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１１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１１

壹刊：http://2yb.blogspot.com 作品：http://wwwone.008.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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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蜀行记（上）………………………………………………作品选
０２．公民权利的界限在哪里………………………………南方都市报
０３．要严防源头上的“立法腐败”………………………………红网
０４．垮塌校舍质量问题，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金羊网
０５．网络表达的力量与隐忧…………………………………长江商报
０６．与网络的PK中，纸媒正在成长………………………中国青年报
０７．韩寒高稿酬征稿 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新闻出版报
０８．四事………………………………………………………新浪博客
０９．历史的责任能否掩盖地震建筑质量问题…………………华商报
１０．问责政治需要技术突破………………………………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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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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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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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行记（上）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8年6月12日

（谨以此篇旧文，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若《壹刊》不发此文，必定良心难安）

◆万言难休的蜀行

一幕幕民间聚集的形象，一个个响亮入耳的名字，至今还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那话题与见闻，涉及天南地北，人无三六九等，有着另一种意境的众志成城。在此次四川之行中，我确实有种豁然开朗，仿佛智慧被重新开启的刻骨感受。关于民间力量的各方努力，关于异议立场的分歧所在，关于台湾社会的高度成熟，关于西藏命运的过去现在，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悲惨感动，关于每一个人背后的那一段段历史、那一程程拼搏，一一展开，可谓万言难休。

此次蜀行，得以借助冉云飞总结成都民间社会与精神记忆的文章，得以借助发表于《观察》、《自由圣火》的成都读书会的一系列讨论纪要，尤其得以借助对黄琦、周钰樵、黎正光（终极追求各不一样，却同样是特立独行的三种人物）之面对面的、以整日或通宵来进行的深度交流（或曰专访），使我对四川民间力量的丰富、勇敢与顽强这三大特色尤有感触。成都活跃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民间圈子甚多，圈子之外也甚多，能够如此既不寂寞也不喧嚣，既不卑贱也不亢奋地融入自由氛围，甚至切入实际，身体力行，这恐怕是北京之外的其余城市都很难享有的，这其余城市包括：重庆、上海、贵阳、杭州、南京、广州、深圳、济南等。 一群曾经参与成都读书会的人将记录在此：陈志强、陈永苗、陈云飞、杜萱、范美忠、冯存勇、巩胜利、黄维才、何剑秋、贺乔山、焦鸿、江斌、纪廷孝、景凯旋、晋沐海、李晓鸿、李德润、李栋柏、李航、刘海杰、流沙河、雷达、陆大椿、陆锦东、芮虎、蒲飞、邱国权、冉云飞、石德文、童麟、谭作人、唐诗林、王重纲、王国华、王怡、吴琴南、韦舟、徐志勇、徐永、谢林蓉、谢庄、肖雪慧、杨雨、杨渝生、杨致白、余成明、余杰、叶涛、叶渡林、周钰樵、赵芸芸、郑小敏、郑万勇、张义奇、张和则、张涵、张行、曾鹃、朱云……

一群同样涉及到其它民间努力的人也将记录在此：贺星寒、林文询、江沙、李书崇、段德天、高尔泰、曾伯炎、冯川、陈维钢、周伦佐、周伦佑、翟永明、袁永庆、彭雄、黄一龙、黄家刚、王建军、邓恳、陈墨、杜九森、冯里、乐加、徐坯、九九、吴阿宁、吴鸿、殷明辉、野鸣、高尔泰、廖亦武、唐蕾……。在这里面，有各种文化聚会、文学聚会、民间刊物，有遭遇政治迫害或感受过政治迫害的共鸣，有不同程度对专制暴政的抗议反思。在这一切之外，有完全独立于一般言语思想的行者，有曾经活跃在任何圈子而后又跳出各种圈子的作家，形而下可以继承民粹精神，形而上可以用大胸襟遥追远古文化，排除一切狭隘偏见。如此人等，譬如黄琦，譬如黎正光。

你会看见1978年～2004年的《野草》杂志（地下诗社更早，于1963年11月诞生），2004年～2007年的《文化人》杂志，以及《第三代人》、《非非》、《净地》、《山海潮》、《跋涉者》、《阆苑》、《地铁》、《反对》、《山鹰魂》、《声音》、《彝风》、《侧面》、《存在》、《终点》、《独立》等民刊；你会看见《六四天网》成为《中国天网》，几成国内高层内参、国外关注平台；你会看见形散而神不散、四无原则之下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民间聚会；你会看见各个年龄层的人，用各自的独特记忆、搜集、探寻、思索、表达，形成的趋于完整的哲见、政见、社见、教见及民意。这里，不是反对党，不是狭隘的民运，可以什么都不是，也可以什么都是，可以是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而存在，可以是为心系众生、仗义扶助而斗争。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散漫，而内心却涌动着热血，积累着沉思，反抗着黑暗，抚慰着心灵。一句话：四川之行，令我感动、激动、震动、颤动！

◆国觞中的热血、义愤与麻木

5月20日，全国哀悼日第二天。哭成泪人的妻子，抱着相思故乡之哭，誓要以行动再作强烈表达：收养地震孤儿（早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天，网上收养意志就已风起云涌，起码不下十万人公开表达收养意愿）。遂迅速写下《关于作家夫妇杨银波、李秀梅收养地震孤儿的特别申请书》，新岸山村村民委员会二话不说，立即盖章。至朱沱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办公室罗主任竟为我喝彩，再盖一章。 与此同时，表达收养地震孤儿之热情，专门找我来写申请材料的人，就有医生梁勇杰、罗永琼夫妇，塑钢铝合金老板杨定银、王忠莲夫妇。其中，梁勇杰不但是医生，还曾经参加1998年1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地震重灾区的抢险任务，当时梁勇杰是一名军医。我拨打重庆市妇联儿工部电话及重庆市弃婴基金会，自上午打到下午，没有一次不是占线，可见重庆人之热血。无奈，只有在邮局邮寄《申请书》至四川省民政厅厅长黄明全、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刘涛、重庆市妇联主席兰运华及妇联儿工部。 促成蜀行，另有原因。除5·12汶川大地震之外，西藏的往昔与现在于我而言一片模糊。汶川所在的阿坝州，藏人颇多，而对西藏有所研究的人，要寻到相关人等，进行面对面的请教，当作一种文化本身的弥补，也是必须要去一趟四川的。西藏是不易去了，地震发生的第一刻，连总理也不易调集川军，由此可见西藏局势的敏感与紧张。

5月21日，我与妻子乘汽车至永川客运中心，购成都票。车上，司机就汶川大地震义愤填膺：一、地震前，汽车曾压死公路上的许多蟾蜍、蛇，此等异常现象乃地震前兆，动物对地震是极其敏感的，可谓集体迁徙；二、地震后，死人与伤人相比较，政府的角度是伤人乃最大麻烦，残疾之后意味着供养终生，是政府的巨大包袱，今后是否能够兑现扶助承诺都是个问题。路边上车的，有一位农村老妇，带着少量蔬菜、水果及锅灶，准备前往灾区当志愿者，令人感动。另有五个男人，是从北川农村逃出来的，他们要在成都附近以打工维生，不敢再回灾区了。

到成都荷花池车站。基于余震不断的原因，没有人在车站里面购票。路边，到处都是成都市民的帐篷。奇怪的是，帐篷之内，饮酒、打牌，笑声不绝，被视为花前月下的“密月度假”。此后所到的武侯祠也如此，到处都是喝茶打牌、跳舞休闲，帐篷之下，是把这一特殊时机当春游、夏游来对待的人们（有《通告》说：武侯祠免费开放，供市民避震之用）。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西单图书大厦竟义卖王朔、铁凝、王树增、石钟山、王蒙等人作品，贾平凹也自己义卖书画，与街头借残酷灾情而义卖的行径无甚差异，引得路人冷漠相对。国觞尚且如此，平日更不知如何？

◆第一站：大慈寺

至成都大慈寺。此寺，是流沙河等人经常聚会的场所。网上有《茶馆问学记》陆续发表，所指的就是各色人等与流沙河之间的交流、切磋。仰慕于此的，包括余光中、蔡志忠。流沙河，今年77岁，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此次蜀行，我未见到流沙河，却听闻诸多旧事浓影，此处不赘。 列为“二河”的另一位——石天河，倒是离我很近，就住在重庆江津。石天河，今年84岁，原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曾于1957年创办《星星诗刊》，因言获罪，判刑15年，劳改22年。此次见到的，是石天河的学生杨远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教授，以哲学、政治、社会的视野，研究诗歌。曾出版《涨落的诗潮》、《喧哗的语境》、《落幕或启幕》等诗学著作和诗集，也是有相当影响的《重建诗歌精神》、《重建知识分子精神》、《基督教在当下中国》等文章的作者。

当日在大慈寺相见的，是学者王怡、作家冉云飞，另有刚从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出来的陈云飞，以及《新京报》时事新闻中心的记者王谨，以及一位筹集救灾物资却被强行要求到政府备案的NGO人士。这不算诧异，诧异的是后来居然撞见传奇人物谭作人（几名记者与其一道而来），而且还是刚刚从那地狱般的灾区回来的数日不眠的谭作人。先交代背景—— 王怡，一般的理解是宪政学者、自由主义作家，曾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理事、副秘书长，还曾是与读书会创办人周钰樵形成“老少配”的核心人物，也是活跃至今的“网络大侠”，非常早就名满网络了。六年前，我第一次与王怡的网上照面，是关于东升农场民工维权的。现在看来并不完整，这是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已经看完了他赠我的新书《与神亲嘴》，涉及基督教信仰、自由主义局限、家庭教会状况、基督信仰与民主宪政的关系等系列问题的反思、回顾与总结。他和一些基督徒正在做一个秋雨之福教会，我来之前，该教会在成都市双流县受到官方不当冲击。成都这边，就文章而言，我最熟悉的就是王怡。王怡的思维、气质、文风，总体显得温和而坚实，但每遇大事、急事，反应都是非常迅速的，也颇激烈。这次与王怡交流太少，尤其是关于电影、宪政与基督教的当面讨教，尚未来得及展开，他就准备远赴福建了。

冉云飞，1987年毕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号称“蜀狂”，私人藏书近三万册，是批判型的敢言作家，曾是成都市人大代表、九寨沟文化顾问。冉云飞的文字恣肆纵横，典型的张牙舞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狷形象（冉云飞自称“匪性”，网上称作“江湖气”、知识分子中的黑社会），倒是很亲切的光头，性情激烈而血性，而且也是老乡（冉云飞是重庆酉阳人，土家族）。就文字而言，我对冉云飞的认识仅次于余杰之后，那是余杰《火与冰》与李敖《惊世新千年》之后的我的退学期间，在故乡捧着从镇上朋友那里借来的《四川文学》杂志，冉云飞是这本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那年我17岁。《四川文学》一般被当作很烂的文学杂志，连冉云飞本人也不忍回顾。从他的大量文章可见，这个人激烈关注时政，强烈秉持民间的抗争性，狂狷之风溢满字里行间。他说：重庆是座没内涵没文化的城市，比成都差得很远。重庆的知识分子不争气，重庆媒体太差劲，重庆官方左得出奇，我要在重大图书馆举办《宽容的力量》读者座谈会，官方居然勒令停办，这是不容异己，不能接纳不同的声音。成都的自由空间，是由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的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才换来的。那是硬碰硬的斗争，敢于直接交锋，因而才有真自由的体现。

陈云飞，六四事件亲历者，1989年正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物理专业。现在是环保公司老板，过去曾在四川省农业厅就职。去年，陈云飞在《成都晚报》刊发“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轰动一时，被多家媒体报道，故绰号为“陈广告”。此次，是抵制彭州石化项目，发短信邀请平民以散步的方式，游行抗议，5月4日参加抗议的实际规模有300余人。陈云飞被拘捕，本来是事发成都的事情，却被拉到彭州市公安局处理，被关押在彭州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陈云飞绝食24小时，以示抗议。5月11日，陈云飞接到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并遭到警察谢国成、刘英杰的毒打，也遭到监狱里的一名杀人嫌疑犯毒打，划破左额，流血颇多，手上被打成青紫色浮肿。王怡劝陈云飞不要冲动，免得自己被动。但声音始终是要发出来的，当晚，《中国天网》就发出陈云飞获释但遭到野蛮对待的消息（官方也曾在《四川在线》发出消息，5月10日成都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抵制石化项目的辛吴、施建华、林勇、郭成、樊晓兵采取行政拘留、治安警告处罚，并表示正在缉拿策划者王某、熊某。其中，陈道军被指借石化项目，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谭作人，六四事件亲历者，其父也是四川大学的历史系右派。自1978年起，谭作人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外科临床医生，并将“激光医学应用中心”经营得非常不错。1987年，谭作人策划过常宽、韦唯、王楠、胡月等十名歌手的《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为成都市残疾人基金会募集基金。1989年以后，谭作人上了当局黑名单，彻底转向，在深圳做了五年电子产品生意，成了彻底的民间人士，并进行环保生态问题的研究与调查，系“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成员。多年来，他参与设计多个环保项目，譬如长江源碑、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柏条河、天府广场，很有影响力。不同于那些局限在技术层面的环保，谭作人已经上升到政治与文化层面，曾在成都读书会做过《国土也在沦陷》、《河流腐败应缓行，水上长城宜暂停》、《以大国欺小民的<大国崛起>》等演讲。2004年，《野草》杂志因“纪念张献忠屠蜀360周年”专刊，被官方所踩，93期被抄，陈墨受难。《野草》成员谢庄，遂创办民刊《文化人》，再续精神，谭作人担任主编。这份无政治背景、无经济后援的民刊，办了三年多，出了六期，有一定地位，已被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可惜同样遭禁。

每一个人都是一段历史。同坐的王谨，看上去是做体育新闻，实际上却关注民生、时事。他说：“在奥运的宣传上，《新京报》有一定反思批判的努力，不愿意随大流。”那位NGO人士，筹集救灾物资，力求将物资亲自送到灾民手中，政府却要求由政府来转交物资。可事实上，物资在政府大量囤积，反倒是捐款被政府大受欢迎。救灾居然要备案，进行审查程序，这一举动令NGO失望。冉云飞痛骂政府无耻。我此次与王怡、冉云飞的交流实在太有限，流于表面了。谭作人来时，就只有我、陈云飞在场，坦率说，那一刻我是充满遗憾与失落心情的，王怡的“我有空就打你电话”变成了无续集的等待。与书生气质的王怡和狂狷气质的冉云飞不同的谭作人，具有历经一定世事沉浮的淡定、执著，也颇有以证据辩驳的语言色彩，但如今眼中也布满了血丝，痛苦充满整张脸庞，沧桑中有着巨痛后的惊魂未定。“你是永川的，我知道”，这是谭作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谭作人口述速记（简略）

王怡过分讲究与官方之间的策略。你不把他逼急了，他就不跳起来。当前是国殇，穷寇莫追。我也反对石化项目，已经写过抨击文章《奥运之前，哪些企业在抢抓商机》（冉云飞也写过《彭州已成为成都的灾难》、《关于彭州巨毒项目的几点个人声明》，曾呼吁：有血性的成都人，起来），企业借奥运之机，打着奥运的旗号，干着毒害一方的事情。现在的重点是这个地震灾难，我们要抓第一手的资料，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报道，搜集我们的证据。我是成都读书会的，跟周钰樵是私人朋友。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经费、无结论，也没有会长、理事、选举这一套，什么都“无”。因为一旦成为有形的组织，就做不成事情，容易被踩。 中宣部对地震进行的是“有选择的公开”策略，对比以往，有一定进步。共产党的努力，只是一半。另外一半，是公民社会，不能把公民的努力排除在外。这次有许多人，都是基于个人的良知在做事，包括NGO，一直在合起力来做事。民间的声音，就是不相信地震不可预测，反对不预报。预测得准不准是一回事，但报不报又是另外一回事。政府信息不透明，究竟地震专家报没报，即使报了，政府也还是没有向社会公开，这是值得深究的。中国的地震预报水平并不落后，事实上非常先进。如果为了奥运，为了稳定，那么隐瞒不报，这样的代价就大了，责任也大了。

耿庆国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地震专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他研究“旱震理论”，大旱之后必有大震。他曾对唐山地震提前提出了告急，又成功预测了90年代以来的若干次地震。2006年就已经预测出来了，“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今年4月26日和27日有个讨论会，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当时开会的时候，会议把他的意见当作“非主流意见”。这件事，温家宝是知道的。地震预测是边缘学科，也是前沿学科，但是主流科学家将耿庆国这样的意见排除在外。 我这次去灾区，心灵上的创伤太大了。至于网上大都同情政府，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种灾难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是，捐款、捐物，最好直接给灾民，任何事情，有了中间环节就容易出漏洞。（完）

◆第二站：成都读书会

我与谭作人、陈云飞一道，到送仙桥一处茶馆。车上，谭作人提及陈道军被抓，说“故意激怒当局要不得，不能更大空间地做事”。到茶馆时，读书会的周钰樵、杨雨、李栋柏、唐诗林等人都在。传说中的成都读书会，当中精干人物，一一在此。2003年3月，周钰樵、张义奇等十余人发起读书会，从自由散漫到专题讲座，从狭小圈子到公共平台，从公平平台到深度、高度，并关注、表达、参与民间努力，这里面活跃着许多敢言敢行的身影，学者、教授、精英、教师、退休老干部、在职干部、公务员、画家、商人、退休演员、工人、农民、市民、失地者、失业者、乞丐，甚至包括国安、公安。人心涣散过一次，即“排郭事件”，在2006年6月17日杨雨主讲《从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看社会起落》之后，停顿了四个多月。当年10月28日，读书会始得恢复，直至今日。

读书会的规模，大则两三百人，小则数十人，其成员“不查户口”，来源复杂，有比民间还民间的，有比官方还官方的，有红极一时却遭当面哄笑与批判的人，也有岌岌无名却能获得广泛尊重的人。读书会各人表达各有千秋，不但口述笔写，还印制讨论纪要及经典文章汇编，广泛传播于成都周边的市、县、乡、村。某些会员甚至直接参与维权事件，使得一些底层民众对其颇为瞻仰。一些回国的人，更发文认定：中国须去三处，其中之一就是成都读书会。读书会倡议人（或曰创办人）周钰樵，经历传奇，现年63岁，却老而弥坚，凝聚力量，获得首届“自由文化奖”之哲学奖，与杨雨一道，在今年四月被格外批准出境，到台北拿奖、参会（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2008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与后戒严时代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并为同时获得新闻自由奖的黄琦代领奖项。 哲学奖颁奖词如此表达：“最近两三年，这个读书会在思想文化和社会领域中提出许多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对这些涉及伦理、哲学、文学乃至于政治领域问题的探求中，周钰樵先生及成都草堂读书会显示了一种独立的力图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研究的进步努力。他的这种努力给那些参与的哲学和思想领域的知识分子、失望的年轻学人带来新的冲动和新的探索的视角。他这种试图冲破思想界的封闭现状的努力，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获得自由文化奖与诸多“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奖项不同，其影响规模乃是空前的。当时，法学奖获得者高智晟失踪，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被拘捕，诗歌奖获得者江婴、政论奖获得者周勍未能成行。

在这送仙桥茶馆中，一个个看上去散漫轻淡，但细数起来又都各有来历。唐诗林是公务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六四事件亲历者，刚从灾区回来，已去过北川、汉旺镇、旋口镇、红白镇、洛水镇、聚源镇等地。他眼睛浮肿，极度困倦，言辞豪放而凝重，胸中热血不亚于青年。于饭局之中，唐诗林与我谈及雨果的《悲惨世界》，执著而忠实的警察沙威一直没有停止对冉阿让的追捕，紧要关头，沙威却放走了自己苦苦追捕一生的良心逃犯冉阿让，极度矛盾的沙威跳进了身旁的塞纳河。那追捕良心犯的警察的内心，乃是何其痛苦，这就是体制内的良心。他说：“文字从血管里流出，我们都曾经历过。”

杨雨是读书会主持人，今年32岁，2004年从德国归国，典型的黑色幽默，是少年老成而锐利的例证，不但主持能力颇佳，思想也有着与年龄、形象所不匹配的过度早慧。李栋柏是大学英语教师，又曾是《成都晚报》职员，网上笔名“沧浪客”，有时会在《自由圣火》出没。饭局之中，周钰樵问我：“你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吗？”我说：“我是第一批。”周钰樵说：“我们在场的，大多数都是。有个自由文化运动徽章，我们都有，以后给你一枚。”时间真是仓促得很，没来得及深度问访，就已散到各处。其中的谭作人，直到我离开成都也没再见到，聚会当日我才得知：谭作人又到灾区去了。

◎周钰樵口述速记（简略）

有人提倡对官方驯服，我不同意。我们已经驯服到了极点，没有驯服的道理。西藏问题，我们读书会还没有人开专题来讲，因为成员里还没有发现哪个人能讲得清楚。对民间正义力量的打压，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民间。排郭事件就是一例。郭飞雄进了监狱，还有人继续指责，这是卑劣的。有人想把我们读书会组织化，还准备拨钱给我们，我们不要，这个钱千万不能要。我们在某些时政和公共话题上表态积极，向公权发难。

这次地震的官方表现，有的要肯定，不是作为公权，而是作为个人的肯定。不能不承认，新闻开放度有所增加。个体很感人，比如一个女警察拿自己的乳汁喂养其他的孩子，这是人性的光辉。没有三个代表，人性照样灿烂。默哀的时候，有个美国人是跪着默哀的，跪了三分钟。温家宝，这个70岁的老人，这个弱势总理，他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得分非常高。而且，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为平民下半旗、设立哀悼日，有认错的精神。温家宝是真动容，其余的政治局官员，那样的冷漠表情，真是巨大的差异。温家宝代表不了共产党，连当年毛泽东都不能代表共产党，他被逼急了，还要拿出《宪法》来当利剑。 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不能被我们忽略。一些老房屋没垮，新房屋反而垮了，这说明什么？有个地方，垮掉的学校与垮掉的政府比例是10：1，学校能不能修得跟政府一样？中央电视台有个捐款的老板说：我保证以后不搞豆腐渣工程。这是明白无误的批判与讽刺。关于垮掉的学校，他们学校的校长名字，要记录下来。有个小学，死了200人，只报了80人。这些建筑质量，这些瞒报，这些定数和定性，是要追查的。

基督徒的维权，这次有些是只为受难的基督徒维权，这是不够的。现在也不是祷告的问题，是吃饭的问题，要让物资到他们的手里，这才是真理。祷告不能解决及时的问题。我刚去了北京，在天安门那里，一切都是被安排的，全是愤青，喊了两个口号，一个是“加油”，一个是“雄起”。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不成熟。地震之后，四川和周边省份，也表现出许多无序的状态。 官方媒体一直以“把丧事当喜事办”的手法来处理灾情，企图以党性来取代人性，这需要被纠正。这次需要特别体现的是人权，人权到底是如何体现？需要展示。我收到别人发来的消息，说中宣部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是不要讨论地震为什么不预报，二是不要讨论捐款捐物的具体去向，三是不要讨论豆腐渣工程。如果是真的，那么这就是新闻纪律大于法律，大于宪法。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中宣部都还在发出这种声音，那真是无耻之极！（完）

◎唐诗林口述速记（简略）

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这是人间惨剧。六四天安门屠杀时，我没哭，但这次哭了。尸横遍野，腐臭的气息扑鼻而来。全部是废墟，全部是垃圾。我在灾区走了五天。在北川，我呆了两天，5月15日、16日，就在北川中学教学楼垮塌现场。实在是太累了，撑不住了。看到这些拍下来的图片，我非常失态，号淘大哭，当着我的儿子的面。这种心灵重创，也许一个月也恢复不过来。尸体的手和脚，被砸扁的人头，那些血迹，还有课本、笔记本、作业本、试卷、塑料尺、钉书机、团员证、学生证、小饰品、发夹……（完）

◆第三站：天网人权中心

我与陈云飞赶往住在成都武侯区康华医院的黄琦家。陈云飞谈及个人历程，从物理系的学生，到参与六四，再到从政、经商。他说：“我承认我的软弱，我不敢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与当局叫板。我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利，我要斗争，我要呐喊。我软弱，我有很多缺点。去年，我在《成都晚报》刊登六四广告，没错，那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十九年前就死过一次了，军人和警察没把我打死，我活下来了。我多活了十九年。”这确实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没有任何强者色彩的人。我们初次见面，他却能如此热情，令我感动。他的语言中有悲伤，有让人忍不住哭泣的冲动，虽然很多人都在劝他忍，但他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会自舔唾沫。

黄琦还没回来，正在接受香港记者的采访。这几日，黄琦受《中国天网》读者及朋友（包括姚宝华、庄秀凤、袁天放、沈阿珍、吴荷娣、魏道华、何小成、曾志扬、魏洪南、徐志明、盛林忠、李卓芸、章宝善、朱士青、吴全力、昝爱宗、赵京等人）的委托，一直在冲破阻力，到灾区送物资给灾民。我去时，黄琦运送的物资已是第三次成功送达。先交代背景—— 黄琦，今年45岁，四川内江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天网”网站。2000年6月3日黄琦被捕。在被捕近三年后，黄琦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是中国互联网获罪的最早期公民之一。五年之间，黄琦受到海内外广泛声援，而他自己也在做着多种反思。2005年6月4日，黄琦获释。在获得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中国人权青年奖、赫尔曼·哈米特奖、自由文化奖之“新闻自由奖”的同时，黄琦重操旧业，调整方式，改组《六四天网》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人权组织），并于2007年6月在美国成功注册该组织。非常凄惨的一个事实是，黄琦患有脑萎缩，寿命在五年以内。令人钦佩的另一个事实是，这是一个工作狂，实干家。在很多方面，我们之间都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曾被广西的戚钦宏记述。 接着，概括一下《中国天网》在那几日的努力及见闻。仅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电台、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就有大量访谈连线，其中台湾名嘴杨宪宏，可谓最深入交流的一位，此处不赘。

◎天网组团救灾速记（简略）

5月17日，天网第一次组团，前往什邡市湔底镇，向100余户受灾村民直接发放救灾物资。湔底中学70余名学生遇难，龙居小学120余名学生遇难，另有20多位村民遇难。一户村民每天只能得到两瓶纯净水、一袋方便面，生活十分艰难，急需帐篷、纯净水、药品等救灾物资。

5月18日，天网第二次组团，前往崇州市，向500名村民分发救灾物资，并现场听取部分灾民的投诉。在崇州市怀远镇，天网走访了崇州市怀远中学，怀远中学当时正在为在地震中因救护学生牺牲的该校英语教师吴忠红老师举行悼念活动。整个怀远镇场镇上的数百幢房屋在此次地震中都没有实质性的损害，可是怀远镇中学一栋教学楼，仅修建不久就在此次地震中倒塌，造成了吴忠红老师与另外三名学生的死亡。崇州市怀远镇枫楠村四组、七组，基本全部报废，村民目前生活极其艰难，他们全部靠在空地里用塑料布搭简易棚居住，没有电，买不到燃料生火做饭，水井里打出来的水极其浑浊不能饮用。

地震灾情发生以后，当地政府除指派村委干部对四组被损毁房屋进行了初步勘察外，再没有对受灾民众表达过关心。而七组村民则说：地震发生已经六天了，政府从来没有派人来过问过他们的灾情。在街子镇白象村三组，灾民投诉：基层组织上报灾情时，存在严重的厚此薄彼现象（5月19日，怀远镇陈书记迅速亲临一、四、七组察看村民房屋受灾情况，当天下午便通知三个村民小组派人到镇上登记灾民人数）。

5月20日，天网第三次组团，前往都江堰市青城镇石桥村。该村大部分农宅垮塌。随后，抵达都江堰市中心镇红旗村二组，走访了王伟等村民家中。受部分江苏人士委托，天网又前往崇州市街子镇白象村三组黄碧春家中。黄碧春是一个哑巴，其丈夫于两个月前去世。黄碧春女士听说天网赶到后，随即赶回临时搭建的窝棚，收下了江苏人士捐助的2,000元人民币救灾款。

5月21日，天网第四次组团，将姚宝华、魏道华、庄秀凤等人及作家昝爱宗捐给灾民的款项，送到四川崇州市怀远镇枫楠村灾民（房屋垮塌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枫楠村村民骆才刚、李学明妻子张淑君、赵有军）的手中。

5月22日，天网第五次组团，前往彭州市磁峰镇发放物资。这是周钰樵、陈云飞、李栋柏、陈涛、李德铭与我及妻子共同参与的一次救灾行动。由于当地距离地震震中较近，整个磁峰镇几乎没有完整建筑，死亡人数在100人以上。当日，天网又前往距离地震震中仅十公里的彭州市银厂沟景区，并向银厂沟深处进发，抵达了银厂沟的谢家店地区。由于地震造成了严重的山体滑坡，谢家店地区数十家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农家乐全部被摧毁，有数十户农家乐的经营户全被在山体滑坡中丧生。整个谢家店地区仅余部分幸存，很多家庭只有一两人在灾后幸存。由于山体滑坡情况非常严重，被掩埋的50余农户已无生还可能，遗体也无法找到。

5月23日，天网第六次组团，与成都市太平村遭受野蛮拆迁的村民一起，前往什邡市、绵竹市等，向部分受灾民众发放救灾物资（我与黄琦分别的当日，这几位非常善良的村民我见过，其中两位是刘忠林、刘勇琼。他们希望灾民能够直接搬到他们家中居住。不料，5月30日，300多名成都警察和施工人员开着挖掘机，赶到刘勇琼家，开始强行拆迁。滑稽的是，参加强拆的车辆还标有“抗震救灾”标识）。

（一）死难学生杨丹的父亲杨木顺说：“这次前氐镇中学死难的学生，大多是学习成绩较好的初三实验班学生，在即将进行的中考中很有希望考入高中。农村人抚养孩子都很不容易，现在孩子死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孩子死了以后，我们去大队要救济物资，大队居然说死了就死了嘛，你们怎么能想全部靠救济？最后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才发一点方便面和帐篷给我们。而我们看到大队里面堆积了很多救灾物资，他们就是不发给我们。而且我母亲知道我孩子被压死后第二天就被气死了，我们一家在短短几天死了小孩又死了老人，这个日子完全没有办法过了。”

（二）死难学生王兵的父亲王真富说：“这次死这么多学生，完全是人祸。地震以前学校的教学楼早就成危房了，可是教育局两次下发建设费，学校都不管，只是把教学楼重新粉刷了事。而且尤为恶劣的是，地震发生时，我们孩子班上的老师喊学生们不要动，自己反而跑了。”

（三）死难学生吴小亮的母亲赵延芝说：“地震发生后到现在，学校和镇政府都没有管过我们，还把学生的书包以及课本全部销毁。他们说只有20个学生死亡，我们认为这个数字的水份很大。实际数目要大得多。我们去问死亡情况，他们也不告诉我们。” 在离开前，太平村村民向死难学生家属王真富、杨木顺、陈先银、吴应兵、赖维聪等五人捐款1,000元，黄琦也代表赵京向他们发放5,000元人道慰问金。

5月26日，天网第七次组团，前往彭州市九峰村10组、11组，594位村民发放一万斤大米。前往途中，遭遇塌方，又巧遇解放军某上将考察灾区。

5月29日，天网第八次组团，《丹麦消息报》记者马丁先生等随行，前往什邡市湔氐镇、八角镇、红白镇，以及都江堰市蒲阳镇等地。天网报道了灾民的遭遇后，多名村民都接到了匿名电话，质问为什么接受记者的采访，并指责死难者家属别有用心。

5月27日，多名家属在准备集体前往什邡市政府上访时，当地政府不仅没有积极处理问题，反而威胁搭载家属的巴士司机。（完）

◆黄琦很忙，忙得必须以忙来减低痛苦

5月21日这一夜，我与黄琦从夜间十时，谈到次日凌晨五时。首界自由文化奖之“新闻自由奖”的奖匾，放在简陋居室的电视机上，闪闪发亮。这个中国首批网络受难者，高大挺拔，刚毅坦然，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一边繁忙工作，一边与我攀谈。他的四川话已经有些生硬，代之以习惯成自然的普通话。他的助手，温和善良的女律师温霞已经疲惫至极，睡去了。陈云飞强打着精神，也与我们一起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当然，这一切都是能够被窃听到的，因为黄琦那台装着神秘的、不知名的、技术精湛的某种软件或程序的笔记本电脑，能够得知我们的任何细节。

◎黄琦口述速记（简略）

我主要与社会底层打交道，逐渐获得民间及官方尊重。我们的《天网》，已经成为另类内参，非常有影响力。我在这里住，是因为我帮助过一个人，这个人为了感谢我，只收我一个月一元钱的房租。我遇到过很多威胁，被跟踪，被监视，包括我的电话、电脑，全被监视。今天你在这里，每一句话都是能够被知道的。官方为了《天网》，每天投入七万元来监视。他们的手段非常高明，我们传资料到《天网》网站的难度，是读者看《天网》难度的五倍。有人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有危险时，会被送走，离开现场。在工作中，我们才会感觉到不会越活越小。

有人提倡民间串联，其实没必要串联，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个对象是底层人，是具体的事，不是写文章，不是学术，而是最真实的维权。国民党当年的失败，就是因为是一群杂牌军，不是铁打的兵。铁打的兵是谁？是工人和农民。有四个字，你以后会在文章里消失——“民粹主义”。我是坚持民粹的。这次地震，躺在路边帐篷的，多是小资、白领，而不是农民和工人。那些高喊素质、文明、民主、自由的，反而不如这些工人和农民。民运有许多都是从文学之路开始的，但大都不成气候，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与底层人紧密结合，变成了空喊和想象。我不搞“自由领导人民”那一套，30年民运，最能推动民主运动的，是民间维权运动，而不是文章、文化或者其它。草根一旦成为精英，他们的路就狭窄了，逐渐脱离了民众。我看你就有这个过程，从你最近的文章来看，你想重新回到那个底层去，不去当精英，继续当草根，回到实干家的身份。

六年前，我不怕共产党。六年后，我也不怕民间。有人整郭飞雄、高智晟，现在来整我，我不怕。我们既独立于官方，也独立于海外，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反共不能证明什么，只有历史和人民才能作出判断。大浪淘沙啊，随着时间的流逝，该淘汰的都会淘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金子。坐牢的时候，我抗争过，我恨那些人。可是，他们也让我警醒到自己：难道我真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认识你自己”，自己就是自己，需要自己的内省。如果什么都对着干，因为仇恨而仇恨，以仇恨来判断一切，那么就丧失了判断力，也做不成事情。人是容易善变的，我不会随流，我只会想到民众需要什么，那么我就尽力提供什么。天网能够赢得体制内的尊重，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真真正正为民众做事情。

民众为大，其利益为最大，如果中共能够顺应民意，那就表扬它，肯定它。不是一味地对着干。历史是会重演的，文化人的梦想，原来就有过，东林党就是其中之一嘛。有没有成功？没有。我觉得人需要反诸自身，不要让仇恨代替一切，要抛弃小圈子思维，真正走向民众。是不是在反共立场之下，一切都是天然的、理直气壮的？真实，是最重要的，不能有虚假。如果我今天去嫖妓被抓了，我绝不会说这是政治迫害，事实就是事实，不能拿来掩盖自己，推脱自己。我有错就要承受，就要忏悔，是我错了就是错了，这很鲜明。我不希望把矛盾激化，那样只会压缩自己的空间。文化人很难集合起来，很难形成牢固的凝聚力。比如陈云飞他们的散步游行，多是文化人参加，没有工人和农民，为什么？因为与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相隔太远。人的利益性就是人的本性，为人民，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谈到民间维权，我抛出两个问题：律师收费打官司是不是维权？为自身利益、本群体利益抗争，是不是维权？我认为都不是。维权是免费，是超越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权的领域也有金子塔结构，越往上走，成了精英，就越脱离民众，就越来越不是维权，而是“维我”了。得到新闻自由奖，我的第一反应是有钱了，可以办更多实事。以前我也得过其它奖，这次这个奖不一样，它有推选的过程，有审核评议的过程，搞得非常正规。

我们这次去灾区，政府的态度不是默许就是置之不理。我们遇到阻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把物资直接给灾民，就直接带我们去跟灾民接触。他们懂这些。我们把组织化的东西抛掉，直接与民众的需求对口。有的NGO，包括反对党，说打他们的旗号，我看都不必，只要灾民受益就行，这是根本目的。我们去了三次，送了两万多元的物资，矿泉水、牛奶、面包、方便面。（这时，湖北潜江的姚立法打来电话，谈稿件问题）我们要树立一个品牌形象，那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民众，可以直接与民众一道来办事。 “反共就是正义，反共就高于一切”，这是非常狭隘的。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也是非常卑鄙的手段。边缘化的话题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流行圈子的边缘化，一种是民间的边缘化，怎么去判断这个边缘化，要人民说了算。每个人只能做自己所处时代的事，只有做得多与少、好与坏的区分。历史在进步，我们在成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民间的力量，一是传统民运，二是文化人组织，三是脚踏实地的维权者。虽然是群雄逐鹿，但最后还是由老百姓作出选择。主义，常常是打棍子的把戏。其实，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做了，就要承担责任，承受代价，不用给自己披上外衣，加上标签。面子是双方给的，不要弄得别人下不了台。 这次，我到了地震灾区，到了现场反而没有眼泪。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的悲剧。

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地震时，我们立即下楼。然后，又立即冲上来，以最快的速度发稿，三分钟以后稿件就发出来了，在14时39分，迅速发给各大媒体。我们去的某些地方，还没有被报道出来，比如有个中学死了近80人。我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与以欧美文化为主体的异议圈恐怕不尽相同。政权不等于民族，民族不等于政权，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同样把目标对准了民主化的美国。我们的《天网》，在美国有人翻译，中国的政府、军队、总政内部，都看得到《天网》。

业绩是打拼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我不那种“三天憔悴，七天崩溃”的人，是越干越有劲。郭飞雄为民众维权，反而遭到文化人的指责，这是很悲哀的。我们《天网》是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为委托人办事，张扬委托人的利益。最终，老百姓的选择比天大。发稿、照相，是很多人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有太多人都拒绝做事。留在《天网》的义工没有一分钱的利益，有的走了，但留下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坚持到了最后。按你的话说，有的青年义工，是有“维权的历史感”，也就是“维权的长度”的。北京有位著名人士说：你们《天网》的人是最会打仗的人。

一般来说，只要海外已经介入的案件，我们都不再关注。我们关注无权无势无名的人。“势”是什么？势就是一群人的聚合。名嘛，肯定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这些我们都不关注。六四事件，就是以学生和教师为主，工人、农民参加甚少。加之许多人的精英态度、精英路线，因此失败。精英政治在中国是不可行的，李敖就不如阿扁，因为阿扁是维权出身，票数很高。1979年，阿扁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名声大噪。他是出身社会底层的贫民子弟，民进党的建党初期就是捍卫各种弱势者权益。虽然共产党采取暴力手段打土壕分田地，但农民毕竟有实惠，迎合了人的利益性需要。

《窃听风暴》我知道，我觉得这部电影人为的痕迹太重了，太注重去追究这个历史。《天网》是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因为未来看不清楚，每个群体都在张扬自己的主张。你没有必要去故意激怒政府，否则你做不成事。我们介入报道了3,000余起案件，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 人类是善于进化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贬损他人，或者拔高与自己有关联的人，都是不好的做法。我在监狱里看《世界通史》，起码看了20遍。得到许多援助，要感谢很多人。里面有一件事，有一天一个狱警对我说：“黄琦，你长胖了。”我很反感，狱警付之一笑。我有个反思，难道那种问候真的是恶意的吗？我的心灵什么时候被仇恨扭曲了？这时我发现，我需要审视自己，正确地面对周围所有的人，调整心态。这是我这些年做人做事的态度。 我出狱以后看到，当时国内非常活跃的人，比如杨天水、东海一枭、你。你们走的路，与一些圈子化的路线有区别，是关注底层的努力。走民间道路一定会持续成长。我们当然需要抢救历史，更需要关注现实，按照共产党的话说，还要继往开来。（完）

◆第四站：彭州灾区

5月22日晨9时，起床。周钰樵已到。《人权》杂志社新闻工作者陈涛、《经济日报》贵州站记者李德铭也随后赶到。总共两车人，黄琦那车拉着物资。周钰樵准备了记者证。我与两名记者及《天网》义工一车。驱车前往彭州。途中，一名彭州灾民唐礼兵，来到我们这辆车上，源源不断地叙述灾情，痛骂彭州政府。那是极地道的批判，批判得入木三分，振聋发聩，主题就是家乡灾民无人管。在彭州菜市场，我们停车。我下车询问物价，得知物价并无上涨，那些菜多是从别处进的。途中，周钰樵和我接到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心语的电话，简单接受采访，谈地震中的学校垮塌问题，被迅速制成《都江堰市家长在教育局示威 要求尽快查明校舍塌毁原因》的速访新闻。

驱车到彭州市红星镇。废墟逐渐增多，老建筑有的没倒，新房屋反而倒得厉害，有军队驻扎在企业厂区。到红星镇街边停下，有几名妇女过来，与我们谈尚没有获得任何救助，不知何故。她们的房屋已经严重震烂，不能入住。据说，一个生产队居然只有一顶帐篷，帐篷放在生产队长那里。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自救”，自己救自己，包括让外出打工的人回家“自救”。给了她们一些物资，又继续往磁峰镇开车。到磁峰煤矿时，一名妇女说：“军队在里面，要有记者证才能进去。”煤矿厂一片废墟，我们决定不进去，往那些更深的地方走。在蟠龙村停留过，见到在路边临时搭锅的农民，那时的情景，已与进入战争年代的逃难者没有两样。 再到莲水村。尸体腐烂的气息，四处扬起的灰尘，凄凉绝望的面孔，一一袭来。我们同行的人，有数码相机，有DV。这个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豆豆幼儿园”，全部垮掉。唐礼兵说：里面的孩子，是那天在幼儿园外面打麻将的人救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闲杂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救人。我采访到了灾民之一，她叫贾琴，今年24岁，住在莲水村普照寺正街81号。贾琴刚刚当妈妈，她的外侄才两岁，叫罗叶涛，在幼儿园被砸死了。她的一个姨娘也被砸死了。普照寺正街81号原本是个生意不错的餐馆，全家12口人都能靠这个餐馆养活。而如今，那里没有电，没有水，吃的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的废墟里掏出来一点点。贾琴非常激动，眼泪满眶，她说：“我爸爸奋斗了十几年才有个餐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穿的衣服，是邻居给的，没有看见军人来过，没有看见官员的身影。

磁峰镇是彭州市最穷的一个镇。这个镇原来以煤矿维生，后来煤矿被停了，人们只能自食其力。地震之后，班车被停了，里面的人出不来，太偏僻，外面的人也不进去。我们是第一次到莲水村的外地人。黄琦将物资发放给了贾琴、唐礼兵。 车辆离开磁峰镇，往白水河方向进发。这条路，胡锦涛的越野车也同样奔跑过。道路交通简直是一流的，全是柏油路，比我的家乡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可见此地经济并不落后，是天然的旅游胜地。军人正在清理废墟，路边到处是帐篷。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山体滑坡的威力，大山、高山已经严重变形，席卷低处。高速公路断了，我们走新铺的临时公路。在白水河遭到盘查，我们这一车的陈涛突然调头。留给我视线之内最醒目的标语是“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刑事犯罪”。车调头不久，突发余震，震级较小，但因近离震中，感受明显。一车猪被军人运送过去，那是灾民的活猪。

黄琦他们进去了，至银厂沟。他们看到，一座海拔约2,000米的大山将前面的小山完全冲垮，扑向低处，形成地面。余震也在发生。他们看到了希望小学的临时教室，没有孩子在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最终，他们距离汶川约十公里，这才回头。而我们所在的白水河与汶川之间，就像一栋房子的前面和后面。在我们出发的头一天，谭作人在路上甚至还踩到了死难者的手和脚。 我们的车继续在路上奔走。约下午18时，我们来到彭州市区一处大寺庙前。这寺庙已有一定历史，相传被学校所占，后来和尚又拿钱把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寺庙买回来。如今地震灾情严重，寺庙完全免费开放，到处都是歇脚的民众，算命、测字的先生、婆婆挤满了寺庙门口。唐礼兵与我们一道，就在吃饭之间，我对这个生性爽快、耿直、毫不废话的人，展开了专访。两名记者坐在一旁，一言未发，专注倾听。

◎唐礼兵口述速记（简略）

我是回族人。今天去的磁峰镇，就是我的家乡，距离这里有35公里。如果不是空中航拍，可能死的人会更多。彭州受灾的面积很大。尸体是甩在火葬场的。没有把尸体送过去的，就自己埋。起初是一个一个地埋，后来发现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几个几个、甚至十几个十几个埋在坑里，是平坟。我婆婆80多岁了，我把她接了出来。我没事，我就摔破了皮。原本，我是这里的剃头匠，这次去当志愿者，帮那些受伤的灾民剃头，头发要剃了头上才能动手术，我应该是剃了100多个人头。灾民是有抢东西的，但那已经不能叫抢，那是生存本能，在铺面上抢米、抢鞋，全部拿光。那些铺面早就没人了，都跑了。我以前在新疆的军队里承包过食堂，看见过东突与共军的打仗。当时听说，杀一个兵一万元，杀一个将军两万元。有个将军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装的是狗眼睛。（完）

回到成都。到黄琦处，与深圳一家劳工维权的NGO组织成员肖春相识，谈至次日凌晨一时。肖春，1983年7月出生，在四川达州读完法学后，到深圳打工，并继而维权，进入NGO，已工作两年。现在，该NGO已经解散。肖春从深圳赶回四川，想到灾区去。这位穿着“民主中国”字样文化衫的同龄人，此刻显得非常焦躁。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同龄人，作为公民代理性质的维权人士，他的名字早已进入一些境内外劳工监察组织和媒体，所报道的，多是他遭遇的不公与野蛮。譬如，2007年8月15日，肖春接到官方通知，称他之前接受委托协调的劳工维权事件达成协议，叫他去厂里补领工资，但刚到厂门口，就遭到六个人拳打脚踢，被打得全身是伤。与肖春有相似遭遇的广东劳工维权人士，还有从工伤者转型为维权者的黄庆南，以及李金薪、段海宇、井镜波等人。此次他从深圳飞赴成都之前，也是刚刚走出拘留所不久，是被“黑整”的维权对象之一。

◎肖春口述速记（简略）

周立太是我们的前辈。我跟赵达功、刘开明也有接触。我们经常告政府，告它的不作为。为工人的拖欠工资，为工人的工伤，我们奔走。政府打压我们，黑社会威胁我们。我们的人经常被警告，警察总是来找我谈话。我还被关在看守所，被拘留。这样经常骚扰你，整得你干不成事情，维权没法干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申冤。法院支持我们告工厂，但不支持我们告政府。政府八大部门都在打压我们，工商、地税、物价、司法、城管、社保、国税、公安，都在打压我们。我们想推动政府依法办事。我们帮工人写文书，他们拿去告，我们可以为他们代理辩护。有个工厂，我们反映没发工资。第一份笔录是真实的，第二份笔录是虚假的，第三份笔录还是继续虚假，就是以假的来推翻真的。不搞了，搞不下去了，没法生存。政府要收拾你，你没地方告状。我去开庭，有人就把我拦住，不让我进去。维权搞不下去了，太黑了，太黑了。（完）

（《蜀行记》未连载完，余下万余字未发表）

▓公民权利的界限在哪里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景凯旋

在近日互联网上纷纷指责湖南某县原公安局政委王峥嵘操弄权力，让其女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则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新闻：四川南充一青年女子开车与路边摆摊老人发生纠纷，该女子掌掴了那位老人，在遭到路人指责后，当事女子下跪道歉，但事后仍有上万网民加入“人肉搜索”，将她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甚至“三围”全部曝光，以致该女子不堪压力，险些欲跳江自尽，云云。

两件事看似一样，都是舆论对社会上恃强凌弱行为的正义讨伐，但我却觉得二者截然不同。一是在捍卫公民权利，一是在侵犯公民权利。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王峥嵘的背后是一种权力的影子，被其剥夺受教育权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弱势女子，公众对其表示愤怒，也是在担心自己有一天遭到权力的侵害，因此捍卫他人的权利就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根据“人肉搜索”的结果，南充女子不过是当地一影楼的模特，她的行为当然不对，但她依仗的不是权力，只是个人的脾性。据她说：“大家要求我跪在车子引擎盖上道歉，我刚跪下，警察把我拉起来。”“我是错了，但为啥就没人贴我道歉的照片，就没人替我说话？”而据警方介绍，那位老人也没明显伤痕，警方还在协调双方处理此事，“纯粹就是一个小纠纷”！

指责一个人的行为有违公德，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权利也是有界限的，那就是以他人的权利为限，超过这个界限，权利就变成了权力或强力。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不仅是指公权力，也包括现代各种社会机制，如新闻媒体、教育机构等，自然也包括新兴的网络。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同样也会侵犯到个人权利，表现出多数人的暴力。王峥嵘的女儿自然有受教育权，但他的行为却超越了个人的权利。网民自然有批评权、监督权，但针对一个普通人的“人肉搜索”，其行为同样也超越了个人的权利，侵犯了其他公民的隐私，已经与正义的诉求无关。这一点，从网民的不同反应也可以看出来。对王峥嵘，网民多表现出愤慨情绪，而对南充女子，则更像是一场网民所说的“快乐盛宴”。

民意并非天生正当，尤其是针对个体的公众行为。五四时期，梁漱溟先生虽然同情示威学生和他们的动机，但仍然指出，学生打人烧楼的暴力行为是违法的，如果中国要想获得永久的安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梁漱溟先生是一个爱国者，但人们恐怕不知道，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是真正了解西方自由主义原则的。在后来谈到中西文化之别时，他就曾指出西方人的权利观包括了两层：一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二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时至今日，梁漱溟先生对现代民主法治原则的了解，不但超越当时许多人的认识，甚至也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

正如梁先生当年所指出的，这两个原则体现的是“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会有所谓自由。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公权力不应免于公众的监督批评，个人权利则应免于公权力的侵害，也免于公众的侵害。但由于缺乏民主和权利意识，我们看惯的恰恰是公权力容不得公众批评，而个人权利却往往得不到保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王帅、吴保全等在网上批评当地政府的行为，无论其言辞准确与否，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与舆论的支持，而个别网民对南充女子的“人肉搜索”，无论其动机如何高尚，则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舆论的谴责。梁漱溟先生当年所说的两层权利观，应当作为我们对权利界限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会有每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

互联网的出现扩大了人们的言论空间，大多数网民从公民意识出发，对权力的监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对民主法治的推动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去维护每一个个体的权利，那我们也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权力的滥用，因为当一个人这样做时，他的个人权利也就失去了被保护的前提。

▓要严防源头上的“立法腐败”

作者：李晓亮 来源：红网

自去年11月底“黄光裕案”浮出水面，这个昔日坐拥财富神话光环的传奇人物，就一直未曾离开公众视线。今年4月又爆出两位涉案高官：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继郑少东后这两位也受此案牵连被“双规”。

这使得所涉官员的级别由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据说这次“升级”，给了黄光裕巨大压力，日前黄曾在看守所自杀未遂。这一极端举动，也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推测认为，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已归案的官员，可能还有更多隐秘。

此前就有文章质问：“黄光裕案”中“官商勾结是否已进入影响政策制定、以政策保障联盟利益的‘高级阶段’”？近日的《中国新闻周刊》则回答了这个疑问，通过名为“黄光裕案现制度风险：高官用手中权为个人开道”的报道，可以看出这种担忧并非多余。

黄光裕案中的官商勾结的“更高级形式”，体现为“立法腐败”的制度风险：中国贪官对行贿者的庇护“由浅入深”：先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利用手中缺乏监督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再一点一点侵蚀法律的存在；现在，郑少东似乎正准备利用立法权为行贿者“开道”。

若将“南粤政法王”陈绍基“两会”期间有关“特赦”、“建议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言论，以及去年郑少东抛出的“企业高管慎刑论”，联系到黄光裕案的背景，这一系列言论背后或许就隐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逻辑。这似乎也佐证了以立法形式为个人“开道”。

而黄光裕案显然不是简单的个案，黄不会是最后一个通向原罪之路企业家。有人说在中国当富豪是危险的，富豪榜成为“杀猪榜”的尴尬也警示我们思考，民营企业家与原罪之间是否存在“天然血缘”关系，如此高的犯罪率中有没有体制原因。

为何那些光环炫目的创富奇才，竟没有几个是完全守法经营的？若当代中国的守法成本真的过于高昂，那么我们也该检视一下制度土壤了。或许因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市场化，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让政府权力之手几乎无处不在。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审批程序又过于严苛，而这样的法则又有着严重滞后性。

这样的商业土壤，只能塑造一个个制度性悲剧。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游弋于这样的资本市场，适应丛林法则，就会用非法的投机来钻制度漏洞的，以迅速实现原始积累，甚至剑走偏锋，比如以数千万的公关费为上市开路。黄涉嫌“贿赂商务部官员”，可能就因为“国美能否以红筹股的身份，在香港上市决定于是否（在商务部）获批。”而界定企业是否“享受外资企业待遇”的解释权和审批权都在商务部。

但面对不合理的制度，是采取正确行动促使新制度的诞生，还是主动贿买市场准入权。企业家也并非全无自主选择权。若习惯于以贿赂来获得某种特殊照顾，那显然是难被人原谅的。而且企业家若习惯于投机以追求短期化的超常增长，那利令智昏之后，腐败的体制化语境就形成了，也就搭建起了官商利益联盟。在这种制度化腐败攻势下，手握权力的官员就可能开发出全新腐败模式，比如以立法权来庇佑行贿者。

这种腐败前置的立法源头上的不法行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戕害更为致命。所以，黄光裕案之后，相关部门必须警醒，不能任由这样的源头腐败继续泛滥，否则可能导致这条权力运行链条的整体溃烂。那时受伤的就不仅仅是个别涉案官员和陪葬的行贿商人了，而是要让全社会为之付出惨烈的代价。

▓垮塌校舍质量问题，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来源：金羊网 作者：银玉芝

血已经流了，任何弥补，不如对真相的尊重。真相，未必如死难方所愿，但勇于调查和直面，本身就是最大的安慰。

当然，灾后重建是重点。于是，不出所料，在5月7日成都举行的“5·12”汶川大地震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该问题重点介 绍。同时，发布会上，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说，经过学校和教育部门核对，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5月7日新华网）

灾后重建，也可以称作重建家园，大概重点是修路、盖房子。但家不仅仅是房子，还有亲人。地震中，逝去的5335名孩子，即是这数千个家庭的一部分。所谓重建家园，能够建起漂亮的房子，但永远无法寻回逝去的孩子。

对于这数千对家长来说，失去了孩子，几近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全部。正是如此，我们关注灾后重建，同时，对于这些孩子的死因，始终难以释怀。通过各种途径，我们知道，大量的家长认为，建筑质量不合格的校舍，是他们孩子在地震中死去的主因。这未必是事实，但也未必不是事实。

毕竟，地震后，大量校舍建筑材料质量，一目了然有问题。少量媒体，也做了深入调查报道，并发现部分校舍建筑过程中有腐败嫌疑。但不知何因，更深入的报道，就此打住。之后数月，相应报道更是绝迹。而有关方面，对此似乎并非无所作为，声称做了调查，表示没有发现质量问题。“5·12”汶川大地震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依旧如是说。

有趣的是说，杨洪波厅长表示，经过调查、核实，目前没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这个回答，真是妙哉！目前没发现，将来还会发现得出来吗？灾后重建如火如荼，不少部门都夸下海口，立誓要建9级地震都不会垮塌的校舍。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的垮塌校舍现场，在重建过程中，一个个消失。未来，去哪里寻找垮塌校舍质量的现场证据？如此，即便未来有调查，证据或许已经不存在了。真到了这一步，唯有期盼部分知情者，良心发现，主动向社会忏悔坦白。

这只是个假设。但无数失去孩子的家长哭天喊地，上访控诉，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任何质疑的声音，都从大众媒介消失。直到“两会”时，连个死亡学生名单，四川方面的答复都还是，难度太大，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而所谓难度，哪个学校没有花名册，哪个公立学校不是建制严格。两会至今不过2个月，声称如此之难统计的死亡学生数据，一下子又公布了。不知道是四川方面，废寝忘食工作，还是难度本身只是托词。

或许周年祭到了，各方呼声、压力很大；而且，上个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布后，以国家名义承诺公布死亡学生名单，才是突然公布死难学生数据的主因。根据人权行动计划，具体的名字，也是要统计公布的。这一天，能否早日实现？

关于建筑质量问题，导致地震中垮塌的反映，四川省委省政府态度明确，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及相关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严肃查处。又是一个有趣的回答。四川方面没有强调，是校舍质量问题，只泛泛而谈建筑质量问题。所有这些累计在一起分析，对于校舍质量，没有更多的质疑，反倒是不正常。同样，对于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这个数字，是否属实，同样是可以质疑的。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面对质疑，回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会积怨更深。南非当年的种族问题，即是通过对真相的深入调查，然后毫无保留的公布，再然后寻求族群和解。相关部门为了自证清白也好，为了给死难学生家长一个交代也好，第三方进行独立的校舍质量调查，刻不容缓。

▓网络表达的力量与隐忧

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吴毅

备受关注的何南灵宝王帅案经网络舆论的强大压力而改变结果以后，又一宗与之类似的案件——内蒙古鄂尔多斯网民吴保全替朋友在网上发帖反映土地问题而遭定罪，同样经网络曝光后，也可能再审。是什么力量促使有关部门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答案当然是日益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网络。难怪有人说，由于网络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好当官的地方，这官也不那么好当了。

其实，近年来，中国的官员因网络曝光而被罢免者已经不在个别，经网络而被揭露出来的违法事件和弊案就更多。“网络政治”已经成了我国公民了解公共咨询、表达社情民意和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现象。看来，在自上而下的民主政治建设之外，老百姓又一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出了一条让为政者必须要正视、顺应和接纳的沟通官民关系的新渠道。

不过，这一切来得并不容易，很大程度上，这与近年来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承认和重视网媒的作用有关。而在此之前，对网络民意的评价还是相当的模糊和尴尬，一些舆情部门甚至将其视为影响稳定和安全的“另类声音”，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开足马力与之较量。直到最高领导人亲力亲为，以网络方式与民众沟通，网络表达才最终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可是，接受也罢，不愿正视也罢，在老百姓心目中都自有一本账。近些年来，网络在传播信息、表达舆情、反映民意方面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一些被视为敏感的问题，一些官媒最初不能发布的消息，如孙志刚事件、“非典”、松花江水污染、华南虎事件等，都是得益于网络，才不仅让民众知晓，并且最终被相关部门关注、接受和解决。

所以，“网络政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民主政治和“第三种权力”的本质特征。如专家所说，它成为了开展公共活动的新平台和新渠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质疑、批评和监督政务，任何人也都可以利用网络来掌握信息，形成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网络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

不知我们是否注意到，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我国的网络表达格外发达，人们似乎对网络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们更愿意选择网络，而不是其他媒介来表达意见。对此的解释，当然不是我国网民数量更大，咨询素质更高，已经率先进入电子民主时代。毋宁说，虚拟世界的热闹所反映的，其实更是现实世界的相对冷清，正是因为现实表达尚不如人意，或者成本太高，人们才更愿意选择具有匿名和开放性特征的网络，看不到这一点，而一味自颂“渐入佳境”，就有些自我麻醉。而网络实名表达仍然会遭遇的风险，诸如王帅等诸多事件的出现，不也在从反面证实这一点？

可见，网络的热闹既是好事，也是提醒，它提醒各级政府还需要在现实的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扎扎实实地改善我们的舆情环境，而不是一味被动因应，或者搞一些应时应景、哗众取宠的花架子，更不能让民众始终只能选择网络来诉说自己的想法。网络的开放固然也表明社会开放，但它毕竟是一个非制度化的虚拟空间，其可信度和责任感都不易检测，持久和深度监督的效果也难以达到，并且还可能给恶意操弄与极端情绪留下空间。

当然，世上有的事情，有比没有好，有的事情，也还可以慢慢来，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工作的重心本不该只放在网上，虚拟世界的众声喧哗，最终还是要让位于现实世界的持续改进。

希望有一天，网络表达的热闹，能够化作制度化表达的成熟，而诸如“诽谤”和“反”之类的罪名也不再被滥用。只有那样，诸如王帅和吴保全事件的学费才算没有白交。在这之前，我还是要向网络媒体的侠肝义胆以及那些保护这种表达存在的部门表示敬意，正是你们以最大的社会责任，在共同铸造一个通向未来的社会。

▓与网络的PK中，纸媒正在成长

作者：童大焕 来源：中国青年报

27岁的韩寒要办杂志了，他杂志的稿费是前所未有的千字2000元。在这个纸媒纷纷成为网络无回报“奶妈”、传统媒体从业者纷纷“投笔从良”投身网络的时候，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能否给传统媒体带来一点信心和希望？

随着新闻网站和手机报的出现，传媒界很多人开始讨论报刊业的生死存亡问题，有一个说法是“纸媒体都是给网站打工的”。不要说网站、电视、广播转载纸媒体的消息、评论需要向纸媒和作者付费这样的奢望，对一些纸媒而言，靠网络免费转载扩大影响力，还求之不得呢！

竞争压力之下，已有不少国外报纸破产，传媒大亨默多克虽抨击“报纸垂死”论，却也预言报纸将从实体转向“新品牌”。中国报业协会刚刚出炉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报纸总印量比上一年度减少了2．45％，这是自1993年以来，报纸年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但是这一切，都是成长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中国内地的纸媒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还处在成长期。一些不符合潮流、不适应市场的媒体会夭亡，会被淘汰，但总体上，纸媒体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要找的信息。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几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但是，互联网的另一个特点是信息庞大而芜杂，真假、优劣并存。这种背景下，读者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要求，转向了强调版面与内容的信息综合能力和深度分析能力。

一方面，你必须发现和综合真正对你的目标读者有用的信息；这是一个“做减法”的工作，发现信息中的“真金白银”，并且筛除大量的垃圾信息；另一方面，你对这些信息必须具有较强的分析解读能力，从而使读者从中得到更多的附加值。这是一个“做加法”的工作，通过信息的整合，使各类有效信息变得更丰满、更全面、更深入。

这样，对于读者来说，网络上的大量免费信息其实并不是“免费”的。无限空间必然面对的是无限选择过程中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成本，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搜索成本，即时间成本。

此时，传统媒体的优势反而日见突出。报纸杂志极其有限的版面，迫使编辑舍弃大量的一般资讯，而把最精要、最深刻、最有针对性和公信力的内容展示给读者。传统纸媒体“白纸黑字”的不可涂抹、不可更改、可留存可质证的性质，也使它成为公信力的重要源泉。

这样的“有限选择”和公信力，反过来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舍得“花金钱买信息”，使消费报刊成为社会主流阶层的阅读和思考方式。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纸媒的公信力。

此外，传统纸媒体随时随地的便捷阅读方式，便于留存与再度思考的主动阅读方式，也是传统纸媒魅力永存的原因之一。它使阅读和思考成为赏心悦目的生命旅程，而不是眼睛与电脑、电视屏幕无休止的疲劳战争。

之所以说纸媒处于“成长期”，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其作为新闻最重要的功能，舆论监督、社会守望、催生新思想新观念的职能，发挥得还不够，尤其是“就地监督”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二是传统媒体还不够大而强势，尤其是媒体集团的跨区域扩张方面还非常薄弱，这也反过来直接影响到它难以通过区域扩张，实施有效的“就地监督”。这方面的空间非常巨大。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做客央视经济频道《对话》栏目时透露，新闻出版行业有望对民营资本开放。柳斌杰称，2008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预计超过8500亿元（只占GDP的3.4％），而美国这一相关的产业叫“版权产业”，占了国民经济的33％。它是各产业里的第一大，超过了航空、航天、汽车和它的三大出口支柱产业。如果传统媒体集团“地方版”得以不断落地生根并催生真正的“就地监督”，不仅传统媒体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传统媒体的读者群也将大大扩大。

▓韩寒高稿酬征稿 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张洪波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报

5月1日，韩寒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最新杂志的征稿启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封面推荐的原创文章稿费标准为1000字/2000元”。这个标准是国内行业标准的10~40倍，也是国内最顶尖杂志给特约顶尖作家稿费的2~4倍，是郭敬明所办杂志的30倍。韩寒提出来的很多做法似乎都是在挑战目前国内期刊界在稿酬方面的一些弊端。

启示一：高稿费是对作者的充分尊重

韩寒在《新杂志的征稿信、征人信、稿费标准、投稿信箱》博文中宣布对所有文章录用者提供“全中国最高的稿费，无论你是否有名，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封面推荐的原创文章，1000字/2000元……”

看了韩寒的高稿费承诺，我特别高兴。不是因为作者都有赚取高稿费的机会，而是我感到了韩寒对所有作者劳动的充分尊重。目前，国内稿费最高的是哪几本杂志？原创杂志无外乎《时尚》、《瑞丽》、《知音》等，文摘类杂志无外乎《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格言》等。但是，这些杂志的原创栏目稿费似乎最高的也才千字千元，每期也就一篇两篇。大多数杂志的稿酬标准很低，千字50元的很正常，千字二三十元的也见怪不怪。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学术刊物，还要“倒贴钱”，一个版面要你四五百元的版面费，一点都没商量。

启示二：混乱的稿酬标准谁来管

国家版权局1999年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规定了出版文字作品基本稿酬的标准为原创作品千字30元~100元，这是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但事实上，杂志的稿酬标准属于杂志社的自定项目，往往都是由杂志社说了算。这本也无可非议，但是有的杂志稿酬不但很低，而且提出发表的条件很多，多得作者不得不为了发表而放弃很多合法权益。杂志和作者事实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还规定：“报刊刊载作品，应在刊载后一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报刊刊载作品，未与著作权人约定付酬标准的，应按每千字不低于50元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可是，这个规定已经实行10年了，物价、杂志定价、工资都上涨了不少，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价值却没有随之水涨船高。在这里也提醒那些文笔不错的作者，只要你不靠稿费生活，如果你认准了自己的文章就值千字100元甚至更高，如果你只愿意在杂志实现自己的发表权，而不愿将合法权益转让给杂志，那你就大胆地坚持，在投稿时就明确声明自己的要求。套用时下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名字——我的版权我做主。

启示三：杂志的声明用意何在

韩寒在承诺高稿费的同时，宣称“没有任何的附加签约条件，如果你足够好，我们杂志也将利用我们的资源，帮助你完成出版的愿望，并且帮你谈到高于10%的版税，我们不从中抽取一分钱，也不限制你的任何出版自由，因为我个人不喜欢挣这个钱。”这个声明也是让人非常佩服的。只要你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你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过这样的事——硬着头皮去研究杂志对作者提出的各种声明、各种附加条件：“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本刊自行或者授权他人出版电子版、网络版，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该稿件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等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转让给本刊”等等，不一而足。

从表面上看，这些杂志都很懂《著作权法》，实则不然。杂志本身作为汇编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杂志有权自行出版或授权他人有偿使用电子版、网络版，但是必须依法遵守原作者的著作权。按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杂志对于所发表的作品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杂志刊登的每个图文作品的著作权是否属于本刊，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杂志与记者对职务作品版权明确约定归杂志社所有的，那么，杂志行使这些记者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合理合法。而杂志的声明属于民法上的要约，作者的承诺只有与杂志的要约一致，并且是遵循了民法中的等价有偿和公平原则，法律才会承认这种要约与承诺的合法性。杂志以各种貌似合法的托词甚至欺骗的手段将作者享有的著作权划入囊中，都是非常不符合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很多情况下，都是对作者的一种欺骗，是对作者著作权的亵渎甚至是掠夺。

启示四：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用凸显

在很多国家，没有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在维护作者难以有效行使和控制的著作权，解决海量作品的授权许可问题，扩大作品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如果作者没有特别声明不许转载摘编，报刊转载其他报刊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许可，但是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支付转载稿酬，在两个月内找不到作者，必须将稿酬和有关转载信息交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杂志毕竟是传播的媒介，不是专业的著作权服务机构。对于杂志的各种无良声明，作者应该抱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听信杂志社貌似合法的胡言乱语，不应该一味地迁就杂志社的做法，迁就实际上就是纵容违法不良行为。在国家法制逐步健全的今天，广大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该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站在一起。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才是作者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在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的今天，作者要始终铭记——杂志就是发表文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面对广大作者的维权组织。

▓四事

作者：韩寒 来源：新浪博客

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在发布邮箱以后，已经收到了一万多封投稿和数千封简历，其中经过选择的我都已经在看，一些信件让我很有感触，再次谢谢大家。

因为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们的编辑很难做到每封信都回信，如果在二十天内没有收到回复的作者，稿件可以自由使用，我们也将考虑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废除或者改进一稿不能多投的行业规则，让作者可以利益最大化。

另外，请大家在稿件的标题中表明体裁，标题，字数，也写清楚作者的详细信息，如果是2万字以下的小说，请直接粘贴，不要贴到附件中，谢谢。

大部分的作者都很认真，一些挑选出的好的文章也在待定中，极少数的作者是抱着撞大运的想法浑水摸鱼，有发现直接复制粘贴安妮宝贝的，连名字都忘了改，黄色小说和毕业论文恕不能发表。

关于照片，我们收到了一些非常让人欣赏的照片，还在研究如何匹配杂志的风格，但也请一些手机随意照，风景照，旅游纪念照和露点裸照不要再发过来了，而且请先发小的照片或者自己的相册或者博客链接，我曾经花了三个小时打开一个巨大的文件，结果发现是作者在西湖边的留影，我不甘心的仔细放大了背后的天空，以为有UFO的讯息，我又仔细放大了背后的湖水，以为有水怪的踪迹，但是很遗憾，这真的是一张风景纪念照。所以，还是请大家先进行自我审美。也不说手机就不能拍照片，有很多手机拍的很有感觉的照片，但首先，你的手机摄像头我认为要超过30万像素。

另外，希望大家不要重复投稿，我曾经一个晚上发现无论我怎么看，最新的那篇文章始终是我刚才看掉的那一篇。

招聘从今天起关闭，在已有的人里我们会用心选择，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这次不能合作的朋友，希望等杂志稳定下来，如果还有明天的时候能再合作。

另外，发一期《时尚先生》的封面，我在上个月为他们拍了一组照片，我个人更喜欢另外一个版本，现在把这个版本发上来，能买到则是另外另外一个版本。《时尚先生》有了全新的变化，和以前截然不同，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也认为这是时尚集团的进步，因为一度我觉得时尚做的杂志太土太不时尚而全部推辞他们的采访。时尚集团有一堆追求物质时尚的刊物，希望《时尚先生》的编辑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精神时尚，最终做到由内而外的时尚。另外我还给《0086》做了一个访谈，他们也是新生的很有希望的杂志，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这些新气象们。

最后，有记者问我，北京某书市也开了一个网上书店，也在销售其他一些名作家的签名书，但是没有销量，问我如何看待，我觉得这不说明任何的问题，首先他们的读者可能不习惯在网上购物，其次可能他们宣传的比较脱节，在报纸上发了一些通稿，但是报纸又不能直接打开链接，而且网上又很难找，我为了查证，花了大功夫也才找到，特地在此也给出那家书店的链接，如果有喜欢刘震云，七堇年，王立群等作家的读者，需要他们的签名本的可以去看看，都在一个市场那么小的行业里，互相带一把一定是比互相踩一脚要合适的，除非是对方实在让人太脚痒了。他们的地址是http://shop58043649.taobao.com/

另外，我的书店经过了几次断货以后，现在有了一批新的货源，包括《他的国》，近期也将拍卖几本当年最早版本的第一次印刷中图书序号在前十号的《长安乱》，里面会有毛笔字的签名和可以单独写给作者的寄语。本书店销售的图书，只要是价格高于市场价的所有限量特版图书，相关所得将全部捐献以帮助困难人群和患难动物。地址是http://shop57860513.taobao.com/

▓历史的责任能否掩盖地震建筑质量问题

作者：陈方 来源：华商报

512地震后，当地对重建中的质量问题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四川省建设厅的数据显示，512大地震中，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占总倒塌房舍面积的1.3%。

追究公共建筑质量问题的情绪，在民众中始终没有完全化解掉。但四川省政法部门对“自然灾害中公共建筑能否免于质量追究”这一命题，在法律上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地震中建筑物垮塌引发的赔偿问题不适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几乎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共识。（5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

抛开情绪的激烈，冷静地看待“震后不该追究建筑质量问题”的态度，或许并非全无道理。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认为，除了高强度地震作为不可抗力之外，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规范存在不足，这就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不是个人的责任，我们暂且将其归结为“历史的责任”。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震中垮塌的房屋，95%建于1995年以前，其中又有50%建于上世纪80年代。而从1988年开始，我国才颁布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房屋的抗震烈度在7度。而1988年以前校舍建设，没有抗震标准的具体规定。还有资料说，公共建筑抗震能力每增加一度，其成本就会上涨25%。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基层教育投入不足、教学楼工程款拖欠问题是普遍现象，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承认并接受震中教学楼倒塌是“先毁于穷，后毁于震”。对于不可扭转的历史原因，我们也不应去过分苛责。但是，把公共建筑质量的所有问题都推卸到“历史原因”里去，我们是不是也推卸了一些本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说，一些本来应当受到惩戒的责任人现在是否完全可以躲到“历史责任”的保护伞安然无事？

去年地震后媒体聚焦“史上最牛的刘汉希望小学”在震中屹立不倒庇佑了511名师生的生命。还有少被关注的方水学校小学部教学楼，这座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教学楼，虽然离震中很近，但主体承重墙并没有明显破坏。这些“特例”似乎说明，“规范不足、投入不足”的“历史责任”并不能掩盖震中公共建筑物质量的所有问题。

我们不认为符合国家规定、不偷工减料、正确施工建造的房屋一定就能抵抗如此烈度的地震，但是，在512地震中毁掉的那些建筑物是不是都符合国家规定，没有偷工减料？这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地震后，相关政府部门都多次明确表态对问题建筑物的调查查处将毫不含糊毫不手软，但时间过去了一年，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人因为建造了问题建筑而受到惩罚；相反，现在似乎有一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历史”而一了百了的苗头。

之所以对问题建筑物追问不止，我们所期冀的，并不仅仅是惩戒一些人，然后一切规则依旧。而是希望每个人从废墟上站立起时，包括那些被惩戒的人，在内心里能多一些对生命的敬畏感。每个人都能在张扬生命尊严感的基础上行事，而不是躲进“历史责任”的保护伞下暗自庆幸。

▓问责政治需要技术突破

作者：杨于泽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最近，政府问责结果老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下课官员有带病复出的，有先免后升的。质检总局原副司长鲍俊凯，三鹿奶粉事件后先升局座，再记大过，近日又官复原级。这些情况，已经难以归类。

民意不满，因为问责结果出乎预料之外，有时候已经不合常情常理。问责与担责，古已有之。现在建设责任政治和责任政府，担责是政治伦理的要求，问责是追求政治效率使然。民众皆曰某官不适任，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偏说其才可用，用人者也许问心无愧，而多数人已觉不可理喻。

于是各种怀疑哄传于坊间，表露于媒体，有人痛斥官官相护，有人猜测某人后台硬，有人怀疑钱权交易。还有人说，被免官撤职的都是替罪羊，带病复出乃是政治补偿。政府问责，是为了约束官员勤政廉政，顺民意，得民意，而实际效果适得其反。昏官庸官懒官在朝，民间质疑正在损害政府公信力，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当然，问责政治有一个建设的问题，其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把问责描述为一个目标，而要达到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手段，开辟前行的路径。问责政治是个好东西，但问责政治同样需要技术突破。一定的政治形态，与一定的制度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系统阐述。所谓制度，是一个规则系统，也可以说，它是由一系列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因素构成的。在发明这些技术之前，制度就是有缺陷的，新的政治形态难以建立，因为它受阻于技术瓶颈。

推动问责政治，必须突破技术瓶颈。我们不能做技术决定论者，但不重视技术乃至蔑视技术，是相当不明智的。如果不突破火箭技术、材料技术，飞船就不可能上天，骂航天员没用，甚至骂政府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政治过程中，如果出现技术瓶颈，骂娘，重申原则，都没有用。

问责不会是由单一技术支撑的，它可能需要一个系统意义上的突破。问责，谁来担“责”不是问题，而由谁来“问”却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问责是官员的自问自答，风头过后，心情变了，责任也卸去。可以设想，把问责现场设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议事堂上，通过官员与人大常委会委员之间的问答，来厘清责任，唤起责任伦理。这可能算技术突破，也可能只是一个技术改进。

但无论技术改进，还是技术突破，我们都既可以发明，也可以借鉴，进而突破瓶颈，迈向阳关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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