及这一高度的人，顾则徐算一个。以我对他的认识，他的深厚而复杂的阅历（军、法、商、政、文），以及其连贯的思考历程起了很大的作用。2005年，中国将不断呈现一批堪称伟大的律师，他们也在我所说的专业之列。从我与一些高水平律师的接触来看，首先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相当智慧，能够在第一时间抓准问题的实质所在，这是职业范畴的素质。在此范畴之外，视一切政治敏感因素为无物，外人看来颇具道德勇气，但在他们而言只是寻常工作要求，慨然抹去一切不必要的光辉。
他们唯一感到吃力的，不是当局的事后算账或个人的生存发展，而是能否介入法律辩护程序或代理诉讼程序。每个案件，仿佛一件艺术作品，极力将之制作完美方才释念，然后又继续下一件艺术作品。我现在看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周立太、郑恩宠、李建强、浦志强、郭国汀、唐荆陵等人的庭上发言，所感慨的唯有两个字：专业。现在的一批中年律师眼睛看得更远，他们认为前辈的努力已经到点，而后辈的专业水准更高—— 中年律师钦佩的竟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律师高手，这是时代之进步。
专业，并不一定因职业而具有，倒是很可能因社会角色转型而催化。如于建嵘、俞梅荪、李柏光、李智英等维权人物，均是从“言者”到“行者”的转型者，他们原本渊博的学识和经验，在直接深入现实的过程之中才真正走上专业水准。李健是个凭借互联网活跃起来的社会活动家，类似于他这样的专业维权者，今后还会更多，例如各民间网媒的主办人，倘有相当宽广的人际渠道和传播能力，均可成为新的李健。维权是民权与特权之间的抗争，常以宪法权利案例为媒介，普传公众，因而宪政研究也是当前要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江平、陈安、陈光中、张晋藩、梁慧星、朱苏力、武树臣、贺卫方、刘军宁、周旺生、王利明等，足可影响未来中国优秀法官的形成。
以上专业所指，乃为有的放矢地促进民权。除与法律接轨的人士之外，另有新闻人和 NGO组织等，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也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力求更进一步，虽知先易后难。

去年许多朋友和读者要来看我，我接纳了一部分，其余大多数都回绝了。我常说“对不起，我很忙”，恍惚回顾，的确很忙，再细致一算，我于心有愧——可以挤出来的时间仍有不少嘛。究竟是哪些事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呢？有时为了写出一篇有力量的评论，研究几十例个案；有时为了研究摇滚和政治的关系，花几天几夜的时间去整理国外摇滚街头运动的资料；有时为了一个案子调查，追踪几天；……。可到头来，仍然感到用力不足。浪费时间的时候也有，比如为了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花一个星期连续三遍阅读金庸40章的《笑傲江湖》，搞得头昏脑涨。兴趣太广泛，想做的事情太多，分身乏术。
头脑里的信息量确实是每日剧增，紧紧跟进时代潮流，又不断反顾其历史，总是希望能够详尽了解其来龙去脉。世界无穷无尽，万物各有千秋，一颗心起荡跌伏，连睡觉时都在与人辩论或演讲，醒来时又匆匆记下无知的领域。还记得为了草拟一个拍摄独立电影的方案，我去专门研究独立电影史、DV电影制作方法，并特别研究70年代～90年代的香港电影史，结果方案没有写成功不说，反倒让已经看过上千部电影、收藏了几百部电影的自己觉得：“我竟然连一部电影都没认真看过！”即使是原先被视为普普通通的事物，也看出其非凡之处，始知其境界，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是也。
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世间之事并非先难后易，而是先易后难。打个基础，走上几步路，方便之至；再往前走，便生出恐惧——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恐惧，这便是“本领危机” ；越往前走，哪怕只走一小步，也感到吃力。我现在所思考的焦点，就是这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效率。要如何避免无用功呢？答曰：需要高效率的交流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广泛交际、行走四方、深入实际、吸收信息、整理信息等，都是一般的考虑，也是我过去的常态，时常奉行的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就事论事，且深论其事，究其穷尽方才罢休。但是毕竟到了这新的一步，眼中的事情已不是往日那般常态，那么又当如何处理呢？这里，我突然想起我在少年时期自创的两个哲学观念。
其一，何为“脚踏实地”？“脚踏”，是用自己的脚亲自去踏，而不是用别人的脚；实地，与虚地相反，它不是空的、模糊的、幻想的，而是可以看到或预见的。这四个字，富含独立精神、自主精神和实干精神，是立世的原则。
其二，何为“进步”？进步是以无数个“进”为主要方向、以无数个“退”为必要准备的不断变化的艰难过程；其最高效率的全程道路，乃是一条笔直的直线。任何进步之中的“进”都是有限的，当你在已有基础上前进时，总有一刻难以再进一步，这表明你的资源已经不足或者用完，若此时你再执意按原有方向前进，则你只可能不断重复你的过去，难以出新。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停下来，并退后一步，重新补足并增加、更新你的资源，然后再次直线前进——停下——退后一步——增加资源——直线前进，如此反复循环。
这两个哲学观念直到现在都还在影响着我，尤其是后者。它是我从爱因斯坦“相对论” 超越牛顿“三大定律”的艰难历程中得出的结论，类似于“螺旋循环理论”，又类似于 “中庸”，既可以解释“极端”的可能，又可以解释“自毁”的必要。但必须记住一点：你必须有一个足可贯穿一生的信念作为支点，将你自己稳稳支撑起来，以达到进步中的平衡。

▓深圳宝安 请你解决民工的艰难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2月23日

今天所谈的宝安，如同诸位所知，它与龙岗一道，乃是深圳六区之首。宝安区于1993年1月1日挂牌成立，下辖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石岩、龙华、观澜、新安、光明十个街道办事处，其外来人口达至380万之多，几近全区户籍人口的11倍。此地南接深圳经济特区，北连东莞市，东濒大鹏湾，临望香港新界、元朗，堪称深圳的工业基地和西部中心。春节前后，我先后收得一批宝安民工资料，透过对这个特殊地区、特殊群体的关注，至今已是如梗在喉，不吐不足以释然。

一、宝安的劳务纠纷问题，首当其冲地出在监察力量渗透浅薄，扼杀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契机。

若从官方传媒的角度来看，如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方面，民工问题的确被宝安视为头等重点。《宝安日报》一直持续地关注着这一问题，但多是报喜不报忧，如劳动部法制司司长闫宝卿到宝安区督查、调研，宝安区劳动局累计追回欠薪3.4亿元，松岗劳动办仲裁派出庭结案率达99.4%等。然则从我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些报道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宝安劳务纠纷问题的突出与泛滥，而且他们这些新闻与服务还仅仅是敷衍塞责的浅薄报导。
劳务纠纷问题的严重性，也可以从宝安的治安状况之中得到明证。据悉，近年于宝安发生的刑事案件，98%以上皆是外来人口所为；而出租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如地下加工、窝赃分赃、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制假售假、非法传销、杀人抢劫等，则约占全区刑事案件的30%，个别地方高达50%。这就是社会恶性循环。无论顾虑宝安的人口构成，还是顾虑宝安的人才构成，我们都应从彻底解决劳务纠纷问题——尤其是300多万外来工问题——开始，来整体上保障宝安的平衡发展。而第一线者，应是监察。
目前宝安监察不力的状况，可谓形形色色。我举四个临近春节的例子。
（一）宝安西乡凤凰岗连瑭富通电子厂。厂里有个打了三个月工的未成年民工，叫胡治，他要回四川老家上学。这个小民工的辞工书虽是被老板批了，但老板三番五次失信于他，不给他工资。那么这个民工就向宝安劳动局和西乡劳动站投诉，等待的结果就是劳动部门仅仅打了个电话给厂里，人又不来一个。而这个老板，似乎也并没有把劳动局打来的电话当一回事，小民工要工资回家上学的计划被迫取消。这种监察不力，叫做人浮于事，与作秀无异。
（二）宝安松岗潭头四工业区鸣达电子厂。厂里民工的工资低至极点，有的民工四个月加起来才1,000元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月才只有十多天的班可上。很明显，即便是放假，也应得工资，这是法律所定。那么究竟是多少呢？好，部分民工跑到宝安劳动局，然后又跑到松岗劳动站，得到的答覆相差一倍。前者说是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来算，后者则说是40%。这种监察不力，叫做地方割据，各执一词，各行一政。
（三）宝安黄田岗贝工业区12栋林海电子厂。厂里每个月都是第二个月3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并且发工资又不出示工资单。该厂有两分工卡，一份是正常上班时间的卡，一份就是加班卡。厂方公然把民工用“卡钟”考勤出来的工卡，拿去涂改后，再来计算上班时间。无论加到多晚（下午6点～12点，有时赶货加通霄），厂方也只计算四个小时的加班时间，到月尾还用“涂改时间”这种手段来克扣民工的血汗钱。这下民工不服，跟厂方理论，说要到劳动局去告厂方，不料厂方的回答竟是：“我们在劳动局有熟人，每个月都有交钱给劳动局的，就算你们告了也不怕，也告不准的！”这批民工不信，偏要告，打了无数次电话，又跑去劳动局多次，但从来没有人亲自到工厂理会。民工于是绝望了，准备辞职，但老板不批，并且还说“要辞工就扣300多块钱”，然而这批民工的底薪只有350元。这种监察不力，叫做包庇袒护，且从中获利，是典型的官商同谋，沆瀣一气。
（四）更为常见的，如宝安公明第六工业区冠华科技公司。厂里拖欠民工工资好几个月了，没有发过，民工们就跑到公明劳动站，但该站不管。这种监察不力已经发展到了极端，叫做彻头彻尾的不闻不问。
许多时候，矛盾总在此时激化。若民工罢工、静坐、示威、游行等，问题就不仅仅是劳务纠纷问题了，而是政治冲突，刑事手段便赶紧从中插进来了。一个本来极其简单的小事情，经过设着层层关卡的办事障碍，最终民工彻底绝望，那便真的疯狂起来了，酝酿成一桩乃至几桩大事件，如此反覆，实际上是在严重吞噬社会的生命力——亦即互动可能和互动能力——，更遑论对当地治安的冲击？

二、宝安的劳务纠纷问题，出在企业和劳动中介机构无孔不入的盘剥与欺诈，以及由此导致的反作用。

这是十分明显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廉价劳动力无论从社会资源、活动能力，还是从信息来源、传播媒介、维权渠道等诸多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最可能、也最容易受害的弱势群体。从这种几乎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仔细观察过去，诸位看到的是他们心有不甘地丢弃劳动果实，听到的是无助、彷徨，以及来自底层的报复的呐喊。这些声音，至少我本人已经听到，并且已听过无数次了。请听最近这些最真实的声音。——
（一）宝安石岩第一工业区兰博玩具厂。一名民工说：“我们真的是受不了啦！快过年了，我们都要回家。可是老板不给我们结工资，我很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好多的员工因为辞不到工，都是自离的，都把工资丢在了这个兰博厂。老板赚黑心钱，他该死。我明天就要回家，最迟也就是明天早上要拿到钱，不给的话我连路费也没有了。我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他要是不给我们钱的话，后果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二）宝安公明长圳裕同印刷厂。一名民工说：“难到国家的法律是‘只讲，不执行’的晃子吗？我们真的好累，我们需要公平、公理，我们需要休息！厂里生产忙，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的老板、管理者，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所谓的‘人性’就是这样的吗？21世纪的中国是这样的吗？21世纪的特区就是‘特’在这里吗？我们好可怜！”
（三）宝安福永津润声实业有限公司。一名民工说：“都快过年了，我该怎么办呢？难道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了一年，到最后的1,080元钱还是领不到吗？打工妹的钱就那么的无所谓吗？这个春节我还以为我会开心地过呢，没想到辛勤工作了一年，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为什么呢？我想不明白一个公司也不可能多了这1,080元钱，他们就会有多开心。可是我们打工妹们呢？那可是我的报酬啊，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啊！”
（四）宝安福永某电子厂。一名民工说：“前几天我的一个手指因工受伤，被机器压了一下，去医院花了300多块钱，要求老板报销，老板不肯，说我是自作自受的。我请假一个星期养伤，老板不肯给我算工资，还说我误工那么多天，把我上个月的工资都扣住不放。就快要过年了，我好想回家啊，可是连车费都没有。帮帮我啊，我该怎么办？”
（五）宝安沙井旺纬音箱厂。一名在生产部工作的民工说：“他没有权力说打我就打我啊。我胆小，当时什么都没有说。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工书，是急辞工。作为一个打工妹，我不知道怎么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六）宝安公明世通职业介绍所。一名求职民工说：“我是一个残疾人，来自广西。经世通介绍了一个星期，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我要求退钱，就是220元的手续费。以前说没有找到工作，全部退还的，可现在他们只退10%。我要求退150元，他们不退，还打人。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有签字退还了我30块。那时候我身上就只有这30块了，而我朋友又刚刚回家了。几天过后钱用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到最后，我抢劫了一个女孩子，看到她在地上哭喊，其实我也不想啊，我也是被逼的。”
（七）宝安沙井威昂职业介绍所。一名求职民工说：“我是一个受骗者，希望其他的工友不要再被骗啦。每天看见人一个一个地进来，我的心就好辛酸。”

三、后记

据我所知，宝安现有9,000多家企业。在我视野范围之内，确切地知道侵犯民工权益的企业起码已到100家的上线，如：宝安公明永盛塑胶五金玩具厂、西乡卓易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西乡勒竹角村三胜电子厂、沙井捷德电子厂、沙井林坡坑工业区卓亚士电子厂、松岗塘下涌工业区扬丰机电厂、松岗东方大田洋工业区区6栋公司、福永新和村耀基印刷厂、田寮怡景工业区凯杨模具厂、鹤州万邦电子厂等。一个接一个的真实案例堆积如山，实在难以在此一一赘述。不同的是，有的企业是针对个别民工或部分民工，有的企业则是多年以来一黑到底，几乎所有在厂民工，皆是无力回天、哭天无路，可谓“顽劣之极”。
其手段，除上述之外，另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类型。比如：民工要辞工，可老板说要等招到新人才能批准。比如：正常辞工后，民工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要被压几个月，还要签一个合约，内容是民工在此几个月内不得从事同样的工作，否则这些工资老板就不发给民工。更恶劣的是工作之中的劳累与艰苦。比如：每天加班四小时，每月的加班时间超过100小时，日日月月如此，根本就没有加不加班的区别，而且加班费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1：1.5来发，每个月必须上足29天班，而剩下一天是白夜班中转。一般请假不批，国庆节、劳动节，各一天，偶而还没有，春节顶多也就五天，也就是说，每年民工最多只享受了七天的休息时间。至于“合同”一项，那就更是企业玩手段的强项。最寻常的是出了劳务纠纷之后，民工必须依靠搜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证据，来向劳动监察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庭提出申请……
曾记得我与一位杂志主编交流，席间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上面根本就没有看到下面嘛。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被云层死死地封住了似的。所谓下情上达，基本上只有万分之一的把握，这就是既丑恶又无能的官僚主义，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真正的政治能力！”此兄台信息广泛，又是激烈性情，不料最后却补上一句，“关键要看你能不能影响到伴随在他们左右的那些人”，奴性不改，半煞风景。我的个人意见嘛，是首先要做到对劳动部门行政操作的强有力监督，这个监督有它的重要标准，那就是看这些劳动局、劳动站是否尽力做到了信息的透明化和深入化，以及被看得见的实际效率又是如何。这里面，媒体的独立、教育的接轨、交流的畅通、法治的深入，以及民工自身的团结与奋斗，都是这个强有力监督体系的重要成员。
想起去年两会的时候，宝安人大代表张建国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拿出过一份提案，其核心是“加强外来人口及出租屋管理”。公平地讲，张建国先生只讲到问题的一个侧面，而且还只是一个既传统又强硬的一面。我想做一个补充，那就是作为政府，更应发挥出来的、且能“可视”的另一个更大的面：服务。在我看来，实实在在、认认真真、“言必行，行必果”地化解外来人口的矛盾——尤其是他们的劳务纠纷——，乃是一项更具前瞻性的高尚服务事业，比之打击犯罪，其意更深，其面更广，且更治源头。
如若不然，数千亿张纸也装不下宝安民工的血泪史，其艰难疾苦之成功解决，将遥之远兮，不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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