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４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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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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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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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发帖举报遭追捕续：官方首次正面回应……………中国青年报
▲云南开枪杀人警察吉忠春被判死刑 表示上诉 …………中国新闻网
▲北京计划生育调查：富人名人等三类人最难管………中国经济周刊
▲贫民区不可怕，政府不必追求美学……………………………大河网
▲美国大学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中国网
▲行蛮使狠的“无会月”值得警惕……………………………潇湘晨报
▲看守所绝对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潇湘晨报
▲泰国想要的“民主”是什么…………………………………长江商报
▲泰国骚乱 民主是最大输家 ……………………………………华商报
▲泰式街头民主的尴尬无奈……………………………………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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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思索参考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订阅：http://ww9.814e.com/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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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发帖举报遭追捕续:官方首次正面回应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俊秀

核心提示：上海青年王帅在网上发帖举报家乡河南违法征地，遭跨省追捕被关8天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4月10日，河南灵宝党政公众网上出现一篇管理员发出的帖子，称网帖和报道给灵宝造成了不良影响，对党政部门及干部造成很大的伤害。

　　中国青年报4月13日报道 4月10日下午18时30分，灵宝党政公众网上出现一篇管理员发出的帖子：关于《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一稿有关情况的回复，落款是“灵宝市信息中心”。文章称，报道给灵宝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强调王帅诽谤案正在办理中。

　　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发出后灵宝官方首次作出回应。回应首先对王帅在网上发帖的情况作出说明，称王帅以《网友揭开灵宝抗旱黑幕》为题，用羊吃麦苗、政府发奖金号召羊吃麦苗、砍光果树、清光土地、机井废弃等图片说明灵宝市抗旱的做法和情景，特别是把人民网刊登的《灵宝筹资540万元抗旱保苗》一文与其图片联系起来，意在说明灵宝的麦子都让羊吃了，500万元都让政府挥霍了，“严重损害了灵宝的形象，特别是伤害了市抗旱工作指挥部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

　　关于“王帅诽谤案”情况，文章称：2月23日，灵宝市公安局接到市抗旱工作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的报案，称在很多网上看到灵宝500万抗旱资金被贪污的帖子和网民的辱骂，河南省财政厅专门派人了解灵宝抗旱资金使用情况，市抗旱办、市水利局的一些负责人不是受到同学、熟人的询问，就是受到一些电话的谩骂干扰，严重侵犯了其人格和身心健康，要求公安机关查处。

　　公安机关经调查发现，在天涯社区、大河论坛等40多个网站均有《网友揭开灵宝抗旱黑幕》、《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等帖子。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一目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立案侦查，经调查确定王帅有重大作案嫌疑。

　　3月6日，办案民警在上海将王帅抓获并刑事拘留。经审讯，王帅对自己在网上发帖捏造事实、侵犯他人人格的行为供认不讳。据其供述，因家人对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款项不满，他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后认为政策不公，拍摄了部分照片炒作此事，意欲达到个人目的。3月13日，王帅被解除刑事拘留转为取保候审。现王帅诽谤案正在办理中。

　　灵宝市信息中心称，《中国青年报》文章的副标题“一青年举报家乡非法征地遭遇跨省追捕”的说法严重失实，称王帅被刑事拘留完全是因为在网上发帖歪曲灵宝抗旱事实，与举报家乡非法征地毫无关系。

　　文中表示，五帝工业聚集区是河南省确定的200个产业聚集区之一，该区按程序上报建设用地手续，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赔偿到位。征地补偿等费用标准正在确定，分配方案正在研究之中。近年来，由于国家建设连霍高速公路、郑西高速铁路，在大王镇征地较多，补偿标准有高有低，市镇两级政府考虑到补偿标准太高，会给今后建设征地造成误导，标准太低群众又接受不了，于是，在按照国家的要求做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认真确定补偿标准、发放方案，既要考虑到农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又要照顾到村民当前的生活需要。每亩地一年1200元是在征地补偿款未完全到位前给村民的生活补助费，这一标准绝大多数村民都是同意的，包括王帅的父亲都是按时领取的，不存在村民生活水平严重降低的情况。

　　文章最后还称，中国青年报记者所写稿件发出后被多家网站转载、跟帖，给灵宝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一些网民追帖、打电话，肆意贬损、辱骂灵宝市党政部门和市委宣传部的王副部长，对其形象和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新闻回顾：上海青年发帖举报家乡河南违法征地遭跨省追捕

新闻摘要：08年5月，河南灵宝市政府“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上海青年王帅多次举报无果后网上发帖，因言获罪，被灵宝市网警跨省抓捕。

▓云南开枪杀人警察吉忠春被判死刑 表示上诉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作者：保旭 徐向良

核心提示：2009年2月13日晚，云南省蒙自县公安局民警吉忠春酒后倒车时与一名车主发生冲突后，掏枪向其连开三枪，致其抢救无效死亡。法院今日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认为吉忠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民事赔偿部分判赔10万。吉忠春表示要上诉。

中新网昆明4月13日电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今日对备受关注的蒙自警察吉忠春开枪杀人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吉忠春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十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当庭表示要提起上诉。

二月十三日晚，云南省蒙自县公安局民警吉忠春酒后到官恒小区寻朋友未果，倒车时与另一名车主潘俊发生冲突后，吉忠春掏枪向潘俊连开三枪，致潘俊抢救无效死亡。当月十七日犯罪嫌疑人吉忠春被依法逮捕。该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三月二十四，红河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地检控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人吉忠春进行起诉。当日，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指出，此事件最初是由于死者潘俊先对吉忠春进行辱骂和殴打，才导致吉忠春有过激的行为，同时被告在事发后主动把枪交与他人保管并报警，有自首情节。

法院今日一审认为，被告人吉忠春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吉忠春身为警察，在非公务时间违规携枪饮酒、醉酒驾车，仅因倒车之琐事与被害人潘俊发生吵打后，便持枪朝潘俊连开三枪，致潘俊当场死亡，其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另外，被告人吉忠春关于潘俊先动手打他，他鸣枪示警无效后才开枪射击潘俊的辩解和辩护人关于被害人潘俊有严重过错，吉忠春有自首情节等辩护意见，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符，法院不予采纳。

在法院对犯罪嫌疑人吉忠春作出一审判决后，此案被害人潘俊的妻子许馨月及家属均表示对判决满意。被告人吉忠春认为自首情节应该被认定，当庭表示要上诉。

新闻回顾:云南一民警因倒车与人发生纠纷 开枪致其死亡

2009年2月13日晚，云南省蒙自县公安局一名“110”民警吉忠春因倒车问题与一人发生纠纷，其间发生肢体接触并致吉忠春鼻子流血，随后吉忠春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连射三发，击中对方，致其抢救无效死亡。

▓北京计划生育调查：富人名人等三类人最难管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汪孝宗

核心提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曾表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周刊4月13日报道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提出了严格的“一胎化”的主张。此观点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日前，本刊记者就当前计划生育问题，调查采访了北京基层计生干部和社区居民。

据最新的网络调查显示，有61.1%的被调查者支持“放开二胎”，反对的有32.1%;有二胎生育意愿的达61.7%，没有二胎生育意愿的有30.3%;在选择生育二胎理由的调查中，有60%的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太孤单，26.1%的人认为独生子女有成长、成才、婚姻、养老、社会发展、国防等“六大风险”。这与记者在基层的采访情况基本相似。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在北京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中，还存在着诸多难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流动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

城市流动人口

——计生工作的“极大挑战”?

据记者采访了解，对于当前的人口政策和计生工作，很多基层计生工作者反映出的最大难点之一就是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

“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难控制，就是因为人、户籍和居住地三个不在一块。”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张美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有20多个流动人口大院，当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一个大院查完了，等我们查完另一个大院再返回来的时候，这边的人又换了一拨。我们有一个全国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我们把相关人口信息输入进去后，过了2~3个月，保不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不在我们这里了。”

在当代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多重力量的作用、诱惑下，亦工亦农，漂流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据2005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

流动人口的增加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带来一定的冲击，也对传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难、服务难，长期以来已成为困扰人口计生工作发展的瓶颈。

“我们石景山区有石景山医院、首钢医院、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等四大医院，他们每年把新出生婴儿情况往我们计生委报，我们再来对流动人口婴儿进行核实，但事实上我们找不着他们。比如他们在医院登记的x路x门x号，等我们去核实的时候，根本就没这个人。”张美娟抱怨说：“有的育龄母亲怀孕了，她也知道社区在找她，她就赶快搬家，有的是还没有生育指标孩子就出生了。”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2007年开始统计的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流动育龄妇女总量为5599.5万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为3162.1万人，跨省流动育龄妇女占56%，总数为3135.4万人。

而根据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四条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

这就给“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我们以流动人口居住点为依托，一直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创新。”张美娟介绍说，八角街道从2004年开始在摸索、处理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的关系，让流动人口把社区当成他们第二故乡，变成他们自己的家。

据介绍，八角街道在流动人口居住点都设有一个管理员，不管进出都要进行登记。实行街道、社区、居住点三级管理与服务，由管理员、宣传员定期发放宣传资料、避孕药具，定期进行孕检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也经常搞些活动，如姐妹聊天会、介绍工作、孩子入托、办理生育服务证、提供免费技术服务等。尤其是特困家庭，可以随时随地找街道或社区，他们“有求必应”。

同时，张美娟认为“山东省的计生部门做的相对比较好”，他们要求“育龄妇女不管在哪里，定期要往原籍寄回一张孕检单，证明没有怀孕，然后到我们的计生部门核准后寄回老家”。这样，使原籍和居住地两方面都能掌握育龄妇女的生育情况，就不会出现“超生问题”。

“我们现在的工作不能靠行政手段，强制人家不许超生，而是以服务代管理，想尽一切办法给流动人口提供服务。通过服务让他们觉得‘既然居住在这个社区，就要遵守这儿的法律法规’。流动人口有生育的权利，但是也有守法的义务，这都是双向的。”张美娟坦言。

富人名人

——有钱就可以“超生”吗?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经施行了30多年，对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富人超生”现象的出现。

“对我们来说，居住在高档公寓的‘富人们’是我们的工作难点。”已经在基层作了8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张婉莹一脸无奈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这些人开车进来以后直奔地下车库，然后从地下车库直接回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也见不了面，更不了解他们的生育情况。“物业不愿给我们提供业主的信息，甚至找个联系电话都很费劲”。而且他们大部分人的户口都不在本地，管理与服务都很困难。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曾表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

事实上，对于富人超生、逃避检查等现象，国家有关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在几年前就曾制定了《高档封闭住宅小区计划生育管理指导性意见》，强调了小区内主动服务的重要性。该意见要求各地建立计划生育部门与城建、物业管理等部门相互协作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制度，明确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职责和义务，为封闭住宅区居民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指导和服务。

张婉莹介绍说：“我们也正在加强着与高档小区居民的联系。一方面我们跟物业保持联系，另外在一些节庆文化活动的时候，通过物业、业委会，把我们其他小区的居民带过去，跟他们一块儿参加活动。比如像今年英特尔公寓三八节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模特儿带过去了，跟他们去联欢，进行逐步渗透。同时，我们把一些计生方面的政策、优生优育的知识发到他们的内部网站上去，在小区公告栏公示一下，还放一些宣传片，在楼道的小电视里循环播放。”

“在我们街道，富人超生的现象基本上每年都有。”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计生办主任贾辉说：“我们根据朝阳区的有关规定，一般按照6~10倍于北京市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征收社会抚养费，或是根据夫妻双方单位开出的‘收入证明’征收，如果收入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就按家里的实际收入计算。”

而有专家表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对计划外生育的一种处罚。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一般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倍交纳。但这样的规定并非是说交了钱就可以生育，也绝不是为富人提供超生的机会。

在朝阳区柳芳南里居委会做基层计生工作的李春燕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好多居民反映，富人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意生二胎，而且国家对他们的惩罚力度也不是很大，只要交了罚款，他们就可以随意生，那我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就不可以随意生呢?这方面老百姓反映比较大，怨气也有。”

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曾表示，国家人口计生委通过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度重视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基本的态度主要有三点：一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任何人违反法律法规都要承担相应责任。二是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在重视法治的同时，还要坚持德治，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三是对坚持要超生的名人富人不仅要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还要采取道德谴责、舆论监督等手段。

早在2002年9月，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一般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两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随后在2007年2月，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的情况，除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会抚养费以外，还将根据其实际收入进行罚款。情节恶劣的，将予以公开曝光。

“涉外婚姻”

——生育政策存在“误区”?

“在北京，涉外婚姻的计划生育工作还有一些误区。”贾辉指出，不少有涉外婚姻的中国公民认为“生二孩、三孩都可以”，有到计生部门进行咨询的，也有“拒绝咨询”的。反正就是觉得“我可以生，为什么不让生啊”。

据她介绍，实际上，涉外婚姻需要生育的，只要夫妻一方是北京市户口，就得遵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计划生育”。

1998年12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中国内地居民涉外生育问题规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后在内地生育的，执行中国内地居民一方户口所在地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生育，在执行中国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时，外国人一方结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后生育的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不计算该子女数。

“现在许多计划生育政策‘搞不清’，跟媒体宣传也有关系。”贾辉认为，“我们有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上不够全面，甚至有的断章取义。比如有关政策出台后，媒体只摘取老百姓特别关注的、特别吸引眼球的‘一段’，而把相关的限制条件那‘一段’取消了，结果就形成了误导，给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实，那些限制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贾辉说。

▓贫民区不可怕，政府不必追求美学

来源: 大河网

落后国家肯定是有贫民区的，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美化。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2006年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政府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编者按：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点，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的体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下文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欢对黄亚生的采访。

受访者：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人物周刊 ：你刚从印度回来，据你的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危机里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遭遇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宏观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它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市场，主要是融资受到影响。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美国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在国内的经营碰到问题，需要还债，而在印度的市场却运行得很好，因此，变卖了印度的资产拿回美国。

第二个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就是房地产过热。房地产过热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但是你看它的制造业啊，服务业啊，影响并不是很大。你再聚焦我们中国，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

中国的储蓄率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在全世界来讲仅次于新加坡，但家庭的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储蓄是三方面组成的，家庭、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家庭储蓄不高，比印度要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发展反而主要靠国内的消费。

人物周刊：我们平时说中国人的储蓄率高，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

黄亚生：很多人不去看是谁在储蓄，只看总数。在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有，但是很小。

这个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大部分是政府储蓄。从2005年以后，税收一直是盖过GDP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又是不分红，因此企业储蓄也是很高的。

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应该发钱，而不是发各种券。第二，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是却还有那么多的消费。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破坏资源、低成本的基础上。

印度的民众虽然储蓄率高，但是工资增长部分是有保证的，因此民众就敢消费，有信心。如果在一个国家最私有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消费部分比例很高的话，即使储蓄率很高，它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为它的整个盘子比较大，虽然他每个个人可能消费少一点，但是盘子比较大。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盘子主要被政府和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垄断型国企和外企——垄断，它们占很大的盘子。他们的储蓄率又很高，那么肯定会影响消费的。

人物周刊：你说目前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发钱，怎么理解？是涨工资吗？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年很多目标我是认同的，但是手段我确实不敢认同。我现在讲发钱，从短期上来说，是种应急措施。

更深远的含义是退税，把税率降低，中国又不是福利国家，还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也很高，企业主自己不会去消化这个成本，那么就会转嫁到工人身上，最终还都是挣工资的人来付这个税。

政府花钱就应该是那么几块，国防、公共卫生和教育、环保都可以交给市场。

GDP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即使政府发钱，大家去把这些钱储蓄起来，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政府追求的就是社会稳定，符合人道的政治稳定。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高储蓄的国家有人出来造反，只有低收入的人才会这么去做。

现在给消费券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去消费，不要储蓄。我为什么要说取消城管？因为我觉得制约中国服务业的就是这些城管，对小商小贩的打击。

政治不应该追求美学

人物周刊：很多人会说需要城管，因为这符合一种政治美学，他们担心没有了城管，我们会变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印度。

黄亚生：行啊。他不想看到，那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想看到。如果是美学的话，那我同意印度是个丑得不得了的国家。但印度是个高度稳定的国家。

人物周刊：但是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中文资讯来看的话，印度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宗教、反恐、种姓什么的，感觉很不太平。

黄亚生：你就这么去想吧，你看它有多少问题，它每年发生的暴乱事件有多少？我们是一个大一统的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但是我们每年发生多少群体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勤奋、老实。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自己公布的群体事件都在上升。

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我在《金融时报》写过崔英杰（2006年8月11日，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所以，印度这个政府，它想去追求美学，它也追求不了。70年代时它是追求过美学的，最后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你的话让我想起清华的秦晖教授说应该允许城市里面有贫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万炮齐轰。

黄亚生：贫民窟的存在是说明一个国家的落后，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啊，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落后国家肯定是有贫民区的，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另外，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城市美化。

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多的贫民窟？就是因为那些没有地的农民。但我们对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有一个误区，包括国内一些很有名的农业专家，跑到印度考察后回来就说不应该搞土地私有制，印度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他们看到印度有很多失地的农民。

他们管那些农民叫失地农民，但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就是因为印度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当初印度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是把土地给了一些很有钱的农民，就是你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你才能够有获得土地的权利。因此从那个时候起，就积累了一大批穷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

比较韩国和台湾，韩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讲，做得非常彻底。韩国和台湾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而印度，从来没获得过土地就谈不上继承。所以，说印度土地私有化，农民很容易地就把土地卖出去，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问题是土地改革得不彻底，而不是土地改革本身有什么问题。

大楼与文盲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最近写文章说，我们80年代走的路是一种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印度走的就是我们80年代走的那条路？

黄亚生：我觉得印度90年代走的跟我们80年代走的那条路很相似。他们90年代的发展甚至到现在也没有FDI，所以中国学者到印度去看，回来就说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没有FDI，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我就问他们，那为什么人家现在国民生产总值能上升8%？9%啊？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要走国内市场的路线，但方法是4万亿，还是搞基础建设，为将来发展打基础, 你怎么看？

黄亚生：就这么说吧，我生了一个小孩，天天饿他，我为什么饿他呢？我把奶和粮食省下来，说是为了他的下一代，任何有常识的人听到这个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你现在建设这么多东西，是有人付出成本的，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钱，也不是世界银行给你的。就算建公路建港口是有道理的，我们又怎么解释央视建大裤衩，烧了一个再建一个。我们又怎么解释北京和上海要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说城市新修了3000座摩天大楼，结果中国多了3000万文盲，这有联系么？

黄亚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政府出面组织建摩天大楼, 肯定有人负担这个成本， 而这个人肯定是穷人。我们很清楚在90年代中国的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是很少的。

你想“大裤衩”的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它就是靠垄断地位得来的广告，收费那么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到中央电视台去做广告，我要付很多钱，那么工资就要降低。所以饿了你这一代，去保你的下一代，这是很没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的收入降得很低，那么经济就不发展了，因为他们没有形成购买力。

过去我们可以靠美国的购买力，但是现在美国也靠不上了。

像高楼大厦这些，都是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的。

人物周刊：那你怎么看这次4万亿投资？

黄亚生：我从局外者的角度来看的，这次的4万亿从口号上来说，是要建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教育啊之类的，这是种进步。

我最担心的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做的大多数事情还是在增加供给，没有增加需求的可能性。如果这次4万亿不是真正去解决中国收入低、收入增长慢这个问题，还是仅仅停留在建铁路啊，建钢厂啊什么的，那没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用来修路啊，建机场啊什么的。中国这20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当自我完备的投资体系。而用在消费上的，比如退休金、贫困补贴这样的发放是非常有限的。

人物：这次两会赶上经济危机，很多人都说4万亿要学习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要以工代赈，因为失业在中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答：罗斯福当时确实是靠政府来解决就业的，甚至政府雇艺术家画画啊，种树啊什么的，但他不是修路。

还有一点是，所谓的新政是指政策的改革，甚至是政治的改革。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

为什么说罗斯福救了资本主义，因为他从根本上把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变成了一个改良性质的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要谈“新政”，一定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方面是刺激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体制的变革。

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人物周刊：你始终把政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什么地方作出改进？

黄亚生：我也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有一些治国的原则，应该在所有国家都是通行的。

即便如新加坡，它也不崇尚西方的民主，有时还帮中国讲话，但它有法治，没有腐败。如果你靠它的办法可以做到法治和没有腐败，那也可以啊。

我不在乎你采取这种办法，还是采取那种办法。

人物周刊：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这说明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新加坡本身非常成功，这没有疑问，但新加坡模式肯定是非常有局限的，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在中国就是很奇怪，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世界上靠民主成功的国家很多，也有失败，但成功的绝对不止一家，那至少表明，这种制度是可以复制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我们可以先辩论一下，他们是先政治成功的，还是先经济成功的。

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员喜欢去新加坡。第一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党执政，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外，所有的制度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我觉得悲哀，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后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争论。

我们不能照办新加坡模式，这个逻辑要弄清楚。新加坡小，中国大，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小的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第一，新加坡没有农民。新加坡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搞科技园，它不要低产业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农民啊。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不需要这些行业，需要的时候就从马来西亚进口劳工，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这是新加坡的自动调节器。

中国能这样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能把那些低技能的农民工送到国外去吗？因此，中国应该想个办法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但是怎么提供呢？只有中小、民营企业，而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含量比较低的。

另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

公司内部不需要民主，但外部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新加坡面临人才竞争，如果压迫知识分子的话，那它的人才就会流失。它又面临产品竞争，我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跟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竞争，必须要跟美国航空公司竞争。

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大公司要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是可以的，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的。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是温州模式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中国崛起的呼声也喊起来了，中外都开始研究“中国模式”，你觉得存在么？

黄亚生：“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金融开放，产权有一定的保护。

对于我来讲，细究哪种模式属于哪个国家，一点意义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那种模式里，能不能获利。

70年代，珠三角和温州都很穷，而今天，它们成功了，最主要是他们实行了民营经济的做法，当然没有形成制度。

在中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问题，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非要去问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对老百姓来讲，他穷，他哪去关心你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对他来讲，你只要给他一些做生意的空间，给他一些起始资金，让他的劳动成果能够转化为收入，他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东西最先是中国做出来的还是西方做出来的？

人物周刊：我看你的文章，你是把这30年分成两个阶段的，一个是80年代的全面改革，以89年作为一个节点。90年代时外资哗哗地就进来了，GDP是年年高增长。只开放，不改革，我们经济也增长。现在似乎这条路不好使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到了另一个拐点上呢？

黄亚生：我一直是觉得只开放、不改革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只不过这个问题过去被隐藏过去了，因为以前我们靠美国的市场啊，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只开放，不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受到经济危机打击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

我们这么来看，80年代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卖粮食的部分，而是他做小生意的部分。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摆摊儿的。

那一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到了88年的时候就到了14%左右。这个比例在9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降，直到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才恢复到了88年的水平。

如果中国按照80年代的路子的话，内需要比现在大很多，而且很多增长是不需要跟外国人去分享的。比如内资商贸根本就不需要外资。

另外，从政治上讲，我觉得也是一种更稳定的模式，因为它创造了很多小业主嘛。而90年代的模式，农村的资金缺乏，办工厂也好，投资小生意也好，都很艰难，然后又有很多苛捐杂税。

我对90年代中国经济最宏观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广州东莞这样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外资进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内陆省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

现在外资已经不能依赖了，我们要回流，但是内地的商业环境和金融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也不是很快。这就是此时此刻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做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背叛了父辈的理想？

黄亚生：我父亲对共产主义是非常相信的，相信到我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化好，他认为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所以他对我出国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他认为我是被误导了，只要我看到事实，我就会改变我的观点。

他是相信言论自由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使你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他让我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去看世界，然后最终去相信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并没有背叛他，因为我是进行独立思考的，而且我父亲从来是鼓励我去独立思考。但我思考的结果和他的期望相反。因为我是相信民主、自由的。

我父亲的过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当天他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去世是9月9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日子。

他这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但他确实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没有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真正情况，他不了解农村。他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但是却没有下过乡，而且他是文艺工作者，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理想我是可以去继承，但是幼稚我不能去继承，我得看是什么。

人物周刊：在你父亲晚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争吵，因为你们的观点相差越来越大。

黄亚生：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争吵的，有时甚至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后来我变了，因为作为一个儿子的职责来讲，第一，我父亲这一代人信念是很重要的，我没有必要打破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靠。第二，我打破他的信念，对这个社会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

80年代文艺界的人被打成左派的话，待遇并不是很好，他不是当权派。

人物周刊：他对毛的感情怎么样？

黄亚生：他非常崇拜毛。因为他很年轻就投奔了毛，有种年轻的感情。我觉得他的理想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20多岁的时候是差不多的。这点我肯定做不到，我20岁的理想现在肯定是都没有了。

另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也受到影响的，但是毕竟我家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受到特别的极端的迫害。

人物周刊：去哈佛的时候，你的想法和父亲接近么？

黄亚生：不是。我当时可能比我现在更信仰民主自由，因为文革的原因。我现在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比如像美国出现这些金融问题的话，要解决，就应该政府出来把这些银行的借款变成国有的。但我不认为美国金融体制应该长期国有化．国有化是一个应急措施，但即使是个应急措施在美国也遭到了很多右派的反对。

我认为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应该从实证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讲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你看到你的观点和事实不符，你就应该放弃你的观点。

一个国家就应该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比如中国，走温州模式就发展得很好。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国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他们不让中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说他们是在防止中国盲目地效仿西方。

温州也是中国的啊，为什么不发展温州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我是在用事实说话。

▓美国大学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

来源: 中国网

奥巴马无法左右大学校长的任命，也无法暗示当地州政府掐这所大学的脖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制度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提供了保护伞，奥巴马的不爽只能在心里，只能是怀恨在心。

作者：王攀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定于5月13日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春季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但校方表示届时不会授予奥巴马荣誉学位，理由是他刚刚就任总统，“主要工作尚未开始”。（4月12日《扬子晚报》）

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牛气了一些。事实上，是否授予名人学位，是一个大学的自由；而且美国的大学也有这个传统。比如，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已经决定在奥巴马下月17日造访时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学位。所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可否授予总统学位不是焦点，焦点在于校方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的勇气。由此，有网友问，如果换成国内大学，敢于对官员说不吗？言外之意，国内大学缺乏骨气，甚至巴结还来不及呢。

的确，我也相信国内大学少有这样拒绝官员的勇气。但我们能怪大学没骨气吗？恐怕不能。原因在于，拒绝的成本和风险不一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向总统授予学位，当地媒体提醒：一、“奥巴马几乎不会再参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二、“甚至没人知道会不会再有其他总统莅临”。也就是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的风险仅仅是遗憾和吓跑其他总统。如果换到国内大学，拒绝授予官员学位的风险恐怕就不止这些了。

再接着探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奥巴马会不会不快？肯定会。奥巴马会不会有报复之心？可能没有——但我们暂且假定他有报复之心。可问题是，即使他想报复这个大学，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无法左右这个大学校长的任命，也无法暗示当地州政府掐这所大学的脖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制度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提供了保护伞，奥巴马的不爽只能在心里，只能是怀恨在心。

但如果我们国内大学拒绝一个官员呢？我们也假设一个官员会不高兴、会怀恨在心。那么，这个官员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左右一个大学校长，甚至一个大学的命运。而且，也正是因为官员掌控着大学校长的前途，大学校长就不遗余力地巴结官员，别说大学可以授予官员学位，就是不可以也会变着法授予官员学位。这几年，官员攻读学位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含金量多少，当事人自知。

怪谁呢？怪我们的大学校长没有骨气、媚官？怪我们的官员报复心强？都不正确。怪就怪在，没有一套制度保证大学校长的骨气，没有一套制度制止官员的报复之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面对的风险不过是留下遗憾和吓跑其他总统；而国内大学拒绝授予官员学位，面临的风险可能是校长位置不保，学校在公共资源获取上可能被穿小鞋，等等。没有保证大学独立的制度环境，才是大学媚官、官员掐大学脖子的原因所在。

▓行蛮使狠的"无会月"值得警惕

来源: 潇湘晨报

开会能够弄成一种大病，无法可治，这可以为使用蛮力带来喝彩，很多人会忘记这种行蛮使狠的搞法，其实并不比它所要治的东西好，因为更多的时候，人们被权力深深伤害，原因正在于权力可以很方便地行蛮使狠，权力习惯于用蛮和狠去对付所有它不想看到的一切。

作者：刘洪波

光是一个开会，就能生出不少改革的花样来。刚听过唐山38个会一次开，这两天听到的是吉林省3月和8月为“无会月”。会议确实会大大减少。38个开成一个，够狠，但还不如两个月不许开会厉害。

38个会开成一个，既无法证明那要开的一个是有必要的，为什么不可以减为0，也无法证明会上公布的事项是不是考虑充分，有没有为赶会而匆忙决定什么东西。两个月不开会呢，更加让人想不明白了。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吉林省针对基层反映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明确2009年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下发的文件数量要比上年减少10%，把3月、8月定为“无会月”。两个月无会，亦无会议文件，目标是一步达成，两个月占全年时间的六分之一，比10%要多，其它月份甚至可以比去年的会多开一些。

还有一些规定，关于会期，关于出席人数，关于讲话时间等等，可算是“改进会风”，还要对“全省性会议实行计划管理，严格审批”。会多文多，就得弄出这么多的详则来管住。

会议都变成宣布决定了，不议事，只听讲，根本就不能叫会议。这种病向来就有，越开越多，你为了减少数量，规定一下，会倒是少了，但“会不议事”也变成了法例，这种会留之何益，一个也不要有好了。

都说要减少行政审批，为了开会问题，行政审批又增加一个。想解决什么问题，就来一个“计划管理”，行政上加一个审批。这是倒退，还是改革？

现在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光是开会，就可以把人搞到无计可施。你不治，会就不可收拾，一定会弄到开不胜开；你要治，也没有什么办法治得了，除了像用门板夹了人去猛踩治驼背那样来蛮力操作。

开会能够弄成一种大病，无法可治，这可以为使用蛮力带来喝彩，很多人会欢呼“铁手治会”，会说“下真功夫”。这样的时候，很多人会忘记这种行蛮使狠的搞法，其实并不比它所要治的东西好，因为更多的时候，人们被权力深深伤害，原因正在于权力可以很方便地行蛮使狠，权力习惯于用蛮和狠去对付所有它不想看到的一切。

开会无法治和开会只能蛮力治，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种呈现。问题是活力基本丧失，想想看，不使蛮治不了，使蛮又治成了什么呢？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仍是未免。不光是开会搞成这样，要问的是有哪一件事不会搞成这种样子。“管则死，放则乱”，这是两种表现，权力过大而且随意，则是根本。会是想开就开，开到不可收拾；会又想不开就不开，紧到不许开会。这都是不可理喻。

会开多了，烦，紧一把，你就会为“铁手治会”而喝彩。太紧了，也烦，放一放，你又会为“实事求是”而欢呼。就这样，你可以一直烦并且欢呼下去，因为你总是可以看到“改进”，但事情其实是原地踏步的，甚至恶性循环。

有办法摆脱这种状态吗？我想应该是有。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治理上都会呈现这种“管则死，放则乱”的状态。很多事情都呈现出“管则死，放则乱”的情况，要改的就不是这“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又一件，而是导致这“一件又一件”的那个总阀门。

▓看守所绝对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来源: 潇湘晨报

看守所绝对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饱受轮番而至的质疑，跌宕时，有俯卧撑的起伏；诙谐时，有躲猫猫之愉悦；瑰丽时，有做噩梦之想象；残忍时，又不失摔下床而死的无比沉重。

作者：晓宇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诗人的口中，是无比的眷恋，这个地方，它也可以是看守所。说人生而眷恋看守所，那是对人的侮辱，但看守所绝对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饱受轮番而至的质疑，跌宕时，有俯卧撑的起伏；诙谐时，有躲猫猫之愉悦；瑰丽时，有做噩梦之想象；残忍时，又不失摔下床而死的无比沉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4月9日18时48分报道：3月23日，被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的20岁男青年温龙辉猝死。24日，经再三要求，其亲属在看守所看到了监控录像，称录像显示“一男子蹲在床上，被一块黑布蒙住头部，遭到4人殴打，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0分钟，随后，该男子倒在地板上，有人紧张地按了3次门铃，找管教，并且大喊：‘快点快点，人不行了。’”翌日，死者家属再度调看监控录像，却已不见此段过程，但家属仍然声称从录像中听到了死者当时央求“不要打我”的哭喊声。福州第二看守所对此却宣称，温龙辉是从床上掉下摔死，属于猝死或者病理原因死亡。

又一次难以置信的对立，又一次难以置信的解释。当事双方都保证所述“百分之百”真实，但再神奇的事实也百分之百只有一个，这个年代，选择相信，真正需要鼓起百分之百的勇气。

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从“最多六七十公分左右”高的床上摔下能够摔死人，这需要多么沉重的肉身；我们也实在难以相信，被死者家属看到的殴打过程的录像，居然能像蛛丝网一样轻轻被抹掉。反正怀疑重复千遍，怀疑还是怀疑。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姑且不说如万应灵药一般的淡定“猝死”，自去年年末以来，无处不在的俯卧撑，无地可逃的躲猫猫、弹手指，无处不见的“玩游戏、开玩笑”，所有人躯体中同样脆弱的心脏，莫名其妙不见踪影或是被删除了的录像，不但台词被重复，连剧情都在流行。不一样的地点，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非诚勿扰的微笑，但却并不是所有人的眼睛，都流下蒙冤不白的泪水。

被称为福建版“躲猫猫”的温龙辉猝死事件经媒体报道后，4月10日，网上迅速出现了署名为“记者赵鹏”的《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猝死事件调查》。流行总是惊人地流行，通篇像极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都不认可的、缺乏一个明确结论的“躲猫猫”事件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在未作出任何有力探询与质疑的情形下，在未作出任何独立调查的过程中，“在福州市委宣传部的联系下，并经福州市检察院批准后”，仅仅倾听了检方与看守所方面的介绍，然后作出鹦鹉学舌的复述，与“躲猫猫”调查团的调查惊人相似，缺乏产生判断与结论的内在逻辑，自然也要陷入苍白的无力。

人生经得几相似，却道天凉好个秋。温龙辉猝死，人们看到警方关于“经医院当班医生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的说明，也看到了温龙辉之父“医生称送到医院后尚未施救就已停止呼吸”的说法；我们看到了警方公布温龙辉死前“在天井中手撑着两个塑料板凳进行俯卧撑运动，大约做了五六下”的似曾相识，我们也听到了死者家属口中警方解释对温龙辉殴打画面为“开玩笑”的似曾相似。

天堂的门口，同样通向地狱。在持刀抢劫自求入狱只为“不愁吃穿”的69岁老人眼中，看守所是值得用自由换取的美好之地，但世间能够轻易得以重复千遍的，绝对不是美好，而是悲伤与恐惧。人们在不同的事实简单明快的重复之后，不能释怀的是无法相信美好，我们总在怀疑：多少猝死说法不厌疲劳重复的背后，多少罪恶又在千篇一律地流行？

▓泰国想要的“民主”是什么

来源: 长江商报

议会是可以随时解散的，首相是可以被逼辞职的，宪法也是可以即时修改的。在泰国王的默许下，2006年的军事政变成为近年政局混乱的起点。

作者：胡洁

泰国又一次成为世界焦点。不过此次并非源自东盟系列峰会的救市举措，而是数千“ 红衫军”围攻会议中心致使峰会取消的“壮举”。此前的3月28日，泰国前流亡总理他信通过视频讲话指控2006年策划政变的人物是枢密院主席普瑞姆与前总理素拉育，并号召着红衫的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反独联）发动街头游行，要求总理阿披实辞职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昨日，泰国总理阿披实已宣布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其本人在撤退时也遭遇冲击。

上一次，仅在4个月前，同样是“捍卫民主”的口号，不同的只是黄衫，人民民主联盟将他信妹夫颂猜拉下了总理宝座。不过，历史总是轮回着相似。泰国政坛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拔河赛，拉锯的双方其实都在“玩一场游戏”，大家似乎都在为同一个神圣的目标 “国家民主”奋斗，但任何一方的胜利却都是暂时与“非法”——因为，在这样一场混战中，已然没有制度标准的认可。

议会是可以随时解散的，首相是可以被逼辞职的，宪法也是可以即时修改的。从泰国国旗上，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民选政府、国王、军队虽是三个平行的权力中心，却因另两极的稳固与制衡，实质上让民选政府成为摇摆不定的态势。因此，在泰国王的默许下，2006年的军事政变成为近年政局混乱的起点。

然而，作为1932年即确立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政府必须以推动民主进程为己任，如此一切即成悖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催生的堪称泰国史上最民主的宪法，推动和发展了他信政权及其广大的底层支持者，却继而侵蚀了传统精英的利益，并由此引发了政权争夺战。自2006年至今，泰国业已更迭了四届政府，目前看来阿披实也难以结束乱政。

当然，也许可以将此种种抗争与波折看作民主进程的必要过程。英国政权由王权转至议会，历经清教徒战争、光荣革命至下议院掌权近三百年。但美国民主体制的确立，却在借鉴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基础上通过三权分立迅速完成。相对而言，不能不质疑泰国民主的“诚意”。

事实上，在表象的激烈抗议外，关于党派间利用金钱等利诱游行参与者也是不争事实。每一轮的幕后胜利者也终究会被继任者找到把柄。因此，可能还是那些局内人所说较为中肯：不要拿西方民主在泰国说事，闹得再凶，也不过是内政。只是，对于目前愈演愈烈的混乱局势，仅仅依靠政府的解决方案只会继续酝酿不稳定因子。泰国乱政的纠正，必须依靠三方权力的妥协与努力。

▓泰国骚乱 民主是最大输家

来源: 华商报

对泰国人民来说，谁当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或许更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是这场泰国骚乱引起的对民主与宪政的思考。

作者：李开盛

4月11日，在泰国帕塔亚市出现了令世人瞠目的一幕，由于示威者的干扰和破坏，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本应于当天召开的东盟与对话国领导人峰会，已经准备开会的各国领导人在泰国领导人的致歉声中纷纷离开泰国。示威群众冲击国际会议司空见惯，但会议在即将召开的时候因示威而取消，却是很罕见的。此前，泰国政府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国内游行示威不会影响到峰会的举行，而示威群众硬是通过围堵道路、冲击会场等方式，在国际社会面前粉碎了这一保证，把泰国社会的混乱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暴露在世界面前。

这不但让阿披实在东盟各国领导人面前丢了脸，更重要的是，他的总理职位可能不保。东盟峰会取消后，示威的红衫军声称取得了一次胜利，同时将继续进行示威活动，直至达到让阿披实下台的目标。12日下午，红衫军冲入设在曼谷的内政部，泰国总理阿披实在撤离时受到反政府人士的袭击。据传，阿披实的胳膊负轻伤，已经被送到医院治疗。很有可能，阿披实就将重蹈前总理沙玛和颂猜的命运。这两人都是在面对反对派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宣布辞职的。不同的是，沙玛和颂猜被认为是前总理他信的亲信或傀儡，当时的示威群众是在民盟领导下的黄衫军。而这次，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泰国人民来说，谁当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或许更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是这场泰国骚乱引起的对民主与宪政的思考。如果根据是否存在真实、自由的选举来衡量，泰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在这个国家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似乎也不曾被认真对待。对泰国来说，类似的骚乱已经不是第一次，军队的政变十分常见。远的不说，从2006年起，已经历了他信、沙玛、颂猜和阿披实四任总理，他们都是经过民主程序上台的，但前三位已被非民主的方式赶下台。这表明，在这个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民主似乎是最容易首先遭到否定的东西。当一些政治矛盾出现时，各种政治力量仍然主要求助于街头政治，甚至谋求通过军队政变解决问题，出现了所谓民主失灵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不是民主的失灵，而恰恰是民主的不完善，即缺少了宪政的支持。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宪政的民主，即崇尚宪法权威，与法治原则结合起来的民主。民主主要是用来解决政权更迭（如几年一次的领导人选举）和国家大政方针（如某些重大议题上公民投票）的，在日常政治中，主要原则是宪政，即在宪法的最高权威下，依法、依程序来施政与参政，执政者与普通民众均要受其约束。无约束的统治者可以破坏宪政，无约束的民众同样可以破坏宪政。没有宪政的民主，必将反过来破坏民主本身，泰国一年来的骚乱就说明了这点。按此例，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如果当前的红衫军示威继续发展下去，宪法法院也很有可能根据某一点指控，对阿披实作出某种判决，从而剥夺其担任总理的资格，以达到政治妥协的目的。在这样一系列的政治演出中，法院、军队甚至是泰国国王都有可能登场，但在他们博弈中的最大输家则是宪政与民主。

因此，在泰国这类民主国家里，街头民主尽管正当，但必须有某种限制。宪政民主的另一个含义是限权民主，限权不但针对政府，也针对公民。即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权利，但不得要求法外之权。在这一年来的泰国骚乱中，民众上街游行示威的要求是正当的，但占领总理府、冲进内政部则是违法的，是对自己权利的滥用。事实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必须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事，超过范围，便只能导致混乱与无序。公民如果对这种权利安排本身不满，则可通过民主的方式更换领导人或立法机构成员，推动权利的重新安排。对于街头斗争，必须限制在和平、合法、理性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已经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再去追求法外施政或法外斗争权，本身就已构成了对民主的蔑视和破坏，最终只会葬送民主。

▓泰式街头民主的尴尬无奈

来源: 上海商报

当泰国政治制度化水平远未提高到政党政治所需的程度，民众政治参与的闸门却仓促打开这种无序的“参与革命”最终导致其陷入恶性循环式的政坛乱象。

作者：张智新

４月１１日，由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大闹东盟系列峰会主会场、泰国南部滨海城市帕塔亚，泰国总理阿披实在束手无策下，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国领袖纷纷撤离，会议取消。１２日，泰警方以煽动抗议，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逮捕了反政府组织首领阿里斯曼（Ａｒｉｓｍａｎ Ｐｏｎｇｒｅｕｎｇｒｏｎｇ）。

泰国尽管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初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其后６０年中文官政府短命、军事政变频繁，始终没有摆脱军事干政甚至军事专制的阴影。直至１９９２年，泰国才真正确立起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包括普选制、文官执政、政党政治等制度设计。

从那至今的１７年间，泰国政治除了延续以往政变频繁、军人干政、王权出位等基本特点外，又多了一个更为引人瞩目的标签：街头政治。

众所周知，２００６年９月，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了被指控“贪腐”和“滥用职权”的前总理他信。这一政变就有浓厚的“街头政治”背景：之前，反他信的黄衫军开展了长达近一年时间的街头抗议。此后，他信虽然流亡海外，但泰国国内支持他和拥护他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２００８年５月起，反对派“人民民主联盟”（民盟）组成的“红衫军”发动持续数月的街头抗议，此期间导致支持他信的总理沙马下台。

随后上台的总理颂猜是他信的妹夫、人民力量党副主席，仍然面临街头政治的强大压力，不过，这一次街头反对派主打色变成了黄色。“黄衫军”的持续示威抗议最终导致颂猜下台，现任总理阿披实上台执政。

有了军队和王室支持的阿披实仍未能躲过街头政治的压力，从上月２６日起，支持他信的街头力量反独裁民主联盟（反独联）这一次也穿上“红衫”，以阿披实政府为独裁势力“所有、所享、所治”（套用林肯“民有民享民治”口号）为由，要求其辞职并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红衫军”不仅如法炮制“黄衫军”的做法，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起上十万人包围国会，还组织冲击此次东盟系列峰会主办地，最终迫使泰当局取消这次峰会。

面对有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泰国陆海空军队、警察，仅数百人的“红衫军”此次能成功地让精心筹备的东盟峰会夭折，现实原因就是阿披实当局出于前车之鉴，不敢对示威者采取果断强硬措施；以往街头政治中无论参与者甚或组织者都安然无恙甚至鸡犬升天的例子，更给了街头民主组织者们有恃无恐的无限信心。

当然，泰国“街头民主”如火如荼，行政当局对其进退失据、束手无策，还有泰国王室、军方以及政商集团之间复杂利益纠葛的原因，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政府权威缺失和“参与革命”。

去年年底去世的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泰国的宪政权威尚未确立，政治制度化水平远未提高到政党政治所需的程度，但政治参与的闸门却仓促打开，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瞬间迸发，这种无序的“参与革命”最终导致其陷入恶性循环式的政坛乱象。

被“红衫军”打停的东盟峰会终归会很快重启，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步伐更不会由此止步，但泰式“街头民主”给泰国以及东盟带来的尴尬无奈，却绝非短期内所能改变。被“街头民主”推上前台的阿披实，又该如何应对“街头民主”的强大威力，我们且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