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200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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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One Magazine)本期目录
01.忆吾妻…………………………………………………作品选0027
02.爱汝记…………………………………………………作品选0028
03.念亲记…………………………………………………作品选0029
04.也该给汤唯一个辩解的机会……………………………1510部落
05.“快乐女声”还能想唱就唱吗?………………………1510部落
06.五四90年,我们仍需争论普世价值…………………经济观察报
07.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北京日报
08.房地产腐败没交通严重…………………………………京华时报
09.湖南隆回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中国青年报
10.民警举报县委书记何以成为恶搞………………………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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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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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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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吾妻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8年3月20日
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和我生活在一起。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妻子。
终于,我从一个狂傲浮躁的少年、热血沸腾的青年,过渡成一个已经不会流泪的儿子和一个已经不会愤怒的丈夫。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的结局,颇似当下这种局面——当年什么都敢干的小武,最后只能躺在洒满阳光的破沙发上,望着空空的房间,听着婴儿的哭泣,愣愣地发呆。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哀的幸福,以及更为勇毅的责任使命。我爱我母亲,我爱我妻子,她们一直追逐着我,我也一直追逐着她们,生活赋予了我对于女人的悲悯,灾难赋予了我最纯粹的孝道,以及最直截了当的爱。此刻,母亲正凭借着被脑出血几乎压断视神经的模糊双眼,在“自由楼”周围散步。几个月以来,她都在学习如何走路。事实上,比看见上帝还要惊奇,我母亲已经可以生活自理。
此刻,完全不懂庄稼的妻子,居然拿起锄头,在“自由楼”下面耕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会如何种菜,生活再也不比从前了。”我的父亲基于生活的无奈,已经重拾农民工生涯,在全镇举足轻重的企业(重庆理文造纸公司)当体力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洗牌,再来一次拼搏了。而我的妻子,也将主持一些必须主持的局面,让整个家庭看起来更像一个家。卧室里挂着硕大的古装夫妻照,抽屉里放着鲜红的结婚证,每当我不经意地看到它们,心中便散开了无尽的感动。
妻子很美丽,原先并不如此,此后甚至美丽到“惊艳”,这在我的意料之外。我的办公桌上常常有一张她的私人照片,披着洁白的婚纱,有点像网络歌手香香出道前的那种“婴儿肥”,极可爱地在照相机面前摆POSE。那年,她18岁。当时的我,对于她而言,仿佛中国的孙中山压根不知道多年以后会有一个叫布什的人来当美国总统那样,彼此完全不相识。类似我这样的人,生活往往被视为疯狂,总是极热烈地做着自己喜欢干的事,从来不计较什么风险不风险,而且往往陷得极深,就像唱惯了摇滚乐的人即使唱《义勇军进行曲》也可以高亢入云、节奏强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妻子会是一位温柔至此的美丽女子,甚至曾有过“一生无妻”的念头。但是,上帝来了,就像《杨银波遗书》里预言的那样,一位令我感动的普通农村女孩,在中国最猛的军头朱德的故乡,向我翩翩走来。而这起因,竟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就像拨错了电话号码那样,我们比网络恋爱还要来得干脆。
我的一生,包含诸多源于爱情的巨大之痛,或因政治,或因信仰,或因边缘、另类,总有太多带着泪水与疯狂的记忆。但我与妻子之间,似乎简单到了极至。许多年以前,我在广东为农民工及当地农民卖命——当初感觉是“卖命”,后来便感到其实不过是普通维权罢了——,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形下,一名普通的女工与我谈起了生活的辛酸、外乡的不易、各地的风俗之类。没有料到,此人竟是我此后的岳母,一个无比善良、勤劳的女人——她叫叶孝琳。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故乡,目睹家乡惨淡的一切,欲要“重振河山”之时,很抱歉,一门又一门亲事困扰了我。然而,我依然聚集人群,集结众议,修路、修渠、调查弱势群体,一度令地方政府大为头痛。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民众确实从中获利颇丰,交通状况及弱势救助状况一改以往。困扰着我的亲事,也因此大为增加,远则外省,近则邻居,大者刚刚大学毕业,小者刚刚高中毕业,凑合算来,近30位。
我不是那种易于流露男女之情的人,大约是心伤得很痛,又带着一定的彪悍英气,故而30门亲事一概退之、免之。直到我好不容易“心有所属”时,这样的亲事仍然还在继续,可惜落后的地方没有办法发出一个类似《杨银波拒绝任何人前来提亲的声明》之类的公告,唯有来一位就退一位、免一位。其实,并非这些女子的缘故,而是我的天性即是自由,我无法想象没有感情铺垫的两个人如何共度余生,除非这两个人经历诸多非常之事,有极深之感动与志同。2006年正月十九日,是我的23岁生日,次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是我的一位熟识的亲人,在压抑两年之后才终于战战兢兢地对我说:“银波,你该成个家了。”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位亲人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未来的岳母,而这位未来的岳母又把我的电话给了我未来的妻子。我未来的妻子给她未来的丈夫打了第一个电话:“你好,我叫李秀梅,南充仪陇人。”
男人动感情,尤其是我这样的男人动感情,常是国家社会之大事,有时动得惊天动地,有时动得撕心裂肺,有时动得怒发冲冠,有时动得血肉模糊,但一般事情几乎都是“心有一颤,而面无表情”的态势。这次不同,我遇到了一个让人心起怜悯与疼爱的女子,她的失落、直率、诗意,以及散发出的来自淳朴之地的纯然之气,从遥远的广东耐克公司的深夜至凌晨传来。母亲半夜起床,为我熬上滚热的甜酒,笑呵呵地嘱咐我:“早点睡吧。”喝着甜酒,听着这位未来妻子像梦一样的声音,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几番电话下来,就先把机票订好,然后打通最后一个电话:“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但即使你是猪八戒,我也要把你娶回来。这件事,我做定了!”在我看来,连最起码的网络视频的程序都可以免去,管它成与不成,全不在话下。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已是2006年2月28日晚上10点。当晚,与机场附近的几名保安共度。3月1日凌晨六点,乘着蒙蒙冷雨,仿佛刮着骨头一般,我坐着摩托车,来到目的地,终于见到了这位像梦一样的女子。余杰的《香山草》所记录的恋爱情节已经过于拖沓啰嗦了,我们这一代的恋爱,单刀直入,极迅速,极简单,但这只是看起来的迅速、简单,而心路同样复杂。她比我想象中高许多,164公分的身高,飘逸、碎直的长发,牛仔裤、耐克鞋,属于那种应该很美但还不够美的20岁女孩,这就好比我跟谢霆锋的差距那样,就差那么一点——若再仔细地看,差得就不是“一点”了。10秒之内,我们由无比的熟悉进入无比的陌生,又从无比的陌生进入无比的熟悉。这在当今许多要靠“媒人”来延续姻缘的男女之中,恐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我们确实只用了10秒,彼此的眼神交流就完成了这一切。我说:“我要接你回家——回我家。我要见你父母,OK?”她说:“OK。”这个不够酷的女孩,在这一刻展示了其够酷的一面。
我的岳父乃是历经沧桑、愤世嫉俗却又极持传统道德的木工师傅。他的手艺,在20年之间反复练就,已经到了可以在数百人工厂里大骂副厂长及主管的地步,他因资格够老、手艺够精,而傲视群雄。他和我的岳母、妻弟,拥挤地租住在一个洒满阳光和充满车辆噪音的房间里。十分恰当地,妻子的外公外婆正从四川赶往江西,又从江西赶往广东。身为多年基层干部的外公就像接见一位心有灵犀的朋友,握手后说:“杨银波,你好,一路辛苦。”那是值得回味的一刻,所有人聚坐一堂,仿佛谈论天下大势那样,我在表明着我的所有观点,第一句话是“我喜欢秀梅这个人。”我说,“她心地善良,人够单纯,恰好遇到了比她更单纯的我,这是一份珍贵的缘分。我谈过恋爱,很真实地爱过,这一点秀梅清楚,作为过来人,我懂得什么是真爱,这是我今天有资格在这里说这些话的原因之一。秀梅跟我在一起,有害处,也有好处。分析利弊,我自己就可以说真话。我的职业,是个极其危险的职业,比律师、记者更危险,这个职业甚至没有准确的名称,表面看是独立地写作,但实际上可以站在恶势力的对立面说话,又要打许多抱不平。哪里路不平就要铲两铲,哪里树风大就要砍两刀。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担惊受怕在所难免,提心吊胆更是常事。”
外公面有所动,他点头赞同:“这一点我有体会。我这一辈子也是搞过不少事,在河南帮人打官司,曾经被人追杀到家乡,差点丢命。江湖险恶,官场无情啊。文革时,我被批斗过,后来当干部也受过不少罪。这当中的凶险,秀梅的外婆是知道的,女人不好当啊。”我接着说:“你们要选择的女婿,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诚实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不喜欢去掩饰一切。比如说我今天本应该毕恭毕敬地坐着,谨慎地说着让你们满意高兴的话,但是我不会这样,我照样抽着烟,翘着二郎腿,大谈特谈许多触及要害的话题,因为这知道我必须这样暴露我的真相。三年前,我在湖南旁听大学法学系,我对法律有一种天生的痴迷。因此,我不会乱来,不是一个没有准绳的人。两年前,我正式写作,搞翻过一些官员,帮助过许多民工和农民。现在,我在家里继续写作,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性,非常独立,胆子很大,然而没有安全感。好处也有,我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最憎恨的就是欺骗,因此我会对秀梅负责。”下面,我牵出了关键问题:“我想接秀梅回去,你们是否同意?”秀梅说:“只要父母同意,我就跟你走。”岳母同意了。岳父说:“现在还不能给你回答,你要站在我的立场上仔细想一想。”
2006年“三八妇女节”。一个恐吓电话由朋友处转来:“杨银波,你最好现在滚回重庆去!否则,你在广东的亲戚将性命不保,我们说到做到。”对方带着佛山南海口音。我立即报案。后来我得知,当时南海征地案愈演愈烈,电话即是来自腐败者的走狗。我钦佩我的妻子,正当此时,她和岳母在背着岳父的情况下,与我乘飞机一同离开广东。我深深地记得那种仅次于“私奔”的感觉,岳母向我们挥手道别,我胸中凄酸无比。我与妻子平坐在一块石板上,望着这座辉煌的都市,彼此在彼此心中都已成了最后的信仰。短短几日,就成了终生,这是我们这代人极其特殊的执着。两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我和妻子平坐在那块等车的石板上相望无语时的复杂心情,当时之沉重,当时之心动,已经把一切的爱都写进了充满迷雾的时光中。妻子是与我患难与共的,在回乡的各个调查点,我们成双成对出现。在薄雾的清晨、灼热的骄阳、冷雨的黄昏、漆黑的夜晚,我们都是这样双双度过。在这里,妻子拥有许多朋友,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子,其温柔,其可爱,其气质,是贫瘠大地上突然升起的耀眼光芒。我们甚至成为了“一个人”,当我或她单独出现于人们视野之中时,甚至会被视为不正常。
在以后的了解里,我渐渐得知妻子的一切。她与我一样,10岁时父母就外出务工,从小与弟弟一起由爷爷奶奶带大。就读仪陇县的马鞍中学时,她一直在学美术,是那一届天份最高、最具希望的美术高材生。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她的水粉画,老实说,就构图、色彩、创作、意念而言,已经远在我之上。我所学的不过是皮毛,她才是真正的专业。当年,她的美术专业成绩已经是大学重点本科水平,但高考时的文化成绩却不理想。这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有着丰富的诗意,她的诗凄美而纯洁,不是我这样杂念太多、江湖气太重的人写得出来的。高考后,来过一些录取通知书,她没有接受。那时,她报考的是达州美术学院。没有实现艺术梦,是她一生的遗憾。我曾说:“老婆,我出钱再让你去念大学,你愿意吗?”这时的她会陷入刻骨铭心的痛苦中,仿佛人生再也没有回头路那样,她会哭泣。是的,我见过她太多或愤怒、或激烈、或忧愁、或委屈、或伤感、或感动的眼泪,那些泪水写尽了一个女人的不易。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她从一个单纯、内向、害羞的女孩,演变成一个成熟、外向、出众的女人,虽然现今22岁的她看上去只有18岁——在我心中,她一直处于刚刚成年的形象,即使某日我已“人生七十古来稀”,但这种形象仍会长存。
妻子热爱时尚,热爱服装设计,热爱唯美的艺术,热爱疯狂的人与疯狂的事。她的娴熟厨艺,一学即成的绣艺、发艺,是我的享受。她管理着除我工作之外的所有事,那一点一滴,都有着无比的仔细和投入。有这样一位女人,我可以生活在无比洁净、亮堂、宽敞的家中,可以在痛苦的输液过程中有人紧握我手,可以在我最伤感之时拥抱相慰。若我去文艺汇演,她必送上鲜花;若我成功某事,她必悄悄为我买上一包够档次的香烟。当喜悦来临,我们会大声地笑,大声地哭,大口地喝酒,大力地拥抱着。我所期盼的幸福,虽然实现得很小,也很少,但妻子便是我的幸福之一。她曾是耐克公司的品检员,如今却是我杨银波一生的品检员,她的生活标尺,可以无限长、无限宽、无限高。2007年的农历末年,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南充完婚。我还记得我们背那些蒸笼、碗碟、火炉时,已经识不出路来,在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那里是她的故乡,中国最大的气田发现地——立山镇,朴实的立山人在那里经历着贫穷,也经历着希望。岳母为我们的婚事,操劳得旧病(肾淤肾炎)复发;岳父及众亲人,哪怕是十年未归者,都从外省赶来,一一捧场。
然而,就在我们赶赴婚宴的车上,一个恐怖的消息从手机里传来:“银波,你爷爷刚刚去世,上午10点13分。丧事正席定在腊月二十八日。”腊月二十八日!那是半年前我们就定下的婚事正席日。我与妻子刚刚经历了母亲的脑出血致半边瘫、面瘫、眼模糊,而这又是一个恐怖噩耗。人生总是这样,上苍常会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出人意料。然而,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已经过来了,就这么匆匆忙忙、结结实实地过来了。这是我们无悔的选择,在短暂的一生中,以自己的真实力量顽强地扛起一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老婆,这个家,你来当!你就是哪天放一把火把家都给烧了,我也认为你是对的!”遥想当初那块等车的石板,两个背起行囊的年轻人似乎要注定似的,在那里告别彼此所有的孤单,走入彼此永久的温暖。这就是家啊,我们80后的特殊之家。
望着此时手掌打起血泡,刚从土里回来气喘呼呼的妻子,我如此直端端地说:“老婆,我爱你。”便再无别的语言。
▓爱汝记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8年3月21日
爱得如此如此,伤得如此如此。爱不过如此如此,伤也就不过如此如此。梦里飘升起你们的昔日倩影,风里回荡起你们的落泪声声。想象着也许不再有来世,我的笔迹只有痛苦地回忆起那种“对回忆的回忆”,仿佛已经过于久远,以至于一想到这一切,我就会用力地闭上眼睛。——题记
爱·梁
那是童年,灿烂的油菜花,七色的云彩,欢笑的疯狂。我会在郑智化“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或童安格“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的歌声里,用焦炭在墙壁上刻画着你那宛如周慧敏的脸庞。你的可爱与美丽,是这个贫穷山庄里的一抹耀眼鲜红,我常常为你驻足。而今,你已嫁作人妇,常在相逢时与我打着平常的招呼,但你可知那时的你在我心中有着怎样的份量?我欣赏你的开朗与活泼,欣赏你会第一个为老师的病情而流泪,在你那颗无比善良的内心里,有着我最为感动的纯洁和天真。我曾坐在门前,仰望着即将落幕的黄昏,忽然一切都缥缈起来,过于孤单的我想象着能够抱抱你,哪怕只是轻轻地、微微地、淡淡地抱着,那关于“爱”的一切想象,也就完全得到了满足——那是幼稚的我向你呈现的所有“占有欲”。
许多年以后,总有朋友向我提起你我的过去,甚至借之开我的玩笑,然而我感受到的并不是耻辱,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也只有在那个年龄,只有在那段时光,只有在那个理想主义已经濒临绝境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才可能把你的美丽保存得如此小心翼翼。哪像现在的小孩,一切都来得那么直接,以至于完全没有了过程。我还记得,有一夜我对母亲说:“妈妈,我喜欢上一个女孩了,很漂亮。”母亲问:“谁呀?”我用尽力气喊出你的名字,母亲异常平静:“她父母我认识。论辈份,你是这个女孩的表叔,因为她父亲是梁家‘山’字辈的,而我是梁家‘如’字辈的。”许多年以后,你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表哥——去世了,我看着流泪的你,想到曾经怀有“长辈式”的爱,那意境已经完全不同。希望你能幸福,你会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爱·赵
那是青春期的梦,冷冷的江风,苍白的月色,你站在舞台上,挥洒起“倩女幽魂”般的长袖。你是我真实生活中的王祖贤,带着忧郁、哀怨、冷酷的气质,走进了我的梦里。那是我牵过的手,那是我吹乱的长发,那是只有14岁的你所独具的魅力。你高傲而虚空地观望着周围,所有人都把你当作“校花”,而我就是这所有人之一。你的苦涩家境是令人意外的,没有人能够想通你的卓越气质因何而来。在酒厂的余味里,你与我再次相逢于尴尬的17岁,那一刻我们都沉默了。你选择了成为教师,而我选择了成为作家;你选择了驻守家乡,而我选择了流浪他乡。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看到你所表演的舞台已经不是校园,而是数万观众痴迷瞻仰之规模时,我看到的是过于消瘦和孤独的你。那一刻,官员们望着你的身材露出贪婪的目光,而我望着你的消瘦却只有一颗无比怜惜的心。
你是属于艺术的,一种忠于舞蹈艺术的疯狂始终占据着你。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如此孤独着,我们都这样沉默着。老练的一切,纵使社会赋予了我什么,但在你的面前,我都不敢直视你的双眼。那是一双伤感而隐忍的眼,眼中还有一双眼,它在冷冷地对我说:“我要回避你。”你活在我的梦里,从当初那个气质卓越的少女,到现今成熟而孤傲的女人,那都是连贯起来的,没有任何断章。我走了,虽然离你那么近,但我毕竟走了,远远地离开了你。即使某日你就站在我面前,只有几公分的距离,但我相信我的心、你的心都已被时空挖走,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两个世界里活着。所有的社会烂仔到现在都没有放过你,他们始终纠缠着,从你的少女时代一直纠缠到你的女人时代,我分明可以看出你的万般无奈。不管你最终属于谁,到最后恐怕都只能属于你自己——孤独的你自己。
爱·林
那是初涉政治的牺牲品,包括你和我。一个是贫穷、狂傲的我,一个是富贵、可爱的你。我们都是天底下最傻的人,用尽了我们所有的力气去冲击源于权力的阻拦。成长在权势家族中的你,遭遇了成长在弱势群体中的我,我们相爱着,在月光、白灯、操场、体育馆,我们拥抱着,亲吻着。那是熟读李敖、柏杨与龙应台的我,那是17岁的我,那是热血激荡着千山万水的我。八年过去了,你成了警察,我成了警察“警戒的朋友”和“友好的敌人”。我不再回首我在雨中等候你到深夜的那一夜,不再回首当我被肝病折磨时你流下的泪,不再回首我欺骗我自己,想要逃避着你,为的是不让你与你那带着权力色彩的家族相冲突……。太多的不再回首,却让我始终牵挂着你的所有。天下从来都是那么小,许多年以后我至亲的亲人,恰恰就住在你的工作单位旁边,以至于我们又再次相见。当我牵着妻子的手,与你邂逅,我叫出你的名字,而你的回答只是轻启嘴唇:“你好。”而后,带着警服的余香,头也不回地消失于人海茫茫之中。
你是我的17岁,我是你的17岁。我还能想起我们擦肩而过你呼唤我名字时的我的冷漠,还能想起我第一次吻你脸颊时的全身发烫,还能想起我绝望而痛苦地看着你,犹如你此后绝望而痛苦地看着我。少年之艰涩,一如过早衰竭的树苗,在那样的时光里,你是阳光的,我却是灰色的。多少年了,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那最后一声“你好”,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当我端坐在派出所,你的同事严肃地问:“她是你的同学?”我说:“错!应该是我曾经的女友。”那一刻,我的声音带着忧伤。而今,你那模仿范晓萱的超级可爱,已经消失于社会的冲撞之中,而我的坚持却在这冲撞之中,似要走向你的对立面。对此,我深表遗憾,但我别无选择。你的父亲现在依然在政府高端稳稳地坐着,他那洪亮的声音和高大的身材还围绕在我的记忆里。如果你能明白这种记忆意味着什么,那么请你原谅我当初的选择;如果你不能明白这种记忆意味着什么,那么请你再次阅读《基督山伯爵》或者其它死亡于权力阴影之中的一切爱情文学。多想说声“我依然爱你”,但是这句话已被卡在了历史里,再也无法去挽救了。
爱·郑
许多年以后,我说:“你依然活在我的记忆里。”是你陪伴我度过了我最叛逆的少年时代,我那满纸血泪的宣泄,比余杰当时的“抽屉文学”还要猛烈。那是阅读余杰、摩罗、孔庆东的时代,那是我们站在高岗上,望着金黄的枫叶、遍野的松柏,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时代。我们肩并着肩,在清晨、在黄昏、在夜晚,有着说不完的话,有着诉不完的情。我以为,那时的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不是朋友,不是恋人,但我们又什么都是,一切的彼此关系安排在我们身上,都是那么恰当,可又都不是那么恰当。你是我当时唯一的读者,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就你一个人看过《惊世狂书记》。我们在夜里写作,我在这边,你在那边,我是多么希望你能透过那些愤世疾俗的宣泄,了解到真正的我。看上去,我们都疯了,疯得那么彻底。后来,你选择大学,而我却什么都准备抛弃了,我已厌倦这专制的一切,只求自己冲出一条血路来。
如此平凡的你,带着文雅、乖巧的美,看着如此怪异、疯狂的我,我们或许都在那个18岁里疯了。我们没有恋爱过,真的,关于恋爱的情节,我想象不到你,你也想象不到我。但我们却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孤独的时刻,总是深深地思念起对方。当我退学回到故乡,是你一封接一封的来信,催促着我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或许也是回到你身边来。我们似曾相识,从见第一面开始,就被对方身上的某种特殊气质所吸引。那时的我,是真诗人,虽然并不一定是要出来革命的,但就在那时,我所有的语言你都能听到。我能回忆起你的哭泣,我想抱着如此伤感的你——是的,我根本无法想象那夜的你会有如此伤感。直到我们分开,从此杳无音信。你只能在网上看到那个已经不仅仅是“愤世疾俗”的杨银波,有太多人称赞这是一条汉子,有太多人唾骂这是一个疯子。七年了,你仍然能够懂得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因为你知道我的起点在哪里,知道我对你说过的所有话都是那么的真、那么的痛。应该说,你是我的知己。在我最危难的时刻,我的手机里响起你的声音,你说:“保重。这么多年了,再没遇见第二个你。”听到这句话,我也就觉得,与你相识一场,值!
爱·黄
现在,你在哪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你出色的歌声,在我的音乐里,或许有你听不懂的愤怒和忏悔,但在你的歌声里,我却能很明白地听出你的忧伤。我们如此短暂的边缘爱恋,包括我的第一次性爱,都被历史和太多醉酒的夜晚带走了。别再喝酒了,此时的夜晚已经没有我们那时孤独——没有那时的孤独更让人刻骨铭心。在我最落魄之时,我们相爱了,起初你是带着游戏般的尝试——这是我后来不经意间从你的日记中看到的——,可后来一切都是那么真。我那着急于“看对象”的父母,看到了你的美丽与可爱。那恰似萧亚轩的你,后来却回避了。是的,我们没有夫妻缘分。分手时,你流着泪对我说“对不起”,而我只能憋足了劲儿,说:“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幸福。”你那边缘的生活状态,带着苦味,有我所不知道的复杂背景,可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那一年,你刚满19岁;那一年,我将满19岁。我们的青春,仿佛象一个巨大的玩笑,迷茫地望着自己的前程,想要获取更多的自由,但你办不到,你那专制的父母甚至连你干任何事情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独立意志。我深深地同情你。
在诗与小说里,我寻找着我自己。我们一起投稿,一起看着千奇百怪的读者评论,那时我还没有出道,身上带着刺味,却并不清楚我一定要去解决什么。我们从那间破烂的小屋,转到楼房的顶层,时常在夜里通宵不眠,两个人躺在柔软的床上,唱着伤感的情歌,或者到卡拉OK象对夫妻那样飙着嗓子,以至于过于卖力,赢来太多的喝彩。我们都是活在梦里的人,虽然那时的你只是商场里卖服装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时的我只是一事无成的所谓“网络作家”。当你谈起你曾经遭到肉体的强暴时,我为你心痛,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罪恶都来自男人。我们只能喝酒、喝酒、喝酒,连白酒也能干下两瓶。那时的我们,在房租70元/月的出租房里,就着酸菜、红箩卜和方便面下酒,居然也能爱得那么深、那么野。我们鄙视道德,鄙视周围的一切,在你我的眼中,只有彼此。分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直到现在我还只能回忆出你的基本轮廓,而后又迅速模糊起来。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不要再悲伤,你原本那么可爱,天公一定会作美的。
爱·曹
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就结为夫妻。在这相差的“一点点”之中,有你的一面,有我的一面。你是我的朋友,朋友中绝对一流的朋友。在感动中,你让我热血沸腾,所以,我居然爱上了你,而且是那么真实地爱上了你,22岁的我爱上了23岁的你。整个过程非常顺其自然,可结局多少也有些突然。你站在桥旁,在皎洁浪漫的月光下,却说:“我们分手吧。”那是你离别广州前的最后一夜,那是我离别广州前的最后一夜。这一夜之后,你去了北方,我回到西南。近三年过去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还是你的朋友。我们从原点回到终点,又从终点回到原点。你是那么聪明的女孩,不懂浪漫,却也遭遇了我的另类浪漫。所有的回忆里,只有对于你的伤感为最少,因为我知道你能理解这所有的一切,而这并不是所有女孩都能理解的。你与她们不同,她们充其量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甚至包括我现在的妻子在内。你拥有男性的思维,拥有悲天悯人和犀利无比的内在,你所遭遇的磨难,练就了你的顽强和不屈。这一点,是你成为我朋友的重要原因。
当你成为我的恋人,是我神奇地发现你居然也有你的独特温柔。你那颗善良慈悲的心,可以做到如此之真。你始终还是一个女人,尽管你承受着太多的责任,太重的负担。在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里,你的所有照顾,所有关爱,所有的所有,都象是一个母亲,也象是一个女儿。你懂得隐忍,懂得降低自己的底线来对待所有人,包括激情与愤怒的我自己。后来有人向你求爱,你拒绝了,其实,你不该那样。分手以后,你总在劝我:“早点成个家吧,这样我的心会好受一些。”其实,这也是我心里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今生今世,我们无法结为夫妻,可是我们都拥有重新追逐自己幸福的自由。你还很年轻,有很多梦要做,有很多路要走,有很多人要逢。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爱过、哭过、笑过、痛过,那就够了。我从不逃避我的所有历史,只希望天底下所有的真诚都能被发现,所有的愿望都能够被实现。成个家吧,具备崇高宗教信仰的你。
爱·李
老婆,为什么你会突然吐血?为什么你要向医生隐瞒这一切?你太让我担心了。今天中午你甚至不吃饭,说“胃胀”,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这样呢?你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所有努力都舍得,但是我舍不得你,舍不得你跟着我生活一辈子却带着这样的身体。我常常会跟你说起一些口头禅,比如“你们这代人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那不是我装老,而是我的心路历程确实比你复杂得多。太多的风浪我不想让你去撞击,太多的灾难我需要你回避,你太脆弱了,你经不起这些风吹雨打。我娶你,不是希望你跟我一起承受磨难的,很多时候,出于保护你的缘故,我不能让你知道得太多。你只需要好好地活着,该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不要去顾虑本来该我来顾虑的事情。你看到的很多局面,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有些你不懂,有些你只能看到表面。我这一辈子,不能欠你什么,必须让你过得幸福。我可以苦一些、累一些,那都无所谓。可是,你不能有我这样的苦。以后,我们的孩子也不要学我走这条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路,要靠他们自己去奋斗。
对我自己来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可以豁得出去。而你,必须保全你自己。我们相处两年了,两年来,你所熟悉的我可能并不是完全的我、真实的我,你只能看到我在做什么,可你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需要你照顾我的基本生活,除此以外,我不需要你去打工赚钱,我可以“养你”,从一开始我就敢开这个口。你可以继续你的美术创作,可以在如此自由的家里,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要总是问我的态度、想法,你要自己拿主意,独立地去接触人。我这里,有上千个碟、上千本书,有各式各样的法律案例,这些你都可以当作“生活”一样去接触。现在你弟弟也到这边来学厨了,他将来是一定要开店面的,我可以在本钱上帮他。你的所有亲人都是我的至亲,我可以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扶助他们。但是你呢?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大事,得用“粗”一点的思维,看到整个事情的走向,然后去摸索它、解决它,这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老婆,我在乎你啊,你在我的心脏里跳动。别看我工作起来象个疯子、象台机器,其实我的心也是肉长的。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世界,你懂吗?
▓念亲记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8年3月22日
灵魂的对话,穿透了麻木的肉体。杨银波的亲人们,或者活着,或者死去,总有许多话想对他说。犹如剖开了心脏,鲜血就这样血淋淋地流了出来。这鲜血,恰似狂奔的河流,从历史流向当下,又从当下流向历史。——题记
祖父:杨定发
银波,你又来看我了,带着鞭炮、纸钱、香烛,还有你的泪水。这具棺材是你只有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有的,现在已经很破了。我的身体已经腐化,并一点点地流入大地,直到只剩下我的枯骨。孙子啊,你的一生是如此不幸,你肩上的担子太重、太重。你哪里象是一个25岁的青年小伙?有时,你比我更苍老。我再也看不到你了,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整个家族之内,你都是顶梁柱。我早就想死了,活着太痛苦,这病拖了五年,你在我身边也照顾了两年多。你常说“知恩图报”,我抚养了你六年,你觉得还欠我四年的孝养,这又何必呢?人终归是要死的,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我看得淡得很啊。孙子,别愧疚了。当年,我和一只狗一起,住在鱼塘边的小棚里,一住就是七年啊。孤独惯了,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啦。我担心你的身体,你太玩命了,谁能一下子做完所有的事呢?这年月,一朝天子一朝臣,变势大啊,你要懂得把握分寸。我年轻时比你还横、还冲、还牛,但总得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余地,不要一竿子插到底,什么都不顾。破家成功,杀身成仁,那是一般人办不到的。我的一生不算凄凉,逢的这些遭遇也还算挺得过来,你跟我的脾气虽然很像,但“此一时彼一时”了,能不能挺到最后,得完全靠你自己。
祖母:陈泽贵
银波,住在你家已经两年多了,我的身体很好,心里宽得很,别太担心我了。所有的亲人,好象都在依靠着你:没钱了,找你要,有事了,找你解决。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已经变得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你被撕成了很多瓣儿,我看着也很痛心啊。从小到大,大家也帮不了你什么,谁也不清楚你在想什么,你要干什么。当年,你学画、写书,这些我们都不懂。但是我看得出来,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的人,一群一群的,统统都来了。我还经常为他们带路,只要谁问“杨银波在不在”、“杨银波住在哪里”,我就知道这一定又是找你办事。小时候你就很聪明,很节约,喜欢到树林里找废电池,喜欢在灶里烧木棒来变成木炭,然后满墙、满地都写啊、画啊。你喜欢坐在树林里看书,从太阳升起,看到太阳落下。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你、吵过你,你很懂事,你可以独立地安排自己,不需要谁来说什么。现在,你已经成家了,在别人看来,你什么都完成了,比那些几十岁的人还要完成得早。但是,你仍然很忙、很忙。半夜了,你的灯还亮着,你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你总在做着一些“杀一家,救一家”的事情,孙子,那很危险啊,你得有自己的算盘,我的心悬着呢。我老了,你们的时代我看不到了,我只希望你总能够开开心心的,不要总是紧皱着眉头,你的路还长得很。
父亲:杨庆华
银波,上次回来就那么一会儿,两父子抽了根烟,我就又被叫去干活了。跟你同月同日出生的爸爸虽然已经52岁了,但我身强力壮,吃得苦,累得、豁得、忍得。我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哪象你现在这样经常往药店跑?爸爸我五岁割草牵牛,十岁筛鹅石,结婚后,一个人挑起800斤水泥还可以走一里路。我下的是憨包力,没有你的知识文化多,但是我这个人耿直、撇脱,不喜欢计较鸡毛蒜皮的事情。爸爸以前醉酒、赌博,是根烂仗,但你并不恨我,我们终归还是非常要好的两父子嘛。你母亲常常叫我不要在外面吹牛,哼!我偏要吹。你就是了不起嘛,一个人可以干出那么多事情。他妈的,现在这批狗官奸商,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站出来叫叫板。爸爸什么没见过?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哪门子都清楚。我知道你心里很苦,没有我这样的人看得开。人嘛,为什么非得跟自己过不去?甭管它,豁出去了,谁知道人哪天是生、哪天是死?活一天就干一天的事,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怎么说。你要记住,你干的事情,天王老子都拦不住,就得这么想,就得这么活。你哪天发达了,我都不想依靠你,我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儿子,你也要象我这样独立、自由,放开手脚,自己动手。人是最复杂的,其实也不见得谁就比谁真的强多少,那些当官的还是有被枪毙的嘛,他们很“威”啊,怎么样?照样栽了。我们是农民,没错,但农民怎么啦?比这种人强他妈几百倍。儿子,好好干,爸爸看得出来,你有出息,有前途,可以做大事。
母亲:梁如成
银波,妈妈的眼睛模糊了,看不清你的样子了。看不清楚人可真有意思,什么都得靠耳朵去听,靠“想”,靠拼命地琢磨。如果没有你,我恐怕早死好几回了。打工前,我差点穷死;打工后,我差点病死;去年十月,我又差点死在重症监护室了。妈妈对不起你,觉得活着很难受、很痛苦。我现在一躺在床上,就会想你现在的样子,可浮现出来的都是你小时候的模样。那时你的脸是圆圆的、胖胖的,发型就象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里的那个小男孩,不象你现在这样扎着马尾,跟黑社会似的。人活一辈子,就象对药品很敏感的人非得逼着去吃药那样,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很难受。我就是被病魔折磨了一辈子,大概在你出生之前,我就是病疚疚的。小时候,你经常帮我去买药,我头一痛你就跑到药店里,对药名记得特别清楚。现在你结婚了,妈妈也送不了你什么,只能这样拄着棒子,艰难地走着路,想让自己早一点成为正常人,让你少操心。我瘫痪后,来过许多人,我知道有很多都是你的朋友。儿子,记住一点啊,对朋友一定要真诚,不要想去交换什么。你爸爸这一生就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不要象他那样。你要注意身体,要吃饭,必须吃得下去才有身体,才能工作啊。妈妈心里很内疚啊,我不能让你象同龄人那样只考虑自己就可以了,连医生都说你“生活太黑暗”,比那些四五十岁的人还忧心忡忡。你放心,春天来了,阳光多了,妈妈的眼睛会好起来的。医生说我身体里的有些肌肉坏死了,有些神经麻木了,但我起码还是个有正常思维的人。我想清楚地看到你当父亲的那天,我希望你能够尽快高兴起来,不要总是把悲伤留给自己。
哥哥:杨建平
银波,你我阴阳两界25年了,我很想你。哥哥命薄,出生才八天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现在长成什么样子?跟我一样吗?这么多年了,太多的负担都是由你一个人撑起来的,哥哥看着你现在这种状态,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活着,而恰好你也活着,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一定很深。你是一个那么重感情的人,别说是亲兄弟,就连那些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你也用尽力气去帮助他们。当哥哥的人,为你骄傲啊。25年了,我在这个世界常常感到孤独,也常常看到孤独的你,在天与地之间挣扎着。“魂牵梦萦”啊,就是这种状态。当年,你也跟我一样,得的是一样的病,但你活着,我却死了。我走以后,爸爸妈妈都不说话,看着我的尸体躺在长板凳上,他们很伤心啊。我走后的这么多年,能够看到你从那么艰难的童年,走向今天这样五湖四海、三教九流都有足迹的规模,我为你高兴。你不是一个古板、保守、纯粹的知识份子,你不想跟梁启超一样终度一生,你的色彩是属于“谭嗣同式”的,有点江湖,有点侠道。做事容易做人难啊,做“大人物”则更难。古往今来,天下从来都是血雨腥风、草木皆兵的,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历史,属于时代。你的所有准备,都象是一场殉难。哥哥什么也帮不了你,但我们流着相同的血,可以想象这当中的志同道合肯定是非一般的。希望你能继续走下去,不要再在无数个夜里向我遥传你的悲伤,你可以做得很好,相信自己。
伯父:杨兴华
银波,时常抽着你的烟,喝着你的酒,得着你的帮助。我曾以为你是“记仇”的,以为在我们抚养你的两年里,你所受到的委屈会“报复”于我们。老实说,你那时捡垃圾去卖,实在是不应该。虽然你连支笔也可能买不起,但也不必如此。邻里都在议论“这孩子怎么糟成这样”,你却跑到镇上捡那些破铜烂铁,有一次甚至连掏粪用的“打眼儿”也捡回来了,还说那些“乐果”瓶、“速灭杀丁”瓶可以卖到一毛钱一个。作为你的伯父,我脸上真是挂不住啊。我担心那时你父母回来看到你这幅模样,非得找我们算帐不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15年了,你已经是我在家族里可以找来商量事情的唯一一人。大家都打不起主意,乱套了,只有你才能帮帮已经老去的我。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什么活都能干一点,石匠、瓦匠、盖匠、木匠、铁匠,懂电、懂水、懂渔、懂畜、懂厨,什么都可以沾点边。现在我又开始养兔了,除了不识字之外,其它都能搞上那么几下子。大家都说农村没希望,20多年前我到贵州干木工活之后,就再也没有到外面打过工。我还是喜欢这里,虽然穷是穷点,但生活过得踏实,干一点就得一点。我们农村人啊,就是脑筋笨点,但手脚勤快。你虽然不是做庄稼的农民了,但你也很卖力,你的辛苦跟我们的辛苦不一样。干你那行我们干不了,但看得出来,你也够累的。伯父就是喜欢喝着酒跟你聊天,医生说我有“胃穿孔”,也许哪天我真的喝不动了,但至少还能抽着你的烟,那样我也挺高兴的。
四叔:杨义华
银波,江湖事名堂多多,大概自你16岁起,我就跟你灌输过这些东西。多少年后,我也成了“老油条”,非常“社会化”了。你的路还长得很,现在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是个“夜游神”,自由惯了,老婆也丢了,但我活得很开心。我为公司卖命近20年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每当我考虑到以后的日子,我就会想到你会奋斗成什么样,这是天大的实话。我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商量着要干成一些大事,有些其实你已经实现了,但还远远不够。人与人不一样,价值追求不一样,有的人只想混着,吃饱肚子就行了,但有的人总要超越自己的需要,走向大众,你已经是这种人了。以前,我们两叔子打电话,一谈就是一个小时;现在不同了,你总是那么忙,我连“要不要拨通你的电话”都成了一个问题。过去,我对你很了解,你那么单纯,那么热血,那么有理想;但是现在我要说,我对你完全不了解。你变了,变得痛苦,变得沉重,变得老道,变得深藏不露。你的巨大城府曾经让我非常害怕,我是担心啊,担心你的路走偏、走歪。我常常跟我们老总谈起你,他也是从你16岁开始就一直注意你这样一个人,他说:“河是放不下龙的。”这说的是你。可以说,整个家族之中,只有我跟你走得最近。他们都不懂你在干什么,不懂你的根基在哪里,但是我懂。我已是50岁的人了,但这几年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你,可以说,是你在一步步地改变着我。要换成是过去,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我够狂、够野,但现在已经平和多了。
五姑:杨华芝
银波,感谢你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为我解决了问题。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可以比富人们的卫生间好看一些的家。我没有读过多少书,在那个年代,我总是生病,以至于我没有读完初中。从小你的成绩就非常好,是你的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们的榜样。但是,你并没有选择这种“优而仕”的道路,直到现在,你还是单独的一个人,没有下属,没有上司,生活完全自给自足,要动手才有饭吃。我已照顾不到你了,反倒需要你的照顾。你与我们在广东共同相处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一事无成的小伙,那么勇敢、那么辛苦、那么不要命地奋斗着。对你来说,没有早餐,没有晚饭,没有娱乐,没有休闲,我都不知道那样一个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能做的,就是在你醒来——并且不觉得非得有什么要紧事可做——的时候,给你弄一碗麻辣鱼。许多人都知道我是你的亲人,但我却并不想向任何人说起你,我知道,一旦这样的范围再扩大,你就必定更忙碌了。许多人都在寻找你帮忙,我都说“他不在”、“他没空”。我是一个普通的民工,只能机械地剥着“开心果”,一天挣20多块钱,但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农村是没希望的,够吃,但没钱用。我满足于每天20多块钱的工资,我受过苦,不想再回到那样的苦里面去。谈起过去,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但我终于还是走了过来,什么都不怕了。你也要象我这样保持乐观,可以吗?
六姑:杨华英
银波,我的乳腺纤维瘤转移了,转移到了下身、大腿,都长在了血管上面。别难过,我总想着人总是要死的,我也够拖累大家的了。我还是那么高兴,就算假装,也要装得跟真的一样。每天下午,我还是要去打牌,打点小牌,把什么都忘了,忘了我是一个重症患者,忘了我的家庭欠债累累。不管怎么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得快乐,不能让你看见我的哭泣。农村的活儿,我还是要干,高高兴兴地干。医了好几年了,反正都这样了,我把全家都拖垮了。我看不下去,不忍心所有的人为我担心,包括你。你是个实诚的人,经常为我带点肉或者钱,何必呢?你也不容易啊。在农村,只要有一个病人,另外一个人就没法抽时间挣钱,即使去挣了,也都是牵肠挂肚的。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藏在心里已经很久了。20年前,我曾经生下过第二个女儿,当时没钱养活,又怕罚款,我送给别人了。20年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长大,而且当了母亲。你知道吗?她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她原本叫吴志琼,你要认她,她是你的亲表妹,你要照顾她。她肯定是恨我的,恨我的绝情,但是我接受她的恨。这个女孩的脾气很怪,但是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性格,你都不要怪罪她的无礼。其实,你已经帮助过她了,但你并不知道她是谁。她的养父其实就是你帮助的那个退伍军人——真是“天下之小”啊,其实她就在你的身边。有空,你去看看她,一定要转告她:“我很想她,也想看看外孙。”
七叔:杨明华
银波,从小我就是残疾,家族之中所有的负担,是你和我四哥提出来的,“不能让他负担,他的生活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被当作“嫁出去的女”一样,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婚后,又接连遭殃,有许多悲惨的事,比如孩子死了、妻子疯了、妻子差点死了,等等。我曾经一度堕落,赌博、醉酒、打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你还记得我自己砍自己的一刀吗?一跎肉都砍出来了。那是我恨我自己的无能,恨我自己的堕落。我也想有钱用,也想过好日子。但是,我只能帮人打打杂,没有手艺,出来谋生活多难啊。你看,你堂弟也辍学了,他辜负了你,这么多年你一直照顾他的学费、生活费,可是他还是辍学了,他读不下去,觉得读书很痛苦,很难受。就在去年,12岁的他要学手艺,在建筑工地被发现了,老板被罚了一万,因为他是童工。他还这么小,能干什么呢?只能在工地捡垃圾。天呐,他居然想靠捡垃圾来买一部手机!银波,七叔我很惭愧啊,无地自容。我多么希望他长大后能够象你一样,什么事情都可以独挡一面。我和妻子仍然争吵着,她已经跑过许多次了,每次都是一吵架就跑人,跑得让我满世界找,找来找去,又花时间,又花钱,又惹气。我也不想这样,可是这当中的疙瘩实在太大了,她恨我不成材,我恨她管得太严,说到底,都是自己恨自己啊。当年,我想过什么都放弃掉,什么都毁灭掉,可以去坐牢,可以去挨枪子儿,但我还是办不到,因为我毕竟还是想做个好人,做个被人看得起的人。
八叔:杨运华
银波,我在工伤上的事情,你多费心了。我不想跟厂里闹翻,毕竟这当中确实有许多情份,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算了,就按你估计获赔最低的那个方案办,厂里都认同了。我读的书很少,16岁就到苏州,一直到现在还在帮人打工。我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宁愿每个月拿1500元的工资就算了。在这里,我的老板是我的亲戚,正因此如此,我更得卖力干,不能让人说闲话。你可是我女儿的“偶像”啊,从小到大,我都在拿你给她当“教材”。我的要求不高,就是把她抚养长大,让她成为一个正直、善良、有出息的人。去年我回来跟你们相处的这段时间,她在你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大概在她两三岁时,她就离开了你们。但是时隔九年,你们又终于重逢了。我拜托你,一定多帮帮你的堂妹,她可是“人小鬼大”啊,比我们那会儿明白多了,也挺追星的。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只有两个目的,一个就给父母养老送终,一个就是把子女拉扯大、教育好。父亲已经去世了,还有我的母亲活着,你在家里要多费一点心,帮我这个忙。我回来看到你这些年的成就,实实在在地为你高兴。你是一个有头脑、有魄力的人,不象我这样,说句话都不一定讲得清楚。到外面很多年了,行为做事还是那么直接,没有藏着掖着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保重自己,毕竟整个家族都需要你,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你要为许多人活着。
幺叔:杨华平
银波,当你站在我的亲戚朋友身边,我都为拥有你这样一个几乎同龄的侄子而倍添光彩。我与你的一般父辈不同,他们自然地出生,自然地成长,自然地成家,可我呢,出生不到三天,就被抱养给他人了。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当我作为“客人”来到这里,听到大人们敏感的谈话,那一刻我哭了。我终于知道自己的父母原来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相对于你父亲可以叫你祖父为“爸爸”,我却只能叫他“宝宝”,就象叫“干爹”那样。但我仍然为他送了终,仍然在这么多年里看望他。这些年,我走南闯北,结婚生子,觉得人生就象一场游戏,从来没想过生活会是这样苦涩,又在苦涩中拥有这样的幸福。曾经的我,算得上是一个“烂仔”了,赌钱赌得什么都输了,调皮捣蛋,酒气冲天,乌烟瘴气,那都是真实的我。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养父死了,亲生父亲也死了,就剩下我自己。我在慢慢地想自己的人生究竟怎么过?我曾经帮过馆子、开过工厂,到后来终究还是一个打工仔,买点六合彩,打点小牌,成为我的嗜好,但再也不象原来那样大赌特赌。银波,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再糟糕透顶的时刻总会过去,就象你睡一觉做场梦那样,爬起来生活又重新继续,没什么大喜大悲。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这就是平常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下来总有人顶着。多给自己一些快乐的理由,人生才会不那么苦涩。
堂弟:杨丰友
哥哥,就剩下我跟你谈谈心了。很多人说,我变了,变得总想发财,总想天上掉馅饼,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善于表达,可是我心里清楚,我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从小到大,都是你在教我:人该怎么做?怎么去思考问题?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我出社会已经五年了,五年来,工伤没摔死我,我命大,从六楼掉下来还可以照样活着。我想在昆明开餐厅,想在厦门包工地,想在重庆做烟草生意,总而言之,我没有一刻不认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哥哥,可我没有资本啊,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也许两万就够了。我不坏,我就是不服于我的命运。似乎干一样就失败一样,我不认命啊。哥哥,我觉得你老了,你已经没有我这样的冲劲了,我得豁出去奋斗啊。360行,我哪行都想做,哪行都想做得有出息。你也就是找点“稀饭钱”,我要是换成你,早发了。你看,你的朋友那么多,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为什么不尝试转转行?现如今,凭你的气魄、胆识和人缘,就是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也能饿不死啊。可你为什么非得为那些,什么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人权啊,搞得自己天天跟打仗似的,有必要那么折磨自己吗?兄弟我不想别的,就想赚点钱,孝敬父母。你以为,每次我向你借钱心里好受啊?不,我特别难受。你看看现在的你象什么样子?整个人都忒投入,投入得好象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痴迷啊。今年我也许会回来,到时咱哥俩喝两口,我得反过来教育教育你,免得你老不开窍,你这个“臭知识份子”!挂了啊,我得忙去了。
▓也该给汤唯一个辩解的机会
作者:郭宇宽 来源:1510部落
我一直有一个不被很多朋友认同的观念,觉得《色戒》是一部烂片,它和《卧虎藏龙》一样故弄玄虚,却剧情逻辑不能让人信服,我的导演朋友李杨说得很准确,这部电影“有色没戒”,不过我身边有很多迷恋张爱玲的朋友,爱屋及乌觉得《色戒》也非常了不起,这是品味问题,谁都不能强求别人。
不过通过这部电影,我认识了一个很有表演才能,并且有敬业精神的演员,那就是汤唯。一个美国朋友在纽约看了足版的《色戒》,从表演学的角度跟我讲,这个演员Wei Tang真是很了不起,因为床上戏是最难演的。这个讲法我觉得很有道理,看过三级片的人就常常会觉得无趣,因为演得太假了.连光着身子都演得逼真,是表演的最高境界,相反穿着衣服演比较容易,比如表现领导作报告是最容易演的,反正银幕上和银幕下都是在演戏。
这样总结起来,《色戒》至少在我看来是一部烂片,但汤唯是一个好演员,而《色戒》之所以烂,百分之九十九要由导演李安来负责。后来我得知不仅我不喜欢《色戒》,主管电影的领导也不喜欢,但他们的不喜欢却并不把矛头对准国际著名导演李安,却把汤唯给“禁止炒作”了,最近连金像奖典礼上她的镜头都给剪掉。后来广电局领导接受采访,给出的解释是害怕“一脱成名”的汤唯出风头,误导社会风气。
电影局领导关注世道人心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禁止炒作”汤唯的处理方法,实在有欠妥当。首先汤唯作为一个演员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把她的成功称作“一脱成名”,我觉得很不公平,是一种偏见和侮辱。现在娱乐杂志报道的那些娱乐圈潜规则,众所周知,某某女星对导演投怀送抱了,某某女星出道前被大款保养了,这种行为被曝光,称作“一脱成名”,还差不多,虽然在戏里没脱,但私下脱的更不光彩。汤唯光明正大地被导演李安发掘,通过在戏里的表现得到观众和圈内的认可,那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再者就算这部戏里有多少主旋律的问题,和汉奸上床有违民族大义。也要搞清楚,首先艺术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宣传品,非黑即白,其次一个演员扮演的角色不能和其自身的品德划等号,一个演员在戏中按照情节的要求裸露了,不能她就当成淫妇,否则以此类推所有的反派角色都该被封杀。
退一万步,就算这部戏再不好,怎么追究责任也追究不到汤唯身上,她只是按照导演的要求认真的完成自己在戏中的角色。就算要处罚,首先得罚李安,他策划了这么道德败坏的电影,虽然他是美国国籍,有关部门不是一样可以封杀他么,可以宣布他是境外敌对势力,蓄意丑化中国人民形象,我们可以不许他在央视露脸,不许他以后在国内拍片;其次可以处罚梁朝伟,他在片子里,下流至极,强暴爱国女青年,而且也是全裸上阵,就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汉奸形象,居然在国内还有不少粉丝,这岂不是更败坏社会风气么?在大陆也完全可以“禁止炒作”梁朝伟。一个美国导演,一个香港影星这两个人在大陆继续招摇过市,照上中央电视台,吃香喝辣,还是各种活动的座上宾,却唯独修理一个汤唯这样一个大陆女演员,好像这样就净化社会风气了,这能说得过去么?大陆人怎么就这么没地位呢?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汤唯作为一个北漂个体户,没有找到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她成了沉默的羔羊。这方面最应该替汤唯讨说法的,是我们大陆的工会,汤唯是个劳动者,因为工作而受到了后来的遭遇,人家国外演员有工会,我们大陆更有工会来维护劳动者正当劳动的权益,没有人规定中国的女演员就不能演裸露戏,这部电影在很大一部分在大陆拍,剧本也通过电影局审查了,早干嘛了?为什么事后还要封杀;另外妇联也应该替汤唯说几句话,汤唯这样一个女同志是中国7亿劳动妇女的一员,在演艺圈受到男性强权的欺压,男演员脱了,皮毛无损,女演员一脱,好像就见不得人了,这不是明摆着歧视妇女么。这些组织都干嘛去了?
总之,我特别提汤唯感到委屈,希望在中国大陆有个给她评评理的地方,也祝愿她能早日走出这段阴影。
▓“快乐女声”还能想唱就唱吗?
作者:魏英杰 来源:1510部落
拿到批文后,近日湖南卫视迅速复活了沉寂两年有余的“超级女声”。除更名“快乐女声”外,这一选秀节目连标志性LOGO都没有重新设计。看来湖南卫视并不想掩饰“快女”和“超女”之间的继承关系,同时或也表露出天娱公司急于重返选秀舞台的心情。
湖南卫视是天娱公司的娘家(母公司),而天娱公司负责运营的明星经纪业务,近年来多次遭遇旗下艺人出走的尴尬。从张靓颖到陈楚生,天娱一再失去支柱力量,体制之困且不去说,失血过多显然是摆在眼前的难题。重启“快女”选秀,不仅湖南卫视有望拿回被迫放弃的王牌节目,还可为天娱不断输送新鲜血液。这大概是湖南卫视的如意算盘。
“超女”开选秀节目风气之先,并且一度让全国人民为之疯狂,这都不假。但在选秀节目遍地开花,形式层出不穷的竞争态势下,“快女”想重现“超女”的昔日辉煌,恐怕不那么容易。一方面是如今让少男少女露脸的节目和机会不少,势必分流部分资源;另一方面,“快女”模式注重于选拔具有一定唱功的准明星,明显比“我爱记歌词”等模仿秀节目要专业得多,这也是“快女”可能遭遇的一个瓶颈。据称,五一率先启动报名的长沙分赛区,报名人数并不像以往那般火爆。这也许能够说明点什么。
近年来选秀节目风生水起,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娱乐化和大众参与。这也是“超女”口号“想唱就唱”的内涵所在。复活后的“快女”却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她的前身所追求的目标。据报道,组织者进一步规范了签约机制,要求进入全国准决赛二十强必须与天娱签约,而此前“超女”要求分赛区前十强就要签约。表面上看,这似乎放松了对参与选手的要求,实质却提高了签约的标准。天娱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兵贵精而不在多。但这也透露出,“快女”已经彻底成为天娱选拔明星的考试平台。而明确以选拔明星为目标的“快女”,显然不再是人人“想唱就唱”的秀场了。
为了强化天娱的造星目标,“快女”还调整了比赛规则,加入台下评价体系,将选手的人品作为签约的重要参考意见。不说这一道德评价体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从中或可看出,天娱及其资本方并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明星频繁出走和人品高低并无必然关联。作为国有明星经纪公司的天娱更该反思的是自身运作方式可能存在的弊端,至少要从完善协议上来解决问题。何况,把板子打在明星的人品上,还可能暴露出资本方的强势思维。因为在类似“超女”这样的造星流水线上,明星的地位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天娱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优势,将可能为以后埋下更大的隐患。说的明白一些,和韩国明星经纪模式不无相似的天娱等国内娱乐公司,应该从韩国发生的多起自杀事件中汲取教训。
“超女”固然也有签约制,但这在那时候并没有严重损害到“超女”的草根特色,许多非专业歌手的表现同样为观众带来快乐。组织者也有意展现这些场面,以显示节目的平民性。这也许是因为,当时湖南卫视和天娱公司对“超女”的价值定位并不十分明确。而现在的“快女”,显然比“超女”时代更加成熟,少了几分理想化而多了几分趋利性。然而,当选秀节目不可避免地由娱乐化走向“娱乐商业化”,甚至忽视大众参与这一选秀节目的成功秘诀,“快女”的命运和前途也就不得不让人担忧了。
▓五四90年,我们仍需争论普世价值
作者:丁学良 来源:经济观察报
今年距离“五四”运动已有90个年头。尽管离那场启蒙运动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依然有不少常识性的问题仍在中国受到质疑。比如,从2008年奥运期间一直到现在,国内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这个争论牵扯到的一系列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刺激了包括知识界、政界、工商界、传媒界、甚至外交界在内的各个群体。今年三月初,我在国内参加一个研讨会时,讲到当下有些人对普世价值的猛烈批判,在场的一位退休老干部很生气。这位老人曾从事改革政策方面的研究。他质问:否定普世价值,岂不就是否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就是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步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
这位老干部对此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还是停留在一个很具体的层次上,即从政策层面进行批判。其实,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牵扯到的问题比这个层次要高很多,不只是高了一点点,也不只是高了一个层次。否定了普世价值,在我看来不仅是否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方向,它实际上否定了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基本价值体系。如果从更长远来看,它不但否定了工业革命两三百年以来的基本价值体系,它还否定了过去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几大文明遗产,这个大时间框架至少有两千五百年。做比较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学者,经常用“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个概念来界定。意思是说,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几大文明价值体系初步形成,这既包括佛教的传统,也包括儒家的传统,稍晚,还有基督教的传统。所以,那个时代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轴心时代”(亦译为“枢纽时代”),产生过很多不同形态的价值体系或文明理念。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不同形态的具有宗教色彩的价值观念。后来,这些观念的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少数延续了下来。这些延续下来传统,就形成了几个大的文明中心,即基督教传统,儒家传统,佛教传统,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其源头是从基督教传统演变出来的。
为什么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蓬勃兴起的那么多价值观念,最终只有这几个得以代代延续?道理很明白,因为它们具有普世价值。如果不具备普世价值,它们就不可能自古延续至今。普世价值不是它们得以代代延续的充分条件,但乃是必要条件。所以你看看延续下来的人类文明的几大价值体系,无论是宗教色彩很淡的儒家,还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它们的创始人和主要继承人所提出来的观念,是他们自己真诚地、坚定不移地相信和推广的价值目标,比如真、善、美、仁、义、忠、孝,等等。又如“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只要行善就能进入天国”——不管用什么措词来表达,这些价值观的创立者和主要宣讲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些价值目标对全人类是普适的。每一个人,只要遵循这些价值观念去生活、去行动,他就能够达到在这个价值体系里面最高的境界。考察这几大能够逾经千年延续下来的价值体系,确实是人类文明所能够达到的相当高度,是对一切人种都适用的、因而是普世的价值。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它们始终只对一种特定的人适合,比如只适合一个部落、一个种族、一个性别、一个阶级,那它们就延续不下来了。
例如,全世界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有近二十亿人,涵盖了差不多所有的人种、阶级、年龄、教育程度。信佛教的,在全球也有十亿人以上。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在全世界加起来也超过十亿人,虽然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此外,兴起较晚的伊斯兰教,在全世界也有十多亿信徒。这几大古老的价值体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覆盖面,并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延续、与时俱进,就是因为它们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假定这种价值体系只适用一种人,比如说,只允许白人信,其他的种族不让信,那它就不会扩展开来、延续下去。如果说这个价值体系永远只是适合男性,不适合女性,也难以延续下来,因为你拒绝普渡众生,你不把进天国的门敞开。这些价值观的伟大,正是在于它们在约两千年的长程中,把人跟人之间种种区分的界限,一步一步的跨越,终于成为世界范围的大体系。
所以,如果你否定普世价值,那就等于把两千五百年里最伟大的几个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全给否定掉了。不仅否定了儒家思想,也否定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强调“仁者人也”,普适人人。而佛教强调的不仅是普世价值,甚至是普宇宙价值——因为它提倡不杀生,所有的生命都是一视同仁的。
社会发展到工业革命兴起的时代,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意识形态,这几个中间,至少有两种是普世价值的,其一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简单概括就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有的人生来就具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所有关于人民主权的价值观都是从这里延续出来的;人权、人的生命财产不可被剥夺等等,都涵盖其中。其次,马克思的学说也是属于普世主义的。考察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点,我们即可看明白。第一,马克思非常反对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因为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把人绑缚于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利益,所以马克思一直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德国人那时就呼吁,如果德国跟法国打仗,那么,德国的工人阶级就不应该跟随德国政府,而应该与法国的劳动者联手起来,一起反对他们本国的战争政策。第二,马克思思想体现的最重要的口号之一,那更是普世价值的追求,即要“解放全人类”。这个目标能否做成是另外一码事,但他的理想和目标是普世主义的。如果说,他的那个主义和学说只适用德国人,对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等等不适用,那它就不可能成为国际主义的运动。或者,如果马克思认为他的学说只对白种人适用,对其他的人种不适用,那他还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干吗?所以我说,否定普世价值,从近代的观念看,既否定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传统,也否定了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考察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中所产生的那些重大的、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这些意识形态中,最反对普世价值的是纳粹主义。纳粹主义并不完全等同起源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它们间是有差别的。纳粹主义为什么最反对普世价值?因为其核心是血统种族主义——纯亚利安人是优等种族,他们之外的那些“不纯”的白种人,是次等人种,依此类推。所谓纯粹的白种人,是早先从北欧过来的亚利安人,他们是天生的统治者。主人种族和被统治种族之间的关系是血统决定的,不可改变。这种理论的核心,正是要拒绝普世价值,因为它把所有的种族都划成高低的等级,最高的是亚利安人,其次是血统“受到一点污染”的拉丁种族人,再下面是血统受到“更严重污染”的,如斯拉夫人,再下面是犹太人等。纳粹主义学者还发展起所谓的科学理论和根据来支持这种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治主张,比如人类头盖骨的测量法,他们的“研究考查”脚步还追逐到了亚洲、到了青藏高原,在中国等地挖掘“无主”的老坟墓,把那些坟墓里的头盖骨运回欧洲去测量,以期找到“种族优势”的生物学根据。希特勒之所以不断地要打到东方去,就是因为他相信德国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种,而当时日尔曼人已超过八千五百万了,生存空间太小。希特勒把眼光看向东方,他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那些别国的人们,而是要把这些本土种族大量迁走,腾出空地来让“优等种族”当主人。那些“下等民族”干什么呢?身体健康能干活的,当奴工;身体不好、有病不能干活的,就被“解决掉”。
如果把眼光拉回到中国,1949年以前,那时也有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尽管用的不是这个字眼。那时,中国有一派人(该群体下面有几个支流)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查到的资料非常有意思,1944年5月17日的《新华日报》——它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份党报之一——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评论。这篇评论,对来自中国保守派的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说法予以了辛辣讽刺和批判。评论说,中国的顽固派到今天还在用80年前的老顽固派的说法,来反对科学的真理。昔日顽固的先生们说,中国人一坐汽车就发晕,所以汽车就是外国人的玩意。《新华日报》接着论道,那些习惯了汽车的中国人今天又说,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适用于外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不是同样荒谬吗?《新华日报》的结论就是,民主制度比不民主的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某国的民主。”这句话讲得最有理!
这篇评论指出,“五四”运动把这些普世价值引到了中国;正是通过“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报纸评论,是坚定不移地反驳所谓的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论”的,坚定不移地肯定和推广普世价值。同样是在《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说,目前在中国,有些人大声疾呼,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是英国人、美国人搞来的,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中国不要跟着美国、英国人后面跑。《新华日报》的评论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想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
这是我今天所讲的第三个要点:在20世纪前一半的中国,也有围绕着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与当时的顽固派“中国永远不适合”的所谓“国情论”进行论战。那时的中共优秀分子坚定不移地在呼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这些观念是人类普遍的价值,中国绝对不可以拒绝这些全人类的精华。
当然,把这些观念引到中国来的,并不仅仅是“五四”运动。早在“五四”之前,中国就有先进分子接触这些话题。但是90年以前的“五四”运动,从对全社会的影响面来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把普世价值引到中国的最重要的运动。而回看今天,中国国内又出现了许多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否认普世价值的言论。从作学问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黑色幽默的成分太多了一点。因为这类反对普世价值的论调,把三大块遗产都从根本上否定掉了——第一,它否定了两千五百年前起步的人类伟大的文明体系,包括儒家的价值体系;第二,它又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两个最重要的进步主义传统;无论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学说,都是属于进步主义的。不管当今那些拒绝普世价值的人是真心的还是无意的,与他们的观点最接近的,乃是纳粹主义(他们肯定了它)。第三,从中国国内角度来看,它又否定了“五四”运动起,一直到当年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那些理想主义的遗产。因此,拒绝普世价值的观念,可以称之为“三否定、一肯定”。前文所提到的那位老干部的愤怒(即否定了普世价值,就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但问题比这严重的多。
▓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作者:吴敬琏 来源:北京日报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其二是我们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有两种方案各自代表着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结果,全国只有一个最穷的省即贵州省,用了后一种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种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实际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农地制度改革问题。
我国历来有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开的做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当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地交还给农民。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讲论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从政治、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
其四是现在热烈讨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强调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至于在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将主要依靠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粗放增长方式源于命令经济体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过大资源配置权力的体制;而改变这种体制又会损害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由此可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技术问题,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此外在中国提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总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继续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中华腾飞而努力探索!
▓房地产腐败没交通严重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任志强
编者按:猛批北京社科院房价报告误导政府、在博鳌论坛上放言“房价相比工资涨幅基本没涨”、炮轰央视《经济半小时》对房地产的报道误导民众……在刚刚过去的4月,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关于房价的一系列言论,强烈拨动了人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下文系任志强接受《京华时报》记者的专访实录。
那些回应都是瞎吵吵
京华时报:你近期的言论引起了很大反响,对那些回应的声音,你看过吗?
任志强:我才不看那些回应,都是些瞎吵吵,没什么有道理的。
京华时报:有人质疑“白菜和房屋能相提并论吗”。20年前商品房还不多,主要是单位分配吧?计划和市场两种模式下的价格可以对比吗?
任志强:单位分配的房屋也有个基本造价啊!就算每平方米300元,那也是成本算出来的。从货币比值的角度看,白菜和房屋当然可以一起比了。(众多商品的价格)比下来,只有计算机的价格下降了,因为计算机实现工业化生产了,大规模制造了。
京华时报:这些批评的声音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压力?
任志强:一些瞎吵吵能(对我)有什么压力。一些人喊要查我的第一桶金,我是国有企业出来的,有什么第一桶金?还有人说我薪水高,要查我的税。我十多年前就是700多万的薪水,现在还700多万,高什么高?按货币比值看,我工资还降了!我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要有问题,能评上吗?公司财务往来都有账目,清清楚楚地记着呢,不怕人来查。
京华时报:为什么你经常有惊人之论呢?
任志强:国人就是不习惯听真话。过去书上说周扒皮天天晚上捅鸡窝,半夜鸡叫,现在周扒皮的后人都出来澄清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对当年的大地主刘文彩一直是什么评价?说他家里还有水牢、刑具什么的,现在才发现都是假的,人家根本不是那样。为什么要扭曲?我不过是比较真实,说了真话而已。
“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根本不是最严重的。腐败现象最严重的是交通领域,这个领域是绝对垄断,是单向的,腐败才最严重。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是双向的,这跟单向领域的不能比。”
地产腐败不是最严重的
京华时报:房地产行业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怎么没听你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任志强:你错了,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根本不是最严重的。在中国,腐败现象最严重的是交通领域,杀了多少个交通厅厅长了?!这个领域是绝对垄断,是单向的,腐败才最严重。
还有教师、医生,这两个行业存在严重的红包问题,这算不算腐败?这都是大面积存在的,都比房地产行业腐败的比例大,涉及面大。
房地产行业有没有腐败?有,确实有,但不严重。很多问题是很复杂的,很难判断。像有的地方政府吸引投资,让你去开发,承诺给你减免一定的税费,这算不算腐败?让你拿一块地,然后要你同时盖一个工厂,好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算不算腐败?这些双向的问题怎么看?对于很多东西,你是不能忽略历史的,房地产行业最早都是国有企业才有从业资格,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是双向的,这跟单向领域的不能比。
“房地产行业是不存在暴利的,但一些房地产企业是存在暴利的。”
地产行业不存在暴利
京华时报:2008年楼市出现了调整,但一些企业的财报显示,其毛利率还是很高的,有的企业毛利率比2007年的还高,房地产行业是否依然是暴利行业?
任志强:房地产的开发周期是比较长的,大约在三四年不等,2008年的毛利率体现的是2005年左右所拿地块的利润率,并不是2008年当年所拿地块的利润率。
京华时报:那是否意味着,未来两年房地产企业的毛利率会下降?
任志强:一些天价地块主要出现在2006年、2007年,按正常的运作时间推算,这些项目应该在2011年进入主要结算期,估计到时候拿这些天价地企业的毛利率会受到影响。
京华时报: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水平如何?外界评价是暴利行业,你觉得如何?
任志强:房地产的利润率实际并不高。盖一个30层的楼,从拿地到最后结案,一般要跨越4个财务年度,每年的利润率也就在5%到8%左右。4年累计下来,可能一个项目的毛利率体现出来是20%到30%左右,但它是通过4年时间才实现的。像万科周期控制的好一些,开发周期短一些,实现这些利润的时间就短一些。
房地产行业是不存在暴利的,但一些房地产企业是存在暴利的。一些品牌企业还是受到市场追捧的,但这样的企业不多,全行业有6万多家企业,这种品牌企业也就有不到200家左右。
京华时报:对房价的未来走势,你的判断是涨还是跌?
任志强:从REICO工作室(注:由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共同组建的机构)最新的报告来看,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已经触底了。房价是否下跌取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从价格方面看,经历了这一轮的成交放量,随着企业资金压力的缓解,房价继续较大幅度下跌的可能性已经减小,市场已经触底,但判断房地产市场彻底回暖还为时尚早。现在住房需求主要还是以自住的刚性需求为主,我们在西安的一个项目,90%以上的客户都是第一次置业,刚性需求。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回暖需要投资性需求、改善性需求的稳定增加。到今年3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67亿平方米,同比增加了37.6%,空置水平为近3年来最高。短期看,房地产市场还处在存货消化期。
▓湖南隆回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
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不是今年3月的一次偶然,罗彩霞也许永远不会知道5年前的真相:2004年高考后,她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命运由此发生转折,罗彩霞被迫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王佳俊顺利毕业。而本应今年毕业的罗彩霞却不得不面临因身份证被盗用而被取消教师资格证书等一系列问题。
“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5月4日下午,在天津师范大学校园,罗彩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王佳俊的爸爸王峥嵘是当地官员?
媒体报道显示,王峥嵘2002年任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牛马司镇镇长,2004年8月,从牛马司镇党委书记的位置调任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2004年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公仆”。据媒体报道,王峥嵘曾涉及涟邵矿业集团牛马司实业有限公司原经理沈顺康(正处级)、邓检生(副处级)等人受贿窝案。检察机关查处的该案入选湖南2007年度十大反贪案排行榜。
不是巧合,是大事
罗彩霞,湖南省邵东县灵官殿镇人。2004年,她作为邵东一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了514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531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虽然当年有少数高校降分录取,而且她填报了三批专科院校志愿,但罗彩霞没有收到任何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复读一年后,她考取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四年的大学生活顺利而平静,今年3月的一件事却让她卷入了漩涡。
今年3月1日,罗彩霞和几名同学去参加招聘会,闲暇时间一起到建设银行鑫茂支行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办手续需要身份证,可工作人员却告诉她信息不对,不能办理。
罗彩霞感到很奇怪,多次输入身份证号也不对。银行电脑显示,与罗彩霞名字、身份证号码完全相同的身份证上,却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头像,而且发证机关是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
罗彩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第一反应是那个女孩子很漂亮,而且和自己同名。但她感觉这个女孩子像自己的一个高中同学。
回到宿舍后,罗彩霞把这件事讲给同学听,大家议论的结果是,这不是巧合,应该是件大事。
同学的提醒让罗彩霞想到了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2008年7月9日,罗彩霞申请办理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可后来,负责资格考试的老师打电话问她是不是已经在贵州申请了教师资格证。罗答复:“没有。”
几天后,这名老师再次打电话询问身份证号码的问题,并说:“身份证号码报的和填的都没有错呀!”
两件事都和贵州有关,这引起了罗彩霞的怀疑。随后,她向天津市西青区学府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身份证信息被盗用。
警察立即找罗彩霞做了笔录。但随后在公安内部网查询,罗彩霞的身份证号码是唯一的,而且信息也很准确。
听罗彩霞说,冒用她身份证号码的那名女孩子很像自己的同学王佳俊,警察提醒她要尽快找到照片,不要放过这个线索。
罗彩霞通过同学找到了王佳俊的照片,并让父亲从老家快递过来高中毕业合影。警察看到照片说的第一句话是:“就是这个女孩儿!”
随后,罗彩霞又让家里查询了自己保存的邵东一中月考成绩。罗彩霞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的两份成绩单显示,在68名同学中,王佳俊的成绩在倒数10名内。
《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档分排序册》显示,王佳俊的高考总分为335分,数学19分,英语53分。
但罗家在当地听到的消息是,王佳俊在贵州师大读书,高中成绩不错。
罗彩霞说:“我们掌握的所有线索都指向王佳俊,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罗彩霞的姨妈是湖南省邵东三完小老师,王佳俊的妈妈杨荣华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3月9日,罗彩霞的姨妈直接到杨荣华家拜访,询问王佳俊上学等情况。
罗彩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姨后来告诉我,杨荣华当时表情很紧张,当她说‘我外甥女罗彩霞被人冒名顶替,不能办教师资格证’时,杨荣华说:‘怎么这么严重,不会有事吧?’”
罗彩霞说,几天后,杨荣华和学校校长、邵东县教育局的人约她姨妈吃饭,承认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随后,杨荣华打电话向罗彩霞道歉,并承诺注销王佳俊的教师资格证,帮助罗彩霞取得教师资格证。
“他是道歉的语言,但不是道歉的口吻”
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查清后,罗彩霞心情反而更加沉重。父亲说:“咱们已经被人欺负了,可爸爸不知道怎么帮你!”
“家里越是无能为力,我越是觉得委屈。”罗彩霞说:“既然双方已经挑明了,可王佳俊却连声对不起都不说。出事了,我承担了很大压力,王佳俊却始终是她父母出面,这个世道也太不公平了。”
几天后,王佳俊的爸爸王峥嵘给罗彩霞打来电话。罗彩霞说:“他的电话很长,一直是他说,不让我说话,总的意思是三五天就可以把我的教师资格证办好。”
罗彩霞说:“最让我愤怒的是,王峥嵘竟然说,‘小罗,你会发现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你冒了我的名,我还荣幸!他的道歉让你特别不舒服,他是道歉的语言,而不是道歉的口吻!”
3月30日,一个自称是王佳俊的人给罗彩霞发来短信。罗彩霞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的短信说:“你好,我是王佳俊,很抱歉给你及你的家人带来了伤害。我和我的家人不求你们原谅我们,我很愧疚我曾做过的一切,让父母现在还为我奔波,更是伤害到了你及你的家人。我的家人为此事情头发都急白了不少,帮我改这个改那个。现在我们能做和能想的几乎都做了都想了,所以最后只能再次求你,帮帮我们。”
罗彩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当时正在医院看病,心情很不好。接到这个短信,心忽然软了。可我也想到了我的父母,遇到这种事,算我倒楣,可我的父母是无辜的呀。假如原谅有用,我不知道怎么才算放过她的父母。”
罗彩霞说,当她给这个号码回复短信时,却显示不能发送,手机不通。
3月下旬,王峥嵘等两人来到天津师范大学,见到历史文化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杨庆。
5月4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到了杨庆。杨庆说:“王峥嵘承认自己的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要和罗彩霞调解,希望我们做罗彩霞的思想工作。我当时的答复是,罗彩霞是受害者,我们尊重她自己的意见。”
4月1日,王峥嵘又和当地派出所贺姓所长及罗彩霞的爸爸一起来到天津。此前,罗彩霞已表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不能更改,也不愿意见王峥嵘。
4月2日中午,他们和罗彩霞见面。罗彩霞说:“王峥嵘在路上说,‘小罗,将来想在哪儿工作?回邵东,当老师还是进事业单位,我都可以帮忙。我只有一个女儿,把你当成亲女儿。’后来,我说万不可能更改我的身份证,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在汉庭连锁酒店,王峥嵘等人继续劝说罗彩霞同意更改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柯婧、秦颖是罗彩霞的同学,两人见证了当时的情况。
柯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当时我、许晓飞和王峥嵘在一个房间里,王峥嵘一直说做父母的不容易,希望我们说服罗彩霞改身份证号码。一同去的朋友许晓飞说,你们做错了就要从源头改,不能再错了。”
秦颖等人在另一个房间。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派出所的所长说,改身份证没事儿。”
罗彩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需要的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人生,一旦改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我的英语四级证书、毕业证、学位证等都会作废,将来再遇到问题怎么办?我宁可少拿赔偿,也要通过法律途径拿回本来属于我的一切。”
眼看劝说罗彩霞没有结果,王峥嵘等人返回湖南。
王峥嵘承认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
罗彩霞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杨荣华”签字的《承诺书》:“我名杨荣华,现年47岁,丈夫王争荣(原文如此,记者注),现年47岁。我们两口人向罗彩霞父母承诺:罗彩霞因身份及户口信息而造成办不到教师资格证或毕业证,一切责任由我夫妇承担,在罗彩霞毕业之前把所有手续办好。承诺人:杨荣华2009年3月23日”。
从天津返回后,王峥嵘给罗彩霞发短信说:“我们已经向贵州师大申请注销罗彩霞(即王佳俊)的毕业证书,贵州师大已受理,并按程序在办理注销手续。但这事的办理还需要你的配合,请予帮忙。贵州师大要你也向他们写一个申请报告,连同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起传真给贵州师大招生办赵本喜老师。(越快越好)报告的标题是:关于申请注销罗彩霞(即王佳俊)毕业证书的报告。抬头是:贵州师范大学。内容是:我叫罗彩霞,女,1986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是4305211986267546,湖南省邵东县×乡×村人,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学院×专业2005级学生。要求注销罗彩霞(即王佳俊)毕业证的理由是:2004年我被贵校录取,但因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未到贵校就读。我未到贵校就读的原因是王佳俊冒用我的名字顶替我到贵校就读,她于2008年6月在贵校毕业……由于王佳俊冒用我的名字顶替我就读贵校并先一年在贵校取得毕业证书,从而影响我顺利取得毕业证书。为了使我能顺利拿到毕业证,特申请贵校注销罗彩霞(即王佳俊)毕业证书为盼。”
5月4日晚,中国青年报记者打通了王峥嵘的手机。王峥嵘承认自己的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实。王峥嵘说:“我们已经申请注销王佳俊的证书,所有东西已经送到贵州师大,贵州师大正在按程序办理。我们处在媒体的包围中,感到很难受,我们也不想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中。”
记者问:“当初决定让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是谁的主意?”
王峥嵘说:“这个问题在电话里一两句话讲不清楚,我不是怀疑你的声音,现在很多人找我了解这个过程,最好是面谈,或者过一段时间会有结果。”
王峥嵘还认为罗彩霞在网上发的帖子并不完全真实,“她是受害者,我不想再伤害她。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
“现在最担心的是家人受到伤害”
5月4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罗彩霞接到律师的电话,律师说,天津的法院不受理她的案子。此前,她以姓名权、受教育权被侵害为由,起诉王佳俊、王峥嵘等人。法院以管辖权等问题为由不予立案。
罗彩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自己最担心的是自己家人的安全。上次爸爸和王峥嵘等人到天津来,我心里很难受,他吃不下饭,吃饭时手都在哆嗦,一直说‘这事儿什么时候到头儿呀’。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班级里和我考分差不多的人很多,王峥嵘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难道就是因为我家在偏僻的小村子,家里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我认为,自己是被精挑细选选中的。”
罗彩霞说,贵州师大已经向她证实接到了注销王佳俊证书的申请,“哪怕有一点希望,我都不希望错过。”
高校招生录取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涉及每名考生甚至其家庭的前途命运。罗彩霞没填报贵州师大为何被贵州师大录取?本来应该给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为何被截留?王佳俊是怎样冒用了罗彩霞身份证办理的户口迁移手续?贵州师范大学又是怎样审查王佳俊入学资格的?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
▓民警举报县委书记何以成为恶搞
作者:长平 来源:潇湘晨报
近日网上一帖《35位民警实名举报山东郓城县委书记》,署上该地35名警察的真名实姓和手机号,引来众多网友观看。郓城县委方面很快回应说,帖子“署名”的警察大都不知道这事,其中3人甚至早已去世。
听起来像是又一个恶搞行为。不过据报道,该帖所揭发的内容曾经在网上出现过,但是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经过这一包装之后,很快成为网络热帖。可以想见,该帖并非全属恶搞,其内容是发帖者真心想要揭发的问题。一场严肃的举报,为什么要假冒他人甚至死者之名呢?
答案并不复杂,那就是要引起关注。假冒的行为当然不提倡,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发帖者认为不假冒为什么不能引起关注呢?这的确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心理,在一些人看来,举报必须引起网民关注,因为没网民关注,一些问题就可能石沉大海。
尽管我们有很多接受举报的渠道,但是在这个举报者看来,唯有受到舆论重视,通过舆论给予压力,那些渠道才可能起作用。而媒体都是有局限的,它们只选择具有轰动性的故事来报道。
于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就把举报者自己逼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他不仅要对内容负责,而且还要引起媒体和读者的重视。要从无数的网络举报中脱颖而出,他就必须出怪招。
这让我想起了北大教授孙东东的遭遇。前不久他在媒体上“负责任”地说,99%以上的上访者都有精神性疾病,应该送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上访者更是登门抗议。
我不知道孙东东教授现在怎么样了,但知道数日前他还寝食难安。各种版本的说法在流传,有说上访者在北大门口安营扎寨,进行各种表演;有说上访者找到他的家里,问“你看我像精神病人吗”,家里人只好拿出数千元钱来打发,随后引来更多人云集到他家门口。
这些说法在事实上可能都不真实,但是在某种逻辑上看又是可能成立的。有人问,上访者为什么要围攻孙东东呢?围攻孙东东为什么要这么有戏剧性呢?答案是,表演正是上访者从这个社会学到的东西。
孙东东教授没有说清楚的是,99%以上的上访者都不是天生偏执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变得偏执起来的呢?如果不偏执,那么他们的冤屈根本就无人理睬。
在我的新闻经历中,也大量地接触过各种求助者。他们把媒体当作希望的稻草,而媒体又需要新闻点和故事,所以他们只好比赛创造能力甚至虚构能力,正如“36名警察实名举报”的故事。
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套有效的办法,让每一个弱者都有机会被倾听,都有机会得到帮助。即使他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用表演,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就可以受到照顾。
现实教会他们的是,没有这样一套保障系统,求助于媒体监督才有希望。如果你的故事好到能够打动拥有话语权者,那么你会得到更大的好处。于是,一些举报者被逼成了策划新闻的高手。多年的磨合,他们深知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打动记者。
我们必须要知道,有故事有策划能力的人并不是最弱的人,最弱的人穷得连故事和点子都没有。而这些人占了弱势人群或者底层揭发者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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