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２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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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笑着哭——杨银波回忆录……………………………作品选0010
０２．到了自我检讨的地步…………………………………作品选0011
０３．挣扎中的奋斗与思索…………………………………作品选0012
０４．真相是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新京报
０５．房价涨跌是利益集团的争吵…………………………中国江西网
０６．城市管理需要民本的立场和智慧………………………潇湘晨报
０７．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南方周末
０８．我从儿子那里认识到中西教育的最大差别…………杨恒均网站
０９．怀念死者——纪念回乡一周年………………………作品选0013
１０．杨银波一直努力着……………………………………作品选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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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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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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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哭——杨银波回忆录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7月18日

开篇：往事不堪回首

没有任何人是不经一番艰难跋涉就能先知先觉的。在现实的世事中，人们多是后知后觉者，占绝大多数更是不知不觉者。我也正在后两者之间徘徊。在未获了解之前，对于大家而言，我是沉默、消怠且迷茫的，如同现今诸多尚不明确责任也无法重拾信心，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里原地转圈或止步不前的青年们及少年们。
许多人都颇感兴趣地想知道：杨银波，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原本感兴趣的话题，却使我一度失语。终于，在很久以后的今天，我想非常明白地告诉自己及人们：我的过去也曾那样的暗淡、失落和绝望，相对于不少养尊处优者和鲜花拥簇者而言，我更多了些寂寞、无奈和无能。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过去，在那些已经离我很远很远的记忆里，在那些只能用“干枯”、“虚无”、“一无所有”、“濒临绝境”等无望的字眼来形容的岁月里，现在这个激情四射的青年仍有那个不堪回首的当初。

迷茫了整整两年

我们这种人，出生在一个历史积怨厚重、刚有几许自由春风的时代。满目疮痍的贫瘠、忍辱负重的艰辛、担惊受怕的饥饿、层层管教的严训，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我们早熟、世故、挣扎的同时，也多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悲凉体验和热血志向。我们的社会经验更多地来自底层，从语言、表情、行动，到情感、思维、精神，没有一处不直接流淌着底层人的血液。视野的打开，眼光的开阔，都是此后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积累。脚踏实地的本性，源于我们危机意识的紧张，从未松懈过的神经一直都在警惕着随时扑面而来的灾难。
当贫穷与富裕分得越来越开，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而我，则选择了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并倾注于整个社会，从而获取彼此的互动，以求推动某些一直梦寐以求的变革。说得坦率点，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在五年以前，在当时那种非常具体的人生处境里，一个少年也曾迷茫了整整两年——十分宝贵的两年。每一天每一夜，我几乎都在焦急地顾虑着：在这个国家，我该干些什么？莫可名状的不确定感和危机意识，实实在在的本领恐慌，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得到做不到的自我责备，充斥着每一刻的生活。

可怜虫与可怜虫蜷作一堆

五年前，我已成年。能够记起那时的我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但我却始终刻骨铭心，不能忘却那个18岁。那时，我从一个从小就被填满了荣誉的少年，一落千丈，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落魄青年。在我抛弃专制教育给我带来虚假欣慰的同时，我也硬生生地抛弃了自己可能与大多数同龄人都要走的那些道路。我开始固定地游走在几个遭遇下岗问题的工厂，身为农民的后代，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城市中惨不忍睹的那些角落。在那些工厂里，囤积着很久都找不到销路的纸品，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庸懒地开动着搅浆机，而更多人则选择了以借债和赌博维生的日子。
工人们没有退路，却只能在暗处抱怨。在充满香烟、啤酒、零食和打情骂俏的赌馆里，一群既不知姓也不知名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人们消耗在“叽叽咵咵”的麻将牌里。或是洋洋得意的胜利感，或是内哭外笑的表情，都在掩盖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宣泄与不得已的苟活，以维护其身份与地位的自尊。那时的我，天天都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虚假感之中。因为，我就是那些赌馆的邻居；我的一位亲戚更是为那一群赌徒忙得不亦乐乎，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我与这位亲戚同住。那时的我，真是不知所谓，终日混迹于社会各色人等：工厂老板、当地小干部、小店馆主、理发师、摩托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洗车工、油漆工、打铁工、棒棒工（挑担工）、插皮鞋的妇女，以及路边的乞丐、精神病人，当然也有一些永远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和要干什么，只炫耀着干过什么的街头混混。
火热的太阳，沉闷的空气，神色紧张的人们，那时的我仿佛一只被世界抛弃的可怜虫，正在与更多的可怜虫蜷作一堆。可是，我常常敏感地警醒自己：“我有我的光芒，我与他们不同！”我这灰色的眼睛，总想熟练地掌握世界，让已经融入其中的生活发生根本改变。我一一记录着身边所有的发生，诗歌、小说、戏剧一直在笔下马不停蹄地奔走。但我并没有投稿，从工厂搬来的厚厚一箱A4纸被我写成了后来的网络文学。我以只有电风扇和啤酒相伴的纸与笔，开始了连“抽屉文学”也成就不了的“垃圾文学”。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读者，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想过要赚一分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文字记录，竟然成为我在那个阶段留下的宝贵财富——一种源于社会的真实的原始积累。
我无数次地蹲在嘉陵江岸边，高高俯视着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的安静得可怕的城市，人们失去了真实的语言，城市空虚得连繁华的外衣也被炽热的火焰燃烧殆尽。我就这样成了孤独的灵魂，以冷静的外表、淡漠的话语、失落的精神，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没有人知道我要干什么，连我自己也被这种无知所麻木，生活找不到出口，只能看见无数华丽光环之下阴冷丑陋的真面目。倘若这样的生活继续得更久一些，也许连我自己也会失去悲悯。我当时的所在，是离家乡有着数百里之远的重庆江北区猫儿石宜家村，后来那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氯气泄露事件"，我曾一度紧密调查，除此以外就很少再去了。然而，那里的许多人曾是我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我是无法在记忆里将其抹杀掉的。

城市的表面与阴暗处

从小到大，我就是个众所周知的“穷光蛋”，18岁那年的处境就更为糟糕。离开宜家村，我也曾向生活妥协，决定带着区区30元钱找一份可以维持很久生活的工作。30元钱，是我向四叔杨义华借的。那天，天上一边打着轰轰的闷雷，一边射着毒辣的阳光，我从宜家村徒步走到了十里之外的观音桥。四叔原本是想让我回家乡的，而我并不打算这样毁灭我自己。我买了张地图，掏出笔和纸，在毒辣的阳光下边走边记录眼中所看到的一切点点滴滴。在家乐福，我记录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路口，我记录各条交通线的具体价格和中途站名；在街道，我记录银行、宾馆、饭店、保险公司的名称；在各个歇凉的角落，我记录不同人的穿着、携带物品和神情。记录中，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城管赶人的，有棒棒工被拒绝付钱的。当然，也有性感泼辣的美女、摔倒在地的残疾人、被抢劫钱包的富婆、没车费回家向众人乞讨的学生……。我还走到了球场、人民大会堂，只是未去解放碑、朝天门、邹容路……。
到处是车，到处是人，严重的噪音和尾气，汗流浃背、行走匆匆的人们，流行乐通城都是，而人们的表情却没有难以抑制的兴奋。这些肤浅的记录，是一个城市的表面，没有任何人让我去做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可我却觉得这当中既有与我想象相似的，也有与我想象相差甚远的。无论如何，我毕竟已经第一次挨家挨户且分门别类地接触到了这个城市的局部。疲惫不堪地行走了八个多小时，我从江北区走到渝中区，又从渝中区走回江北区，记下了厚厚70多张纸。饥肠辘轳，干渴难忍，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两个馒头，钻进几家音响店和书店，几进几出，抄抄写写，又是三个多钟头。出来时，已是晚上九点。无处歇脚的我，既不敢独自呆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也没钱钻进价格不匪的旅馆和电影院，只能乱闯一气，终于在一家职业介绍所歇下脚来。
那个职业介绍所在观音桥建新南路，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当时的我未感有任何顾虑，执意要找到一份工作。一进去，对方便说：“找工作？要50元介绍费。”我哀求道：“我能不能帮你们做点什么，然后你们给我免费介绍一份工作？”几番哀求之下，那人想了想：“你帮他们发传单吧，晚上12点收工。”那人把手一指，只见路边有三个小伙子拉着行人递传单。我径直走过去，拿过厚厚一叠传单，上面都是些宾馆、饭店、商品降价之类的信息。就这样，慌忙之下，我成了一个发传单的临时工作人员，并第一次知道：“你要微笑，要努力地微笑，要想办法让别人接下传单。如果别人扔掉了，千万不要让老板看见，不然要吃大亏。”那时的我，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老板”概念，至今这个概念也很模糊。当时，我就瞧见几个四、五十岁的女清洁工，正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吼骂：“你们都是他妈的一群猪啊，这么大的口痰没看见？不想干就都他妈滚回去！”旁边一个发传单的四川宜宾的小伙子提示我：“像那种崽儿就是老板，惹不得的。”我忍住一口气，闷声发传单。
12点到了，除了得到一句冷淡的“感谢”，给我介绍工作的事情看来没戏。外面下起了雨，我哀求正要关门的平头中年男子：“能否让我在里面借住一宿？”费了好大的劲，一身都被淋湿的我，终于进了屋。两人长谈许久，此中未查有甚问题，不料谈到介绍工作时，此人鬼笑：“到上清寺那边当茶水服务员。”接着又暗下低语，“那里同性恋多。”我大为恼怒：“对不起，我不是那种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离奇，也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那便是遭遇同性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一个无耻的同性恋。约在凌晨两点，此中年男子趁我熟睡时，跳上我入睡的沙发，我被猛然惊醒。此人一把将我紧抱，急促道：“你长得真俊！”我一把推开，此人正欲强行非礼，遭到我的正当防卫。结果当然不算太坏，象我这样多少懂点功夫的人，那晚活脱脱把这无耻之徒打得够呛。我平生极少与人发生肢体冲突，这个人可能是我拳下最惨的，左脸被两拳打肿，一把椅子将他的右手猛砸了三下，鲜血淋淋。我撕下两页《招聘信息表》甩手就跑，后来他有没有报警我也无从得知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感觉有些搞笑，当然也掺杂几许余怒。

茫茫人海中的孤苦

这些毕竟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我无可回避地记录了下来。那两页《招聘信息表》中的招聘单位，我总共去过11家，都是徒步去的，最远的是从观音桥走到红旗河沟，那是个茶馆。“先生，喝茶吗？”看似管理员模样的人，以带河南味的普通话笑脸相映。我回道：“不，我是来找工作的。”那人脸色马上变卦，嗓音趾高气扬：“我们这里，要工作就要懂规矩！‘规矩’，懂不懂？”我摇头。此人转身就走：“回吧。”我走上前去再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此人回头白了我一眼：“只要我跟老板说一声，工作不是问题，但这有条件。”说罢，摆出数钱的动作。我真不是一般的诚实，把当时全身仅剩的13元钱都拿出来给他看：“我只有这么多。”此人嘲讽道：“笑话！兔崽子，当我是要饭的啊？你要是舍不得拿个三四百的，我跟老板咋说？何况，按规矩，月底结账你还得给我20%的‘照应费’。”我不作理睬：“告辞！”身后传来一声“操！”，以及另一“女人婆”（老板娘）对着一帮刚睡完午觉的服务员的厉声吼骂：“睡睡睡！懒虫疙瘩！快起来干活，快啊！一群猪！”我不禁浑身一颤。
我的工作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找一处碰一处，要么忍受不了对方的鄙视嘲弄，要么以我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大学文凭为由，严词拒绝。甚至于，在一个招收维修工（学徒工）的摩托车维修铺里，我竟被推搡了出来：“滚你妈的！再啰唆，老子捶你龟儿！”对方显然已把我当作与乞丐无异。我那时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求能够吃饱饭，顶多就是每个月能给父母汇去两三百元钱，让他们早一点从广东农场回来，不再挣那苦命的血汗钱！我总是苦苦哀求：“老板，你就收下我吧！收下我吧！”然而，我却总是碰壁，连这小小的要求也被全数灭杀。那样一颗脆弱的心灵，正在被缺少关怀的世道渐渐蚕食。疲惫地行走在茫茫人海的大街，我的心却孤苦无比。人啊，真的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坚强得起来的，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打击、挫折和抛弃中，才慢慢觉醒到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当时那种求职无门的状况，以后也发生过许多次，尽管有的工作我也能干，但是很明显的，毫无任何创造价值地反复重复，已使我越来越厌倦。我只能不断地勉励自己：“你能行，你一定会成功！一定会！”
求职了一天，已到下午四点半。我再次回到观音桥的家乐福大门前，手里捧着二两“酸辣粉”稀哩咕哢地喝着，疲倦地坐在阶梯上，望着人来熙往的大街，眼前一片茫然。30元钱，只剩下六块钱了，连回家的车费都远远不够。我不服输，分别买了《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庆早报》、《西南商报》，身边没有手机，也打不起电话，只能找着报上临近的七家单位去应聘，结果只有一家中西餐饭店愿意要我，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马上去理发，男士一律留五厘米；二，上班前去除青春痘；三，下周一才去上班。至于工资，试用期三个月，450元/月；试用期满，根据表现，工资涨到600元～1,000元不等；但是，试用期内一旦有客人反映一丁点问题，马上提铺盖卷滚回家，并且工资一分钱没有。我忧郁许久，勉强答应，用一块钱复印了身份证和高中毕业证，交给一位饭店管理员。

训斥：连棒棒工都不如！

赶紧给四叔打电话求助，反被四叔痛骂一顿，令我原地不动，等他前来训斥。此间，我记得我将最后剩下的那两块钱，给了路边乞讨的一个残疾人，30元钱就此空空然。四叔来了，一下车就把我拉到路边，叉着腰逼问：“你到底想干啥子？人穷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志气！你看你这个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骨头？投降啦？吓怕啦？神经错乱啦？还是……不说话！哑巴啦？”两日的徒步劳累所积累的怨气，经四叔刺激反被激起，我横眉冷对：“我这也是为了生存！我要活命！我要吃饭！”四叔不置肯否，指着对面阴暗处直抹汗水等着帮人挑抬重物的棒棒工：“看到没有？他们！你现在连他们都不如！你吃得起那种苦吗？你丢得下你的自尊吗？你的身体有他们结实吗？你能赚几个钱？像他们那样，你做得到吗？”我猛受打击，唯有沉默。
四叔也坐了下来，埋下头去，抽出一支又一支的烟，接连吸食，直到半包烟完全抽光，才递给我20元钱，说了临走时的最后一段话：“你四叔我闯荡南北，什么人没见识过？什么事没经历过？世道炎凉，人情冷暖啊。银波，你已经成年了。从这一刻起，你已经走进了这个残酷的社会。你没有回头路，但前面的路还有千条万条等着你去走。我帮不了你啥子忙，只要你还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你就应该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回去吧，别把自己埋没了。”说完，四叔正要向出租车招手。“等一等。”我抬起久久埋下的头，“四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把我当作人才，当作知识分子。道路由我闯，命运在手心。我会记住你说的话，而且会把你说的这些话记一辈子！银波无能，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四叔与我握手道别，在那双手紧握的瞬间，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新的人生征途已经开始，已再无资格去迷茫。当出租车远去，我的心仍无法平静，想到这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那可是一个人的战争啊！
这就是当初那个从辉煌的学业顶峰，一下子跌到真实社会的我。我已深刻地明了：求知欲代替不了真知，抱负感代替不了成功，真性情代替不了充实。一个居住在偏僻山村的青年小伙子，其光荣与梦想被一丁点挫折撞击得无影无踪。这些真切的体验，只能以无尽的惭愧、无边的羞怯、无知的冲动、无度的偏激来形容。自卑、懦弱、敏感、浮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终极，犹如“鲍家街43号”乐队的摇滚歌曲《瓦解》所云：“我们这代人用青春购买着梦和灵魂，而残酷的变化将大脑洗炼殆尽。价格昂贵的虚无，日复一日的眼泪，填满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心脏！”然而，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时代、社会、制度，亦不负责，尽管这些蓄意的安排明显在剥夺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权利与选择。这里毕竟是中国，泱泱哉，却又乱糟糟，众生受虐，却又各有各的笑场。身为底层人，成本昂贵的教育并未给我带来人生命运的转折，只给了我虚荣、肤浅和机械性的聪明，而我独立人格的形成，则全是来自教育之外的苦苦寻觅以及活生生的教训。

24小时中的两个烧饼

手里捏着沾满汗液的20元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力量，我握紧拳头，沿地图一路奔走，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到达车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半，脚步沉重，浑身疲软，如临大疾。天下下起小雨，人们纷纷躲闪，几辆警车的警灯一闪一晃，某些人不断斜眼、躲避。一名妇女向我靠上前来：“小伙子，住店吗？走嘛，走嘛。”我已累得没有了力气，声音孱弱：“要最便宜的。”“十块，还可以冲凉。”我赶紧钻进旅馆，交钱领牌，冲凉入睡。
现在只朦胧记得随后来了十多个民工，房间变得更为狭窄，空气也骤然变得紧张。后来才得知，他们是五元/人，是一伙人挤着睡的，都是来抢着帮人挑货的棒棒工。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闹，我强忍着入睡，如此几个钟头。快天亮时，大家又闹了起来，我被惊醒。大家都颇落魄，我遂与他们闲聊起来，越聊越有劲，最后竟讲到一位民工被一帮富人打成重伤的事情，群情随之激愤。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勉强再睡一睡，万没想到因太过疲倦而导致误车，起床去买车票时，竟被告之“慢车刚走一分钟”，而一小时前的快车竟要24元。我囊中羞涩，只能等明天了。
我盘算着从菜园坝火车站到朱杨站的九元车费，眼下能用的只有一元钱。至于从朱杨站到我的家乡朱沱的船钱，就只能到时再想办法，要么——“到时干脆走路吧，走三、四个钟头也不怕。”我想。眼下能用的一元钱，意味着要度过漫长的24小时。我决意已定，用这一元钱买下两个烧饼，遂钻入火车站广场的“地下书城”。这辈子，我嗜书如命的习惯怕是难改，掏出纸和笔，在那浩如烟海的书城里，我一一做着记录。回想起来，那日我认真看全的书也竟有六本之多（《火与冰》、《中国刑侦１号案》、《丑陋的中国人》、《青铜时代》、《中国微型小说三百篇》，还有一本记不起名字了，是历史上《纽约时报》对晚清、民国的报道，该书对之摘录编辑而成），其它粗略浏览过的书籍、杂志和VCD、DVD也不下100种。
这当中，也遇到过因看书看得太久或因记录该书内容而被书店、书摊老板赶走的情况。第一家赶我走，我就走第二家，有时看书看昏了头，又走到赶我走的那一家，刚拿起书，就被骂道：“又是你！走走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此等落魄，真是如今收藏众多书籍却只求摆个门面者所不可想象的。包里的烧饼已然变冷，我吃得节约，等到各店、各摊都关门收摊之时，已是凌晨六点半，烧饼竟然还剩下一个半。我唯有躲在风雨飘打不了的角落，啃着烧饼，看着笔记，心中不胜喜悦，人更是不感疲倦和寂寞。看到几个来得早的擦鞋的农村妇女，也凑过去聊聊彼此的见闻，感觉这一天终于没有白白度过。最后，买上车票，顺利抵达朱杨站。在等船处巧遇亲戚，借到三元钱，顺利回到家乡——朱沱。

仿佛一切皆归平静

当时的杨银波，不知让多少亲人、朋友、同学、师长焦虑和失望，这个原本可以凭借极佳的成绩顺利进入被他们视为“高等学府”去“深造”的“孺子可教”者，却基于过于另类独特的个性，固执地选择了一条看似完全折磨自我、自毁前程的道路。那是个不平凡的暑假，所有同龄人都在不同于正常情形的心情支配下，要么等待大学新生活的到来，要么向亲友借贷昂贵的学费，要么向国家申请助学贷款，要么收拾行李远走他乡以求打工谋生，要么学点手艺，或搞泥水粉糊，或考取驾驶C照，或摆摊叫卖，或留守在家无所事事……。
而我，没有选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条路。陪伴我的，只有书籍、纸、笔，以及一条陈旧的板凳和一片阴凉的树林。日出而起，我纹丝不动地看书记录，写《惊世狂书记》、《山居遥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日没而归，我既不愤怒、也不焦虑、更不急切地自然入睡，没有失眠，没有叹息，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连60多盒音乐磁带也赠与了一位友人。其间，做饭、挑水、割草、喂猪……。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打算做什么，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我要做什么。

所谓“网络作家”

9月7日——五年前的9月7日，这一天我捏着父母汇来的800元钱，来到重庆西部城市——永川，以90元/月的最低价格租住在萱花路的“萱花旅馆”407号房间，终日游走于旅馆、书店以及文曲路当时的“常俊电脑培训班”（现已成立公司——永川常俊电脑网络信息公司）之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学习打字、文档处理、图片制作、网站建立……；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网络文学写作，学习投稿、学习写稿、学习编辑、学习互动……。至今，我尤能记得我在著名文学网站《榕树下》发表的第一篇网络小说《我像一个孤儿在这黑夜走着》，没想到竟获编辑郑重推荐，如此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戏剧，杂七杂八，应有尽有。
想必我是中国作家之中过通宵过得较多的一人，从2001年10月8日起，直到2006年2月8日，这四年零四个月至少有80%的时间我都在通宵达旦地写作，通宵时间超过12,500小时，许多文章、记录、诗歌都已尘封或消失，真正发表出来的不及五分之三。从未拥有个人电脑时的网吧包月（其间有太多与网吧讨价还价的经历），到拥有个人电脑时的ADSL电信包月，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间超过十小时，最长在线写作时间竟达52小时——超过两天两夜地连续写作！强烈的表达冲动与被压抑的表达欲望息息相关，后来更与被压制的表达环境息息相关。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模样？旅馆房间之内，床上、床下、桌上、桌下，到处都是写满文字的纸，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自己连给网吧的上网费都给不起的时候。
为了更便宜地上网，晚上11点钟我都还在网吧外面等候，寒风啸啸，双腿直抖，被冻红了的双手只能一个劲儿地搓磨、哈气、搓磨……。当时的我，只吃得起蛋炒饭，家乡人好心，多给些咸菜，就那样将就着吃下去，须知这可能是一天中两顿饭中的唯一一顿饭，更可能就是管全天的唯一一顿饭。晚上11点钟一到，我迅速钻进网吧，开始写作。当大多数人都在打游戏、看电影、聊QQ的同时，我却在做着一份完全没有一分钱收入，反而倒贴上网费和倒赔身体健康的所谓“工作”，并成为一个渐渐有了自己读者的所谓“网络作家”。
网络的虚浮，曾一度令我浮躁、浅薄和急于表现，在缺乏深厚根基的同时向众人展示的却是一个空有热情、华而不实的笑料。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再次迷失了我自己，与之相伴随的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文章水平的停止不前，焦急毛躁的心情由瞬间变化到较长时间之内。为此，我再度痛苦。眼看800元即将殆尽，还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人的那个杨银波，再次苦苦寻找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吃得起饭，只要还能在网上写作，那么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我也愿意。
事情常常出人意料，我当时几乎走遍了在萱花路、文曲路、玉屏路、渝西广场、体育馆等大大小小的网吧，由于自己没有任何网吧管理员的工作经验，被一概拦出门外。只有在一个由朋友担任网吧管理员的偏僻网吧里，朋友才让我偷偷上了13个通宵的网，在这13个通宵里，我将自己当时的长篇小说《野草疯长》打出了三分之一——近八万字。结果，这位朋友被网吧老板开除，朋友未责怪我，从当月工资中拿出65元钱，为我垫付了上网费。这段经历，至今想来辛酸不已。中断了网络，我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已成晴天霹雳。90元/月的旅馆也住不起了，只能从旅馆搬出，来到位于城郊一带的文曲村中一位叫张维清的农户家中租房，房租是70元/月。

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竟成了英语翻译。说来搞笑，竟是给一对中、德恋人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内容很简单，接电话、打电话，写信、回信，20元/次。一方是脾气暴躁的小资女人，一方是落魄不已的德国老兄，我仿佛是个传声筒，以还算将就的英文一老一实地周旋着两人之间岌岌可危的感情纽带和利益交涉。最后竟发展到此女自杀但未成功，而后又反复尝试自杀但又反复遭到阻止；而彼男则越来越情绪化，最终变成了他与这位女人——被我代替表达的“这位女人”——彼此憎恨、怒骂。看上去，就是他在骂我以及我在骂他。
如此戏剧性的事情，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罢工”了——当英文不文明起来的时候，与不文明的中文真是相差无几。事实上，当时的我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不愿意屈尊在如此荒唐的事情之中，预防“空乏其志”的危害。而另一方面，也自然感到锥入内心深处的失败感。那段时间，我经常流浪于大街小巷、山坡村落，披肩的长发在风中沙沙作响，单薄的身体在风中如柳叶飘零。那时，我常深情地哼唱着郑均的《妈妈，你还是把我带回家》、汪峰的《失败者》、《妈妈》之类——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得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地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我狂饮暴醉至天明，因为我害怕那致命的夜的清醒……”
“她说我就像粒空中的尘土，不能再和我一起飘飘荡荡。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一个美丽的结局，所以我一定会面带微笑，而内心却在深深的哭泣……”
“妈妈，我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人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像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
“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我真想是那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无数个同伴。每当那失落的感觉包围着我，我都会静静地望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是它忘记了我……”

如此这般，感触菲浅。这不是我曾经所梦想的生活，就算赢得这世界又能算些什么？巨大的失败感和无处不在的压力，每一天都在威逼着我向命运投降，并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放在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缥缈而空洞的目光，冰冷而坚硬的世事，无法改变的挚爱冲动，前途一片暗淡的摸不到边的前方……，所有这一切都在当时那颗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的心灵里搅拌着，搅拌着……。
那样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感触，刺激了我在创作上至今也无法企及的敏锐度和准确度，尤其是我当时的诗。“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驱使那些创作的，是人的内心正在被外界一一点啃噬的同时，它总试图有力地作出反抗，试图让每一次的出击都能到位，就像你为了保存最珍贵的那些东西——譬如品格或者贞操——，都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和维护那样。死亡、失业、不得志，这都是当时所能想象到的。“这就是让我迷失的那座城市”、“一滴一滴，滴成我没有脚步的血路”，这些诗句曾经在无数个傍晚和深夜在心中有声地响起。信息严重缺失，路途无人指引，前无杀手，后无救兵，这就是杨银波在当时的状态。我在浑浑之中渐渐地体会到中国社会的质地，“靠自己，一切都是靠自己”。

到湖南当流浪汉、旁听生

2002年4月的最后一天，空气中漂泊着迷朦的细雨。伴随着忧伤与饥饿，拿着当时的知名少女作家春树（春树当时已出版《残酷青春》一书）从北京汇来的1,000元助款，我第一次选择了背叛——背叛父亲的安排“去当兵”。我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准备，乘火车来到了完全没有任何朋友的湖南。这是一次纯粹的流浪，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民。到长沙站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蜷缩一团，在一根大柱下紧抱瑟瑟发抖的身体深深入睡。“这个流浪汉”，旁边响起众人的指指点点。醒来后，我再次上车，下一站到常德——大案犯罪分子张君的故乡。
在常德火车站，我询问一名摩托车司机：“常德最有名的大学在哪里？”答曰：“常德师范学院。”这是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也曾去讲学的大学。没想到，我竟能在这所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扎根七个月之久。受一帮热爱文学、音乐、法律的大学朋友帮助，我得以自由进出教室、寝室、图书馆、演出台；在各专业、各人才、各角落，我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一一涉猎。与老外交流，与朋友合演，与教授探讨，向围坐同学演说，邀请教授对话……凡此种种，我都珍惜非常。为了延长这种宝贵的求知生活，我吃着蛋炒饭和咸菜，抽着别的同学丢下的烟屁股，住着40元/月的农户瓦房（正对面是戒毒所），走着每天两趟的60分钟/趟的长路上学，写着仍然痴情不改的文章和诗歌，广交朋友，增长见闻。
没有方向指引的撰稿路数，使我的大脑神经严重麻醉。如同当时一名颇似先知先觉者的山东女士所说：“你的内心确实淤积着大量的能量，然而这些能量彼此冲突，你完全是在消耗你自己，既找不到能量的有效释放处，也找不到一个顽强的支撑点。因此，你莽撞、冲动、混乱、迷茫，无论多么大的努力，最终的结果还是回到原点，等于零。”被生活所逼，我选择了做家庭教师，去辅导一户较富农家的初三学生和另一户贫穷农家的高三学生，而自己所要求的条件，仅仅是辅导四个小时，吃一顿饭。
后来的结果表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该初三学生考入常德市重点高中，该高三学生考了近500分，终被长沙市某大学录取。我的收获是得到前者的300元酬谢费，但转眼看到为了高昂学费一筹莫展的后者，又捐出150元以作支持。而这个“后者”，正是以40元/月的价格租房给我的房东的儿子，其名郑勇，其父郑彩树。其间，我亲眼目睹了这户农家围绕着学费而发生的各种悲剧，单是三人号淘大哭就不止十次。与郑家临别时，我将当时我最宝贵的随身财产——音色纯粹的橙色木吉它——留给了1982年出生却一直称呼我“杨大哥”的郑勇。在我终于走投无路之时，受几名同学帮助，我免费住进了大学男生院寝室，并与法学系、美术系、音乐系、中文系的众多学生及校外几个乐队和乐器专卖店常相伴随。

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

小时候，爷爷杨定发教我《赠广贤文》，上有一句：“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当时未感有甚知觉，真正漂泊在外之时，这句话才显得尤有力量。如若不是我的一番经历与理想打动了诸多大学生，我当时的境遇或许只能去捡垃圾了——在湖南，我确曾捡过垃圾，后来被两位朋友看到，彼此惺惺相惜，这才得以受到帮助。寝室里，草坪上，教室里，舞台中，多少颗心灵了解到这样一个流浪儿的故事！荣辱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真情与真爱。
我感激我所遇到的所有朋友，无论酒杯是否干涸、烟卷是否熄灭、歌声是否沙哑、时间是否短促，这当中的友谊都曾是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并将永久长存下去。我曾以为，我会永远陪在他们身旁；如今已经全部离去，在人海茫茫。飘然失落的回忆，是对昔日旧友的怀念，尤其是当时法学系的大二学生刘杰。该仁兄视我如同手足，对我多有帮扶，彼此意气相投、谈笑风生、趣事不断。至今想来，刘杰也是我平生最值得记忆的患难之交之一。还有那个连姓名也想不起来的17岁的四川小伙子，他焦黄的皮肤、褴褛的衣裳，每天都烤着烧饼在校园附近沿街叫卖，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我饿得发慌、走路都打颤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救命的烧饼。
诸位读到这里，应能联想到这样一个当时的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孜孜不倦地学习、交流和写作，然而总是一无是处、处处不得志，危机时时刻刻都可能威胁到我，甚至于能要了我的命。正是这样一个我，莫名其妙却又志同道合地与众多兄弟姐妹混作一团，唱着熟悉的歌瑶，颂着原创的诗歌，或者常得欢呼一片，或者根本无人喝彩，时而疯狂，时而宁静，时而激越，时而冷清，没有固定的规律，没有固定的方向，只有瞬息万变的内心，一直都在闪烁跳跃。
基于种种无法断定的机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而我也试图进入更多人的内心，去一明究竟。那里的大学，那里的乡村，那里的诗墙，那里的战争遗迹，那些受我帮助的孩子，那些帮助我的农民，那些受我帮助的文友，那些帮助我的兄弟，许多地方都有我的足迹，许多人都有我的印象。然而，这样一个平凡人，在无法自救的同时，看似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其实残酷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其坚持而突然发生改变。一切的因果，都与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相关：今天是这个人一句话的灵机一动，明天是那篇报章一个事情的久久凝思，后天是自己望着天花板痛苦反思的某些神来之思。
那时的我，已然萌芽着异想天开的哲思、滔滔不绝的文气、积水成溪的观察、苦行僧般的调查、拍案而起的冲动、挣脱禁锢的怒放……。跌倒了又爬起，折断了又结合，彷徨之中渐至清醒，压抑之中力求解放。我说：“我要超越平凡，我要挣脱僵绳，为中国之青年争锐气，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为了找寻自我，我一天又一天地追问着“为什么而活着”，在一堂堂旁听课上，在一叠叠借来的书报里，在一次次看到的时政新闻中，在一例例演讲、聚会、对话、走访、采集中，我总在苦苦地追问着这个问题。其实，如今也有许多人同我当初一样在如此追问着，他们迷惑于生存与价值之中，走一处被碰一下，走一处又被碰一下，找不到答案——即便找到了，也对之束手无策。

只有爱，才能强大你自己

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我在那两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我在当时取得过某种成功，或者享有某种还算不错的物质资源。但是在我眼里，那却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两年，恰恰是因为这两年，我才越来越明确一个人要战胜自己有多么不易，也使自己对于以后的诸多挫折有着强大的预防和承受能力。一句话：是不公的苦难与不平的道路驱使我顽强人格的形成。尽管那样一些对自己不负责的选择，使得这当中充满了辛酸、流浪和饥饿，然而其反面意义也正在其中：那么多人的命运无人眷顾，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且无法感知外界的积极推动力时，其内心就将面临彻底的崩溃。没有爱，没有灵魂，如同行尸走肉般飘浮于世，有甚者就会挺而走险，以非常方式挽回自尊、失落和困窘，而其代价则是他人的无辜受难和社会的严重受袭。而我，已避免了这样的死路。
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已从那个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艰难地走了过来。源于艰辛生活的经验，使我更能敏感地抓住矛盾的所在，使我能够更为轻松地知道某些事情得以成型或毁灭的诱因，“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台湾伍佰语）。那些心路历程乃是如此不平坦，世道之中啊，冷暖自知，唯有自己才知道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回望我的过去，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笑着为这不寻常的人生路而哭泣，只为纪念那股巍然屹立的勇气。饿肚子不怕，也不新鲜；没钱上学不怕，更不新鲜；走独木桥不怕，更不新鲜……，一个人真正怕的，乃是在无数挫折之中丧失自我、自毁灵魂的“明哲保身”式的或“身不由己”式的抉择。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社会的结构、制度的运转、世间的美丑、人性的善恶之时，你才能站得更高更远地透析出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的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天无绝人之路”，才知道什么是“路有千条万条”。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成败、得失等一切本来就微不足道的东西看得微妙、放得干脆、消灭得彻底，而把自由、权利等最关乎价值的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视同阳光、空气和水一般必不可少。那些外在的种种掩饰与包装，永远都无法替代内在的关乎生命本质和终极需求的爱。是的，爱！也只有爱，才能真正强大你自己，并强大你周围所有的一切。只有爱，才是生命的源泉，才是人的根本。

后记：别让青春垂死，别让热血凝固

林林总总的记录和思索，一直伴随着我。我至今的基础，都是在那些七转八拐的人生盘山路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这原本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因为它曾是那么刻骨铭心地折磨着我，而我也曾那么尽心尽力地试图寻找到关卡的出口；然而，我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了这段时光（以上记录的也仅仅是一些小小片段），因为一想到这不平坦的过去，我的眼泪总要止不住地掉下来。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我因被疑杀人而被捕入狱，在大喊“冤枉！”的同时也把自己惊醒在黑漆漆的夜幕中。由此，我想到那些盘旋于四周的冤魂，那些坐穿牢底的义士，那些被森森监狱关押着的无辜的善良百姓，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自由，就被这样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夺！而我的当年，只不过基于刚入世的打击就已满纸是泪。那么，谁来为更多人的更多代价买单？谁又赔得起这些代价？
眼下，忙忙碌碌的诸多中年、青年、少年正在遭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的就业危机和人生抉择，尤其是许多被教育抛弃或者抛弃教育的贫苦学生，所要经历的就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激情很快就会被熄灭的“入世之难”。他们不但可能荒废自己的现在，也可能荒废自己的一生，为了生存，他们选择妥协，选择一条既往不咎、安于现状、不敢想象未来的道路。与我当年雷同，他们信息缺乏、本领恐慌，却要自己逼着自己去承受身体与心理都无法承载的负荷！
没有人质疑这有什么不对，甚至更多人希望这是对年轻一代的“磨练”。他们能够看到“路有千条万条”吗？路究竟在何处？更多人的体验是：能有一条活路已经不错，剩下的就不必再想改变些什么，最好将就着活下去，否则没有人为你填补难以预料的成本，连国家也不能帮到你任何忙。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他们过着或一成不变或疲惫不堪或痛不欲生的生活，眼睁睁让青春微微地垂死，眼睁睁让热血冷冷地凝固。而当年的那个我，只不过侥幸地硬撑了两年，用汗水、泪水把自己重新浸泡成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人，而后才让生命有了再次燃烧的机会。
末了，以我的一首摇滚诗《挣扎中的自我》赠与诸位共勉，该诗亦是对于本篇回忆录的高度凝结。

挣扎中的自我，
激起胸中压抑的火。
不管是否继续沉默，
都已觉醒了几多。

挣扎中的自我，
仍要放纵地高歌。
就算世事坎坷多磨，
也要真实地活着！

沧桑的脸依旧，
岁月无情地流走。
梦里回望旧山河，
滔滔江水黄昏后。

人生一场几回合，
禁不住热血淙淙流。
万水千山在心中，
尽入涩涩一口酒。

挣扎中的自我，
飞入带刺的花丛。
无论芳香有多少迷惑，
都已舍弃昨日的我。

挣扎中的自我，
扶平家国的伤痛。
即使找不到爱的影踪，
也要呼喊灵魂复活！

▓到了自我检讨的地步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7月29日

窗外是一片寂静的未来，没有一丝沁人心脾的凉风。我低垂着头，坐在坚硬的旧椅上，默默回顾着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欢乐的还是哀伤的，无论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我都寻 思得很细腻、很生动。想到自己和家人目前所过的生活，想到面对亲 友的无奈心情，我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当许多人用渴望的目光仰 望着我的同时，也有一些与我最为亲密的人正在受着无辜的伤害，由 此我曾想到一个一个地、挨家挨户地去跟他们道歉。但我现在决定： 以公开发表的方式，来接受所有人赐予我的引导、教训、谴责，以震 醒意志有些消沉、内心有些内疚、面对世事有些自责的自己。
中午，全家人喝着稀饭，就着小半碗泡豇豆，没有任何表情地吃完了 最简单然而也是近几个月最平常的一顿饭。我的回忆一下子把我带入 了苦涩的童年，如今的生活怎么再次回到了那样一个苦涩岁月之中？ 我疑惑了，我茫然了，我犹豫了：杨银波，这到底是怎么啦？我怎么 能够心安理得地让家人选择这样的生活，而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为了坚持也许早就有问题的“梦想”，舍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并同时破坏着家人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基础？我错了，我还根本没有找到 一条既能够维护自我又能够有助于社会、并且在家庭与社会之间能够 达到双赢的道路；我还没有让自己掌握好一个较为稳定的控财之道， 没有学会计算于长远的经济规划学问；我更没有办法改变亲人们在能力上的恐慌、在生产方式上的落后、在心灵上的失落与无助。
过于理想化的理想主义，已让我几乎分不清楚现实与梦想的差距。连自己的家人也救不了的我，却放开了步伐去救济几乎没有什么财富资源的贫苦大众，搞不明白这当中应当如何掌握的平衡。我的经历给了我最为脆弱的触景生情，是那些我不敢看、看不得却又经常看得到的贫困情景把我拖向了我内心深处最怕触动的同情与竭力扶助的冲动，我无法忍受对于这些苦难的逃避──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当然，我总不能把这种无私当作对自己的解脱，当作他人对自己苦衷的理解，我不能虚伪地把自己受伤的一面用自己慰藉的一面来弥补。这根本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我的受伤是内在的挫折感，而我的慰藉则是外在的成就感──但事实上，我的扶贫却是最直接、也是最落后、同时也是最无奈的办法：第一，公开；第二，捐助。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在我和朋友的努力下，获得了每年100元～800元的贫困补贴，这种补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然而，也有除了我捐助之外没有获得其它任何帮助的其他许多人。
我所接触的群体，乃是这个国家最为沉默的群体，真正的无人问津者正是他们。尽管在我苦涩的时候我会拍问自己的胸口“究竟还能撑多久”，但是他们──那些无助无力者──的微笑、问候、客气，总能暂时遮掩着我苦涩的那一面。当我耳闻目睹多少志愿者在能力、精神、意识、调查技术、传播方式等方方面面的不合格，当我知道有的公益人物背后竟是犯罪与同谋，我庆幸自己还算是一个真正融入了底层并且光明磊落的一个公益行动者。与此同时，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乃至受到非法残害的人，也正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机缘，得到了我有力的帮助。我一向认为这就是看得见的行动，是在真正用心、专心地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谁的到来，或者无论所面对的人在周围有着怎样的评价、猜疑、攻击，只要我认为这就是弱者，或者这弱者的某些处境是有其具体渊源的，那么我就会摸到底，站在弱者的一边，去呐喊、去呼吁、去行动。我热爱这片热土，热爱这里的人民──真正希望“再活五百年”的人不唯独是康熙皇帝，更有我杨银波。我珍惜我已经越来越少的生命，要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这个世界呼喊，为这个国家行使我深入苦难大众的权利。
然而，我忽略了自己也是普通人的事实，更忽略了稀饭与泡豇豆的生活带给家人带来的感受。走到如今欠债近25,000元的地步，我看到阴影下的自己乃是如此卑微。有一晚，我和一位贵州朋友一起看天上浩瀚密布的星星，朋友问：“当你专注地看着星星时，你感受到了什么？”我答：“感到自己的渺小。”朋友说：“我感到自己完全融入其中。”这不经意的一段对话，却很明显地暴露出了我性格当中的一部分：惯于比较。与过去、历史作比较，与周围、现状作比较，与虚幻、现实作比较，与理想、信仰作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我才能认识我自己；也只有在比较中，我才能认识问题、探索道路、解决问题。在高尚的背后，是底气的不足；在善良的背后，是心力的交瘁；在梦想的背后，是现实的撞击；在现实的背后，是被动的面对。我已经越来越感到倦怠，自己的内心也显得越来越模糊，整个人已有些分裂的人格与敏感的神经，隐隐感到自己的懦弱、无能与不知所措。
7月26日，在包含着“虎落平阳”四个字的写给朋友的信中，我简略叙述了我的状况──

　　“家中因接济贫困、援助学生、帮助病患中的亲友、母亲医疗、重装电线（此前线路因承受不了高电流差点发生火灾）、重购二手电脑（此前旧电脑已坏两台）、维修电脑、想尽办法在偏远山区安装宽带等，目前已总计欠债24,200元，分别欠大伯杨兴华（农民）14,200元和欠五姑杨华芝（民工）10,000元。其中，欠大伯的钱还是我的堂弟杨丰友在浙江省宁波市受工伤因我帮助所得的赔偿的一部分。堂弟回来后，在重庆已学会开车，眼下要购买二手车一辆，作为堂哥的我竟无法在他最急需经济的时候将欠款偿还一部分，我心中不好受。
　　“如今，家中现金只有12元钱。一些小的欠款约600元，如在乡村药店欠下的针药费（包括我们全家人），在兽医站欠下的小猪治疗费，在电信局欠下的电话费、宽带费，在供电局欠下的电费，以及基本的生活用品，如洗衣粉、食用油等，竟都要靠赊。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夏日炎炎，室内32度的高温持续了很久，也只能用两台破旧的小风扇和几把蒲扇来降温。由于经常停电，所以我的有些文章是赶紧在纸上打草稿，然后等电来的时 候，再走十多分钟的路，到我的工作点打上字去的。我每天都要走来回四趟路，无论下大雨、刮大风，还是大太阳，我都是这样 走着去写作的。这里太偏僻了，我是想尽了办法才在三、四里路之外找到一个能够安装宽带的地方。眼下的情势，乃是任何一笔小小的开支就要靠赊的地步。烟，只能抽假烟、差烟（1.45元／包的黄“山城”和1.85元／包的蓝“山城”），乃至有完全戒烟的冲动。父亲在务农时，肘部脱臼，痛得厉害，也拖着；母亲也常常拖着病，宁愿胃痛、头痛，也尽量不去药店。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曾晕倒过两次，也不敢到药店去。”

写下这封信，下载一些媒体资料和电子书籍，我的二手电脑突然中毒。我只能抱着电脑主机，走到满是灰尘的公路上，拦下朋友的一辆摩托车：“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下次给你这三块钱的车费，可不可以？”朋友苦笑，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走嘛。”遂到电脑维修店。重装电脑系统后，我再次央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下次给你这五块钱的维修费，可不可以？”维修店老板安慰我：“你我两个说这些干啥子？兄弟嘛。”出了店，找到另一位开摩托车的朋友，我又一次央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突然的，后面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报着电脑主机，低着头站在太阳下。倒是朋友打了个手势：“不用多说了，送你到‘新岸山’就是。”回到家中，我帮母亲做晚饭唯一的菜──炒苦瓜，锅烧辣了才发现原来又没有花生油了（胃病未愈的母亲吃不得猪油，每一次菜都得单独做）。母亲正在坡上割草，我站在山坝上大声喊叫着：“妈妈！没有花生油了！但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母亲大声回应：“那12块钱要留下来开电费！不要跟我炒菜了！我晚上就吃泡豇豆！”
一位临近广西的布依族朋友来到我家作客。我和亲人特地到爷爷的池塘用鱼网捕鱼，捕起来七斤鲶鱼、三斤草鱼。满是污泥的我，走到驻足在岸边的爷爷身旁：“爷爷，总共十斤鱼，我给你35块钱。但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等有钱了，我一定……”爷爷连连摆手：“不不不！你的经济现在都那么紧张，这个钱就不用拿了。”说罢，爷爷一陈猛烈的咳嗽，还不忘呛着声音说，“不用……拿，真的……不……用。”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不知道应欲何为。尤其是那句“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话，仿佛成了咒语，每说一次心中就会加重一丝沉重和责备。从池塘回来，奶奶说：“涨谷村有人来电话，还没挂。”我拿起话筒，对方说：“政府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杨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如同条件反射一般，我几乎不作任何顾虑地当即答应：“好的！”电话里，我简略记录下这位村民所说的问题。刚放下电话，一位居住在广州海珠区的读者打来电话：“请问，您是杨作家吗？”我说：“没错。”这位读者显得颇为兴奋：“我听朋友说起你，后来看过你很多文章。你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些被房地产商骗了的业主啊？”我再次不作任何顾虑地当即答应：“好的！”……
我跟母亲说：“妈妈，给我八块钱开来回的车费，我现在要到涨谷村去一趟。”母亲很为难：“可是收电费的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说还不交的话就要断电。最起码我要把你工作点那里的电费开一部分，跟人家好好说话……”母亲以哀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哽咽着说：“妈妈，对不起，都是儿子不中用。”晚饭后，我特地叫父亲与我一道，到村民们的田野里看看。看着一块块黄绿夹杂的稻田，我感慨地说：“稻谷快黄了，农民们就要有收获了。2,000斤稻谷，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1,000斤稻谷，就能基本养活一个三口之家。”父亲说：“但是人工呢？这当中的肥料呢？猪食呢？”路走得越远，父子俩越是走得腰酸背疼──我常常直不起来的腰又开始发痛。父亲问：“有烟吗？抽一根。”我摸了摸浑身上下，找到半截烟：“就这半根了，你抽。”父亲拿去点燃，猛吸两口，又把烟递给我：“过完瘾了，剩下的你抽吧。”遂蹲在田坎上，眯着眼睛，紧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有再说。我具体地描写这样一些琐碎的事情，是想铭记住如此阶段的点点滴滴，这一系列的困难正在一遍又一遍告诉我自己所处的真实状态。
今天下午，我正在写作一篇关于中国青少年遭到非正常侵害的极端案件的总结性文章。写到中途，我的堂弟杨丰友满头大汗地冲到我的房 间里：“哥哥，你看我就成了这个样子！”堂弟全身被汗水浸透，皮肤被玉米杆、玉米叶到处割伤，头发上、衣服上全是毛刺刺的叶渣，小腿上还留下了几块未愈的血疤。堂弟幽默地说：“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啊！哈哈！”父亲走过来凑趣：“友友，你才受多少苦？有我当年苦吗？我五岁就割牛草，12岁就筛‘鹅石板’，到成都打谷子那一年，腿上被镰刀割进去三、四公分深，流了一碗血，三个月都走不得路，还要回来挑粪、抬石头、抬预制板。你们这些青年娃儿都没受到苦啊！”堂弟擦擦汗，大叹一口气：“鬼门关我都差点进了，你说苦不苦？”接着又对我说，“哥哥，车呢，看来我是暂时买不成了。家里还有好多农活，搬玉米杆、打稻谷，起码还要热它个十多天才熬得下来。”父亲自言自语：“我也要出去找几包烟钱了。等打稻谷的时候，出去帮人打一下。但是那个滋味难受哦，抵到太阳晒，汗水扎眼睛，大家都是比手脚快、比拼得命，全身就象个火人……那种味道，简直把人整得闭气！”
此时，我刚刚吃完晚饭。今晚的菜终于比泡豇豆多出了一份──炒苦瓜，而且还很少见地加了一些肥肉。家人说：“那点肥肉都臭了，后来加了酒进去，不晓得还闻不闻得到臭味。我夹起来一闻，有点臭，但总归是肉，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喜出望外，很高兴地狼吞虎咽起来。我与家人在饭后开了个小型的家庭会，把最近每个月的开支、欠债情况从”元“具体到”角“，一点一点地细算。父亲说：”眼下的情形，我与你妈妈已经挣不到什么钱了，能够挣到烟钱都算不错，但现在农村没有什么我能挣钱的活路。爸爸我已经慢慢老了，越来越干不得重活了，全家都只能靠你了。你有多大的能耐，那要你自己才清楚。我们家的电话费、上网费、电费、烟、酒、伙食，还有杂七杂八的零用开支，这些钱平均算下来，每个月都有1,300块钱──这还不算医药费。外面欠的债已经有那么多了，相当于是你自己为了家庭之外的事情而欠下的。“母亲很为难地忍了很久，欲言又止，但终于还是说出话来：”家里的粮食快吃完了，要买粮食吃，如果为一年做准备，就要2,000多斤稻谷。半个月之内，如果买不起粮食，就只能向大哥（杨兴华）借粮食来吃。“
母亲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不反对你为群众做好事，当母亲的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我知道你是为百姓好。可你必须明白，你才23岁，你要走的道路还很长，现在连婚都没有结，今后还要干很多大事。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如果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永远也帮不完。何况，中国有那么多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们都没有你那么大的想法，而且帮人的方法跟你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实业救人，你这是施舍救人；他们能解决就业问题，而你却不能解决；他们有着比你更多的关系和更大的影响力，但你自己也仅仅能够做到见一个帮一个，而且不能彻底帮。所以，你应该拿出一个主意来，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把道路走得更宽一些。”爷爷插话：“救人须救急时无，银波啊，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见过人也很多，不是我无情无义，我觉得你帮过的一部分人还不算最应该帮助的人。说得不好听一点，你也有被利用的时候，有的人在钻你的空子。你人好，有怜悯心，有胆量说话、办事，但是人终归是有私心的。我不是说你不晓得有的人在这当中的计算和用心，而是说你的做法有些过头了，把主次、轻重都搞颠倒了。”
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言论，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细听、沉思。直到现在，我仍在陷入沉思之中。也许有不少人看到这篇文章，会有 这样的看法：“这个杨银波，把这些事情摆出来，想说明什么呢？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执意要别人看他的家丑？或者有意让别人可怜他？”更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可怜的？有电脑，还有钱上网，这比多少人都要幸福啊！”当然，也不乏肯定会严重批评我的人们：“蠢啊！说是无私，其实比谁都自私！他怎么可以牺牲亲人的利益？哦，难道是故意让人觉得这个人舍己救人？这跟政府当局的做法有什么两样？自己国家的人民都穷成那样了，还要去援助粮食给朝鲜？这叫不负责，这叫荒唐，这叫神经病！”这些话都是我能想到的，再严厉我也会接受。我此刻的行为，只是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承担相告状况的义务。虽然现状是令人沮丧的，但我还是会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不会放弃我的道义底线，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路走到了死脚，还可以退一步，换个方向或者换种方式继续走。相传著名杀人犯白宝山第一次进监狱，就是因为当年家中吃不起肉就去偷盗，但无论如何我都还走不到这一步，最起码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

▓挣扎中的奋斗与思索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8月15日

沉默当中的不沉默
当激情的笔端与跳跃的心脏随着世事一起舞动、澎湃之时，一股股莫名其妙的压力反复追击着我，为此，我罢笔半年之久。我不能忘却这半年之于我的滋味，愤怒、压抑、郁闷、沉默，在可耻的外在与可耻的销声匿迹之间，我找寻不到自己的出口。这半年，在可耻的无声无息之中，跟随着财务的紧缺、脚步的禁锢、身体的崩溃，我渐渐地忘却了自己的使命与职业道义。这半年，我把自己交给刻薄的思索、拷问和责备，从来没有这样不自由过的我，第一次认识到自由的真实含义。在看似没有框框束缚的规则之中，我却沉浸在一片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灰暗空间里。虽然我依旧明察暗访，虽然我依旧关怀着与我一样或者完全不一样的芸芸众生，但我已没有自由呼吸、自由呐喊的空间。我所做的一切，都仿佛在等待一个真正开放的机会，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我卧薪尝胆，不管今日吃着什么，不管明日飘到哪里，不管受到怎样的不公待遇，我始终坚信这一刻终将过去，并成为永不重来的泡影。
我是从做调查起家的。调查是我认识问题、探索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个习惯，使得我总是有着充分的证据意识和心理准备，在证据意识的支配下，我总想了解那些看不见的规则。为什么人民会这样生存？为什么人民会有这么多磨难？是谁，或者是什么，决定了这一切？我不但想彻底明白人民的真实状况，而且还想知道人民的内心演变。在常识、表面的更深一层，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真相的力量超过一切的言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容扭曲、掩盖，我认定我的义务就是要把事实还原回来，把这些事实放在一个时代背景和制度阴影之下，如此去观察和思考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小人物都是真实的生命存在，不管他们人格有多分裂、内心有多阴暗，只要我想知道，有了解和帮扶的冲动，我就将进行调查。调查是我考虑任何事情的第一选择，是我从事任何事情的优先的条件反射。正因为此，可以停我的笔，但停不了我的脚。事实上，在沉默的半年里，我仍然在不沉默地行走着。

选择扎根重庆的原因和目的
中国各地的发展是严重不均衡的。之所以选择调查重庆而不是其它省份，这是基于对矛盾变化的重视。重庆既古老又年轻，直辖九年来，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表面变化，与此同时，重庆人的内心也在随之飞快地变化着。急速的发展，充满了浮躁、激烈等情绪化心理，从个人到集体，从社区到整个地区人群，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明显多了些疯狂和剧烈的特征。重庆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制度化，也没有广州那样极端化和高度物化，这里千奇百怪、个性突出，从建筑风格到群体性格，从交通路线到就业方式，从地方方言到吃喝玩乐，都独具不驯之风。这是一座火辣的城市，这是一片密集的农村，这是一群想要努力挣脱自己命运的人，这里的人们坚韧、忍耐、耿直、干脆，同时也是出了名的“烂脑壳” ，点子多，弯子多，拐子多。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悲剧，也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喜剧。艰辛的生存，刻苦的拼搏，绞尽脑汁的算计和盘思，这些都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飞速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富裕，又让另一部分人贫穷，两者在各种矛盾冲突之中，断裂为不同档次的社会阶层。快速的前进，伴随着快速的崩溃，从群体事件到大案要案，从单位企业到底层农民，他们一天天地看着宏伟的工程逐渐开工，雄壮的高楼逐渐挺拔，巨大的企业逐渐运转，在表面宏图之下，更多人却生存于愤怒的挣扎、无声的叹息、可怜的恐惧之中。这里到处都是看得见的生存画像，在那些高速加油的“导弹式推进”的经济变革之余，是矛盾的激化、分化和普遍化。每一副绚丽的蓝图，都掩盖着无穷的鲜血、汗水、眼泪和哀叹，如果没有对这一层面的认识，这座城市将是极度的虚假，仿佛眼前的一切只是梦幻，梦醒后只剩下为今生后世紧张、敏感到无以复加的担忧。我选择重庆，并决意透过我的眼睛、耳朵、双手、双脚以及置于纸面的笔、置于电脑的键盘，把这些复杂尖锐的矛盾统统表达出来。此乃至为重要的信息，最起码保存着某个特殊时期的某些荒诞现实，而后把这一切交给自己、社会及当局，这就是我的明确目的。

额外负担、本职工作和休闲
看似松散其实很紧凑，看似无规律其实有主次选择，看似无主攻方向其实“面”相对集中，这是我调查写作的特点。如果不出意外，比如不亲自到外地、不亲自陪客人、不亲自帮弱者，那么我一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用于忙碌紧张的阅读和写作之中。但问题在于，我的关系网络一天天扩大，从亲属、朋友，到读者、网友，乃至扩大到一批与我完全素不相识的人及人群，我额外产生的时间负担、精力负担和经济负担，已超过我的本职工作所用。中国的许多自由撰稿人，多是“写手 ”，谈不上调查研究，明显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入世感和深度，如果再加一点 “实用性”的要求的话，那么诸多自由撰稿人也仅可称作“撰稿机器”了。据说，目前市场上有几款软件，你只要在软件中输入较详细的稿件要求，文章就会“自动产生”，并可产生不同文体，这就是“撰稿机器”的明证。严格来说，这帮人既谈不上“自由”，也说不上“撰稿”，至于“人”恐怕也很难做，所以徒有虚名者实在太多。我是决意做真正的自由撰稿人的，常关注现实案例、重大事件以及具有明显矛盾冲突的人、事、物和种种规则、秩序、制度。笔端所落的最终处，乃是弱者一边，但也并不因此过于偏废，我习惯于站在不同阶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寻求出路。
我几乎没有休闲。罢笔的半年时间里，倒是比较失意地休闲了一阵子，到处搜集影碟和下载视频，关注刑侦案件、底层记录片、电影历史，当然也包括对娱乐事件的兴趣。那时的我，喜欢看些“清宫密档”、“二战机密”、“红蜘蛛”、“家庭档案”以及记录白宝山、 张君的节目，当然也记得央视《梦想中国》里的熊汝霖、海鸣威、山野，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里的巩贺、艾梦萌、韩真真、三江姐妹组合，甚至连《快乐大本营》嘉宾郑均的一曲《私奔》也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这些信息并不如网络信息那样密集和易于归纳，但终究还是对我有所启发。一些火爆的媒体现象，要么是有意的压制行为，要么就是有意的解放行为。当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时候，媒体每一次扭曲的火爆都能告诉我人们正在如何释放内心，而这个社会的心态在媒体的投影中又有着怎样的色彩。但是，我现在连这点休闲时间也几乎没有了。身处农村的我，喜欢做些力所能及的农务和家务，收收粮食、炒炒菜，或者看望一些与我有些交情的农民、下岗工人、教师、司机和小老板，或者顶多拿起卡拉ｏｋ的话筒，不失水准地在各个聚会点演唱几首或者流行或者摇滚或者根本就是无聊透顶却朗朗上口的烂歌，这就是我如今的休闲。休闲之外，是我真实的关注与关注的真实。而最近关注的，便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和青少年。

高温下收割稻谷的底层农民
炎炎夏日，怒放的太阳似要烤干大地的最后一滴水， 39度～42度的酷热高温把这里变成了滚烫狂呼的人间蒸笼。“火炉之首”始终是“火炉之首”啊，重庆人总是感觉天气是一年比一年热，有人跑到防空洞里，有人跑到隧道里，有人跳进长江里，有人住进医院里。至于我的众多乡亲，则投身于被太阳抵着晒的干旱稻田里，经历一番辛苦耕耘、播种、施肥、灌溉、除草、杀虫，终于迎来了收割之期。四川省仪陇县那边恐怕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割，我们这里阳光强度大，收割时间比起往年也颇提前。在他们当中，有人刚到药店输了两瓶液，又马上跑到田里收割。汗水已流成线，眼睛已睁不开，耳朵都能听得见身体蒸发的细微声音。从14岁的孩子，到66岁的老人，大多数都参与到收割稻谷的行列之中。许多家庭由于缺钱，开不起人工工资，不敢请人，只能自己收割，这一忙，就要忙一周多。凌晨三点半出发，忙到中午11点半；下午四点半出发，忙到晚上11点半。一天24个小时，便有15个小时完全承担着劳动强度极大的收割任务。由于地势陡峭、交通不便，这里无法适用收割机，人们也没有那个经济承担能力，所以唯有自己用镰锯收割、自己鞭摔、自己挑抬。从前段时间收获玉米，到这段时间收割稻谷，有人晕倒，有人死亡，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干下去。平日里强壮的小伙子，被累倒在病床上，声音孱弱无比；平日里勇猛的老伯，只能对我叹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死，也要把庄稼收回来！”
有一户农家，坚持每天15个小时的持续收割，又热、又累、又拖着病，到家后又唉声叹气地做饭。全家人尽管那么辛苦，身体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但所吃的仍然只是稀饭和空心菜而已。我去拜访时，尽管对方十分乐意，但对方的声音早已被疲惫的身体拖垮，好不容易才睁起困倦的眼睛看我一眼，并用颤抖的右手轻轻一指：“请……坐。 ”他们没有钱叫帮工，今年种的稻谷特别多，涉及土地亩数也比往年多出一半，预计将耗费两周时间才能收割完毕，而目前只进行了三天的收割便已病痛殃殃、全身无力，其中两人已连续三次进药店打针、输液，耗费近200元医药费。然而，讽刺的是，他们所收割的稻谷，在市场上仅卖0.65元/斤，单是这 200 元医疗费，就可购买他们辛苦收割的300余斤稻谷，这就是成本与收获的巨大落差。有的农家怕费钱，于是就以交换活路的办法，你今天帮我收割，我明天帮你收割，这样下来，彼此之间耗费的也仅仅是伙食费而已。但即使是伙食费，一天下来也不会少于150元。我深刻地感到农村的钱与城市的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农村里的一元钱也是一个关键数字。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吃饭的习惯是让碗底干干净净，不留下哪怕一粒饭。可惜的是，多少农民一边辛苦务农，一边大肆赌博，在已几乎走投无路之时选择了疯狂投机，这一点和城市里的许多下岗工人如出一辙，实在令人顿感悲哀。这就是底层，这就是现实。

青少年的生存捷径和技能教育
一般教育与社会的脱节，技能教育的匮乏，人际关系的匮乏，就业经验的匮乏……，这一切都使得一大群按部就班的青少年被社会拒之门外，无法参与社会，因而无法获得利益的分配，更达不到最起码的公平。高昂的学费阻断了学子渴望改变命运的“学而优则有好工作”的道路，许多或优秀或不优秀的学子都被一个残酷的教育制度“唰唰唰”地成片成片地刷下来，让这群几乎什么优势资源也没有什么透明援助机制的人，在得不到没有任何政府引导、社会引导的情况下，庸庸碌碌、糊里糊涂地为了生存奔波着、痛苦着、迷茫着。要么打工，进不了厂，就打野工，找个靠山来养活自己；要么自己想办法，完全靠自己。现在有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中国越来越重视技能教育，尤其是沿海一带。比如说，现在我桌上就有我表弟梁荣华最近收到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一份让他念高中，一份来自广东育英科技学校，一份来自广东中科理工学校，后两者是直接对口就业问题的技能教育学校。梁荣华今年15岁，广东育英科技学校录取他为“物理系二年制电子与计算机应用”专业大专班正取新生，两年学费总计为5,600元，伙食费等杂费自理，入学时深圳嘉信电子（香港）集团向其发放2,000元助学金，毕业后定向分配到该单位工作；广东中科理工学校录取他为“电子电脑技术管理”专业大专班正取公费新生（学制一年），一年学制期内伙食、住宿、水电等全部杂费总计为7,720元，学费由国家负担，所谓“公费”就是指国家支付1,800元学费给大专班学生（学生另有勤工俭学工资），深圳高科（香港）电子电脑集团再向其发放2,200元助学金（亦即实际耗资5,520元/年），毕业后定向分配到该单位工作。
两所技能教育学校无论在地理位置、输入方式、输出方式，还是在梁荣华被录取的专业、助学金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从表面上看，广东中科理工学校似乎更胜一筹，一是存在“公费生”，二是存在“学生工”（工读助学），从其宣传来看，该校还曾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创新教育示范单位”（评鉴方：中华全国管理创新研究会）、“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评鉴方：中国教育家协会），其打出的口号是“绝不让一个贫困生和落榜生失学，一定能帮助贫穷生的家庭脱贫致富”，大胆提出了“全免学费助学”的新模式。我对这两所学校没有做过深入调查，但我清楚沿海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技能学校都在扮演着这种相同的角色，亦即：从内地输出最年轻的廉价劳动力（年龄在16 岁～25岁）到沿海一带。技能教育，只是这种劳动力流动当中的一个环节。你试想，一个既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凭的农村孩子，面对贫困的现象，又面临这样的诱惑，他能不去接受技能教育吗？当然，换个角度考虑，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其生命的旺盛期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多么大的利润？当这些孩子的剩余价值被剥夺殆尽之时，这些孩子有没有可能享有国家正规企业工人那样的待遇？例如在失业保障方面的问题，在再就业方面的问题，等等。可是，这些青少年有更多的捷径可走吗？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如果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们大量迷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闲散无业，却又充满危机，那么届时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呢？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啊。

另类的创业：冒险与悲剧同在
无可置疑，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可能”改变贫穷的命运，但成本与收获同样“可能”是巨大的落差。新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层，许多青少年的选择还在政策信息、就业信息、主流群体之外徘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在学生道路和打工行列当中循规蹈矩地行走，即使接受了技能教育，也始终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在长期受制于人、不由自主的压力下，在长期学习经验、观察行情的动力下，不少人也想到了创业，哪怕是开一个面馆、开一个维修店、开一辆车那么小的梦想，也终究是可以相对自主的创业。我眼前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年仅18岁的堂弟杨丰友，包括学费、伙食费、零用钱在内，总共花费3,000余元，在重庆某知名驾校成功考取了驾驶证ｃ照。有的读者可能看过我写的《少年民工杨丰友纪实报告》，知道这个孩子所经历的超出一般同龄人承受能力的坎坎坷坷。现在他可以开车了，但正如他说“问题一波刚过，一波又来”那样，他要创业，谈何容易？当他的同龄人正准备上大学一年级，或者老老实实在工厂、工地打工挣钱之时，没有任何人细心指点的他却决定以车谋生。他的这个决定，遭到除了我之外家族里所有人的批评、否定、蔑视和奚落，一是考虑到今后的人身安全，二是考虑到成本的巨大，三是考虑到他本身能力和经验的严重缺乏。我的这位兄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逆水行舟，坚定了理想就勇往直前，任何牺牲都似已在所不惜。
杨丰友要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超难度地完成三件事情。第一，他要和家人一起收割稻谷，直至完毕；第二，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购买一辆不高于1.4万元、手续齐备并彻底过户的“二手”运输车；第三，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货品（例如静电纸）的大量买主——尤其是长期合作的买主。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少年，也几乎没有什么有实力的关系人缘，无非只是打过三、四年的工，只是在野外搞搞建筑、在工厂搞搞维修，对这个社会的各方面信息 —— 尤其是就业信息 —— 还知之甚少。且不说他能不能买上车，且不说他买了车之后能不能承担每月千元左右的油费、规费等杂费以及某些突发事故的赔偿和惩处责任，且不说他能不能承担买货品的成本和能不能平顺地收到销售现金，且不说如何向别人推销自己（他甚至连个手机和固定工作点也没有），就说一点：他如何能够让那些大大小小的学校、企业、机构、组织、团体、个体老板等采购员去购买他的货品？在这条充满残酷竞争的道路上，他会不会因为不懂行规而冒犯了其他人？又将如何摆平这些矛盾？这个18岁的少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把这种赚取货品差价的创业路数想个彻底明白，很多细节都还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会说：“哇，他才只有18岁啊！”然而，这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这种早期不安分的心理恰恰是许多成功者或失败者非常重要的创业基础。这群人无人指引，全靠自己的努力，要么奇迹般地成功，要么头破血流地失败。在躁动不安的社会变动之中，他们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冒险与悲剧。

我的未来道路：让生命达到圆满
坦率说，我也深感自己的本领恐慌。本领恐慌起码容易导致三个问题产生：第一，资源随时都有短缺的可能，容易陷于停止不前、原地转圈的情况；第二，隔行如隔山，无法深入捕捉本职工作之外的其它细节问题，在价值判断、判断标准、判断角度上容易偏颇；第三，容易将自己也没想清楚的判断和策划放之于许多技术性很强、环节错综复杂的事情之中，导致根本路线的错误。为此，我总是不断学习那些与我的本职工作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了解那些从来没触碰过的领域和矛盾，调查那些超出常识、常态和常规的事情与差异，把自己放逐于更多陌生的但事实上非常重要的点、面、线、体上。从这个层面上讲，没有什么东西有高低之分，只有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深入与不深入之分。我不管什么分工不分工，不管什么专攻不专攻，在我眼中，只有未知与已知的比较。一个人的一生是相当有限的，但有限的一生却可以放逐在辽阔无边、永无止境的万事万物万思之中。我希望以广博的认知去帮助这个国家如我一样平凡的人，也希望在种种互动之中实践我的使命，生命可以在无穷的奋斗与思索之中达到圆满。这就是我的打算，也是我的未来道路。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后代也能延续这条道路，且不管其从事什么职业、主攻何等领域。

▓真相是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

来源：新京报 作者：白烁

宁愿把疫情想得更糟更坏，也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这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因此，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给大众，或许是抵御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

当猪流感在全球蔓延时，世界并没有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病毒，而是当作检验政府效率、展示媒体责任、回顾历史文化、普及科学常识的社会运动。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的总裁在安慰乘客时说，你们一点儿都不用害怕猪流感，那种病只会感染亚洲和墨西哥贫民窟里的人。这显然超出了病毒防御和医学常识，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倾向，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欧盟卫生专员说应该把猪流感重新命名为“新流感”，以免影响猪肉产业，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嘲讽。

这些只是猪流感诱发的社会病，嬉笑怒骂中不乏严肃的思考。而在如何预防猪流感蔓延上，很多国家的政府行为的确可圈可点。

古巴是第一个果断停飞往返于墨西哥航班的国家，这样才能与重灾区实现“真正的隔离”；美国，奥巴马总统在获知美国有猪流感确诊病例后，立刻请求国会追加15亿美元，防止病毒扩散，在洛杉矶市两人死亡后，加利福尼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调查死亡与猪流感是否关联；英国政府快速印刷关于猪流感的预防指南，每个家庭都会在几天后收到，卫生部紧急订购了几百万个口罩，准备迎接“难以预料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把警戒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现在又调高到5级。

宁愿把疫情想得更糟更坏，也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这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稍远的有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在美国和欧洲造成了5000万人以上的死亡。稍近的则有英国的“疯牛病”，掩饰的结果是英国牛肉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从75％下降到人见人怕。再后来，口蹄疫暴发，英国痛定思痛，在几天内烧掉了疫区所有的牛羊。这次猪流感已夺走上百人的生命，谁敢大意？

再来看媒体的表现。当墨西哥传出猪流感致人死亡的消息后，欧美各类媒体的第一反应是向观众说明啥叫“猪流感”，有哪些症状，如何预防，细节到要医生到你家诊断，而不要跑到医院诊断，以防传染。之后便不断追问政府“准备得怎样？”促使政府部门加快应急措施，并且从经济、社会、旅行等方面阐释猪流感的种种危害，让全体国民承担起公民责任。

现在，美国已出现第一例死亡事件，政府、医疗机构和媒体的注意力便转向疫苗上。他们承认，现在已有了疫苗，但安全性还不能确保。估计到明年一月全美的人才能都打上预防针，而欧盟也发出“不要到美国”的警告。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给大众，或许是抵御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

▓房价涨跌是利益集团的争吵

来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马光远

关于中国房价走势预测俨然回到战国时代，地产界、学界、媒体、民间都加入了混乱不堪的战团，看涨者和看空者各执一词，言辞凿凿。毋庸讳言，对于资产价格的判断，历来都分歧重重，中外莫不如是，加之中国房地产本身利益博弈之复杂空前绝后，使得对房价的预测大多没有脱离“屁股决定脑袋”之思维范式。

比如，任志强最近关于“房价基本没涨”，关于地价才是房价高涨的根源的言论显然是自说自话，利益倾向昭然若揭。同样，民众对于任何唱多房价的言论都无一例外的拍砖，亦是利益使然，“民愤”并不代表房价的真实走向。一个残酷的例子就是，从2005年开始就大喊中国房价要大跌的某学者尽管深受民众拥戴，但事实证明他的误判不知道害了多少那个时候听了他的话没有买房的民众。而一些公然力挺房价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诸如“买房就是爱国”，“同居创造刚性需求”等毫无学术内涵的说辞，更是难逃公正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美誉度和公信力尚佳，实力雄厚，脱离利益桎梏的权威机构和专家站出来，对房价未来的走势能够以公正和学术的立场进行预判，改变房地产市场的话语权完全被开发商或者被视为“房托”的一些人所占领，无论对于政府正确决策，还是民众探求真相，乃至于经济发展的大局都不无好处。然而，最近北京市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关于房地产蓝皮书，却给我以另外一种沉重感，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对房价做出了大相径庭的预测结论，更令人不解的是，笔者发现，北京市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系列蓝皮书，对房价未来的预判更是五花八门，矛盾百出，但都分别打着“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的旗号。

先看北京社科院蓝皮书的预测。3月31日，北京市社科院发布了包括《北京社会发展报告》等四本蓝皮书。其中提到，在空置面积增加、保障性住房入市等四大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北京房价将真正开始下降。依然是这些人，在一年前发布的系列蓝皮书对房价却又是截然不同的结论：2008年3月北京市社科院发布的《北京蓝皮书》中的《经济蓝皮书》认为，影响北京房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庞大的需求和购买力，新房投放和二手房释放量，居民预期收入的增加，城市住房用地的有限性等。奥运会后决定北京房价的主要因素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北京的房价不会下降，北京房市不会出现拐点。而搞笑的是，其《社会蓝皮书》却坚持认为，北京商品房价格止涨回落的“拐点”必将来临。

如果说北京市社科院对房价预测的这种自相矛盾，因为年份不同，况且其影响力并不大，尚情有可原的话，而作为代表中国社科最高水平的中国社科院，其蓝皮书关于房价预测的矛盾则更令人无所适从：

2008年12月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认为：2009年将延续2008年房市的低迷，需求方短期内难以走出观望，开发企业会迎来一轮“洗牌”，供需双方作用下，短期内房价进一步回调已成定局，房地产将步入较长调整期。考虑到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历来的权威性和声誉，这个判断一直被视为中国社科院官方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而被诸多机构广泛应用，中国社科院对此从来都没有异议。

2009年4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首部《商业蓝皮书》延续了经济蓝皮书关于房价走势的观点，认为房地产业的萧条在今年也难以改观。

奇怪的是，2009年4月23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房地产蓝皮书》却颠覆了以上两本蓝皮书对房地产市场判断的基本基调，更颠覆了自己前两年对房价虚高、房地产存在泡沫的判断，而认为房价出现深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房市下半年可能出现回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个《房地产蓝皮书》，去年坚持认为，200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不具有整体走熊的条件，中国房价出现下降的拐点的可能性不大。

同样是蓝皮书，同样打着“社科院”的旗号，对房价走势的预测却大相径庭，即使是同一个《房地产蓝皮书》，也和自己打架，前几年说有泡沫，去年不承认有拐点，今年却逆市又轻言复苏。作为中国社科领域的最高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如此混乱，自摆乌龙，不仅民众一头雾水，恐怕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将这样自相矛盾的结果，打着社科院的旗号发布，并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的依据，实在有点滑稽，更是有损社科院的声誉，我们想问：究竟那一本蓝皮书代表社科院的立场？

实事求是而言，中国社科院作为高层指定的中央智囊团和思想库，对中国的很多重大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社科院系列蓝皮书刚刚推出的时候，是权威性是得到公认的，特别是《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更是代表了社科院的学术水平，的确可以毫无愧色的前面打上“中国社科院”的旗号，其完全被视为中国社科院官方的声音和学术精品，则没有任何异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等少数报告仍然秉承了中国社科院一贯严谨的学风和学术立场之外，随着“蓝皮书”系列的泛滥，各种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蜂拥而出，社科院蓝皮书由学术精品完全沦落为出版的盛宴。很多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内容粗制滥造，和能够代表社科院真正水平的严肃报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拿引起争议的《房地产蓝皮书》而言，既没有集合社科院在这方面的大多数权威的意见，更没有社科院内部对这个报告的研讨，充其量只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几位研究人员的个人看法，但一旦穿着社科院的马甲出来，俨然成了社科院的官方判断，其权威性一下不可忽视。

如果这个《房地产蓝皮书》代表社科院，那《经济蓝皮书》和《商业蓝皮书》不同观点又是代表谁？在引发争议的情况下，又没见任何一个社科院的负责人出来予以澄清，长期以往，不仅误导民众，更损害社科院自身的声誉。笔者强烈建议中国社科院对各种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进行治理，明确哪些“蓝皮书”代表社科院，那些“蓝皮书”是山寨版的假冒伪劣，以维护社科院的声誉，避免这些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成为学术腐败和寻租的新阵地，为利益集团提供新的代言阵地，以正学风。

▓城市管理需要民本的立场和智慧

作者：周东飞 来源：潇湘晨报

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将对已执行11年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进行修订，该条例的《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在不影响市容交通的前提下，方便群众生活允许各类摊点在规定地段规定时间经营”的条款。按照这一思路，南京将陆续接受早餐摊、夜排档、修旧摊、书报亭等四大类摊点的申报，为1万多个“规范 ”后的摊点发临时摆摊许可。（4月29日《现代快报》）

城市的整洁和秩序并不是纯粹的“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仅从市民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出行和生活不受无序的占道经营所干扰。但是凡事总有一个度的问题，“越过真理所到达的就有可能是谬误”。城市管理也是一样，如果超出了公共秩序和市民合法利益的限度，机械地去要求城市的美丽、气派、现代，不分时段、区位地彻底禁绝小商小贩，很可能就走到了初衷的背面。且不说这种公共管理的合理合法性，仅从市民的角度出发，他们也需要就近方便的早餐摊、丰富实惠的夜排档，更不用说居家生活须臾难离的修理摊、书报亭，城市管理过度的“洁癖”反倒会产生扰民的副效应。此次南京为摊贩开禁冠之以“方便群众生活 ”的理由，其实并不是一种虚情假意。

显然，摊贩将是开禁的直接受益者。从主观上讲，他们并不是城市管理秩序的蓄意破坏者，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自食其力，想要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为家庭挣得生活所需。无论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完善和健全，这种积极进取的努力原本都应当得到鼓励。何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的保障水平还处在较低的层次，部分民众自谋生路获得经济上的自主和自助，实质上也是替政府和社会分忧。那种彻底杜绝小商小贩的偏执举动，看似达成了城市管理的目标，其实却充满了危险。一方面，因此失去谋生门路的群体势必对社会的安定形成隐性压力。另一方面，执法过程中摊贩与城管的直接对抗屡屡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给小摊小贩留条路，也是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

南京此次以修改地方法规的方式为摆摊设点开禁，背后所蕴含的是一种民本的立场。无论从市民的利益还是摊贩的诉求出发，现行的城市管理思路都有作出调适的必要。事实上，这种调适也正在成为一种悄然前行的趋势。2006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乌鲁木齐以小商小贩为“宝”的城市管理理念。靠着这种低成本的创业就业渠道，乌鲁木齐每三天诞生一个新个体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了GDP的59%，在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2007年初，上海宣布将不再对马路摊贩一律封杀，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以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也提出了《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引起广泛关注。

几乎在所有的探索和建议之中，对于流动摊贩的解禁都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这也说明，保证城市秩序和允许摊贩经营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关系。保证必要的城市秩序不需要一律封杀小商小贩，同样解禁便民摊点也不意味着放弃城市管理。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个良性的平衡，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南京准备实行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上海所前置的“必经市民同意”原则，乌鲁木齐在重视厚爱同时辅以更严格的监管，都可以看作管理智慧的体现。有民本的立场在，必有足够的智慧相伴随行。一切利民惠民的善意举措，都会得到民间最大限度的合作与回应，其中也包括智慧的迸发与汇集。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作者: 梁红
来源：南方周末

■指点宏观
由中国过去四个月里什么东西热？房、车、股！这是走向危机的经济会有的表现吗？这是经济在二次探底衰退时的情况吗？这是一个没有内需国家的表现吗？
市场现在可能主要关心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见底？二是接下来经济表现会是L形、W形、V形，还是U形？三是经济反弹和企稳是好事还是坏事，中长期能否持续？
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见底，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经济谷底大概出现在去年 12月中旬。现在经济呈现斜率大于 45度角的V形反弹态势。短期内可能开始担心通胀，长期看银行系统中一些值得担心的问题开始显现。
从股市、债市这两个投资者真金白银投资的地方看，A股涨了，债券市场的信用利差也缩减非常快——大家已经开始担心央行要抽流动性了。从市场给出的信息看，我们绝对不是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中，也没有下一次探底和第二波金融风暴的迹象。一幅牛市的图景是非常清楚的：A股自年初以来上涨30.7%，涨幅居全球之首，开户数也在增加，而A股里大盘股、蓝筹股是跑输大市的，这正是过去牛市的特征。
股市表现是流动性的泡沫，还是有基本面支持？长期来看A股的股指还是合理的，现在还不能判断这就是泡沫。因为前面的底很深，中国经济反弹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强，现在华尔街的分析专家开始往上调中国的GDP增长。
我的判断是股市与债市背后有非常强的基本面支撑，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回暖速度正在加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货币信贷，这也是过去中国宏观经济历史运行中惟一被证明具有先行指数含义的变量。在经济上行时货币信贷反映市场中银行愿意贷款、企业愿意借钱。现在货币信贷正是一个急剧上升的V形。这个V在中国近三十年历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1993-1994年——基本上中国经济在一年之内从通缩变得非常热，而当年中国既没有巨额出口拉动也没有房地产，靠的是地方基础建设和老百姓消费。
除了1997年之后到2001年这段，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都在跟内需过热、通货膨胀、资源瓶颈、贸易逆差做斗争。中国是有内需的，过去只是有一根绳子拴着，把这个绳子解开以后，内需这样快速大规模的恢复令人吃惊。
票据融资在信用扩张时非常重要，在宏观调控时票据融资最先下降，中长期贷款比例会上升。票据融资利差不到50个基点，而中长期贷款利差是300个基点。银行采取票据融资是因为对宏观形势不清楚。当银行知道企业不会破产后，就会转向利率更高的中长期贷款。对于企业，如果未来没有通缩风险，今天5%的贷款利率就非常低，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会有越来越多人感到它太低了。
中国过去四个月里什么东西热？房、车、股！这是走向经济危机的经济会有的表现吗？这是经济在二次探底的衰退时的情况吗？这是一个没有内需国家的表现吗？
在许多人还在谈论二次见底二次金融风暴的时候，美国的数字也开始表现出一些见底的意思，至少两条腿开始找到地面了，欧洲也开始也有见底的迹象。而中国，一季度，在出口负20%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速。往前看，欧美不往下拽我们了，再加上货币信贷还在以一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往上冲，二三季度的数字会跑得非常快，大家能够感受到企业的春天。
但是所有V形都不可能永久持续，货币信贷这样的速度肯定不可持续，问题是它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方式，变平滑还是往下？很难想象，现在可以靠银行、企业自律的办法让它很快平滑下来，中国历史上信贷周期的结束从来没有靠过银行和企业的自律，从来都是靠信贷额度、宏观调控、政策指导实现的。调整越早振荡越小，调整越晚振荡越大。今年前三个月贷出4.6万亿，剩下时间即使每个月贷500亿，全年也有9万亿，全年信贷将增长30%，不但今年下半年经济很热，明年上半年经济也很热。所有觉得通货膨胀不会来的预期会以同样快的速度被证明是错的。
那么怎么调下来，什么时候速度放慢一点，这是短期之内市场最担心的事情。
许多朋友说经济危机百年不遇，怎么这么快就给拽回来了，还没过瘾呢。这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究竟哪里失衡？过去的一系列出口政策使得中国不但过度依赖外需，而且在内需头上加了一个巨大枷锁，几乎每年实行一次宏观调控和信贷压制。中国实际上有很强内需。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投资过剩，一个原因是投资和消费概念混淆。买房子是投资还是消费？1998年房改之后，把房子这一块划入投资而不是消费，中国的消费率就开始下降。中国2000年以前没有房地产，一旦划过来就会影响对整体形势的判断。
中国过去几年外需挤出了内需，应该放开消费、放开投资让出口自己下去，过去是希望自己主动调，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期，现在外需硬着陆，在某种意义上迫使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把压在内需身上的枷锁拿开。拿开之后中国企业的回报率还是蛮高的，2002-2007年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急剧上升，这些投资现在相对过剩，过剩时间还要持续一段，但非贸易品部门包括基建、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还远远不足。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是美国的零头，积累资本继续投资本身不是问题，中国资本化的道路还非常长。
经济周期短期调整只能靠投资拉动。但从中长期看，企业杠杆率会大规模增加。如果仅仅依靠银行系统提高企业杠杆率，今年贷出9万亿，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有大量储蓄，但股本融资非常少，政策上需要考虑如何让民间资本更有效地进入国内投资中去。
什么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是时候给它做一个定义了。中国经济保八，一个月5000亿，一年6万亿贷款足够了。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要对“适度”进行量化。市场中的人只能跟着感觉看数字，市场可能会低估中国的消费能力和需求，而高估某些产能。意外可能会出现在大家都没想过的地方。

▓我从儿子那里认识到中西教育的最大差别

作者：杨恒均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怀念死者——纪念回乡一周年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0月15日

这是回到家乡的一周年纪念。亲人们说：“银波，你又老了一头了。”
这一年，是坎坷、辛酸但仍不失激情与理想的不平凡的一年。劳工、贫农、学生、办馆、调查、写作、网赚，我的文字，我的歌声，我的足迹，我的眼泪，我的病痛，我的太多太多的一切，全都熔化在这一年之中。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知道这种坚持就像是破晓前的黎明。在深蓝色的夜空，盘旋着我俯瞰人世间的一切悲悯眼光。我为我自己收获着苦难意识之中永不淡忘的真爱、真情、真感动，以及奋力于真理的刻苦与勤劳。
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束，我的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这被汗水浸泡了太久的近乎死寂的大地，需要我的生机，需要我的热血，需要我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为被遮盖、被抛弃、被边缘的人们道出我的关注。我想像着在琳琅满目的书籍、浑浑噩噩的乡村、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永远像这一年一样，走得那样坚定和不惜代价。
不愿意向懦弱投降的我，那敏感的神经在一阵阵跳动。天空之下，有我对自己的支撑。我忘却了疲倦，释放着能量，忍受住了苦涩、磨难和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压力。有人说：“杨先生，回去之后你变了，像是在囚禁自己。”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在囚禁之中，我一直在挣脱。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周年纪念文章，因为它涵盖了太多的层面，容纳了太多的人物，记述了太多的状况，装载了太多的情感。我回想着当轮船在长江靠岸的那一瞬间，与工伤后刚刚康复的堂弟杨丰友深深拥抱的那一瞬间，走在阔别多年的故乡道路的那一幕幕，面对每个曾经熟悉的亲人朋友的那一些充满感动的画面，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段新的人生旅途。
在这里，我没有忘记一直望着外面的世界，敏锐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快要被历史带入尘埃的痛楚。我想到了这一段重要的当代史为何没有人来记录，我想到了快要死去的人们为何不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得到一丝慰籍。中国啊，你这个被挟持的国家，请给我一点时间，再让我的生命多留存一些于世上吧，我要植入这混乱的世道，让血液像一场倾盆大雨，冲刷着这僵固的体制、冻结的梦想、麻木的神情。
这一年，一个个曾经熟悉的亲人、朋友、老乡纷纷去世，我所参加的丧礼超出了我的承受程度。在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都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曾经与他们深刻地翻阅着他们血迹斑斑、泪水涟涟的历史。恐怕没有人比我对他们关注得更多，因为他们是被忘却的一部分人，是这个国家从来也没有过发言权的一部分人。
在我的面前，他们有呐喊、有控诉，有声嘶力竭的一幕，也有微弱叹息的瞬间。如今，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了曾经令他们如此痛苦的这个状况，以及离开了再次呐喊、控诉的机会。他们死去了，永远地死去了，有的坟墓已经长出茂盛的青草，有的棺材才刚刚第一次装入他们尸骨未寒的身体。就在此刻，哀乐也响在不远处，向我声声传来……
在死者生前曾被我深入调查的人当中：有一位叫陈永德，系1915年出生的瘫痪在床、全身浮肿的老人，死前居住于本镇新岸山村七组；有一位叫罗安富，系1916年12月15日出生的瘫痪在床16年的盲人，死前居住于涨谷村一组；有一位叫吴银清，系1928年出生的食道癌患者，死前居住于汉东村一组；有一位叫罗永成，系1945年八月初三出生的聋哑残疾人、肺癌患者，死前居住于涨谷村四宝三组；有一位叫詹贞全，系1961年1月16日出生的退伍军人，死前居住于新岸山村11组……。
这一年，我参加了太多的丧礼。比如：新岸山村11组的李福超、冉国英，新岸山村12组的丞三友、赵海云，新岸山村三组的樊升成、唐庆忠、陈麻子，新岸山村四组的任德云，新岸山村四坊一组的李方泽，水渡村二组的杨定文……。一年之内，我起码已参加30次丧礼。
这是一群我所熟悉的人。有段时间他们纷纷辞世，一个挨着一个，以至于竟是走完这家又赶紧奔波到另一家。祭文没少做，礼节也没少做，那些给我郑重“半跪”行礼的死者家属，那些在风中飘摇的白旗，以及那一声声从音响里放出来的“哭巴佬”，哭爹、哭妈、哭儿、苦女、苦嫂、哭媳……。那凄惨的声音环绕全镇及长江对岸。这一切，我刻骨铭心。
有时去世的人多了、紧了，更像“赌哭”似的，把音响的声音调到最大，所有人都会注意到这哭声里的凄悲。然而，更凄悲的，在我看来还不是这音响里的声音，而是他们生前的某些磨难。我甚至开始厌倦、反感这种带有虚假性质和形式主义的丧礼，那些哭闹的亲人在生前对死者乃是何等的虐待、不尊重和厌弃，死者在生前又真正能够享有多少同情与爱护呢？
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许多人想到的往往不是发自内心的缅怀，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平台或者这样的习惯。顶多，他们会请来道士，或者请来搞乡俗文艺的“灯甲戏”班子，请他们代替自己。但就连这样的场合也虚伪得很，死者家属最怕的是金钱上的问题，而不是真正地想跪在那个台子上，让下面的人与他们一起体会失去亲人后的悲痛。
前去探望的人也很痛苦，普遍的贫穷使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亲钱又出来了”。兜里没钱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敢去探望死者，不敢参加丧礼。只不过，仍有一种传统是令人感动的，每当有人去世，则同村同组的人或者临近村落的人，只要年龄在18岁以上，都喜欢去死者家中帮忙，为他们搬桌子、搬凳子、端盘子、招呼客人，做这样、做那样，这些帮忙的人除了吸烟者要一、两包烟之外，其余的一概不要任何报酬。
他们说：“今天别人家有事，如果你不帮别人，那么假如我们家也有事，谁来帮我们？”在这种互助的习惯中，大家忘记了平时的隔阂，忘记了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分散，异于平常地高度组织在一起。婚、丧、礼、葬、生等，是农民们罕见的组织机会。除此以外，他们只能各顾各的生存，各顾各的快乐与痛苦。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些传统的改变，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无论是内容的还是形式的。在保守的思想下，人们即使自身不愿意，也必须跟着传统走。他们依然请着道士，依然在贫穷时靠积蓄或靠借钱来操办事情。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在想着自己的责任可能减少到几分，而不是真正去想要怎样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对于今后长远路途的某种启示。
我曾参加过这样一次丧礼：我带领着家族成员走到一户死者人家，拿着花圈与人民币，送到记帐者面前。然后，走到道士那里，亲自提起笔写上祭文，交上几块钱。等到次日凌晨两点，被死者亲属从梦中叫醒，然后跪在灵堂与装着尸体的棺材面前，念着自己写的祭文。念罢，屋外鞭炮响起，我起身向死者鞠上三躬。即使是这最简单的由自己主宰的礼节，在本地也几乎是没有的，我是第一次这样做。
平常里，人们只能按部就班地接受着那些他们一直都搞不懂的“升仙”、“超度”，在五六个不眠之夜里，麻木而规矩地继承着传统。人们没有更多地去关注死者生前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死者家属应有的责任。人们统统回避了，把死者的死亡仅仅当作单纯的事情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具有某种教育意义的事情来办。那些刚刚结束丧礼的家属，常常如同“解放”了一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的变化：父亲死了，尽管在丧礼上哭得那样死去活来，但是对活着的母亲仍然是百般虐待。
这些死者，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无人关注，在死亡的时候才被提起和重视，但那也仅仅止于“仪式”般的所谓“重视”，而不是真正地如同人文关怀那样去追跟溯源，去反思自己的责任，去忏悔自己曾有的罪过。这一切都消失了，人们是那样地匆忙，已经忘了安安静静地冷却下来，回想自己曾有的一切过错。这种没有省思力的习惯，使得许多悲剧性的事情一再发生。
我清楚地记得，瘫痪在床的李福超在死之前，她的电热毯就是被自己的儿子亲自拔掉的，真的是活生生地被冻死；冉国英在死之前，一直忙碌不堪，她为她的儿子、儿媳当打工人，而且还要由自己来求生存，在浙江的宁波市街道到处去卖“豆花”……。还是我的父亲说得对：“人啊，就这样走了，也没留下什么东西，没有人继承他们的遗志，顶多有人说一句‘这个人以前还很恭敬，不乱说话’，就完了。最恼火的是，那些披麻戴孝的人，有多少是干干净净的？有多少是真正对得起死者的？”
这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其生命的结束仿佛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尘封，实在是可惜的事情。我深深地感到人们已经忘记了太多最根本的东西，找寻不到自己心灵的真实存在，那业已被虚假的一切包裹太久的心脏，已经忘记了有触动的激烈跳跃。我是亲眼见过百岁老人过寿的，五代同堂，所有人都挤拢去围观，腰鼓队表演了整整一天，就连政府官员也被不情愿地拉去祝寿。在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到生命的可贵。然而，我也见过太多瘫痪在床的老人，有的甚至是得了重病的孤寡老人。
我太清醒地知道，许多死者的死亡都是“等死”的结果。他们无钱医治，只能等待“自然死亡”，年迈而又需要赡养的父母反而成为亲人眼中的负担，而不是一个又一个亟待抢救的病患者。黑龙江省鸡西市有一位民营公司的董事长，他花了十万元，组织三个分队用50天时间对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67%的农村老人吃不起药，86%的农村老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85%的农村老人自己干农活，45.3%的农村老人与儿女分居，5%的农村老人三餐不饱，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这个话题被扩大了，也许是因为我实在见识了太多的底层悲剧，看到悲剧中的这一层被恶化得太严厉，心有不快。我能做的，就是针对那些死者死后留下的问题，再做考虑和行动。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死者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严重。
在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念起我的朋友——辽宁自由诗人杨春光。一年了，春光兄在另一个世界快乐吗？他的遗孀蔡东梅和儿子杨天伦的生活还过得去吗？还有刘宾雁，还有赵紫阳，还有太多太多的身体已与世界告别、但精神却还在发光的人，还有更多更多的有灵魂的、大写的、可能永远一去不复返的人，我想念他们。
在这一刻，我竟然也觉得自己的确老了一些。止不住眼线模糊，眼眶湿润，一股辛酸的味道从心灵深处猛烈冲击而来……

▓杨银波一直努力着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1月13日

此时正值农忙时节，我亦深深体验着到山坡、平地收割着红苕藤。弯腰驼背地拿镰刀收割着猪食，百斤的红苕藤死死地压在背兜里，背负行走四里多路，这样来来去去、停停留留，已不觉时光竟过得如此快。写完本文，我这样一个作家又要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四里之外收割红苕藤，忙至天将黑尽为止。在田间，我愿听闻底层民众的喜与乐，唱着山歌或者吃着柚子，大家一起来分享农作物的收获，想想下一步是应培育一个兔场或者种六亩多田的稻谷……。总之，这里就是农村，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不仅因为这里的自然风光、清新空气、新鲜蔬菜或者自给自足、纯朴实在、底层冲动，最重要的是因为这里与我有着太深的感情。那些逼真的生活状态，无论喜或悲，无论累或苦，都让人从心底生出一种力求真实的品格，训练出坚韧、顽强、耿直的习性。
到我这里来的远方朋友常常慕名而至，我的那些一脸冷酷、焦虑或者茫然的同学、师长、旧交也要来看看我这里究竟如何。我仿佛一个导游，一个用证据来活生生地举证的导游，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我可绝不想做一个把什么都置身事外的人，更不想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或山居隐士，那些快要把自己的处境与现实困境剥离开的人实在已经很难找到自身之外更大的体会领域。我没有服从任何势力的命令，去搞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是要扎根在这里，用眼睛都能看得见的希望或罪恶，来见证发生过的一切，绝不允许自我欺骗以及欺骗任何人。
面对如此原始的生产力，我总想着搜寻一些有用的机器、肥料、种子以及维护技术，甚至想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把这原始的一切步入潮流之一环。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大众品格和大众意识，我更希望用更多的办法来改善一些。有太多人已经丧失了自信，话语间除了抱怨与经历挫折之后的那种无奈来填充自己的每日每夜，失掉了自己的底线，快要崩溃的“什么都不信”的固执已经把他们局限了太多。我不能重复这样的命运，不能没有“想吃下好大一片天空”的理想。当我们参照他者竟那样无地自容的一刻，已经快要忘却自己的实力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入研究和大众关怀，恐怕今后还会更糟。我只能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并让人们懂得向善与向上。
那一张张仿佛被痛苦刺到了神经和血液的脸和眼神，总在我的面前排徊，像一个又一个噩梦，挥散不去。一年了，我回来整整一年了，这些脸和眼神非但没有消失，并且有着延伸至更长时间的迹象，使我异常紧张。人人都在骂官，人人都在骂有钱人，人人都在骂自己，骂来骂去，没有谁是有能量的。骨子里的无奈和现实的厄困交织在一起，让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仿佛没有救治的可能性一般，使你感觉不到一丝自豪感或者兴奋度。是的，多少摩托车司机被罚款，被罚得那样重；多少农民尽管没有了农业税，也仍然感到小农耕作的毫无希望；甚至，这里已经有着组织化或势力化的命案，我们永远不知道政府在如何维护着治安。最起码也是“不知”的，是什么把消息都封死了？封得那样死，连新闻媒体也总是展现着被铜臭感染的歌舞升平、恭喜发财的企图。
至于救济，至于公益事业，至于技术培训，至于再就业问题，铺天盖地的全中国会议都在召开。但这里是静悄悄的，静得出奇，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样没有动静。是什么人在背后捣鬼？我的眼睛已看到了，我的耳朵已听到了，多少事情都可受益一方民众啊！以最低的标准来看，最起码也能提升民众素质和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待岗人员，但这里淤积了太多莫名其妙的贪婪、交易和分赃，把许多生机都消灭了。什么“自给自足”！换句话说，简直就是“自作自受”！自己安排自己，自己承受自己，民众没有倾诉的念头，政府没有具体入微的努力，仿佛一切都消失了。最起码的也是“不知”，完全不知情，顶多是一知半解。是担心民众聪明并更聪明一些吗？或者确实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总在黑暗处发生，以至于见不得阳光？
看上去，又是一潭死水。被老人们的垂暮兮兮和小孩们的无知幼稚包围着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一潭死水！少年们、青年们、中年们都离开得差不多了，他们远远地离开了，在中国的天涯海角或者土地之下，在那些机器轰鸣的工厂和出租房里，在那些邮局、信用社、农业银行排队领些微薄工资的人群中，他们远远地负担着故乡的家庭，紧紧地恐惧着自己的工作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最严重的是，学到的技术也是流于外而非流于内的。倘若有一天他们不干了，累了，倦了，一到故乡，又找不着北了，本已有的老本事竟没有实战的空间，等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十年前他们种麦子，十年后他们仍然种麦子；十年前他们种稻谷，十年后他们仍然种稻谷；十年前他们要向商店赊碳氨和尿素，十年后他们仍然要向商店赊碳氨和尿素。
十年朝夕，竟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多余的，也许就是人老了十岁，有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有了一身拖了十年的病。事实上，他们本已开了“眼界”的，看到了省际差距、城乡差距，如果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更看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农村基层选举的动刀动枪，也知道了什么叫吸毒、什么叫小姐、什么叫暂住证，也明白了什么是财富的精明者，什么是借读费，什么是劳动法，什么部门负责什么事项……。但是，也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十年后他们的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思维仍然停留在为穿衣吃饭而累死累活的程度上。本领就这样白白丢失了，没有他们施展的空间，他们只能干着自己最原始的老本行，埋怨着自己的处境，强调着自己的选择，只看得见血汗，只听得见医疗站里的唉声叹气，却唯独看不到人民币和发自内心的微笑。
他们所生产的一切，只是基础当中的基础，最原始的生产力造就最原始的生产价值，又沦落于最原始的交易之中。那种低廉的价格，简直不敢拿来跟任何稍作加工的东西相比。他们固守着思想，眼睛呆滞，该愤怒的时候没有表情，该高兴的时候没有表情，该道歉的时候没有表情，该致谢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许多大的事件到了这里，不管是杀人越货，还是打家劫舍，一旦到了这里，面临的都是没有表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冷漠的一处，什么都没有表情，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一切，僵化了，心被熬干了，没有知觉了。少年呈现的是老年化，老年呈现的是垂死状，青年却是有脾气、有性格的，可也实难有松紧眉头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紧张着，没有从容，没有自然，只有偏执与自我。换个角度看，真的是“全民皆病”！
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着悲悯的我：“我能干什么？你说我他妈到底能干什么？本事只有这么大，又没有谁能帮一把。难道谁会说‘你没钱用，我给你几千块钱吧’？不可能的！谁教我技术？谁给我提供工作？谁给我这快要倒塌的房屋免费添上一匹瓦？没有！钱从天下掉下来？淘金子？抢银行？偷保险柜？我只能干我的老本行，种庄稼！累死活该！”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这样忍受着落后的生产力，一事无成。在这里，没有谁对谁永远心怀敬意，没有谁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待，彼此互不信任。他们麻木着，仿佛永远不能激发他们自己的潜在力量来。一个贫穷的家庭，倘若有一天突然变阔了，又变得六亲不认了，不但是眼睛认不得，连心灵也认不得了，而后迅速贪婪下去，极力维护着自身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榨取他人的剩余价值，到最后堕落为有头有脸的无耻者或罪犯。这里的土话是“乌得很”，就是“到处都是黑暗”的意思。他们总是这样来评价自己的故乡以及自己的乡人，以及评价那些或许并不特别知情的政府官员和村社干部。
我愿意置身农村，就在这种“乌得很”的地方——越“乌”越要置身其中。我就不信这是跨不过去的坎，我就不信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眼睁睁地看着别国骂我们的劣根，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指着我们的鼻梁骂我们“这种低等民族……”，我就越是感到一种负重感，感到另一种让人锥心之痛的真实感。但人们总是这样麻木着，那精明算计到了熟练程度的人们啊，另一面是空前的无意识，无意识地自我伤害、伤害别人，无意识地自我欺骗、欺骗别人。我爱这里是因为我恨这里，我恨这里也是因为我爱这里，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要留在那么落后的地方”，不要问我“为什么你不到外面的世界再闯一闯”，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不出国、不当官、不经商”，在这里，我已经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人们的问题。换个角度说，即使这里已经富得流油，达到邓小平说的那种“每人年均收入800美元”的所谓“小康”，我也要在这里固守着。我已看到贫穷与富裕所不能改变的太多问题，这里太深了，你不把它翻转就根本看不到它的真面目，就不能知道究竟如何才能杜绝灾难的发生。
我要与人们在一起，与那些不但眼睛不认识而且心灵也不认识的人们在一起，不管他们到底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总之，我要与他们在一起。我管它什么生命的有限、能力的有限、作用的有限，总之我是这样做了，而且是做定了！大家一起来认识灵魂与肉体、爱情与婚姻、家庭与政府、国家与天下，去感知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生存能力与生存关系的矛盾、生活前提与生活内容的矛盾，去了解自由、了解权利、了解公正、了解秩序、了解道路。其核心在于，人若不能主宰世界，便不能形成自由的世界。要把那些短视的都拉长一些，要把那些僵化的都融化一些，不要让嘈杂的、冰冷的、无望的一切永远袭击着可怜可悲可恨的人们。我可不愿永远跟人们谈些哲学、说些经验或者闲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我要的是实践以及创造性的实践，是用双手双脚来身体力行的群体力量和个体觉醒。
我深知，当人从一个层次步入另一个更高层次之时，即是个人自由被局限之时，那么我宁愿放弃一些个人的自由，以实现更多人的自由。从最不及格的一面来说，无非就是走走路、见见人、说说话、写写字、开开会、动动手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有多少就拿出去多少。再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就多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来抛出自己的所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这审视的眼神，望向令我愤怒和思索的一切，不屈从于什么人际、危险，对不起，我干脆装作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宜之外的乱事，我才懒得拿毫无用处的东西来禁锢我这奔跑的思维和忙碌的双手。一辈子独立写作，一辈子独立调查，再参加一些活动，做一些善事，搞出一些打抱不平之事，哪里路不平就铲两锄，哪里风大就砍两刀。实在没有什么好高鹜远的计划与策划，就从眼前做起，能救一个是一个。即使成功了却不愉快，或者即使失败了却很愉快，我也要走这种钢丝，摔下去就粉身碎骨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不就是一条命吗？管它有多短暂，能做一件事是一件事，该牺牲自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古人讲“杀身成仁”，仁者，二人也，多少也有他者的益处嘛。
什么“农民问题”，什么“三农问题”，到最后看来全是扯淡，只有“人与制度”的问题才是根本。我这怪客，把最惨的场景都刻在了心灵深处，把最痛的伤也刻在了神经之中，没有什么挫折可以让我感到晴天霹雳。我坚信这极不平坦的道路就是一种殉道，该来的总要来，该去的总要去，我听天却不由命。那些人啊，那些林林总总的制度设计，那些自古延至今日的根源，可追溯至更久，让我为这一切殉道吧！统统让我来接受！人这种世界上最凶残的动物，人这种在畜生和神、魔鬼和上帝之间游走的怪物，总该静下心来做些有益的事情，不管其“利益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也总应该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了解制度下如何有益共生，并保持良好的循环状态。为什么不思考：统治者总是在强调吸收技术，吸收管理理念，吸收资金，吸收人才，为何拒绝吸收制度？
我已厌倦皇朝更替与专制党争的道路斗争或曰路线斗争，却又不得不考虑符合人性以及人与人保持良好循环状态的公民制度或曰公民主义。因为，一旦有什么权力是高于公民的，便必是灾难。为此，我努力着。噢，上天啊，请你见证并确信：杨银波一直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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