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３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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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纪念离我而去的2006年 ……………………………作品选0015
０２．我的忏悔书：罪恶·审判·自救 …………………作品选0016
０３．我的路——一个中国人的《My Way》 ……………作品选0017
０４．法院为何比信访更不靠谱…………………………………新京报
０５．五四，先民主再爱国……………………………………时代周报
０６．为“猪流感”更名也是科学态度…………………………新京报
０７．官员被免职原因有什么不便公布的…………………中国青年报
０８．每一位劳动者的价值都应该被记录………………………新京报
０９．当暴力和自戕成为弱者的武器………………………中国青年报
１０．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转变………………………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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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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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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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离我而去的2006年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1月10日

岁月匆匆，时光切切，2006年转瞬而过。生命步步逼近的，不仅是愈发沉重、沧桑的体验，也步步逼近着与理想、与现实相关的太多复杂情感。这是努力的一年，我将自己的艰苦、坚持、诚挚、热血、耻辱、沉默、惰性、忍耐、无望等交织于一身，向着作为个人的极限、作为作家的行动、作为地方的改革，向前进步，又向后倒退，再向前进步，再向后倒退，反反复复，复复反反。我有我在这一年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或坚毅或踌躇，或欣慰或惋惜，或激奋或消沉。
我为这一年喝彩，也为这一年忏悔。有太多的时间浪费了，有太多的琐事耽搁了，有太多的纠葛自禁了，有太多的人与事把如同我这样一个激情满怀的人推向了“蓄势”的阶段。我不满于这一年我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不满于自己曾经的软弱、沉迷、混沌。我要喝彩的，是摆在我面前的颇多欣慰局面。我曾参与过制造这些局面的过程，功劳不在我，我只是尽自己的义务与职责。实在有太多人已经站立了起来，他们勇敢地说真话，做着前所未有之事。我心中明白，我算不了什么，是曾被压下去、吓下去、唬下去、骗下去的人民，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来都是！我之所有的努力，都志在为种种创造力而呐喊，并控诉着种种戕害创造力的恶势力。
2006年，我为底层群体之公益、再教育出力，为农民、民工之救济、讨工薪出力。这没什么奇怪的，就象我身上流动着底层人的血液一样，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乡音，都标志着我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不忍他们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不忍任人宰割却自甘堕落的质变，不忍共有的生存环境被一点点地压榨和挤兑，不忍站在你面前是那样泪流满面地求你——甚至跪到地上求你——你却无动于衷……。有太多的“不忍”将我推向行动力的训练，有太多的“不忍”让我形成“条件反射”式的路见不平一身吼。
我已习惯这样的历程，就象人们吃饭睡觉那样平常，纯粹是人的基本生活规律。为此，我总是乞求上天能够让我多活几天，总是祈祷这个地球每天24小时能够变成42小时。我没有疲倦，从不疲倦。当我一步一步地进入似乎与我无关的太多苦难时，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宿命，从诞生之日开始，我就走向了这一步，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我已看到许多同道就在我的身后，有许多英雄就在我的身前，这绝不是只有一个中国人在奋斗，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在做的事情。我虽然也有我的孤独，但这样的孤独总能被消融、消解，因为我相信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并不如我们曾经激烈批判的那样短促而涣散。
2006年，图书馆建设成功，我为一大批上不起网、接不起宽带、读不起书、混迹于世的人，建设起了属于他们的精神领土。我在这一年的许多夜晚，是在焦虑策划中度过的。我策划着必须有这样一个独立文化的场所，发挥着自由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将知识、技术、信息、情感、意志、精神等一系列的宝贵财富聚拢起来，并分散出去。我从不畏惧别人指责我的理想主义，不干则不干，要干就要干漂亮，不成功则成仁，我不会退缩，不会自我埋葬。
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启蒙，还是相当多实实在在的本领。生存于这个时代，太多人已经无法抉择自我，我所有的义务，都是为中国人之抉择而效力。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我们是生来自由的，不能总是在外压的逼迫和自我的堕落之下，让自己成为一具僵尸或者一部机器。人们需要经验、教训、参考、借鉴、反省，人们需要创业、公益、法律、温情、信仰。到目前为止，仅有三个月生命的图书馆，已有藏书500本左右，涉及各行各业各门类各特色。预计到2007年年底，应不低于1,500本。这里面的每一本书，都有我阅读过的痕迹。我要让这样的图书馆彻底活起来，激励所有的会员，将图书馆之所学，实践于现实社会，弥补自我缺撼，走正道人生，用尽公民权利。
2006年，我频繁地往返于电脑维修店，前前后后达47次之多，其中重装电脑系统就达38次。网上的我，其实并非特别的活跃，看上去的活跃仅仅是表象而已。我的太多时间，是被网下的调查、上书、协商、谈判等一系列“共事性”的活动所占据。我曾通过几家搜索网站关注过自己的网上状况，深感力度不够，扩散面太窄，能有的发挥空间浪费80％以上，能有的利用时间更是浪费大半。这样的浪费，来自三方面：第一，查看信息方面，每一天都要关注近20家门户网站、杂志网站、报纸网站、反腐网站的信息，并下载大量信息作为参考、分析使用；第二，回复读者、朋友来信方面，来信太多，尤以案件倾诉为最多的部分，必须重视之，当日来信就应当日回信，然后把这样的案件集合起来，汇成档案，如同警方办案，通过文字分析、电话调查，来还原事实的部分真相；第三，发送电子报，编辑个人主页，上传论坛。
由于涉及网页太过广泛，从专业的到非专业的，从综合的到个性的，甚至包括太多本身就非常不稳定的有问题的网站，再加上我根本无从知道“黑客”们对于“试验”的兴趣大到何种程度，我的电脑频频中毒、频频黑屏、频频蓝屏。我是个对自己相当节约的人，迫不得已购买了三台“二手电脑”乃至“三手电脑”，到现在能用的只有一台在广州“大沙头二手市场”以1,570元价格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只不过，这也是昨天刚刚从电脑维修店取出来的电脑，用了不到三小时，又发现“启动程序找不到”——“黑客”们果然厉害。
2006年，我频繁地往返于乡村医疗站，前前后后达23次之多，情况最严重的时期集中于密集调查的重庆特大干旱阶段。一般的感冒、发烧就不用提了，胃病也不用提了，最忧心的问题在于用脑过度之后留下的眩晕症状。带病工作是毫无问题的，唯有头脑里的疾病最能影响效率，我确实担心自己某年某月某日也成为另外一个杨春光。还有就是心脏上的问题，医生的说法是“精神过于紧张，心跳频率比一般人快30%左右。”我的个人体质其实并不差，无论是力量、速度还是耐力、准确度，在同龄人之中算得上中等水平，耐力一项应为中上水平。田径项目、球类项目也不逊色得太多。但就是身体太瘦，体重已经降到47公斤，几乎是近年来的历史新低。
医生检查后的解释是：“杨先生，有四个问题直接影响你的体重：一是吃饭问题，你每天只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吃饭没规律；二是吃食问题，你自己吃得太简单，在外面吃饭的时间多，但吃的几乎都是单菜，营养不均衡，跟最苦的民工差不多；三是工作问题，你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正常人的两倍，当你身体里的营养不能供给时，身体就会大量消耗你肌肉里的肌元；四是锻炼问题，从你的肌肉情况来看，你的耐力非常好，但是速度不行，这说明你平时习惯徒步跋涉，不过没有训练超速短跑，肌肉相对僵硬，韧带不灵活，这样你的身体就不会平衡发育。”所言确实皆是实情。
2006年，我曾让家庭沦入贫寒状况，如同十年前的拮据一般。很多人对我这样的高产作家有所不解：你每个月都有3,000～4,000元的稿酬收入，何来“贫寒”之有？没错，我高产，我勤奋，稿酬不匪，但是我要说：仅我一人而言，每月全部所用仅占稿酬之20%；仅全家人而言，每月全部所用仅占稿酬之40%；但是，家庭之外的全部所用，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我的全部稿酬收入。有一位来自ＮＧＯ公益组织的四川南充朋友到我家作客，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向村民赊借12斤鲶鱼作为待客之用？隔壁的邻居更是搞不懂：为什么我走一次亲戚家，这区区100元礼钱居然还要向生活过得很紧的他借？其实，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
印度的甘地曾经遭遇过这样一件事：他到各地发表演讲，筹款尽善，有一次一位行走不便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几乎是爬过去摸着甘地的脚亲吻，然后从衣袖里滚出一枚小硬币。甘地认为：这枚硬币的捐助意义巨大，是千万富翁拿出十万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我就有点象这位老太太，有些不惜血本。李敖当年说：“摆阔总比装穷好。”我不是摆阔，我是不忍太多人过着那样让人惨不忍睹的生活：一天就靠烧三个红薯度日，养两只鸡都被别人偷去，残疾人买东西商贩还要对之缺斤少两，没钱上学还不敢说自己家穷，每个月吃不上一顿肉还需要班主任到食堂费尽力气打招呼……。在我们这个生存环境里，有太多的“不忍”，所以我总是以我所具有的点滴力量，接纳他们并为之付出到底。到目前为止，家中仍然欠着两万余元的债务，但希望我拉其一把的人仍然在门口、路边、工作室络绎不绝，这让如今的我策划着实实在在地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
2006年，我曾被迫禁笔近半年，我曾自认失败地为一帮在山东打工的民工追回了9,000元工钱，也曾自认成功地为四个村的农民完全解决了交通问题（重建大公路，大修小公路），还曾自认“有戏”地为贵州的一位民工追讨一万余元的工钱，为四川的一位女工在两年前遭受的司法不公而奋力追查……。我有我的遗憾，我有我做不成的事情，就象湖北的姚立法感叹草根民主之艰，就象山东的崔联感叹村民自治之难，就象所有具备坚硬骨头的中国人感叹世道沧桑、礼崩乐坏，2006年的我，同样被种种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压力所重创。很多事情，只要看明白了，看透彻了，却不能丧失信念，那是必定要付出代价的。
虽然我仍然强颜欢笑，但内心却在深深地哭泣。我想为中国做些事情，想为所有对我有恩、有爱、有情、有义或者我怜之、惜之、赞之、叹之的人，尽我杨银波的一点力量。我发誓：我宁愿让自己就这样痛苦下去，也不忍这个国家的人求助无援、求告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来换取更多人的生命，我愿意让自己彻底毁灭也要让许多希望和光芒重生。我追求着自由、民主、公正、法治、人权，我追求着在这些光辉灿烂的目标之下的所有实实在在的悲剧的实实在在的解决。我憎恨“玩虚的”，憎恨不痛不痒地总是啰啰嗦嗦地说上那么几句、空喊那么几声、发泄那么几次，我已彻底厌倦没有行动力的一切！
2006年，我继续愤世嫉俗，即将到来的是愤世嫉俗的24岁——从虚岁上说，我都快到25岁的年纪了。曾经让我引为“哥们儿”的歌手朴树在歌里唱道：“别作梦，你已24岁了，生活已经严厉得象传达室李老伯。快别迷恋远方，看看你家的米缸，生活不再风花月，而是碗里的酱醋盐。”又唱道：“后来老了，摔了跟头，就忘了年轻时的梦想，只乞求能够平安地活着。我想要吃下好大的一片天空，现在懂了，这都无所谓，我吃饱就行了。我们都是很柔软的动物，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弃甲慢慢地顺从。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中国青年、少年的“老年化”，就是这样形成的。“活着”似乎只是意味着走向衰老与死亡，而且是自戕式的衰老与死亡。
很多人说“你过于早熟”，就连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形容“杨银波没有少男少女的青春豆寇”。然而，我是最了解我自己的，我其实是相当天真、纯粹的一个人，无论我长到什么样的年纪，从事着怎样的职业，遭遇着怎样的压力，我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我的本真，没有放弃过我对爱的追求、对职业操守的坚持、对理想的实现努力和踏实奋斗。我不愿说：“我是柔软的动物”、“我要忘记什么什么”。我不是这种人，虽然我也有我的软弱之处——我承认这一点——，但我有我的原则、立场、信念，我有我对人格、道德、使命等一系列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誓死捍卫。
2006年，我带着悲伤的心情来祭奠已经消逝的12个月、365天。我悲伤，不只是因为我自己的任何失败、胆怯与委曲求全，还因为这一年这个国家的太多灾难、太多冤屈、太多不平，太多兴高采烈背后的黯然失色，太多繁荣安定背后的动荡凄凉。我承认，这一年中国经历了诸多改革，许多人因改革而受益，许多人因改革而遭殃，有人成了牺牲品，有人成了刀下魂，有人满腔热血的民族主义换来的只是玩弄与利用，有人满腹忠言良策换来的只是威胁与监禁。这一年，有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有人杀害了自己的儿子，有人被活埋在矿井之下，有人惨死之后还不能让亲人见到尸骨，有人无辜坐牢十余年，有人贪污数千万，有人挺而走险在黑势力中求生存，有人完全照搬“进化论”统治一方并胜此汰彼，有人拿着一张法院裁决的“法律白条”沿街叫卖，有人热死在工地、山坡、车间、田野……。
中国无奇不有，各种矛盾与冲突激烈地集聚、恶化着。在这一年，有一种表情至今令我难忘：那是满怀憎恨、恐惧、不服的表情，死死盯着行凶者，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秒彻底记住行凶者的真面目，而后中弹身亡，如同一棵笔直的大树，“哗”的一声掉下悬崖，“咚”的一声坠入江河。那是一张试图举报矿主的逃亡民工的脸，一身是伤，一脸煤渣，胡须紊乱，目光如电。那是一张盘古乐队主唱敖博式的歇斯底里、痛苦非常的脸，来自被一股真实的仇恨情绪所填充的所有底层群体。那双复杂深刻的眼睛，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揭示了出来：当前，正有一群中国人，以完全雷同于敌人对付敌人的狠毒程度，对待着自己国家的人，而且对付的正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力量的弱势者。
2006年就这样离我而去，而我却试图让时光倒流，让许多事情重新来过，给许多人以另一种选择，避免灾难的延伸，避免悲剧的扩散。我实在不忍这一年就这样转瞬即逝地——甚至有些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这一年，我被黑社会威胁过，被地方政府憎恨过，被农民哭着大喊“恩人啊”，被民工哀求着说“救救我”……。这真是百感交集的一年，不平凡，不冷淡，充满了不可思议与哀怒交加。我认为，今时当道，作为独立的个人，已经很难用一两个具体标准来衡量其是非对错。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也许扮演的正是一种既令人振奋感动又让人惋惜感叹的角色。我有我的缺陷，我有我的毛病，我有我所不能企及的目标。但在这一刻，在下一年，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一如既往地凭借着自己的良知和认识，来接近我所有的前景，以及众人的利益所在。 我没有任何党派，包容了各种信仰，接纳了三教九流。在我眼里，人人真正平等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是人，人都是人。
我荒废过2006年的不少时间，失去过2006年的不少机遇，放弃过2006年的不少利益。我不管今后的历史将如何为我定位，不管当今的统治者如何锁定我的优劣，也不在乎在一个错乱、纷乱、杂乱、嘈乱的时代里自己将承受着怎样的代价，我只求做好两件事：谋利益于民众，兼管不平之事。我不在乎自己有无具备任何公共权力，只求我手出自我心，我的行动来自我的思想。我眼里有真诚的泪光，我胸中有豪放的激情，我的昨天、今天、明天都是那样充实地活着，活得踏踏实实、实实在在、堂堂正正。为此，不管2007年我的面前将是怎样的危机四伏，我都无怨无悔，此为纪念之目的。 后记 文章刚写完，一位国内报社青年记者打来电话，欲郑重当面采访我。我已采访过无数人，如今有此机会，心中颇有感慨。我叮嘱记者两点：第一，我的“敏感”需要报社慎重，热烈欢迎前来，稿件发与不发无所谓，交个朋友，到处走走，深切谈论，共同感受；第二，欢迎到我的个人主页参观，主页虽然做得很“菜”，但那里有我太多的心里话。
离我而去的2006年结束了，迎面而来的是奋战的2007年，愿众人齐力，并再接再厉！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

▓我的忏悔书：罪恶·审判·自救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5月9日

2007年5月9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3分。
走过黑夜长路，在一间网吧坐定，点燃烟盒里的第一支烟，沉默良久。我决意通宵为忏悔而疾笔，将一生悔恨都倾注于此。

这里是重庆市永川区，中国西南部之西部。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今夜的此时此刻，我，杨银波，深感灵魂的罪恶与底线的丧失，我有罪！我已犯下罪行，无可饶恕的源于内心压迫的罪。
我不能饶恕我自己。坦白说，这种不可原谅，几乎使我在决定来通宵疾笔之前的两个小时如同监禁，诸念俱灰，遭受谴责的声音与形象被我无限放大。在整个房间里，我把自己这个人看个彻底的透彻。我必须清醒到极限，即使这之后即将发生的一切，可能更非我一人之思所能构想。
这一切，已经上升至我的整个人生之抉择，已将我带至难以想象的否定之中。从我不可想象的如今的态势来评价，其严重性质，已几近自我毁灭。我已感受到，数年努力，一朝即毁。失败与卑微，自惭形秽与无地自容，比所有最显自弃与哀嚎的摇滚乐更为真实。现在，我要回头想想，我这24年的青春，究竟是什么样的轨迹让我滑至此步──堪称堕落的此步。
在底层，在一个又一个非常具体、非常逼真的底层，很多双眼睛，很多种眼泪，一直都在我的面前，还有血与汗，还有痛与死，还有许多许多。就在我写这篇忏悔书的前四个小时，一个来自贵州的急救电话又向我打来，一位名叫贾长江的民工──本村熟识的村民，在厦门发生严重工伤。此类事件，多如牛毛，我无法抑制出于本能的呐喊与解决。
类似于我，中国有很多人保持着如此的本能；类似于我，曾有许多人对其寄予厚望；类似于我，总以近乎疯狂的行事态度，接近于将自己 逼疯。我绝望过，而且次数不止一次。我见不得死人，见不得被欺压，因此我反抗，不计后果。单枪匹马，单打独斗，许多过来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将这一阶段保留至今。但是，当一个人将所谓的“英雄”演绎到此种地步的时候，其幕后却充满了辛酸、痛苦、折磨，那是不可承受却非承受不可的代价。
尤其在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感交集，就象癌症，肺癌、肝癌、胃癌、大肠癌、乳腺癌、宫颈癌……，一烂到底，从外到内，由粗而细，自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自一种极限到另一种极限。过于敏感与固执的我，浸染其中，医患同病。
四年了，老天，我出道四年了。四年以来，我究竟为这个国家做过什么？此案、彼案；此事、彼事；此文、彼文，如此而已。我已记录下四年的每一天，倘若一概编排，仿佛一段光辉史。但是，如今我要否定它，否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最清楚，我太渺小，我简直太渺小了。我依然在浪费着许多时间，依然放弃过，胆怯过，在我可以回忆的勇敢之奋斗中，我依然有着顾虑与彷徨，只能说“挺了过来”、“活了过来”，如此而已。
至今，我不认为我的起点就在昨天，恰恰相反，我的起点只是一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负数，因为我亏欠着许多人，包括亏欠我自己以及家人。我当然没有想到我会失败得如此之快──身败名裂。就算别人不承认，我也认为现在的我至少是个有些一蹶不振的人。一年前的某一天，我给自己留下半天的时间来整理我自己，想到应以40年后的某一天来回顾今日的青年杨银波，以岁月的长河来冲击覆盖此时的狂乱流沙，多一点厚重与踏实。但是今天，我决意更坚决地正视我的罪恶。
我这不屈服的人，或许比前生更为倔强，曾经试图“解释”或者“澄清”，让很多人对我保持信心与信任，然而我自己就给自己铺下了死 路。这条路将会延续多久？我不清楚。在这一刻，我不会隐瞒我的真实想法，我想大声说的是：我恨我自己，简直痛心疾首！可事实是，不敢面对自己却又必须去面对，不敢面对朋友也必须去面对。
倘若这些朋友聚集为一体，就象一列长队，那么在他们痛心疾首的面孔之前，我的姿势便绝不能站着，而是跪下！这一刻，且不说朋友──那一个又一个绝对一流的人──看不起我，就连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每当夜深人静，每当鸦雀无声，每当眼睛钻不进一个字，每当烟味呛了喉咙，我这样的一个所谓“敢言青年”、“维权作家”，唯一能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哭泣，深深地哭泣，恰似一个找不到方向的弃儿。
四年了，人们没有抛弃我，而我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抛弃着我自己，强烈的孤独感、失落感比惯有的忧郁和愤怒更为猛烈地袭击着我。然而，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种觉悟教导着我，说“生命本无意义，但有些努力会让生命有意义”的时候，我就成了“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我有一双勤奋的手，我有一张激烈的嘴，我有一颗不愿投降的头颅，我还有一颗就算冰海全然淹没也能继续燃烧的火热的心。
但是，我也有背叛我自己的时候。做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曾经有两批人寻求我的帮助，涉及历史重大问题，并关系其当下众人生存，其中一些老人已经离世，我却因恐惧而放弃，我有罪；曾经有一名未获合法赔偿的工伤女工求助于我，我却因时间紧凑，也放弃了，我有罪；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只能吃一个素菜乃至一份泡菜，父母皆病，我有罪……。就在昨天傍晚，一个没有八元钱车费回家的学生模样的女孩跪在街头，我除了询问一下之外，竟未帮忙──这在以往绝不可能发生──，我有罪。凡此种种，我之罪都在于不故意的或故意的冷漠与麻木。我感到此种巨变，尤显我的精神分裂。
我曾穷困，却不曾潦倒。苦难意识扎根于我的心灵，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4年。自调查起家，到现在所接触的林林总总，这种意识在灵魂 深处依然未能泯灭。但是，我忽略了整个历程的负面影响。好比说，研究犯罪的人同时也可能成为犯罪高手，崇尚智慧的人却携带着令人憎恨的小聪明，备受关照的人总让他人寒心，因为反过来这样的人也能利用他人，虽然这些利用总是有那么明显的破绽，幼稚得就象在法庭上说“杀人无罪”之类的嫌疑人。我的灵魂深处，就掺杂着如此的杂质。
四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对于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少年而言，这段路铺得很快，但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奔跑着，本身就不健全的准备，且不说遭遇的危险与坎坷，就是自己也能戕害自己。人最危险的敌人是自己，杨银波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杨银波。现在想来，我确实昏了头，淡泊不了偏执，急躁、浮躁，凡是跟“躁”有关的词语都可以形容我的弊病。
我从一开始走的路，其实就是走向绝望，而后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乃至创造希望。然而，当我自己也绝望透顶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价值几何几何。我想爬起来，在原来摔倒的地方爬起来，比如说，从头再来，乞求上苍再给我一个机会，乞求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自己重新看得起自己并重新振作自己。
我在广东奋斗过，然后我选择了回乡，是的，在这里我有成就，是农民与民工激励了我的热血斗志。我深信，倘若继续努力下去，我必定可以走得更远，做得更绝，并且不断调整自己，奉献于社会而非寻求社会之奉献。换句话说，我可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真正的栋梁之材。但是，我所知道的远比我想象得要复杂数千倍，在许多人与事上，我曾疲惫至极。
只要我把眼睛睁开，随处走走，总能发现苦难。一发现就动心，一动心就相助，自己到最后反而成了乞丐。有人骂过，有人劝过，有人把最愤怒的语言藏在内心，那是爱护、维护着我这呆滞的颜面。然而，一筹莫展的局面，总让循环继续循环着。头脑中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不是“活着还是死去”，而是另外两个：“我怎么混成这样”，“我该怎么办”。
我能做的，就是道歉、忏悔，向所有痛心疾首的心灵下跪！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已经糜烂，被高度紧张的压力所折磨，心灵扭曲，出卖了自己，出卖了前程。我向所有人致歉，向所有更苦难的人、更亟须帮助的人致歉！我有罪，杨银波有罪，这是个罪人，灵魂之罪人。请铭记。
我不敢想象会有任何一个人在此种情况下依然信任我并给予我鼓励，不敢想象我的那些曾经为之而激动、兴奋、感动的读者哪怕再读我的任何一个字，不敢想象在令我骄傲与自豪的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中我如何自处与相处，不敢想象这双曾经写下过《杨银波遗书》与《中国人权报告》等数百万字的手如何再次敲击时代的强声，不敢想象记者采访时我如何笑谈风声、拍案而起。
太多的“不敢想象”包围着我，我为这种巨大的“不敢想象”而消沉。许多人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以不同的语言──大多是带有惊叹情绪的──来形容我的少年老成，而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是如此幼稚。我需要在摔打中成长，需要更多的并非仅仅是事务技术本身的历练。我以为，我能做到，但此种自信用到此处已经不合时宜。
我立志当作家是15岁的事情，那时的我有着比现在更为简单却更为浪漫的梦。回顾这并不太长的人生，就象看见昨天的自己在微笑，也象 看见昨天的自己在嘲笑。我发誓，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我爱到想哭却哭不出来，我爱到想笑却在笑中带着悲愤。我知道，我并非入流的人，我不存在“圈子”等概念，我的所有境况不管是被我高估还是被我低估，我都不能想象到最真实的程度。
当人们以种种眼光审视着我，我不变的回应都应当是感激，我应感激过去、现在、将来的所有人，包括此时此刻就对我构成一定压力的官方人物，我同样感激他们。
我之忏悔，仍然肤浅之极，巨大的感伤洪流贯穿我的身体，将我冲击至激流及漩涡。世事煮沸的揉打，将会让一个人产生多少与多大的精 神撞击？这样的问题，只有经历过的人与敢去经历的人才能体会。但是，青年是不会倒下的，因为他们还有时间，还有未结束的青春。
一些人带着最具宽容的深刻，希望我能重新站立起来，我反问：我可以吗？站起来之后，继续走？怎么走？到哪里去？……。不过，有一件事我是必定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做的：我将偿还，偿还所有的亏欠，为了救赎我自己，为了救赎我的灵魂……

2007年5月9日，北京时间清晨8点25分。
起身，离开网吧。走过薄雾街头，抽出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落寞萧瑟。我决意从头回顾我之忏悔，将一生悔恨都倾注于此，并抛向我不可想象的未来。

▓我的路——一个中国人的《My Way》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7年9月2日

我从未写过如此难写的文章，通篇都是赤裸裸的自我透视、分割、拆解和戕杀。没有任何形象与声音，没有任何事实与凭证，没有任何支 撑的逻辑与理论，只有满载于头脑身体和往昔岁月的沧桑与叹息，仿佛应当是当我垂暮兮兮瘫软在病床或路边已不能说出半个字之时才能有的那种痛彻心扉。善良的人们倘若将之一一拆开排列，或可拼成一 部喋喋不休、语焉不详的长诗──坦白说，这与废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曾写过没有任何诚意的《剖析杨银波》的我，与当初那个“空得发狂”的年纪已经时隔四个春秋。四个春秋即有四个春秋之事，可以走 进璀璨耀眼的围城，也可以走出破败支离的围城，却走不出过分真实的自己──我总感到我的一生充满了遗憾、伤感、悔恨与沉浮。我尚能闻到当初的锐利气息；尚能尝到当初的苦涩味道；尚能在记忆深处 某个无人的角落找到那一片又一片独属于灵魂与命运的抗争残迹；尚 能在每个不眠之夜想象着假如时光倒流那么我又该做些什么……
我是这样走了过来，从昏暗、阴暗、黑暗中走了过来，已不能仅仅凭借某种情绪而生存、延续和拓展，然而痛苦、孤独与寒冷依旧缠绕着 我，一日重复一日。此时的我，交织着莫以名状的千般感慨，就象火辣的骄阳之下那个永远面无表情而内心却在深深哭泣的我，仿佛经历了无数个生与死的循环，又回到一个找不出任何激情与冲动的起点， 唯有自我熬煎、独自承受。大悲啊，让我如此清醒，却也让我如履薄冰。
我无法确定我将经历多少个变化无端的时代，更无法确定在那一个又一个时代里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势将我逼迫，我总是不能让自己象个傻子和懦夫那样终以度日，而囚笼般的制度、氛围、习性却比镣铐更加束缚和强迫，因此我的灵魂较之于我的身体，总是跃动得异为激烈和挣扎。我已体味过种种令人窒息的艰难与坎坷，在这越发压抑的人世间，绝望与不甘总象两条恶毒的蛇吞噬着我新鲜的血液，常常让我地思索着那些解不开及无解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带给我的痛苦、折磨与不可承受的压力。
一转眼，这么多年就这样匆匆离去，不容质疑地越过我的那些携带着理想与激情的无数个瞬间。我感到惭愧、内疚与忏悔，却永远也没能走出自己给自己所设定的堵塞空间和空洞躯壳。我所承担的责任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能量，然而我却不能暗自放下这所有的担当，我不可将自己放逐于无声、无象、无情感、无思想的另一片天空。在这个苦涩的人世间，我只能象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并坚信总有一天会爬到一个令我终于欣慰和开朗的顶点，遥遥地回忆着那曲折漫长的旅程乃是如此意义无限，并深深感怀着上苍所给予我的一切。
这，就是人啊！一种肩上负担着太多使命的沉重而扭曲的灵魂不灭的人，无论多少深邃的哲学也解释不完的生命存在意义本身的人。我感召着我身体里快要死亡的那些小小的细胞，一颗一颗都满负着这所有的一切；我感召着我潜能中永远也开发不完的那些活泼乱跳的不知为何物者，总希望这一切都能够更快更多地满足于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猛烈而激进的理想。所爱太多、所怜太甚、所悲太慈、所识太清，将我铸就为我，一个就要蒸发殆尽却仍然匍匐前进的我。
我已能将看不见的东西看见，已能知道诸多来龙去脉的演化，仿佛专门与当初的思想对抗一般，已不仅仅限于从一个点看另一个点，而是站在诸多点上寻找这些矛盾以及矛盾的由来。然而，我却走不出时间与空间的迷宫。走不出去，是因为我的心中没有比当下更大的一把巨尺，我没有那种足够大的胸襟与胆魄来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矛盾重重、一浪接一浪的飞速世界。我仍旧感到迷惘，仍旧感到锥心的疼痛，实在是体会到自己尚不能超越太多，无法冰冷到在火焰中也能处世不惊，并稳如泰山般的超然。
我所走过的人群与领域，比我之前设定的更为慌乱芜杂。一层层高难度的谜题将我笼罩，一道道浑浊眩晕的陷阱将我困缚，我已越发不能知晓这都是为什么以及这都该怎么办。面对着青春的火焰即将熄灭的威胁，面对着层出不穷的被自己的眼睛所目睹的灾难与痛苦，我束手无策，感到令人窒息的艰难和沉重。前方的路乃有千条万条，有的通向高处，有的通向深渊，我一次次地站在十字路口，望着穿梭的乱象掠过我的生命，却唯独抓不住总在下沉的自己，只能站在那一个又一个慌乱的十字路口发呆，表情麻木、思想呆滞，不知何去何从。我唯有坚决地奔赴着，才知道自己没有彻底死亡；我唯有持续地奔跑着，才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将我忘却。仿佛这一切人生的安排，都是基于一种需要，因为需要彼此，所以需要如此。
曾经狂妄而正直的那颗心在还没有被滚来的巨石碾碎之前，我总希望自己还能得到救赎，得到灵魂的提升，得到另一个我。每当我总是抱着即将爆炸的头，撞着坚硬而冰冷的墙，在那里流着咸味的眼泪，却哭不出任何声音，喊不出任何震撼，只听得见自己在颤抖着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天边总有灰暗的云层，一点点浸染着朗朗的晴空，有时伴着雷电的怒吼和狂风暴雨的袭击，我只能紧缩在墙角，冥想着独属于我的那片温和而浪漫的天空，而眼前仍旧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就象坐穿牢底的革命者眼睁睁地看着血腥、恐怖与镇压从来都不曾停止那样，不知何时才是尽头，何时才能走出迷宫，夺取胜利。
我的一生，有着太多中国人的共同阅历，也有着太多不曾预想的热血征程。那些回忆总是让我陷于无休止的兴奋与感动之中，除此而外我仍旧感到自我的浅薄、孤寂与苍茫。当我平静地穿过紧张的空气，望着一双双明亮、无奈、伤感、痛苦而渴求的眼睛，我的心底总是腾起深情的爱怜和愧疚。我热爱着他们每一个人，有的就象我的孩子，有的就象我的母亲，我对他们的理解总是血浓于水的那种深情，让我回避不了我应该干些什么，我应该豁出去什么。天呐，那一双双眼睛简直是上帝的惊世之作，是穿心的不必用语言和肢体来表达的光芒与情感，就在那一个又一个瞬间，我被这样的眼神所牵引，随即进入自己的审思。
饥饿、疾病、贫穷，狂躁、空虚、绝望，暴虐、呐喊、哭泣，这一幕又一幕急迫而反复地冲击着手无寸铁却满感重负的我，指引着我必须继续做些什么或者必须丢弃些什么，才可完成使命，才可不负那一双双明亮、无奈、伤感、痛苦而渴求的眼睛。这样的岁月，不知何时才是个头，不知未来又有几许比之更显循环和膨胀的时日与瞬间。我的这样一颗心，每日每夜都被撕成无数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洒向越来越不是我所能够承受的时空与人群中去。不必说大丈夫当如此，不必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不必说继往圣开绝学，不必说平天下显英雄，不必说理想、自由、真理、正义，不必说爱、恨、情、仇、义、礼、术、策，只须对着镜子里叹息焦虑的自己说：“你，还是一个‘人’啊！”
不管曾经如何，过去怎样，关键是现在、此刻，总该干些什么，并总希望寄命令于自己：忘了吧，把过去所有的一切的所谓什么所谓什么都统统忘了吧，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曾有。每一天的清晨时分，当身体里的大部分细胞仍然处于睡眠状态，而少部分细胞已经激活的那一刹那，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统统忘了吧，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总应该干点更新鲜、更对得起人的事情，别让自己永远停留在原地，什么也提升不了、什么价值也没有。一边拿起一些；一边放下一些；一边承受一些；一边忘却一些；一边勇毅一些；一边选择一些。
在有限的生命里，至少应建立起自己更广阔的参照系。直到有一天，当无数个彼此矛盾都呈现在一堆的时候，却能层层解剖，施以挽救并作预警，那么未来的道路就能够在更长的历史和空间中去获得过硬的检验。然而，这一切仿佛都是空谈，因为这仍然只是预想，预想的难度往往只有现实的亿分之一。退一步说，恰恰就是这亿分之一，成为与现实交锋的痛苦根源。而我，就在痛苦之中，一直都在痛苦之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人们相继死去，最亲近的人也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而我还在这里拖着疲惫的身躯思索我其实并不伟岸的一生，饱含着反思的冲动，填满了紊乱的思绪，伤感与悲哀没有一刻不包围着我，但我却不能奉献些什么，只能把无数个根本没有头绪的头绪理一理、清一清，拾掇拾掇。我突然感到自嘲的悲哀，突然感到滑稽的失落，突然感到刺骨的讽刺……。我讽刺这人生犹如一个莫大的玩笑，讽刺这一颗优秀的心脏被肮脏的血液紧紧塞满，讽刺这混乱的世道解释不了悲惨的命运，讽刺我自己找不到我自己，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我自己不是我自己……。我讽刺从外到内的一切，这一切都是那么虚假、变质和不可理喻。
然而，我还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要与人们分享这百思不得其解的苦涩暗淡的生活，要暴露空空如也的一直凉到脚心底的不断自暴自弃的自己，要不能留惜懦弱、恐惧、盲目的神经，并将昏天黑地的一切都明朗到可以让任何人都看得见光明和希望。是的，这样的一个人，要这样，要那样，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不容推卸、放弃、逃避──即使天边总有灰暗的云层，即使眼前仍旧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即使颤抖的追问从来都不曾停止。
假如某一天我突然死去──当然，痛苦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而我所说的这一切必然出自我当时之口。我所说的一切，虽然没有一个字关乎事实，没有念及任何档案、履历、奋斗史，却是任何一个字都关乎我的整个一生。我是以这样的语言来揭露我的不幸，揭露我那所逢之时的不可承受的痛楚，为此我感到通篇所述无比确切，然而亦有限至极。很多时候，我都认为语言解释不了人生与国家的林林总总，也无法描摩比天书还要难懂的复杂心灵。可是，我毕竟还是一个“人”，我只能这样粗鄙而跳跃地说些感慨万千、莫名伤感的话，既留给自己，也留给人们，其余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以藉以纪念或追怀。这，就是我的路；Yes，it was my way。

〔注〕《My Way》，经典老歌，系充满神话和寓意色彩的日本现实主义电影《燕尾蝶》（1993年岩井俊二作品）之插曲。《My Way》表现的是一个男人在生命终点回望自己的人生，对于一个经历过沧桑的男人来说，曾经的泪水、挫折，不过都是可笑的小事。歌中曾唱到：I've loved, I've laughed and cried. 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我曾爱过，曾大声地笑过、哭过。曾满足过，也曾失败过。现在，泪水已干，我发现一切都是如此的好笑。）此歌最早发表于1967年，法文，由法国歌手Claude Francois演唱。1969年被Paul Anka改为英文歌词，由富有沧桑嗓音的Frank Sinatra演唱， 炉火纯青。

▓法院为何比信访更不靠谱

作者：秋风 来源: 新京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针对法院执行工作说，各级法院要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对重大信访或重复信访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听证，畅通当事人与案件执行法官的联系，做好案件执行的答复和释明工作。（5月1日《北京晨报》）这个表态对促进案件执行的效果，应该说颇有意义。不过，在此之外，法院通常还忙着接待涉及案件审判的信访，这究竟是否合理？

信访制度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它主要是自认权益遭受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损害的民众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

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也具有内在缺陷：信访所控告的对象多为政府机关，民众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政府机关通常又没有向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因而，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诉的那一级政府处理，导致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于是，“老上访户”频繁上访，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却想方设法“截访”。

如果说，其他政府机关陷于信访怪圈还情有可原，惟独法院没理由陷入信访困境。法院本身就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场所，而且，古往今来，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在和平秩序下民众寻求救济的最后场所。法院有公开的审理程序，也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公平的辩论机会，法官也是按照法律判决。更重要的是，法院体系还有复审机制，对初审法院判决不服的当事人，还可以向二审法院上诉。凡此种种程序和机制，任何其他政府机关都不具有。从理论上说，终审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人在人世间所能得到的终局裁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救济手段，法院也应当比信访更可靠，人们应当是在信访无效之后到法院寻求救济。可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各级法院却经常成为信访的对象。这样一来，法院与信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相反，人们在法院体系已经走完法定的上诉、再审程序之后，把信访当成了超级上诉程序。之所以说它是超级的，因为信访程序对信访的次数、理由等，没有明确限制，当事人可以不断上访。

当事人之所以针对法院的判决和执行上访，当然不是因为当事人精神不正常，而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不大相信法院的判决及其执行过程是公正的。这里面可能有私人原因，但更多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但是，针对法院的信访频繁发生，对整个社会治理秩序的损害巨大。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之外的党政机关上访，这意味着，对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这个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法官和当事人都难以把握。开展法院院长大接访，或者法院就信访举行公开听证，无助于解决这样的困境。

信访制度该怎样发展，暂且不论。但至少，确实该认真思考法院与信访的关系了。为今之计，可以改革审级制度，从两审终审改为三审终审，将部分信访转化为常规上诉。更广泛地看，则需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让法官更有条件公正司法，从而遏制针对司法的信访。这一改革也能把大多数信访转变成常规诉讼，从而理顺社会治理机制。

▓五四，先民主再爱国

作者：徐友渔 来源：时代周报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著称，但它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的起点。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

启蒙兴于“五四”，衰于抗战

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不平等条约一个又一个强加于中国，为什么民族主义迟至五四才兴起？原因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是欧洲近代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中国历来只有自以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民族主义是西风东渐后慢慢传到中国来的；第二，满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而言是异族统治，利用民族主义抵御外敌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烧身的潜在危险，满清统治者是利用严格尊奉儒家教义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鸦片战争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皇权和强调“华夷之别”，即专制主义加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这使得中国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五四”时期，爱国、反帝、民主、启蒙这些价值是内在统一的。

“五四”之后，上述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当然，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中，民主和启蒙的色调会消退一些，但不论是国共两党，不论在北伐期间还是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爱国、反帝”等民族主义的诉求都是响亮的口号和必须抢占的道德制高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为害怕这种批判会削弱民族自信心；对不民主的、专制的体制的批判停止了，因为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不容动摇；对蒋介石的专断压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让，因为大家觉得为了避免亡国，中国不得不有一个铁腕领袖。

在长期、艰苦的内部斗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由政党主导，表现得像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没有一般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和自发性。各派都说自己爱国、对立面卖国，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英美，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苏俄。

1949年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正面的，起领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的话语中隐匿了、消失了，只是偶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歌颂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义。

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在这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势头。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

民族主义首先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教授其的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由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起主导作用，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老先生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认为，每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全部人类历史看，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或中国文化。他论证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中国的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符合辩证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一厢情愿，毫无说服力。

在民间，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有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并且把民族主义的鼓噪和商业化考虑密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该书的主题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进行狂热的煽动，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鄙性和虚伪性。有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往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起劲，但同时考“托福”和GRE也积极，打破头地拼命要办签证去美国。一个北京大学的女生，洋洋自得于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该校时她起身提自以为刁难的问题，企图使美国总统难堪，但过了几年之后，她又洋洋自得嫁给了美国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定居，生的小孩当然是美国国籍。

有学者认为，对民族主义情绪应警惕，因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有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的文章在总结归纳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

还有人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在题为《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他路。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传播与现代通信手段的联系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于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出现了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在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受到干扰和冲击而在国内爆发了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运动，网络和手机在传递信息、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一小批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倡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是把爱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宪政民主为前提。这是一种刚露头的呼声，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张，它把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民主、理性、启蒙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为“猪流感”更名也是科学态度

作者：张田勘 来源: 新京报

此次北美流感从现有的研究看，尚不能证实是由猪传染人，而且也没有猪患同类型流感。从现在起，有关部门，如公共卫生防疫部门、专业和大众媒体等，应当避免称呼猪流感，而是以北美流感或新流感代替。

随着北美流感疫情的加重，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规模地屠杀生猪，北美流感向世界蔓延而导致人们问罪于猪的做法也可能向全球蔓延，值得警惕。

而为了避免让猪成为北美流感的“替罪羊”，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应的一些国际组织正在采取措施，以免错误的信息误导公众。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表态，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猪流感病毒是从猪传播开来的，这可能是一种人传人的病毒。而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帕帕杜拉基也于29日说，欧盟委员会已改称“猪流感病毒”为“新流感病毒”，这是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它是一种动物疾病，否则会对相关行业造成重大打击。由于这种流感病毒不会通过食物传播，欧盟委员会没有计划禁止猪肉进口。

为了避免把罪责推到猪身上，还有一些组织（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专业人员提议把这次的猪流感改为北美流感或墨西哥流感，而且美国也建议改为2009H1N1流感，目的也在于要正本清源，实事求是。

无论是称为北美流感也好，还是新流感也好，称呼和命名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质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即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北美流感不是猪引起的，顶多也是致病病毒有部分猪流感病毒的基因，这种求实的态度有助于找到真正的病原和最终发现治疗和预防北美流感的有效方法。这正是现代医学对症、对因治疗的精髓。同时，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强调公平公正的原则，也要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人患病而不诿过于猪也是人类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原则的体现。

当然，杀灭动物阻断疫情是传染病防治的一项传统而有效的做法，甚至对患病的人和潜伏症状者也会动用隔离措施，正如1347年到1351年期间欧洲爆发和流行鼠疫（黑死病）而采取隔离措施一样。这种做法第一是不得已，第二是已经确认如果不隔离就会有更多的人染病，疫病的传播方式是患者与正常者的接触。

然而，这次的北美流感从现有的研究看，尚不能证实是由猪传染人，而且也没有猪患同类型流感。如果像过去一样对染病的禽类大开杀戒，只会滥杀无辜，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不爱惜，因此不仅无助于防治流感，还会让人类文明蒙羞。如果我们一直处于“猪流感”的错误信息下，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的猪被“误杀”，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为避免把北美流感的责任推卸到猪身上并引起更大的损失，从现在起，有关部门，如公共卫生防疫部门、专业和大众媒体等，应当避免称呼猪流感，而是以北美流感或新流感代替，以确保实事求是和公正的原则也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

▓官员被免职原因有什么不便公布的

作者：孟雪罡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4月28日召开的四川省宜宾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根据宜宾市市长吴光镭的提名，陈光礼被免去宜宾市副市长职务。相关人员表示，陈光礼被免职的原因目前还不便公布。（《成都商报》4月30日）

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不是存在严重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是不会被无端免职的，特别是位居副市长一级的官员，其突然免职自然会被公众关注。按照常理，官方对被免职官员一般会给个“说法”——为什么被免职？依据什么规定被免职？以此消除公众疑虑。如果以不便公布为由拒绝透露免职原因，就给公众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给各类流言、小道消息留下了可乘之机。

官员被免职的原因有什么不便公布的？

是为了案件侦破需要，暂时保密？如果真如此，倒也可以理解，但有些时候，这只是一些地方处理此类事件的惯用“外交辞令”。而且，我们的保密期也太长了点。举个例子，铁道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早在2007年下半年已被有关方面停止工作，但直到2009年“两会”期间才被官方证实其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中央纪委查办。看看，从被停职到被证实被查处，整整过了一年多，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到位了。

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恶劣影响？这恐怕是一些地方在处理问题官员时存在的侥幸心理。当地媒体一般不予公开报道的，倒是外地媒体热心地及时报道；国内媒体一般是不予公开的，但是国外媒体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要知道现在是信息时代，网络已经让任何企图人为堵塞、封锁消息的做法变成了“掩耳盗铃”，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官方越是回避、越是不公开，外面的小道消息和各类流言传播得越厉害，到了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无法收拾时，官方才慌不迭地出来辟谣、澄清事实。这种“出口转内销”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今年“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在参加“两高报告”小组讨论时，针对公布领导干部涉案情况的问题，表示“有些制度应当改进，否则在官方发布消息之前，小道消息已是满天飞”。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对官员的任免享有不可质疑的知情权。期待有关方面早点放下“顾虑”，在对问题官员进行处理时，及时公布原因，别再让公众一头雾水地乱猜测了。

▓每一位劳动者的价值都应该被记录

来源：新京报 社论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城镇工资数据，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7399元，同比增长13.4%。人保部专家同时坦承：目前我国有近60%的城镇雇员人数不在统计口径里面，如果将年工薪收入水平普遍很低的私营企业、个体户雇员以及农民工等城镇从业人员工资纳入其中，平均工资数据将大幅下降。（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这种“大幅下降”显然早在意料之中。由于当下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仅仅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等经济单位，类似统计难免给人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印象。

因此，和往常一样，相关统计数据公布后立即引发不少争议。许多从业者从个人经验与切身感受出发，指责统计因偏高而“失真”。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两点：一方面，是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工资与每个人拿到手的工资有所区别，前者涵盖了个人税前工资以及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而平均工资是单位工资总额除以年内（季度内）平均职工人数得出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则是因为目前在平均工资统计口径内的在岗职工只相当于城镇雇员数的40%，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感慨统计数据失真或者有水分的人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统计局的大门之外。

前者不是问题，只要改变人们对统计数据的认识即可。关键在于后者。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技术上的原因不可否认。诚如统计局所表示，由于私营单位数量多、分布广，新增、倒闭、转产等变化频繁，有些管理不规范，统计基础薄弱，会计制度不健全，这些都给建立私营单位工资统计制度带来很大的难度。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出现类似遗漏、使底层民众被排除在国家统计之外的“统计歧视”实不鲜见。

众所周知，在许多统计项目中，农民或者农民工也是被长期忽略的对象。同样在一个城市里工作、纳税，但是算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时，没有户籍的人头被忽略，结果是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被大大拉高。这种忽略也给社会管理和城市建设带来一些本可避免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在城市公共财政预算中，由于基本上不考虑针对农民工的支出，或者是考虑很少，公共交通拥挤在所难免。

同样，眼下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就业问题举世瞩目。然而，由于传统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在内，农民工就业和生存状况，就可能得不到真实的反映，而至于能否真正下气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则更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此说，如果只是选择性进行统计，得出的统计数据必然失真，以其作为依据进行的决策，便有先天的缺陷和风险存焉。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在此我们无需刻意重申劳动节的意义，因为对于每一位劳动者来说，不惟今天，每天都是权利日。回到统计中来，为了获得一个令人信服的数据，一个可以被公共政策参考的、可以真正指导社会改造的数据，使统计口径扩大到每一位劳动者无疑是当务之急。显然，这既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所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人们的集体诉求———因为没有谁可以被忽略，无论赚多赚少，在这个国家，每一位劳动者的价值都应该被记录。

▓当暴力和自戕成为弱者的武器

作者：陈方 来源：中国青年报

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关于城管的新闻从未间断。从“城管秘笈”引起人们对城管暴力执法的口诛笔伐，到深圳城管街头执法被捅伤成了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城管与摊贩关系的话题持续引人关注。

4月30日《钱江晚报》一则关于城管的新闻同样引起热议。杭州城里，卖胡柚的小贩祝经海开着一货车被城管人员拦下，城管将小贩强行拖下车。小贩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开始卖胡柚。城管要扣车，小贩老婆跪了下去，小贩见不得老婆受委屈，一头跳进街道对面的贴沙河。而城管局的回复是，他们能确定小贩祝经海是在非法叫卖胡柚，小贩夫妇不配合工作，还咬伤和抓伤执法队员，并煽动围观群众。

在城市管理者难以从根本上厘清“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的认识论之前，在小商小贩还不能自觉维护城市秩序的前提下，城管和商贩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用“谁是谁非”来简单判定了。俗话说，“工商管富人，警察管坏人，城管管穷人”。因为管的是“穷人”，管的是普遍意义上被人同情的弱势群体，管理不好的话既被城市管理者批评又被小商小贩们唾弃——城管俨然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公众的同情心也常常摇摆不定，该同情小贩还是该同情城管，判定的标准似乎只有一条——看城管和小贩的争执中，谁受的伤最重。深圳城管街头执法被捅伤，躺在了病床上，成了被同情的对象；而杭州城里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小贩被城管逼跳河事件，小贩显然更值得人同情。

可无论如何，城管毕竟是戴“大檐帽”的，他的地位和权力要远远高于那些“戴草帽”的小商小贩，在小商小贩面前，无论有多么极端的事件出现，城管都会被当作强势的一方。对峙冲突中，在强势的城管面前，暴力或自戕都可能成为弱势小贩的武器。

在深圳城管执法被捅事件中，有一线的城管队员向记者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贩，不管是卖水果的，还是卖别的的，他们都相应地备上刀或者铁管抵制城管执法。可是小贩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人逼到急了是没办法的，城管就是抢我们东西，他们有人给工资，我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劳动去赚钱养活家。”为了生计，他们只能用这么极端的方法来“吓唬”城管；在粗鲁暴力的执法面前，他们似乎只能棍棒相加，兵刃相见，以暴防暴。

没有人愿意知法犯法，暴力的对抗或许只是一种极端的无奈。而小贩自戕，同样是以另一种极端抵抗城管粗鲁的执法。杭州城里跳河的那个小贩分明知道“不能和城管打架”，所以选择自戕的方式来抗诉。暴力或自戕成为弱势小贩对抗强势城管的工具，终归都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一个耻辱。

为了加强执法力度，城管们可以穿上“防刺背心”等防护设备，可是谁又能为小商小贩们的生计穿上“防刺背心”呢？城管制度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公众诟病，如果我们还不能迅速对城管制度做出“生死判决”，不能从制度上来根本化解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那至少在执法行为上可以有所改进吧？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里，“使强者有所忌惮，让弱者有所扶持”的执法理念，终归应该胜过“城管秘笈”中的歪门邪道吧？“霸者掳地，治者攻心”，人性化的执法往往比强力和霸气更加有力。有谁会相信，面对执法人员的耐心解释和善意疏导，小商小贩们还会选择暴力或者自戕呢？

▓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转变

作者：谢勇 来源: 红网

九十年时光，五四运动渐行渐远，面目模糊。对于当下的人们，五月四日，这个以青年命名的节日似乎更像是一个有些尴尬的假日。但是，又不能不纪念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与我们有着某种直接而特殊的渊源，她的口号，北京大学青年学生罗家伦匆忙中写下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到今天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话语中依稀浮现出的年轻，热血，自由，富有理想的中国，不正是国人在过去百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孜孜以求的目标？

纪念五四，人们眼前常常浮现出一群青年人的面孔：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于方舟、郑振铎、闻一多、陈潭秋、张国焘。不管以后人生的道路如何千差万别，那时，他们都是青年，都是有相似面容的青年。我也常常陷入一种时空错乱，追问自己，这些青年的面孔和今天的青年真的毫不相同吗？真的是分属两个全不相干的世界吗？

五四从来复杂多义。因为这两个字用一次关于政治与民族的游行代指了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似乎更为有价值，更有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撇去空洞的口号和僵化的概念演绎，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去指责一场冲动的政治运动中止了一项本该百年树人的文化革新与重建，导致了中国在随后的岁月中走向政治狂热和民粹。不过，这场政治冲动与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吗？真的就仅仅是一次偶然吗？也许，今天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老师的新文化运动，如何教出了一位激进、极端、愤怒的学生？是像某些人反思的那样，老师百年树人的事业本身就存在着民粹与激进的基因，还是因为这些老师没有回答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最使自己的声音被湮没在学生们自己寻找到的不知是对是错貌似一吃就灵的药方中而，调教出了不合格学生？而在今天，面对依然真诚、热血，理想的学生，为人师者能否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的反思。作为老师之一，曾对学生们面授机宜“随机应变，适可而止”的胡适在回顾“五四”并没有太多指责学生走上接头的民族主义情，在他看来，五四，无论只指那次游行还是之前的文化建设，都还谈不上激进的民族主义。中国深陷民族主义泥沼，是五四以后的事情：

“五四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义的路。”

胡适对学生走上街头的真正诟病，是“政治化”取代了“新文化”。李敖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指出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胡适自己也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

当然，换一个角度，民族主义何尝不是政治的一种。虽然对于青年，是政治还是民族，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一味指责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脉络中潜伏的民粹倾向，要他们为今天负责，我总怀疑，是不是有些太高估他们了？是否存在着启蒙知识分子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今天不同人纪念五四，常常是在纪念各自关注的不同东西。有人纪念德先生赛先生，有人在缅怀理想与启蒙，有人暗叹中国文化传统从此绝唱。有人痛心法制从此被践踏，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从此成为这个本就多灾多难民族似乎无法摆脱的病灶。这样看来，我们纪念复杂多义的五四，实际上是关注今天复杂多义的中国。

我想，纪念五四，首先要做的恐怕还不是分析、评论，而是真正尊重五四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尊重那些在那段岁月闪耀过的名字，让那些在我们记忆中不知为何变得模糊，少有提及的细节和名字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要让今天的人们知道北京大学师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经历中国二十世纪剧变后他们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评价。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知道当时我们的敌人眼中，这一运动其实是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我们还要知道当时的学生领袖在行动中出现了精神决裂。罗家伦胸口被自己同学狠狠痛打一掌，点火的匡互生本人在晚年却反思那场运动是：“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谈矣。”因为，即使在后现代历史观看来不可能，我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与细节，然后，似乎才谈得上纪念。

而这，又是不得不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五四的五味杂陈决定了今天中国人难与人言的苦涩与欢欣。我们今天的光荣源于90年前的这特别一日，我们今天的痛苦与分裂也和五四有扯不断的关联。国家，民族，个人，科学，民主，自由，救亡，启蒙、现代、传统、普世价值、世界公民……这一系列困扰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许，只有直面五四，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这些问题的追绕，正视已经凝固在旧日影像中先贤期许的目光，以及目光中浮现出的那个自由、民主、宽容、公平、闪耀着中国精神又尊重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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