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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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笑着哭——杨银波回忆录……………………………作品选0010
０２．到了自我检讨的地步…………………………………作品选0011
０３．挣扎中的奋斗与思索…………………………………作品选0012
０４．真相是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新京报
０５．房价涨跌是利益集团的争吵…………………………中国江西网
０６．城市管理需要民本的立场和智慧………………………潇湘晨报
０７．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南方周末
０８．我从儿子那里认识到中西教育的最大差别…………杨恒均网站
０９．怀念死者——纪念回乡一周年………………………作品选0013
１０．杨银波一直努力着……………………………………作品选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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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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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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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哭——杨银波回忆录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7月18日
开篇：往事不堪回首
没有任何人是不经一番艰难跋涉就能先知先觉的。在现实的世事中，人们多是后知后觉者，占绝大多数更是不知不觉者。我也正在后两者之间徘徊。在未获了解之前，对于大家而言，我是沉默、消怠且迷茫的，如同现今诸多尚不明确责任也无法重拾信心，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里原地转圈或止步不前的青年们及少年们。
许多人都颇感兴趣地想知道：杨银波，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原本感兴趣的话题，却使我一度失语。终于，在很久以后的今天，我想非常明白地告诉自己及人们：我的过去也曾那样的暗淡、失落和绝望，相对于不少养尊处优者和鲜花拥簇者而言，我更多了些寂寞、无奈和无能。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过去，在那些已经离我很远很远的记忆里，在那些只能用“干枯”、“虚无”、“一无所有”、“濒临绝境”等无望的字眼来形容的岁月里，现在这个激情四射的青年仍有那个不堪回首的当初。
迷茫了整整两年
我们这种人，出生在一个历史积怨厚重、刚有几许自由春风的时代。满目疮痍的贫瘠、忍辱负重的艰辛、担惊受怕的饥饿、层层管教的严训，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我们早熟、世故、挣扎的同时，也多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悲凉体验和热血志向。我们的社会经验更多地来自底层，从语言、表情、行动，到情感、思维、精神，没有一处不直接流淌着底层人的血液。视野的打开，眼光的开阔，都是此后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积累。脚踏实地的本性，源于我们危机意识的紧张，从未松懈过的神经一直都在警惕着随时扑面而来的灾难。
当贫穷与富裕分得越来越开，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而我，则选择了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并倾注于整个社会，从而获取彼此的互动，以求推动某些一直梦寐以求的变革。说得坦率点，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在五年以前，在当时那种非常具体的人生处境里，一个少年也曾迷茫了整整两年——十分宝贵的两年。每一天每一夜，我几乎都在焦急地顾虑着：在这个国家，我该干些什么？莫可名状的不确定感和危机意识，实实在在的本领恐慌，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得到做不到的自我责备，充斥着每一刻的生活。
可怜虫与可怜虫蜷作一堆
五年前，我已成年。能够记起那时的我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但我却始终刻骨铭心，不能忘却那个18岁。那时，我从一个从小就被填满了荣誉的少年，一落千丈，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落魄青年。在我抛弃专制教育给我带来虚假欣慰的同时，我也硬生生地抛弃了自己可能与大多数同龄人都要走的那些道路。我开始固定地游走在几个遭遇下岗问题的工厂，身为农民的后代，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城市中惨不忍睹的那些角落。在那些工厂里，囤积着很久都找不到销路的纸品，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庸懒地开动着搅浆机，而更多人则选择了以借债和赌博维生的日子。
工人们没有退路，却只能在暗处抱怨。在充满香烟、啤酒、零食和打情骂俏的赌馆里，一群既不知姓也不知名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人们消耗在“叽叽咵咵”的麻将牌里。或是洋洋得意的胜利感，或是内哭外笑的表情，都在掩盖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宣泄与不得已的苟活，以维护其身份与地位的自尊。那时的我，天天都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虚假感之中。因为，我就是那些赌馆的邻居；我的一位亲戚更是为那一群赌徒忙得不亦乐乎，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我与这位亲戚同住。那时的我，真是不知所谓，终日混迹于社会各色人等：工厂老板、当地小干部、小店馆主、理发师、摩托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洗车工、油漆工、打铁工、棒棒工（挑担工）、插皮鞋的妇女，以及路边的乞丐、精神病人，当然也有一些永远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和要干什么，只炫耀着干过什么的街头混混。
火热的太阳，沉闷的空气，神色紧张的人们，那时的我仿佛一只被世界抛弃的可怜虫，正在与更多的可怜虫蜷作一堆。可是，我常常敏感地警醒自己：“我有我的光芒，我与他们不同！”我这灰色的眼睛，总想熟练地掌握世界，让已经融入其中的生活发生根本改变。我一一记录着身边所有的发生，诗歌、小说、戏剧一直在笔下马不停蹄地奔走。但我并没有投稿，从工厂搬来的厚厚一箱A4纸被我写成了后来的网络文学。我以只有电风扇和啤酒相伴的纸与笔，开始了连“抽屉文学”也成就不了的“垃圾文学”。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读者，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想过要赚一分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文字记录，竟然成为我在那个阶段留下的宝贵财富——一种源于社会的真实的原始积累。
我无数次地蹲在嘉陵江岸边，高高俯视着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的安静得可怕的城市，人们失去了真实的语言，城市空虚得连繁华的外衣也被炽热的火焰燃烧殆尽。我就这样成了孤独的灵魂，以冷静的外表、淡漠的话语、失落的精神，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没有人知道我要干什么，连我自己也被这种无知所麻木，生活找不到出口，只能看见无数华丽光环之下阴冷丑陋的真面目。倘若这样的生活继续得更久一些，也许连我自己也会失去悲悯。我当时的所在，是离家乡有着数百里之远的重庆江北区猫儿石宜家村，后来那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氯气泄露事件"，我曾一度紧密调查，除此以外就很少再去了。然而，那里的许多人曾是我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我是无法在记忆里将其抹杀掉的。
城市的表面与阴暗处
从小到大，我就是个众所周知的“穷光蛋”，18岁那年的处境就更为糟糕。离开宜家村，我也曾向生活妥协，决定带着区区30元钱找一份可以维持很久生活的工作。30元钱，是我向四叔杨义华借的。那天，天上一边打着轰轰的闷雷，一边射着毒辣的阳光，我从宜家村徒步走到了十里之外的观音桥。四叔原本是想让我回家乡的，而我并不打算这样毁灭我自己。我买了张地图，掏出笔和纸，在毒辣的阳光下边走边记录眼中所看到的一切点点滴滴。在家乐福，我记录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路口，我记录各条交通线的具体价格和中途站名；在街道，我记录银行、宾馆、饭店、保险公司的名称；在各个歇凉的角落，我记录不同人的穿着、携带物品和神情。记录中，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城管赶人的，有棒棒工被拒绝付钱的。当然，也有性感泼辣的美女、摔倒在地的残疾人、被抢劫钱包的富婆、没车费回家向众人乞讨的学生……。我还走到了球场、人民大会堂，只是未去解放碑、朝天门、邹容路……。
到处是车，到处是人，严重的噪音和尾气，汗流浃背、行走匆匆的人们，流行乐通城都是，而人们的表情却没有难以抑制的兴奋。这些肤浅的记录，是一个城市的表面，没有任何人让我去做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可我却觉得这当中既有与我想象相似的，也有与我想象相差甚远的。无论如何，我毕竟已经第一次挨家挨户且分门别类地接触到了这个城市的局部。疲惫不堪地行走了八个多小时，我从江北区走到渝中区，又从渝中区走回江北区，记下了厚厚70多张纸。饥肠辘轳，干渴难忍，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两个馒头，钻进几家音响店和书店，几进几出，抄抄写写，又是三个多钟头。出来时，已是晚上九点。无处歇脚的我，既不敢独自呆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也没钱钻进价格不匪的旅馆和电影院，只能乱闯一气，终于在一家职业介绍所歇下脚来。
那个职业介绍所在观音桥建新南路，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当时的我未感有任何顾虑，执意要找到一份工作。一进去，对方便说：“找工作？要50元介绍费。”我哀求道：“我能不能帮你们做点什么，然后你们给我免费介绍一份工作？”几番哀求之下，那人想了想：“你帮他们发传单吧，晚上12点收工。”那人把手一指，只见路边有三个小伙子拉着行人递传单。我径直走过去，拿过厚厚一叠传单，上面都是些宾馆、饭店、商品降价之类的信息。就这样，慌忙之下，我成了一个发传单的临时工作人员，并第一次知道：“你要微笑，要努力地微笑，要想办法让别人接下传单。如果别人扔掉了，千万不要让老板看见，不然要吃大亏。”那时的我，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老板”概念，至今这个概念也很模糊。当时，我就瞧见几个四、五十岁的女清洁工，正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吼骂：“你们都是他妈的一群猪啊，这么大的口痰没看见？不想干就都他妈滚回去！”旁边一个发传单的四川宜宾的小伙子提示我：“像那种崽儿就是老板，惹不得的。”我忍住一口气，闷声发传单。
12点到了，除了得到一句冷淡的“感谢”，给我介绍工作的事情看来没戏。外面下起了雨，我哀求正要关门的平头中年男子：“能否让我在里面借住一宿？”费了好大的劲，一身都被淋湿的我，终于进了屋。两人长谈许久，此中未查有甚问题，不料谈到介绍工作时，此人鬼笑：“到上清寺那边当茶水服务员。”接着又暗下低语，“那里同性恋多。”我大为恼怒：“对不起，我不是那种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离奇，也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那便是遭遇同性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一个无耻的同性恋。约在凌晨两点，此中年男子趁我熟睡时，跳上我入睡的沙发，我被猛然惊醒。此人一把将我紧抱，急促道：“你长得真俊！”我一把推开，此人正欲强行非礼，遭到我的正当防卫。结果当然不算太坏，象我这样多少懂点功夫的人，那晚活脱脱把这无耻之徒打得够呛。我平生极少与人发生肢体冲突，这个人可能是我拳下最惨的，左脸被两拳打肿，一把椅子将他的右手猛砸了三下，鲜血淋淋。我撕下两页《招聘信息表》甩手就跑，后来他有没有报警我也无从得知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感觉有些搞笑，当然也掺杂几许余怒。
茫茫人海中的孤苦
这些毕竟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我无可回避地记录了下来。那两页《招聘信息表》中的招聘单位，我总共去过11家，都是徒步去的，最远的是从观音桥走到红旗河沟，那是个茶馆。“先生，喝茶吗？”看似管理员模样的人，以带河南味的普通话笑脸相映。我回道：“不，我是来找工作的。”那人脸色马上变卦，嗓音趾高气扬：“我们这里，要工作就要懂规矩！‘规矩’，懂不懂？”我摇头。此人转身就走：“回吧。”我走上前去再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此人回头白了我一眼：“只要我跟老板说一声，工作不是问题，但这有条件。”说罢，摆出数钱的动作。我真不是一般的诚实，把当时全身仅剩的13元钱都拿出来给他看：“我只有这么多。”此人嘲讽道：“笑话！兔崽子，当我是要饭的啊？你要是舍不得拿个三四百的，我跟老板咋说？何况，按规矩，月底结账你还得给我20%的‘照应费’。”我不作理睬：“告辞！”身后传来一声“操！”，以及另一“女人婆”（老板娘）对着一帮刚睡完午觉的服务员的厉声吼骂：“睡睡睡！懒虫疙瘩！快起来干活，快啊！一群猪！”我不禁浑身一颤。
我的工作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找一处碰一处，要么忍受不了对方的鄙视嘲弄，要么以我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大学文凭为由，严词拒绝。甚至于，在一个招收维修工（学徒工）的摩托车维修铺里，我竟被推搡了出来：“滚你妈的！再啰唆，老子捶你龟儿！”对方显然已把我当作与乞丐无异。我那时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求能够吃饱饭，顶多就是每个月能给父母汇去两三百元钱，让他们早一点从广东农场回来，不再挣那苦命的血汗钱！我总是苦苦哀求：“老板，你就收下我吧！收下我吧！”然而，我却总是碰壁，连这小小的要求也被全数灭杀。那样一颗脆弱的心灵，正在被缺少关怀的世道渐渐蚕食。疲惫地行走在茫茫人海的大街，我的心却孤苦无比。人啊，真的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坚强得起来的，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打击、挫折和抛弃中，才慢慢觉醒到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当时那种求职无门的状况，以后也发生过许多次，尽管有的工作我也能干，但是很明显的，毫无任何创造价值地反复重复，已使我越来越厌倦。我只能不断地勉励自己：“你能行，你一定会成功！一定会！”
求职了一天，已到下午四点半。我再次回到观音桥的家乐福大门前，手里捧着二两“酸辣粉”稀哩咕哢地喝着，疲倦地坐在阶梯上，望着人来熙往的大街，眼前一片茫然。30元钱，只剩下六块钱了，连回家的车费都远远不够。我不服输，分别买了《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庆早报》、《西南商报》，身边没有手机，也打不起电话，只能找着报上临近的七家单位去应聘，结果只有一家中西餐饭店愿意要我，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马上去理发，男士一律留五厘米；二，上班前去除青春痘；三，下周一才去上班。至于工资，试用期三个月，450元/月；试用期满，根据表现，工资涨到600元～1,000元不等；但是，试用期内一旦有客人反映一丁点问题，马上提铺盖卷滚回家，并且工资一分钱没有。我忧郁许久，勉强答应，用一块钱复印了身份证和高中毕业证，交给一位饭店管理员。
训斥：连棒棒工都不如！
赶紧给四叔打电话求助，反被四叔痛骂一顿，令我原地不动，等他前来训斥。此间，我记得我将最后剩下的那两块钱，给了路边乞讨的一个残疾人，30元钱就此空空然。四叔来了，一下车就把我拉到路边，叉着腰逼问：“你到底想干啥子？人穷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志气！你看你这个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骨头？投降啦？吓怕啦？神经错乱啦？还是……不说话！哑巴啦？”两日的徒步劳累所积累的怨气，经四叔刺激反被激起，我横眉冷对：“我这也是为了生存！我要活命！我要吃饭！”四叔不置肯否，指着对面阴暗处直抹汗水等着帮人挑抬重物的棒棒工：“看到没有？他们！你现在连他们都不如！你吃得起那种苦吗？你丢得下你的自尊吗？你的身体有他们结实吗？你能赚几个钱？像他们那样，你做得到吗？”我猛受打击，唯有沉默。
四叔也坐了下来，埋下头去，抽出一支又一支的烟，接连吸食，直到半包烟完全抽光，才递给我20元钱，说了临走时的最后一段话：“你四叔我闯荡南北，什么人没见识过？什么事没经历过？世道炎凉，人情冷暖啊。银波，你已经成年了。从这一刻起，你已经走进了这个残酷的社会。你没有回头路，但前面的路还有千条万条等着你去走。我帮不了你啥子忙，只要你还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你就应该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回去吧，别把自己埋没了。”说完，四叔正要向出租车招手。“等一等。”我抬起久久埋下的头，“四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把我当作人才，当作知识分子。道路由我闯，命运在手心。我会记住你说的话，而且会把你说的这些话记一辈子！银波无能，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四叔与我握手道别，在那双手紧握的瞬间，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新的人生征途已经开始，已再无资格去迷茫。当出租车远去，我的心仍无法平静，想到这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那可是一个人的战争啊！
这就是当初那个从辉煌的学业顶峰，一下子跌到真实社会的我。我已深刻地明了：求知欲代替不了真知，抱负感代替不了成功，真性情代替不了充实。一个居住在偏僻山村的青年小伙子，其光荣与梦想被一丁点挫折撞击得无影无踪。这些真切的体验，只能以无尽的惭愧、无边的羞怯、无知的冲动、无度的偏激来形容。自卑、懦弱、敏感、浮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终极，犹如“鲍家街43号”乐队的摇滚歌曲《瓦解》所云：“我们这代人用青春购买着梦和灵魂，而残酷的变化将大脑洗炼殆尽。价格昂贵的虚无，日复一日的眼泪，填满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心脏！”然而，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时代、社会、制度，亦不负责，尽管这些蓄意的安排明显在剥夺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权利与选择。这里毕竟是中国，泱泱哉，却又乱糟糟，众生受虐，却又各有各的笑场。身为底层人，成本昂贵的教育并未给我带来人生命运的转折，只给了我虚荣、肤浅和机械性的聪明，而我独立人格的形成，则全是来自教育之外的苦苦寻觅以及活生生的教训。
24小时中的两个烧饼
手里捏着沾满汗液的20元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力量，我握紧拳头，沿地图一路奔走，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到达车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半，脚步沉重，浑身疲软，如临大疾。天下下起小雨，人们纷纷躲闪，几辆警车的警灯一闪一晃，某些人不断斜眼、躲避。一名妇女向我靠上前来：“小伙子，住店吗？走嘛，走嘛。”我已累得没有了力气，声音孱弱：“要最便宜的。”“十块，还可以冲凉。”我赶紧钻进旅馆，交钱领牌，冲凉入睡。
现在只朦胧记得随后来了十多个民工，房间变得更为狭窄，空气也骤然变得紧张。后来才得知，他们是五元/人，是一伙人挤着睡的，都是来抢着帮人挑货的棒棒工。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闹，我强忍着入睡，如此几个钟头。快天亮时，大家又闹了起来，我被惊醒。大家都颇落魄，我遂与他们闲聊起来，越聊越有劲，最后竟讲到一位民工被一帮富人打成重伤的事情，群情随之激愤。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勉强再睡一睡，万没想到因太过疲倦而导致误车，起床去买车票时，竟被告之“慢车刚走一分钟”，而一小时前的快车竟要24元。我囊中羞涩，只能等明天了。
我盘算着从菜园坝火车站到朱杨站的九元车费，眼下能用的只有一元钱。至于从朱杨站到我的家乡朱沱的船钱，就只能到时再想办法，要么——“到时干脆走路吧，走三、四个钟头也不怕。”我想。眼下能用的一元钱，意味着要度过漫长的24小时。我决意已定，用这一元钱买下两个烧饼，遂钻入火车站广场的“地下书城”。这辈子，我嗜书如命的习惯怕是难改，掏出纸和笔，在那浩如烟海的书城里，我一一做着记录。回想起来，那日我认真看全的书也竟有六本之多（《火与冰》、《中国刑侦１号案》、《丑陋的中国人》、《青铜时代》、《中国微型小说三百篇》，还有一本记不起名字了，是历史上《纽约时报》对晚清、民国的报道，该书对之摘录编辑而成），其它粗略浏览过的书籍、杂志和VCD、DVD也不下100种。
这当中，也遇到过因看书看得太久或因记录该书内容而被书店、书摊老板赶走的情况。第一家赶我走，我就走第二家，有时看书看昏了头，又走到赶我走的那一家，刚拿起书，就被骂道：“又是你！走走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此等落魄，真是如今收藏众多书籍却只求摆个门面者所不可想象的。包里的烧饼已然变冷，我吃得节约，等到各店、各摊都关门收摊之时，已是凌晨六点半，烧饼竟然还剩下一个半。我唯有躲在风雨飘打不了的角落，啃着烧饼，看着笔记，心中不胜喜悦，人更是不感疲倦和寂寞。看到几个来得早的擦鞋的农村妇女，也凑过去聊聊彼此的见闻，感觉这一天终于没有白白度过。最后，买上车票，顺利抵达朱杨站。在等船处巧遇亲戚，借到三元钱，顺利回到家乡——朱沱。
仿佛一切皆归平静
当时的杨银波，不知让多少亲人、朋友、同学、师长焦虑和失望，这个原本可以凭借极佳的成绩顺利进入被他们视为“高等学府”去“深造”的“孺子可教”者，却基于过于另类独特的个性，固执地选择了一条看似完全折磨自我、自毁前程的道路。那是个不平凡的暑假，所有同龄人都在不同于正常情形的心情支配下，要么等待大学新生活的到来，要么向亲友借贷昂贵的学费，要么向国家申请助学贷款，要么收拾行李远走他乡以求打工谋生，要么学点手艺，或搞泥水粉糊，或考取驾驶C照，或摆摊叫卖，或留守在家无所事事……。
而我，没有选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条路。陪伴我的，只有书籍、纸、笔，以及一条陈旧的板凳和一片阴凉的树林。日出而起，我纹丝不动地看书记录，写《惊世狂书记》、《山居遥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日没而归，我既不愤怒、也不焦虑、更不急切地自然入睡，没有失眠，没有叹息，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连60多盒音乐磁带也赠与了一位友人。其间，做饭、挑水、割草、喂猪……。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打算做什么，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我要做什么。
所谓“网络作家”
9月7日——五年前的9月7日，这一天我捏着父母汇来的800元钱，来到重庆西部城市——永川，以90元/月的最低价格租住在萱花路的“萱花旅馆”407号房间，终日游走于旅馆、书店以及文曲路当时的“常俊电脑培训班”（现已成立公司——永川常俊电脑网络信息公司）之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学习打字、文档处理、图片制作、网站建立……；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网络文学写作，学习投稿、学习写稿、学习编辑、学习互动……。至今，我尤能记得我在著名文学网站《榕树下》发表的第一篇网络小说《我像一个孤儿在这黑夜走着》，没想到竟获编辑郑重推荐，如此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戏剧，杂七杂八，应有尽有。
想必我是中国作家之中过通宵过得较多的一人，从2001年10月8日起，直到2006年2月8日，这四年零四个月至少有80%的时间我都在通宵达旦地写作，通宵时间超过12,500小时，许多文章、记录、诗歌都已尘封或消失，真正发表出来的不及五分之三。从未拥有个人电脑时的网吧包月（其间有太多与网吧讨价还价的经历），到拥有个人电脑时的ADSL电信包月，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间超过十小时，最长在线写作时间竟达52小时——超过两天两夜地连续写作！强烈的表达冲动与被压抑的表达欲望息息相关，后来更与被压制的表达环境息息相关。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模样？旅馆房间之内，床上、床下、桌上、桌下，到处都是写满文字的纸，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自己连给网吧的上网费都给不起的时候。
为了更便宜地上网，晚上11点钟我都还在网吧外面等候，寒风啸啸，双腿直抖，被冻红了的双手只能一个劲儿地搓磨、哈气、搓磨……。当时的我，只吃得起蛋炒饭，家乡人好心，多给些咸菜，就那样将就着吃下去，须知这可能是一天中两顿饭中的唯一一顿饭，更可能就是管全天的唯一一顿饭。晚上11点钟一到，我迅速钻进网吧，开始写作。当大多数人都在打游戏、看电影、聊QQ的同时，我却在做着一份完全没有一分钱收入，反而倒贴上网费和倒赔身体健康的所谓“工作”，并成为一个渐渐有了自己读者的所谓“网络作家”。
网络的虚浮，曾一度令我浮躁、浅薄和急于表现，在缺乏深厚根基的同时向众人展示的却是一个空有热情、华而不实的笑料。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再次迷失了我自己，与之相伴随的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文章水平的停止不前，焦急毛躁的心情由瞬间变化到较长时间之内。为此，我再度痛苦。眼看800元即将殆尽，还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人的那个杨银波，再次苦苦寻找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吃得起饭，只要还能在网上写作，那么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我也愿意。
事情常常出人意料，我当时几乎走遍了在萱花路、文曲路、玉屏路、渝西广场、体育馆等大大小小的网吧，由于自己没有任何网吧管理员的工作经验，被一概拦出门外。只有在一个由朋友担任网吧管理员的偏僻网吧里，朋友才让我偷偷上了13个通宵的网，在这13个通宵里，我将自己当时的长篇小说《野草疯长》打出了三分之一——近八万字。结果，这位朋友被网吧老板开除，朋友未责怪我，从当月工资中拿出65元钱，为我垫付了上网费。这段经历，至今想来辛酸不已。中断了网络，我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已成晴天霹雳。90元/月的旅馆也住不起了，只能从旅馆搬出，来到位于城郊一带的文曲村中一位叫张维清的农户家中租房，房租是70元/月。
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竟成了英语翻译。说来搞笑，竟是给一对中、德恋人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内容很简单，接电话、打电话，写信、回信，20元/次。一方是脾气暴躁的小资女人，一方是落魄不已的德国老兄，我仿佛是个传声筒，以还算将就的英文一老一实地周旋着两人之间岌岌可危的感情纽带和利益交涉。最后竟发展到此女自杀但未成功，而后又反复尝试自杀但又反复遭到阻止；而彼男则越来越情绪化，最终变成了他与这位女人——被我代替表达的“这位女人”——彼此憎恨、怒骂。看上去，就是他在骂我以及我在骂他。
如此戏剧性的事情，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罢工”了——当英文不文明起来的时候，与不文明的中文真是相差无几。事实上，当时的我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不愿意屈尊在如此荒唐的事情之中，预防“空乏其志”的危害。而另一方面，也自然感到锥入内心深处的失败感。那段时间，我经常流浪于大街小巷、山坡村落，披肩的长发在风中沙沙作响，单薄的身体在风中如柳叶飘零。那时，我常深情地哼唱着郑均的《妈妈，你还是把我带回家》、汪峰的《失败者》、《妈妈》之类——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得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地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我狂饮暴醉至天明，因为我害怕那致命的夜的清醒……”
“她说我就像粒空中的尘土，不能再和我一起飘飘荡荡。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一个美丽的结局，所以我一定会面带微笑，而内心却在深深的哭泣……”
“妈妈，我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人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像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
“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我真想是那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无数个同伴。每当那失落的感觉包围着我，我都会静静地望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是它忘记了我……”
如此这般，感触菲浅。这不是我曾经所梦想的生活，就算赢得这世界又能算些什么？巨大的失败感和无处不在的压力，每一天都在威逼着我向命运投降，并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放在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缥缈而空洞的目光，冰冷而坚硬的世事，无法改变的挚爱冲动，前途一片暗淡的摸不到边的前方……，所有这一切都在当时那颗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的心灵里搅拌着，搅拌着……。
那样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感触，刺激了我在创作上至今也无法企及的敏锐度和准确度，尤其是我当时的诗。“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驱使那些创作的，是人的内心正在被外界一一点啃噬的同时，它总试图有力地作出反抗，试图让每一次的出击都能到位，就像你为了保存最珍贵的那些东西——譬如品格或者贞操——，都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和维护那样。死亡、失业、不得志，这都是当时所能想象到的。“这就是让我迷失的那座城市”、“一滴一滴，滴成我没有脚步的血路”，这些诗句曾经在无数个傍晚和深夜在心中有声地响起。信息严重缺失，路途无人指引，前无杀手，后无救兵，这就是杨银波在当时的状态。我在浑浑之中渐渐地体会到中国社会的质地，“靠自己，一切都是靠自己”。
到湖南当流浪汉、旁听生
2002年4月的最后一天，空气中漂泊着迷朦的细雨。伴随着忧伤与饥饿，拿着当时的知名少女作家春树（春树当时已出版《残酷青春》一书）从北京汇来的1,000元助款，我第一次选择了背叛——背叛父亲的安排“去当兵”。我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准备，乘火车来到了完全没有任何朋友的湖南。这是一次纯粹的流浪，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民。到长沙站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蜷缩一团，在一根大柱下紧抱瑟瑟发抖的身体深深入睡。“这个流浪汉”，旁边响起众人的指指点点。醒来后，我再次上车，下一站到常德——大案犯罪分子张君的故乡。
在常德火车站，我询问一名摩托车司机：“常德最有名的大学在哪里？”答曰：“常德师范学院。”这是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也曾去讲学的大学。没想到，我竟能在这所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扎根七个月之久。受一帮热爱文学、音乐、法律的大学朋友帮助，我得以自由进出教室、寝室、图书馆、演出台；在各专业、各人才、各角落，我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一一涉猎。与老外交流，与朋友合演，与教授探讨，向围坐同学演说，邀请教授对话……凡此种种，我都珍惜非常。为了延长这种宝贵的求知生活，我吃着蛋炒饭和咸菜，抽着别的同学丢下的烟屁股，住着40元/月的农户瓦房（正对面是戒毒所），走着每天两趟的60分钟/趟的长路上学，写着仍然痴情不改的文章和诗歌，广交朋友，增长见闻。
没有方向指引的撰稿路数，使我的大脑神经严重麻醉。如同当时一名颇似先知先觉者的山东女士所说：“你的内心确实淤积着大量的能量，然而这些能量彼此冲突，你完全是在消耗你自己，既找不到能量的有效释放处，也找不到一个顽强的支撑点。因此，你莽撞、冲动、混乱、迷茫，无论多么大的努力，最终的结果还是回到原点，等于零。”被生活所逼，我选择了做家庭教师，去辅导一户较富农家的初三学生和另一户贫穷农家的高三学生，而自己所要求的条件，仅仅是辅导四个小时，吃一顿饭。
后来的结果表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该初三学生考入常德市重点高中，该高三学生考了近500分，终被长沙市某大学录取。我的收获是得到前者的300元酬谢费，但转眼看到为了高昂学费一筹莫展的后者，又捐出150元以作支持。而这个“后者”，正是以40元/月的价格租房给我的房东的儿子，其名郑勇，其父郑彩树。其间，我亲眼目睹了这户农家围绕着学费而发生的各种悲剧，单是三人号淘大哭就不止十次。与郑家临别时，我将当时我最宝贵的随身财产——音色纯粹的橙色木吉它——留给了1982年出生却一直称呼我“杨大哥”的郑勇。在我终于走投无路之时，受几名同学帮助，我免费住进了大学男生院寝室，并与法学系、美术系、音乐系、中文系的众多学生及校外几个乐队和乐器专卖店常相伴随。
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
小时候，爷爷杨定发教我《赠广贤文》，上有一句：“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当时未感有甚知觉，真正漂泊在外之时，这句话才显得尤有力量。如若不是我的一番经历与理想打动了诸多大学生，我当时的境遇或许只能去捡垃圾了——在湖南，我确曾捡过垃圾，后来被两位朋友看到，彼此惺惺相惜，这才得以受到帮助。寝室里，草坪上，教室里，舞台中，多少颗心灵了解到这样一个流浪儿的故事！荣辱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真情与真爱。
我感激我所遇到的所有朋友，无论酒杯是否干涸、烟卷是否熄灭、歌声是否沙哑、时间是否短促，这当中的友谊都曾是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并将永久长存下去。我曾以为，我会永远陪在他们身旁；如今已经全部离去，在人海茫茫。飘然失落的回忆，是对昔日旧友的怀念，尤其是当时法学系的大二学生刘杰。该仁兄视我如同手足，对我多有帮扶，彼此意气相投、谈笑风生、趣事不断。至今想来，刘杰也是我平生最值得记忆的患难之交之一。还有那个连姓名也想不起来的17岁的四川小伙子，他焦黄的皮肤、褴褛的衣裳，每天都烤着烧饼在校园附近沿街叫卖，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我饿得发慌、走路都打颤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救命的烧饼。
诸位读到这里，应能联想到这样一个当时的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孜孜不倦地学习、交流和写作，然而总是一无是处、处处不得志，危机时时刻刻都可能威胁到我，甚至于能要了我的命。正是这样一个我，莫名其妙却又志同道合地与众多兄弟姐妹混作一团，唱着熟悉的歌瑶，颂着原创的诗歌，或者常得欢呼一片，或者根本无人喝彩，时而疯狂，时而宁静，时而激越，时而冷清，没有固定的规律，没有固定的方向，只有瞬息万变的内心，一直都在闪烁跳跃。
基于种种无法断定的机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而我也试图进入更多人的内心，去一明究竟。那里的大学，那里的乡村，那里的诗墙，那里的战争遗迹，那些受我帮助的孩子，那些帮助我的农民，那些受我帮助的文友，那些帮助我的兄弟，许多地方都有我的足迹，许多人都有我的印象。然而，这样一个平凡人，在无法自救的同时，看似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其实残酷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其坚持而突然发生改变。一切的因果，都与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相关：今天是这个人一句话的灵机一动，明天是那篇报章一个事情的久久凝思，后天是自己望着天花板痛苦反思的某些神来之思。
那时的我，已然萌芽着异想天开的哲思、滔滔不绝的文气、积水成溪的观察、苦行僧般的调查、拍案而起的冲动、挣脱禁锢的怒放……。跌倒了又爬起，折断了又结合，彷徨之中渐至清醒，压抑之中力求解放。我说：“我要超越平凡，我要挣脱僵绳，为中国之青年争锐气，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为了找寻自我，我一天又一天地追问着“为什么而活着”，在一堂堂旁听课上，在一叠叠借来的书报里，在一次次看到的时政新闻中，在一例例演讲、聚会、对话、走访、采集中，我总在苦苦地追问着这个问题。其实，如今也有许多人同我当初一样在如此追问着，他们迷惑于生存与价值之中，走一处被碰一下，走一处又被碰一下，找不到答案——即便找到了，也对之束手无策。
只有爱，才能强大你自己
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我在那两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我在当时取得过某种成功，或者享有某种还算不错的物质资源。但是在我眼里，那却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两年，恰恰是因为这两年，我才越来越明确一个人要战胜自己有多么不易，也使自己对于以后的诸多挫折有着强大的预防和承受能力。一句话：是不公的苦难与不平的道路驱使我顽强人格的形成。尽管那样一些对自己不负责的选择，使得这当中充满了辛酸、流浪和饥饿，然而其反面意义也正在其中：那么多人的命运无人眷顾，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且无法感知外界的积极推动力时，其内心就将面临彻底的崩溃。没有爱，没有灵魂，如同行尸走肉般飘浮于世，有甚者就会挺而走险，以非常方式挽回自尊、失落和困窘，而其代价则是他人的无辜受难和社会的严重受袭。而我，已避免了这样的死路。
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已从那个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艰难地走了过来。源于艰辛生活的经验，使我更能敏感地抓住矛盾的所在，使我能够更为轻松地知道某些事情得以成型或毁灭的诱因，“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台湾伍佰语）。那些心路历程乃是如此不平坦，世道之中啊，冷暖自知，唯有自己才知道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回望我的过去，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笑着为这不寻常的人生路而哭泣，只为纪念那股巍然屹立的勇气。饿肚子不怕，也不新鲜；没钱上学不怕，更不新鲜；走独木桥不怕，更不新鲜……，一个人真正怕的，乃是在无数挫折之中丧失自我、自毁灵魂的“明哲保身”式的或“身不由己”式的抉择。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社会的结构、制度的运转、世间的美丑、人性的善恶之时，你才能站得更高更远地透析出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的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天无绝人之路”，才知道什么是“路有千条万条”。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成败、得失等一切本来就微不足道的东西看得微妙、放得干脆、消灭得彻底，而把自由、权利等最关乎价值的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视同阳光、空气和水一般必不可少。那些外在的种种掩饰与包装，永远都无法替代内在的关乎生命本质和终极需求的爱。是的，爱！也只有爱，才能真正强大你自己，并强大你周围所有的一切。只有爱，才是生命的源泉，才是人的根本。
后记：别让青春垂死，别让热血凝固
林林总总的记录和思索，一直伴随着我。我至今的基础，都是在那些七转八拐的人生盘山路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这原本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因为它曾是那么刻骨铭心地折磨着我，而我也曾那么尽心尽力地试图寻找到关卡的出口；然而，我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了这段时光（以上记录的也仅仅是一些小小片段），因为一想到这不平坦的过去，我的眼泪总要止不住地掉下来。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我因被疑杀人而被捕入狱，在大喊“冤枉！”的同时也把自己惊醒在黑漆漆的夜幕中。由此，我想到那些盘旋于四周的冤魂，那些坐穿牢底的义士，那些被森森监狱关押着的无辜的善良百姓，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自由，就被这样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夺！而我的当年，只不过基于刚入世的打击就已满纸是泪。那么，谁来为更多人的更多代价买单？谁又赔得起这些代价？
眼下，忙忙碌碌的诸多中年、青年、少年正在遭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的就业危机和人生抉择，尤其是许多被教育抛弃或者抛弃教育的贫苦学生，所要经历的就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激情很快就会被熄灭的“入世之难”。他们不但可能荒废自己的现在，也可能荒废自己的一生，为了生存，他们选择妥协，选择一条既往不咎、安于现状、不敢想象未来的道路。与我当年雷同，他们信息缺乏、本领恐慌，却要自己逼着自己去承受身体与心理都无法承载的负荷！
没有人质疑这有什么不对，甚至更多人希望这是对年轻一代的“磨练”。他们能够看到“路有千条万条”吗？路究竟在何处？更多人的体验是：能有一条活路已经不错，剩下的就不必再想改变些什么，最好将就着活下去，否则没有人为你填补难以预料的成本，连国家也不能帮到你任何忙。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他们过着或一成不变或疲惫不堪或痛不欲生的生活，眼睁睁让青春微微地垂死，眼睁睁让热血冷冷地凝固。而当年的那个我，只不过侥幸地硬撑了两年，用汗水、泪水把自己重新浸泡成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人，而后才让生命有了再次燃烧的机会。
末了，以我的一首摇滚诗《挣扎中的自我》赠与诸位共勉，该诗亦是对于本篇回忆录的高度凝结。
挣扎中的自我，
激起胸中压抑的火。
不管是否继续沉默，
都已觉醒了几多。
挣扎中的自我，
仍要放纵地高歌。
就算世事坎坷多磨，
也要真实地活着！
沧桑的脸依旧，
岁月无情地流走。
梦里回望旧山河，
滔滔江水黄昏后。
人生一场几回合，
禁不住热血淙淙流。
万水千山在心中，
尽入涩涩一口酒。
挣扎中的自我，
飞入带刺的花丛。
无论芳香有多少迷惑，
都已舍弃昨日的我。
挣扎中的自我，
扶平家国的伤痛。
即使找不到爱的影踪，
也要呼喊灵魂复活！
▓到了自我检讨的地步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7月29日
窗外是一片寂静的未来，没有一丝沁人心脾的凉风。我低垂着头，坐在坚硬的旧椅上，默默回顾着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欢乐的还是哀伤的，无论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我都寻 思得很细腻、很生动。想到自己和家人目前所过的生活，想到面对亲 友的无奈心情，我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当许多人用渴望的目光仰 望着我的同时，也有一些与我最为亲密的人正在受着无辜的伤害，由 此我曾想到一个一个地、挨家挨户地去跟他们道歉。但我现在决定： 以公开发表的方式，来接受所有人赐予我的引导、教训、谴责，以震 醒意志有些消沉、内心有些内疚、面对世事有些自责的自己。
中午，全家人喝着稀饭，就着小半碗泡豇豆，没有任何表情地吃完了 最简单然而也是近几个月最平常的一顿饭。我的回忆一下子把我带入 了苦涩的童年，如今的生活怎么再次回到了那样一个苦涩岁月之中？ 我疑惑了，我茫然了，我犹豫了：杨银波，这到底是怎么啦？我怎么 能够心安理得地让家人选择这样的生活，而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为了坚持也许早就有问题的“梦想”，舍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并同时破坏着家人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基础？我错了，我还根本没有找到 一条既能够维护自我又能够有助于社会、并且在家庭与社会之间能够 达到双赢的道路；我还没有让自己掌握好一个较为稳定的控财之道， 没有学会计算于长远的经济规划学问；我更没有办法改变亲人们在能力上的恐慌、在生产方式上的落后、在心灵上的失落与无助。
过于理想化的理想主义，已让我几乎分不清楚现实与梦想的差距。连自己的家人也救不了的我，却放开了步伐去救济几乎没有什么财富资源的贫苦大众，搞不明白这当中应当如何掌握的平衡。我的经历给了我最为脆弱的触景生情，是那些我不敢看、看不得却又经常看得到的贫困情景把我拖向了我内心深处最怕触动的同情与竭力扶助的冲动，我无法忍受对于这些苦难的逃避──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当然，我总不能把这种无私当作对自己的解脱，当作他人对自己苦衷的理解，我不能虚伪地把自己受伤的一面用自己慰藉的一面来弥补。这根本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我的受伤是内在的挫折感，而我的慰藉则是外在的成就感──但事实上，我的扶贫却是最直接、也是最落后、同时也是最无奈的办法：第一，公开；第二，捐助。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在我和朋友的努力下，获得了每年100元～800元的贫困补贴，这种补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然而，也有除了我捐助之外没有获得其它任何帮助的其他许多人。
我所接触的群体，乃是这个国家最为沉默的群体，真正的无人问津者正是他们。尽管在我苦涩的时候我会拍问自己的胸口“究竟还能撑多久”，但是他们──那些无助无力者──的微笑、问候、客气，总能暂时遮掩着我苦涩的那一面。当我耳闻目睹多少志愿者在能力、精神、意识、调查技术、传播方式等方方面面的不合格，当我知道有的公益人物背后竟是犯罪与同谋，我庆幸自己还算是一个真正融入了底层并且光明磊落的一个公益行动者。与此同时，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乃至受到非法残害的人，也正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机缘，得到了我有力的帮助。我一向认为这就是看得见的行动，是在真正用心、专心地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谁的到来，或者无论所面对的人在周围有着怎样的评价、猜疑、攻击，只要我认为这就是弱者，或者这弱者的某些处境是有其具体渊源的，那么我就会摸到底，站在弱者的一边，去呐喊、去呼吁、去行动。我热爱这片热土，热爱这里的人民──真正希望“再活五百年”的人不唯独是康熙皇帝，更有我杨银波。我珍惜我已经越来越少的生命，要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这个世界呼喊，为这个国家行使我深入苦难大众的权利。
然而，我忽略了自己也是普通人的事实，更忽略了稀饭与泡豇豆的生活带给家人带来的感受。走到如今欠债近25,000元的地步，我看到阴影下的自己乃是如此卑微。有一晚，我和一位贵州朋友一起看天上浩瀚密布的星星，朋友问：“当你专注地看着星星时，你感受到了什么？”我答：“感到自己的渺小。”朋友说：“我感到自己完全融入其中。”这不经意的一段对话，却很明显地暴露出了我性格当中的一部分：惯于比较。与过去、历史作比较，与周围、现状作比较，与虚幻、现实作比较，与理想、信仰作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我才能认识我自己；也只有在比较中，我才能认识问题、探索道路、解决问题。在高尚的背后，是底气的不足；在善良的背后，是心力的交瘁；在梦想的背后，是现实的撞击；在现实的背后，是被动的面对。我已经越来越感到倦怠，自己的内心也显得越来越模糊，整个人已有些分裂的人格与敏感的神经，隐隐感到自己的懦弱、无能与不知所措。
7月26日，在包含着“虎落平阳”四个字的写给朋友的信中，我简略叙述了我的状况──
“家中因接济贫困、援助学生、帮助病患中的亲友、母亲医疗、重装电线（此前线路因承受不了高电流差点发生火灾）、重购二手电脑（此前旧电脑已坏两台）、维修电脑、想尽办法在偏远山区安装宽带等，目前已总计欠债24,200元，分别欠大伯杨兴华（农民）14,200元和欠五姑杨华芝（民工）10,000元。其中，欠大伯的钱还是我的堂弟杨丰友在浙江省宁波市受工伤因我帮助所得的赔偿的一部分。堂弟回来后，在重庆已学会开车，眼下要购买二手车一辆，作为堂哥的我竟无法在他最急需经济的时候将欠款偿还一部分，我心中不好受。
“如今，家中现金只有12元钱。一些小的欠款约600元，如在乡村药店欠下的针药费（包括我们全家人），在兽医站欠下的小猪治疗费，在电信局欠下的电话费、宽带费，在供电局欠下的电费，以及基本的生活用品，如洗衣粉、食用油等，竟都要靠赊。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夏日炎炎，室内32度的高温持续了很久，也只能用两台破旧的小风扇和几把蒲扇来降温。由于经常停电，所以我的有些文章是赶紧在纸上打草稿，然后等电来的时 候，再走十多分钟的路，到我的工作点打上字去的。我每天都要走来回四趟路，无论下大雨、刮大风，还是大太阳，我都是这样 走着去写作的。这里太偏僻了，我是想尽了办法才在三、四里路之外找到一个能够安装宽带的地方。眼下的情势，乃是任何一笔小小的开支就要靠赊的地步。烟，只能抽假烟、差烟（1.45元／包的黄“山城”和1.85元／包的蓝“山城”），乃至有完全戒烟的冲动。父亲在务农时，肘部脱臼，痛得厉害，也拖着；母亲也常常拖着病，宁愿胃痛、头痛，也尽量不去药店。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曾晕倒过两次，也不敢到药店去。”
写下这封信，下载一些媒体资料和电子书籍，我的二手电脑突然中毒。我只能抱着电脑主机，走到满是灰尘的公路上，拦下朋友的一辆摩托车：“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下次给你这三块钱的车费，可不可以？”朋友苦笑，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走嘛。”遂到电脑维修店。重装电脑系统后，我再次央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下次给你这五块钱的维修费，可不可以？”维修店老板安慰我：“你我两个说这些干啥子？兄弟嘛。”出了店，找到另一位开摩托车的朋友，我又一次央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突然的，后面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报着电脑主机，低着头站在太阳下。倒是朋友打了个手势：“不用多说了，送你到‘新岸山’就是。”回到家中，我帮母亲做晚饭唯一的菜──炒苦瓜，锅烧辣了才发现原来又没有花生油了（胃病未愈的母亲吃不得猪油，每一次菜都得单独做）。母亲正在坡上割草，我站在山坝上大声喊叫着：“妈妈！没有花生油了！但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母亲大声回应：“那12块钱要留下来开电费！不要跟我炒菜了！我晚上就吃泡豇豆！”
一位临近广西的布依族朋友来到我家作客。我和亲人特地到爷爷的池塘用鱼网捕鱼，捕起来七斤鲶鱼、三斤草鱼。满是污泥的我，走到驻足在岸边的爷爷身旁：“爷爷，总共十斤鱼，我给你35块钱。但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等有钱了，我一定……”爷爷连连摆手：“不不不！你的经济现在都那么紧张，这个钱就不用拿了。”说罢，爷爷一陈猛烈的咳嗽，还不忘呛着声音说，“不用……拿，真的……不……用。”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不知道应欲何为。尤其是那句“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话，仿佛成了咒语，每说一次心中就会加重一丝沉重和责备。从池塘回来，奶奶说：“涨谷村有人来电话，还没挂。”我拿起话筒，对方说：“政府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杨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如同条件反射一般，我几乎不作任何顾虑地当即答应：“好的！”电话里，我简略记录下这位村民所说的问题。刚放下电话，一位居住在广州海珠区的读者打来电话：“请问，您是杨作家吗？”我说：“没错。”这位读者显得颇为兴奋：“我听朋友说起你，后来看过你很多文章。你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些被房地产商骗了的业主啊？”我再次不作任何顾虑地当即答应：“好的！”……
我跟母亲说：“妈妈，给我八块钱开来回的车费，我现在要到涨谷村去一趟。”母亲很为难：“可是收电费的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说还不交的话就要断电。最起码我要把你工作点那里的电费开一部分，跟人家好好说话……”母亲以哀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哽咽着说：“妈妈，对不起，都是儿子不中用。”晚饭后，我特地叫父亲与我一道，到村民们的田野里看看。看着一块块黄绿夹杂的稻田，我感慨地说：“稻谷快黄了，农民们就要有收获了。2,000斤稻谷，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1,000斤稻谷，就能基本养活一个三口之家。”父亲说：“但是人工呢？这当中的肥料呢？猪食呢？”路走得越远，父子俩越是走得腰酸背疼──我常常直不起来的腰又开始发痛。父亲问：“有烟吗？抽一根。”我摸了摸浑身上下，找到半截烟：“就这半根了，你抽。”父亲拿去点燃，猛吸两口，又把烟递给我：“过完瘾了，剩下的你抽吧。”遂蹲在田坎上，眯着眼睛，紧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有再说。我具体地描写这样一些琐碎的事情，是想铭记住如此阶段的点点滴滴，这一系列的困难正在一遍又一遍告诉我自己所处的真实状态。
今天下午，我正在写作一篇关于中国青少年遭到非正常侵害的极端案件的总结性文章。写到中途，我的堂弟杨丰友满头大汗地冲到我的房 间里：“哥哥，你看我就成了这个样子！”堂弟全身被汗水浸透，皮肤被玉米杆、玉米叶到处割伤，头发上、衣服上全是毛刺刺的叶渣，小腿上还留下了几块未愈的血疤。堂弟幽默地说：“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啊！哈哈！”父亲走过来凑趣：“友友，你才受多少苦？有我当年苦吗？我五岁就割牛草，12岁就筛‘鹅石板’，到成都打谷子那一年，腿上被镰刀割进去三、四公分深，流了一碗血，三个月都走不得路，还要回来挑粪、抬石头、抬预制板。你们这些青年娃儿都没受到苦啊！”堂弟擦擦汗，大叹一口气：“鬼门关我都差点进了，你说苦不苦？”接着又对我说，“哥哥，车呢，看来我是暂时买不成了。家里还有好多农活，搬玉米杆、打稻谷，起码还要热它个十多天才熬得下来。”父亲自言自语：“我也要出去找几包烟钱了。等打稻谷的时候，出去帮人打一下。但是那个滋味难受哦，抵到太阳晒，汗水扎眼睛，大家都是比手脚快、比拼得命，全身就象个火人……那种味道，简直把人整得闭气！”
此时，我刚刚吃完晚饭。今晚的菜终于比泡豇豆多出了一份──炒苦瓜，而且还很少见地加了一些肥肉。家人说：“那点肥肉都臭了，后来加了酒进去，不晓得还闻不闻得到臭味。我夹起来一闻，有点臭，但总归是肉，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喜出望外，很高兴地狼吞虎咽起来。我与家人在饭后开了个小型的家庭会，把最近每个月的开支、欠债情况从”元“具体到”角“，一点一点地细算。父亲说：”眼下的情形，我与你妈妈已经挣不到什么钱了，能够挣到烟钱都算不错，但现在农村没有什么我能挣钱的活路。爸爸我已经慢慢老了，越来越干不得重活了，全家都只能靠你了。你有多大的能耐，那要你自己才清楚。我们家的电话费、上网费、电费、烟、酒、伙食，还有杂七杂八的零用开支，这些钱平均算下来，每个月都有1,300块钱──这还不算医药费。外面欠的债已经有那么多了，相当于是你自己为了家庭之外的事情而欠下的。“母亲很为难地忍了很久，欲言又止，但终于还是说出话来：”家里的粮食快吃完了，要买粮食吃，如果为一年做准备，就要2,000多斤稻谷。半个月之内，如果买不起粮食，就只能向大哥（杨兴华）借粮食来吃。“
母亲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不反对你为群众做好事，当母亲的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我知道你是为百姓好。可你必须明白，你才23岁，你要走的道路还很长，现在连婚都没有结，今后还要干很多大事。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如果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永远也帮不完。何况，中国有那么多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们都没有你那么大的想法，而且帮人的方法跟你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实业救人，你这是施舍救人；他们能解决就业问题，而你却不能解决；他们有着比你更多的关系和更大的影响力，但你自己也仅仅能够做到见一个帮一个，而且不能彻底帮。所以，你应该拿出一个主意来，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把道路走得更宽一些。”爷爷插话：“救人须救急时无，银波啊，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见过人也很多，不是我无情无义，我觉得你帮过的一部分人还不算最应该帮助的人。说得不好听一点，你也有被利用的时候，有的人在钻你的空子。你人好，有怜悯心，有胆量说话、办事，但是人终归是有私心的。我不是说你不晓得有的人在这当中的计算和用心，而是说你的做法有些过头了，把主次、轻重都搞颠倒了。”
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言论，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细听、沉思。直到现在，我仍在陷入沉思之中。也许有不少人看到这篇文章，会有 这样的看法：“这个杨银波，把这些事情摆出来，想说明什么呢？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执意要别人看他的家丑？或者有意让别人可怜他？”更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可怜的？有电脑，还有钱上网，这比多少人都要幸福啊！”当然，也不乏肯定会严重批评我的人们：“蠢啊！说是无私，其实比谁都自私！他怎么可以牺牲亲人的利益？哦，难道是故意让人觉得这个人舍己救人？这跟政府当局的做法有什么两样？自己国家的人民都穷成那样了，还要去援助粮食给朝鲜？这叫不负责，这叫荒唐，这叫神经病！”这些话都是我能想到的，再严厉我也会接受。我此刻的行为，只是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承担相告状况的义务。虽然现状是令人沮丧的，但我还是会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不会放弃我的道义底线，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路走到了死脚，还可以退一步，换个方向或者换种方式继续走。相传著名杀人犯白宝山第一次进监狱，就是因为当年家中吃不起肉就去偷盗，但无论如何我都还走不到这一步，最起码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
▓挣扎中的奋斗与思索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8月15日
沉默当中的不沉默
当激情的笔端与跳跃的心脏随着世事一起舞动、澎湃之时，一股股莫名其妙的压力反复追击着我，为此，我罢笔半年之久。我不能忘却这半年之于我的滋味，愤怒、压抑、郁闷、沉默，在可耻的外在与可耻的销声匿迹之间，我找寻不到自己的出口。这半年，在可耻的无声无息之中，跟随着财务的紧缺、脚步的禁锢、身体的崩溃，我渐渐地忘却了自己的使命与职业道义。这半年，我把自己交给刻薄的思索、拷问和责备，从来没有这样不自由过的我，第一次认识到自由的真实含义。在看似没有框框束缚的规则之中，我却沉浸在一片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灰暗空间里。虽然我依旧明察暗访，虽然我依旧关怀着与我一样或者完全不一样的芸芸众生，但我已没有自由呼吸、自由呐喊的空间。我所做的一切，都仿佛在等待一个真正开放的机会，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我卧薪尝胆，不管今日吃着什么，不管明日飘到哪里，不管受到怎样的不公待遇，我始终坚信这一刻终将过去，并成为永不重来的泡影。
我是从做调查起家的。调查是我认识问题、探索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个习惯，使得我总是有着充分的证据意识和心理准备，在证据意识的支配下，我总想了解那些看不见的规则。为什么人民会这样生存？为什么人民会有这么多磨难？是谁，或者是什么，决定了这一切？我不但想彻底明白人民的真实状况，而且还想知道人民的内心演变。在常识、表面的更深一层，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真相的力量超过一切的言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容扭曲、掩盖，我认定我的义务就是要把事实还原回来，把这些事实放在一个时代背景和制度阴影之下，如此去观察和思考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小人物都是真实的生命存在，不管他们人格有多分裂、内心有多阴暗，只要我想知道，有了解和帮扶的冲动，我就将进行调查。调查是我考虑任何事情的第一选择，是我从事任何事情的优先的条件反射。正因为此，可以停我的笔，但停不了我的脚。事实上，在沉默的半年里，我仍然在不沉默地行走着。
选择扎根重庆的原因和目的
中国各地的发展是严重不均衡的。之所以选择调查重庆而不是其它省份，这是基于对矛盾变化的重视。重庆既古老又年轻，直辖九年来，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表面变化，与此同时，重庆人的内心也在随之飞快地变化着。急速的发展，充满了浮躁、激烈等情绪化心理，从个人到集体，从社区到整个地区人群，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明显多了些疯狂和剧烈的特征。重庆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制度化，也没有广州那样极端化和高度物化，这里千奇百怪、个性突出，从建筑风格到群体性格，从交通路线到就业方式，从地方方言到吃喝玩乐，都独具不驯之风。这是一座火辣的城市，这是一片密集的农村，这是一群想要努力挣脱自己命运的人，这里的人们坚韧、忍耐、耿直、干脆，同时也是出了名的“烂脑壳” ，点子多，弯子多，拐子多。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悲剧，也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喜剧。艰辛的生存，刻苦的拼搏，绞尽脑汁的算计和盘思，这些都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飞速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富裕，又让另一部分人贫穷，两者在各种矛盾冲突之中，断裂为不同档次的社会阶层。快速的前进，伴随着快速的崩溃，从群体事件到大案要案，从单位企业到底层农民，他们一天天地看着宏伟的工程逐渐开工，雄壮的高楼逐渐挺拔，巨大的企业逐渐运转，在表面宏图之下，更多人却生存于愤怒的挣扎、无声的叹息、可怜的恐惧之中。这里到处都是看得见的生存画像，在那些高速加油的“导弹式推进”的经济变革之余，是矛盾的激化、分化和普遍化。每一副绚丽的蓝图，都掩盖着无穷的鲜血、汗水、眼泪和哀叹，如果没有对这一层面的认识，这座城市将是极度的虚假，仿佛眼前的一切只是梦幻，梦醒后只剩下为今生后世紧张、敏感到无以复加的担忧。我选择重庆，并决意透过我的眼睛、耳朵、双手、双脚以及置于纸面的笔、置于电脑的键盘，把这些复杂尖锐的矛盾统统表达出来。此乃至为重要的信息，最起码保存着某个特殊时期的某些荒诞现实，而后把这一切交给自己、社会及当局，这就是我的明确目的。
额外负担、本职工作和休闲
看似松散其实很紧凑，看似无规律其实有主次选择，看似无主攻方向其实“面”相对集中，这是我调查写作的特点。如果不出意外，比如不亲自到外地、不亲自陪客人、不亲自帮弱者，那么我一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用于忙碌紧张的阅读和写作之中。但问题在于，我的关系网络一天天扩大，从亲属、朋友，到读者、网友，乃至扩大到一批与我完全素不相识的人及人群，我额外产生的时间负担、精力负担和经济负担，已超过我的本职工作所用。中国的许多自由撰稿人，多是“写手 ”，谈不上调查研究，明显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入世感和深度，如果再加一点 “实用性”的要求的话，那么诸多自由撰稿人也仅可称作“撰稿机器”了。据说，目前市场上有几款软件，你只要在软件中输入较详细的稿件要求，文章就会“自动产生”，并可产生不同文体，这就是“撰稿机器”的明证。严格来说，这帮人既谈不上“自由”，也说不上“撰稿”，至于“人”恐怕也很难做，所以徒有虚名者实在太多。我是决意做真正的自由撰稿人的，常关注现实案例、重大事件以及具有明显矛盾冲突的人、事、物和种种规则、秩序、制度。笔端所落的最终处，乃是弱者一边，但也并不因此过于偏废，我习惯于站在不同阶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寻求出路。
我几乎没有休闲。罢笔的半年时间里，倒是比较失意地休闲了一阵子，到处搜集影碟和下载视频，关注刑侦案件、底层记录片、电影历史，当然也包括对娱乐事件的兴趣。那时的我，喜欢看些“清宫密档”、“二战机密”、“红蜘蛛”、“家庭档案”以及记录白宝山、 张君的节目，当然也记得央视《梦想中国》里的熊汝霖、海鸣威、山野，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里的巩贺、艾梦萌、韩真真、三江姐妹组合，甚至连《快乐大本营》嘉宾郑均的一曲《私奔》也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这些信息并不如网络信息那样密集和易于归纳，但终究还是对我有所启发。一些火爆的媒体现象，要么是有意的压制行为，要么就是有意的解放行为。当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时候，媒体每一次扭曲的火爆都能告诉我人们正在如何释放内心，而这个社会的心态在媒体的投影中又有着怎样的色彩。但是，我现在连这点休闲时间也几乎没有了。身处农村的我，喜欢做些力所能及的农务和家务，收收粮食、炒炒菜，或者看望一些与我有些交情的农民、下岗工人、教师、司机和小老板，或者顶多拿起卡拉ｏｋ的话筒，不失水准地在各个聚会点演唱几首或者流行或者摇滚或者根本就是无聊透顶却朗朗上口的烂歌，这就是我如今的休闲。休闲之外，是我真实的关注与关注的真实。而最近关注的，便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和青少年。
高温下收割稻谷的底层农民
炎炎夏日，怒放的太阳似要烤干大地的最后一滴水， 39度～42度的酷热高温把这里变成了滚烫狂呼的人间蒸笼。“火炉之首”始终是“火炉之首”啊，重庆人总是感觉天气是一年比一年热，有人跑到防空洞里，有人跑到隧道里，有人跳进长江里，有人住进医院里。至于我的众多乡亲，则投身于被太阳抵着晒的干旱稻田里，经历一番辛苦耕耘、播种、施肥、灌溉、除草、杀虫，终于迎来了收割之期。四川省仪陇县那边恐怕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割，我们这里阳光强度大，收割时间比起往年也颇提前。在他们当中，有人刚到药店输了两瓶液，又马上跑到田里收割。汗水已流成线，眼睛已睁不开，耳朵都能听得见身体蒸发的细微声音。从14岁的孩子，到66岁的老人，大多数都参与到收割稻谷的行列之中。许多家庭由于缺钱，开不起人工工资，不敢请人，只能自己收割，这一忙，就要忙一周多。凌晨三点半出发，忙到中午11点半；下午四点半出发，忙到晚上11点半。一天24个小时，便有15个小时完全承担着劳动强度极大的收割任务。由于地势陡峭、交通不便，这里无法适用收割机，人们也没有那个经济承担能力，所以唯有自己用镰锯收割、自己鞭摔、自己挑抬。从前段时间收获玉米，到这段时间收割稻谷，有人晕倒，有人死亡，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干下去。平日里强壮的小伙子，被累倒在病床上，声音孱弱无比；平日里勇猛的老伯，只能对我叹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死，也要把庄稼收回来！”
有一户农家，坚持每天15个小时的持续收割，又热、又累、又拖着病，到家后又唉声叹气地做饭。全家人尽管那么辛苦，身体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但所吃的仍然只是稀饭和空心菜而已。我去拜访时，尽管对方十分乐意，但对方的声音早已被疲惫的身体拖垮，好不容易才睁起困倦的眼睛看我一眼，并用颤抖的右手轻轻一指：“请……坐。 ”他们没有钱叫帮工，今年种的稻谷特别多，涉及土地亩数也比往年多出一半，预计将耗费两周时间才能收割完毕，而目前只进行了三天的收割便已病痛殃殃、全身无力，其中两人已连续三次进药店打针、输液，耗费近200元医药费。然而，讽刺的是，他们所收割的稻谷，在市场上仅卖0.65元/斤，单是这 200 元医疗费，就可购买他们辛苦收割的300余斤稻谷，这就是成本与收获的巨大落差。有的农家怕费钱，于是就以交换活路的办法，你今天帮我收割，我明天帮你收割，这样下来，彼此之间耗费的也仅仅是伙食费而已。但即使是伙食费，一天下来也不会少于150元。我深刻地感到农村的钱与城市的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农村里的一元钱也是一个关键数字。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吃饭的习惯是让碗底干干净净，不留下哪怕一粒饭。可惜的是，多少农民一边辛苦务农，一边大肆赌博，在已几乎走投无路之时选择了疯狂投机，这一点和城市里的许多下岗工人如出一辙，实在令人顿感悲哀。这就是底层，这就是现实。
青少年的生存捷径和技能教育
一般教育与社会的脱节，技能教育的匮乏，人际关系的匮乏，就业经验的匮乏……，这一切都使得一大群按部就班的青少年被社会拒之门外，无法参与社会，因而无法获得利益的分配，更达不到最起码的公平。高昂的学费阻断了学子渴望改变命运的“学而优则有好工作”的道路，许多或优秀或不优秀的学子都被一个残酷的教育制度“唰唰唰”地成片成片地刷下来，让这群几乎什么优势资源也没有什么透明援助机制的人，在得不到没有任何政府引导、社会引导的情况下，庸庸碌碌、糊里糊涂地为了生存奔波着、痛苦着、迷茫着。要么打工，进不了厂，就打野工，找个靠山来养活自己；要么自己想办法，完全靠自己。现在有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中国越来越重视技能教育，尤其是沿海一带。比如说，现在我桌上就有我表弟梁荣华最近收到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一份让他念高中，一份来自广东育英科技学校，一份来自广东中科理工学校，后两者是直接对口就业问题的技能教育学校。梁荣华今年15岁，广东育英科技学校录取他为“物理系二年制电子与计算机应用”专业大专班正取新生，两年学费总计为5,600元，伙食费等杂费自理，入学时深圳嘉信电子（香港）集团向其发放2,000元助学金，毕业后定向分配到该单位工作；广东中科理工学校录取他为“电子电脑技术管理”专业大专班正取公费新生（学制一年），一年学制期内伙食、住宿、水电等全部杂费总计为7,720元，学费由国家负担，所谓“公费”就是指国家支付1,800元学费给大专班学生（学生另有勤工俭学工资），深圳高科（香港）电子电脑集团再向其发放2,200元助学金（亦即实际耗资5,520元/年），毕业后定向分配到该单位工作。
两所技能教育学校无论在地理位置、输入方式、输出方式，还是在梁荣华被录取的专业、助学金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从表面上看，广东中科理工学校似乎更胜一筹，一是存在“公费生”，二是存在“学生工”（工读助学），从其宣传来看，该校还曾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创新教育示范单位”（评鉴方：中华全国管理创新研究会）、“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评鉴方：中国教育家协会），其打出的口号是“绝不让一个贫困生和落榜生失学，一定能帮助贫穷生的家庭脱贫致富”，大胆提出了“全免学费助学”的新模式。我对这两所学校没有做过深入调查，但我清楚沿海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技能学校都在扮演着这种相同的角色，亦即：从内地输出最年轻的廉价劳动力（年龄在16 岁～25岁）到沿海一带。技能教育，只是这种劳动力流动当中的一个环节。你试想，一个既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凭的农村孩子，面对贫困的现象，又面临这样的诱惑，他能不去接受技能教育吗？当然，换个角度考虑，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其生命的旺盛期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多么大的利润？当这些孩子的剩余价值被剥夺殆尽之时，这些孩子有没有可能享有国家正规企业工人那样的待遇？例如在失业保障方面的问题，在再就业方面的问题，等等。可是，这些青少年有更多的捷径可走吗？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如果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们大量迷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闲散无业，却又充满危机，那么届时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呢？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啊。
另类的创业：冒险与悲剧同在
无可置疑，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可能”改变贫穷的命运，但成本与收获同样“可能”是巨大的落差。新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层，许多青少年的选择还在政策信息、就业信息、主流群体之外徘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在学生道路和打工行列当中循规蹈矩地行走，即使接受了技能教育，也始终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在长期受制于人、不由自主的压力下，在长期学习经验、观察行情的动力下，不少人也想到了创业，哪怕是开一个面馆、开一个维修店、开一辆车那么小的梦想，也终究是可以相对自主的创业。我眼前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年仅18岁的堂弟杨丰友，包括学费、伙食费、零用钱在内，总共花费3,000余元，在重庆某知名驾校成功考取了驾驶证ｃ照。有的读者可能看过我写的《少年民工杨丰友纪实报告》，知道这个孩子所经历的超出一般同龄人承受能力的坎坎坷坷。现在他可以开车了，但正如他说“问题一波刚过，一波又来”那样，他要创业，谈何容易？当他的同龄人正准备上大学一年级，或者老老实实在工厂、工地打工挣钱之时，没有任何人细心指点的他却决定以车谋生。他的这个决定，遭到除了我之外家族里所有人的批评、否定、蔑视和奚落，一是考虑到今后的人身安全，二是考虑到成本的巨大，三是考虑到他本身能力和经验的严重缺乏。我的这位兄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逆水行舟，坚定了理想就勇往直前，任何牺牲都似已在所不惜。
杨丰友要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超难度地完成三件事情。第一，他要和家人一起收割稻谷，直至完毕；第二，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购买一辆不高于1.4万元、手续齐备并彻底过户的“二手”运输车；第三，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货品（例如静电纸）的大量买主——尤其是长期合作的买主。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少年，也几乎没有什么有实力的关系人缘，无非只是打过三、四年的工，只是在野外搞搞建筑、在工厂搞搞维修，对这个社会的各方面信息 —— 尤其是就业信息 —— 还知之甚少。且不说他能不能买上车，且不说他买了车之后能不能承担每月千元左右的油费、规费等杂费以及某些突发事故的赔偿和惩处责任，且不说他能不能承担买货品的成本和能不能平顺地收到销售现金，且不说如何向别人推销自己（他甚至连个手机和固定工作点也没有），就说一点：他如何能够让那些大大小小的学校、企业、机构、组织、团体、个体老板等采购员去购买他的货品？在这条充满残酷竞争的道路上，他会不会因为不懂行规而冒犯了其他人？又将如何摆平这些矛盾？这个18岁的少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把这种赚取货品差价的创业路数想个彻底明白，很多细节都还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会说：“哇，他才只有18岁啊！”然而，这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这种早期不安分的心理恰恰是许多成功者或失败者非常重要的创业基础。这群人无人指引，全靠自己的努力，要么奇迹般地成功，要么头破血流地失败。在躁动不安的社会变动之中，他们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冒险与悲剧。
我的未来道路：让生命达到圆满
坦率说，我也深感自己的本领恐慌。本领恐慌起码容易导致三个问题产生：第一，资源随时都有短缺的可能，容易陷于停止不前、原地转圈的情况；第二，隔行如隔山，无法深入捕捉本职工作之外的其它细节问题，在价值判断、判断标准、判断角度上容易偏颇；第三，容易将自己也没想清楚的判断和策划放之于许多技术性很强、环节错综复杂的事情之中，导致根本路线的错误。为此，我总是不断学习那些与我的本职工作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了解那些从来没触碰过的领域和矛盾，调查那些超出常识、常态和常规的事情与差异，把自己放逐于更多陌生的但事实上非常重要的点、面、线、体上。从这个层面上讲，没有什么东西有高低之分，只有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深入与不深入之分。我不管什么分工不分工，不管什么专攻不专攻，在我眼中，只有未知与已知的比较。一个人的一生是相当有限的，但有限的一生却可以放逐在辽阔无边、永无止境的万事万物万思之中。我希望以广博的认知去帮助这个国家如我一样平凡的人，也希望在种种互动之中实践我的使命，生命可以在无穷的奋斗与思索之中达到圆满。这就是我的打算，也是我的未来道路。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后代也能延续这条道路，且不管其从事什么职业、主攻何等领域。
▓真相是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
来源：新京报 作者：白烁
宁愿把疫情想得更糟更坏，也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这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因此，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给大众，或许是抵御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
当猪流感在全球蔓延时，世界并没有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病毒，而是当作检验政府效率、展示媒体责任、回顾历史文化、普及科学常识的社会运动。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的总裁在安慰乘客时说，你们一点儿都不用害怕猪流感，那种病只会感染亚洲和墨西哥贫民窟里的人。这显然超出了病毒防御和医学常识，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倾向，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欧盟卫生专员说应该把猪流感重新命名为“新流感”，以免影响猪肉产业，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嘲讽。
这些只是猪流感诱发的社会病，嬉笑怒骂中不乏严肃的思考。而在如何预防猪流感蔓延上，很多国家的政府行为的确可圈可点。
古巴是第一个果断停飞往返于墨西哥航班的国家，这样才能与重灾区实现“真正的隔离”；美国，奥巴马总统在获知美国有猪流感确诊病例后，立刻请求国会追加15亿美元，防止病毒扩散，在洛杉矶市两人死亡后，加利福尼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调查死亡与猪流感是否关联；英国政府快速印刷关于猪流感的预防指南，每个家庭都会在几天后收到，卫生部紧急订购了几百万个口罩，准备迎接“难以预料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把警戒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现在又调高到5级。
宁愿把疫情想得更糟更坏，也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这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稍远的有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在美国和欧洲造成了5000万人以上的死亡。稍近的则有英国的“疯牛病”，掩饰的结果是英国牛肉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从75％下降到人见人怕。再后来，口蹄疫暴发，英国痛定思痛，在几天内烧掉了疫区所有的牛羊。这次猪流感已夺走上百人的生命，谁敢大意？
再来看媒体的表现。当墨西哥传出猪流感致人死亡的消息后，欧美各类媒体的第一反应是向观众说明啥叫“猪流感”，有哪些症状，如何预防，细节到要医生到你家诊断，而不要跑到医院诊断，以防传染。之后便不断追问政府“准备得怎样？”促使政府部门加快应急措施，并且从经济、社会、旅行等方面阐释猪流感的种种危害，让全体国民承担起公民责任。
现在，美国已出现第一例死亡事件，政府、医疗机构和媒体的注意力便转向疫苗上。他们承认，现在已有了疫苗，但安全性还不能确保。估计到明年一月全美的人才能都打上预防针，而欧盟也发出“不要到美国”的警告。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给大众，或许是抵御猪流感最好的预防针。
▓房价涨跌是利益集团的争吵
来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马光远
关于中国房价走势预测俨然回到战国时代，地产界、学界、媒体、民间都加入了混乱不堪的战团，看涨者和看空者各执一词，言辞凿凿。毋庸讳言，对于资产价格的判断，历来都分歧重重，中外莫不如是，加之中国房地产本身利益博弈之复杂空前绝后，使得对房价的预测大多没有脱离“屁股决定脑袋”之思维范式。
比如，任志强最近关于“房价基本没涨”，关于地价才是房价高涨的根源的言论显然是自说自话，利益倾向昭然若揭。同样，民众对于任何唱多房价的言论都无一例外的拍砖，亦是利益使然，“民愤”并不代表房价的真实走向。一个残酷的例子就是，从2005年开始就大喊中国房价要大跌的某学者尽管深受民众拥戴，但事实证明他的误判不知道害了多少那个时候听了他的话没有买房的民众。而一些公然力挺房价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诸如“买房就是爱国”，“同居创造刚性需求”等毫无学术内涵的说辞，更是难逃公正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美誉度和公信力尚佳，实力雄厚，脱离利益桎梏的权威机构和专家站出来，对房价未来的走势能够以公正和学术的立场进行预判，改变房地产市场的话语权完全被开发商或者被视为“房托”的一些人所占领，无论对于政府正确决策，还是民众探求真相，乃至于经济发展的大局都不无好处。然而，最近北京市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关于房地产蓝皮书，却给我以另外一种沉重感，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对房价做出了大相径庭的预测结论，更令人不解的是，笔者发现，北京市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系列蓝皮书，对房价未来的预判更是五花八门，矛盾百出，但都分别打着“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的旗号。
先看北京社科院蓝皮书的预测。3月31日，北京市社科院发布了包括《北京社会发展报告》等四本蓝皮书。其中提到，在空置面积增加、保障性住房入市等四大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北京房价将真正开始下降。依然是这些人，在一年前发布的系列蓝皮书对房价却又是截然不同的结论：2008年3月北京市社科院发布的《北京蓝皮书》中的《经济蓝皮书》认为，影响北京房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庞大的需求和购买力，新房投放和二手房释放量，居民预期收入的增加，城市住房用地的有限性等。奥运会后决定北京房价的主要因素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北京的房价不会下降，北京房市不会出现拐点。而搞笑的是，其《社会蓝皮书》却坚持认为，北京商品房价格止涨回落的“拐点”必将来临。
如果说北京市社科院对房价预测的这种自相矛盾，因为年份不同，况且其影响力并不大，尚情有可原的话，而作为代表中国社科最高水平的中国社科院，其蓝皮书关于房价预测的矛盾则更令人无所适从：
2008年12月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认为：2009年将延续2008年房市的低迷，需求方短期内难以走出观望，开发企业会迎来一轮“洗牌”，供需双方作用下，短期内房价进一步回调已成定局，房地产将步入较长调整期。考虑到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历来的权威性和声誉，这个判断一直被视为中国社科院官方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而被诸多机构广泛应用，中国社科院对此从来都没有异议。
2009年4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首部《商业蓝皮书》延续了经济蓝皮书关于房价走势的观点，认为房地产业的萧条在今年也难以改观。
奇怪的是，2009年4月23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房地产蓝皮书》却颠覆了以上两本蓝皮书对房地产市场判断的基本基调，更颠覆了自己前两年对房价虚高、房地产存在泡沫的判断，而认为房价出现深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房市下半年可能出现回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个《房地产蓝皮书》，去年坚持认为，200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不具有整体走熊的条件，中国房价出现下降的拐点的可能性不大。
同样是蓝皮书，同样打着“社科院”的旗号，对房价走势的预测却大相径庭，即使是同一个《房地产蓝皮书》，也和自己打架，前几年说有泡沫，去年不承认有拐点，今年却逆市又轻言复苏。作为中国社科领域的最高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如此混乱，自摆乌龙，不仅民众一头雾水，恐怕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将这样自相矛盾的结果，打着社科院的旗号发布，并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的依据，实在有点滑稽，更是有损社科院的声誉，我们想问：究竟那一本蓝皮书代表社科院的立场？
实事求是而言，中国社科院作为高层指定的中央智囊团和思想库，对中国的很多重大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社科院系列蓝皮书刚刚推出的时候，是权威性是得到公认的，特别是《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更是代表了社科院的学术水平，的确可以毫无愧色的前面打上“中国社科院”的旗号，其完全被视为中国社科院官方的声音和学术精品，则没有任何异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等少数报告仍然秉承了中国社科院一贯严谨的学风和学术立场之外，随着“蓝皮书”系列的泛滥，各种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蜂拥而出，社科院蓝皮书由学术精品完全沦落为出版的盛宴。很多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内容粗制滥造，和能够代表社科院真正水平的严肃报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拿引起争议的《房地产蓝皮书》而言，既没有集合社科院在这方面的大多数权威的意见，更没有社科院内部对这个报告的研讨，充其量只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几位研究人员的个人看法，但一旦穿着社科院的马甲出来，俨然成了社科院的官方判断，其权威性一下不可忽视。
如果这个《房地产蓝皮书》代表社科院，那《经济蓝皮书》和《商业蓝皮书》不同观点又是代表谁？在引发争议的情况下，又没见任何一个社科院的负责人出来予以澄清，长期以往，不仅误导民众，更损害社科院自身的声誉。笔者强烈建议中国社科院对各种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进行治理，明确哪些“蓝皮书”代表社科院，那些“蓝皮书”是山寨版的假冒伪劣，以维护社科院的声誉，避免这些打着“社科院”旗号的蓝皮书成为学术腐败和寻租的新阵地，为利益集团提供新的代言阵地，以正学风。
▓城市管理需要民本的立场和智慧
作者：周东飞 来源：潇湘晨报
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将对已执行11年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进行修订，该条例的《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在不影响市容交通的前提下，方便群众生活允许各类摊点在规定地段规定时间经营”的条款。按照这一思路，南京将陆续接受早餐摊、夜排档、修旧摊、书报亭等四大类摊点的申报，为1万多个“规范 ”后的摊点发临时摆摊许可。（4月29日《现代快报》）
城市的整洁和秩序并不是纯粹的“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仅从市民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出行和生活不受无序的占道经营所干扰。但是凡事总有一个度的问题，“越过真理所到达的就有可能是谬误”。城市管理也是一样，如果超出了公共秩序和市民合法利益的限度，机械地去要求城市的美丽、气派、现代，不分时段、区位地彻底禁绝小商小贩，很可能就走到了初衷的背面。且不说这种公共管理的合理合法性，仅从市民的角度出发，他们也需要就近方便的早餐摊、丰富实惠的夜排档，更不用说居家生活须臾难离的修理摊、书报亭，城市管理过度的“洁癖”反倒会产生扰民的副效应。此次南京为摊贩开禁冠之以“方便群众生活 ”的理由，其实并不是一种虚情假意。
显然，摊贩将是开禁的直接受益者。从主观上讲，他们并不是城市管理秩序的蓄意破坏者，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自食其力，想要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为家庭挣得生活所需。无论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完善和健全，这种积极进取的努力原本都应当得到鼓励。何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的保障水平还处在较低的层次，部分民众自谋生路获得经济上的自主和自助，实质上也是替政府和社会分忧。那种彻底杜绝小商小贩的偏执举动，看似达成了城市管理的目标，其实却充满了危险。一方面，因此失去谋生门路的群体势必对社会的安定形成隐性压力。另一方面，执法过程中摊贩与城管的直接对抗屡屡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给小摊小贩留条路，也是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
南京此次以修改地方法规的方式为摆摊设点开禁，背后所蕴含的是一种民本的立场。无论从市民的利益还是摊贩的诉求出发，现行的城市管理思路都有作出调适的必要。事实上，这种调适也正在成为一种悄然前行的趋势。2006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乌鲁木齐以小商小贩为“宝”的城市管理理念。靠着这种低成本的创业就业渠道，乌鲁木齐每三天诞生一个新个体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了GDP的59%，在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2007年初，上海宣布将不再对马路摊贩一律封杀，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以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也提出了《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引起广泛关注。
几乎在所有的探索和建议之中，对于流动摊贩的解禁都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这也说明，保证城市秩序和允许摊贩经营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关系。保证必要的城市秩序不需要一律封杀小商小贩，同样解禁便民摊点也不意味着放弃城市管理。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个良性的平衡，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南京准备实行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上海所前置的“必经市民同意”原则，乌鲁木齐在重视厚爱同时辅以更严格的监管，都可以看作管理智慧的体现。有民本的立场在，必有足够的智慧相伴随行。一切利民惠民的善意举措，都会得到民间最大限度的合作与回应，其中也包括智慧的迸发与汇集。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作者: 梁红
来源：南方周末
■指点宏观
由中国过去四个月里什么东西热？房、车、股！这是走向危机的经济会有的表现吗？这是经济在二次探底衰退时的情况吗？这是一个没有内需国家的表现吗？
市场现在可能主要关心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见底？二是接下来经济表现会是L形、W形、V形，还是U形？三是经济反弹和企稳是好事还是坏事，中长期能否持续？
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见底，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经济谷底大概出现在去年 12月中旬。现在经济呈现斜率大于 45度角的V形反弹态势。短期内可能开始担心通胀，长期看银行系统中一些值得担心的问题开始显现。
从股市、债市这两个投资者真金白银投资的地方看，A股涨了，债券市场的信用利差也缩减非常快——大家已经开始担心央行要抽流动性了。从市场给出的信息看，我们绝对不是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中，也没有下一次探底和第二波金融风暴的迹象。一幅牛市的图景是非常清楚的：A股自年初以来上涨30.7%，涨幅居全球之首，开户数也在增加，而A股里大盘股、蓝筹股是跑输大市的，这正是过去牛市的特征。
股市表现是流动性的泡沫，还是有基本面支持？长期来看A股的股指还是合理的，现在还不能判断这就是泡沫。因为前面的底很深，中国经济反弹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强，现在华尔街的分析专家开始往上调中国的GDP增长。
我的判断是股市与债市背后有非常强的基本面支撑，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回暖速度正在加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货币信贷，这也是过去中国宏观经济历史运行中惟一被证明具有先行指数含义的变量。在经济上行时货币信贷反映市场中银行愿意贷款、企业愿意借钱。现在货币信贷正是一个急剧上升的V形。这个V在中国近三十年历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1993-1994年——基本上中国经济在一年之内从通缩变得非常热，而当年中国既没有巨额出口拉动也没有房地产，靠的是地方基础建设和老百姓消费。
除了1997年之后到2001年这段，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都在跟内需过热、通货膨胀、资源瓶颈、贸易逆差做斗争。中国是有内需的，过去只是有一根绳子拴着，把这个绳子解开以后，内需这样快速大规模的恢复令人吃惊。
票据融资在信用扩张时非常重要，在宏观调控时票据融资最先下降，中长期贷款比例会上升。票据融资利差不到50个基点，而中长期贷款利差是300个基点。银行采取票据融资是因为对宏观形势不清楚。当银行知道企业不会破产后，就会转向利率更高的中长期贷款。对于企业，如果未来没有通缩风险，今天5%的贷款利率就非常低，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会有越来越多人感到它太低了。
中国过去四个月里什么东西热？房、车、股！这是走向经济危机的经济会有的表现吗？这是经济在二次探底的衰退时的情况吗？这是一个没有内需国家的表现吗？
在许多人还在谈论二次见底二次金融风暴的时候，美国的数字也开始表现出一些见底的意思，至少两条腿开始找到地面了，欧洲也开始也有见底的迹象。而中国，一季度，在出口负20%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速。往前看，欧美不往下拽我们了，再加上货币信贷还在以一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往上冲，二三季度的数字会跑得非常快，大家能够感受到企业的春天。
但是所有V形都不可能永久持续，货币信贷这样的速度肯定不可持续，问题是它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方式，变平滑还是往下？很难想象，现在可以靠银行、企业自律的办法让它很快平滑下来，中国历史上信贷周期的结束从来没有靠过银行和企业的自律，从来都是靠信贷额度、宏观调控、政策指导实现的。调整越早振荡越小，调整越晚振荡越大。今年前三个月贷出4.6万亿，剩下时间即使每个月贷500亿，全年也有9万亿，全年信贷将增长30%，不但今年下半年经济很热，明年上半年经济也很热。所有觉得通货膨胀不会来的预期会以同样快的速度被证明是错的。
那么怎么调下来，什么时候速度放慢一点，这是短期之内市场最担心的事情。
许多朋友说经济危机百年不遇，怎么这么快就给拽回来了，还没过瘾呢。这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究竟哪里失衡？过去的一系列出口政策使得中国不但过度依赖外需，而且在内需头上加了一个巨大枷锁，几乎每年实行一次宏观调控和信贷压制。中国实际上有很强内需。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投资过剩，一个原因是投资和消费概念混淆。买房子是投资还是消费？1998年房改之后，把房子这一块划入投资而不是消费，中国的消费率就开始下降。中国2000年以前没有房地产，一旦划过来就会影响对整体形势的判断。
中国过去几年外需挤出了内需，应该放开消费、放开投资让出口自己下去，过去是希望自己主动调，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期，现在外需硬着陆，在某种意义上迫使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把压在内需身上的枷锁拿开。拿开之后中国企业的回报率还是蛮高的，2002-2007年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急剧上升，这些投资现在相对过剩，过剩时间还要持续一段，但非贸易品部门包括基建、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还远远不足。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是美国的零头，积累资本继续投资本身不是问题，中国资本化的道路还非常长。
经济周期短期调整只能靠投资拉动。但从中长期看，企业杠杆率会大规模增加。如果仅仅依靠银行系统提高企业杠杆率，今年贷出9万亿，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有大量储蓄，但股本融资非常少，政策上需要考虑如何让民间资本更有效地进入国内投资中去。
什么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是时候给它做一个定义了。中国经济保八，一个月5000亿，一年6万亿贷款足够了。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要对“适度”进行量化。市场中的人只能跟着感觉看数字，市场可能会低估中国的消费能力和需求，而高估某些产能。意外可能会出现在大家都没想过的地方。
▓我从儿子那里认识到中西教育的最大差别
作者：杨恒均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怀念死者——纪念回乡一周年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0月15日
这是回到家乡的一周年纪念。亲人们说：“银波，你又老了一头了。”
这一年，是坎坷、辛酸但仍不失激情与理想的不平凡的一年。劳工、贫农、学生、办馆、调查、写作、网赚，我的文字，我的歌声，我的足迹，我的眼泪，我的病痛，我的太多太多的一切，全都熔化在这一年之中。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知道这种坚持就像是破晓前的黎明。在深蓝色的夜空，盘旋着我俯瞰人世间的一切悲悯眼光。我为我自己收获着苦难意识之中永不淡忘的真爱、真情、真感动，以及奋力于真理的刻苦与勤劳。
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束，我的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这被汗水浸泡了太久的近乎死寂的大地，需要我的生机，需要我的热血，需要我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为被遮盖、被抛弃、被边缘的人们道出我的关注。我想像着在琳琅满目的书籍、浑浑噩噩的乡村、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永远像这一年一样，走得那样坚定和不惜代价。
不愿意向懦弱投降的我，那敏感的神经在一阵阵跳动。天空之下，有我对自己的支撑。我忘却了疲倦，释放着能量，忍受住了苦涩、磨难和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压力。有人说：“杨先生，回去之后你变了，像是在囚禁自己。”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在囚禁之中，我一直在挣脱。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周年纪念文章，因为它涵盖了太多的层面，容纳了太多的人物，记述了太多的状况，装载了太多的情感。我回想着当轮船在长江靠岸的那一瞬间，与工伤后刚刚康复的堂弟杨丰友深深拥抱的那一瞬间，走在阔别多年的故乡道路的那一幕幕，面对每个曾经熟悉的亲人朋友的那一些充满感动的画面，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段新的人生旅途。
在这里，我没有忘记一直望着外面的世界，敏锐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快要被历史带入尘埃的痛楚。我想到了这一段重要的当代史为何没有人来记录，我想到了快要死去的人们为何不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得到一丝慰籍。中国啊，你这个被挟持的国家，请给我一点时间，再让我的生命多留存一些于世上吧，我要植入这混乱的世道，让血液像一场倾盆大雨，冲刷着这僵固的体制、冻结的梦想、麻木的神情。
这一年，一个个曾经熟悉的亲人、朋友、老乡纷纷去世，我所参加的丧礼超出了我的承受程度。在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都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曾经与他们深刻地翻阅着他们血迹斑斑、泪水涟涟的历史。恐怕没有人比我对他们关注得更多，因为他们是被忘却的一部分人，是这个国家从来也没有过发言权的一部分人。
在我的面前，他们有呐喊、有控诉，有声嘶力竭的一幕，也有微弱叹息的瞬间。如今，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了曾经令他们如此痛苦的这个状况，以及离开了再次呐喊、控诉的机会。他们死去了，永远地死去了，有的坟墓已经长出茂盛的青草，有的棺材才刚刚第一次装入他们尸骨未寒的身体。就在此刻，哀乐也响在不远处，向我声声传来……
在死者生前曾被我深入调查的人当中：有一位叫陈永德，系1915年出生的瘫痪在床、全身浮肿的老人，死前居住于本镇新岸山村七组；有一位叫罗安富，系1916年12月15日出生的瘫痪在床16年的盲人，死前居住于涨谷村一组；有一位叫吴银清，系1928年出生的食道癌患者，死前居住于汉东村一组；有一位叫罗永成，系1945年八月初三出生的聋哑残疾人、肺癌患者，死前居住于涨谷村四宝三组；有一位叫詹贞全，系1961年1月16日出生的退伍军人，死前居住于新岸山村11组……。
这一年，我参加了太多的丧礼。比如：新岸山村11组的李福超、冉国英，新岸山村12组的丞三友、赵海云，新岸山村三组的樊升成、唐庆忠、陈麻子，新岸山村四组的任德云，新岸山村四坊一组的李方泽，水渡村二组的杨定文……。一年之内，我起码已参加30次丧礼。
这是一群我所熟悉的人。有段时间他们纷纷辞世，一个挨着一个，以至于竟是走完这家又赶紧奔波到另一家。祭文没少做，礼节也没少做，那些给我郑重“半跪”行礼的死者家属，那些在风中飘摇的白旗，以及那一声声从音响里放出来的“哭巴佬”，哭爹、哭妈、哭儿、苦女、苦嫂、哭媳……。那凄惨的声音环绕全镇及长江对岸。这一切，我刻骨铭心。
有时去世的人多了、紧了，更像“赌哭”似的，把音响的声音调到最大，所有人都会注意到这哭声里的凄悲。然而，更凄悲的，在我看来还不是这音响里的声音，而是他们生前的某些磨难。我甚至开始厌倦、反感这种带有虚假性质和形式主义的丧礼，那些哭闹的亲人在生前对死者乃是何等的虐待、不尊重和厌弃，死者在生前又真正能够享有多少同情与爱护呢？
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许多人想到的往往不是发自内心的缅怀，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平台或者这样的习惯。顶多，他们会请来道士，或者请来搞乡俗文艺的“灯甲戏”班子，请他们代替自己。但就连这样的场合也虚伪得很，死者家属最怕的是金钱上的问题，而不是真正地想跪在那个台子上，让下面的人与他们一起体会失去亲人后的悲痛。
前去探望的人也很痛苦，普遍的贫穷使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亲钱又出来了”。兜里没钱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敢去探望死者，不敢参加丧礼。只不过，仍有一种传统是令人感动的，每当有人去世，则同村同组的人或者临近村落的人，只要年龄在18岁以上，都喜欢去死者家中帮忙，为他们搬桌子、搬凳子、端盘子、招呼客人，做这样、做那样，这些帮忙的人除了吸烟者要一、两包烟之外，其余的一概不要任何报酬。
他们说：“今天别人家有事，如果你不帮别人，那么假如我们家也有事，谁来帮我们？”在这种互助的习惯中，大家忘记了平时的隔阂，忘记了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分散，异于平常地高度组织在一起。婚、丧、礼、葬、生等，是农民们罕见的组织机会。除此以外，他们只能各顾各的生存，各顾各的快乐与痛苦。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些传统的改变，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无论是内容的还是形式的。在保守的思想下，人们即使自身不愿意，也必须跟着传统走。他们依然请着道士，依然在贫穷时靠积蓄或靠借钱来操办事情。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在想着自己的责任可能减少到几分，而不是真正去想要怎样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对于今后长远路途的某种启示。
我曾参加过这样一次丧礼：我带领着家族成员走到一户死者人家，拿着花圈与人民币，送到记帐者面前。然后，走到道士那里，亲自提起笔写上祭文，交上几块钱。等到次日凌晨两点，被死者亲属从梦中叫醒，然后跪在灵堂与装着尸体的棺材面前，念着自己写的祭文。念罢，屋外鞭炮响起，我起身向死者鞠上三躬。即使是这最简单的由自己主宰的礼节，在本地也几乎是没有的，我是第一次这样做。
平常里，人们只能按部就班地接受着那些他们一直都搞不懂的“升仙”、“超度”，在五六个不眠之夜里，麻木而规矩地继承着传统。人们没有更多地去关注死者生前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死者家属应有的责任。人们统统回避了，把死者的死亡仅仅当作单纯的事情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具有某种教育意义的事情来办。那些刚刚结束丧礼的家属，常常如同“解放”了一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的变化：父亲死了，尽管在丧礼上哭得那样死去活来，但是对活着的母亲仍然是百般虐待。
这些死者，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无人关注，在死亡的时候才被提起和重视，但那也仅仅止于“仪式”般的所谓“重视”，而不是真正地如同人文关怀那样去追跟溯源，去反思自己的责任，去忏悔自己曾有的罪过。这一切都消失了，人们是那样地匆忙，已经忘了安安静静地冷却下来，回想自己曾有的一切过错。这种没有省思力的习惯，使得许多悲剧性的事情一再发生。
我清楚地记得，瘫痪在床的李福超在死之前，她的电热毯就是被自己的儿子亲自拔掉的，真的是活生生地被冻死；冉国英在死之前，一直忙碌不堪，她为她的儿子、儿媳当打工人，而且还要由自己来求生存，在浙江的宁波市街道到处去卖“豆花”……。还是我的父亲说得对：“人啊，就这样走了，也没留下什么东西，没有人继承他们的遗志，顶多有人说一句‘这个人以前还很恭敬，不乱说话’，就完了。最恼火的是，那些披麻戴孝的人，有多少是干干净净的？有多少是真正对得起死者的？”
这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其生命的结束仿佛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尘封，实在是可惜的事情。我深深地感到人们已经忘记了太多最根本的东西，找寻不到自己心灵的真实存在，那业已被虚假的一切包裹太久的心脏，已经忘记了有触动的激烈跳跃。我是亲眼见过百岁老人过寿的，五代同堂，所有人都挤拢去围观，腰鼓队表演了整整一天，就连政府官员也被不情愿地拉去祝寿。在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到生命的可贵。然而，我也见过太多瘫痪在床的老人，有的甚至是得了重病的孤寡老人。
我太清醒地知道，许多死者的死亡都是“等死”的结果。他们无钱医治，只能等待“自然死亡”，年迈而又需要赡养的父母反而成为亲人眼中的负担，而不是一个又一个亟待抢救的病患者。黑龙江省鸡西市有一位民营公司的董事长，他花了十万元，组织三个分队用50天时间对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67%的农村老人吃不起药，86%的农村老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85%的农村老人自己干农活，45.3%的农村老人与儿女分居，5%的农村老人三餐不饱，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这个话题被扩大了，也许是因为我实在见识了太多的底层悲剧，看到悲剧中的这一层被恶化得太严厉，心有不快。我能做的，就是针对那些死者死后留下的问题，再做考虑和行动。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死者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严重。
在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念起我的朋友——辽宁自由诗人杨春光。一年了，春光兄在另一个世界快乐吗？他的遗孀蔡东梅和儿子杨天伦的生活还过得去吗？还有刘宾雁，还有赵紫阳，还有太多太多的身体已与世界告别、但精神却还在发光的人，还有更多更多的有灵魂的、大写的、可能永远一去不复返的人，我想念他们。
在这一刻，我竟然也觉得自己的确老了一些。止不住眼线模糊，眼眶湿润，一股辛酸的味道从心灵深处猛烈冲击而来……
▓杨银波一直努力着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1月13日
此时正值农忙时节，我亦深深体验着到山坡、平地收割着红苕藤。弯腰驼背地拿镰刀收割着猪食，百斤的红苕藤死死地压在背兜里，背负行走四里多路，这样来来去去、停停留留，已不觉时光竟过得如此快。写完本文，我这样一个作家又要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四里之外收割红苕藤，忙至天将黑尽为止。在田间，我愿听闻底层民众的喜与乐，唱着山歌或者吃着柚子，大家一起来分享农作物的收获，想想下一步是应培育一个兔场或者种六亩多田的稻谷……。总之，这里就是农村，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不仅因为这里的自然风光、清新空气、新鲜蔬菜或者自给自足、纯朴实在、底层冲动，最重要的是因为这里与我有着太深的感情。那些逼真的生活状态，无论喜或悲，无论累或苦，都让人从心底生出一种力求真实的品格，训练出坚韧、顽强、耿直的习性。
到我这里来的远方朋友常常慕名而至，我的那些一脸冷酷、焦虑或者茫然的同学、师长、旧交也要来看看我这里究竟如何。我仿佛一个导游，一个用证据来活生生地举证的导游，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我可绝不想做一个把什么都置身事外的人，更不想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或山居隐士，那些快要把自己的处境与现实困境剥离开的人实在已经很难找到自身之外更大的体会领域。我没有服从任何势力的命令，去搞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是要扎根在这里，用眼睛都能看得见的希望或罪恶，来见证发生过的一切，绝不允许自我欺骗以及欺骗任何人。
面对如此原始的生产力，我总想着搜寻一些有用的机器、肥料、种子以及维护技术，甚至想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把这原始的一切步入潮流之一环。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大众品格和大众意识，我更希望用更多的办法来改善一些。有太多人已经丧失了自信，话语间除了抱怨与经历挫折之后的那种无奈来填充自己的每日每夜，失掉了自己的底线，快要崩溃的“什么都不信”的固执已经把他们局限了太多。我不能重复这样的命运，不能没有“想吃下好大一片天空”的理想。当我们参照他者竟那样无地自容的一刻，已经快要忘却自己的实力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入研究和大众关怀，恐怕今后还会更糟。我只能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并让人们懂得向善与向上。
那一张张仿佛被痛苦刺到了神经和血液的脸和眼神，总在我的面前排徊，像一个又一个噩梦，挥散不去。一年了，我回来整整一年了，这些脸和眼神非但没有消失，并且有着延伸至更长时间的迹象，使我异常紧张。人人都在骂官，人人都在骂有钱人，人人都在骂自己，骂来骂去，没有谁是有能量的。骨子里的无奈和现实的厄困交织在一起，让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仿佛没有救治的可能性一般，使你感觉不到一丝自豪感或者兴奋度。是的，多少摩托车司机被罚款，被罚得那样重；多少农民尽管没有了农业税，也仍然感到小农耕作的毫无希望；甚至，这里已经有着组织化或势力化的命案，我们永远不知道政府在如何维护着治安。最起码也是“不知”的，是什么把消息都封死了？封得那样死，连新闻媒体也总是展现着被铜臭感染的歌舞升平、恭喜发财的企图。
至于救济，至于公益事业，至于技术培训，至于再就业问题，铺天盖地的全中国会议都在召开。但这里是静悄悄的，静得出奇，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样没有动静。是什么人在背后捣鬼？我的眼睛已看到了，我的耳朵已听到了，多少事情都可受益一方民众啊！以最低的标准来看，最起码也能提升民众素质和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待岗人员，但这里淤积了太多莫名其妙的贪婪、交易和分赃，把许多生机都消灭了。什么“自给自足”！换句话说，简直就是“自作自受”！自己安排自己，自己承受自己，民众没有倾诉的念头，政府没有具体入微的努力，仿佛一切都消失了。最起码的也是“不知”，完全不知情，顶多是一知半解。是担心民众聪明并更聪明一些吗？或者确实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总在黑暗处发生，以至于见不得阳光？
看上去，又是一潭死水。被老人们的垂暮兮兮和小孩们的无知幼稚包围着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一潭死水！少年们、青年们、中年们都离开得差不多了，他们远远地离开了，在中国的天涯海角或者土地之下，在那些机器轰鸣的工厂和出租房里，在那些邮局、信用社、农业银行排队领些微薄工资的人群中，他们远远地负担着故乡的家庭，紧紧地恐惧着自己的工作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最严重的是，学到的技术也是流于外而非流于内的。倘若有一天他们不干了，累了，倦了，一到故乡，又找不着北了，本已有的老本事竟没有实战的空间，等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十年前他们种麦子，十年后他们仍然种麦子；十年前他们种稻谷，十年后他们仍然种稻谷；十年前他们要向商店赊碳氨和尿素，十年后他们仍然要向商店赊碳氨和尿素。
十年朝夕，竟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多余的，也许就是人老了十岁，有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有了一身拖了十年的病。事实上，他们本已开了“眼界”的，看到了省际差距、城乡差距，如果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更看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农村基层选举的动刀动枪，也知道了什么叫吸毒、什么叫小姐、什么叫暂住证，也明白了什么是财富的精明者，什么是借读费，什么是劳动法，什么部门负责什么事项……。但是，也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十年后他们的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思维仍然停留在为穿衣吃饭而累死累活的程度上。本领就这样白白丢失了，没有他们施展的空间，他们只能干着自己最原始的老本行，埋怨着自己的处境，强调着自己的选择，只看得见血汗，只听得见医疗站里的唉声叹气，却唯独看不到人民币和发自内心的微笑。
他们所生产的一切，只是基础当中的基础，最原始的生产力造就最原始的生产价值，又沦落于最原始的交易之中。那种低廉的价格，简直不敢拿来跟任何稍作加工的东西相比。他们固守着思想，眼睛呆滞，该愤怒的时候没有表情，该高兴的时候没有表情，该道歉的时候没有表情，该致谢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许多大的事件到了这里，不管是杀人越货，还是打家劫舍，一旦到了这里，面临的都是没有表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冷漠的一处，什么都没有表情，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一切，僵化了，心被熬干了，没有知觉了。少年呈现的是老年化，老年呈现的是垂死状，青年却是有脾气、有性格的，可也实难有松紧眉头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紧张着，没有从容，没有自然，只有偏执与自我。换个角度看，真的是“全民皆病”！
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着悲悯的我：“我能干什么？你说我他妈到底能干什么？本事只有这么大，又没有谁能帮一把。难道谁会说‘你没钱用，我给你几千块钱吧’？不可能的！谁教我技术？谁给我提供工作？谁给我这快要倒塌的房屋免费添上一匹瓦？没有！钱从天下掉下来？淘金子？抢银行？偷保险柜？我只能干我的老本行，种庄稼！累死活该！”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这样忍受着落后的生产力，一事无成。在这里，没有谁对谁永远心怀敬意，没有谁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待，彼此互不信任。他们麻木着，仿佛永远不能激发他们自己的潜在力量来。一个贫穷的家庭，倘若有一天突然变阔了，又变得六亲不认了，不但是眼睛认不得，连心灵也认不得了，而后迅速贪婪下去，极力维护着自身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榨取他人的剩余价值，到最后堕落为有头有脸的无耻者或罪犯。这里的土话是“乌得很”，就是“到处都是黑暗”的意思。他们总是这样来评价自己的故乡以及自己的乡人，以及评价那些或许并不特别知情的政府官员和村社干部。
我愿意置身农村，就在这种“乌得很”的地方——越“乌”越要置身其中。我就不信这是跨不过去的坎，我就不信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眼睁睁地看着别国骂我们的劣根，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指着我们的鼻梁骂我们“这种低等民族……”，我就越是感到一种负重感，感到另一种让人锥心之痛的真实感。但人们总是这样麻木着，那精明算计到了熟练程度的人们啊，另一面是空前的无意识，无意识地自我伤害、伤害别人，无意识地自我欺骗、欺骗别人。我爱这里是因为我恨这里，我恨这里也是因为我爱这里，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要留在那么落后的地方”，不要问我“为什么你不到外面的世界再闯一闯”，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不出国、不当官、不经商”，在这里，我已经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人们的问题。换个角度说，即使这里已经富得流油，达到邓小平说的那种“每人年均收入800美元”的所谓“小康”，我也要在这里固守着。我已看到贫穷与富裕所不能改变的太多问题，这里太深了，你不把它翻转就根本看不到它的真面目，就不能知道究竟如何才能杜绝灾难的发生。
我要与人们在一起，与那些不但眼睛不认识而且心灵也不认识的人们在一起，不管他们到底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总之，我要与他们在一起。我管它什么生命的有限、能力的有限、作用的有限，总之我是这样做了，而且是做定了！大家一起来认识灵魂与肉体、爱情与婚姻、家庭与政府、国家与天下，去感知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生存能力与生存关系的矛盾、生活前提与生活内容的矛盾，去了解自由、了解权利、了解公正、了解秩序、了解道路。其核心在于，人若不能主宰世界，便不能形成自由的世界。要把那些短视的都拉长一些，要把那些僵化的都融化一些，不要让嘈杂的、冰冷的、无望的一切永远袭击着可怜可悲可恨的人们。我可不愿永远跟人们谈些哲学、说些经验或者闲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我要的是实践以及创造性的实践，是用双手双脚来身体力行的群体力量和个体觉醒。
我深知，当人从一个层次步入另一个更高层次之时，即是个人自由被局限之时，那么我宁愿放弃一些个人的自由，以实现更多人的自由。从最不及格的一面来说，无非就是走走路、见见人、说说话、写写字、开开会、动动手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有多少就拿出去多少。再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就多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来抛出自己的所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这审视的眼神，望向令我愤怒和思索的一切，不屈从于什么人际、危险，对不起，我干脆装作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宜之外的乱事，我才懒得拿毫无用处的东西来禁锢我这奔跑的思维和忙碌的双手。一辈子独立写作，一辈子独立调查，再参加一些活动，做一些善事，搞出一些打抱不平之事，哪里路不平就铲两锄，哪里风大就砍两刀。实在没有什么好高鹜远的计划与策划，就从眼前做起，能救一个是一个。即使成功了却不愉快，或者即使失败了却很愉快，我也要走这种钢丝，摔下去就粉身碎骨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不就是一条命吗？管它有多短暂，能做一件事是一件事，该牺牲自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古人讲“杀身成仁”，仁者，二人也，多少也有他者的益处嘛。
什么“农民问题”，什么“三农问题”，到最后看来全是扯淡，只有“人与制度”的问题才是根本。我这怪客，把最惨的场景都刻在了心灵深处，把最痛的伤也刻在了神经之中，没有什么挫折可以让我感到晴天霹雳。我坚信这极不平坦的道路就是一种殉道，该来的总要来，该去的总要去，我听天却不由命。那些人啊，那些林林总总的制度设计，那些自古延至今日的根源，可追溯至更久，让我为这一切殉道吧！统统让我来接受！人这种世界上最凶残的动物，人这种在畜生和神、魔鬼和上帝之间游走的怪物，总该静下心来做些有益的事情，不管其“利益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也总应该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了解制度下如何有益共生，并保持良好的循环状态。为什么不思考：统治者总是在强调吸收技术，吸收管理理念，吸收资金，吸收人才，为何拒绝吸收制度？
我已厌倦皇朝更替与专制党争的道路斗争或曰路线斗争，却又不得不考虑符合人性以及人与人保持良好循环状态的公民制度或曰公民主义。因为，一旦有什么权力是高于公民的，便必是灾难。为此，我努力着。噢，上天啊，请你见证并确信：杨银波一直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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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2009年4月29日星期三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１
║壹刊║２００９／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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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作品选0007
０２．体悟与呼唤：写给灵魂的一封信……………………作品选0008
０３．再见，我的公元2005年………………………………作品选0009
０４．公安局长霸占警花被其夫举报罪证获刑11年…………楚天金报
０５．浙江丽水确认19名女生遭强奸 多名村干部被查 ……东方早报
０６．马英九公开称“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台海网
０７．传黄光裕不堪压力在看守所内自杀未遂……………………舜网
０８．村民被误判死刑无辜羁押2339天……………………南国都市报
０９．如何保障民众的土地权利……………………………中国江西网
１０．市长发怒，能否激活“小事问责”……………………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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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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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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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9月15日
飘泊在外，时常思念重庆家乡的万事万物，那里的山山水水，那些看着我长大成人的亲人，于我而言，真是 “梦里几度轮回”。贫穷、落后、愚昧、保守，勤劳、容忍、踏实、耿直，这两组完全不同感情色彩的词汇，几乎以同样的速度无数次把我带回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与许许多多飘泊在外的中国人一样，我们随着地势的迁移，开阔了眼界，拉长了人生奋斗的战线，但内心的归宿却并未远离那些抹不去的记忆。任凭这时空的瞬息万变，那些曾经如此熟悉而后又彼此遥遥相隔的人们，心与心却越来越近。
⊙ 大伯杨兴华、大娘李财贵
大伯舍不得用仅有的一点庄稼钱给我打电话，即使是相当紧急的事情，也顶多就是：“银波，你打过来。”然后迅速挂机。他是一个除了酒之外，其它地方都特别节省的人。1993年春，父母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民工潮的冲击下，随同几个村民到云南打工。那一天早上，我如同往常一样上学、放学，回到家中，发现父母不在，便到处喊：“爸爸！妈妈！”亲人们呆住了，爷爷吸着烟走了过来： “早上就走了，出去打工了。 ”
那年我10岁，父母是一声不吭就走的，事先我一点也不知情。这突如其来的变动，使我非常担心，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父母再相守？爷爷说： “以后你跟大伯过，你爸爸妈妈 都已经交代好了。你在家里要听话，好好读书，他们出去为你挣学费，让你上初中，上高中，考大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垂着头，皱着眉，又突然从家门面前的坝子里跑了出去，顺着山坡一路往下跑，我想跑到镇上，再跑到长江码头，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他们会误船、会回头，说不定我们还能再见最后一面。
然而，我被亲人们喝住了：“你这个娃儿，咋个恁个犟？跟着大伯不好吗？”我又垂着头，在大伯家喝下第一口菜稀饭。大伯“呼呼”几口，拿上擦汗帕：“银波，活路多， 我走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床、被、枕头，你妈妈都拿给我了。吃完饭，早点去学校。”那是我流着眼泪吃的第一顿饭。我试着想象父母就在桌旁，想到他们曾经无数次因为农活、因为缺钱而矛盾大起，想到他们如此痛下决心地弥补这个一蹶不振的家庭，小小的心灵是何等酸楚、悲哀与沉重。
那时，大伯家有一子一女。女儿杨修会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呆在家里做农活，儿子杨丰友还在上幼儿班。杨丰友与我虽非亲兄弟，却胜过亲兄弟。有一天，杨丰友问我：“我妈妈说，是读书辛苦，还是干农活辛苦？我不晓得。” 我说：“干农活辛苦。” 杨丰友接着说：“妈妈说，读书辛苦，她说你们家两个人干活，一个人读书，肯定是读书辛苦。”我知道这背后的含义，所以也时常帮帮他们家的农活，割麦子、打麦子、背麦子，割稻谷、打稻谷、背稻谷，平时打割猪草，烧火煮饭，挑水抬担。
我没少让大伯操心，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是这样两件事。
1、两次七日不归
我从小耿直仗义，但挺“淘”，滚铁环、滚玻璃珠、打豆腐干、打水枪、打弹弓、打朴克、扇烟花、踢键子、看录像、打乒乓、摘桑果、捉蝉虫、烧糊豆罐筒、跳江游泳等，几乎所有同龄人玩过的，我似乎都处于中上游水平，且有“杨疯子”、“杨二疲”的绰号，实在是疯玩不已，却又拖拉疲沓。一次放长假，我跑到同学刘平家（新岸山村5组，我住在新岸山村11组），七日之内都在滚玻璃珠论输赢，且发誓不赢100颗玻璃珠誓不回还，那次大伯四处找人，也没找到。回到家时，大伯没骂我，只是说： “下次别玩这么久了。反正我是打不得你的，不然你爸爸妈妈将来回来时要找我算账。”
怎料，国庆节又到，我又跑到同学罗庆明家（新岸山村12组），滚了整整七天的玻璃珠。他们这次没有找我了，用大伯后来的话说：“人看从小，马看蹄爪，你自己看着办吧。”这话一出，立即引起我的高度警觉，以后再也没有如此长时间不归家的记录。以后的事，顶多就是回到家中拿起一个生红薯，跑到新岸山村7组去看录像（《新白娘子传奇》），彻夜未归。还有一次就是我的老师武德琼的父亲去世，我们全班人前去祭悼。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我们把村民的谷草粑给烧了，用来烤火，也是彻夜未归。我回想起这些事，仿佛又回到童年，那种放任不羁、天真烂漫的性情，好似生长在骨髓中，从来就没有丢失过。
2、长期捡破烂
那时我身上没有任何零花钱，即使是想买支圆珠笔，也须从大伯处拿钱。有一次开学了 ，大伯拿不出50元的学费，只好对我说：“银波，你爸爸妈妈没有寄钱回来，你这学还 能上吗？”我跟爷爷讲明情况，爷爷反而痛骂大伯：“娃儿上学是大事，你上回卖鱼不是有钱吗？”大伯矢口否认。无奈之下，爷爷拍着胸脯说：“银波，我领你去！”来到学校，爷爷向校长肖体芝讲明情况，大意是这孩子成绩相当好，能不能免去学费？学校也有难处，只能说：“两个月之内交上吧，不要着急，先去领新课本。”我们那时的课本，是同学自告奋勇到涨谷中心学校去领的，每个男同学都背着背兜，要走六里路的山坡。那种大汗淋淋的体验，如今仍是记忆犹新。
这种刻苦铭心的艰难，使我想到要在课余时间挣几个钱。除了用手抠泥鳅、黄鳝，或者用虾网、撮箕、煤油竹耙来抓泥鳅、黄鳝之外，就是去捡破烂了。最初是在附近的竹林里捡，如薄膜、胶鞋、凉鞋、农药瓶、废铁、电线等，凡是能卖钱的，都去捡。周围的邻居最初以为我是在闹着玩，总是取笑我，但看着我连续捡了半个多月，大家觉得这孩子挺可怜，就把不要的废品拿给我。这半个月，我总共卖了18块钱。刚拿到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干脆把以前的旧课本、旧作业本、旧卷纸甚至靠打豆腐干赢来的纸，都统统拿到镇上去卖，光是一个来回就要两个钟头，不过还是卖了八块钱。这26块钱，使我穿上了在大伯家的第一双新鞋。
后来捡破烂成了一种习惯，我就从村里跑到镇上的垃圾堆去捡，还同时带上了弟弟杨丰友。我们捡了皮带、拉罐瓶，还捡到一个用来舀粪的 “打眼儿” （舀粪农具），因为捡的东西太多，连喷农药的喷雾器都拿不走了。结果，货还没卖，就被大伯在路上堵住了。弟弟被痛打一顿，我被狠狠批评：“又不是不拿饭给你吃，你这样做别人怎么看我？而且还把你弟弟都带上了，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从此以后，我都是偷偷捡破烂，极力避开大伯的那双眼睛。这段历史，使得长大成人的我在采访现在那些以捡破烂为生的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如果不是因为这种贫穷和战胜贫穷的毅力，我想一般人是放不下自尊去做那种事情的。
⊙ 爷爷杨定发、奶奶陈泽贵
1995年夏，父母转向广东打工，我开始由爷爷奶奶抚育，直至2001年夏（我成年），整整六年。贫穷，仍然是这六年的主题。整个杨大家族，风风雨雨、动动荡荡70余年，爷爷奶奶都一一见证并经历了。现在，奶奶的右眼瞎了，爷爷也时时处于病危状态。他们的意义对于我来说，虽是祖辈式的 “隔代教育” ，却是在我人生最为关键的那一段时期里面给予我的最重要的少年教育。在与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我从早熟、自立到灰暗、迷惘，再到踏实、勤奋，这个过程促使我得出同龄人一般未曾品尝的滋味。而他们在我眼中，也同时从健康走向衰竭，他们确实是在用自己的晚年余生来换取一个少年向青年的成长和转型。
我想起了许多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两件。
1、卖青辣椒凑生活费
我考上的初中是全镇最好的中学，离我家约八里路。我读的是住校，每周的生活花费是20元—25元，必须扮着指头用。学校食堂的饭菜很贵，味道太单一，偏偏很长一段时期 又禁止学生在外面吃。那个时候，有一首“打油诗”对学校食堂形容得非常贴切：“稀饭清又清，馒头如袖珍。菜里没有油，渣渣有几根。”我们被允许到外面吃之后，偏偏我的家中没有生活费，只能到熟悉的老乡戚老板的饭馆里赊账，如此一过就是三个星期。每一次吃饭，都是以“戚老板，来点吃的 ”开头，又以 “戚老板，账先记起”结尾，弄得我每次都不敢和熟悉的人一起吃饭，若是真碰上了，也只能轻轻告诉戚老板记账 ，孰料戚老板大声高气地说：“知道了，账是给你记起的！”搞得我非常尴尬。
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家要钱，爷爷奶奶却一筹莫展。那次，幸亏八叔杨运华相助，借给我20元钱，第二次又借给我 30元钱，花了半个多月之后，吃饭问题的解决看来又没有了指望，而在戚老板的饭馆却欠下了60多块钱，以至于连戚老板这样温和大方的人也对我瞪起了牛鼓眼：“没钱就别来，要来就先把账还上！” 无奈之下，我又跑回家要钱。有的亲人建议我干脆“读走学” ，既省饭钱，又省住宿费。听到此话，我把想法说得更绝：“干脆退学！这种书不念也罢，小学我就自学到初二了，简直是在拿青春开玩笑！”这下爷爷急了：“胡说！读到初二就了不起啦？人是活到老学到老，有本事你 现在把大学也自学了。”我跟他顶了起来：“这分明就是国家榨取钱财，说是九年义务制教育，我们是穷苦农民出身，更应免费才是，为啥子还要负担这样重呢？”
爷爷干净利落地说：“这我不管！反正你妈妈说过的，她就是拼死也不能让你读不起书！”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办法：卖辣椒。我们走到土里，哎呀，辣椒还没成熟，都是青的。咬咬牙，爷爷和我把青辣椒摘了一箩筐，此时天色已晚。爷爷说： “你先把饭吃了，然后去拿几个熟红薯到学校去。我明天到集市卖辣椒，卖得了多少算多少，你在学校等我。”果然，第二天上午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站在队伍里看着爷爷站在左边的台角，许多学生和老师都在反复打量着他。他提着一个空箩筐，一脸笑容地看着眼前活泼乱跳的孩子们，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被一股强烈的感动充斥心间，我被怔住了。课间操完毕，爷爷找到我：“银波，老天有眼，都卖完了，这里是26块7角钱，你先拿去用吧。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2、赌博，被爷爷痛骂
初中是我非常灰暗的一段岁月，我对制式教育深恶痛绝。在那个穷困潦倒者占绝大多数的镇里，我比一般人更为叛逆，现在不少青年朋友很羡慕我的这种自由自在，其实那时的我并未感到自由，而是认为生命失去了质感，并从而失去了尊严。平心而论，我还算是一个有较强法律感的人，纪律性倒是差一些，集体生活和群体性生存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并不因为我不愿合群，而是因为这种奴役性的集体实在不能算是我的理想所在。作为一个普通的少年，临近初三的我还算不上“堕落”，顶多算是 “灰暗”。赌博，成了我那时的兴趣；也正因为此，数年以后的今天，我绝不参赌。
现在还能想起来的赌友，有唐刚、唐军、罗波以及高中年级的朋友。每到夜间12点，周围一切宁静，我们在后阳台把箱子抬出来重叠，点上一根蜡烛，拿出川牌打“大贰”，五毛钱一镑，有时一回牌就能输个七八块钱。这样聚众赌博的次数比较多，甚至发展到上体育课都跑到施工楼去赌的程度。一个月后，我大约输了50多块钱。一天中午，我与同桌罗波在上“午自习” 的时候，两人单对单地赌起来了，恰逢班主任李培文撞见，被喊进办公室一顿狠批。我被要求叫家长来，这个家长就是我爷爷。我坚决不从，即使学校记我“大过”我也不从。李培文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说：“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怕请家长吗？我真是看错你了，你是如此聪明的一块好材料，怎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爷爷终于如约而至。他是带着笑脸来的，以为学校给他这样一个 “小人物” 如此大的面子，实在是欣喜之至。不料，得到的却是这样一番沉重的“语重心长”。爷爷从办公室出来，没有直接到教室来找我，而是气呼呼地回到家中。周六，我有些心虚，独自一人在家附近的竹林里玩牌，直至夜里9时才准备进门。刚进门，爷爷猛地放下筷子：“你给我站住！跪下！” 我坚决不跪。爷爷憋了几天几夜的火，一发不可收拾：“你简直是胆大包天，小小年纪就赌钱了，翅膀硬了哈，你知不知道你父母在广东农场打工受的是什么罪？无论日晒雨淋，那真的是起早摸黑啊，你这个败家子，你好丢脸啊你！”一番怒火之后，爷孙俩久久不语，奶奶在旁边为我盛饭：“来，银波来吃。哪个人不犯错误嘛？”
我不敢吃饭，也吃不下去。爷爷见状，说：“先吃饭！”我拿起筷子只顾刨白饭，心中如五味瓶被掀翻。不料爷爷话锋一转：“想当年，我也是杨家的败家子。那个时候，我卖米、卖高粱，结果把卖得的钱都输在朱沱镇上的赌馆里了，那会儿我也就二十一二岁。银波，我是个前车之鉴啊。再说了，《增广贤文》说得好：复涨复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银波，外面的世道乱啊，人要多长几个心眼，别看现在这批娃儿吃得饱跳得高 ，其实好多都是五谷不分的人，他们贪啊，这种‘耍人’我见得多了。以后别赌了，这件事我先跟你记下，如果不改，我家不会留你，你爸爸妈妈也不会放过你。你听清楚了？”我频频点头，心中悔意浓浓，却有口难开 ……
⊙后记：往事昔人，久久难忘
对我成长颇具意义的亲人，其实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我的四叔杨义华、四娘高舞英。我们家在小时候也曾抚育过他人，比如我的表弟梁荣贵和梁荣华（五舅梁如德的两个儿子）。这两兄弟也实在是因为走投无路，父母因经济贫困必须外出打工，小小年纪，父母就离他们而去。也就是说，这种经历在中国的农村里面，不唯独我杨银波才有，这是一批人、一大批人（据统计，总数达2,000万人）。那么，他们的教育、抚育、心灵、思想、行为、语言、前途等，如同当年的我一般，仍需切实的关注和扶持，这是我书写本文的真正主旨之所在。
▓体悟与呼唤：写给灵魂的一封信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11月5日
渺小、浅视、狭窄的你，应当为自己寻找一个出口。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是十字路口的一步，你的进路与退路都在这个路口决定。你在犹豫些什么？你若首先葬送不了你自己应当舍弃的一切，解放不了被假象所包围的一切，那么这样一个追求真实与永恒的你，就将在此徘徊不定，这徘徊的瞬间，将一点一点蚕食你懦弱的神经和躁动的意志。
你一再表现的勇毅与坚决，没有一个厚实的根基做支撑，未来那些不可预知的变化凭借如今的你，便是极难适应的。坦率地讲，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奉行的使命，你还理解很模糊；对于自己所投入的事项或者所献身的事业，你还知道得很浅薄。这些别人不必深入的，你却必须深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你，但你若是自己都不能替代自己，那么你这一生所留下的遗憾就将是终生的。
你不能为你所不能承担的责任发誓，但你应为所有你所能承担的责任尽力，乃至负罪。人们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要做些什么，他们对你琢磨不透，找不到你的动机与目的，只看到你活跃的身影与锐利的眼光。你痛苦而暗淡的神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留下一副画，快乐与天真似乎在渐渐逝去。但你这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结合，还只是机械性地组合在一起。如同沱江、乌江与长江，你所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是那么一个截面的横流。
你已经不再年轻，在沉重的脚步下，越发多了些原来所未有的重量，这一切的体悟到了你这个敏感者的身上，那都是一笔财富，但代价也与你同在。你应记住，所得到的一切与所失去的一切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看来，它都是公平的。当你自己还不能完全了解这当中的缘故时，请不要向我索要证据，我没有任何证据给你，因为修为是你自己的，谁也无法代替，罪孽也是你的，你要自己承担，并予以偿还。
那些你无法了解的领域，你要向它们走去。你这个天生就对一切好奇的人，多些智慧吧，不要浅尝辙止。你已习惯于反抗的姿态，那种坚决与凛然使你秉性正直——你所要重塑的一切必定需要这样一股气质与精神。那是你未完成的使命，你若是一遍又一遍地走着老路，不思革新，不去求索来龙去脉，最终的一切都是脆弱的。
这社会，有的人没有了人格，有的人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尊严，有的人以为穿着狗皮就可以胡来，有的人是这个国家最该死的罪人。基于此，你需要一个“必须的存在”，不一定是标杆，但你的存在需要把本真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不要再怯懦，没有什么比“应该做而又没有做”更遗憾。你要解放你自己，把你放在一个历史长河和万千世态中去寻找答案。
不要让所有的到来者失落，他们与你的偶然相逢，或许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与自己的战斗也在此间展开。且让我们都衔接在一起，用温暖的双手、有力的臂膀、灵活的头脑、鲜活的语言、激跃的思维、浩然的正气衔接在一起，从心与心的衔接开始，到心与心的融合结束。此时的你，是不是已深深进入你原本所未进入的世界？你这浮躁的人啊，实在错过太多而不自知，但请此时的你不要感到不自然。
你有时拘谨，有时疯狂，有时沉迷，有时独醒，孤独的你凭借自己的悟性与体察，走了一些别人未走的路。你确实这样走过来了，我祝贺你。然而，我又要拜托你的眼睛，能不能把境况观察得更深刻一些？我要拜托你的双手，能不能把人们的手握得更紧一些？我要拜托你的喉舌，能不把疾苦与呐喊呼唤得更强烈一些？我还要拜托你许多许多，因为你所受到的每一次拜托都是一种安排，这些安排是被注定的。
你要珍惜你的每一个瞬息，用诚挚的热情去面对他们。即使你所遭遇的种种艰难是怎样地难于启齿，也要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去迎接。你所未经历的风雨还太多，这些锻炼将使你从一个只以某个角色来理解世界，转变成为可以以任何角色来理解世界。你所不可想像的灾难还没有来到，那些灾难不一定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是你“必须受罪”，为别人受罪，对此你不要感到冤枉。
你要为那些不可知的将来做准备，这些历程充满了艰险与疲惫，届时你很可能厌倦你已经尝试的一切，每一个细节都会在你的一生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当你陷入深深的孤独与恐惧时，你能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寂静无声的一刻吗？你那久久不能平静的心灵，正欲发泄不满与焦躁时，请一定记住，没有任何一刻比这更重要。你要放弃你的任性，作为单独的个人，或许这算不了什么，但你则不同。
虽然没有人一定要你去承担这一切，然而你若不去承担，也许失去的还将继续失去。这些语言我一般是不与人讲的，他们活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把自己束缚着，看似解脱，实则还是受到束缚。那最严厉的束缚，或许就是让人放纵不已，然后生活在一切都成必然的恶果之中。你要记住，属于你的花朵还没有开放，属于你的太阳还没有放光，此时的你选择的这一条路，那种孤独与踌躇是一般人所不可想像的。为此，我要问你：准备好了吗？
许多年以后，你将明白我说的这一切，那时的你仿佛是用另一个自己来审思这样的文字。你的征途是大爱的征途，行走于江湖，留迹于民间，今后的你是那样地赫赫声威，可你绝不要忘记我对你的告诫。你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私废公。有的人被你伤害了，有的时代被你误导了，你要予以偿还。回头想想你的历史，把现在的你放在一条可以无限延长的生命线上，你所现有的，无非还只是一个开始，或者一个小段、一个小点。
你要感激那些把你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的人，他们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在聆听你的呼吸。你要感激那些向你刺剑的人，你的存在，恰恰是为他们而活。也许有的人真的应该被宽恕，因为实在地讲，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你是知道的，你清醒的思维从来就没有被阻断过。须知，你也曾经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孽，绝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样干净，你的风尘虽然没有扑灭你的善良，但那毕竟还是掩盖了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心明如火，灼灼闪耀，这样的光彩你能具有吗？你要为此努力，你要为自己饯行，走在那条不可被天命征服的道路上。
▓再见，我的公元2005年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月3日
21世纪10年代，已去了一半的光阴。当零点清脆而响亮的钟声响起，我与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刻。在这一刻，我向贫穷祈祷，祈祷它的逃亡；我向罪恶祈祷，祈祷它的自知；我向黑暗祈祷，祈祷它的自燃。这里已是如此寒冷的空气—不止空气，就连社会、人以及维系着这里的基本平衡的制度，都显得颇为寒冷。面对着必须说再见的2005年，我有着太多的激动，也有着太多的遗憾。
这一年，我们一起成长，一起遭遇痛苦，一起体会激越，我们怎能说得出“再见”？想着那些亲人、朋友，想着已来过、又去过的无怨无悔的我的爱，想着那些在电邮、电话、手机里的叮嘱、关怀，想着我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同胞们铺天盖地的贫困现实，实在地说，我已找不到什么准确的语言来向这所有的一切告别。我深深地留念着我所接触到的一切美好，它包括正义、真诚、宽容、理解和坦荡。在这一年，我被无数次地感动，有的是伤感，有的是喜悦，有的是震撼，有的是成功……。
独坐在家乡的山顶上，望着眼前的一切，回忆着已经流逝的过去，我止不住深深叹息。我记得，那时的家乡到处是不平坦的路，到处是如同森林一般的绿色，我在这里从爬路开始，渐渐长大，而后远赴他乡。我怀念那些时光，既辛酸又幸福。我不能忘记小时候站在摊位的馒头蒸笼前，望着热腾腾的馒头口水吞了又吞的苦涩；我不能忘记在湖南自修大学饿了好几天的肚子，把手伸下去捡水沟里的馒头的窘迫；我不能忘记在广东第一次看见我母亲孱弱的身体时，走进她阴暗潮湿的民工宿舍时的耻辱。
在我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不能忘”和“忘不了”。诸多烙印，犹如一个个胎记，让我从外到内都找得到标志，是这些记忆伴随着我的成长。不解的人总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条道路，但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的历史，它的光明与黑暗，它的压抑与舒展，还有我的惰性、我的执著、我的坚决、我的脆弱……。时间一刻也不停留，它走得那么匆忙，等到我再回首时，已感觉那是如此悠远的旧事。再回首啊，再回首，我已泪眼朦胧。它如同一首歌，也许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走进这歌中来，它的气息、旋律、节奏、音准都是只有我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我就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今正静静地回味着遗失的一切。
2005年，我仍然在不断地调查、走访、呐喊、呼吁。在电台，在报刊，在网络，在周遭，我的声音、我的文字、我的双手、我的双脚、我的目光，倾注的大都是这个国家最无力的那一群人。这一年，走向法院、政府的交通道路已使我厌倦，却又不得不面对。我坦诚相待所有的人和事。我所知道和了解的对象，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我常对周围的人说，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做事情更应稳打稳扎，求于实际，方能横下心去。这一年，我的几个朋友去世了，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必须被历史记住的，也有默默无闻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我的声音他们已经听不到了，他们走得太远，我怀念他们，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继续那些未尽的事业，并希望他们所遗留下来的遗憾与愤怒能被活着的我们弥补和解决。
我把我曾经历过的那些场合、那些人，都几乎重新寻访了一遍。有的已经找不到了，有的已经变得太多。我遇到了许多的“闰土”，他们游移着飘忽的目光，一脸的尴尬、无奈和沉默。关于未来，关于这个社会的状态，他们一脸茫然。那些曾是如此自信的人，如今竟也低垂着高贵的头颅。贫穷、负担、生存的艰辛，使他们眼光浑浊，看不到方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的老人拿着整整八年也未了结的案件找到了我，他们的过去曾是那么富足和坚强，如今也在现实的压迫中深深无奈。生存啊生存，一个多么实际的课题，摆在这里的每个人面前，似乎人人都已垂头丧气。为什么偏偏没有激情，却尽是那无止境的埋怨呢？啊，2005年，面对无助的人们，我真是一言难尽。
有的朋友走得太远，十年以后也不一定能见得到面。有的朋友太过冤枉，还在监狱里、看守所里痛诉。然而，我其实是应当感谢上苍的，它把这一个又一个最优秀的人都介绍到了我的生涯里，今后的道路平坦也好坎坷也好，我始终有那么多颗优秀的心脏相伴着，已不觉得什么孤单了。在这一年，我一次又一次地省思着别人也许一辈子都未省思过的问题，有时我深深沉默，把自己放置于一个绝对安静的空间，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纹丝不动。我记得当年在故乡家中的树林里，我也曾这样独坐着，让紊乱的思绪得到整理，让不安和浮躁的心得以平静，在鞭策外界的同时也清理自己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反悟自己的劣根。我知道我的声音乃是一辈子的事业，对于这个事业，我要用一生的奋斗去完成，为此我要让自己首先健康起来。
这一年，我的一些多年坚持反腐败的朋友广获民心，执掌行政，如今实绩颇佳，令人欣慰。他们多年以来尝试过种种途径，或因信息的缺失，或因资金的艰危，或因民众的分离，或因强权的压迫，或因自身的功利，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他们由先前的针对某一个人，到针对某一势力，直至针对某一制度，在不断的失败、懊恼、愤怒和痛苦中渐渐地找到了方法，训练了真正的草根民主意识。他们为了权力，也曾经无数次地勾心斗角、窝里相残，但又因民众的普遍成熟，最后在坦诚、踏实的行动路线之中找到了符合大众利益的道路。然而，至今他们也仍然徘徊在强权和民意之间，徘徊在法律与利益之间，徘徊在情感与能力之间。为了今后更长远的前途，他们犹如一个个小学生一般，重新学习，丝丝白发渐多，但路也走得更为坚定。
这一年，我的母亲病重，差点离开人世。是及时的治疗，是相识或者不相识的人们给予支持、帮助、关怀和问候，才使之幸免于难。有牧师、基督徒为母亲祷告，有亲人、朋友、老乡为母亲祝福，有太多太多的安慰和扶助让母亲感受到她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热情，有鲜花，有掌声，有鼓励，有深切的探望，有发自肺腑的垂询……。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人，经历了坎坎坷坷，一生之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真正的幸福，为了持家，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她不顾一切地付出。无数个烈日酷暑，无数个寒冬腊月，她奔波在骄阳、风雨和迷雾中。她把自己的一切寄托给自己的双手双脚，踏踏实实地完成她所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难以承受时，她承受住了，支撑了下去；略有收获时，她会欣慰地微笑，然后又深深地埋下头去，苦苦实干。她所带给我的教育，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圣贤名师。
这一年，我与早已深爱的人相爱，又与已经爱过的人分开。没有拖泥带水，只有痛快淋漓的大爱—我已知足了。当那个注定要到来的清晨到来，当那列开往北方的火车启动，我驻立在暖暖的阳光下，带着些许失意和留恋，开始了新的人生。与许多普通人一样，我们走在爱与痛的边缘，深感造物弄人。在欢笑与失落中，在温馨与无奈中，我们走过了一段爱过、痛过、也麻木过的旅程。在这个青春时代，在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我勤奋地勉励自己的热血，让生命的火花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爆发，并升腾着、蔓延着。高度的理想主义，使我对于眼前的一切随意到了一般人随意不起的地步。我热爱生活，珍惜人生，在这已经进入历史档案的故事中，我仍然能够在深夜里回味起已经消失的浪漫和狂热。这两个青年，一边面对着纷繁的世事，喝着被挣扎的命运煮沸的肉汤，我们束手无策，深感卑微和渺小；一边面对着难以割舍又应当割舍的痛苦和贪恋，当回忆往事时，或是保存许多辛酸的浪漫，或是忘却许多激动的悲哀。
这一年，我发动为贫穷的求学孩子捐款，发动为灾民、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被疾病打击到了危险极限的贫困家庭捐款，发动为家乡的“社社路”—新岸路—捐款。我一点一滴地做起，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虽然这当中免不了猜疑、中伤，但我用我的坚持和实在的数据、图片证明了那些真相；虽然结果离我想象的目标相差太多，但就雪中送炭、临危前行而言，我认为我做到了，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我所能够做的，与理想不是一回事，可我还是那样地去做了，用无数个通宵，用穿梭于泥泞山路中的桶靴鞋，用遮挡寒风冷雨的雨伞，用我的二手笔记本电脑，用我的相机和具备录音功能的MP3，我一点一点地抓住真相，并记录备案，公告世界。我还要做下去，并坚信会有更多人理解这样做的意义和目的。在一个死水一团的乱世之中，我要让人们找到激情，找到对生活和生存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我，除非是我自己在内心放弃。
这一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屋——“自由楼”。父母奋斗了将近13年，我奋斗了将近三年。居住权，对于贫穷的人们而言，是一件多么沉重的事情。家乡的诸多房屋倒的倒、垮的垮、烂的烂，裂缝、下陷、大凿随处可见，就连我自己的三间瓦房、一间草房也成了岌岌可危的危房。想当年，这建于1967年的房屋，是我们用许多个几乎不吃肉的年头才挣出来的，为了还清那区区1,000元的购房款，没钱赚的庄稼不能再干了，逼着外出打工，直至今日。今天，我为我的新房屋取名为 “自由楼”，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告诉人们“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是怎样的沉重。挂在大门上方的“自由楼”牌匾，红色的字，黄色的底，那意味着：在黄皮肤的中国人身上，“自由”意味着血汗！尽管我欠债近三万元，但我还是把“自由楼”建了起来—在我年仅22岁的时候建了起来。在这样欠债的情况下，我仍然继续调查、走访，仍然拿出自己的微薄稿酬来捐助弱者，我的目的就是要高倡公益风度与热血。
这一年，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压力、国家的灾难没有冲击掉我的信心，即使我已有很多次疲倦了、无力了，然而我还是最终站了起来，并继续走了下去。这一年，我终于明白，是应当由我这种人来承担灾难的；我越来越明白，既然有那么多的牺牲，可为什么总是还有人前赴后继；我越来越清醒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哪一种人，而恰恰就是这一种人，他们已经越来越蓬勃地浮现了出来。这一年，我更加坚定地支持信仰的力量，在这片到处都被鲜血染红过的土地上，信仰正在渐渐散开，它既是恩赐，也是永恒。
我没有白活公元2005年，每一日每一夜我都在尽量充实地活着。我深深地感激上苍，不管它给我带来了多少鲜血、眼泪和汗水，可它还是让这一切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我的心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流了进来，使我百感交集，使我不再把生命当作黑色和白色，而是当作五彩缤纷的酸甜苦辣。公元2005年，我静静地体会人生，激烈地参与社会。公元2005年，我把这一颗红得发光的心脏交给那些苦难，默默地承受着，让这世界多些希望，让中国人多些尊严！
▓公安局长霸占警花被其夫举报罪证获刑11年
来源: 楚天金报
32岁的张军是河南人，在县城开山路开了一家电料批发铺，生意火爆。到2003年，张军已赚到上百万元，他在县城购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又买了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同年年底，张军经人介绍与县公安局民警陈娟相恋。时年23岁的陈娟曾就读洛阳警官学校，青春俏丽，是局里公认的警花。
在单位，当陈娟见到一些男同事的不良习惯，会故意问张军：“你以后会不会染上这些毛病?”张军把她拥进怀里认真地说：“我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对待感情也一样。”在与张军相处的点点滴滴中，陈娟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诚恳与踏实。
2004年“十一”期间，张军和陈娟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时任县公安局长的陈中天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并当证婚人。
婚后，张军每每都以娶了个警花老婆而自豪，生活中，两人也十分恩爱。张军肠胃不好，工作之余，不擅长厨艺的陈娟便虚心向婆婆请教，给丈夫做暖胃的芒果椰汁、黑糯米粥、羊肉山药粥、生姜陈皮饼……而轮到陈娟值夜班时，无论多晚，放心不下的张军不顾一天的劳累，准时去接妻子回家。深夜，陈娟和丈夫一起走在寂静无人的街头，内心弥漫着感动与幸福，她深情地在丈夫耳边呢喃：“同事们都说我找了个细心体贴的好老公!”听着妻子真情流露的话语，张军的内心幸福无比。
有个警花老婆也是一种无形资本。一次，张军去南阳进货，由于身上带的钱不够，对方拒绝发货。可当对方听说他的妻子是陈娟后，爽快地说：“你老婆在南阳公安系统名气不小啊!我们信得过你，你先取货，余下的钱可以宽限几天。”
家和万事兴，婚后张军的生意更是做得风生水起，不到一年便挣到40万元。
狂怒!妻子被上司长期霸占
2005年10月，张军的儿子帅帅降生了。为了让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张军拼命挣钱。
张军一心扑在生意上，经常很晚才回家。他没有留意妻子的变化。陈娟天生丽质，婚后又增添了少妇风韵，这竟引起了局长陈中天的注意，他经常以谈工作为由接近她。
时年49岁的陈中天生于山西省襄垣县，妻子在市里某机关工作，儿子在上大学。由于夫妻感情不和，他们长期分居，陈中天独自住在公安局家属院内。
2006年初的一天，陈娟在办公室听两位同事小声议论：“陈局长和局机关几个女警察传出了绯闻，其中一个女警还为此和丈夫离了婚呢!”陈娟听了同事们的议论，怎么也不相信平时十分严肃的陈局长会是这种人。
陈中天经常让陈娟到他办公室帮忙打理一些事情，特别是轮到陈娟值夜班时，陈中天会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一天，陈中天见陈娟不停地咳嗽，就关切地问：“是不是病了?”“没事，只是轻微感冒。”陈娟急忙回答。“快去看医生，感冒拖不得，我批你假!”陈中天关切地说。随着几次接触，陈娟在陈中天面前渐渐不再拘束。
2006年8月的一天晚上，轮到陈娟值班，喝醉酒的陈中天踉跄地来到办公室，借谈工作为由把陈娟叫了过来，突然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陈娟，口中喃喃道：“我早就喜欢上你了……”陈娟大惊，挣扎着想逃跑，可她怎么也挣脱不开陈中天一双有力的大手……
事后，陈娟伤心欲绝，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由于丈夫在外忙生意还没有回来，她捂到被窝里放声大哭。哭完后，陈娟想了很多，她得罪不起局长，为了儿子，也为了这个家，她决定把这份耻辱埋藏心底。
此后，陈中天变本加厉地霸占陈娟，经常安排她值夜班，以便让她去自己住处过夜……
陈娟和陈中天的风言风语很快传到张军耳中。张军怎么也不相信，深爱的妻子会背叛自己，可他又觉得近段时间妻子的举动有些反常。于是，他决定探个究竟。
一天晚饭后，陈娟低声对丈夫说：“今晚我加班，你不用等我，早些休息吧!”妻子出门后，张军就紧跟其后。走进公安局大院后，张军清楚地看到，妻子神情慌张地走进局长陈中天办公室，片刻过后，两人又一先一后地向家属院走去。顷刻，张军的血往头上涌，他恨不得冲上前去……但理智让他清醒，他觉得还是向妻子问清实情再说。
第二天，陈娟下班回到家中，只见张军冷冷地说：“你昨晚到底去了哪里?”见瞒不住丈夫，陈娟“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边哭边把自己和陈中天之间的事全盘托出。
张军听后，怒不可遏道：“我要杀了陈中天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陈娟怕把事情闹大，就“扑通”一声跪在张军面前，泪流满面地说：“看在我们夫妻情分上，你听我一句劝，你斗不过他的，我不让你去送死!再说，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也不活了!”
听了妻子的哭求，张军与妻子抱头痛哭。
斗法!小老板死磕色局长
尽管陈娟百般哀求，但张军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陈中天色胆包天，频频发短信或打电话让陈娟到他住处过夜，陈娟却一次次地拒绝了他，令他恼怒。2007年5月的一天晚上，陈中天再次约陈娟遭拒后，在电话里大发脾气：“你今晚胆敢不过来的话，看我明天怎样收拾你!”果然，第二天陈中天就在会议上公开批评陈娟工作涣散，不求进步。这让陈娟欲哭无泪。
回到家中，陈娟向丈夫哭诉：“陈中天太可恶了!”听到妻子的遭遇，张军怒火难平：“真是欺人太甚!”说着就不顾妻子的阻拦，冲出了家门。
冲进陈中天办公室后，张军大骂道：“陈中天，你真不要脸!如再给陈娟找茬的话，我非杀了你!”见张军情绪激动，陈中天顺手从抽屉拿出一把手枪，拍在办公桌上，吼道：“你胆敢再来撒野，小心我毙了你!”说完，便命令门卫把张军轰了出去。
2007年6月，愤恨难平的张军决定举报陈中天，他打印了几十份有关陈中天威胁强暴妻子的举报信，分别给当地有关部门寄去，但都石沉大海。
事情终于有了一线转机。10月的一天，张军从报纸上看到河南周口警察破获一个盗车团伙，据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将盗来的80多辆轿车，卖给了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赵云，再由他通过陈中天的关系把这些涉案车辆转卖给某县公安局的下属单位。
得到这一消息后，张军觉得机会来了。为了保存证据，他买了多份当日的报纸，还赶往周口，通过关系从当地公安机关获取了详尽的材料。
他又找到至今仍与陈中天关系暧昧的另一名女警的丈夫。听说张军的来意后，对方顾虑重重地说：“我也痛恨陈中天，但这件事毕竟不光彩，再说他的势力那么大，我们斗不过他啊!”经过张军的劝说，对方终于答应作证，写了份举报信。
接着，张军又找到那个因和陈中天关系暧昧，导致夫妻离婚的女警前夫，希望他也能够作证，对方答应了。
听说张军在四处搜集自己犯罪的证据，陈中天怒不可遏，决定教训他一顿。11月的一天，张军在回家路上，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痛打一顿。对方威胁道：“你小子要再不知好歹，下次要你的小命!”说完，一行人扬长而去。张军被打断两根肋骨，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陈中天的嚣张并没有吓倒张军，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12月，张军一个叫子华的朋友被打致残，由于打人者和当地派出所长是亲戚，所长给陈中天送了5000元钱，陈中天以各种手段胁迫子华不准上告。子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向张军哭诉。张军一边安慰子华，一边暗中取证，并找到了几位在场的目击证人。
在搜集陈中天犯罪证据的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2006年11月29日，犯罪嫌疑人王清、张海等5人因涉嫌盗窃罪被逮捕，其家属托人送礼给陈中天，在陈的干预下，二人被取保候审，此案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当地引起民愤，张军联系当地知情群众，按手印写举报材料。
2008年5月，在掌握到相关证据后，张军又到河南省纪委反映陈中天的罪行。
与此同时，有关陈中天的举报线索汇集到很多部门，引起了上层注意。河南省公安厅派出调查组，介入对陈中天的调查。7月初，陈中天被“双规”。
7月21日，陈中天归案，检察机关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最终掌握他在担任公安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现金共计60.19万元。2008年12月6日，陈中天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浙江丽水确认19名女生遭强奸 多名村干部被查
来源: 东方早报
昨日，浙江丽水市相关部门向媒体发布了“2·13”强奸案情况通报，丽水市委书记陈荣高、公安局长陈钟二人均做出批示，要求：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严惩不贷。另据消息，目前初步能确认遭到强奸的碧湖中学女生人数为19人。
早报报道的“浙江丽水一中学多名女生遭‘传销式’强奸”刊发后，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
尚未发现有公务员涉案
昨天下午4点，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章金宝向媒体通报了“2·13”案件的情况：2009年2月13日下午4时左右，碧湖中学的一位老师带着一位女学生到莲都公安分局碧湖派出所报案，称当天下午3时左右，该女生在莲都区碧湖镇江滨路被丽水莲都区一家KTV的老板陈伟军猥亵。并称在这之前，陈曾多次猥亵该女生，而且发生性关系时女生未满14周岁。2月14日，莲都区公安分局正式立案侦查，同一天，犯罪嫌疑人陈伟军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章金宝表示，到目前为止，这起案件已有3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包括陈伟军、碧湖中学的一位女生以及碧湖镇某村村主任何某，3人均以涉嫌强奸罪刑事拘留。经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陈伟军以金钱引诱被刑拘的那名女生，并通过该女生介绍、诱骗同校其他多名女生，以带其外出玩耍为由，驾车将其带至偏僻处，在车上与受害女生发生性关系，后以支付现金、买手机等手段诱骗受害人，达到犯罪目的。
关于坊间有公务人员涉案的传闻，昨天的通报会再次明确，尚未发现有公务人员涉及其中。
受害女生麻木震惊母亲
据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现在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双方都承认这个事实的人数只有五六人，但是目前能初步确认的受害人数则为19人。在犯罪嫌疑人方面，除已经被刑拘和批捕的3人外，还有多名村委会干部也在接受调查。
受害者小菲的母亲向早报记者转述：“在这些与陈伟军发生过关系的女生中，也有个别是看到一些跟陈伟军接触紧密的女孩子有零用钱花、新衣服穿，看着羡慕也主动想跟陈伟军在一起。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家里比较穷，知道我女儿跟陈伟军走得比较近，想方设法通过我们同村的女孩子来认识我女儿，然后让我女儿带她去认识陈伟军。但真当陈伟军要与这名女孩子发生性关系时也会反抗，但做完那事情后，陈伟军给她几百块钱，就又高兴起来了。”
“我女儿被强奸够让我痛心的，但这些孩子对这个事情的麻木更让我感到震惊，怎么能这样就轻易把自己出卖了呢。我听到事发后有不少女生对这个事情并不忌讳，还当着同学面炫耀这个事情，这让我无法接受。”小菲母亲说。
拒绝承认下“封口令”
昨日下午，早报记者试图再次通过手机联系曾经采访的受害者的家属时，拨打手机时均显示为对方已关机的提示。早报记者赶往受害者家中，这些人家都大门紧闭。
随后，有村民向记者反映，碧湖镇某些村的村支书曾到村民家“做工作”，希望村民不要向外界透露信息。对此，碧湖镇及莲都区的相关领导表示，他们并没有授意此事。
新闻回顾：浙江丽水多名女中学生遭强奸 传涉及多名村委会主任(图)
浙江丽水市碧湖中学多名女生遭强奸，至少有10位13周岁到16周岁的女初中生曾被陈伟军、大兵等人强奸，碧湖中学被“糟蹋”的女生数量有几十人之多，其间，多个女生堕胎、被传染性病乃至被诊断为终身不孕。涉案人员中有多个村干部，在坊间传闻中还涉及多位公务员。
▓马英九公开称“台湾属于中华民国”
来源: 台海网
台北宾馆28日上午重现了1952年“中日和约”签约的场景，现场展出了5尊当年签约代表的铜像，马英九也亲自出席并且致词，称“‘中日和约’不只结束了‘中日战争’，也确认了台湾主权从日本让渡给‘中华民国’”。
据台湾TVBS28日消息，上午，马英九和原住民小学生共同拉开了红色布幔，以实际比例一比一铸造的“中日和约”签署代表铜像也正式亮相。
台“国史馆”馆长林满红称，“台湾主权归属”争论不休，“中日和约”就是界定台湾“主权地位”的“国际条约”，马英九也表示同意此观点。
马英九说：“为什么日本只是放弃了它过去所占领的领土，可是没有说给谁，是不是(台湾)地位不确定呢?在这条约里面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如果不是把领土让渡给‘中华民国’，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
据了解，在台湾，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教科书认为“中日和约”埋下“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伏笔，如今马英九重现了当年的签约场景，就是为了宣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立场。
新闻背景：《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简称《中日和平条约》，又称《中日和约》、《台北和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中华民国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所签订的和约，当年8月5日双方换文生效。本和约的签署乃因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之时，国际间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有争议。但由于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于是在次年与中华民国签订了本条约。台北和约确认依照《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
▓传黄光裕不堪压力在看守所内自杀未遂
来源: 舜网
有消息称，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日前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
自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在一片风声鹤唳中，与黄案牵连的商人、官员与掮客逐渐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在黄光裕涉案一周之后，11月26日晚，黄光裕的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行情论坛)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钟民，即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
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令案情复杂程度陡然升级。
4月中旬，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国美于去年11月24日暂停交易至今，国美副总裁何阳青日前向内地媒体透露，该公司将于发布2008年报(专题解读)后复牌，股东会初步计划于5月中召开。
▓村民被误判死刑无辜羁押2339天 回家儿女不敢认
来源：南国都市报
4月24日，在来宾市看守所里，来宾市小平阳镇39岁的农民卓发坤被卸下了只有死刑犯才戴的镣铐，在警务人员的护送下走出看守所大门。此前，他被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度判处死刑，并被羁押了2339天。
经过几年的上诉，他终于获得无罪释放。
村妇被害
家属发现疑点
卓发坤家住来宾市小平阳镇刘平村。2002年11月15日晚，卓发坤所在的屯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村里一名妇女在家里遇害并被焚烧尸体。山村的命案让卓发坤震惊，但他却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被牵扯进去。
死者叫卢某，当年67岁。她的丈夫早年过世，子女也已成家，所以平时就她一个人居住老屋里。2002年11月16日上午，家人发现卢某被烧死在家里，尸体旁边有一根沾有血迹的木棍和一个装过煤油的玻璃瓶子，床上的木枕头也有血迹。刚开始，家属以为卢某是因为一时想不开自杀身亡的，所以没有报案。
按照农村风俗，死者家属为卢某办起了丧事。卓发坤与卢某的丈夫是同族堂兄弟，两家只相隔二三百米远。在为死者办理后事时，卢某的亲人通知同族兄弟来帮忙，卓发坤的两个哥哥也去帮忙，卓发坤则因有事没有参加。
在将卢某的尸体装入棺材时，死者家属发现她的头部有伤痕，于是他们开始怀疑卢某是被人杀害的。随后，他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民警到现场勘查，除了解到报案人所述的情况外，还发现死者家里的牛栏屋顶上的瓦片有被人翻起、踩踏的痕迹。经法医尸检鉴定，卢某是被他人用钝器(如木头)击伤头部，导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死亡时间是2002年11月15日晚上11时许。
死者家属
自己查案擒凶
杀人凶手究竟是谁?在公安机关还没有任何线索时，死者家属主动出击，自己着手寻找凶手。他们经过一番分析后，很快就把卓发坤列为“重点犯罪嫌疑人”。1997年，卓发坤曾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1年2月27日刑满释放回家。死者家属分析认为，案发当晚，卓发坤欲到卢某的住处偷东西，被卢某发现后，因害怕盗窃之事败露便杀人灭口。
另外一个信息更让死者家属怀疑：卓发坤于2002年11月17日早上离开了村子，和同村的几个年轻人结伙到柳州打工去了。于是他们更加坚信“卓发坤是真正凶手，事发后畏罪潜逃”。有了“线索”后，死者家属开始追捕“凶手”。2002年11月25日，他们在柳州市一个工地上发现了卓发坤，并将卓发坤绑了起来，然后打电话通知派出所。在被死者家属捆绑时，卓发坤大喊冤枉，但没人听他的。2002年11月27日，卓发坤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原来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被捕入狱
惹来妻离子散
卓发坤感到很冤枉。2002年11月15日晚上，他受姐夫王某的邀请，便和同村的卓某去到镇上姐夫家吃饭，一起商量到柳州打工的事情。那天晚上，他们约好定在11月17日到柳州打工，包括他姐夫在内共5个人。卢某去世后，他也想去帮忙料理后事，但因有约在先，所以就去柳州，没想到这成了死者家属怀疑他的依据。
卓发坤说，卢某的二儿子来到柳州工地找到他时质问他：“你不知道我母亲死了吗?”当他回答“知道”时，对方又说：“你知道了，为何不来帮忙，反而偷偷跑出来?不是你干的，还会有谁呢?”
“当时我真的有口难辩。”卓发坤说，小平阳派出所民警来到工地后，直接把他拉上警车押回来宾。卓发坤被定为故意杀人嫌疑犯。背了这么大的罪名，他想他这辈子恐怕是完了。
案发当年，卓发坤上有7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年幼的儿女，女儿6岁，儿子才4个月大。
卓发坤被抓后，死者家属要求卓发坤的家人赔偿。卓家拿不出钱来，他们就将卓发坤家里的一头牛等值钱的东西拉走。突如其来的一幕将卓发坤的妻子黄某吓呆了，她知道他们再也无法在刘平村生活了，于是她背上儿女逃回合山的娘家躲避，从此不敢再回刘平村。
被关押的卓发坤度日如年，铁窗外的家人也同样心急如焚。卓发坤的母亲因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身体每况愈下，于2003年去世了。卓发坤的妻子则到广东东莞打工去了，两个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
法庭之上
两度被判死刑
2003年6月，卓发坤被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院指控，2002年11月15日晚上11时许，卓发坤到卢某家欲盗窃时，被卢某发现，因害怕事情败露，卓发坤遂起杀人灭口之心，他先用一块方形木墩猛击卢某头部两次，致卢某倒地，因怕卢某未死，他又用煤油淋在卢某身上，将卢某焚烧后逃离现场。卓发坤当场使用暴力杀人灭口，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应该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卓发坤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论。据此，2003年7月，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卓发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一审下判后，法官来到看守所对卓发坤宣读了“死刑”判决，他从此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铐(一般只有死刑犯才戴)。看守所里的舍友问他：“你不怕吗，这是死刑啊。”卓发坤说不怕，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杀人。随后，他在监舍里找来笔和纸，自己写上诉状向自治区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2004年8月，自治区高级法院对此案作出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重审。法院认为，卓发坤被捉拿归案后，在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一审判决期间，卓发坤均供述其入室盗窃被卢某发现后，故意杀人焚尸体的事实，并辩认了作案凶器，指认了作案现场，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被告人卓发坤实施了杀害卢某的犯罪行为。2004年12月，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卓发坤死刑。
▓如何保障民众的土地权利
来源: 中国江西网 作者：秋风
在政治学看来，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经济学看来，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统计中，土地及建立于起上的房屋，构成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在伦理学看来，“家”给人的那种精神满足，更是无价之宝。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一部法律来规范这种资源、要素、财产。
读者可能有点惊讶，政府有关部门不是正在修订一部叫做《土地管理法》的法律么？但是且慢，那部法律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它叫做《土地管理法》，而不是《土地法》。
如果是《土地法》，那么按照现代法律的基本规范，它就必然致力于界定各种土地产权，其中可能包括各级政府的公有地权，但大量的是民众的私有、共有地权。它可能对土地的交易活动进行规范，它可能为上述地权持有人的权益设定一些保障机制。简而言之，它将是一部关于土地的权利性法律。
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虽然也跟土地及其产权有关，但多了“管理”二字，整个立法的宗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已经颁布执行、多年来被用以规范土地关系、而政府部门目前正在修订的这部法律，不是用来界定和保障民众之土地产权的，而是政府用来对土地进行管理的一个工具。严格来说，它只是一个条例，而不是真正的法律，或者说，它是以各种名义限制民众对于土地之权利的法律。
谓予不信？请看现行《土地管理法》第一条，它阐明了该法的立法目的：“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一句开宗明义说明，这部法律就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这里遗漏了主体，但不用问，就是政府。下面则列举了政府加强土地管理的目标、宗旨，其中没有一个字涉及民众对土地的权利。
目前流传出来的、正在政府内部征求意见的《土地管理法》修订版本，删去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但用大家都在谈论的一句话替换了后一句，全段修改为：“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依然没有一个字涉及民众的权利。
上述修订草案的各款，大有可斟酌之处。首先，从用词来看，“加强”是什么意思？现有很多法律、法规都使用这个词，但恐怕哪个法官和律师能够看得懂这两个字。还有，“最严格”这样的词汇，用在政策文件上就已经有点过于模糊了，写进法律，未来只会令法官和律师们困惑。法律追求精确，但在这部法律——即便是已经修订的版本——中，不时还有这种富有文学色彩的词汇和语式。原因可能只是，跟别的法律一样，这部法律有太强烈的政策性。
再看第一条的具体条款：“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点当然是有政治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在于，单只规定这一点，则从公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所衍生出来的土地产权形态，即民众、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农地建设使用权，居于何种相对地位？是否其位阶就低于所有权？是否为了维护这一权利，而可以牺牲民众个体的那些权利？如果是这样，显然违反权利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部分地重合：节约就在合理开发利用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甚至自相矛盾。在很多时候，“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就无法做到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条款也与再下一面一句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而这就可能要求减少耕地，否则到哪儿建设城镇？
综合上述批评意见，笔者对第一条提出一个私人修订版本，供有关部门参考，也供读者诸君批评：
“（1）为界定土地产权，（2）平等保障土地上之各类权利人的合法权益，（3）推动土地资源之合理、有效利用，（4）规范政府对土地之管理，（5）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从文学角度看，减少了含糊的用词，并用了“之”、“兹”等词。这是了增强法律的庄严性。现在的很多法律，因为语言单调枯燥，缺乏必要的庄严性。这是闲话，下面对五款内容略作解释：
第一款表明，本法的首要目的是对土地产权给予明晰。其实，现有各种法律、法规已经设定了形形色色的土地产权，包括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单位之使用权（现有的法律似乎缺乏这方面的规范），民众通过种种方式获得之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也包括农民对其土地的各种权利——以集体名义行使的所有权，及以农户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权利，其他人士承包的土地的权利。本法将把这些土地产权融于一部法律之中，它将是一部土地法典。
第二款的要害在于“平等”二字。也就是说，凡是按照宪法、法律、规章所设立之各种土地权利，均在本法保护之范围内，且不分尊卑高下，予以平等对待。
前两款明确了这部法律的性质：它是一部关于土地的权利性法律。
第三款是对前两款的深化，它进一步说了界定和保护土地产权的目的，即“推动土地资源之合理、有效利用”。这其实制定各种法律的普遍目的的具体化。保护土地产权，是要让土地资源发挥效用，当然首先是用于增加权利持有人之利益，但只要其属于合法行为，则这必然要会增进社会公益。
第四款说明，本法还有一个目的，即规范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活动。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官方版本，笔者把它调为最后一个目的。这是因为，政府对于土地，首要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是界定和保障各类土地产权持有人的权利。惟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管理，包括依照本法及其他法律对土地权利的某种限定，包括征收。
第五款说明了本法的法源是宪法，而不是其他法律，更不是政策。因此，法官和土地执法部门对于本法的解释，只能依据宪法，而不是依据政策。
当然，笔者提出的这一修订版本，其实是为《土地法》准备的。笔者当然期望立法机构能从《土地管理法》一步修订到《土地法》，即便不能做到这一点，立法机构也当部分地扭转现有法律的限权色彩，使之有保障民众地权的方向进化。这是市场体制的要求，也是法治的要求，更是社会和平秩序的要求。
▓市长发怒，能否激活“小事问责”
作者：李迎春 来源: 广州日报
在27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上，市长张广宁现场剖析天河区棠下梅园大街发生的一起噪声扰民、群众投诉38次得不到解决的案例，怒斥政府有关部门严重失职。对于不作为者，张广宁表示必须依法依规问责，绝不放过。
可能，在有关方面看来，噪音扰民根本就不是问题。你来投诉，要不就对你不理不问，要不就以“我们会去了解情况”打发，要不就是拖着不理。这也算个事情？你还把不把我们当个“官”？职能部门都让你找遍了，噪音让你受不了，你还让我们受不了呢？
天河区的这些群众是幸运的，他们的诉求终于以市长发怒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可是，群众还有更多的问题、更多小事情，既难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也很可能得不到媒体的青睐。对这些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小问题和小事情，又能冀望怎样的途径来解决呢？
民众投诉难，市长觉得很丢脸。“我们有些部门，只要涉及到职能稍微调整一下，个个都很认真，生怕触及切身利益，权力一点都不愿放。真把权力赋予他，他又不好好履行职责。”张市长对天河区的这种怒斥，的确切中了一些职能部门的要害。许多职能部门，牵涉到自身利益时锱铢必较，可在关系到群众利益时却又不闻不问、推来推去，十分谦让。反差如此之大，透射出的是有关职能部门骨子里头的“官老爷”心态，手中要有权，有事莫找我。
要让这些职能部门用好手中的权并对其加以约束，当然不能仅仅冀望于市长发怒，或是某某领导的高度重视。推究起来，有关部门之所以会对群众投诉不理不问，与“问责不力”、“问而不责”甚至“不问不责”不无关系。这些部门很清楚，群众的不满、牢骚和抱怨，都动不了自己头上乌纱帽。现在，市长发怒了，或许也是一个良好契机。
推行了多年的问责制，在一些“大事”上的作用日渐明显。可一些事关民众利益的事情，却往往被有关部门当成了“小事”，从而没有“问责”甚至根本无法“问责”。然而，这些民众身边的“小事”，却和群众关系更近，群众感受最深，也最关系到有关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如果民众的评议、民众的呼吁也能作为问责的一个要素，将职能部门的乌纱和群众是否满意高度关联，如此，相信对于民众的诉求，有关部门也会打起精神来小心应对，而不会要等到领导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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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作品选0007
０２．体悟与呼唤：写给灵魂的一封信……………………作品选0008
０３．再见，我的公元2005年………………………………作品选0009
０４．公安局长霸占警花被其夫举报罪证获刑11年…………楚天金报
０５．浙江丽水确认19名女生遭强奸 多名村干部被查 ……东方早报
０６．马英九公开称“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台海网
０７．传黄光裕不堪压力在看守所内自杀未遂……………………舜网
０８．村民被误判死刑无辜羁押2339天……………………南国都市报
０９．如何保障民众的土地权利……………………………中国江西网
１０．市长发怒，能否激活“小事问责”……………………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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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公益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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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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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9月15日
飘泊在外，时常思念重庆家乡的万事万物，那里的山山水水，那些看着我长大成人的亲人，于我而言，真是 “梦里几度轮回”。贫穷、落后、愚昧、保守，勤劳、容忍、踏实、耿直，这两组完全不同感情色彩的词汇，几乎以同样的速度无数次把我带回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与许许多多飘泊在外的中国人一样，我们随着地势的迁移，开阔了眼界，拉长了人生奋斗的战线，但内心的归宿却并未远离那些抹不去的记忆。任凭这时空的瞬息万变，那些曾经如此熟悉而后又彼此遥遥相隔的人们，心与心却越来越近。
⊙ 大伯杨兴华、大娘李财贵
大伯舍不得用仅有的一点庄稼钱给我打电话，即使是相当紧急的事情，也顶多就是：“银波，你打过来。”然后迅速挂机。他是一个除了酒之外，其它地方都特别节省的人。1993年春，父母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民工潮的冲击下，随同几个村民到云南打工。那一天早上，我如同往常一样上学、放学，回到家中，发现父母不在，便到处喊：“爸爸！妈妈！”亲人们呆住了，爷爷吸着烟走了过来： “早上就走了，出去打工了。 ”
那年我10岁，父母是一声不吭就走的，事先我一点也不知情。这突如其来的变动，使我非常担心，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父母再相守？爷爷说： “以后你跟大伯过，你爸爸妈妈 都已经交代好了。你在家里要听话，好好读书，他们出去为你挣学费，让你上初中，上高中，考大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垂着头，皱着眉，又突然从家门面前的坝子里跑了出去，顺着山坡一路往下跑，我想跑到镇上，再跑到长江码头，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他们会误船、会回头，说不定我们还能再见最后一面。
然而，我被亲人们喝住了：“你这个娃儿，咋个恁个犟？跟着大伯不好吗？”我又垂着头，在大伯家喝下第一口菜稀饭。大伯“呼呼”几口，拿上擦汗帕：“银波，活路多， 我走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床、被、枕头，你妈妈都拿给我了。吃完饭，早点去学校。”那是我流着眼泪吃的第一顿饭。我试着想象父母就在桌旁，想到他们曾经无数次因为农活、因为缺钱而矛盾大起，想到他们如此痛下决心地弥补这个一蹶不振的家庭，小小的心灵是何等酸楚、悲哀与沉重。
那时，大伯家有一子一女。女儿杨修会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呆在家里做农活，儿子杨丰友还在上幼儿班。杨丰友与我虽非亲兄弟，却胜过亲兄弟。有一天，杨丰友问我：“我妈妈说，是读书辛苦，还是干农活辛苦？我不晓得。” 我说：“干农活辛苦。” 杨丰友接着说：“妈妈说，读书辛苦，她说你们家两个人干活，一个人读书，肯定是读书辛苦。”我知道这背后的含义，所以也时常帮帮他们家的农活，割麦子、打麦子、背麦子，割稻谷、打稻谷、背稻谷，平时打割猪草，烧火煮饭，挑水抬担。
我没少让大伯操心，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是这样两件事。
1、两次七日不归
我从小耿直仗义，但挺“淘”，滚铁环、滚玻璃珠、打豆腐干、打水枪、打弹弓、打朴克、扇烟花、踢键子、看录像、打乒乓、摘桑果、捉蝉虫、烧糊豆罐筒、跳江游泳等，几乎所有同龄人玩过的，我似乎都处于中上游水平，且有“杨疯子”、“杨二疲”的绰号，实在是疯玩不已，却又拖拉疲沓。一次放长假，我跑到同学刘平家（新岸山村5组，我住在新岸山村11组），七日之内都在滚玻璃珠论输赢，且发誓不赢100颗玻璃珠誓不回还，那次大伯四处找人，也没找到。回到家时，大伯没骂我，只是说： “下次别玩这么久了。反正我是打不得你的，不然你爸爸妈妈将来回来时要找我算账。”
怎料，国庆节又到，我又跑到同学罗庆明家（新岸山村12组），滚了整整七天的玻璃珠。他们这次没有找我了，用大伯后来的话说：“人看从小，马看蹄爪，你自己看着办吧。”这话一出，立即引起我的高度警觉，以后再也没有如此长时间不归家的记录。以后的事，顶多就是回到家中拿起一个生红薯，跑到新岸山村7组去看录像（《新白娘子传奇》），彻夜未归。还有一次就是我的老师武德琼的父亲去世，我们全班人前去祭悼。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我们把村民的谷草粑给烧了，用来烤火，也是彻夜未归。我回想起这些事，仿佛又回到童年，那种放任不羁、天真烂漫的性情，好似生长在骨髓中，从来就没有丢失过。
2、长期捡破烂
那时我身上没有任何零花钱，即使是想买支圆珠笔，也须从大伯处拿钱。有一次开学了 ，大伯拿不出50元的学费，只好对我说：“银波，你爸爸妈妈没有寄钱回来，你这学还 能上吗？”我跟爷爷讲明情况，爷爷反而痛骂大伯：“娃儿上学是大事，你上回卖鱼不是有钱吗？”大伯矢口否认。无奈之下，爷爷拍着胸脯说：“银波，我领你去！”来到学校，爷爷向校长肖体芝讲明情况，大意是这孩子成绩相当好，能不能免去学费？学校也有难处，只能说：“两个月之内交上吧，不要着急，先去领新课本。”我们那时的课本，是同学自告奋勇到涨谷中心学校去领的，每个男同学都背着背兜，要走六里路的山坡。那种大汗淋淋的体验，如今仍是记忆犹新。
这种刻苦铭心的艰难，使我想到要在课余时间挣几个钱。除了用手抠泥鳅、黄鳝，或者用虾网、撮箕、煤油竹耙来抓泥鳅、黄鳝之外，就是去捡破烂了。最初是在附近的竹林里捡，如薄膜、胶鞋、凉鞋、农药瓶、废铁、电线等，凡是能卖钱的，都去捡。周围的邻居最初以为我是在闹着玩，总是取笑我，但看着我连续捡了半个多月，大家觉得这孩子挺可怜，就把不要的废品拿给我。这半个月，我总共卖了18块钱。刚拿到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干脆把以前的旧课本、旧作业本、旧卷纸甚至靠打豆腐干赢来的纸，都统统拿到镇上去卖，光是一个来回就要两个钟头，不过还是卖了八块钱。这26块钱，使我穿上了在大伯家的第一双新鞋。
后来捡破烂成了一种习惯，我就从村里跑到镇上的垃圾堆去捡，还同时带上了弟弟杨丰友。我们捡了皮带、拉罐瓶，还捡到一个用来舀粪的 “打眼儿” （舀粪农具），因为捡的东西太多，连喷农药的喷雾器都拿不走了。结果，货还没卖，就被大伯在路上堵住了。弟弟被痛打一顿，我被狠狠批评：“又不是不拿饭给你吃，你这样做别人怎么看我？而且还把你弟弟都带上了，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从此以后，我都是偷偷捡破烂，极力避开大伯的那双眼睛。这段历史，使得长大成人的我在采访现在那些以捡破烂为生的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如果不是因为这种贫穷和战胜贫穷的毅力，我想一般人是放不下自尊去做那种事情的。
⊙ 爷爷杨定发、奶奶陈泽贵
1995年夏，父母转向广东打工，我开始由爷爷奶奶抚育，直至2001年夏（我成年），整整六年。贫穷，仍然是这六年的主题。整个杨大家族，风风雨雨、动动荡荡70余年，爷爷奶奶都一一见证并经历了。现在，奶奶的右眼瞎了，爷爷也时时处于病危状态。他们的意义对于我来说，虽是祖辈式的 “隔代教育” ，却是在我人生最为关键的那一段时期里面给予我的最重要的少年教育。在与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我从早熟、自立到灰暗、迷惘，再到踏实、勤奋，这个过程促使我得出同龄人一般未曾品尝的滋味。而他们在我眼中，也同时从健康走向衰竭，他们确实是在用自己的晚年余生来换取一个少年向青年的成长和转型。
我想起了许多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两件。
1、卖青辣椒凑生活费
我考上的初中是全镇最好的中学，离我家约八里路。我读的是住校，每周的生活花费是20元—25元，必须扮着指头用。学校食堂的饭菜很贵，味道太单一，偏偏很长一段时期 又禁止学生在外面吃。那个时候，有一首“打油诗”对学校食堂形容得非常贴切：“稀饭清又清，馒头如袖珍。菜里没有油，渣渣有几根。”我们被允许到外面吃之后，偏偏我的家中没有生活费，只能到熟悉的老乡戚老板的饭馆里赊账，如此一过就是三个星期。每一次吃饭，都是以“戚老板，来点吃的 ”开头，又以 “戚老板，账先记起”结尾，弄得我每次都不敢和熟悉的人一起吃饭，若是真碰上了，也只能轻轻告诉戚老板记账 ，孰料戚老板大声高气地说：“知道了，账是给你记起的！”搞得我非常尴尬。
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家要钱，爷爷奶奶却一筹莫展。那次，幸亏八叔杨运华相助，借给我20元钱，第二次又借给我 30元钱，花了半个多月之后，吃饭问题的解决看来又没有了指望，而在戚老板的饭馆却欠下了60多块钱，以至于连戚老板这样温和大方的人也对我瞪起了牛鼓眼：“没钱就别来，要来就先把账还上！” 无奈之下，我又跑回家要钱。有的亲人建议我干脆“读走学” ，既省饭钱，又省住宿费。听到此话，我把想法说得更绝：“干脆退学！这种书不念也罢，小学我就自学到初二了，简直是在拿青春开玩笑！”这下爷爷急了：“胡说！读到初二就了不起啦？人是活到老学到老，有本事你 现在把大学也自学了。”我跟他顶了起来：“这分明就是国家榨取钱财，说是九年义务制教育，我们是穷苦农民出身，更应免费才是，为啥子还要负担这样重呢？”
爷爷干净利落地说：“这我不管！反正你妈妈说过的，她就是拼死也不能让你读不起书！”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办法：卖辣椒。我们走到土里，哎呀，辣椒还没成熟，都是青的。咬咬牙，爷爷和我把青辣椒摘了一箩筐，此时天色已晚。爷爷说： “你先把饭吃了，然后去拿几个熟红薯到学校去。我明天到集市卖辣椒，卖得了多少算多少，你在学校等我。”果然，第二天上午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站在队伍里看着爷爷站在左边的台角，许多学生和老师都在反复打量着他。他提着一个空箩筐，一脸笑容地看着眼前活泼乱跳的孩子们，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被一股强烈的感动充斥心间，我被怔住了。课间操完毕，爷爷找到我：“银波，老天有眼，都卖完了，这里是26块7角钱，你先拿去用吧。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2、赌博，被爷爷痛骂
初中是我非常灰暗的一段岁月，我对制式教育深恶痛绝。在那个穷困潦倒者占绝大多数的镇里，我比一般人更为叛逆，现在不少青年朋友很羡慕我的这种自由自在，其实那时的我并未感到自由，而是认为生命失去了质感，并从而失去了尊严。平心而论，我还算是一个有较强法律感的人，纪律性倒是差一些，集体生活和群体性生存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并不因为我不愿合群，而是因为这种奴役性的集体实在不能算是我的理想所在。作为一个普通的少年，临近初三的我还算不上“堕落”，顶多算是 “灰暗”。赌博，成了我那时的兴趣；也正因为此，数年以后的今天，我绝不参赌。
现在还能想起来的赌友，有唐刚、唐军、罗波以及高中年级的朋友。每到夜间12点，周围一切宁静，我们在后阳台把箱子抬出来重叠，点上一根蜡烛，拿出川牌打“大贰”，五毛钱一镑，有时一回牌就能输个七八块钱。这样聚众赌博的次数比较多，甚至发展到上体育课都跑到施工楼去赌的程度。一个月后，我大约输了50多块钱。一天中午，我与同桌罗波在上“午自习” 的时候，两人单对单地赌起来了，恰逢班主任李培文撞见，被喊进办公室一顿狠批。我被要求叫家长来，这个家长就是我爷爷。我坚决不从，即使学校记我“大过”我也不从。李培文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说：“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怕请家长吗？我真是看错你了，你是如此聪明的一块好材料，怎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爷爷终于如约而至。他是带着笑脸来的，以为学校给他这样一个 “小人物” 如此大的面子，实在是欣喜之至。不料，得到的却是这样一番沉重的“语重心长”。爷爷从办公室出来，没有直接到教室来找我，而是气呼呼地回到家中。周六，我有些心虚，独自一人在家附近的竹林里玩牌，直至夜里9时才准备进门。刚进门，爷爷猛地放下筷子：“你给我站住！跪下！” 我坚决不跪。爷爷憋了几天几夜的火，一发不可收拾：“你简直是胆大包天，小小年纪就赌钱了，翅膀硬了哈，你知不知道你父母在广东农场打工受的是什么罪？无论日晒雨淋，那真的是起早摸黑啊，你这个败家子，你好丢脸啊你！”一番怒火之后，爷孙俩久久不语，奶奶在旁边为我盛饭：“来，银波来吃。哪个人不犯错误嘛？”
我不敢吃饭，也吃不下去。爷爷见状，说：“先吃饭！”我拿起筷子只顾刨白饭，心中如五味瓶被掀翻。不料爷爷话锋一转：“想当年，我也是杨家的败家子。那个时候，我卖米、卖高粱，结果把卖得的钱都输在朱沱镇上的赌馆里了，那会儿我也就二十一二岁。银波，我是个前车之鉴啊。再说了，《增广贤文》说得好：复涨复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银波，外面的世道乱啊，人要多长几个心眼，别看现在这批娃儿吃得饱跳得高 ，其实好多都是五谷不分的人，他们贪啊，这种‘耍人’我见得多了。以后别赌了，这件事我先跟你记下，如果不改，我家不会留你，你爸爸妈妈也不会放过你。你听清楚了？”我频频点头，心中悔意浓浓，却有口难开 ……
⊙后记：往事昔人，久久难忘
对我成长颇具意义的亲人，其实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我的四叔杨义华、四娘高舞英。我们家在小时候也曾抚育过他人，比如我的表弟梁荣贵和梁荣华（五舅梁如德的两个儿子）。这两兄弟也实在是因为走投无路，父母因经济贫困必须外出打工，小小年纪，父母就离他们而去。也就是说，这种经历在中国的农村里面，不唯独我杨银波才有，这是一批人、一大批人（据统计，总数达2,000万人）。那么，他们的教育、抚育、心灵、思想、行为、语言、前途等，如同当年的我一般，仍需切实的关注和扶持，这是我书写本文的真正主旨之所在。
▓体悟与呼唤：写给灵魂的一封信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11月5日
渺小、浅视、狭窄的你，应当为自己寻找一个出口。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是十字路口的一步，你的进路与退路都在这个路口决定。你在犹豫些什么？你若首先葬送不了你自己应当舍弃的一切，解放不了被假象所包围的一切，那么这样一个追求真实与永恒的你，就将在此徘徊不定，这徘徊的瞬间，将一点一点蚕食你懦弱的神经和躁动的意志。
你一再表现的勇毅与坚决，没有一个厚实的根基做支撑，未来那些不可预知的变化凭借如今的你，便是极难适应的。坦率地讲，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奉行的使命，你还理解很模糊；对于自己所投入的事项或者所献身的事业，你还知道得很浅薄。这些别人不必深入的，你却必须深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你，但你若是自己都不能替代自己，那么你这一生所留下的遗憾就将是终生的。
你不能为你所不能承担的责任发誓，但你应为所有你所能承担的责任尽力，乃至负罪。人们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要做些什么，他们对你琢磨不透，找不到你的动机与目的，只看到你活跃的身影与锐利的眼光。你痛苦而暗淡的神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留下一副画，快乐与天真似乎在渐渐逝去。但你这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结合，还只是机械性地组合在一起。如同沱江、乌江与长江，你所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是那么一个截面的横流。
你已经不再年轻，在沉重的脚步下，越发多了些原来所未有的重量，这一切的体悟到了你这个敏感者的身上，那都是一笔财富，但代价也与你同在。你应记住，所得到的一切与所失去的一切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看来，它都是公平的。当你自己还不能完全了解这当中的缘故时，请不要向我索要证据，我没有任何证据给你，因为修为是你自己的，谁也无法代替，罪孽也是你的，你要自己承担，并予以偿还。
那些你无法了解的领域，你要向它们走去。你这个天生就对一切好奇的人，多些智慧吧，不要浅尝辙止。你已习惯于反抗的姿态，那种坚决与凛然使你秉性正直——你所要重塑的一切必定需要这样一股气质与精神。那是你未完成的使命，你若是一遍又一遍地走着老路，不思革新，不去求索来龙去脉，最终的一切都是脆弱的。
这社会，有的人没有了人格，有的人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尊严，有的人以为穿着狗皮就可以胡来，有的人是这个国家最该死的罪人。基于此，你需要一个“必须的存在”，不一定是标杆，但你的存在需要把本真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不要再怯懦，没有什么比“应该做而又没有做”更遗憾。你要解放你自己，把你放在一个历史长河和万千世态中去寻找答案。
不要让所有的到来者失落，他们与你的偶然相逢，或许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与自己的战斗也在此间展开。且让我们都衔接在一起，用温暖的双手、有力的臂膀、灵活的头脑、鲜活的语言、激跃的思维、浩然的正气衔接在一起，从心与心的衔接开始，到心与心的融合结束。此时的你，是不是已深深进入你原本所未进入的世界？你这浮躁的人啊，实在错过太多而不自知，但请此时的你不要感到不自然。
你有时拘谨，有时疯狂，有时沉迷，有时独醒，孤独的你凭借自己的悟性与体察，走了一些别人未走的路。你确实这样走过来了，我祝贺你。然而，我又要拜托你的眼睛，能不能把境况观察得更深刻一些？我要拜托你的双手，能不能把人们的手握得更紧一些？我要拜托你的喉舌，能不把疾苦与呐喊呼唤得更强烈一些？我还要拜托你许多许多，因为你所受到的每一次拜托都是一种安排，这些安排是被注定的。
你要珍惜你的每一个瞬息，用诚挚的热情去面对他们。即使你所遭遇的种种艰难是怎样地难于启齿，也要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去迎接。你所未经历的风雨还太多，这些锻炼将使你从一个只以某个角色来理解世界，转变成为可以以任何角色来理解世界。你所不可想像的灾难还没有来到，那些灾难不一定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是你“必须受罪”，为别人受罪，对此你不要感到冤枉。
你要为那些不可知的将来做准备，这些历程充满了艰险与疲惫，届时你很可能厌倦你已经尝试的一切，每一个细节都会在你的一生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当你陷入深深的孤独与恐惧时，你能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寂静无声的一刻吗？你那久久不能平静的心灵，正欲发泄不满与焦躁时，请一定记住，没有任何一刻比这更重要。你要放弃你的任性，作为单独的个人，或许这算不了什么，但你则不同。
虽然没有人一定要你去承担这一切，然而你若不去承担，也许失去的还将继续失去。这些语言我一般是不与人讲的，他们活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把自己束缚着，看似解脱，实则还是受到束缚。那最严厉的束缚，或许就是让人放纵不已，然后生活在一切都成必然的恶果之中。你要记住，属于你的花朵还没有开放，属于你的太阳还没有放光，此时的你选择的这一条路，那种孤独与踌躇是一般人所不可想像的。为此，我要问你：准备好了吗？
许多年以后，你将明白我说的这一切，那时的你仿佛是用另一个自己来审思这样的文字。你的征途是大爱的征途，行走于江湖，留迹于民间，今后的你是那样地赫赫声威，可你绝不要忘记我对你的告诫。你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私废公。有的人被你伤害了，有的时代被你误导了，你要予以偿还。回头想想你的历史，把现在的你放在一条可以无限延长的生命线上，你所现有的，无非还只是一个开始，或者一个小段、一个小点。
你要感激那些把你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的人，他们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在聆听你的呼吸。你要感激那些向你刺剑的人，你的存在，恰恰是为他们而活。也许有的人真的应该被宽恕，因为实在地讲，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你是知道的，你清醒的思维从来就没有被阻断过。须知，你也曾经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孽，绝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样干净，你的风尘虽然没有扑灭你的善良，但那毕竟还是掩盖了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心明如火，灼灼闪耀，这样的光彩你能具有吗？你要为此努力，你要为自己饯行，走在那条不可被天命征服的道路上。
▓再见，我的公元2005年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月3日
21世纪10年代，已去了一半的光阴。当零点清脆而响亮的钟声响起，我与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刻。在这一刻，我向贫穷祈祷，祈祷它的逃亡；我向罪恶祈祷，祈祷它的自知；我向黑暗祈祷，祈祷它的自燃。这里已是如此寒冷的空气—不止空气，就连社会、人以及维系着这里的基本平衡的制度，都显得颇为寒冷。面对着必须说再见的2005年，我有着太多的激动，也有着太多的遗憾。
这一年，我们一起成长，一起遭遇痛苦，一起体会激越，我们怎能说得出“再见”？想着那些亲人、朋友，想着已来过、又去过的无怨无悔的我的爱，想着那些在电邮、电话、手机里的叮嘱、关怀，想着我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同胞们铺天盖地的贫困现实，实在地说，我已找不到什么准确的语言来向这所有的一切告别。我深深地留念着我所接触到的一切美好，它包括正义、真诚、宽容、理解和坦荡。在这一年，我被无数次地感动，有的是伤感，有的是喜悦，有的是震撼，有的是成功……。
独坐在家乡的山顶上，望着眼前的一切，回忆着已经流逝的过去，我止不住深深叹息。我记得，那时的家乡到处是不平坦的路，到处是如同森林一般的绿色，我在这里从爬路开始，渐渐长大，而后远赴他乡。我怀念那些时光，既辛酸又幸福。我不能忘记小时候站在摊位的馒头蒸笼前，望着热腾腾的馒头口水吞了又吞的苦涩；我不能忘记在湖南自修大学饿了好几天的肚子，把手伸下去捡水沟里的馒头的窘迫；我不能忘记在广东第一次看见我母亲孱弱的身体时，走进她阴暗潮湿的民工宿舍时的耻辱。
在我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不能忘”和“忘不了”。诸多烙印，犹如一个个胎记，让我从外到内都找得到标志，是这些记忆伴随着我的成长。不解的人总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条道路，但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的历史，它的光明与黑暗，它的压抑与舒展，还有我的惰性、我的执著、我的坚决、我的脆弱……。时间一刻也不停留，它走得那么匆忙，等到我再回首时，已感觉那是如此悠远的旧事。再回首啊，再回首，我已泪眼朦胧。它如同一首歌，也许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走进这歌中来，它的气息、旋律、节奏、音准都是只有我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我就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今正静静地回味着遗失的一切。
2005年，我仍然在不断地调查、走访、呐喊、呼吁。在电台，在报刊，在网络，在周遭，我的声音、我的文字、我的双手、我的双脚、我的目光，倾注的大都是这个国家最无力的那一群人。这一年，走向法院、政府的交通道路已使我厌倦，却又不得不面对。我坦诚相待所有的人和事。我所知道和了解的对象，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我常对周围的人说，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做事情更应稳打稳扎，求于实际，方能横下心去。这一年，我的几个朋友去世了，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必须被历史记住的，也有默默无闻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我的声音他们已经听不到了，他们走得太远，我怀念他们，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继续那些未尽的事业，并希望他们所遗留下来的遗憾与愤怒能被活着的我们弥补和解决。
我把我曾经历过的那些场合、那些人，都几乎重新寻访了一遍。有的已经找不到了，有的已经变得太多。我遇到了许多的“闰土”，他们游移着飘忽的目光，一脸的尴尬、无奈和沉默。关于未来，关于这个社会的状态，他们一脸茫然。那些曾是如此自信的人，如今竟也低垂着高贵的头颅。贫穷、负担、生存的艰辛，使他们眼光浑浊，看不到方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的老人拿着整整八年也未了结的案件找到了我，他们的过去曾是那么富足和坚强，如今也在现实的压迫中深深无奈。生存啊生存，一个多么实际的课题，摆在这里的每个人面前，似乎人人都已垂头丧气。为什么偏偏没有激情，却尽是那无止境的埋怨呢？啊，2005年，面对无助的人们，我真是一言难尽。
有的朋友走得太远，十年以后也不一定能见得到面。有的朋友太过冤枉，还在监狱里、看守所里痛诉。然而，我其实是应当感谢上苍的，它把这一个又一个最优秀的人都介绍到了我的生涯里，今后的道路平坦也好坎坷也好，我始终有那么多颗优秀的心脏相伴着，已不觉得什么孤单了。在这一年，我一次又一次地省思着别人也许一辈子都未省思过的问题，有时我深深沉默，把自己放置于一个绝对安静的空间，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纹丝不动。我记得当年在故乡家中的树林里，我也曾这样独坐着，让紊乱的思绪得到整理，让不安和浮躁的心得以平静，在鞭策外界的同时也清理自己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反悟自己的劣根。我知道我的声音乃是一辈子的事业，对于这个事业，我要用一生的奋斗去完成，为此我要让自己首先健康起来。
这一年，我的一些多年坚持反腐败的朋友广获民心，执掌行政，如今实绩颇佳，令人欣慰。他们多年以来尝试过种种途径，或因信息的缺失，或因资金的艰危，或因民众的分离，或因强权的压迫，或因自身的功利，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他们由先前的针对某一个人，到针对某一势力，直至针对某一制度，在不断的失败、懊恼、愤怒和痛苦中渐渐地找到了方法，训练了真正的草根民主意识。他们为了权力，也曾经无数次地勾心斗角、窝里相残，但又因民众的普遍成熟，最后在坦诚、踏实的行动路线之中找到了符合大众利益的道路。然而，至今他们也仍然徘徊在强权和民意之间，徘徊在法律与利益之间，徘徊在情感与能力之间。为了今后更长远的前途，他们犹如一个个小学生一般，重新学习，丝丝白发渐多，但路也走得更为坚定。
这一年，我的母亲病重，差点离开人世。是及时的治疗，是相识或者不相识的人们给予支持、帮助、关怀和问候，才使之幸免于难。有牧师、基督徒为母亲祷告，有亲人、朋友、老乡为母亲祝福，有太多太多的安慰和扶助让母亲感受到她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热情，有鲜花，有掌声，有鼓励，有深切的探望，有发自肺腑的垂询……。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人，经历了坎坎坷坷，一生之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真正的幸福，为了持家，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她不顾一切地付出。无数个烈日酷暑，无数个寒冬腊月，她奔波在骄阳、风雨和迷雾中。她把自己的一切寄托给自己的双手双脚，踏踏实实地完成她所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难以承受时，她承受住了，支撑了下去；略有收获时，她会欣慰地微笑，然后又深深地埋下头去，苦苦实干。她所带给我的教育，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圣贤名师。
这一年，我与早已深爱的人相爱，又与已经爱过的人分开。没有拖泥带水，只有痛快淋漓的大爱—我已知足了。当那个注定要到来的清晨到来，当那列开往北方的火车启动，我驻立在暖暖的阳光下，带着些许失意和留恋，开始了新的人生。与许多普通人一样，我们走在爱与痛的边缘，深感造物弄人。在欢笑与失落中，在温馨与无奈中，我们走过了一段爱过、痛过、也麻木过的旅程。在这个青春时代，在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我勤奋地勉励自己的热血，让生命的火花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爆发，并升腾着、蔓延着。高度的理想主义，使我对于眼前的一切随意到了一般人随意不起的地步。我热爱生活，珍惜人生，在这已经进入历史档案的故事中，我仍然能够在深夜里回味起已经消失的浪漫和狂热。这两个青年，一边面对着纷繁的世事，喝着被挣扎的命运煮沸的肉汤，我们束手无策，深感卑微和渺小；一边面对着难以割舍又应当割舍的痛苦和贪恋，当回忆往事时，或是保存许多辛酸的浪漫，或是忘却许多激动的悲哀。
这一年，我发动为贫穷的求学孩子捐款，发动为灾民、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被疾病打击到了危险极限的贫困家庭捐款，发动为家乡的“社社路”—新岸路—捐款。我一点一滴地做起，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虽然这当中免不了猜疑、中伤，但我用我的坚持和实在的数据、图片证明了那些真相；虽然结果离我想象的目标相差太多，但就雪中送炭、临危前行而言，我认为我做到了，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我所能够做的，与理想不是一回事，可我还是那样地去做了，用无数个通宵，用穿梭于泥泞山路中的桶靴鞋，用遮挡寒风冷雨的雨伞，用我的二手笔记本电脑，用我的相机和具备录音功能的MP3，我一点一点地抓住真相，并记录备案，公告世界。我还要做下去，并坚信会有更多人理解这样做的意义和目的。在一个死水一团的乱世之中，我要让人们找到激情，找到对生活和生存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我，除非是我自己在内心放弃。
这一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屋——“自由楼”。父母奋斗了将近13年，我奋斗了将近三年。居住权，对于贫穷的人们而言，是一件多么沉重的事情。家乡的诸多房屋倒的倒、垮的垮、烂的烂，裂缝、下陷、大凿随处可见，就连我自己的三间瓦房、一间草房也成了岌岌可危的危房。想当年，这建于1967年的房屋，是我们用许多个几乎不吃肉的年头才挣出来的，为了还清那区区1,000元的购房款，没钱赚的庄稼不能再干了，逼着外出打工，直至今日。今天，我为我的新房屋取名为 “自由楼”，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告诉人们“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是怎样的沉重。挂在大门上方的“自由楼”牌匾，红色的字，黄色的底，那意味着：在黄皮肤的中国人身上，“自由”意味着血汗！尽管我欠债近三万元，但我还是把“自由楼”建了起来—在我年仅22岁的时候建了起来。在这样欠债的情况下，我仍然继续调查、走访，仍然拿出自己的微薄稿酬来捐助弱者，我的目的就是要高倡公益风度与热血。
这一年，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压力、国家的灾难没有冲击掉我的信心，即使我已有很多次疲倦了、无力了，然而我还是最终站了起来，并继续走了下去。这一年，我终于明白，是应当由我这种人来承担灾难的；我越来越明白，既然有那么多的牺牲，可为什么总是还有人前赴后继；我越来越清醒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哪一种人，而恰恰就是这一种人，他们已经越来越蓬勃地浮现了出来。这一年，我更加坚定地支持信仰的力量，在这片到处都被鲜血染红过的土地上，信仰正在渐渐散开，它既是恩赐，也是永恒。
我没有白活公元2005年，每一日每一夜我都在尽量充实地活着。我深深地感激上苍，不管它给我带来了多少鲜血、眼泪和汗水，可它还是让这一切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我的心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流了进来，使我百感交集，使我不再把生命当作黑色和白色，而是当作五彩缤纷的酸甜苦辣。公元2005年，我静静地体会人生，激烈地参与社会。公元2005年，我把这一颗红得发光的心脏交给那些苦难，默默地承受着，让这世界多些希望，让中国人多些尊严！
▓公安局长霸占警花被其夫举报罪证获刑11年
来源: 楚天金报
32岁的张军是河南人，在县城开山路开了一家电料批发铺，生意火爆。到2003年，张军已赚到上百万元，他在县城购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又买了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同年年底，张军经人介绍与县公安局民警陈娟相恋。时年23岁的陈娟曾就读洛阳警官学校，青春俏丽，是局里公认的警花。
在单位，当陈娟见到一些男同事的不良习惯，会故意问张军：“你以后会不会染上这些毛病?”张军把她拥进怀里认真地说：“我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对待感情也一样。”在与张军相处的点点滴滴中，陈娟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诚恳与踏实。
2004年“十一”期间，张军和陈娟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时任县公安局长的陈中天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并当证婚人。
婚后，张军每每都以娶了个警花老婆而自豪，生活中，两人也十分恩爱。张军肠胃不好，工作之余，不擅长厨艺的陈娟便虚心向婆婆请教，给丈夫做暖胃的芒果椰汁、黑糯米粥、羊肉山药粥、生姜陈皮饼……而轮到陈娟值夜班时，无论多晚，放心不下的张军不顾一天的劳累，准时去接妻子回家。深夜，陈娟和丈夫一起走在寂静无人的街头，内心弥漫着感动与幸福，她深情地在丈夫耳边呢喃：“同事们都说我找了个细心体贴的好老公!”听着妻子真情流露的话语，张军的内心幸福无比。
有个警花老婆也是一种无形资本。一次，张军去南阳进货，由于身上带的钱不够，对方拒绝发货。可当对方听说他的妻子是陈娟后，爽快地说：“你老婆在南阳公安系统名气不小啊!我们信得过你，你先取货，余下的钱可以宽限几天。”
家和万事兴，婚后张军的生意更是做得风生水起，不到一年便挣到40万元。
狂怒!妻子被上司长期霸占
2005年10月，张军的儿子帅帅降生了。为了让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张军拼命挣钱。
张军一心扑在生意上，经常很晚才回家。他没有留意妻子的变化。陈娟天生丽质，婚后又增添了少妇风韵，这竟引起了局长陈中天的注意，他经常以谈工作为由接近她。
时年49岁的陈中天生于山西省襄垣县，妻子在市里某机关工作，儿子在上大学。由于夫妻感情不和，他们长期分居，陈中天独自住在公安局家属院内。
2006年初的一天，陈娟在办公室听两位同事小声议论：“陈局长和局机关几个女警察传出了绯闻，其中一个女警还为此和丈夫离了婚呢!”陈娟听了同事们的议论，怎么也不相信平时十分严肃的陈局长会是这种人。
陈中天经常让陈娟到他办公室帮忙打理一些事情，特别是轮到陈娟值夜班时，陈中天会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一天，陈中天见陈娟不停地咳嗽，就关切地问：“是不是病了?”“没事，只是轻微感冒。”陈娟急忙回答。“快去看医生，感冒拖不得，我批你假!”陈中天关切地说。随着几次接触，陈娟在陈中天面前渐渐不再拘束。
2006年8月的一天晚上，轮到陈娟值班，喝醉酒的陈中天踉跄地来到办公室，借谈工作为由把陈娟叫了过来，突然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陈娟，口中喃喃道：“我早就喜欢上你了……”陈娟大惊，挣扎着想逃跑，可她怎么也挣脱不开陈中天一双有力的大手……
事后，陈娟伤心欲绝，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由于丈夫在外忙生意还没有回来，她捂到被窝里放声大哭。哭完后，陈娟想了很多，她得罪不起局长，为了儿子，也为了这个家，她决定把这份耻辱埋藏心底。
此后，陈中天变本加厉地霸占陈娟，经常安排她值夜班，以便让她去自己住处过夜……
陈娟和陈中天的风言风语很快传到张军耳中。张军怎么也不相信，深爱的妻子会背叛自己，可他又觉得近段时间妻子的举动有些反常。于是，他决定探个究竟。
一天晚饭后，陈娟低声对丈夫说：“今晚我加班，你不用等我，早些休息吧!”妻子出门后，张军就紧跟其后。走进公安局大院后，张军清楚地看到，妻子神情慌张地走进局长陈中天办公室，片刻过后，两人又一先一后地向家属院走去。顷刻，张军的血往头上涌，他恨不得冲上前去……但理智让他清醒，他觉得还是向妻子问清实情再说。
第二天，陈娟下班回到家中，只见张军冷冷地说：“你昨晚到底去了哪里?”见瞒不住丈夫，陈娟“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边哭边把自己和陈中天之间的事全盘托出。
张军听后，怒不可遏道：“我要杀了陈中天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陈娟怕把事情闹大，就“扑通”一声跪在张军面前，泪流满面地说：“看在我们夫妻情分上，你听我一句劝，你斗不过他的，我不让你去送死!再说，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也不活了!”
听了妻子的哭求，张军与妻子抱头痛哭。
斗法!小老板死磕色局长
尽管陈娟百般哀求，但张军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陈中天色胆包天，频频发短信或打电话让陈娟到他住处过夜，陈娟却一次次地拒绝了他，令他恼怒。2007年5月的一天晚上，陈中天再次约陈娟遭拒后，在电话里大发脾气：“你今晚胆敢不过来的话，看我明天怎样收拾你!”果然，第二天陈中天就在会议上公开批评陈娟工作涣散，不求进步。这让陈娟欲哭无泪。
回到家中，陈娟向丈夫哭诉：“陈中天太可恶了!”听到妻子的遭遇，张军怒火难平：“真是欺人太甚!”说着就不顾妻子的阻拦，冲出了家门。
冲进陈中天办公室后，张军大骂道：“陈中天，你真不要脸!如再给陈娟找茬的话，我非杀了你!”见张军情绪激动，陈中天顺手从抽屉拿出一把手枪，拍在办公桌上，吼道：“你胆敢再来撒野，小心我毙了你!”说完，便命令门卫把张军轰了出去。
2007年6月，愤恨难平的张军决定举报陈中天，他打印了几十份有关陈中天威胁强暴妻子的举报信，分别给当地有关部门寄去，但都石沉大海。
事情终于有了一线转机。10月的一天，张军从报纸上看到河南周口警察破获一个盗车团伙，据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将盗来的80多辆轿车，卖给了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赵云，再由他通过陈中天的关系把这些涉案车辆转卖给某县公安局的下属单位。
得到这一消息后，张军觉得机会来了。为了保存证据，他买了多份当日的报纸，还赶往周口，通过关系从当地公安机关获取了详尽的材料。
他又找到至今仍与陈中天关系暧昧的另一名女警的丈夫。听说张军的来意后，对方顾虑重重地说：“我也痛恨陈中天，但这件事毕竟不光彩，再说他的势力那么大，我们斗不过他啊!”经过张军的劝说，对方终于答应作证，写了份举报信。
接着，张军又找到那个因和陈中天关系暧昧，导致夫妻离婚的女警前夫，希望他也能够作证，对方答应了。
听说张军在四处搜集自己犯罪的证据，陈中天怒不可遏，决定教训他一顿。11月的一天，张军在回家路上，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痛打一顿。对方威胁道：“你小子要再不知好歹，下次要你的小命!”说完，一行人扬长而去。张军被打断两根肋骨，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陈中天的嚣张并没有吓倒张军，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12月，张军一个叫子华的朋友被打致残，由于打人者和当地派出所长是亲戚，所长给陈中天送了5000元钱，陈中天以各种手段胁迫子华不准上告。子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向张军哭诉。张军一边安慰子华，一边暗中取证，并找到了几位在场的目击证人。
在搜集陈中天犯罪证据的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2006年11月29日，犯罪嫌疑人王清、张海等5人因涉嫌盗窃罪被逮捕，其家属托人送礼给陈中天，在陈的干预下，二人被取保候审，此案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当地引起民愤，张军联系当地知情群众，按手印写举报材料。
2008年5月，在掌握到相关证据后，张军又到河南省纪委反映陈中天的罪行。
与此同时，有关陈中天的举报线索汇集到很多部门，引起了上层注意。河南省公安厅派出调查组，介入对陈中天的调查。7月初，陈中天被“双规”。
7月21日，陈中天归案，检察机关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最终掌握他在担任公安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现金共计60.19万元。2008年12月6日，陈中天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浙江丽水确认19名女生遭强奸 多名村干部被查
来源: 东方早报
昨日，浙江丽水市相关部门向媒体发布了“2·13”强奸案情况通报，丽水市委书记陈荣高、公安局长陈钟二人均做出批示，要求：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严惩不贷。另据消息，目前初步能确认遭到强奸的碧湖中学女生人数为19人。
早报报道的“浙江丽水一中学多名女生遭‘传销式’强奸”刊发后，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
尚未发现有公务员涉案
昨天下午4点，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章金宝向媒体通报了“2·13”案件的情况：2009年2月13日下午4时左右，碧湖中学的一位老师带着一位女学生到莲都公安分局碧湖派出所报案，称当天下午3时左右，该女生在莲都区碧湖镇江滨路被丽水莲都区一家KTV的老板陈伟军猥亵。并称在这之前，陈曾多次猥亵该女生，而且发生性关系时女生未满14周岁。2月14日，莲都区公安分局正式立案侦查，同一天，犯罪嫌疑人陈伟军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章金宝表示，到目前为止，这起案件已有3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包括陈伟军、碧湖中学的一位女生以及碧湖镇某村村主任何某，3人均以涉嫌强奸罪刑事拘留。经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陈伟军以金钱引诱被刑拘的那名女生，并通过该女生介绍、诱骗同校其他多名女生，以带其外出玩耍为由，驾车将其带至偏僻处，在车上与受害女生发生性关系，后以支付现金、买手机等手段诱骗受害人，达到犯罪目的。
关于坊间有公务人员涉案的传闻，昨天的通报会再次明确，尚未发现有公务人员涉及其中。
受害女生麻木震惊母亲
据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现在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双方都承认这个事实的人数只有五六人，但是目前能初步确认的受害人数则为19人。在犯罪嫌疑人方面，除已经被刑拘和批捕的3人外，还有多名村委会干部也在接受调查。
受害者小菲的母亲向早报记者转述：“在这些与陈伟军发生过关系的女生中，也有个别是看到一些跟陈伟军接触紧密的女孩子有零用钱花、新衣服穿，看着羡慕也主动想跟陈伟军在一起。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家里比较穷，知道我女儿跟陈伟军走得比较近，想方设法通过我们同村的女孩子来认识我女儿，然后让我女儿带她去认识陈伟军。但真当陈伟军要与这名女孩子发生性关系时也会反抗，但做完那事情后，陈伟军给她几百块钱，就又高兴起来了。”
“我女儿被强奸够让我痛心的，但这些孩子对这个事情的麻木更让我感到震惊，怎么能这样就轻易把自己出卖了呢。我听到事发后有不少女生对这个事情并不忌讳，还当着同学面炫耀这个事情，这让我无法接受。”小菲母亲说。
拒绝承认下“封口令”
昨日下午，早报记者试图再次通过手机联系曾经采访的受害者的家属时，拨打手机时均显示为对方已关机的提示。早报记者赶往受害者家中，这些人家都大门紧闭。
随后，有村民向记者反映，碧湖镇某些村的村支书曾到村民家“做工作”，希望村民不要向外界透露信息。对此，碧湖镇及莲都区的相关领导表示，他们并没有授意此事。
新闻回顾：浙江丽水多名女中学生遭强奸 传涉及多名村委会主任(图)
浙江丽水市碧湖中学多名女生遭强奸，至少有10位13周岁到16周岁的女初中生曾被陈伟军、大兵等人强奸，碧湖中学被“糟蹋”的女生数量有几十人之多，其间，多个女生堕胎、被传染性病乃至被诊断为终身不孕。涉案人员中有多个村干部，在坊间传闻中还涉及多位公务员。
▓马英九公开称“台湾属于中华民国”
来源: 台海网
台北宾馆28日上午重现了1952年“中日和约”签约的场景，现场展出了5尊当年签约代表的铜像，马英九也亲自出席并且致词，称“‘中日和约’不只结束了‘中日战争’，也确认了台湾主权从日本让渡给‘中华民国’”。
据台湾TVBS28日消息，上午，马英九和原住民小学生共同拉开了红色布幔，以实际比例一比一铸造的“中日和约”签署代表铜像也正式亮相。
台“国史馆”馆长林满红称，“台湾主权归属”争论不休，“中日和约”就是界定台湾“主权地位”的“国际条约”，马英九也表示同意此观点。
马英九说：“为什么日本只是放弃了它过去所占领的领土，可是没有说给谁，是不是(台湾)地位不确定呢?在这条约里面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如果不是把领土让渡给‘中华民国’，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
据了解，在台湾，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教科书认为“中日和约”埋下“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伏笔，如今马英九重现了当年的签约场景，就是为了宣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立场。
新闻背景：《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简称《中日和平条约》，又称《中日和约》、《台北和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中华民国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所签订的和约，当年8月5日双方换文生效。本和约的签署乃因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之时，国际间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有争议。但由于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于是在次年与中华民国签订了本条约。台北和约确认依照《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
▓传黄光裕不堪压力在看守所内自杀未遂
来源: 舜网
有消息称，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日前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
自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在一片风声鹤唳中，与黄案牵连的商人、官员与掮客逐渐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在黄光裕涉案一周之后，11月26日晚，黄光裕的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行情论坛)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钟民，即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
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令案情复杂程度陡然升级。
4月中旬，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国美于去年11月24日暂停交易至今，国美副总裁何阳青日前向内地媒体透露，该公司将于发布2008年报(专题解读)后复牌，股东会初步计划于5月中召开。
▓村民被误判死刑无辜羁押2339天 回家儿女不敢认
来源：南国都市报
4月24日，在来宾市看守所里，来宾市小平阳镇39岁的农民卓发坤被卸下了只有死刑犯才戴的镣铐，在警务人员的护送下走出看守所大门。此前，他被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度判处死刑，并被羁押了2339天。
经过几年的上诉，他终于获得无罪释放。
村妇被害
家属发现疑点
卓发坤家住来宾市小平阳镇刘平村。2002年11月15日晚，卓发坤所在的屯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村里一名妇女在家里遇害并被焚烧尸体。山村的命案让卓发坤震惊，但他却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被牵扯进去。
死者叫卢某，当年67岁。她的丈夫早年过世，子女也已成家，所以平时就她一个人居住老屋里。2002年11月16日上午，家人发现卢某被烧死在家里，尸体旁边有一根沾有血迹的木棍和一个装过煤油的玻璃瓶子，床上的木枕头也有血迹。刚开始，家属以为卢某是因为一时想不开自杀身亡的，所以没有报案。
按照农村风俗，死者家属为卢某办起了丧事。卓发坤与卢某的丈夫是同族堂兄弟，两家只相隔二三百米远。在为死者办理后事时，卢某的亲人通知同族兄弟来帮忙，卓发坤的两个哥哥也去帮忙，卓发坤则因有事没有参加。
在将卢某的尸体装入棺材时，死者家属发现她的头部有伤痕，于是他们开始怀疑卢某是被人杀害的。随后，他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民警到现场勘查，除了解到报案人所述的情况外，还发现死者家里的牛栏屋顶上的瓦片有被人翻起、踩踏的痕迹。经法医尸检鉴定，卢某是被他人用钝器(如木头)击伤头部，导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死亡时间是2002年11月15日晚上11时许。
死者家属
自己查案擒凶
杀人凶手究竟是谁?在公安机关还没有任何线索时，死者家属主动出击，自己着手寻找凶手。他们经过一番分析后，很快就把卓发坤列为“重点犯罪嫌疑人”。1997年，卓发坤曾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1年2月27日刑满释放回家。死者家属分析认为，案发当晚，卓发坤欲到卢某的住处偷东西，被卢某发现后，因害怕盗窃之事败露便杀人灭口。
另外一个信息更让死者家属怀疑：卓发坤于2002年11月17日早上离开了村子，和同村的几个年轻人结伙到柳州打工去了。于是他们更加坚信“卓发坤是真正凶手，事发后畏罪潜逃”。有了“线索”后，死者家属开始追捕“凶手”。2002年11月25日，他们在柳州市一个工地上发现了卓发坤，并将卓发坤绑了起来，然后打电话通知派出所。在被死者家属捆绑时，卓发坤大喊冤枉，但没人听他的。2002年11月27日，卓发坤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原来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被捕入狱
惹来妻离子散
卓发坤感到很冤枉。2002年11月15日晚上，他受姐夫王某的邀请，便和同村的卓某去到镇上姐夫家吃饭，一起商量到柳州打工的事情。那天晚上，他们约好定在11月17日到柳州打工，包括他姐夫在内共5个人。卢某去世后，他也想去帮忙料理后事，但因有约在先，所以就去柳州，没想到这成了死者家属怀疑他的依据。
卓发坤说，卢某的二儿子来到柳州工地找到他时质问他：“你不知道我母亲死了吗?”当他回答“知道”时，对方又说：“你知道了，为何不来帮忙，反而偷偷跑出来?不是你干的，还会有谁呢?”
“当时我真的有口难辩。”卓发坤说，小平阳派出所民警来到工地后，直接把他拉上警车押回来宾。卓发坤被定为故意杀人嫌疑犯。背了这么大的罪名，他想他这辈子恐怕是完了。
案发当年，卓发坤上有7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年幼的儿女，女儿6岁，儿子才4个月大。
卓发坤被抓后，死者家属要求卓发坤的家人赔偿。卓家拿不出钱来，他们就将卓发坤家里的一头牛等值钱的东西拉走。突如其来的一幕将卓发坤的妻子黄某吓呆了，她知道他们再也无法在刘平村生活了，于是她背上儿女逃回合山的娘家躲避，从此不敢再回刘平村。
被关押的卓发坤度日如年，铁窗外的家人也同样心急如焚。卓发坤的母亲因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身体每况愈下，于2003年去世了。卓发坤的妻子则到广东东莞打工去了，两个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
法庭之上
两度被判死刑
2003年6月，卓发坤被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院指控，2002年11月15日晚上11时许，卓发坤到卢某家欲盗窃时，被卢某发现，因害怕事情败露，卓发坤遂起杀人灭口之心，他先用一块方形木墩猛击卢某头部两次，致卢某倒地，因怕卢某未死，他又用煤油淋在卢某身上，将卢某焚烧后逃离现场。卓发坤当场使用暴力杀人灭口，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应该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卓发坤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论。据此，2003年7月，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卓发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一审下判后，法官来到看守所对卓发坤宣读了“死刑”判决，他从此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铐(一般只有死刑犯才戴)。看守所里的舍友问他：“你不怕吗，这是死刑啊。”卓发坤说不怕，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杀人。随后，他在监舍里找来笔和纸，自己写上诉状向自治区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2004年8月，自治区高级法院对此案作出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重审。法院认为，卓发坤被捉拿归案后，在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一审判决期间，卓发坤均供述其入室盗窃被卢某发现后，故意杀人焚尸体的事实，并辩认了作案凶器，指认了作案现场，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被告人卓发坤实施了杀害卢某的犯罪行为。2004年12月，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卓发坤死刑。
▓如何保障民众的土地权利
来源: 中国江西网 作者：秋风
在政治学看来，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经济学看来，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统计中，土地及建立于起上的房屋，构成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在伦理学看来，“家”给人的那种精神满足，更是无价之宝。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一部法律来规范这种资源、要素、财产。
读者可能有点惊讶，政府有关部门不是正在修订一部叫做《土地管理法》的法律么？但是且慢，那部法律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它叫做《土地管理法》，而不是《土地法》。
如果是《土地法》，那么按照现代法律的基本规范，它就必然致力于界定各种土地产权，其中可能包括各级政府的公有地权，但大量的是民众的私有、共有地权。它可能对土地的交易活动进行规范，它可能为上述地权持有人的权益设定一些保障机制。简而言之，它将是一部关于土地的权利性法律。
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虽然也跟土地及其产权有关，但多了“管理”二字，整个立法的宗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已经颁布执行、多年来被用以规范土地关系、而政府部门目前正在修订的这部法律，不是用来界定和保障民众之土地产权的，而是政府用来对土地进行管理的一个工具。严格来说，它只是一个条例，而不是真正的法律，或者说，它是以各种名义限制民众对于土地之权利的法律。
谓予不信？请看现行《土地管理法》第一条，它阐明了该法的立法目的：“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一句开宗明义说明，这部法律就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这里遗漏了主体，但不用问，就是政府。下面则列举了政府加强土地管理的目标、宗旨，其中没有一个字涉及民众对土地的权利。
目前流传出来的、正在政府内部征求意见的《土地管理法》修订版本，删去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但用大家都在谈论的一句话替换了后一句，全段修改为：“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依然没有一个字涉及民众的权利。
上述修订草案的各款，大有可斟酌之处。首先，从用词来看，“加强”是什么意思？现有很多法律、法规都使用这个词，但恐怕哪个法官和律师能够看得懂这两个字。还有，“最严格”这样的词汇，用在政策文件上就已经有点过于模糊了，写进法律，未来只会令法官和律师们困惑。法律追求精确，但在这部法律——即便是已经修订的版本——中，不时还有这种富有文学色彩的词汇和语式。原因可能只是，跟别的法律一样，这部法律有太强烈的政策性。
再看第一条的具体条款：“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点当然是有政治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在于，单只规定这一点，则从公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所衍生出来的土地产权形态，即民众、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农地建设使用权，居于何种相对地位？是否其位阶就低于所有权？是否为了维护这一权利，而可以牺牲民众个体的那些权利？如果是这样，显然违反权利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部分地重合：节约就在合理开发利用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甚至自相矛盾。在很多时候，“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就无法做到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条款也与再下一面一句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而这就可能要求减少耕地，否则到哪儿建设城镇？
综合上述批评意见，笔者对第一条提出一个私人修订版本，供有关部门参考，也供读者诸君批评：
“（1）为界定土地产权，（2）平等保障土地上之各类权利人的合法权益，（3）推动土地资源之合理、有效利用，（4）规范政府对土地之管理，（5）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从文学角度看，减少了含糊的用词，并用了“之”、“兹”等词。这是了增强法律的庄严性。现在的很多法律，因为语言单调枯燥，缺乏必要的庄严性。这是闲话，下面对五款内容略作解释：
第一款表明，本法的首要目的是对土地产权给予明晰。其实，现有各种法律、法规已经设定了形形色色的土地产权，包括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单位之使用权（现有的法律似乎缺乏这方面的规范），民众通过种种方式获得之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也包括农民对其土地的各种权利——以集体名义行使的所有权，及以农户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权利，其他人士承包的土地的权利。本法将把这些土地产权融于一部法律之中，它将是一部土地法典。
第二款的要害在于“平等”二字。也就是说，凡是按照宪法、法律、规章所设立之各种土地权利，均在本法保护之范围内，且不分尊卑高下，予以平等对待。
前两款明确了这部法律的性质：它是一部关于土地的权利性法律。
第三款是对前两款的深化，它进一步说了界定和保护土地产权的目的，即“推动土地资源之合理、有效利用”。这其实制定各种法律的普遍目的的具体化。保护土地产权，是要让土地资源发挥效用，当然首先是用于增加权利持有人之利益，但只要其属于合法行为，则这必然要会增进社会公益。
第四款说明，本法还有一个目的，即规范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活动。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官方版本，笔者把它调为最后一个目的。这是因为，政府对于土地，首要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是界定和保障各类土地产权持有人的权利。惟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管理，包括依照本法及其他法律对土地权利的某种限定，包括征收。
第五款说明了本法的法源是宪法，而不是其他法律，更不是政策。因此，法官和土地执法部门对于本法的解释，只能依据宪法，而不是依据政策。
当然，笔者提出的这一修订版本，其实是为《土地法》准备的。笔者当然期望立法机构能从《土地管理法》一步修订到《土地法》，即便不能做到这一点，立法机构也当部分地扭转现有法律的限权色彩，使之有保障民众地权的方向进化。这是市场体制的要求，也是法治的要求，更是社会和平秩序的要求。
▓市长发怒，能否激活“小事问责”
作者：李迎春 来源: 广州日报
在27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上，市长张广宁现场剖析天河区棠下梅园大街发生的一起噪声扰民、群众投诉38次得不到解决的案例，怒斥政府有关部门严重失职。对于不作为者，张广宁表示必须依法依规问责，绝不放过。
可能，在有关方面看来，噪音扰民根本就不是问题。你来投诉，要不就对你不理不问，要不就以“我们会去了解情况”打发，要不就是拖着不理。这也算个事情？你还把不把我们当个“官”？职能部门都让你找遍了，噪音让你受不了，你还让我们受不了呢？
天河区的这些群众是幸运的，他们的诉求终于以市长发怒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可是，群众还有更多的问题、更多小事情，既难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也很可能得不到媒体的青睐。对这些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小问题和小事情，又能冀望怎样的途径来解决呢？
民众投诉难，市长觉得很丢脸。“我们有些部门，只要涉及到职能稍微调整一下，个个都很认真，生怕触及切身利益，权力一点都不愿放。真把权力赋予他，他又不好好履行职责。”张市长对天河区的这种怒斥，的确切中了一些职能部门的要害。许多职能部门，牵涉到自身利益时锱铢必较，可在关系到群众利益时却又不闻不问、推来推去，十分谦让。反差如此之大，透射出的是有关职能部门骨子里头的“官老爷”心态，手中要有权，有事莫找我。
要让这些职能部门用好手中的权并对其加以约束，当然不能仅仅冀望于市长发怒，或是某某领导的高度重视。推究起来，有关部门之所以会对群众投诉不理不问，与“问责不力”、“问而不责”甚至“不问不责”不无关系。这些部门很清楚，群众的不满、牢骚和抱怨，都动不了自己头上乌纱帽。现在，市长发怒了，或许也是一个良好契机。
推行了多年的问责制，在一些“大事”上的作用日渐明显。可一些事关民众利益的事情，却往往被有关部门当成了“小事”，从而没有“问责”甚至根本无法“问责”。然而，这些民众身边的“小事”，却和群众关系更近，群众感受最深，也最关系到有关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如果民众的评议、民众的呼吁也能作为问责的一个要素，将职能部门的乌纱和群众是否满意高度关联，如此，相信对于民众的诉求，有关部门也会打起精神来小心应对，而不会要等到领导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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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免费下载《不灭的理想——杨银波五年作品选》：http://ww9.814e.com
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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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2005年春节记录………………………………………作品选0004
０２．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 ………………………作品选0005
０３．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作品选0006
０４．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官员成腐败案高危人群…………广州日报
０５．深圳摊贩捅伤城管续：袭击行为被指蓄谋已久………广州日报
０６．应对猪流感，当以SARS为镜鉴…………………………潇湘晨报
０７．12岁男孩在派出所被打20多耳光 被要求擦车 …………华商报
０８．别再说“作案手法非常专业”………………………中国青年报
０９．利益泥淖让博士点斯文扫地…………………………中国青年报
１０．看守所揪出1名狱霸 判故意伤害罪加刑1年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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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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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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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记录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2月14日
上联：世上兄弟海内海外尽情义
下联：天下朋友行出行入皆胶漆
横批：友谊万岁
——2005年杨银波家门对联（自创）
漂泊他乡，在外度过的已是第三个春节了。每个春节最大的伴侣皆是如获至宝的友谊与和睦欢畅的亲情，无论生活形式、所搞活动如何，皆能彰显出作为一名普通中国人的特有传统，于鞭炮声与欢乐声之中洋溢永不褪色的激情和兴奋。如同以往春节一般，我与诸位民工同乐。菜贩、铁路工，捡破烂的，进厂打工的，到工地做包工头的，在连锁店做管理的，成小老板的，不一而足；还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在这似乎已被广东人觉得与平常日子无异的节日里，他们让我看到另一种虔诚和充实。
（一）讨工资
腊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为能有个相对安稳的春节，我竟破天荒地第一次为自己的亲生父亲讨工资，而以往则几乎全为其他民工。摩托车一停，工地老板的手向我父亲一甩：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会把工资送给你的，你完全可以放一百个心。”一个贵州包工头此间插话：“不要搞事，大家平平和和的嘛。千万不要搞事。”这工资虽只有500块，却已屡次搞得父亲连连暗骂：“这帮龟儿子，说话不招信用，要换成是在老家，早把他们料理了！”当日我即性调查，得知当天正要发工资，觉得“有戏”。此时又来一辆陈昌燕的摩托，载我父亲而去，要去领另一笔400块的工资。我让父亲离开，我留在工地与老板交谈，不谈工资，只谈人际。这人前言不搭后语，不约几句话就透了个底儿： “卓万奎是我舅子。”这不很清楚吗？敢情这是近水楼台啊。
一个电话，卓万奎驾到。开口就是金玉良言：“银波，这个事情真是对不住得很，搞来搞去结果把你老汉的钱都搞脱了。你晓得，我是个爽快人，今晚我让我姐夫把钱送到你家里去。”眼看年关要锁，这口气说得看似实在，但还是让人不放心，毕竟我得迅速给父亲一个满意的交代嘛。于是把卓万奎拉到一边，问起工程的具体进展，又得出一些结果，原来这工程的好处光是在他姐夫那里便有十来天1,400元的收获，如今却是在赖账，按我们重庆话说，就是“啷个说都不耿直”。干脆直接去找发工资的四川施工员。“我是在你们这儿打工的民工杨庆华的儿子。直截了当地说，工资如命，已经拖了一个多月，我来要钱，具体工天我有记录。”毕竟是四川老乡，这人马上叫来工地老板，一顿狠批如下：“你是咋个搞起的？硬是不晓得利害嗦？都拖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不想过年啦？大年初四要开工，那个工地你还想不想要？”
工资即刻到手。问题解决得太过容易，全在意料之外。其后所听得的，便是一番客套： “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对，我们的名声从来都是响的，大家都是老乡，请多多包涵。我们这工程还要干好几年时间，以后你父亲再来这里，我们欢迎得很。”问题解决了，面子上都是灿烂笑容。工地老板推起自行车，往我这儿奔来：“杨兄弟，我搭你一程。”又是说不尽的好话，客套得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随即要了号码拨向刚才那位施工员： “对，我是杨银波。刚才还没来得及给你拜年，哈哈。我是个爱交朋友的人，有空到我家里转转，团个年吧。父亲的工资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在对待这件事情上，他老人家也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请你们见谅。只要工资来得踏实，我父亲第一选择还是到你们那儿去，忙还是要帮的，凡是逢得的人，我们绝不错过。”下车之后，搭个摩托车到五姑杨华芝家，见父亲刚坐下吃年饭，随手500块递过去，终于了却一件芝麻事。不过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已不如以往，团年饭吃过之后，我立即带他到医院输三瓶葡萄糖，让他打足精神，以好过个健健康康的年。
（二）习俗与娱乐
大年初一。当日凌晨三点钟仍没入睡的我们，四个钟头之后就开始享受老家特产—— “元宝”了。这时一位天津朋友曹矾纠正道：“是‘元宵’，不过你们这是大元宵，我们天津是小元宵。”火炮一放，向四个菩萨庙出发，烧香拜佛。母亲发愿：“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丈夫杨庆华不生病、不赌钱。”父亲发愿：“菩萨保佑我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保佑我的老父老母延年益寿，再活几年。”我把愿发得比较大声：“菩萨保佑一切说真话的中国人，保佑一切坚持良知与正义的中国百姓，保佑一切脚踏实地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青年。”庙中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与我常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的打工兄弟，有与我父母共生存同患难的云贵川渝四地老乡，有本地早晚两次必定点烛烧香的拜神者，有外来此地会见亲朋好友的团聚外客。待走出最后一间庙宇时，忽听得一位本地老妇发愿：“菩萨保佑医院里的老伴早日出院，保佑今后的病人看得起病。”路上又碰到天主教徒张振兴，他递来“双喜烟”，说道： “恭喜新年大吉！我和我老婆去教堂洗礼，呆会儿回来请你们吃饭。”此兄台的家乡，据说90%都是天主教徒。
回到家中，写对联贴墙。不几时，一帮民工同抵我处：“打牌打牌！银波，‘金八块’ 弄起！”这批朋友知我底细，我这人能打的牌达近十种之多，但早已发誓：“一生只打一种牌——‘金八块’，而且一年最多打三次，一般只打一次。”先前人不多，不得已打起“斗马股”和“大贰”。其后朋友越来越多，“金八块”正式开牌，五毛钱一金。赵廷生道：“银波，我运气不好啊。从昨晚打到现在，眼睛都想闭，已经输脱400多块工钱了，早晓得的话，跟你打‘金八块’算了。”我先把打牌规矩讲了，升个“一”、 “九”、“十”，出一对“四”，回道：“哪里？你的运气已经足够好了。一些民工腊月二十七、八、九，就把工钱输得个干干净净，大年三十买年货还得从我这里借钱。只是不争气，初一起床就去‘抓金花’，牌打得又大，一块钱垫底，50块钱封顶，不多几回牌又跑来向我借钱，这种人我干脆送他几个影碟让他去看录像算了。老话说，‘输钱只为赢钱起’，大家都晓得，我打牌完全是‘无回收投资’，等于送礼。”
周怀德大笑：“老弟新年大吉，竟说这些话。你一年到头跟我们做朋友，帮了那么多忙，这礼应该是我们来送才对。这副牌放在我手里有十多年了，牌打完了送给你，要不要得？”两圈牌一过，门前来了一对吹拉弹唱的乞讨者，递过去五元钱，略作询问，得知是从湖北小县农村来的，另有一拨他们的老乡也在此地活跃，为过年糊口饭吃。怎料才过半个钟头，另三位陕西来的妇女又来吹拉弹唱。我正欲递上五块钱，对面坐着打牌的梁天河拉住我：“有手有脚的，还没我们辛苦，别理他们。”父亲急躁道：“要给，就快点给他们，等你出牌呢。单牌还是双牌，双就是我赢，完全没话说的。”我先把五块钱递过去，恭手道：“三位大姐过个年不容易，一路走好。”回头出牌，“既是鸡年，就不要让他们在大年初一就过得那么饥饿。指不定哪天，你我也有落难的时候。大家晓得，我这人相信因果循环。何况，连穷人也排挤更穷的人，那社会就变得更坏。好比打这副牌，打个娱乐、打个感情，绝不把输得最惨的人输到尽头，这才有个盼头，不伤元气嘛。”
（三）普通中国人的情感
父亲早已下决心打牌打到大年初四，母亲一心邀请她的老乡姐妹们同看《西游记》DVD，我则来无踪去无影，携友人及我家爱犬“旋旋儿”走遍四周花草树木，分享农庄自然山水，与群鸟齐唱高歌，真是不尽至情不罢休，全然无限投入。或纵论天下之事，或涉及电影、音乐、武术，或评道家常纠葛、朋友聚散……。每到一地，若风景、阳光、池水怡人之至，则必吟诗歌唱，好不快意性情。如朋友多日所见，我重友谊远甚爱情，甚至视异性为兄弟，倒是惹得路人熟客误认为“银波终于要交女朋友了”，其实全不是这回事，哪怕说杨银波是“二十一世纪的梁山泊”那也说不过去啊。越与我深交的人，越能体会我的稚子之心与率真本性，情到激动时，心声献予群山听，声如洪钟，深情动容。只不过，当年那个受赠于父亲的绰号“杨疯子”竟到了我身上，也属于玩笑之一了。偶然间忆起大年初二下午，碰见一对田间夫妇，问他们：“初二也在收割蔬菜，辛苦啦。”听得的是一句朴实回答：“有钱才过得起年啊。”
相见时难别亦难，到了我这里，是“相见时易别却难”。朋友要离我而去了，往日欢声笑语徜徉的街道突然变得有几丝辛酸。送别的路上，我唯有以重庆方言独有的玩笑代替心中的不舍之情。“感谢你们全家人”，摩托车驶去的朋友郑重地对我说。这最后一句别离的话使我长时驻足于街边，久久不能回头，而旁边的商铺则响起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时，一位发廊小姐突然向我靠来：“先生，过年洗个头吧。”那十七八岁般的笑容背后是暧昧的双眼。我深吸一口烟，默默回头走向回家的路，脑海中是挥不去的友情记忆。却不料，那小姑娘再次向我追来：“先生，可以洗大头，也可以洗小头。”细听口音，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必是四川妹子。我掏出20块钱递给她，以地道的重庆口音对她说：“小妹儿，我的年已经过完了。我在外跑得早，大家都是老乡，拜托一下，请下次把‘洗头’说成是‘理发’。我的头发不用理了，但多多少少给你拜个年，为春节打个句号。”小姑娘莞尔一笑：“我不要你的钱。你是搞艺术的吧？”——“我叫杨银波，作家，一个关注普通中国人的作家。再见。”随即转身乘车回家。
此刻已是大年初五的深夜，屋外仍有鞭炮声、花筒声。接到重庆老家六姑杨华英的电话：“银波，今天你表妹满20岁了。”表妹吴志金抢过话筒，兴高采烈地说：“再过两年我要结婚了，现在男朋友也在我家。你过得还好吗？我很挂念你、二舅、二舅娘。”那男朋友也过来了，许是听得家里人把我吹得天地玄黄，没说几句话就结巴起来：“表哥，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和我们团聚？今年我们这一辈，就只有吴志金和你堂弟杨丰荣了。大家都盼你回来一趟。”常常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作为普通中国人的情感，竟是如此真切而具体，曾经相识的家乡气氛，令我时有发自内心的感动和祝福。我分析着矛盾、分析着问题、帮助着甲乙丙丁，这使我的所有亲戚都视我为所谓的“有出息”，并证实着“得道多助”的古训。与平常百姓的情感无异，我关心亲人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学习，当电话那边的鞭炮声响完，我竭尽全力保持住以往般的持重——
“大年初八邮局开门，我给我爷爷奶奶再寄去200元钱吧，请你们到时把钱转交给他们二老。家乡的土地已经退耕还林了，田可以做的，就把它做起来。土地没了，每年有 300斤稻谷/亩的补助。以后农村人空闲的时候多了，你们少赌钱，多学点东西。年轻一点的，在外打工多攒几个钱，要常常想到家乡的艰难。最后，为表妹终于成为一名教师而表示祝贺！”
放下电话，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口气。望着门前那副对联，久久沉思，零点的钟声却在不知不觉中敲响……
▓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5月30日
想投诉却找不到路径，想自杀还要被判三年徒刑，打得我遍体鳞伤牙齿掉光，才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训。从乡下到城里，为糊口而努力，想不到社会主义，也有人蛮不讲理。虽然我穷过你，但我们是平等的，亏你还受过教育，习惯狗眼看人低，没天理。——摘自网络歌手余洪泉《我只是民工》歌词
以下问题摘自我的笔记本，是来自社会各阶层朋友的具体提问。
一：杨先生，是不是因为你出身农民工家庭，才对民工如此关心？
杨：我给你看证据，你就知道这种根源并非仅仅来自出身。我接手的全是免费维权案件，有被拖欠数万元的，有断手断脚的，有走向行乞之路反被四处驱逐的，有数百名民工群情激愤共同签名上书的，有因为被拖欠工资而走向偷盗抢劫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工牌、工资收入单、工程方量工单、合同、病历、欠条，以及证人证言我都有保存，打开我的公文包，全是这些资料。我们换个角度，换成你，而你又是一个对公众权益有所追求的人，这些人就摆在你的面前，血泪交织，哀声嚎叫，哭诉无门，连最基本的法律术语都讲不出来，只剩下愤怒、恐惧和寄托，你怎么办？他们的信息渠道、社会基础，基本上被逼迫于强权与主流社会之下，而这些又是普遍问题，涉及中国为数首众的群体。你不帮助解决，社会成本高筑，他刚一离开说不定就去炸楼、杀人、劫财，甚至宁愿去坐牢，凭力气保证有饭可吃，真的是狠下一条心，心如死水。那么，你就要反问自己了：这还要不要人活啦？所以，面对现实灾难，维护弱者权益，是我们公民的义务；关心，是实实在在的救助。
二：今年你在民工这个群体之中，又打算做些什么？
杨：初衷不变，解决实际问题。我已看到我的社会基础在愈发确立，并呈几何级数量扩大，民工们笑说我一个人就成了政府信访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民工聚会中心，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实实在在地，我每天起码接待和相识五位民工，做的事情集中于三件：一，调查取证；二，代笔上书并交涉资方；三，普及法律，宣扬公民意识，必要时发起签名运动。如同行政者，行政工作本身并不难做，难的是行政工作之外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给自己留下空余时间，深度研究如何运用最低的成本去解决民工的实际问题。只要我的稿费收入有保障，暂且还能三餐不饥，那么这个工作我就会永远持续下去。除非我被强行踢出国门，到时我就只好拜托韩东方、李强等兄台 “收容”我了，哈哈。其实，民工问题的真正难点不是来自外部的侵袭与漠视，而是民工自身的奴性意识和势利短见，他们自己也憎恨一盘散沙，但绝少自觉地视他人利益为自身利益，这在一个残酷的社会竞争和打压之下，虽是必然，但必须自我纠正，恢复民工的自信、坚持与团结，结盟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上升于道义的整体提高。
三：来主动找你的民工，一般都是哪些民工？
杨：符合就近原则；网上、电话上的民工求助相对少一些。我对任何民工都说：“必要时，把受害民工介绍给我。”这种必要，是指民工与资方多次交涉无功。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只有这么多，剩下的是媒体资源、社会资源。媒体资源是短时奏效的，但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社会资源是不可知、难预测的。司法资源当中的法律援助，要求很严，时间过长，主动性差。所以，民工与资方的交涉是第一考虑，数次交涉无果，才选择走其它道路。这个时候，我就承担这条道路的开通。最近几天，我刚好打算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黄绢商量一下，再做一个对话式的系列演讲《民工的钱与命》，专门拿事实说话，谈工资，谈工伤。前者是经济命脉，后者是生命安危。目前，我做得最多的案件，集中于广州、佛山、东莞这三个民工大城市，由点及面，由面扩散到整体，估计不出明年，广东省一带的民工我都会具体涉及到。说起来，这种工作非常有激情，大多数民工都是与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朋友，我这个人谈得开，性格豪爽、坦率、义气，所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间经常有。谈得开了，朋友多，做起事情来相对顺手。
四：民工文化程度低，遇到急事忍耐性较差，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杨：不要把民工与文化低相提并论。依我看，现世诸人反倒应在为人处事的许多道德方面，仰视民工。这个社会最上层的人，凭借的是“文化”吗？不对，文化基本成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民工的忍耐性，取决于其自身最大的承受能力，民工都不可承受的事情，换作其它阶层，很难保证是个什么样子。我奇怪的是，别人断了一支手的巨大痛苦，反倒不如自己被蚊子骚扰半刻，这才是铁石心肠，低素质。中学、大学、研究院挽救不了民工的文凭，但是足够的信息量会迅速把民工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脾气、愤怒，任何人都有，但凡讲明后果，继而反复探讨各种解决途径，从最低成本的方式入手，这才是由忍耐变为出击，由被动变为主动。我发觉我与民工的关系，基本等同于一个无组织形式的工会，虽是松散，但联系紧密、来往密切，如同家中的兄弟姐妹，同时我也在大量搜集民工资料信息，期许组成完整档案，方便民工彼此交流，彼此互助，形成足够大的缓冲层和救援体。杨银波不是包青天，也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我没有任何权力与足够大的资本，但却的确成功解决了一些艰难的劳动纠纷案件，这证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存在希望，绝不是黑到底的那种程度。当然，这需要智慧，甚至需要狭窄范围之内的必要“外交”。
五：如果你解决不了民工的问题，你如何面对他们，如何面对纷纷扬扬的舆论？
杨：谣言止于公开，但苦于没有公开可视的机制，所以只好解释到几分便是几分，随它去。许多人是只知其外、不知其内，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用强求，这在事先应允帮助他们之前就要做的心理准备，是一个必要代价。就算是一个被授权的代理律师，无论官司输赢、长短，写起诉状或答辩状，帮助调查取证，出庭辩论，以及交通费，这些都是要收钱的。收了钱却不一定能打赢官司，何况我作为一个业余者，一分钱不要去做超过一般律师十倍以上精力和时间的事情。我的尽力而为，是在可操作余地之下的最大努力，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会免费尽我所能努力到的程度，而后请政府方面的朋友，或者律师朋友，来做处理。律师方面我有许多朋友，且承诺：“必要时，请廉价相助。 ”这种业务上的联络，对于律师而言也是好事，多赢局面的可能性很大。你说，我获得了什么呢？生活的激情，现状的了解，言论的反思，说到底，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和战斗能力。这种自信的姿态，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千金难买啊。每个案子都像是一部作品，其中的是非曲折、风霜雨雪，都是我这一辈子不可忘却的历程。另外，我还觉得，一个有所追求的公民，不但应有人文关怀，而且还要有历史观，即百年之后的历史定位，如此抚今追昔、遥望世纪，那才真的感到万象时空，人生并未虚度。
六：得罪地方利益是最危险的事情，我很奇怪你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安全？
杨：我很早就说过，心本无声音尽开，这是自我恐惧，何必呢？拿宗教的话说，这叫心魔，你怎么驱逐它？必须心生浩然正气。其它的嘛，深厚的人际基础，广泛的同盟朋友，接近专业程度的法律运用能力，必要的体质，都很重要。我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纵横家，但一定是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公民。如果实力不在乎人心，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更大的实力去压制相对较小的野蛮实力，这需要广结同盟。罪恶者都是不安全的，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担忧的是出卖与倒戈，而我是安全的，没有这个担忧，我一切公开，看你怎么下手。实际维权过程之中，我倒是结交了一大批“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这是极为精彩而重要的人生，真是快意恩仇！再者，我必须强调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民工维权工作的重点，我的痛苦与民工的痛苦相比，实可谓九牛之一毛，两者相提并论未免显得矫情。想做又不敢做，全是长篇大论、空话连篇，看不到实际的行动，这在民工眼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物！你要自问，你如何获得他们的基本信任？如何相信你是在帮他们而不是在害他们？你要深度了解他们的心理，这样你才知道原来维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工作，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人生。对此，包括我在内，都在不断累积经验，时刻准备着。
七：我也想和你一起参与民工维权，为劳苦大众做点实际的事情，你能同意吗？
杨：是“支持”，不是“同意”，因为我不是你的上司。很明显，条件是不具备的，这不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工作，你的经济无力从中获得，并宽裕。我告诉你，就连被称为“戏子”的演员，他们的敬业可能你都无法达到。他们为了和导演管虎一起拍《生存之民工》，和民工生活长达三个月，这种生活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观。那不是一般的痛苦，但这偏偏就是职业要求。你先去打三个月工，再来考虑维权，到时你就知道原来你根本就无法做个旁观者，不能像茅庐里的诸葛亮那样指点江山。刚刚接待一个民工，他在建筑公司负责打杂，几个月下来，反倒欠钱，每个月只能靠借支生活费来维持生计，现在连生活费也借支不到了，只好联合众兄弟一起罢工。他亲口对我讲：“银波，我打工都打怕了！”那么他今后的道路怎么选择？他准备去做清洁工作，工资虽然低，但至少每天都能见到现钱。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民工，你准备怎么办？帮他追讨工资、生活费？帮他寻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我告诉你，没这么简单。因为，这种不稳定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无限反复当中的一次，所以你必须建立档案，从信息方面去搜集有关解决民工就业的问题，他们无限反复的失业其实比劳动纠纷还要来得严峻。我周围十多个民工都闲下来两个月无工可做了，所以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维权人士，你应考虑给他提供一条活路。这种工作，不是个案处理，而是现象处理，仅次于立法动议了。
八：阴暗面我也见识了不少，但最后得到什么呢？只有愤怒，唉声叹气，除此以外就是人整天垂头丧气。你存在这个问题吗？
杨：我过去的阴影在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但现在的阴影是这个社会本身的黑暗程度超出我的预想。民工问题，就像一场接一场的拉锯战，这需要勇气，所以开战之前都是要喝“壮胆酒”的，当你的脚踏入战场一步，你的命运就是随时准备牺牲。没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撑，你的人生观念全在束缚之内，而最大的敌人就是束缚者与被束缚者的同一体——你自己。哀叹，是心灵抗争最消极也最不争气的表现，愤怒是一种权利，但这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都是拦路虎。你不能因为不了解证据意识，而否定证据的必要，所以你唯有补充证据，完善证据；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彻底否定同类事情在全中国都是遥不可期，因此你要改变它，调整你的选择，把自己冷静下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突破口。我从来不相信人一生下来就是走向绝路，除非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但只要他的身体还活着，就算是个行尸走肉式的活死人，也不要轻言抛弃这个世界，抛弃自己。再者，心灵抗争本身也是不完整的，不可视的，所以必须要有行动，这是对暴虐的公开回击、否定和改革。你不去主动做这些事情，反而哀莫大于心死，仅仅收获到历经苦难和折磨之后丧魂落魄的残局，以后再受重创，谁来保护你？谁来关注你？公民呐，拯救自己终归靠的是自身，这也是我对所有民工的期许。
▓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9月12日
许多年过去了，这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再也无人提及。但是，作为他们的亲人，回忆起那 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忍不住要为尘封的底层留下一些见证或记录。仅以我的近亲为例 ，曾患精神病的亲人就达六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外婆朱云富、大姨梁如会、六舅梁如 明、七姨梁如芝、五姑杨华芝、七娘贾先秀。精神病在我们家乡也叫“神经病”、“疯 子”，这个不为人喜、常被人厌的群体，为何偏偏在我的亲人之中如此集中？事后证明 ：这并非遗传所致，而是现实处境和思想重创的惨痛结果。
⊙梁如会
梁如会、梁如明、梁如芝都是外婆的子女，我曾留下《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外婆朱云富》一文，然而外婆失踪至今毕竟已达20年之久，她现在何方仍无音讯可查。当年，她只因邻居的小猪吃了她买的红薯藤苗与大外公（外公的大哥）发生矛盾，被泼粪水，号啕大哭。遭此欺辱，她精神崩溃，从此一蹶不振。当时大姨梁如会已经嫁给村民冷文汉，孰料数年以后，大姨也与她的母亲一样，突发精神病。
1999年春，大姨去世。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七叔杨明华告诉我：“药吃多了，中毒死的。”正是因为这一句话，直到今日其实我仍然在怀疑大姨的死并不单纯。大姨相当勤劳，骨瘦如柴，她活着的时候总是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做家务。从新岸山村3组的大石坝到朱沱镇煤厂、镇酒厂（含高粱糟）有七里路那么远，好几次我都看到她光着脚板，穿着满是补丁和泥土的衣裤，高高卷起裤底，挑着担子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好几趟。
可是大姨的勤劳并没有换来富裕，反倒成为这个家庭经济危机的发泄筒，时常被丈夫毒打。我母亲回忆说：“那才是真正的当牛做马，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下场却是这样！”这个“下场”，就是大姨一身的疾病。在完全没有医疗费可付的这个家庭，她只能凭借信神求佛。那年头，附近的几个村都有一些土庙，观花照水，即是“治病”。好几次我看到大姨从那些庙里回来，用纸包着一些纸灰，然后混入冷水中喝下，这就算是在“吃药”了。
小小年纪的我，那时尚不能体会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艰难。尽管他们一家用尽全力去喂猪、喂鸡、喂鸭、喂鹅，又承包着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田土，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一贫如洗。她的大儿子冷方祺当年是何等聪明，最后也只能辍学，外出打工；二儿子冷方华倒是能混，比如打牌、调皮之类的，为亲人所担忧。最糟糕的是，丈夫皮鞭、棍子、拳头、腿脚的暴力，使大姨的精神彻底崩溃，疯疯颠颠。病愈之后，又回归到“当牛做马”的那种状态。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姨是在1998年冬。我无法忘记那个寒冷但又颇为温情的夜晚，她把自己半年都舍不得吃的瘸腿的母鸡给杀了，一份炒芹菜，一份做汤。在丈夫面前，大姨平时一般不说话，那晚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爸爸妈妈在广东很辛苦啊，银波你要争气，要读好书，将来就会有出息了。”还半开玩笑地说，“就怕哪天你要是当官了、发财了，大姨我走到你家里，你都不认我了。”说得我心里很是沉重。
1999年春，大姨的死有这样几个版本。版本一：死前三天，她的大儿子冷方祺在外省搞建筑抬玉制板时，从楼上摔下，右腿被板压断，终生残疾，大姨因此自杀。版本二：村医开错了药。版本三：被有的人（暂不点名）陷害致死。版本四：自己把药吃过量了。当时所有人都伤心同情她的离开，加之病床上的冷方祺身带重伤也乘车赶回重庆，家境悲惨至此，一时间情形特殊，未惊动警方，唯有相信版本四。事后，许多人持有与我母亲同样的看法：“哎，死了也算解脱，大姐来生再享福吧。”
⊙梁如明
六舅算得上是个习武的奇才，然而终因走错方向，受到法律制裁，如今已出狱多年。按许多民工的说法，他是个闯荡江湖的人，曾有亲人见他一只手就把一个130斤重的人高高举起，并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人按在腋窝底下“打圈”乱转。外婆失踪、外公去世之后，老家曾留下几间破烂不堪的瓦屋，六舅就是在那里先拜村民张华友为师傅，再看书练习，练得一身好本领。八舅梁如兴年少时，也曾得六舅真传，只不过“要想打人先要学会挨打”，八舅吃了六舅不少亏。比如，有一日凌晨五时，八舅“站马”，被六舅猛力横扫三米之外，五六分钟爬不起来。
后来，六舅到新疆等地闯荡，纠集了一帮江湖弟兄，打三个擒五个，吃饭不给钱，耍得一身霸道脾气。临走前，人称“仗义得很”的六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可怜的贵州女，此女哮喘病十分厉害，被六舅安排到一个村民处，并给村民2000元钱，要这一家人悉心照料。几个月后，六舅来到我家时，满身肌肉青筋显现，拍桌子打板凳，扬言要开个“茶馆”、“武馆”甚至“妓馆”，我父母胆寒不已。当晚，六舅又到师傅张华友处喝个烂醉，喝酒时头扎红巾，称王称霸，狂妄非常，且欲与张华友比武论英雄。
烂醉的六舅连夜赶到放置贵州女的村民处，一问之下得知贵州女已离开，并已嫁作他人妇。六舅大怒，焚烧该村民家中所有值钱行当，如衣服、门窗、录音机、电视机等，皆被毁于大火中。警方赶到时，无人敢近六舅身体，与之周旋多时。最后被诱擒，上警车前背部被警察猛击一大棒。而后，吃尽刑讯苦头，被几乎打得半死，“虎”遂成“猫”。经查，当时六舅患有精神病，故而轻判。在监狱时，六舅得出一些不寻常的体会，虽有“号霸”的名位，却还算对狱友客气。出狱后，六舅改做建筑，先在云南、广西，后到贵州，目前正在包工地。
⊙梁如芝
七姨命苦，18岁就因家境极度穷困，嫁给了远在重庆江津的刘万文。七姨本身长得非常漂亮，温柔、体贴，富于同情心，然而她却已疯三次之多，如此反复，令人悲怜不已。七姨的婆婆非常刁蛮，婆媳关系无一日不紧张，如此多年受婆婆辱骂、挑剔，即使七姨产下一子一女也不例外。家庭经济长期不景气，农活繁重，加之婆婆怨言又多，长此以往，七姨精神崩溃，疯了。怎料治愈以后，家中又发生事端：远在重庆中心地区打工的丈夫刘万文因偷窃电缆线等物，被判刑。
丈夫为何偷窃？七姨得知：刘万文染上赌瘾，欠债累累，遂犯盗窃罪。这一打击，使七姨彻底失去信赖与依靠。在刘万文服刑期间，七姨在贵州一处工地上被一个人爱上了，她也确实爱上了这个人，这个人叫谭飞。然而，这段不寻常的恋爱才开始不久，便遭到五舅梁如德等当时身处工地的亲人们的强烈反对。七姨坚决不从，为此在一时情急之下，被五舅闪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七姨再次疯了。不久，只认一个人为亲人的七姨被送到了这个人的家中，这个家就是我母亲梁如成的家。
我目睹了无数次七姨的疯颠，然而离奇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她都总是维护我母亲的利益。我唯有见过她们两姐妹的一次争执，那次是我父母发生嘴角，七姨在旁怒视我父亲，并狠狠摔下价格昂贵的西药，洒得满地都是。七姨刹时冲出堂屋，跑出几百米远，在山坡间被我母亲死死抱住。七姨疯狂挣扎，破口大骂，甚至辱骂我母亲，母亲气急，甩手一个耳光打在七姨脸上。这下子，七姨镇定了，两姐妹抱头痛哭。
在我家的照料下，七姨康复得快差不多了。几年过后，刘万文出狱，知道当年七姨与谭飞的事，于是前往谭飞处与之决一死战，双方均负伤。此后，七姨仍跟随刘万文到重庆万州，开始是摆摊做水果小生意，后来七姨身体不支，刘万文买拖拉机四处收破烂养家，一个人养活四口人。怎料今年七姨又疯了，急送医院治疗。医院诊断说：“精神脆弱，过于忧虑。”出院后，接七姨来电，说：“我的身体已经140多斤了。”银波遂略感欣慰。
⊙杨华芝
五姑是个爽快人，相当肯干，目前在广州一家“开心果厂”上班，月工资500多块钱。五姑父温绪伦搞建筑一时半会没有活路干，又暂时得不到工钱，所以现在五姑身上的担 子特别重。听她说，小时候她双脚都是烂的，但读书成绩很好，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了，稍长一些，嫁得很远——五姑父在江津朱杨镇。现在那里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空有周围竹林、池塘环绕。
朱杨镇大多数村里的土地都是沙土，所以唯有多种地瓜、花生、柑桔，别的农作物一般很少种。小时候，我去过五姑家几次，在高高的可眺望长江的山坡上，有一间阴暗的老瓦房和一间大草房，房屋背后是一口小小的坑塘和几株莲藕，别的庄稼都种得很远，一年到头实在没有几个余钱。只不过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姑会带些土产品，用背兜从家里走路去乘船一个多钟头，再走八里路到我家，光是那些土特产就让我们这些没种过地瓜、花生、柑桔的亲人们乐上半个多月。
后来一个消息把我们都震住了，五姑疯了。疾病太多，没有余钱治病。农村里，大都是割些草药，“咕咚咕咚”喝完就出去继续干活，所以疾病总是好得没那么快，反而多了其它许多病。五姑疑难杂症实在太多，尽管丈夫是个手艺人（石匠、木匠），但家里就是凑不出钱来。现在回想起来，五姑说：“所以啊，人千万不要想得太多，想那么多反而给自己增加思想包袱。”病愈以后，五姑非常乐观，无论出现怎样的家庭危机，她都一步一步撑到了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让五姑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有和丈夫发生过任何大吵大打的事情。到广东以后，她相当适应这边的生活，并多了数不尽的朋友，单凭这两点，她可以说强过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村人，而这恰恰是因为她这个人耿直、乐观、吃苦。五姑父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也改嫁了许多年，而我爷爷、奶奶还健在，对于五姑、五姑父来说，最让他们牵挂的其实就是这些健在的老人。五姑说：“人的生死是算不到的，生的时候多做些好事，多照顾一些，等老人死了，自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贾先秀
七娘是贵州人，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她是一个“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的人”。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三岁的时候女儿在黄蟮池旁的小坑塘里淹死了，那时我已经满了10岁，跟着七娘、七叔从家里跑到村里的医疗站，时间拖得太久，没希望了。第二年，七娘怀孕，怎想到孩子还没生出来就胎死腹中。到了第三年，再生孩子，孩子是生出来了，可是接生的医生却不小心用手术刀在肠子上划了一刀。最先是一个小缝，后来成了小孔、小窟窿，最后成了大孔、大窟窿，直到肚子也烂破了，吃的东西全都流了出来。
伤心欲绝的七叔和我们，没有任何一人会认为七娘将逃过这一劫。我那时很少看见七娘从屋里走出来，有一天太阳很暖和，大家扶着她出来晒太阳，那副“活骷髅”简直吓坏了我们：皮包骨头，双眼下陷，说不出话。按后来七娘的话说，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吃的药留不住，吃的饭留不住，不流血，却流浓。也许命不该绝，七娘竟渐渐地奇迹般康复。到今日为止，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儿子杨丰荣也年满10岁，且在读小学四年级，已可以帮助家里割猪草、看鹅鸭、煮饭食、捞竹叶了。
生育没有把七娘拖下水，但七叔的赌博、亲人的矛盾却害惨了她。我爷爷说：“这个不幸的杨家，半月一小打，一月一大打。”贫穷与野蛮，总是周而复始地转化、演变，小事变大，大事趋严。贫穷的另一面，是贪欲的膨胀，因而赌博在杨家的普遍和被憎恨的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从小到大，我目睹七娘、七叔的打架乃有数十次，我参与劝架、说服的次数也有数十次。即便是在最近几年，家中倘有矛盾升级，要么有人受伤，要么有人气得病倒，我总是第一个接到问“该怎么办”的电话。这种悲剧实在太多，野蛮的是过于自卑背后的自狂，我时常警惕这种心理。
七娘对我们这一辈是相当客气的，但亲人的评价却是：“泥糊心（猜疑心）重，犟。”她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离家出走未果的情况下，最后精神崩溃，疯了。那时我的年龄也不大，母亲、五姑都到永川去照顾她。母亲回忆说：“你七娘象一个跟人赌气的小孩，总是大哭大闹，要这要那，在病中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说是那个精神病医院里面最难伺候的一个人。”病愈之后，七叔早已欠债累累。有一次，七叔让我代他写封信，我走进屋里，看见他撒下一大片写有字的废纸。在那封信中，他总是一个劲儿地向借给他钱的人说“对不起”，前后竟有17个“对不起”。
后来七叔买了一台抽水机和柴油机，以最便宜的报酬标准为村民服务。而后，又买了一台打豆浆、玉米浆的机器，日子稍微好了些。但七叔毕竟是个残疾人，他的双脚、小腿到处都是撕裂的伤口，每年要搞上好几回。七娘病愈后，家中负担虽然在一点一点地艰难地减轻，但多年“负债压力”下的生存，仍然使两口子此伏彼起地闹矛盾，有时甚至伤及无辜。今年我父亲回到老家，就是因为劝架，反而被七叔打得全身浮肿，花了几百元钱才能动手做工。尽管如此，多年以来，七娘的儿子还是我捐助亲人教育的其中一人，不管家中有怎样的矛盾，我仍坚持“孩子是无辜的”。
⊙后记：未记述的那些人
还有一些亲人也曾患过精神病，有的甚至已经失踪或者死亡，比如杨定华。此人多年未有音讯，是我弟弟杨丰友的大表姐的丈夫。现在许多亲人都记不得这个人的姓名了，但我却牢牢记着。他的孩子名叫杨洋，现在已有11岁，与我弟弟杨丰荣在同一班级。杨定华清醒的时候，为人非常谦虚，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打过“金八块牌”，对我们这种小兄弟非常照顾。可惜后来由于家庭经济的问题，杨定华太过忧虑，郁郁成疾，疯了之后一时半会治不好，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这些事情，我记得太过清楚，实在是因为所有悲剧的后面，都包藏着相当震撼的见证。只不过，当我时隔多年回忆起来的时候，把往事轻描淡写了一些罢了。
▓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官员成腐败案高危人群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杨明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近两年政府系统80%以上的案件直接或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一般涉及金额较大。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指出，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都反映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领导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缺乏自我约束力，有的甚至明知会触犯法律仍我行我素滑向腐败的泥潭，教训非常深刻。
查处局级干部要案13件13人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谢宝怀通报，2007、2008两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合计立案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580件637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的要案90件93人，局级干部13件13人，处分党员、监察对象504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1人。其中，政府系统违纪违法案件198件227人，占34.14%和35.64%.案件体现了几个特点：
一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突出，集中表现为贪污贿赂和失职渎职。其中，贪污贿赂106人，失职渎职62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6.70%和27.31%.
二是群体性作案特征明显，窝案、串案较多。
三是经济案件发案率高，以权谋私的案件比较突出。从发案原因来看，政府系统80%以上的案件直接或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一般涉及金额较大。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中介行贿”方式日渐增多
四是行贿受贿形式日益多样，方式更加隐蔽。谢宝怀透露，当前日渐增多的是“中介行贿”的方式，即行贿受贿的双方不直接接触，而通过中介进行联系，这种行贿方式更加隐蔽。
五是年轻干部成为案件发生的高危人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注重对一些年轻干部实施长期感情投资，进行‘期权’谋利。”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将围绕“机关服务年”活动，进一步拓展电子监察领域，推进电子监察工作向街（镇）延伸，将电子监察系统向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工作领域拓展。上半年将所有行政审批事项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同时，开展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专项效能监察，确保治水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廉洁、安全地完成。
干部要自觉管住“小节”
苏志佳强调，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要做到三条——首先要恪守从政道德，办事不图回报；其次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管住“小节”；第三要主动接受监督，正确运用权力。
“少数党员干部工作的出发点不正确或者在各种诱惑面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正常的工作、职责内的事看做是自己给别人办事，因而接受别人的‘回报’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问题，甚至违纪违法就不足为奇了。只要我们心里想着群众，想想自己也是从一个普通的群众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人家来办事就好像自己当年去办事一样，希望得到热情周到便利的服务，你就会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履行工作职责。”
苏志佳说，从近年来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看，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都有一个从不拘“小节”到丧失“气节”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他们大都从帮助朋友、同学、老乡等办事开始，发展到一起吃吃喝喝，甚至认为逢年过节收个一两千元的红包没什么，不过是人情世故，属生活小节。他们往往忘记了曾经为对方办过事，业务上有过交往，或者本身就是合作的伙伴，收受这些红包就是违纪违法。以至‘红包’越收越多，几年下来竟然收受‘红包’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些教训值得记取。”苏志佳强调，“一个党员干部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离得越远，与违纪违法就靠得越近。”要做到自觉管住“小节”，一要谦虚谨慎，严格要求，洁身自好；二要保持良好心态，把快乐建立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上；三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四要慎交善交朋友。
▓深圳摊贩捅伤城管续：袭击行为被指蓄谋已久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刘启达
前日下午2时左右，练士滔、卢光伟等4名城管队员在深圳新安街道沃尔玛门口天桥上执法。
卢光伟与练士滔礼貌地要求天桥上一名女摊贩停止摆卖，劝说过程中，女摊贩竟悄悄地从腰包里掏出一把小刀朝卢光伟左手手腕割去。两名执法队员并未退缩，也没还手，仍试图将其礼貌劝离。
这时天桥上另一名男摊贩突然手持一把尖刀冲了过来，朝练士滔狠扎两刀，随后逃跑，女摊贩则被城管队员控制。
昨日，记者从深圳宝安人民医院了解到，“深圳城管队员被刺”案中的主角城管执法人员练士滔目前伤情已经暂时稳定下来。
而行凶者的妻子昨天表示，希望丈夫不要再逃跑了，早日回来投案自首。而深圳警方目前已成立专案组正全力追捕行凶者。
街道办：袭击行为或蓄谋已久
据宝安区新安街道办执法队队长刘锡贤透露，城管队员之前和这对夫妻摊贩打过多次交道，夫妻摊贩可谓“屡教不改”。在之前的执法行动中，女摊贩就曾经拿着刀对着城管队员。这对夫妻袭击城管的行为，很有可能是蓄谋已久的。
记者了解到，凶手从练士滔后背插入的第一刀，深入体内约20厘米，造成练士滔后腹膜巨大血肿，肠管破裂。第二刀从练士滔右前胸斜插入，造成其皮下伤。
练士滔目前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在3~5日内，他的伤情仍相当危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执法队：将对队员做心理辅导
昨日，刘锡贤告诉记者，执法队以前也曾遇到暴力抗法的情况，但从来没有这次这么严重。
对于此事，执法队为了保护执法队员，首先要让执法队员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训练应对危险情况，同时也要给执法队员配备相关的执法防护设备。刘锡贤说，经过此事，队员心理压力很大，针对此情况，也将会进行适当的心理辅导。
警方正全力侦办此案
事发后，行凶者逃离了现场，只有其妻子被控制。被警方控制的女摊贩——行凶者的妻子昨天表示，希望丈夫不要再逃跑了，早日回来投案自首。
据了解，事发后，宝安公安分局值班领导赶到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并部署侦破工作，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目前，警方正全力侦办此案，深圳城管部门也将于今日披露整个事件过程。
新闻回顾:深圳摊贩背后刀捅执法城管(图)
26日下午，深圳摊贩老帅用刀捅伤执法的城管队员练士滔。伤人后老帅逃跑。老帅的妻子称，刀捅前双方没有打架，只是有些拉扯。
▓应对猪流感，当以SARS为镜鉴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周东飞
自4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以来，疫情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蔓延。除北美洲外，南美洲、欧洲、亚洲相继发现疑似病例。应对猪流感疫情的警报，已经在全球拉响。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亚洲在应对猪流感上准备得更好，因为亚洲具备曾经应对SARS的经验。新加坡卫生部长许文远认为，SARS期间建立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和累积的经验，将有助于该国应对猪流感的挑战。
其实，勿需介绍如此详细的背景资料，中国民众仅从报纸封面发表的墨西哥市民纷纷戴上口罩的图片，就一定能产生感触和追忆。2003年SARS袭击亚洲，“口罩之城”一度成为中国最为常见的风景。所幸的是，中国最终经受住了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即便是在6年之后重新回首，仍然有惨痛的教训需要铭记在心，同时也有珍贵的经验需要传诸后世。以数名高官被问责为开端，疫情瞒报的痼疾得以清算，包括增进公共卫生事件透明度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开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体系的漏洞在SARS事件中暴露无遗，痛定思痛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疫情直报及疾病监测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制度得到完善。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以教训警示当下，以经验启迪未来，这些既可以看作补偿内容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获得更大进步的保证。从当前的信息来看，猪流感疫情尚在国门之外，但是中国未雨绸缪的应对已经启动。疫情信息的披露和发布及时通畅，关于墨西哥猪流感的报道通过报纸、电视、网络正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公众。卫生部27日已启动防控流感大流行领导专家工作机制，国家质检总局也于日前发布紧急公告，公布四项严防措施，防止人感染猪流感传播，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健康安全。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已相继贴出了有关人感染猪流感病毒的症状以及预防措施，并迅速被媒体转发。
香港自4月25日加强对猪流感的监测后，已接到3例疑似病例报告。27日晚，特区政府卫生部门宣布，经过检查3人均未感染猪流感。这一事例在让人如释重负之余，也让人进一步感受到全球同冷暖、疫情无国界的沉重与紧迫。要真正在防范疫情方面做到未雨绸缪，就应当将情况估计得严重一点，将计划准备得充分一点。事实上，经历了SARS的中国民众也早已不是闻疫情而色变的民众，他们懂得只要科学应对协力同心，前所未有的SARS危机尚且能够度过，猪流感疫情当然不是过不去的坎儿。当务之急或许在于检视SARS以来的基层防范体系，及早发现和弥补其间存在的疏漏。前不久，少数地方在手足口疫情上报中存在的不规范、不严密问题，至少提示了应当引起警觉之处。
SARS经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也应当成为全球共享的资源。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尔多27日说，墨西哥会考虑接受中方就抗击人感染猪流感所提供的援助。他同样提到中国成功防治SARS的经历，其实这些经历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援助的一部分，而且需要分享的绝非墨西哥一国。世界银行2008年曾预测，如果出现流感大流行，全球可能要付出30万亿美元成本，并造成全球GDP下跌近5%。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于疫情冲击经济的担忧有可能导致全球联手应对疫情的努力出现隐瞒等问题。我们当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应对疫情需要透明，需要行动，需要以人为本。
▓12岁男孩在派出所被打20多耳光 被要求擦车
来源：华商报 作者：李华
两少年打架，一方叫来民警将对方带到派出所“调查”。昨日，躺在病床上的12岁男孩小印(化名)捂着左脸上的伤痕难过地说，自己在派出所里不但被民警殴打，还被要求擦了几个小时的车。
少年：派出所里被打20多个耳光
小印说他在富平县庄里镇初中上学。4月24日下午4时许放学后，他在镇街道一家游戏厅因争游戏机与15岁的小柯(化名)打架，对方指着他狠狠地说：“你等着……”约40分钟后，街边停下一辆车，来人问小柯是谁打的，小柯用手指了指小印，小印随即被拉上车带到富平县公安局庄里派出所。
他说，一进派出所值班室，一名穿运动鞋的便衣民警就开始打他。“他连着打了我20多个耳光，还让我蹲下，在胸口连着踹了好几脚……最后就要求我去擦停在派出所大院里的5辆车，其中有两辆警车。”小印说，当时自己被拳打脚踢时，值班室内还有4名民警正在看电视，“他们嘻嘻哈哈冲我笑……”打人男子还威胁他，再不老实就把他铐在院子里的树上。
协警：孩子主动要求擦车
小印的父亲说，当晚不见儿子回家，就让女儿去找，后通过同学打听到消息。等赶到派出所后，他看到脸部肿胀的孩子在提水擦车，值班民警说等外出办案民警返回所里确认后才能领人。直到晚8时多见到民警孙刚，他才将儿子接走。
25日，小印住院治疗，医生诊断面部肿胀，伴有耳鸣、恶心、呕吐、胸部疼痛，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昨日，他的同学冀某证实，发生打架后，对方最后叫来了穿便衣的警察，把小印带走了。
昨日下午，庄里派出所副所长马向锋表示，办案民警和主管领导都不在，要等周一上班才能了解情况。但此时来所里寻找孩子书包的小印的父亲，却在楼道里遇见了孙刚。
孙刚表示，自己是所里的协警，当日是接到小柯报警后，才和警长李某一同处警。经小柯确认后，民警将小印带回所里调查。“我带人上车，一扭头，报案人就不见人影了。”孙刚否认自己曾动手打小印，并有同事可以作证，自己当时问过小印，想通知其家人，但小印说不出家人的电话。至于擦车，他说是小印主动要求擦车的。后来他要出警，也就同意了。
家人：处警记录是刚填的
记者询问调查笔录，孙刚表示要等到周一上班后看领导决定是否移交给谁主办此案，目前调查笔录还没做。在值班室，宣传栏上原先公布的孙刚的照片、警员职务、联系电话，也变成了空白。记者翻阅当日的处警记录，上面的记载只有几句，只有小印父亲的电话，并无小柯的联系电话，小印的家属认定“这个记录是刚刚填写上去的”。孙刚称小柯也是庄里镇初中学生，当日也没留联系电话，至今联系不上，并否认自己认识其或与其有亲戚关系。
小印家人表示，这个警察真会“自圆其说”。小印的母亲说，事发后，孙刚曾托中间人来医院探望说和遭拒绝。昨日上午，来了两名可能是县上某部门的男士，告诫小印家人不要“对外声张，扩大事态”。
▓别再说“作案手法非常专业”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云南铜业70余人集体腐败，涉案金额高达20余亿元，光董秘陈少飞就挪用公款7．6亿元操纵股票。云南省纪委副书记郭志宏近日指出：“陈少飞等人作案手法非常专业，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通过查处这个案子，我们纪委的同志感受到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云南铜业党委副书记陈云祥也感叹说：“他们做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事情，许多事情做得太专业啦，我们也没有察觉到。”
腐败分子做得很专业，外行人看不出来，这是现在各方面的一个共识。这是对腐败长期存在的一个解释，也是对有关方面“看不出来”的一个解释。
问题是，到底谁是外行人？那些纪检监察人员、企业领导人，也把自己划归“外行人”，让人不解。以前人们常说，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无非是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内外勾结。奇怪的是，手段并不高明的腐败分子，却能长期腐败、顺利腐败，无人觉察、及时制止。
但眨眼之间，腐败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倒是我们自己外行如旧，看不出其中奥妙。
不知道是腐败分子搞起了“末路狂奔”，还是我们自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甘落后。反正人家已经专业化了，远远地跑到前头去了，我们既然看不出来，自然就没有发言权，只好由着他们为所欲为——腐败分子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正可以抓住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人规定腐败分子永远只能采取“并不高明的作案手段”，而不能走“专业化道路”。即使他们曾经普遍采用“并不高明的手段”，也没人禁止他们有朝一日“专业化”。
腐败分子长期腐败、集体腐败，你却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不是没有履行好自己的本职嘛！因为腐败分子“专业化”，所以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很荒唐的逻辑。这样的“外行人”该不该反思？
当然，“我们纪委的同志感受到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算亡羊补牢。腐败分子总能以这样那样的原因得逞，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而且要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利益泥淖让博士点斯文扫地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毕诗成
继徐州师大申博失利十余名教授停教抗议后，近日，西北政法大学以“程序违法，结果不公”为理由，向陕西省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对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确定的第十一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进行重新评审。在此前的评审中，信心满满要结束没有博士点历史的西北政法大学落选了，据说在校园内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人民日报》4月27日）
现在之所以申博风波迭起，盖因国家对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了政策调控——此次评选结束后，2015年前将不再进行新的评审，这意味着下一次申博至少是6年后。以往间隔时间短，忍气吞声还能“忍”住；现在要一忍6年，干脆放手抗争一回，或许还有点胜算。于是，有了大声说“不”。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的“举证”，此次评审存在多重问题：一是有的院校申报材料中存在明显造假，省学位委员会未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专家评审制度走了形，专家组成不合理，评审时间仓促；三是评审过程不规范，在有高校申诉后，学位委员会在人数未“过半”情况下，举手表决了专家评审结果……类似问题，显然不只陕西独有，徐州师大“专家评审时名列第二，省学位委员会推翻专家意见令第三名晋级、第二名落选 ”的遭遇，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年，学术研究浮躁之风大涨，“弄”到博士点成为高校领导最重要的政绩——各种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大学无所不用其极地搞公关；管理者的评审权成为教育界的“肥肉”；评审专家乐得被“利用”得名得利；为了申博，一些高校高价引进两院院士，一个院士可以在数所高校挂出“幌子”；为了申博，一些高校不惜多面造假，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申报博士点堪称一件斯文之事，如今却斯文扫地。
即便是西北政法大学这个“被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表现出的也是毫不掩饰的利益考量——“如果这次申博不成功，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将继续被其他高校‘挖角 ’”；“如果这次申博不成功，西北政法将沦为一所三流学校”；“很多办学不过短短10年的工科大学法学院都申请到了博士点，我们有70年办学历史的学校没有博士点，这叫我们怎么接受？”这些“图利”的声音是非常坦率的，甚至已经被包裹到“西北地区法律人才赶不上发达地区，是因为整个西北5省（区）司法系统的法学博士屈指可数”这样一个“国家大利益”之中，但越是坦率诉求，越是让人不安——中国的博士点，何以能肩扛如此多的重负？难道神圣的博士点只剩下“利益”，而不需要独立、纯粹的责任吗？
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用20年走完了美国100年的路。从数字上看似可认同，但对于其中的揠苗助长，我们是否有足够警惕？是否有相应措施予以规避？现在真的看不到。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其前些时公开发表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指出，“至少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但对于急需以博士数字证明点什么的“各界”来说，前辈教育家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只能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昏话”。
前些年博士还是香饽饽，现在媒体上已经在讨论“博士就业难”。都说博士质量在下降，利益扭曲下的博士生教育，质量焉有不下降之理？很多有良知的教授也为“一个茶壶要管十几个几十个茶碗”而力不从心、大声呼吁，但在利益游戏的大转盘下，几乎没有一所高校、没有几个博导，能彻底从这场游戏中抽身而退。现在，在徐州师大、西北政法大学的示范效应下，不排除将有新的后来者。大学的合法合理抗争为重新洗牌提供了契机，也将对管理者形成一种倒逼——剥离掉重重的利益附着吧，让博士点“斯文”地回归到研究生教育的本质上来。神圣的学术尊严，神圣的博士教育，魂兮归来吧！
▓看守所揪出1名狱霸 判故意伤害罪加刑1年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雨公 焦哲
嫌狱友晚上整理记录时“翻纸的声音太吵”，在押人员黄某竟然把对方打进了厕所的粪坑里!南京雨花台区看守所的民警借助监控揪出了这名“牢头狱霸”。昨天上午，法官在看守所里的特别法庭上判决黄某犯故意伤害罪，加刑一年。
黄某是安徽五河县人，今年1月16日，他因在南京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被雨花台警方收押，在狱中，黄某不思悔改，仗着自己身强体壮，以“老大”自居，别人对他稍有不从，他就拳脚相加。今年2月14日凌晨，和黄某同监室的狱友唐某在床上整理记录，黄某觉得他“翻纸的声音很吵”，便对其一阵臭骂。唐某吓得躲在被窝里偷偷整理。可黄某还不作罢，他发现唐某没听他的话停止整理，便对其拳脚相加。黄某出手狠毒，拿着板凳对唐某脸上一阵猛砸，一直把唐某打得掉进了厕所的粪坑里，别人拉都拉不住。唐某头部、面部多处受伤，鼻骨粉碎性骨折。
看守所的民警通过监控发现了此事，立即对黄某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并联合雨花台区驻所检察室进行立案、侦查。在押人员听说黄某被查，纷纷主动找到工作组控诉他的恶行。昨天上午，雨花台区法院在雨花台区看守所内成立了特别法庭，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严厉打击牢头狱霸，坚决维护监所安全”的现场宣判大会。会上，法官判处黄某殴打狱友犯故意伤害罪，获有期徒刑一年，此前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合并对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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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2005年春节记录………………………………………作品选0004
０２．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 ………………………作品选0005
０３．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作品选0006
０４．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官员成腐败案高危人群…………广州日报
０５．深圳摊贩捅伤城管续：袭击行为被指蓄谋已久………广州日报
０６．应对猪流感，当以SARS为镜鉴…………………………潇湘晨报
０７．12岁男孩在派出所被打20多耳光 被要求擦车 …………华商报
０８．别再说“作案手法非常专业”………………………中国青年报
０９．利益泥淖让博士点斯文扫地…………………………中国青年报
１０．看守所揪出1名狱霸 判故意伤害罪加刑1年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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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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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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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记录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2月14日
上联：世上兄弟海内海外尽情义
下联：天下朋友行出行入皆胶漆
横批：友谊万岁
——2005年杨银波家门对联（自创）
漂泊他乡，在外度过的已是第三个春节了。每个春节最大的伴侣皆是如获至宝的友谊与和睦欢畅的亲情，无论生活形式、所搞活动如何，皆能彰显出作为一名普通中国人的特有传统，于鞭炮声与欢乐声之中洋溢永不褪色的激情和兴奋。如同以往春节一般，我与诸位民工同乐。菜贩、铁路工，捡破烂的，进厂打工的，到工地做包工头的，在连锁店做管理的，成小老板的，不一而足；还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在这似乎已被广东人觉得与平常日子无异的节日里，他们让我看到另一种虔诚和充实。
（一）讨工资
腊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为能有个相对安稳的春节，我竟破天荒地第一次为自己的亲生父亲讨工资，而以往则几乎全为其他民工。摩托车一停，工地老板的手向我父亲一甩：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会把工资送给你的，你完全可以放一百个心。”一个贵州包工头此间插话：“不要搞事，大家平平和和的嘛。千万不要搞事。”这工资虽只有500块，却已屡次搞得父亲连连暗骂：“这帮龟儿子，说话不招信用，要换成是在老家，早把他们料理了！”当日我即性调查，得知当天正要发工资，觉得“有戏”。此时又来一辆陈昌燕的摩托，载我父亲而去，要去领另一笔400块的工资。我让父亲离开，我留在工地与老板交谈，不谈工资，只谈人际。这人前言不搭后语，不约几句话就透了个底儿： “卓万奎是我舅子。”这不很清楚吗？敢情这是近水楼台啊。
一个电话，卓万奎驾到。开口就是金玉良言：“银波，这个事情真是对不住得很，搞来搞去结果把你老汉的钱都搞脱了。你晓得，我是个爽快人，今晚我让我姐夫把钱送到你家里去。”眼看年关要锁，这口气说得看似实在，但还是让人不放心，毕竟我得迅速给父亲一个满意的交代嘛。于是把卓万奎拉到一边，问起工程的具体进展，又得出一些结果，原来这工程的好处光是在他姐夫那里便有十来天1,400元的收获，如今却是在赖账，按我们重庆话说，就是“啷个说都不耿直”。干脆直接去找发工资的四川施工员。“我是在你们这儿打工的民工杨庆华的儿子。直截了当地说，工资如命，已经拖了一个多月，我来要钱，具体工天我有记录。”毕竟是四川老乡，这人马上叫来工地老板，一顿狠批如下：“你是咋个搞起的？硬是不晓得利害嗦？都拖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不想过年啦？大年初四要开工，那个工地你还想不想要？”
工资即刻到手。问题解决得太过容易，全在意料之外。其后所听得的，便是一番客套： “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对，我们的名声从来都是响的，大家都是老乡，请多多包涵。我们这工程还要干好几年时间，以后你父亲再来这里，我们欢迎得很。”问题解决了，面子上都是灿烂笑容。工地老板推起自行车，往我这儿奔来：“杨兄弟，我搭你一程。”又是说不尽的好话，客套得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随即要了号码拨向刚才那位施工员： “对，我是杨银波。刚才还没来得及给你拜年，哈哈。我是个爱交朋友的人，有空到我家里转转，团个年吧。父亲的工资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在对待这件事情上，他老人家也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请你们见谅。只要工资来得踏实，我父亲第一选择还是到你们那儿去，忙还是要帮的，凡是逢得的人，我们绝不错过。”下车之后，搭个摩托车到五姑杨华芝家，见父亲刚坐下吃年饭，随手500块递过去，终于了却一件芝麻事。不过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已不如以往，团年饭吃过之后，我立即带他到医院输三瓶葡萄糖，让他打足精神，以好过个健健康康的年。
（二）习俗与娱乐
大年初一。当日凌晨三点钟仍没入睡的我们，四个钟头之后就开始享受老家特产—— “元宝”了。这时一位天津朋友曹矾纠正道：“是‘元宵’，不过你们这是大元宵，我们天津是小元宵。”火炮一放，向四个菩萨庙出发，烧香拜佛。母亲发愿：“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丈夫杨庆华不生病、不赌钱。”父亲发愿：“菩萨保佑我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保佑我的老父老母延年益寿，再活几年。”我把愿发得比较大声：“菩萨保佑一切说真话的中国人，保佑一切坚持良知与正义的中国百姓，保佑一切脚踏实地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青年。”庙中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与我常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的打工兄弟，有与我父母共生存同患难的云贵川渝四地老乡，有本地早晚两次必定点烛烧香的拜神者，有外来此地会见亲朋好友的团聚外客。待走出最后一间庙宇时，忽听得一位本地老妇发愿：“菩萨保佑医院里的老伴早日出院，保佑今后的病人看得起病。”路上又碰到天主教徒张振兴，他递来“双喜烟”，说道： “恭喜新年大吉！我和我老婆去教堂洗礼，呆会儿回来请你们吃饭。”此兄台的家乡，据说90%都是天主教徒。
回到家中，写对联贴墙。不几时，一帮民工同抵我处：“打牌打牌！银波，‘金八块’ 弄起！”这批朋友知我底细，我这人能打的牌达近十种之多，但早已发誓：“一生只打一种牌——‘金八块’，而且一年最多打三次，一般只打一次。”先前人不多，不得已打起“斗马股”和“大贰”。其后朋友越来越多，“金八块”正式开牌，五毛钱一金。赵廷生道：“银波，我运气不好啊。从昨晚打到现在，眼睛都想闭，已经输脱400多块工钱了，早晓得的话，跟你打‘金八块’算了。”我先把打牌规矩讲了，升个“一”、 “九”、“十”，出一对“四”，回道：“哪里？你的运气已经足够好了。一些民工腊月二十七、八、九，就把工钱输得个干干净净，大年三十买年货还得从我这里借钱。只是不争气，初一起床就去‘抓金花’，牌打得又大，一块钱垫底，50块钱封顶，不多几回牌又跑来向我借钱，这种人我干脆送他几个影碟让他去看录像算了。老话说，‘输钱只为赢钱起’，大家都晓得，我打牌完全是‘无回收投资’，等于送礼。”
周怀德大笑：“老弟新年大吉，竟说这些话。你一年到头跟我们做朋友，帮了那么多忙，这礼应该是我们来送才对。这副牌放在我手里有十多年了，牌打完了送给你，要不要得？”两圈牌一过，门前来了一对吹拉弹唱的乞讨者，递过去五元钱，略作询问，得知是从湖北小县农村来的，另有一拨他们的老乡也在此地活跃，为过年糊口饭吃。怎料才过半个钟头，另三位陕西来的妇女又来吹拉弹唱。我正欲递上五块钱，对面坐着打牌的梁天河拉住我：“有手有脚的，还没我们辛苦，别理他们。”父亲急躁道：“要给，就快点给他们，等你出牌呢。单牌还是双牌，双就是我赢，完全没话说的。”我先把五块钱递过去，恭手道：“三位大姐过个年不容易，一路走好。”回头出牌，“既是鸡年，就不要让他们在大年初一就过得那么饥饿。指不定哪天，你我也有落难的时候。大家晓得，我这人相信因果循环。何况，连穷人也排挤更穷的人，那社会就变得更坏。好比打这副牌，打个娱乐、打个感情，绝不把输得最惨的人输到尽头，这才有个盼头，不伤元气嘛。”
（三）普通中国人的情感
父亲早已下决心打牌打到大年初四，母亲一心邀请她的老乡姐妹们同看《西游记》DVD，我则来无踪去无影，携友人及我家爱犬“旋旋儿”走遍四周花草树木，分享农庄自然山水，与群鸟齐唱高歌，真是不尽至情不罢休，全然无限投入。或纵论天下之事，或涉及电影、音乐、武术，或评道家常纠葛、朋友聚散……。每到一地，若风景、阳光、池水怡人之至，则必吟诗歌唱，好不快意性情。如朋友多日所见，我重友谊远甚爱情，甚至视异性为兄弟，倒是惹得路人熟客误认为“银波终于要交女朋友了”，其实全不是这回事，哪怕说杨银波是“二十一世纪的梁山泊”那也说不过去啊。越与我深交的人，越能体会我的稚子之心与率真本性，情到激动时，心声献予群山听，声如洪钟，深情动容。只不过，当年那个受赠于父亲的绰号“杨疯子”竟到了我身上，也属于玩笑之一了。偶然间忆起大年初二下午，碰见一对田间夫妇，问他们：“初二也在收割蔬菜，辛苦啦。”听得的是一句朴实回答：“有钱才过得起年啊。”
相见时难别亦难，到了我这里，是“相见时易别却难”。朋友要离我而去了，往日欢声笑语徜徉的街道突然变得有几丝辛酸。送别的路上，我唯有以重庆方言独有的玩笑代替心中的不舍之情。“感谢你们全家人”，摩托车驶去的朋友郑重地对我说。这最后一句别离的话使我长时驻足于街边，久久不能回头，而旁边的商铺则响起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时，一位发廊小姐突然向我靠来：“先生，过年洗个头吧。”那十七八岁般的笑容背后是暧昧的双眼。我深吸一口烟，默默回头走向回家的路，脑海中是挥不去的友情记忆。却不料，那小姑娘再次向我追来：“先生，可以洗大头，也可以洗小头。”细听口音，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必是四川妹子。我掏出20块钱递给她，以地道的重庆口音对她说：“小妹儿，我的年已经过完了。我在外跑得早，大家都是老乡，拜托一下，请下次把‘洗头’说成是‘理发’。我的头发不用理了，但多多少少给你拜个年，为春节打个句号。”小姑娘莞尔一笑：“我不要你的钱。你是搞艺术的吧？”——“我叫杨银波，作家，一个关注普通中国人的作家。再见。”随即转身乘车回家。
此刻已是大年初五的深夜，屋外仍有鞭炮声、花筒声。接到重庆老家六姑杨华英的电话：“银波，今天你表妹满20岁了。”表妹吴志金抢过话筒，兴高采烈地说：“再过两年我要结婚了，现在男朋友也在我家。你过得还好吗？我很挂念你、二舅、二舅娘。”那男朋友也过来了，许是听得家里人把我吹得天地玄黄，没说几句话就结巴起来：“表哥，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和我们团聚？今年我们这一辈，就只有吴志金和你堂弟杨丰荣了。大家都盼你回来一趟。”常常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作为普通中国人的情感，竟是如此真切而具体，曾经相识的家乡气氛，令我时有发自内心的感动和祝福。我分析着矛盾、分析着问题、帮助着甲乙丙丁，这使我的所有亲戚都视我为所谓的“有出息”，并证实着“得道多助”的古训。与平常百姓的情感无异，我关心亲人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学习，当电话那边的鞭炮声响完，我竭尽全力保持住以往般的持重——
“大年初八邮局开门，我给我爷爷奶奶再寄去200元钱吧，请你们到时把钱转交给他们二老。家乡的土地已经退耕还林了，田可以做的，就把它做起来。土地没了，每年有 300斤稻谷/亩的补助。以后农村人空闲的时候多了，你们少赌钱，多学点东西。年轻一点的，在外打工多攒几个钱，要常常想到家乡的艰难。最后，为表妹终于成为一名教师而表示祝贺！”
放下电话，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口气。望着门前那副对联，久久沉思，零点的钟声却在不知不觉中敲响……
▓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5月30日
想投诉却找不到路径，想自杀还要被判三年徒刑，打得我遍体鳞伤牙齿掉光，才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训。从乡下到城里，为糊口而努力，想不到社会主义，也有人蛮不讲理。虽然我穷过你，但我们是平等的，亏你还受过教育，习惯狗眼看人低，没天理。——摘自网络歌手余洪泉《我只是民工》歌词
以下问题摘自我的笔记本，是来自社会各阶层朋友的具体提问。
一：杨先生，是不是因为你出身农民工家庭，才对民工如此关心？
杨：我给你看证据，你就知道这种根源并非仅仅来自出身。我接手的全是免费维权案件，有被拖欠数万元的，有断手断脚的，有走向行乞之路反被四处驱逐的，有数百名民工群情激愤共同签名上书的，有因为被拖欠工资而走向偷盗抢劫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工牌、工资收入单、工程方量工单、合同、病历、欠条，以及证人证言我都有保存，打开我的公文包，全是这些资料。我们换个角度，换成你，而你又是一个对公众权益有所追求的人，这些人就摆在你的面前，血泪交织，哀声嚎叫，哭诉无门，连最基本的法律术语都讲不出来，只剩下愤怒、恐惧和寄托，你怎么办？他们的信息渠道、社会基础，基本上被逼迫于强权与主流社会之下，而这些又是普遍问题，涉及中国为数首众的群体。你不帮助解决，社会成本高筑，他刚一离开说不定就去炸楼、杀人、劫财，甚至宁愿去坐牢，凭力气保证有饭可吃，真的是狠下一条心，心如死水。那么，你就要反问自己了：这还要不要人活啦？所以，面对现实灾难，维护弱者权益，是我们公民的义务；关心，是实实在在的救助。
二：今年你在民工这个群体之中，又打算做些什么？
杨：初衷不变，解决实际问题。我已看到我的社会基础在愈发确立，并呈几何级数量扩大，民工们笑说我一个人就成了政府信访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民工聚会中心，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实实在在地，我每天起码接待和相识五位民工，做的事情集中于三件：一，调查取证；二，代笔上书并交涉资方；三，普及法律，宣扬公民意识，必要时发起签名运动。如同行政者，行政工作本身并不难做，难的是行政工作之外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给自己留下空余时间，深度研究如何运用最低的成本去解决民工的实际问题。只要我的稿费收入有保障，暂且还能三餐不饥，那么这个工作我就会永远持续下去。除非我被强行踢出国门，到时我就只好拜托韩东方、李强等兄台 “收容”我了，哈哈。其实，民工问题的真正难点不是来自外部的侵袭与漠视，而是民工自身的奴性意识和势利短见，他们自己也憎恨一盘散沙，但绝少自觉地视他人利益为自身利益，这在一个残酷的社会竞争和打压之下，虽是必然，但必须自我纠正，恢复民工的自信、坚持与团结，结盟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上升于道义的整体提高。
三：来主动找你的民工，一般都是哪些民工？
杨：符合就近原则；网上、电话上的民工求助相对少一些。我对任何民工都说：“必要时，把受害民工介绍给我。”这种必要，是指民工与资方多次交涉无功。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只有这么多，剩下的是媒体资源、社会资源。媒体资源是短时奏效的，但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社会资源是不可知、难预测的。司法资源当中的法律援助，要求很严，时间过长，主动性差。所以，民工与资方的交涉是第一考虑，数次交涉无果，才选择走其它道路。这个时候，我就承担这条道路的开通。最近几天，我刚好打算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黄绢商量一下，再做一个对话式的系列演讲《民工的钱与命》，专门拿事实说话，谈工资，谈工伤。前者是经济命脉，后者是生命安危。目前，我做得最多的案件，集中于广州、佛山、东莞这三个民工大城市，由点及面，由面扩散到整体，估计不出明年，广东省一带的民工我都会具体涉及到。说起来，这种工作非常有激情，大多数民工都是与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朋友，我这个人谈得开，性格豪爽、坦率、义气，所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间经常有。谈得开了，朋友多，做起事情来相对顺手。
四：民工文化程度低，遇到急事忍耐性较差，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杨：不要把民工与文化低相提并论。依我看，现世诸人反倒应在为人处事的许多道德方面，仰视民工。这个社会最上层的人，凭借的是“文化”吗？不对，文化基本成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民工的忍耐性，取决于其自身最大的承受能力，民工都不可承受的事情，换作其它阶层，很难保证是个什么样子。我奇怪的是，别人断了一支手的巨大痛苦，反倒不如自己被蚊子骚扰半刻，这才是铁石心肠，低素质。中学、大学、研究院挽救不了民工的文凭，但是足够的信息量会迅速把民工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脾气、愤怒，任何人都有，但凡讲明后果，继而反复探讨各种解决途径，从最低成本的方式入手，这才是由忍耐变为出击，由被动变为主动。我发觉我与民工的关系，基本等同于一个无组织形式的工会，虽是松散，但联系紧密、来往密切，如同家中的兄弟姐妹，同时我也在大量搜集民工资料信息，期许组成完整档案，方便民工彼此交流，彼此互助，形成足够大的缓冲层和救援体。杨银波不是包青天，也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我没有任何权力与足够大的资本，但却的确成功解决了一些艰难的劳动纠纷案件，这证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存在希望，绝不是黑到底的那种程度。当然，这需要智慧，甚至需要狭窄范围之内的必要“外交”。
五：如果你解决不了民工的问题，你如何面对他们，如何面对纷纷扬扬的舆论？
杨：谣言止于公开，但苦于没有公开可视的机制，所以只好解释到几分便是几分，随它去。许多人是只知其外、不知其内，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用强求，这在事先应允帮助他们之前就要做的心理准备，是一个必要代价。就算是一个被授权的代理律师，无论官司输赢、长短，写起诉状或答辩状，帮助调查取证，出庭辩论，以及交通费，这些都是要收钱的。收了钱却不一定能打赢官司，何况我作为一个业余者，一分钱不要去做超过一般律师十倍以上精力和时间的事情。我的尽力而为，是在可操作余地之下的最大努力，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会免费尽我所能努力到的程度，而后请政府方面的朋友，或者律师朋友，来做处理。律师方面我有许多朋友，且承诺：“必要时，请廉价相助。 ”这种业务上的联络，对于律师而言也是好事，多赢局面的可能性很大。你说，我获得了什么呢？生活的激情，现状的了解，言论的反思，说到底，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和战斗能力。这种自信的姿态，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千金难买啊。每个案子都像是一部作品，其中的是非曲折、风霜雨雪，都是我这一辈子不可忘却的历程。另外，我还觉得，一个有所追求的公民，不但应有人文关怀，而且还要有历史观，即百年之后的历史定位，如此抚今追昔、遥望世纪，那才真的感到万象时空，人生并未虚度。
六：得罪地方利益是最危险的事情，我很奇怪你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安全？
杨：我很早就说过，心本无声音尽开，这是自我恐惧，何必呢？拿宗教的话说，这叫心魔，你怎么驱逐它？必须心生浩然正气。其它的嘛，深厚的人际基础，广泛的同盟朋友，接近专业程度的法律运用能力，必要的体质，都很重要。我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纵横家，但一定是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公民。如果实力不在乎人心，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更大的实力去压制相对较小的野蛮实力，这需要广结同盟。罪恶者都是不安全的，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担忧的是出卖与倒戈，而我是安全的，没有这个担忧，我一切公开，看你怎么下手。实际维权过程之中，我倒是结交了一大批“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这是极为精彩而重要的人生，真是快意恩仇！再者，我必须强调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民工维权工作的重点，我的痛苦与民工的痛苦相比，实可谓九牛之一毛，两者相提并论未免显得矫情。想做又不敢做，全是长篇大论、空话连篇，看不到实际的行动，这在民工眼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物！你要自问，你如何获得他们的基本信任？如何相信你是在帮他们而不是在害他们？你要深度了解他们的心理，这样你才知道原来维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工作，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人生。对此，包括我在内，都在不断累积经验，时刻准备着。
七：我也想和你一起参与民工维权，为劳苦大众做点实际的事情，你能同意吗？
杨：是“支持”，不是“同意”，因为我不是你的上司。很明显，条件是不具备的，这不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工作，你的经济无力从中获得，并宽裕。我告诉你，就连被称为“戏子”的演员，他们的敬业可能你都无法达到。他们为了和导演管虎一起拍《生存之民工》，和民工生活长达三个月，这种生活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观。那不是一般的痛苦，但这偏偏就是职业要求。你先去打三个月工，再来考虑维权，到时你就知道原来你根本就无法做个旁观者，不能像茅庐里的诸葛亮那样指点江山。刚刚接待一个民工，他在建筑公司负责打杂，几个月下来，反倒欠钱，每个月只能靠借支生活费来维持生计，现在连生活费也借支不到了，只好联合众兄弟一起罢工。他亲口对我讲：“银波，我打工都打怕了！”那么他今后的道路怎么选择？他准备去做清洁工作，工资虽然低，但至少每天都能见到现钱。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民工，你准备怎么办？帮他追讨工资、生活费？帮他寻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我告诉你，没这么简单。因为，这种不稳定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无限反复当中的一次，所以你必须建立档案，从信息方面去搜集有关解决民工就业的问题，他们无限反复的失业其实比劳动纠纷还要来得严峻。我周围十多个民工都闲下来两个月无工可做了，所以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维权人士，你应考虑给他提供一条活路。这种工作，不是个案处理，而是现象处理，仅次于立法动议了。
八：阴暗面我也见识了不少，但最后得到什么呢？只有愤怒，唉声叹气，除此以外就是人整天垂头丧气。你存在这个问题吗？
杨：我过去的阴影在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但现在的阴影是这个社会本身的黑暗程度超出我的预想。民工问题，就像一场接一场的拉锯战，这需要勇气，所以开战之前都是要喝“壮胆酒”的，当你的脚踏入战场一步，你的命运就是随时准备牺牲。没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撑，你的人生观念全在束缚之内，而最大的敌人就是束缚者与被束缚者的同一体——你自己。哀叹，是心灵抗争最消极也最不争气的表现，愤怒是一种权利，但这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都是拦路虎。你不能因为不了解证据意识，而否定证据的必要，所以你唯有补充证据，完善证据；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彻底否定同类事情在全中国都是遥不可期，因此你要改变它，调整你的选择，把自己冷静下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突破口。我从来不相信人一生下来就是走向绝路，除非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但只要他的身体还活着，就算是个行尸走肉式的活死人，也不要轻言抛弃这个世界，抛弃自己。再者，心灵抗争本身也是不完整的，不可视的，所以必须要有行动，这是对暴虐的公开回击、否定和改革。你不去主动做这些事情，反而哀莫大于心死，仅仅收获到历经苦难和折磨之后丧魂落魄的残局，以后再受重创，谁来保护你？谁来关注你？公民呐，拯救自己终归靠的是自身，这也是我对所有民工的期许。
▓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9月12日
许多年过去了，这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再也无人提及。但是，作为他们的亲人，回忆起那 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忍不住要为尘封的底层留下一些见证或记录。仅以我的近亲为例 ，曾患精神病的亲人就达六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外婆朱云富、大姨梁如会、六舅梁如 明、七姨梁如芝、五姑杨华芝、七娘贾先秀。精神病在我们家乡也叫“神经病”、“疯 子”，这个不为人喜、常被人厌的群体，为何偏偏在我的亲人之中如此集中？事后证明 ：这并非遗传所致，而是现实处境和思想重创的惨痛结果。
⊙梁如会
梁如会、梁如明、梁如芝都是外婆的子女，我曾留下《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外婆朱云富》一文，然而外婆失踪至今毕竟已达20年之久，她现在何方仍无音讯可查。当年，她只因邻居的小猪吃了她买的红薯藤苗与大外公（外公的大哥）发生矛盾，被泼粪水，号啕大哭。遭此欺辱，她精神崩溃，从此一蹶不振。当时大姨梁如会已经嫁给村民冷文汉，孰料数年以后，大姨也与她的母亲一样，突发精神病。
1999年春，大姨去世。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七叔杨明华告诉我：“药吃多了，中毒死的。”正是因为这一句话，直到今日其实我仍然在怀疑大姨的死并不单纯。大姨相当勤劳，骨瘦如柴，她活着的时候总是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做家务。从新岸山村3组的大石坝到朱沱镇煤厂、镇酒厂（含高粱糟）有七里路那么远，好几次我都看到她光着脚板，穿着满是补丁和泥土的衣裤，高高卷起裤底，挑着担子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好几趟。
可是大姨的勤劳并没有换来富裕，反倒成为这个家庭经济危机的发泄筒，时常被丈夫毒打。我母亲回忆说：“那才是真正的当牛做马，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下场却是这样！”这个“下场”，就是大姨一身的疾病。在完全没有医疗费可付的这个家庭，她只能凭借信神求佛。那年头，附近的几个村都有一些土庙，观花照水，即是“治病”。好几次我看到大姨从那些庙里回来，用纸包着一些纸灰，然后混入冷水中喝下，这就算是在“吃药”了。
小小年纪的我，那时尚不能体会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艰难。尽管他们一家用尽全力去喂猪、喂鸡、喂鸭、喂鹅，又承包着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田土，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一贫如洗。她的大儿子冷方祺当年是何等聪明，最后也只能辍学，外出打工；二儿子冷方华倒是能混，比如打牌、调皮之类的，为亲人所担忧。最糟糕的是，丈夫皮鞭、棍子、拳头、腿脚的暴力，使大姨的精神彻底崩溃，疯疯颠颠。病愈之后，又回归到“当牛做马”的那种状态。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姨是在1998年冬。我无法忘记那个寒冷但又颇为温情的夜晚，她把自己半年都舍不得吃的瘸腿的母鸡给杀了，一份炒芹菜，一份做汤。在丈夫面前，大姨平时一般不说话，那晚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爸爸妈妈在广东很辛苦啊，银波你要争气，要读好书，将来就会有出息了。”还半开玩笑地说，“就怕哪天你要是当官了、发财了，大姨我走到你家里，你都不认我了。”说得我心里很是沉重。
1999年春，大姨的死有这样几个版本。版本一：死前三天，她的大儿子冷方祺在外省搞建筑抬玉制板时，从楼上摔下，右腿被板压断，终生残疾，大姨因此自杀。版本二：村医开错了药。版本三：被有的人（暂不点名）陷害致死。版本四：自己把药吃过量了。当时所有人都伤心同情她的离开，加之病床上的冷方祺身带重伤也乘车赶回重庆，家境悲惨至此，一时间情形特殊，未惊动警方，唯有相信版本四。事后，许多人持有与我母亲同样的看法：“哎，死了也算解脱，大姐来生再享福吧。”
⊙梁如明
六舅算得上是个习武的奇才，然而终因走错方向，受到法律制裁，如今已出狱多年。按许多民工的说法，他是个闯荡江湖的人，曾有亲人见他一只手就把一个130斤重的人高高举起，并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人按在腋窝底下“打圈”乱转。外婆失踪、外公去世之后，老家曾留下几间破烂不堪的瓦屋，六舅就是在那里先拜村民张华友为师傅，再看书练习，练得一身好本领。八舅梁如兴年少时，也曾得六舅真传，只不过“要想打人先要学会挨打”，八舅吃了六舅不少亏。比如，有一日凌晨五时，八舅“站马”，被六舅猛力横扫三米之外，五六分钟爬不起来。
后来，六舅到新疆等地闯荡，纠集了一帮江湖弟兄，打三个擒五个，吃饭不给钱，耍得一身霸道脾气。临走前，人称“仗义得很”的六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可怜的贵州女，此女哮喘病十分厉害，被六舅安排到一个村民处，并给村民2000元钱，要这一家人悉心照料。几个月后，六舅来到我家时，满身肌肉青筋显现，拍桌子打板凳，扬言要开个“茶馆”、“武馆”甚至“妓馆”，我父母胆寒不已。当晚，六舅又到师傅张华友处喝个烂醉，喝酒时头扎红巾，称王称霸，狂妄非常，且欲与张华友比武论英雄。
烂醉的六舅连夜赶到放置贵州女的村民处，一问之下得知贵州女已离开，并已嫁作他人妇。六舅大怒，焚烧该村民家中所有值钱行当，如衣服、门窗、录音机、电视机等，皆被毁于大火中。警方赶到时，无人敢近六舅身体，与之周旋多时。最后被诱擒，上警车前背部被警察猛击一大棒。而后，吃尽刑讯苦头，被几乎打得半死，“虎”遂成“猫”。经查，当时六舅患有精神病，故而轻判。在监狱时，六舅得出一些不寻常的体会，虽有“号霸”的名位，却还算对狱友客气。出狱后，六舅改做建筑，先在云南、广西，后到贵州，目前正在包工地。
⊙梁如芝
七姨命苦，18岁就因家境极度穷困，嫁给了远在重庆江津的刘万文。七姨本身长得非常漂亮，温柔、体贴，富于同情心，然而她却已疯三次之多，如此反复，令人悲怜不已。七姨的婆婆非常刁蛮，婆媳关系无一日不紧张，如此多年受婆婆辱骂、挑剔，即使七姨产下一子一女也不例外。家庭经济长期不景气，农活繁重，加之婆婆怨言又多，长此以往，七姨精神崩溃，疯了。怎料治愈以后，家中又发生事端：远在重庆中心地区打工的丈夫刘万文因偷窃电缆线等物，被判刑。
丈夫为何偷窃？七姨得知：刘万文染上赌瘾，欠债累累，遂犯盗窃罪。这一打击，使七姨彻底失去信赖与依靠。在刘万文服刑期间，七姨在贵州一处工地上被一个人爱上了，她也确实爱上了这个人，这个人叫谭飞。然而，这段不寻常的恋爱才开始不久，便遭到五舅梁如德等当时身处工地的亲人们的强烈反对。七姨坚决不从，为此在一时情急之下，被五舅闪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七姨再次疯了。不久，只认一个人为亲人的七姨被送到了这个人的家中，这个家就是我母亲梁如成的家。
我目睹了无数次七姨的疯颠，然而离奇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她都总是维护我母亲的利益。我唯有见过她们两姐妹的一次争执，那次是我父母发生嘴角，七姨在旁怒视我父亲，并狠狠摔下价格昂贵的西药，洒得满地都是。七姨刹时冲出堂屋，跑出几百米远，在山坡间被我母亲死死抱住。七姨疯狂挣扎，破口大骂，甚至辱骂我母亲，母亲气急，甩手一个耳光打在七姨脸上。这下子，七姨镇定了，两姐妹抱头痛哭。
在我家的照料下，七姨康复得快差不多了。几年过后，刘万文出狱，知道当年七姨与谭飞的事，于是前往谭飞处与之决一死战，双方均负伤。此后，七姨仍跟随刘万文到重庆万州，开始是摆摊做水果小生意，后来七姨身体不支，刘万文买拖拉机四处收破烂养家，一个人养活四口人。怎料今年七姨又疯了，急送医院治疗。医院诊断说：“精神脆弱，过于忧虑。”出院后，接七姨来电，说：“我的身体已经140多斤了。”银波遂略感欣慰。
⊙杨华芝
五姑是个爽快人，相当肯干，目前在广州一家“开心果厂”上班，月工资500多块钱。五姑父温绪伦搞建筑一时半会没有活路干，又暂时得不到工钱，所以现在五姑身上的担 子特别重。听她说，小时候她双脚都是烂的，但读书成绩很好，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了，稍长一些，嫁得很远——五姑父在江津朱杨镇。现在那里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空有周围竹林、池塘环绕。
朱杨镇大多数村里的土地都是沙土，所以唯有多种地瓜、花生、柑桔，别的农作物一般很少种。小时候，我去过五姑家几次，在高高的可眺望长江的山坡上，有一间阴暗的老瓦房和一间大草房，房屋背后是一口小小的坑塘和几株莲藕，别的庄稼都种得很远，一年到头实在没有几个余钱。只不过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姑会带些土产品，用背兜从家里走路去乘船一个多钟头，再走八里路到我家，光是那些土特产就让我们这些没种过地瓜、花生、柑桔的亲人们乐上半个多月。
后来一个消息把我们都震住了，五姑疯了。疾病太多，没有余钱治病。农村里，大都是割些草药，“咕咚咕咚”喝完就出去继续干活，所以疾病总是好得没那么快，反而多了其它许多病。五姑疑难杂症实在太多，尽管丈夫是个手艺人（石匠、木匠），但家里就是凑不出钱来。现在回想起来，五姑说：“所以啊，人千万不要想得太多，想那么多反而给自己增加思想包袱。”病愈以后，五姑非常乐观，无论出现怎样的家庭危机，她都一步一步撑到了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让五姑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有和丈夫发生过任何大吵大打的事情。到广东以后，她相当适应这边的生活，并多了数不尽的朋友，单凭这两点，她可以说强过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村人，而这恰恰是因为她这个人耿直、乐观、吃苦。五姑父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也改嫁了许多年，而我爷爷、奶奶还健在，对于五姑、五姑父来说，最让他们牵挂的其实就是这些健在的老人。五姑说：“人的生死是算不到的，生的时候多做些好事，多照顾一些，等老人死了，自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贾先秀
七娘是贵州人，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她是一个“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的人”。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三岁的时候女儿在黄蟮池旁的小坑塘里淹死了，那时我已经满了10岁，跟着七娘、七叔从家里跑到村里的医疗站，时间拖得太久，没希望了。第二年，七娘怀孕，怎想到孩子还没生出来就胎死腹中。到了第三年，再生孩子，孩子是生出来了，可是接生的医生却不小心用手术刀在肠子上划了一刀。最先是一个小缝，后来成了小孔、小窟窿，最后成了大孔、大窟窿，直到肚子也烂破了，吃的东西全都流了出来。
伤心欲绝的七叔和我们，没有任何一人会认为七娘将逃过这一劫。我那时很少看见七娘从屋里走出来，有一天太阳很暖和，大家扶着她出来晒太阳，那副“活骷髅”简直吓坏了我们：皮包骨头，双眼下陷，说不出话。按后来七娘的话说，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吃的药留不住，吃的饭留不住，不流血，却流浓。也许命不该绝，七娘竟渐渐地奇迹般康复。到今日为止，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儿子杨丰荣也年满10岁，且在读小学四年级，已可以帮助家里割猪草、看鹅鸭、煮饭食、捞竹叶了。
生育没有把七娘拖下水，但七叔的赌博、亲人的矛盾却害惨了她。我爷爷说：“这个不幸的杨家，半月一小打，一月一大打。”贫穷与野蛮，总是周而复始地转化、演变，小事变大，大事趋严。贫穷的另一面，是贪欲的膨胀，因而赌博在杨家的普遍和被憎恨的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从小到大，我目睹七娘、七叔的打架乃有数十次，我参与劝架、说服的次数也有数十次。即便是在最近几年，家中倘有矛盾升级，要么有人受伤，要么有人气得病倒，我总是第一个接到问“该怎么办”的电话。这种悲剧实在太多，野蛮的是过于自卑背后的自狂，我时常警惕这种心理。
七娘对我们这一辈是相当客气的，但亲人的评价却是：“泥糊心（猜疑心）重，犟。”她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离家出走未果的情况下，最后精神崩溃，疯了。那时我的年龄也不大，母亲、五姑都到永川去照顾她。母亲回忆说：“你七娘象一个跟人赌气的小孩，总是大哭大闹，要这要那，在病中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说是那个精神病医院里面最难伺候的一个人。”病愈之后，七叔早已欠债累累。有一次，七叔让我代他写封信，我走进屋里，看见他撒下一大片写有字的废纸。在那封信中，他总是一个劲儿地向借给他钱的人说“对不起”，前后竟有17个“对不起”。
后来七叔买了一台抽水机和柴油机，以最便宜的报酬标准为村民服务。而后，又买了一台打豆浆、玉米浆的机器，日子稍微好了些。但七叔毕竟是个残疾人，他的双脚、小腿到处都是撕裂的伤口，每年要搞上好几回。七娘病愈后，家中负担虽然在一点一点地艰难地减轻，但多年“负债压力”下的生存，仍然使两口子此伏彼起地闹矛盾，有时甚至伤及无辜。今年我父亲回到老家，就是因为劝架，反而被七叔打得全身浮肿，花了几百元钱才能动手做工。尽管如此，多年以来，七娘的儿子还是我捐助亲人教育的其中一人，不管家中有怎样的矛盾，我仍坚持“孩子是无辜的”。
⊙后记：未记述的那些人
还有一些亲人也曾患过精神病，有的甚至已经失踪或者死亡，比如杨定华。此人多年未有音讯，是我弟弟杨丰友的大表姐的丈夫。现在许多亲人都记不得这个人的姓名了，但我却牢牢记着。他的孩子名叫杨洋，现在已有11岁，与我弟弟杨丰荣在同一班级。杨定华清醒的时候，为人非常谦虚，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打过“金八块牌”，对我们这种小兄弟非常照顾。可惜后来由于家庭经济的问题，杨定华太过忧虑，郁郁成疾，疯了之后一时半会治不好，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这些事情，我记得太过清楚，实在是因为所有悲剧的后面，都包藏着相当震撼的见证。只不过，当我时隔多年回忆起来的时候，把往事轻描淡写了一些罢了。
▓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官员成腐败案高危人群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杨明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近两年政府系统80%以上的案件直接或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一般涉及金额较大。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指出，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都反映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领导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缺乏自我约束力，有的甚至明知会触犯法律仍我行我素滑向腐败的泥潭，教训非常深刻。
查处局级干部要案13件13人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谢宝怀通报，2007、2008两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合计立案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580件637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的要案90件93人，局级干部13件13人，处分党员、监察对象504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1人。其中，政府系统违纪违法案件198件227人，占34.14%和35.64%.案件体现了几个特点：
一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突出，集中表现为贪污贿赂和失职渎职。其中，贪污贿赂106人，失职渎职62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6.70%和27.31%.
二是群体性作案特征明显，窝案、串案较多。
三是经济案件发案率高，以权谋私的案件比较突出。从发案原因来看，政府系统80%以上的案件直接或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一般涉及金额较大。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中介行贿”方式日渐增多
四是行贿受贿形式日益多样，方式更加隐蔽。谢宝怀透露，当前日渐增多的是“中介行贿”的方式，即行贿受贿的双方不直接接触，而通过中介进行联系，这种行贿方式更加隐蔽。
五是年轻干部成为案件发生的高危人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注重对一些年轻干部实施长期感情投资，进行‘期权’谋利。”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将围绕“机关服务年”活动，进一步拓展电子监察领域，推进电子监察工作向街（镇）延伸，将电子监察系统向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工作领域拓展。上半年将所有行政审批事项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同时，开展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专项效能监察，确保治水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廉洁、安全地完成。
干部要自觉管住“小节”
苏志佳强调，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要做到三条——首先要恪守从政道德，办事不图回报；其次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管住“小节”；第三要主动接受监督，正确运用权力。
“少数党员干部工作的出发点不正确或者在各种诱惑面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正常的工作、职责内的事看做是自己给别人办事，因而接受别人的‘回报’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问题，甚至违纪违法就不足为奇了。只要我们心里想着群众，想想自己也是从一个普通的群众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人家来办事就好像自己当年去办事一样，希望得到热情周到便利的服务，你就会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履行工作职责。”
苏志佳说，从近年来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看，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都有一个从不拘“小节”到丧失“气节”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他们大都从帮助朋友、同学、老乡等办事开始，发展到一起吃吃喝喝，甚至认为逢年过节收个一两千元的红包没什么，不过是人情世故，属生活小节。他们往往忘记了曾经为对方办过事，业务上有过交往，或者本身就是合作的伙伴，收受这些红包就是违纪违法。以至‘红包’越收越多，几年下来竟然收受‘红包’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些教训值得记取。”苏志佳强调，“一个党员干部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离得越远，与违纪违法就靠得越近。”要做到自觉管住“小节”，一要谦虚谨慎，严格要求，洁身自好；二要保持良好心态，把快乐建立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上；三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四要慎交善交朋友。
▓深圳摊贩捅伤城管续：袭击行为被指蓄谋已久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刘启达
前日下午2时左右，练士滔、卢光伟等4名城管队员在深圳新安街道沃尔玛门口天桥上执法。
卢光伟与练士滔礼貌地要求天桥上一名女摊贩停止摆卖，劝说过程中，女摊贩竟悄悄地从腰包里掏出一把小刀朝卢光伟左手手腕割去。两名执法队员并未退缩，也没还手，仍试图将其礼貌劝离。
这时天桥上另一名男摊贩突然手持一把尖刀冲了过来，朝练士滔狠扎两刀，随后逃跑，女摊贩则被城管队员控制。
昨日，记者从深圳宝安人民医院了解到，“深圳城管队员被刺”案中的主角城管执法人员练士滔目前伤情已经暂时稳定下来。
而行凶者的妻子昨天表示，希望丈夫不要再逃跑了，早日回来投案自首。而深圳警方目前已成立专案组正全力追捕行凶者。
街道办：袭击行为或蓄谋已久
据宝安区新安街道办执法队队长刘锡贤透露，城管队员之前和这对夫妻摊贩打过多次交道，夫妻摊贩可谓“屡教不改”。在之前的执法行动中，女摊贩就曾经拿着刀对着城管队员。这对夫妻袭击城管的行为，很有可能是蓄谋已久的。
记者了解到，凶手从练士滔后背插入的第一刀，深入体内约20厘米，造成练士滔后腹膜巨大血肿，肠管破裂。第二刀从练士滔右前胸斜插入，造成其皮下伤。
练士滔目前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在3~5日内，他的伤情仍相当危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执法队：将对队员做心理辅导
昨日，刘锡贤告诉记者，执法队以前也曾遇到暴力抗法的情况，但从来没有这次这么严重。
对于此事，执法队为了保护执法队员，首先要让执法队员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训练应对危险情况，同时也要给执法队员配备相关的执法防护设备。刘锡贤说，经过此事，队员心理压力很大，针对此情况，也将会进行适当的心理辅导。
警方正全力侦办此案
事发后，行凶者逃离了现场，只有其妻子被控制。被警方控制的女摊贩——行凶者的妻子昨天表示，希望丈夫不要再逃跑了，早日回来投案自首。
据了解，事发后，宝安公安分局值班领导赶到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并部署侦破工作，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目前，警方正全力侦办此案，深圳城管部门也将于今日披露整个事件过程。
新闻回顾:深圳摊贩背后刀捅执法城管(图)
26日下午，深圳摊贩老帅用刀捅伤执法的城管队员练士滔。伤人后老帅逃跑。老帅的妻子称，刀捅前双方没有打架，只是有些拉扯。
▓应对猪流感，当以SARS为镜鉴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周东飞
自4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以来，疫情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蔓延。除北美洲外，南美洲、欧洲、亚洲相继发现疑似病例。应对猪流感疫情的警报，已经在全球拉响。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亚洲在应对猪流感上准备得更好，因为亚洲具备曾经应对SARS的经验。新加坡卫生部长许文远认为，SARS期间建立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和累积的经验，将有助于该国应对猪流感的挑战。
其实，勿需介绍如此详细的背景资料，中国民众仅从报纸封面发表的墨西哥市民纷纷戴上口罩的图片，就一定能产生感触和追忆。2003年SARS袭击亚洲，“口罩之城”一度成为中国最为常见的风景。所幸的是，中国最终经受住了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即便是在6年之后重新回首，仍然有惨痛的教训需要铭记在心，同时也有珍贵的经验需要传诸后世。以数名高官被问责为开端，疫情瞒报的痼疾得以清算，包括增进公共卫生事件透明度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开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体系的漏洞在SARS事件中暴露无遗，痛定思痛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疫情直报及疾病监测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制度得到完善。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以教训警示当下，以经验启迪未来，这些既可以看作补偿内容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获得更大进步的保证。从当前的信息来看，猪流感疫情尚在国门之外，但是中国未雨绸缪的应对已经启动。疫情信息的披露和发布及时通畅，关于墨西哥猪流感的报道通过报纸、电视、网络正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公众。卫生部27日已启动防控流感大流行领导专家工作机制，国家质检总局也于日前发布紧急公告，公布四项严防措施，防止人感染猪流感传播，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健康安全。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已相继贴出了有关人感染猪流感病毒的症状以及预防措施，并迅速被媒体转发。
香港自4月25日加强对猪流感的监测后，已接到3例疑似病例报告。27日晚，特区政府卫生部门宣布，经过检查3人均未感染猪流感。这一事例在让人如释重负之余，也让人进一步感受到全球同冷暖、疫情无国界的沉重与紧迫。要真正在防范疫情方面做到未雨绸缪，就应当将情况估计得严重一点，将计划准备得充分一点。事实上，经历了SARS的中国民众也早已不是闻疫情而色变的民众，他们懂得只要科学应对协力同心，前所未有的SARS危机尚且能够度过，猪流感疫情当然不是过不去的坎儿。当务之急或许在于检视SARS以来的基层防范体系，及早发现和弥补其间存在的疏漏。前不久，少数地方在手足口疫情上报中存在的不规范、不严密问题，至少提示了应当引起警觉之处。
SARS经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也应当成为全球共享的资源。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尔多27日说，墨西哥会考虑接受中方就抗击人感染猪流感所提供的援助。他同样提到中国成功防治SARS的经历，其实这些经历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援助的一部分，而且需要分享的绝非墨西哥一国。世界银行2008年曾预测，如果出现流感大流行，全球可能要付出30万亿美元成本，并造成全球GDP下跌近5%。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于疫情冲击经济的担忧有可能导致全球联手应对疫情的努力出现隐瞒等问题。我们当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应对疫情需要透明，需要行动，需要以人为本。
▓12岁男孩在派出所被打20多耳光 被要求擦车
来源：华商报 作者：李华
两少年打架，一方叫来民警将对方带到派出所“调查”。昨日，躺在病床上的12岁男孩小印(化名)捂着左脸上的伤痕难过地说，自己在派出所里不但被民警殴打，还被要求擦了几个小时的车。
少年：派出所里被打20多个耳光
小印说他在富平县庄里镇初中上学。4月24日下午4时许放学后，他在镇街道一家游戏厅因争游戏机与15岁的小柯(化名)打架，对方指着他狠狠地说：“你等着……”约40分钟后，街边停下一辆车，来人问小柯是谁打的，小柯用手指了指小印，小印随即被拉上车带到富平县公安局庄里派出所。
他说，一进派出所值班室，一名穿运动鞋的便衣民警就开始打他。“他连着打了我20多个耳光，还让我蹲下，在胸口连着踹了好几脚……最后就要求我去擦停在派出所大院里的5辆车，其中有两辆警车。”小印说，当时自己被拳打脚踢时，值班室内还有4名民警正在看电视，“他们嘻嘻哈哈冲我笑……”打人男子还威胁他，再不老实就把他铐在院子里的树上。
协警：孩子主动要求擦车
小印的父亲说，当晚不见儿子回家，就让女儿去找，后通过同学打听到消息。等赶到派出所后，他看到脸部肿胀的孩子在提水擦车，值班民警说等外出办案民警返回所里确认后才能领人。直到晚8时多见到民警孙刚，他才将儿子接走。
25日，小印住院治疗，医生诊断面部肿胀，伴有耳鸣、恶心、呕吐、胸部疼痛，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昨日，他的同学冀某证实，发生打架后，对方最后叫来了穿便衣的警察，把小印带走了。
昨日下午，庄里派出所副所长马向锋表示，办案民警和主管领导都不在，要等周一上班才能了解情况。但此时来所里寻找孩子书包的小印的父亲，却在楼道里遇见了孙刚。
孙刚表示，自己是所里的协警，当日是接到小柯报警后，才和警长李某一同处警。经小柯确认后，民警将小印带回所里调查。“我带人上车，一扭头，报案人就不见人影了。”孙刚否认自己曾动手打小印，并有同事可以作证，自己当时问过小印，想通知其家人，但小印说不出家人的电话。至于擦车，他说是小印主动要求擦车的。后来他要出警，也就同意了。
家人：处警记录是刚填的
记者询问调查笔录，孙刚表示要等到周一上班后看领导决定是否移交给谁主办此案，目前调查笔录还没做。在值班室，宣传栏上原先公布的孙刚的照片、警员职务、联系电话，也变成了空白。记者翻阅当日的处警记录，上面的记载只有几句，只有小印父亲的电话，并无小柯的联系电话，小印的家属认定“这个记录是刚刚填写上去的”。孙刚称小柯也是庄里镇初中学生，当日也没留联系电话，至今联系不上，并否认自己认识其或与其有亲戚关系。
小印家人表示，这个警察真会“自圆其说”。小印的母亲说，事发后，孙刚曾托中间人来医院探望说和遭拒绝。昨日上午，来了两名可能是县上某部门的男士，告诫小印家人不要“对外声张，扩大事态”。
▓别再说“作案手法非常专业”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云南铜业70余人集体腐败，涉案金额高达20余亿元，光董秘陈少飞就挪用公款7．6亿元操纵股票。云南省纪委副书记郭志宏近日指出：“陈少飞等人作案手法非常专业，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通过查处这个案子，我们纪委的同志感受到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云南铜业党委副书记陈云祥也感叹说：“他们做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事情，许多事情做得太专业啦，我们也没有察觉到。”
腐败分子做得很专业，外行人看不出来，这是现在各方面的一个共识。这是对腐败长期存在的一个解释，也是对有关方面“看不出来”的一个解释。
问题是，到底谁是外行人？那些纪检监察人员、企业领导人，也把自己划归“外行人”，让人不解。以前人们常说，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无非是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内外勾结。奇怪的是，手段并不高明的腐败分子，却能长期腐败、顺利腐败，无人觉察、及时制止。
但眨眼之间，腐败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倒是我们自己外行如旧，看不出其中奥妙。
不知道是腐败分子搞起了“末路狂奔”，还是我们自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甘落后。反正人家已经专业化了，远远地跑到前头去了，我们既然看不出来，自然就没有发言权，只好由着他们为所欲为——腐败分子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正可以抓住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人规定腐败分子永远只能采取“并不高明的作案手段”，而不能走“专业化道路”。即使他们曾经普遍采用“并不高明的手段”，也没人禁止他们有朝一日“专业化”。
腐败分子长期腐败、集体腐败，你却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不是没有履行好自己的本职嘛！因为腐败分子“专业化”，所以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很荒唐的逻辑。这样的“外行人”该不该反思？
当然，“我们纪委的同志感受到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算亡羊补牢。腐败分子总能以这样那样的原因得逞，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而且要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利益泥淖让博士点斯文扫地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毕诗成
继徐州师大申博失利十余名教授停教抗议后，近日，西北政法大学以“程序违法，结果不公”为理由，向陕西省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对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确定的第十一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进行重新评审。在此前的评审中，信心满满要结束没有博士点历史的西北政法大学落选了，据说在校园内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人民日报》4月27日）
现在之所以申博风波迭起，盖因国家对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了政策调控——此次评选结束后，2015年前将不再进行新的评审，这意味着下一次申博至少是6年后。以往间隔时间短，忍气吞声还能“忍”住；现在要一忍6年，干脆放手抗争一回，或许还有点胜算。于是，有了大声说“不”。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的“举证”，此次评审存在多重问题：一是有的院校申报材料中存在明显造假，省学位委员会未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专家评审制度走了形，专家组成不合理，评审时间仓促；三是评审过程不规范，在有高校申诉后，学位委员会在人数未“过半”情况下，举手表决了专家评审结果……类似问题，显然不只陕西独有，徐州师大“专家评审时名列第二，省学位委员会推翻专家意见令第三名晋级、第二名落选 ”的遭遇，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年，学术研究浮躁之风大涨，“弄”到博士点成为高校领导最重要的政绩——各种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大学无所不用其极地搞公关；管理者的评审权成为教育界的“肥肉”；评审专家乐得被“利用”得名得利；为了申博，一些高校高价引进两院院士，一个院士可以在数所高校挂出“幌子”；为了申博，一些高校不惜多面造假，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申报博士点堪称一件斯文之事，如今却斯文扫地。
即便是西北政法大学这个“被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表现出的也是毫不掩饰的利益考量——“如果这次申博不成功，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将继续被其他高校‘挖角 ’”；“如果这次申博不成功，西北政法将沦为一所三流学校”；“很多办学不过短短10年的工科大学法学院都申请到了博士点，我们有70年办学历史的学校没有博士点，这叫我们怎么接受？”这些“图利”的声音是非常坦率的，甚至已经被包裹到“西北地区法律人才赶不上发达地区，是因为整个西北5省（区）司法系统的法学博士屈指可数”这样一个“国家大利益”之中，但越是坦率诉求，越是让人不安——中国的博士点，何以能肩扛如此多的重负？难道神圣的博士点只剩下“利益”，而不需要独立、纯粹的责任吗？
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用20年走完了美国100年的路。从数字上看似可认同，但对于其中的揠苗助长，我们是否有足够警惕？是否有相应措施予以规避？现在真的看不到。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其前些时公开发表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指出，“至少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但对于急需以博士数字证明点什么的“各界”来说，前辈教育家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只能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昏话”。
前些年博士还是香饽饽，现在媒体上已经在讨论“博士就业难”。都说博士质量在下降，利益扭曲下的博士生教育，质量焉有不下降之理？很多有良知的教授也为“一个茶壶要管十几个几十个茶碗”而力不从心、大声呼吁，但在利益游戏的大转盘下，几乎没有一所高校、没有几个博导，能彻底从这场游戏中抽身而退。现在，在徐州师大、西北政法大学的示范效应下，不排除将有新的后来者。大学的合法合理抗争为重新洗牌提供了契机，也将对管理者形成一种倒逼——剥离掉重重的利益附着吧，让博士点“斯文”地回归到研究生教育的本质上来。神圣的学术尊严，神圣的博士教育，魂兮归来吧！
▓看守所揪出1名狱霸 判故意伤害罪加刑1年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雨公 焦哲
嫌狱友晚上整理记录时“翻纸的声音太吵”，在押人员黄某竟然把对方打进了厕所的粪坑里!南京雨花台区看守所的民警借助监控揪出了这名“牢头狱霸”。昨天上午，法官在看守所里的特别法庭上判决黄某犯故意伤害罪，加刑一年。
黄某是安徽五河县人，今年1月16日，他因在南京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被雨花台警方收押，在狱中，黄某不思悔改，仗着自己身强体壮，以“老大”自居，别人对他稍有不从，他就拳脚相加。今年2月14日凌晨，和黄某同监室的狱友唐某在床上整理记录，黄某觉得他“翻纸的声音很吵”，便对其一阵臭骂。唐某吓得躲在被窝里偷偷整理。可黄某还不作罢，他发现唐某没听他的话停止整理，便对其拳脚相加。黄某出手狠毒，拿着板凳对唐某脸上一阵猛砸，一直把唐某打得掉进了厕所的粪坑里，别人拉都拉不住。唐某头部、面部多处受伤，鼻骨粉碎性骨折。
看守所的民警通过监控发现了此事，立即对黄某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并联合雨花台区驻所检察室进行立案、侦查。在押人员听说黄某被查，纷纷主动找到工作组控诉他的恶行。昨天上午，雨花台区法院在雨花台区看守所内成立了特别法庭，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严厉打击牢头狱霸，坚决维护监所安全”的现场宣判大会。会上，法官判处黄某殴打狱友犯故意伤害罪，获有期徒刑一年，此前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合并对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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