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４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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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我的独立写作：路漫漫，其修远 …………………作品选0018
０２．同一片天空下的英雄 ………………………………作品选0019
０３．我的路（续）——一个中国人的《My Way》 ……作品选0020
０４．新杂志的征稿信、征人信、稿费标准、投稿邮箱……新浪博客
０５．期待韩寒兄的杂志为国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百度贴吧
０６．温家宝：今年是非常困难一年………………………中国新闻网
０７．全球爆发五一示威潮 多过爆警民冲突 ………………凤凰卫视
０８．90年前“五四”北京街头3000学生游行真相…………凤凰卫视
０９．“操”字状背后的尴尬…………………………………文新传媒
１０．因为“五四”…………………………………………中国改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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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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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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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独立写作：路漫漫，其修远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10月9日

现在，我留点时间来谈心得，不是此时之心得，乃是一生之心得。这些心得，是关于我们这类独立作家，其写作道路究竟是如何促成，以及写作本身和写作之外的整个状态，还有我自身所体会到的种种艰难刻骨之矛盾，此刻我想将其一一凉晒出来。
在我的理念里，写作不是简单的表达。它实在包含着太多的性质：有职业性，不是凭借什么老掉牙的“灵感”、“顿悟”来促成；有使命感，是条件反射甚至无条件反射的动力，迫使我必须来做这些事；有责任感，击键的任何一个字都必须做到尽量真实、有力、有用；有特色，要有自己独创的风格，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判断，以及自己的性格特质和精神特质；有创造性，尽量对旧式的一切予以改造，找到新的“点”，并扩散开去，形成自己的“独树一帜”；其余者，还有持续、宽广、多面、迅猛等。写作之于我，就像在一片危险重重、阴暗潮湿、混乱芜杂的废墟上重建新楼，该捡的捡，该抛的抛，该造的造，该搭的搭，心要够硬，手要够快，头脑要足够灵活，不能去考虑有没有火辣的太阳或者突袭的雷雨。一年365天，天天无休，日日无断。
丧失，才可意味着珍惜、争取和反抗。一般人感觉不到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丧失的痛楚与危害，但我却能感受得到，我很清楚那种“灵魂处死”的巨痛。那么，我所珍惜、争取和反抗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比现存更大的世界就在心中，思想更是比光速跑得还快，我不断奔跑、跳跃的目的，就在于展示这样一个远远大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世界。既如此，则持续的、疯狂的、尽力的表达，就是必然的途径。当然，这是无比自豪的职业，在这个领域里曾经诞生了无数的文明，以及文明之外让人难以理解的更辉煌的文明。我始终坚信，只要一息尚存，人就可能走向更靠前的一步。这一步也许微不足道，也许只是那一片汪洋式的浩瀚之中一个极不起眼的点缀，但这就是我的努力。我充满感情和理想来做这件事，一点一点地汇集，总能拼凑出自己的灿烂星空。至少，我能保持着内在的释放、内在的自由，并以最内在的强劲魄力去影响事态、世态与时态的表面和里层。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在少年时代，我总是立于滚滚长江之岸，望着翻跃的江水顺势东流，感叹这日月沧桑何其神奇，感叹中国之风云何其变幻。许多年过去了，我再次日日夜夜面对着滚滚长江，看那昏黄的江水在同一片天空下同样顺势东流，而此时的心境却又与过去大相径庭。这么多年，胸中积累了多少忧患，释放了多少愤怒，流淌了多少热泪！在那一阵阵的抗争和挣扎之中，我总在问自己：前面的路还有多长？这种沉重的人生阅历，契合时代的激荡交替，已让我感到更为悠远的征途将是绝对注定的。我所做的一切，将是我“所能做”和“所不能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绝不是“领域之事”，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崭新的、不断变化的21世纪上半页。我的一生，将在此走过，勇敢地飘荡于各路的山峰，勇敢地狂飚于千里的江河。我相信，我能做到，我能坚持，我能奉献我所有之一切，哪怕是生命本身，也在所不惜。
在人生的早年，我已深深感受到思想的力量：深邃，本质，强吸附力的象征，最短时间对规律的掌握。当然，这一切在最初完全是基于文字表达的魅力、思维延伸的神奇。在一次次交换思想的美妙过程中，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在那些世界里，有与我相同的忧虑、感伤、无奈、荒谬，也有与我截然不同的超越、解脱、宣泄以及无私的奋斗。我崇拜着为人类文明付出一切的英雄，崇拜着在这个国家最平凡、最底层的普通人。我的思维走向了哲学，走向了历史，最后又回到了当道。我热爱这片土地，却憎恨它的贫瘠。我总被噩梦惊醒，日日夜夜在梦里演讲、呼喊、倡导，总在充满噪音的人民中间声嘶力竭：“醒醒！醒醒！”许多年过去了，有的人已经醒了，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相信，什么都不相信。巨大的信仰危机在这个国家产生、延续和扩散，人们没有了敬畏，丧失了本心。这一切，我是看得那么清楚！
同龄的人多年重逢，就像鲁迅看见闰土，他们麻木、呆滞、空虚，看不到一点希望与自信，已被整台社会机器磨得没有半点棱角。我是坚持下来的少数——越往敏感的区域延伸，我更成为极少数。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虚无，共产党体制的冰冷僵化，各种尖锐问题的猛烈爆发，潜伏危机的大量发现，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总是飘来飘去，没有尽头，没有完结。对此，我曾无数次失语，不是一片空白，相反却是一切都堵塞在头脑里，越堵越紧，越堵越深，越堵越窒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窒息状态里——“纷至沓来”、“接踵而至”成为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成语。我所做的一切，仅仅用于挖掘、抛弃、埋葬、毁灭那些堵塞物，就占据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医生曾对我解释：每个人每个月都有情绪低落的时期，这不奇怪。但显然医生无法解释或许只有我自己才能懂的那种窒息感，让你疲倦、无力，严重打击生命的激情、奋斗的毅力。当然，这并不是从来不关注国家苍生、历史忧患、时代疾症的人之痛苦。
我总是带着一支笔和一个记录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的所见所闻。长期调查，使我对事情本身的判断越来越进入“一目了然”的状态。行李中总带着几本书，一遇空闲，就会逐句勾划。睡觉前，总要看完当天的几份报纸，找出值得关注的大事与现象。打开互联网，立即下载几十则新闻、几十篇论著，日日如此。来访的人，以及我访的人，没有一次不是在“央视《面对面》式”的对话中度过。我总在寻找着足够多的证据来揭露一件事情，总在反复对各方进行沟通。这样的生活，我已持续数年。数年以后，我甚至完全模糊了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定位，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竟然是：“杨银波，你是干什么的？”在中山大学的《民间》杂志上，我被形容为“一个村夫”；在《重庆时代信报》的“深度报道”上，我被形容为“新式农民”；在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里，我被形容为“青年学者”；在网络论坛里，我被形容为“维权作家”、“敢言青年”、“后起之秀”……。但在我自己的辞典里，只有一个，那就是：公民杨银波。
有一部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就叫《公民凯恩》（ｃｉｔｉｚｅｎ ｋａｎｅ）。该片记录美国报业大王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生前历程（实际上，现实原型是美国报界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被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指定典藏，获得1942年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被誉为“电影史上十大影片”当之无愧的冠军和头号经典。通过《公民凯恩》这部电影，我发现：凯恩所做的一切，一旦拆除光环，将其还原为普通公民，那么太多的问题就会被揭露，诸如：尔虞我诈的疯狂世界，非白即黑的简单理论，名人美化修饰，盲目崇拜，缺乏审视，等等。凯恩其实是悲剧世界里的悲剧人物，他给了我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照。我反过来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没有从政却“在从政”，没有经商却“在经商”，我的足迹绝非“从文”、“从媒”那么单调，乃有极现实的行动、极务虚的艺术、极核心的抗争、极边缘的维权、极基础的建设、极庞杂的公益。然而这一切，都仅仅基于：我是一个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 ｙｉｎｂｏ。
我时常在想，假如我不是作家，我应该是画家、歌手、演员、导演，抑或是人大代表、村官、公务员或报刊编辑。1997年，我曾受到民间美术家高碧昌启蒙，师从高碧昌，学习美术。在那几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为时代画像”的画家，以超现实的线条、色彩和布局，为民众之苦难着笔，为时代之英雄涂料。那时我特别穷，穷到连90元的学费也是借的，穷到拿木棒竹块烧成碳吸进水来当画笔。我创作过上百幅写实画，有馒头喷香的饭馆、辍学的儿童、患癌的亲人、腐败的村官、缴公粮的冷血工作人员、流泪的堕胎者、捡垃圾的老妇、路边一丝不挂的流浪疯子，还有我幻想中一张类似王祖贤面孔的恋人……。最出格的一次校园美术作品展，我居然提供了一张自创的“人民币”超逼真素描，写上“中国人到底缺什么”，竟然获奖。后来，几乎同时接受文学启蒙和摇滚启蒙，越来越远离美术，走向杂文、散文、小说、诗与歌词。
2002年，我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成为作家，做一个对历史有所交代的严肃作家；要么成为歌手，做一个大气、激情、批判、思索的摇滚歌手。北京摇滚圈里是有朋友的，在湖南也碰到了许多艺校音乐专业和大学音乐系的朋友，彼此时常切磋交流。那时，整个人完全进入精神亢奋状态，曾描绘出不确切的蓝图：组建一支“重金属”风格的乐队，就叫“斗志”乐队，对中国古文化和现存民间文化进行展示，宣扬中国人的自信与特色，倡导中国人的自强与奋进，并对现存世道予以极严重的批判与抗争，将摇滚与文化、时事、诗歌结合起来。当时的蓝图，可能是一条间隔于“唐朝”乐队和“超载”乐队之间的摇滚风格。事实上，尽管我并没有走进影视与摇滚，但我从来都没有抛弃过这一理想，到今日更是聚拢了千余张影碟和数百张歌碟。这是我自己的“艺术王国”，我曾经没有实现的理想将在我的日常生活乃至一生之中永远负载。
当年，我亦曾将我自己的诸多影评、乐评寄向几十位导演及公司，有的已经回信，有的则是石沉大海。我自认为，倘若真的踏入这片江湖，那么，凭借足够的勤奋、毅力、创造、悟性，同样可以成为对观众和听众有所交代的够格的艺人。事实上，我的冲动并没有就此完结：2006年的央视《梦想中国》，我想去报名，但被家人劝阻（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熊汝霖的才华）；2007年的湖南卫视《快乐男生》，我也想去报名，但又因大事耽搁（倡议修建乡村公路彻底成功），而且《快乐男生》本身的质量彻底失败，让我痛心。当然，站在我这样的角度，我不可能不清楚“娱乐暴动”的危害及其统战思路，但这毕竟是一条口子，是不含糊的民选，单就形式而言，就已对过去的“国家面孔”有所瓦解。我曾这样承诺给我自己：这一生，我将至少拍出一部有影响力的纪实片，或类似差点成为美国总统的戈尔那样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录制一张有影响力的摇滚专辑，这张专辑将是词、唱皆在，专辑就命名为《斗志》，署名为“中国·杨银波作品”。我相信，我会实现这个承诺。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我的终生遗憾就在2002年11月31日。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回绝了北京朋友的邀请。这源于一件极其离奇的事情，至今想来都仿似活在梦里，一个自己永远也无法解释的梦。当时，我刚从郊区农民的出租房里走出来，到湖南常德师范学院旁边的网吧时，已是晚上11点。我竟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电话是打到网吧总台的。女孩自称是山东人，住在北京，17岁。其父曾在《人民日报》就任要职，而这女孩本身又与诸多军界人士相交颇深，且带领着一群极其早慧的少年，甚至儿童（后来这批确实不简单的少年、儿童曾经致信批评我，引起过短暂论战）。当时的我乃是何等世俗，对这一切充满质疑，也不明白对方动机何在。电话是从四川省江油市的一个小摊打来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足足打了九个半小时。
那是漫长而心惊胆战的一夜。我现在还记得女孩曾说过的话：“你不了解生命循环的意义，你不知道人的宽度与深度是怎样延伸”，“你现在的道路是条死路，只是憋足了劲在自己的原地转圈，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你还打算将这样的生活延续多久？你难道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就将名扬四海，担负起沉重的责任”，“我能彻底看穿你，看透你，但却掌握不了你，也成就不了你。你的道路是注定的，你必须走你应该走、必须走的道路，不要再推迟了”，“我给你的所有网上留言，请你一定要删除，只许你一个人看，让你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开启你的智慧”，“你是根好苗子，一定要珍惜你自己，听明白了吗？珍惜！不是浪费”……。我就那样一直站立着接电话，谈话范畴极其广阔，许多内容简直闻所未闻，仿佛涵盖巨大玄机。走出网吧时，我已是满身大汗，却心如冰刀。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但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必然——我必须就在那个时候崩溃。
这个女孩至今我也未见过，她比我小两岁。她同样写诗，写那种道骨凛然、仙气飘飘的诗，诸多用词皆来自古文典故，甚至十个字之中就可能有一个字不认识。她更写文化，其风格极其凝练、老道，几乎是老者洪钟般的宏伟叙述。至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大气派的宗教信仰人士有过此种风格外，其余名家一概缺乏，包括龙应台在内，亦属“小儿科”。女孩曾经去过四川的峨眉山，曾经沿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做过“文化考察”，曾经在北京大学听过多次演讲，曾经和无数极其怪异但堪称“当代先知”的人士尽情切磋。这是一个传奇，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她让我看到了远远超出一般意义的博学、高深，以及无穷无尽的人格魅力和那种“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据她说，当时有人在跟踪她，我一直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实际上当时的我对于整个中国的秘密警察机制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相信任何寺庙里的和尚，并认为有的纯属“打入内部”或曰“卧底”。
女孩的声音，我现在都还记得。抑扬顿挫，有理有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她所讲的是极其优美、流畅、清爽、睿智、地道的普通话。对于整个东方文化真实的来龙去脉，她似乎早已了然于胸。这种感觉，我在余樟法的数百万言里完全找寻不到，但却能在德国徐沛的部分文章里看到一二，曾看到过“复兴中华神传文化”、“请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等语言。要把与那个女孩的奇遇想通、想透，可能是我一生之谜。五年了，至今不得解释。最后一次接到女孩的电话，已是2003年3月（我即将出道之时），这一次她同样把我教训得无地自容——没有一次不是教训我，就如孟子传道一般。这件事，我总共谈起过两次。一次是与天津草根作家曹维录谈起。曹维录听罢，哈哈大笑：“不足为奇，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道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人跟你说些恰当的话，纯属神的安排，原已注定。但你得感谢这个女孩，她毕竟是你的引路人。”另一次是与《静水流深》作者曾铮谈起，曾铮更将之称为“很平常”，当年“六四事件”更是早已预测得清清楚楚，其实算不得什么本事，至于“更大的道行”就更非常人所能理解了。
曾有一段时间，我曾专门关注过“玄学”，尤其是女孩重点提及的“梅花学”（女孩曾以“毛泽东略懂一二”为例），在《看中国》就曾搜集过相当多的经典著作，受益菲浅。对于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未掌握、未运用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难以数计，有时仅是一种哲学的重新挖掘或倡扬，就能将整个价值体系一概推翻。诸多对西方文明分析甚透、推崇备至的人，晚年将逝之时却又猛然转向东方文明，然而此间的学问与智识又有几人能透析之？那个女孩在我的耳朵里已经消失了四年多，我不知其安全与否，不知其身体如何。我久久地回忆着她，久久地思考着她所说的话，就如“朝圣”般，景仰之，钦佩之。这种奇遇，仿佛是在与诸位讲“神话”。其实，基于时间的长久，很多记忆都已消失了，我已经记不清她究竟还讲过什么。我曾到《新青年》社区翻出我的“站内留言”，除了一般读者的称赞、建议或问候外，我已经看不到这个女孩留下的任何珠丝马迹。
这种已经不能以“过分早熟”来形容的世外高人，我现在只接触到了半个，这半个就是《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那个女孩，乃是我今生唯一一次直截了当的“大启蒙”。我深信，她应该是出于对文化的深刻研究与实地考察，出于对各种信仰的反复比较和艰难求索，才达到此等“杀心”、“救心”之力。至于政治与社会，在她眼里，也不过是风云变幻之中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域。那是完全不受当世束缚的自由思想，是真正以强劲的逻辑、密集的证据、严酷的训练和高超的表达融为一体的“觉者”。我没有女孩的姓名，没有女孩的地址，没有女孩的任何联系方式，但在我的世界里，她一直都没有消失，永远也不可能消失。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将要离世之前的某一日，我能见到她，看清楚她的容貌（据她说，具有“庄严之美”），再续她对我刻骨铭心的训导。对不起，诸位，我不是在寻找一位恋人（如同杨过并非寻找“小龙女”），而是在寻找一位导师，一位已经严重地超越了太多太多同道和觉悟得太早、太快、太属正道的导师，虽然她今年只有22岁。女孩，你能听见我此刻的呼喊吗？
正是因为这个女孩，从2002年12月31日登上南下火车的那日起，我就决定走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更深遂、更艰险、更有价值，那不是“文化起义”，而是站在思想的高度，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我之一切理念，可能是作家、记者、报主、律师、民运、议员、社会活动者等一系列角色的超级融合，简单地说，就是实践“公民主义”——这在当时是我所能信仰的最高哲学：唯人论。显然，余樟法也曾遇到过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能相信和理解“相信和理解”的一切，但却不相信和不理解“不相信和不理解”的一切。这不是饶口令，而是切切实实的大难题：无知，即无觉。那么，能不能“无知，却有觉”？我的话题越扯越玄了，而这个“玄”，实际上是一种必然，就像人只能理解“人”的一切，却常常不能抽离自身一样，既无换位思考，亦无高瞻远瞩，说到底都只能停留于“人”的层次。仅是在此层次，仅是在文化层面，整个中国就堕落至此，简直惨不忍睹。
最近几个月，有很多人在指责我们笔会，其中一点就是“只关注时事”，另一点是“不痛不痒，不触本质”，而与文化或与文学无关，丢西瓜捡芝麻。仔细想来，虽偏颇，但却说到了重点（至于人身攻击、伐心之术，这些不是我所赞同的）。文化，乃是一个巨大而宽广的概念，“人的文化”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这种远见卓识应被留意。文化，不仅是政治文明，还包含心学，这是最尖端也最普及的领域。时事论政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文化之学的价值却是无限的，要从表面深至里层，就必须把眼光拉得更长、更宽、更深。做一般的专制批判写手并不难，几个概念，一些错综复杂的媒体信息，加之富有感情的笔墨，就可以成就并不丧失读者的篇章。但是，要延伸至复杂的来龙去脉，延伸至中国之命运，就是极艰苦的思想事业，需要非常深厚、博大、专业、独特的功底，需要阅读观点不一的大量书籍，穿越主张不一的各种文明，见识太多奇人奇事，承受太多非人灾难。
朋友，我并不是故意将这样的警示夸张、放大，而是事实上，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还远远不够“文化”这个领域所做的基本准备之万分之一。这是浩如烟海的中国，纵向的数千年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极微小的一部分，横向的十四亿人口又蕴藏了多少潜在能量，乃是我们所不知的。至于个人的潜能，个人的最大极限，这些又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更是一个未知数。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有个倪匡，也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小说家卫斯理，他是全世界写汉字最多的人，一周七天无休，每天数万字，每小时可写四五千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自1957年从大陆到香港，倪匡写到了几十年，几十年皆如此，众体皆备，题材不尽，思源开阔，手疾眼快，千变万化，而且是畅销的保证。金庸曾这样评价倪：“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倪匡是怎么做到呢？为什么倪匡能做到？这种极限，是需要极大功底的，仅媒体广泛印证的，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在内。
“题材不尽”与“思源开阔”是作家必须要解决掉的基本问题。对于前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重点不在写什么，重点在怎么写”，比如金庸，就是这种巨才；一种是“重点是写什么，敢不敢写”，比如我，就是此类。摆在我面前的题材，有相当多都在禁区之列，这些禁区既有关乎当局恐惧的，也有牵扯政要前程或商贾利益的，还有牵扯到自己的本领恐慌与非主流题材的。一般的专栏，例如政论、时论、文化、教育、民权，或者剧评、影评、乐评等，这些我都能胜任。但是，我最大的禁区究竟在哪里呢？结果发现，原来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禁区，纯属自己与自己作对，不能责罚于任何人。一旦这种深刻的领悟具体到很多事情上，甚至延伸至“只能自己解决”的程度，那种孤独感和力承重负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种孤独与压力，反而能够成就极内在的、极有力的自由感觉，将约束与胜负一概抛开。据说，李小龙死之前就曾多次拿电来触击自己，为的是“训练体能的极限”，这是非常重大的启示，其道理同样适用于写作。
你的觉悟到了什么程度，那么你的成就便在哪里。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成效，决定了影响力，这种观念曾经是《南方周末》全体员工的信仰。那么，就具体到“思源”的问题。思想的资源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有限的，你的大脑对于吸收、消化、整合、提炼复杂信息的能力，只是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人对内在的省思。西方注重的是逻辑与分析，但中国注重的却是悟的境界。其实，外在、内在都需要极大的功夫去努力，人的整个思想系统到最后能不能完全主宰于自身，首先就要打好这个基础。我曾经遭遇过两种不同的问题：一种是面对智者，对方深知来龙去脉，深知各种对比后的同异，但我不一定知道，我只有保持沉默；另一种是面对无知者，对方一无所知，风来随风倒，雨来随雨飘，整个人完全是空的、迷茫的、混乱的，结果我就成为演讲者。还有另外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包含丰富信息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是为什么；一无所知的人，却居然能够看透天下大势。在媒体做新闻专题编辑的人，可以比一般人接触到更宽泛的信息，他们能够对某一件事的性质与影响做出职业的判断，但却改变不了局势；诸葛亮那种“卧龙岗上散谈的人”，却能在深山老林勾勒出“天下三分”的趋势与路径。所以，信息只是一个基础，思想才可驾驭道路。
四年前，辛灏年曾经打电话给我，其中谈及王丹：“他这个人很谦虚，思想很纯洁，构成不够复杂。有一次，他走过来问我：‘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研究重大历史的人。”辛灏年的话并没有说透，他实际上在透露一种达至思想高度的方法，那就是抓住纵向的纲要，清晰地掌握历史演进的脉络，然后看清楚现世当道的具体位置以及今后的方向。思想的方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比如对比，列出同类项，考证思想的效果等。但是，思想本身却是极尖深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每超越一步都极其艰难。对此，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历史上的思想家自杀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痛苦至此？当年我的启蒙老师卢伟跟我说了简单易懂的四个字：“钻牛角尖。”卢伟认为，没有一个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因为人的思想资源极其有限，轻而易举就用完了，所以就面临重补资源的重大问题，但许多人办不到。包括胡适本人在内，也受局势和交际的摆布，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延续思想资源，在很多方面胡适都是大材小用。
卢伟又以余秋雨为例。他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但自此以后，了无新意，一概是垃圾。余秋雨只能不断重复、复制，纯属江郎才尽。他被名利所累，被官场规则、受众反馈所累，自己本身就那么一点“水儿”，泼洒泼洒就完了。他不懂“退”的哲学。退，是指当人达到一个极限值时，回头一步，再续资源，避免走向极端之后拼命往极端里挤。爱因斯坦在方法上超越历代所有物理学家的地方，其实就是“退”的哲学。他没有自杀，他走到牛顿那一步的时候，勇敢地退后一步，这是惊人的一退，他不断假设，再不断求证，如此反反复复多次，最终才超越了牛顿所能见识到的那个世界。我得感谢当年卢伟向我画的一副图：图上是个锐角三角形，最小角就是“极端”，很多人死亡于此，要超越“极端”的办法就是从“极端”退下来，拉长基础线，再往另一个“极端”进发。结果就会发现，最厉害的人物之一生，即是由多个“极端”推延而成，看上去像一颗银衫树或雷峰塔的形状。
当然，这只是哲学微之又微的一部分，它的宏大宽阔已经远远超出我能知道、认识和联想到的一切。事实上，独立写作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独立”，也不在于“写作”，而是独立精神、表达事项的高度结合，这个结合到最终都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小得不能再小的价值，是高度交叉重叠之后的一些“小点”。这些“小点”就是接近于哲学核心的一些基本元素，随着人类历史长河的不断拉进，随着“小点”的日积月累，最终构成一个更大、更深、更新锐的体系，就像宇宙本身的演进一样。所以，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年的奋斗，才会有如此“皮毛”之感，方能知道自己的份量究竟有多轻，轻至几无可道之处，轻至几无价值可言。而未来的道路又有多长呢？长至终我一生所不能思，终我一生所不能晓。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语，乃终我一生之劲旅，永久相随，不可自断，不可毁灭，不可怠慢。此为感。

▓同一片天空下的英雄——暨“中国自由文化奖”活动杂感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10月5日

此文，仿如序，或仿如记。
年轻，酷，英气，超越年龄，超越党派，从来都是一个人做事，关注底层，活跃，迅速，高产，不要命，媒体布得广，领域进得宽，没有自己的完整思路，点到为止，干实事，什么都涉猎，什么都在做，什么都在管……，这是人们对我留下的印象。从文章来看，又是这样的：整齐，洋洋洒洒，老道，真性情，由点及面，夹叙夹议。另外一点，是电台媒体的参与——这方面的锻炼已经比文字表达又更深一层——，到现在为止，除了主讲26集之外，另有70集左右是专访或受访。然而，假如我抽离我自身来观察这样一个人，我会明显感到：没有深入，没有思想框架，没有行动组织，没有完全豁得出去的洒脱，仍然有妥协，仍然有策略。而在品格方面，也会明显感到：过于执着，放不下自己，矛盾，悲观，容易感情用事，惰性。最致命的就是惰性，当走到一定的高度就会突然产生迷茫，这种迷茫是致命的，不知何去何从，而且很容易自弃。
还有一些，是更值得深思的。一是信仰问题，我有敬畏之心，但没有“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二是单独维权问题，性格里有孤僻的一面，有过于特立独行的一面，不习惯组织式的行动，灵魂分散，无法集中力量。三是自身资源问题，经常发生本领恐慌的情况，当无力解决之时最容易产生前面所说的堕性与自弃。从文章来看，问题也不少。第一，关注现象性的问题明显偏多，无法抽离现象，这跟调查起家的源起相关。第二，有的明显缺乏文学气息，白描手段、直言直语太多；有的又太过于诗化，甚至丧失理性。第三，不着边际，亦即同样一个问题铺散得太广，过于行云流水，而就问题的重点本身却缺乏深入的解剖，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整体，就会发现巨大的漏洞，这些漏洞全是由紊乱、杂乱、缺乏系统研究所导致的弊病，以至于有些随心所欲：情绪成为纯情绪，资料成为死资料，现象成为现象，理论成为理论，无法有机结合。四年半了，我落笔三百余万字。以现在看过去，都如浮云尘烟；以现在看将来，路途更为遥远。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时势逼迫，人已经站立在这个点上，不能退缩，没有易辙，更无法逃避。我已越来越不满意于我的所有过去，眼中比先前更加虚无和微渺。现在我想做的，就是让自己暂时停下来，不用任何资料，不用任何数据，把我的感悟非常感性地一一具上，谈谈眼中之中国自由文化，谈谈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时代究竟要经历怎样的锐变才可脱胎换骨。
我的一生经历了几次非常重要的启蒙。学生时代总是充斥着饥饿、贫穷和由其产生的志向，自小学阶段就有自学的习惯，小学自学初中，初中自学高中，高中自学大学的中文、历史和法学。不同于纯粹“文人”之处在于，我崇尚实证，崇尚推敲和分析，崇尚调查和总结，所以我学生时代的强项并不特别在于文、史、政，而是数、理、化和英语——我曾连续五届担任英语科代表，亦曾参与过几次全国性的理科竞赛。在这样的锻炼里，即使在“从文”方面自小特立独行，但仍然没有荒废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和追逐。直到我遇到一个“怪人”，我的人生才发生了转折。这个“怪人”叫卢伟，一个深层次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嗜书如命者。
16岁那年，我已经开始将自己的诗歌、小说、杂文、散文编成《杨银波文集》。那时我还没有接触互联网，全是手写，然后以信封投寄的方式寄向为数不多的一些媒体。同时，也接触了太多太杂的摇滚乐，当时特别欣赏唐朝乐队、Metallica和Nirvana。就在这一年，我获得重点高中最高荣誉“金太阳奖”，并同时认识一起获此奖项的学长张波——现在已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三年。我与张波相见恨晚，遂结拜为兄弟，向其师芦伟请教。长此以往，形成一个奇怪的习惯，猛力啃读历史类、思想类、政治类的书报杂志。一年下来，几乎达到每周两本书的阅读速度，如饥似渴，不可释手。
那时能看到的最具胆魄的一些书籍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李敖的《惊世新千年》与《李敖大全集》，龙应台的《野火集》与《百年思索》，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酱缸文化》，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我的精神家园》，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余杰的《火与冰》。其间，参杂过深读《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和《财经》最具力量的一批深度报道。国外作品除阅读一些名著之外，没有再更深地涉及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除外。我认为，我今天的“工作狂”倾向全是拜当年所赐，那时不仅阅速度惊人、阅读范围极杂，而且创作的速度也不亚于今天。我能享有的权利，是可以不必听课、交作业，只是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唯一一桌，间或到图书馆、书店或山坡，这对于同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学生制度。
初中时，我曾参加过“晨羲文学社”和美术学习班；高中亦如此，参加过“晨风文学社”，接受过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樊一峣的乡土文学启蒙。这所有的学生时代启蒙，其实全然不在体制教育之内，而是眼中始终深望外边。城市里的旧书摊已经逛尽，图书馆的书看得两眼麻木，即使今天我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图书馆，也仍然怀念当初那段嗜书如命的少年时代，那一个意气风发、激情洋溢、另类疯狂的时代。我已感觉所掌握的一切越来越逼迫我必须跳跃出来，重新思考我的人生，即使可能背负沉重的责任和难以承受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已经不再留恋于将总是名列榜首或前矛的成绩单寄给在广东农场当农民工的父母，心中只思考着一件事：独立。
从休学到回乡调查，从家乡到湖南常德师范学院法学系，从湖南到广东长期调查，从个体维权到推动基层罢免与民主选举，然后再从广东到重庆的“当代上山下乡”，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也承载了太多的收获。网络时代的来临，境外媒体的接纳，独立中文笔会的感召，同道之士的感应，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行走的是一条真正独立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来走这条路，但毕竟逝者已矣，总感到还有大把的希望。一个社会底层出身的青年，从不放弃胸中的理想，始终为之拼搏，愿意付出一切，这条路不可能从此断绝。
让我真正走向职业化写作道路的第一件事，是《关天茶舍》的“斗志（杨银波）事件”。那是一次对广东农场积累了三个月的调查，非常成功，为几百名民工遭遇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维护了权益，并最终导致该农场倒台。也是在这段时间之前，通过《大地网》，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师——余樟法，也就是著名的政论家兼诗人东海一枭。余樟法即使在今天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种惊人的文字爆发力，狂傲不驯的性情风度，深刻厚重的文化功底，以及涉入甚多禁区的无畏胆魄，让我迫不及待地日日阅读不止。他真正吸引我的，是思想的高度，永无停息的坚持，独立超然、力求真实、捍卫尊严的品格。我的一生，阅读作品无数，网络时代更是挖掘得更深、更广、更复杂。当时的《大参考》与《民主通讯》，我一期都没放弃过。许多政治论坛、学者专著、作家专栏，以及大陆门户网站的“深度新闻”，到今天还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途径。
“现代化学者”郑贻春的创造式表达，又成为我人生观望的第二道高峰。他所站立的政治高度，已经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开导，思想上的启蒙，更是对于权力结构的深入解剖，以及详细地设计未来的中国道路，有步骤，有明细。郑贻春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诗人，真正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那种近乎于原子弹爆炸的猛烈，对特权专制予以极强的抨击，绝非“瓦解”那么策略化。与余樟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郑贻春同时还是英语教授，他的信息来源除了类似我、余樟法所能掌握的之外，还有第一时间的英文媒体，这一点又和海外的职业作家曹长青等人类似。郑贻春和余樟法并非一类人，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所致力的方向并不相同。郑贻春类似于做规划，做“一人抵挡千军万马”之人，颇似当年的章太炎、孙文，接近于革命；余樟法类似于做启蒙、做寻根，做“开风气之先”之人，颇似孟轲、梁启超，接近于改良。但又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因为这当中实在有太多的交叉，太多的同类项。
我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真正的民间”，最初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文字，只要落在了互联网上，我一篇都没有错过。要说卖命，坐牢前的郑贻春比我还要卖命，他已经不用自己写，只须站立于一处，一篇演讲式的文章就是近万字，轻而易举。如此下去，日产数万字已不是问题。思维已经远远超越了打字的速度，思想已经飞奔到另外一个时代来看当道。但从可读性而言，郑贻春的作品远不及余樟法。余樟法毕竟是一个就思想而言极善于准确表达和艺术表达的人，而且接触面涉及三教九流，哪里都登得上台面，即使是小学生、初中生也能看懂其文字，这跟李敖的写作纯属同一种受众定向。但余樟法又高于李敖，其原因是余樟法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想，不是附庸者，不是纵横家，不是朝秦暮楚。从他近段时间的“仁本、民本、人本”思想来看，更不是国学、西学这么简单的划分与坚持，而是抽离出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共有的许多价值，独成一派，很不容易。
郑贻春当然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一点和杨春光类似。他们同样在共产党体制之下历经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语言表达有一定的“红式风格”，只不过把针对的对象重新倒过去，变成专制者而已。他们在传统文化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就当前世界主流价值的认识却非常清醒，堪称中国先行觉悟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从接触面来讲，郑贻春比余樟法所接触的人更为“危险”，也就是一大批真正从事于重建中国的反对党式的人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贻春的文章具有相当的纲领性和战略性，其思想不是作为思想家的思想，而是作为政治家的思想，这一点与余樟法有着最具本质的区别。在时代人物的对比中，我们才可能看到差距，看到其不同的方向。
被称为“西方观察中国的窗口”的刘晓波，跟郑贻春的轨迹类似，有跟郑贻春一样的“红式风格”问题，但其语言极其工整、简练，框架严密，逻辑清晰，其路径介于学术、政治、社会、哲学、信仰等多个方面，比郑贻春的道路走得更宽。而且，在针对同一个问题时，刘晓波的整合能力特别强，换成武术界的话说，全是套路，非即兴发挥。他始终能够将同样一个问题、事件、现象、理论，换化成一个尽力给你全面解读的套路文体，这一点是“作家”出身的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也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所在。还有一些人，可以作为方向性的代表。如辛灏年，曾经是小说家，介入过体制，后来写出《谁是新中国》，又以雄辩的风格演讲不断，创办《黄花岗》季刊杂志，内容沉重厚实。这样一个人，走这样一条道路，其风格、其理论、其影响，颇似孙文后人。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是他们的文字，耳朵也能听出他们的声音。在电台，余樟法犹如老者谦谦，诗风道骨；郑贻春幽默大胆，浩然正气；杨春光痛苦绝望，忧愁悲悯；刘晓波准确凝练，厚实深邃；辛灏年盘踞高处，指点江山。还有一些人，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在其领域和领域之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对新闻自由推动已久的张伟国、曹长青，以及吴思、任不寐、龙应台，还有法学界的张思之、高智晟、袁红冰、莫少平，经济学界的何清涟、郎咸平、杨小凯，更有从事维权的杨茂东（郭飞熊）、杨同彦（杨天水）、丁子霖，还有类似周立太、曾飞洋这样“杀出一条血路”的维权律师和ｎｇｏ代表，等等。他们是时代的英雄，却又不唯独是领域之内从事，而是高瞻远瞩，自成一路，走得远得很。
体制内人物最终走向民间的，其影响力也不可小窥。他们都是国家遭遇重大灾难的牺牲品，却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利用自己剩下不多的人生，发出高水准的声音。比如已经去世的林牧、刘宾雁，还有健在的俞梅荪、鲍彤。另有那些无论是声音还是文字抑或其它，都是那么精彩和睿智的人，比如北明、张敏等人。可以说，自由亚洲电台的主持人没有一个是简简单单的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凭借优良的信息来源优势，为中国注入了一定程度的真相和觉悟。同样的道理，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的栏目主持人杨宪宏，乃是继洪哲胜之后，在经手媒体方面，与大陆民间力量加强互动，推动大陆民主与自由的功臣。其眼光，已经比台湾太多弱智媒体超越了不知多少倍。诗歌方面，更有黄翔、傅正明、张嘉谚等一批力透纸背的先锋诗人，他们是以最凝练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以一般文体所不能叙述和映照的那种承载，写出了如此多的疯狂之诗。
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因为真正的英雄一直都陷于边缘的境地；但这又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因为至少陷于边缘的这些人还没有丧失正义与良知，他们一直在都挣扎着，努力地活着——即使死了，也仍然活着。“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十个奖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是太难评、太难颁了。一方面，已经腾空出世的，却仅仅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群体，太多的高手和没来得及影响民众的计划都埋伏在民间；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十分顽固并愈发虚无的民族，太多的精髓毁灭殆尽，破坏已经远远超过建设，历经太多的灾难之后的“灾民心理”与“潜规则逻辑”几乎投射到了任何人的心灵之中。立于当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寻找到各个领域的最高颠锋，比如法学，并不是说高智晟的智识已经可成一代宗师，而是其精神、其品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所限，走得更宽、更深，且是屈指可数的其中最显眼的一个人。
四年半以来，从言论到维权，从媒体到社会，从执政党与反对党，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台湾和海外，我见识了太多的高手。然而，真正抽离出名气，抽离出荣誉，同时对比其思想境界，我却只能在那可以列出近千人姓名的高手名单之中，提出一个实际上非常普通的人，这个人叫章天亮，是《大纪元》专栏作家、新唐人电视台编辑。他的作品《出尘》与他的深度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文系列比较起来，已经差了一大截。这些散文，如《中国古代文化漫谈》系列、《回归》系列、《绝境中的希望》系列等数百篇文章，读起来就有这样的感觉：道理涵盖宇宙极微极洪的奥秘，是一种突然开启而来的智慧，将文化之博大精深解读得极其直白。章天亮并不是文人出身，相反却是学理工的，但他文章极其深邃、沧桑、悠远，对于已经遗失太多文化内涵的中国人而言，章天亮的所言所思乃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于维权，他的思索亦颇悠远：“维权的长度就是指维护自己的权利，宽度就是指推己及人，那么高度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帮助中国重建信仰，帮助中国重建一个道德体系。”
值得留意的是，章天亮乃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这激起了我最为持久的深思：为什么这个群体恰恰能够领略到最深刻的、失传已久的、原滋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的深思，还来自于《九评共产党》和《江泽民其人其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居然能够跃到这么高的视野，对那么宏大的历史作如此深入而细致的痛陈与解剖？当年读曾铮的《静水流深》，其最振聋发聩之力的一段话是：“我不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来写出这部史诗留与未来的人类；如果有，一定要大文豪，用大气派、大胸襟、大手笔，跳出寰宇之外，一眼看穿六合八荒、过去未来，才能再现这部历史之万一。”尤其在《九评共产党》里，我已经领教了何为文豪、气派、胸襟、手笔，所以要说“文化成就”，已经延伸的我不知道，但极力保存的我却知道，这群人就是直到现在还被恶意栽赃、陷害、污蔑、压迫的群体——法轮功群体，他们之成就之一，乃是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力保存，使之未遭一概泯灭与彻底摧毁。
路走得越遥远，繁星之下的自己就变得越发渺小，且微不足道。在这片天空下，实在是见识了太多的各路英雄，我懂得了何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何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中国人啊，乃有无穷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条极其遥远的道路，有人已经走到了世外，有人还陷于世内，有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有人还仅仅只是人。小说、诗歌、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政论、人权、新闻自由、文化成就，这是十个领域，但在我看来却只有一个领域，那就是人，是这个一撇一捺的“人”。人所涉及到的领域，又何止十个？谁能对人的潜能挖掘到迄今为止最大的极限——大多数人一生只发挥了2%～3%的潜能，爱因斯坦只发挥了12%——，那么这个人就是人类之子。这样的人，以整个人类的幸福、权利和自由为其一生奋斗之目标，坚持不懈，从不妥协，他们在极力避免远离文明的社会和人世的产生，在极力阻止残酷统治下的人间地狱的形成。

▓我的路（续）——一个中国人的《My Way》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9月7日

对比不同的报刊杂志，整合不同的论坛博客，吸收不同的思想潮流，思索不同的疾苦矛盾，结识不同的人群代表，关注不同的焦点事件，探寻不同的法令制度，筹划不同的建设行动，这是一个将近25岁的中国青年之终日生活。这个青年就是我。每日每夜难以停歇，犹如火车奔驰，穿梭于层层迷雾中不能自拔。有冲动与意志，有麻醉与消沉，踩着前人走过的路，也寻觅着未能开垦的江山。在一片片纷繁芜杂的丛林中，我寻找着那些解不开的谜题，总感叹着：值啊，这一生终于如此随愿地踏上理想！然而，必然的坎坷让我走至今日，却已经愈加痛苦与伤感。
这就是记录时代、思索时代并力求改变时代的一段其实非常渺小的旅程，及其格外难以言表的代价。对比，诱导了痛苦的加剧，哲学也无力解释此种变化。那一群群充满渴求的人流涌来之时，什么问题都一一呈现，过去的、现在、未来的……。我不停地穿梭于这样的征程中见了悲哀和衰老，目睹了惨淡和辛酸，随即陷入机器般的对比、对比、再对比之中──连所感知的温暖也甚至有些“机器般”的感觉了。我总感到未尽的事业是那么的多，语言已经越来越解决不了当下的潜伏危机，就象你拼命地想说明一种常识，而这常识居然比天书还要让人难以接受，以至于孤独、伤感、疲惫的感觉无时无刻不袭击着我那脆弱的神经。
这是一个泛滥成灾的国家，从内而外的糜烂、蚕食和退化，而理想与希望仍然挣扎在极其不甘和渴望解放的心灵之中。有那么多人在为明日而决斗，哭泣的眼泪与流淌的鲜血，绝顶的智慧与坦诚的付出，一一交织于一体，一条条道路都是为了通向真正的现代之路。在这个国家，理想主义永远不会因为现实的撞击而粉碎，就象你面对一种“异文化”时的那种感受一样，当你已经全然了解且熟悉它，并对比过本土之传统之时，你能够全身心地感到你需要来做这一段桥梁。这种担当，考验着勇敢者与接受者的一切雅量和胆魄。
我不停地回忆着我的道路。此刻，漫天飞舞的思绪都在冲击着我一直保留的那个理想──最朴素的，却也最难做到的现代公民的理想。在这条道路上，许多个瞬间记忆犹新。我说这样的话，好比自己已经恍若隔世，已经远离人们太久，已经对曾有的岁月征程感到陌生和遥远。是的，就是这样的心态把我拖了出来，让我写下今日的一点回忆。我总感到自出生到现在，许多事情翻天覆地，许多事情黑白颠倒，我没有忘记过那种让人喊不出痛苦、找不到救援，同时又夹杂着暴力、辱骂、诅咒的氛围，那种记忆延续至今，让人更为理解宽容、自由、真理，以及生存。在并不能感到幸福与满足的岁月里，却能有着善良、诚实和真切的教育和温情，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由此走向慈悲，虽陷于苦海，却一直没有推卸过悲悯。
在今日，我同样不想去叙述任何一件事情，已发生的、或黑暗的、或痛苦的、或震撼的，这一切我都想将之抛弃，我只想把这一颗紊乱的心愈加沉下来，去为更有力的未来征程作铺垫。在这个时刻，焦灼、不安、矛盾、无助使我陷于苦海，我总想不辜负于任何人与事，这力求完美的努力最终换来的却是难以想象的自我践踏和能量虐杀。很久以前，我曾记得那时的我绝非如此，那是一个充满理想、阳光与奋起的时代，我在那样的时代里总能跳出一系列的框架，去摆平身边所有的事。这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破坏力量将我粉碎至此？我竟然不得详答。哲学已经越来越成为语言，以及语言的语言的语言，越来越远离现实，越来越分离现实，而那些最简单、最纯粹、最直接的一切，却近乎于真理本身。我感到刺骨的讽刺，荒谬的意味满载于大脑神经。思想已经分崩离析，梦想已经支离破碎。
现在的我不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带给我荒谬的、痛苦的、矛盾的世界，就象把具体的事情当作整体，或者把单一的事情当作状况，抑或将复杂的事情拆解之后留下飘浮的、肤浅的、只有一段一段的那些小小的“点”。我已走入死角。每一天的大脑都被形形色色的东西侵占，无法排解，愈加忧郁。很多年以来，我就在这样的忧郁中度过，往昔的一切仿似孤帆远影，飘逝得那样快。我似乎感觉过去的自己不是自己，那俨然是另外的一个人，我相隔着历史的时空，与之交汇，突然觉得分外的滑稽可笑。在这个嘈杂的时代，耳朵里响起乱七八糟的声音，眼睛里夹杂着一条条的灰迹，总感到耳聪耳鸣、目眩目晕，听不见自己在呼喊什么，看不见自己在做些什么。这比盲然更为可怕，就象没有血液的枯骨，没有表情，没有反馈，只有僵硬的、冰冷的、窒息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愈发不可承受其重负，遂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紧抱着我的头，拼命抓扯着我那覆盖脑顶与身体的头发，不是疯了，而是五脏六腑一概疼痛难忍，发自内里的剧烈爆炸的感觉袭击着整个身体。眼前是一条不归的路，而且那么黑暗、浑浊、无止境，踏在这样一条路上，我已不知如何抉择，如何维持本真，又如何不伤害于外在。这一连串比梦魇还要可怕的无头无绪、无边无际、无的放矢的“空语”，将我置于“空中之空”，并一次比一次“空”得更为猛烈。总有一个时候，这种“空”的感觉将令我完全忘了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也不曾留下。忘却所有，抛弃所有，连仅剩的残渣也统统忘却和抛弃，一切从头再来。很多年以后，回望这走了一段又一段的跌倒、爬起、跌倒、又爬起的无限循环的路，我该是何等的倍感沧桑、孤独与挣扎。
已经没有人比我更为唾弃自己，并不是坚强与理想就一定能够支撑所有的一切。我总感到我的承受之重负，将此种唾弃感扭曲得更加深刻。那一张张明静的脸庞虽然带着微笑与期盼，但我却越来越不能正面朝向他们，不知如何才能重拾自信。我活在一个空洞的世界里，空得发慌，空得可怕。或许有人曾经真实地体会过这种感觉，当什么都明白过来了，最压抑而黑暗的东西却从来都没有放过你。你奋起反抗，试图解构和重建所有的一切，你竟然发现自己已经深深中毒，不能自拔。个人是渺小而微弱的，当微妙的自己总是限于一个个极小的圈套，极力去拆啊拆、解啊解，一次重复一次，一次循环一次，疲倦、疲惫、疲软的感受就全都来了。你总觉得自己可笑：什么都想解决，结果什么也解决不了；什么都想建设，结果什么也建设不了。不必谈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功绩与荣耀，没有用的，那些东西统统没有用，就象浮光掠影，就象一点就破的泡沫，没有半点值得庆幸和自慰。
路走得越长，虽然前方的路看起来很简单，问题是越来越找不到方向。分裂到极限的极限之神经，越来越不知道何去何从。倘若让一切都虚伪起来，诸如终日都浸泡在洋洋得意之中，超强的自我想象能力越过现实的丑陋与尴尬，放任一切的力量去完成一些虚设的梦，走在人群中间感觉自己总是那么热血沸腾，这种种选择都将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相反，极度的悲观、空灵却或可拯救自己。一个失败者总应给自己一点什么报应，才可能心安理得。一无所有的感觉，无所信奉的迷乱，空空如也却轰轰隆隆的大脑，悲凉与自弃的体悟，这一切都让自己把自己看得彻底明白。已经很久了，这种过度清醒却又极其痛苦的思绪伴随着我，看着眼前所有的一切，竟然不敢感受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感受。人已至此种境地，我竟然还顺手写下这些令人震怒和惋惜的话，心中真是更为心碎和惭愧。嗟乎！罢了。

▓新杂志的征稿信，征人信，稿费标准，投稿邮箱

作者：韩寒

我主编的杂志向大家征稿，接受各种稿件，小说，杂文，时评，散文，人物，新闻，记事，诗歌等等，作为杂志的主编，我决定向所有文章录用者提供全中国最高的稿费，无论你是否有名，也没有任何的附加签约条件，我们不是选秀节目的经纪公司，只是不能同时间一稿多投。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封面推荐的原创文章，1000字/2000元，放心，我们的封面基本就是半个目录，所以，我承诺几乎一半的原创文章都是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行业标准的10到40倍，也是国内最顶尖杂志给特约顶尖作家的稿费2—4倍，普通稿件，1000字/1000元，也是行业标准的10—20倍，如果是已发表过的或我们摘录的文章，稿费标准是1000字/500元，是文摘类标准的15倍，杂志每期还设有最差观点和文笔的文章两篇到三篇，表示杂志完全不认同作者的观点，杂志认为作者脑残，反人类反常识反正义反自由，杂志也会发表此类并且示众，为了表示和这些人的形象的吻合，所以这类文章的稿费标准是1000字/250元，也是非常高的标准，250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250的诞生也是有成本的。

杂志暂时不接受绘画，但接受各类摄影照片，希望具备人文气质和情怀，本杂志不接受你站在花丛里闻花的留念照。普通内插照片的标准是1000元一张，封面或者重要照片标准是2000到5000元一张。本杂志不接受4个G的储存卡一起邮寄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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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杂志招聘记者兼主笔一名，要求具备常识和文笔。由于杂志刚刚起步，所以试用期内暂时只能给到月薪6500元。但是您的所有文字都以最高标准发稿费。另外，杂志招聘美编兼视觉总设计一名，要求具备审美观，暂时也只能给到月薪6500元。以上职位每月额外的车贴饭贴为1000元，四金由公司负责，这是这个杂志所有第一期主创的共同标准，以后会再做调整。

如果杂志的销量不错，可以自保，我将再次提高稿费和员工的收入标准。

有些朋友劝我说，你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压力，首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标准我是进过计算的，虽然我经常算错，但我们的杂志相信可以承受这样的标准。写字的大家混的都不容易，我算是混的好的，自然应该少赚一些，让大家多拿一些。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上个月，我忙于杂志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我咨询了一些人，问作者的稿费在文学类杂志的成本占多大？得到的答案是，忽略不计。我认为这对他们很不公平，因为杂志就是由他们的文章组成的，在租借办公地点的时候，我发现……上海的楼实在太贵了，无论是租或者买。无论如何，我在中国几乎拿的都是最高的版税和最高的赛车薪水，出版和赛车是两个非常大的行业，但我发现，在面对上海的公寓的价格的时候，我无能无力。在楼价和收入合理的国家，这两个行当的顶尖收入者一年的收入者应该可以轻松购买200台法拉利，而在我们国家，只能购买大约半台。这说明我们的文字太不值钱了，一个文人，如果在这样大压力的社会里不能够衣食无忧，我认为，他就不太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文格。虽然我们的杂志暂时不能让你致富，但是希望可以改善一下供稿者的生活。如果你足够好，我们杂志也将利用我们的资源，帮助你完成出版的愿望，并且帮你谈到高于百分之十的版税，我们不从中抽取一分钱，也不限制你的任何出版自由，因为我个人不喜欢挣这个钱。当然，如果有些媒体硬要说我是要拿高稿费来炒作，那也没办法，你也是靠文字吃饭的，只能祝这样写的朋友一直拿低稿费了。

如果有朝一日，杂志在大家的帮助下可以得到成功，这本杂志可以帮助大家完成更多的梦想，无论是写作或者影视和音乐，希望他可以帮助好人，惩治坏人。

为了防止盗版，杂志名暂时先不宣布，三个邮箱现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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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每一封邮件我们都会仔细阅读，希望大家不要重复投稿，这样会给我们的编辑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我们会让杂志足够的有趣，会给大家提供经过选择的文章和新闻，永远为进取和充满情怀的原创留下足够的版面，为影像留下足够的空间，展现各种新的声音，接受对世界的质疑，但不喜欢因为个人失败而对世界的憎恨，我们没有立场，只分是非，因为我们身边太多的人只有立场，不分是非。

▓期待韩寒兄的杂志为国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来自：韩寒贴吧 作者：杨银波

韩寒兄：

所有人都清楚，很明显，你接下来的这本杂志乃是具备思想解放意义或者散发不平之鸣、发人深思的刊物，不是让人沉浸、享受、娱乐或者消遣的玩物、废物，它多多少少能够带动一种风潮。“开风气之先”，是注定的了。

我注意到你这几年的变化，尤其是笔下题材的转移，已经可称作“独立”了——至少是自由的心灵所搏击的文字。有些意识形态禁区或潜规则下的“动不得”，你已经能够擦边球地动一动了——在政府可忍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在类似“凯迪”这样的网站中，大批志同道合者为你喝彩。无论如何，接纳你的人，其范围及阶层远远宽泛于一般人。

你有这个非同寻常的感召力，又被公众一致推到了前台，是肯定要在这个角度、这个角色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路金波者，在商言商，他知道风险，知道市场，但人间大道之担当能有几许，要打个问号。他很可能还估计不了这本可能流产、可能夭折也可能长存的杂志，所可能具备的社会意义，甚至是时代意义。只要你这杂志一办，类似我这样的奋起者，完全可以投稿，许许多多的独立作家、自由之士，也必支持你这本刊物。那是兄弟伙的职责。

想当初，澳洲几位朋友办过一份《真话文论周刊》，约存在了两年时间。他们是基于经费紧缺，不得不散伙。那本杂志，是寻求社会和解的，包括寻求境内外和解的包容性刊物。我曾是这本刊物的活跃作者。眼下，能够在纷繁芜杂的浪潮中，有实力地去做一点事，那就去做吧，勇敢地去做，这是时代的高声允诺。你已经在这里了，时代告诉你：你可以动手了！

我今年26岁了，你也即将27岁。这年岁，是要雁过留声的，是该爆发一下了。言禁是有的，宪法给不了什么，什么都要靠我们昂起人头，靠自己去争取，有的靠话语，有的靠双手，有的靠拳头，有的靠鲜血。你一定能做一点事，并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永远铭记的一种色彩，一种印迹，一段旅程。就在这本杂志里。你行！

这个国家，有无数个你、无数个我、无数个他、无数个火种、无数个可能。把你想的变成你做的，照你想的去说，照你说的去做，为你加油！我的韩寒兄。

友：杨银波
2009年4月27日 匆匆

▓温家宝：今年是非常困难一年 流感疫情影响经济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5月1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地铁建设工地看望工人，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微风拂面，细雨蒙蒙。上午9时许，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北京市市长郭金龙陪同下，来到位于北京南四环附近的地铁9号线科怡路站建设工地。地铁9号线全长16.5公里，南起丰台区郭公庄，北至海淀区白石桥，今年内将实现部分区段开通运营。

“我来看望大家，祝大家节日愉快！”一下车，温家宝就快步走到工人们面前。总理的到来，让大家喜出望外。温家宝亲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工人们一个个抢着回答，“河南南阳”“河北涿州”“甘肃平凉”……总理接着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要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心、帮助。”

“你在北京多长时间了？”温家宝又问一位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十年了。”“你已经是北京人了。”听到总理的话，大家笑了起来。

温家宝一边认真察看工地，一边详细询问地铁建设情况。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搭设车站顶部的钢筋梁架，温家宝与正在干活的惠友全聊起来。“过节家里人来吗？”“没有。”“想家吗？”“出来打工就要一心一意。”总理称赞道：“说得好，将来北京市民乘上舒适的地铁，都要感谢你们。”他还和工人们一起用钢丝绑扎起钢筋梁架。

科怡路站施工的一线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正在为地铁9号线早日开通加班加点工作。温家宝说，农民工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你们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中的一支主力军。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敬意。

温家宝说，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农民工。为改善广大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农民工培训，吸收更多农民工就业；建立包括工伤、医疗、养老在内的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工伤和医疗保险，大多数已经建立起来了，养老保险及转移接续制度正在制定；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生产安全，你们的工地也安上了安全监测仪。

温家宝还来到工人宿舍区。食堂门口，几位女工正在忙着准备午饭。他走过去坐在马扎上一边择菜，一边询问她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走进厨房，看着桌上的食品叮嘱厨师，要注意卫生，让工人们吃上可口的饭菜。他还在工人宿舍和大家唠家常，当得知他们有活动室、有电视、有书报，还能练字时，总理笑了。他说，你们的生活很丰富。

临行前，工人们围拢到温家宝身边。望着一个个质朴的面庞，总理深情地说，今年是我们国家非常困难的一年。我们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最近一些国家又发生了甲型流感疫情，也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有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创造性工作和劳动，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

▓全球爆发五一示威潮 多过爆警民冲突

来源：凤凰卫视5月1日《总编辑时间》

吕宁思：五一国际劳动节，由于目前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亚洲以及欧洲各国民众趁着这一天举行游行的示威，抗议失业率飙升等劳工问题。其中土耳其和德国的示威还酿成了警民冲突，而希腊的示威就影响了当地的水陆、交通服务，有航空公司更要撤销超过100个航班。

全球五一示威潮 多过爆警民冲突

解说：菲律宾有数以千计劳工上街示威，他们许多人都穿上红衫，举起红色横幅，高喊“停止裁员”的口号。示威者指责政府和企业以金融危机为借口，进行大规模裁员。孟加拉许多妇女在街上摇旗呐喊，拉起横幅，要求关注妇女劳工权益。韩国和朝鲜有五一活动，韩国民众在街头静坐，抗议恶劣的劳动环境。朝鲜民众和官员也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并拍掌为领袖金正日欢呼。希腊警方就封锁了雅典市中心多条道路，让五一示威举行。此外电车和渡轮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也停止，就连当地一家内陆航空公司，也要撤销超过100个航班，有民众为此不满。

在土耳其示威者不理当局禁令，仍然试图游行到被列为示威禁区的广场抗议，警方于是释放水炮驱散示威者。而柏林在五一前夕就发生警民冲突，大批青年参加庆祝五一的音乐节后上街示威，随后演变成暴力抗争，他们向警察和经过的汽车，投掷石块和玻璃瓶，有人更放火，造成29名警察受伤。警方随后缉捕了几十人，目前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会有过个团体上街示威。

吕宁思：在日本全国有350多个地点，五一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呼吁政府确保就业，保障工薪阶层的生活。

日本五一劳工大游行 呼吁改善就业

解说：在东京代代木公园，36000多人参加了日本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主办的五一集会，人们高举“消除失业与贫困”，“反对裁员”“确保非正式员工雇佣”的标语，要求政府改善就业环境。

大黑作治（日本全劳运主席）：大企业不把劳动者当人看，没有人道的做法遭到各方批评，大企业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摧毁就业环境的做法，要坚决斗争。

解说：五一集会几乎年年都有，不过今年日本经济衰退，确保就业机会成了所有参加者最关心的问题。

集会参加者：我要养育小孩，要是再降工资，生活就太苦了。

集会参加者：我非常担心，自己什么时候被解雇，必须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解说：日本政府周五公布的最新完全失业率升至4。8%，创下五年来最差纪录。去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大量企业减薪裁员，已有20万名非正式员工失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吕宁思：再看看台湾北中南百大劳工团体，齐聚台北街头向马英九喊话，要求官方立即停止没用的错误的劳工政策和劳工团体协商。虽然最后马英九办公室派出幕僚长接受陈情，但因为没有做出具体回应，让现场民众大喊要解雇马英九，并且不排除发动更大的抗争。

失业劳工大游行 向马政府喊话

解说：手拉着手并肩前进，五月一号劳动节，全台上万劳工走上街头，让马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现场一度爆发冲突。马政府上台后失业率数字节节攀升，虽然官方砸下一万亿台币资金救失业，但全台63万失业人口，只有12万人有资格领取救助金，所以劳工团体要求马英九立即停止错误政策和劳工协商。马英九办公室虽然派出幕僚长接受陈情，但却没有提出具体作为，也不愿意出面面对群众，让抗议团体不满，大喊解雇马英九。

毛振飞（反失业联合行动总指挥）：马英九先生他是受雇于人民，可是人民失业，人民的工作不见了，我们会告诉他，假如他没有回应我们，甚至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会把这个解雇通知书送给他。

记者：现场的劳工团体表示，这场近十年来最大的台湾失业游行，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场，如果马英九在短期之内不对失业问题作出回应，他们不排除发动更大的抗争。

吕宁思：澳门的劳工团体今年也不例外的举行游行，呼吁推出扶助本地工人就业的措施。由于澳门政府今年年初实行一系列的遏制外来劳工，打击非法黑工的政策，今年游行的规模就大不如前。

▓90年前“五四”北京街头3000学生游行真相

来源：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末皇牌大放送》

1921年五月四日的北京晨报，李大钊发表文章：“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五月节日。因为在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谨祝中国学生界的进步无量！”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说：“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

十年后，这个最初由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所规定的节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被当时的政务院宣布为中国青年节。

伴随着崭新的政权，“五四”的光环逐渐暗淡了其事件本身的细节，人们渐渐忽略，90年前，那些挥舞着标语的年轻人，究竟是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北京街头？

1919年五四当天，北京《晨报》的一名记者，机缘巧合中完成了媒体对于“五四”的第一份描述；一位恪尽职守的政府宪兵，跟踪记录下最为详细的游行路线；四十年后，冰心笔下对五四的追忆仍然念念不忘“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而在闻一多寄往湖北的家信中，字里行间则跳动着以身报国的赤子豪情。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刊发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开篇即问“什么叫做‘五四运动’”？

90年来，这个问题不断更新着答案。当年，罗家伦看到了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的“牺牲精神”；90年过去，“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成为“五四精神”的标准解读。牺牲的境况不再，爱国依然是永恒的主题。然而回望三千学生走上街头的一幕，“吾爱吾国”的激情之外，或许还有着另一种希翼：我将要爱一个怎样的中国？

在众多散落的片段中，90年前那些青春的面孔逐渐变得鲜活，而关于五四的记忆，也开始真切起来。

《青春无量――五月四日记忆》将以三千学生走上北京的那一天为线索，借助当年目击学生游行的文字记录为切入视角，真实还原90年前北京街头，那一场洋溢青春与激情的学生运动上演背后，鲜为人知的一幕幕……

▓“操”字状背后的尴尬

作者：长平 来源：文新传媒

深圳有位陈先生，因服务纠纷把一家电信企业告上法庭，一口气打了30多个官司。一审败诉之后，他向法院邮寄了上诉状，上诉状中“事实和理由”一栏只有一个字：“操”。因拒绝悔改，他被法院处以15日拘留。

法官处罚陈先生的理由是，他以粗俗下流的语言侮辱了司法工作人员。然而，倘若法官先生上网去看看，会发现自己因此受到了更多的侮辱。网民们大多力挺“操”字状，质疑法院判决的公正。“藐视法庭”是网民们并不陌生的一个词，为什么大家都去支持那样一个粗俗的字眼呢？当然，几乎所有人也都认为骂人是不对的。

从陈先生选择打官司来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侮辱法官的。至少，他没有去上访、静坐和绝食，而是走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在一些网民看来，他的这一选择十分愚蠢。在执政党提出“依法治国”十多年之后，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思。作为媒体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这十多年来的工作，有相当部分就是普法宣传。因此，我也为自己和同行感到悲哀。

我曾经总结说，这十多年来，中国媒体主要干了两件事：财经记者普及市场经济常识，社会记者则普及法律常识。以前的社会新闻报道，多以宽泛的道德和良知为理念。后来在一些法学家的影响下，媒体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1997年，“依法治国”被写进了执政党的十五大报告中。1999年，这一原则更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媒体在自己认同的方向上获得了尚方宝剑，开始不遗余力地用法律的理念来发现新闻、采写新闻和阐释新闻。仅次于经济学家，法学家也渐次走红，成为媒体的常客。

整个社会也视法律为道统，不仅官员要依法行政，商人要依法经商，工人要依法下岗，就连并不在司法系统内进行抗争的上访者，也把依法维权作为一种策略。根据李连江、于建嵘等学者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底层抗争采用的多是“弱者的武器”，以不合作的隐蔽手段为主；随后则演变为“依法抗争”，以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为依据，去对抗某些基层政府的“枉法”行为；再后来进一步成为“以法抗争”，仍然是以法律为基础，以法理为信仰，去确立底层民众的“合法权益”及“公民权利”。

这番努力，可以理解成社会建构中去粗俗化、情绪化而追求文明的、规范的话语体系的过程。然而，在新闻媒体和底层民众皈依法治的十多年间，最应该被法治化的官员权力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监督，有些方面甚至变得更加随意和粗鄙。有一个朋友感叹说，在没有提出“依法治国”口号的时候，未见有多少官员认为自己可以闯进别人家里拆房毁屋，现在个别官员随便搞出一个文件来，就可以明火执仗地强拆。这种情况让部分民众对法律感到失望，甚至觉得上了媒体宣传的当，认为一些当权者仍然停留在数千年来的“人治”的地步。在有了方便表达的网络空间以后，他们对这种话语体系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解构。

如果说互联网的自媒体性质和方便交流的特点使其拥有了独特的话语风格的话，那么在中国它更是混合了“弱者的武器”，以嘲笑和解构的力量进行抗争，集中出现了所谓“恶搞”现象。从“打酱油”、“俯卧撑”到“躲猫猫”，网民们都以“恶搞”混入甚至替代了“依法维权”。去年底以来，“十大神兽”在网络空间迅速蹿红，粗鄙的话语登堂入室，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响应，正是诸多怨尤的爆发。

面对此种舆论生态，我自己也是相当的尴尬。十多年前，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上力倡端庄严肃的写作方式，所写评论也使劲抹掉过去嬉笑怒骂的杂文风格，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学习中正平和的文风。我称杂文为喘粗气，随笔是发嗲，而时评是一种正常的呼吸。我以为中国未来的舆论空气中，必然飘浮着理性而优雅的芬芳，于是把储安平先生创办《观察》时提倡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奉为圭臬，每天阅读当时香港《信报》总是以理服人的社论。谁知道还没等我学会这种文风，新兴的网络空间不仅充斥着喘息，还混杂着谩骂和冷笑。与此同时，已经从主流媒体消失多年的“文革”文风也沉渣泛起，道貌岸然。

我想起陈子展先生在写文学史时，引用了两句话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杂文汹涌的现象进行解释，一句是庄子说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一是约翰·穆勒说的“专制使人们变得冷嘲”。深圳的“操”字状，把冷嘲和愤懑的情绪与庄重严肃的法律文书混为一谈，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因为“五四”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雷颐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1929年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4月到6月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需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了蒋介石被拘禁了一些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拆，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评孙中山后来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并从哲学上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及 《新月》发表的其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文章，使国民党大为震怒，从8月上旬开始，发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攻，对《新月》和胡适进行全面围剿。在舆论攻击、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严厉的政治迫害。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8月24日做出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撤职惩办，北平、天津、江苏、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纷纷响应，要求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甚至要求逮捕“法办”。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店员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杂志被没收……

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胡适立即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篇长文在《新月》发表，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他进一步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 ‘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所以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国民党拒不接受批评，仍坚持与新文化运动相反的种种做法，“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从 “体制外”的尖锐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言”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

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地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

但是，在当时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辞，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 “约法”一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 “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他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科学新文明 “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这又在台湾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老师辈”，闻一多则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则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仁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 “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闻一多，确实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民主，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最后，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的情感、坚守、维护却相当一致，确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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