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２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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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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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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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传递新路径………………………………………………市民杂志
▲务实看医改……………………………………………………财经杂志
▲我为反腐出良方………………………………………………中间地带
▲瓮安事件再检讨：须从干部源头抓起改善不作为……瞭望东方周刊
▲习水翻腾卷怒潮………………………………………………天益社区
▲国民何处学法律………………………………………………南方周末
▲法官受贿枉法裁判 致绝望女子自焚身亡 …………………兰州晨报
▲百万富翁原是逃犯 11年后终被逮捕 ………………………重庆晚报
▲中国是间谍软件最大受害国……………………………………新华网
▲重建“向中国人民还债”的改革观………………………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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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思索参考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在线：www.google.cn/search?hl=zh-CN&q=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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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传递新路径

来源：市民杂志

　　□ 《市民》主笔 詹敏

　　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能够充当古代“互联网论坛”角色的，是一个叫“诽谤木”的东西。

　　那时，官员们在“政府”门外和交通要道处安置了无数这样的“诽谤木”，鼓励天下人在木牌上刻写对君王的批评意见，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让人“诽谤”。

　　如今，“诽谤木”当初的清纯模样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只能依稀从汉白玉的华表身上想象它当年的身影。

　　距离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出，已经过去了22年。“新传媒科技的出现，使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有所转型。”一位长期进行舆论研究的专家这样解释科技对政治文明的影响。

　　早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借助广播这种传播形式，让1933年陷入经济危机绝望中的美国人听到了希望，最终走出了困境。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76年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趋势仍然在加剧。温家宝总理不断通过媒体，传递出坚持“过冬”的信心，并在“两会”前，借网络问政于民。

　　危机中的人们，往往更强烈地寻求改变。他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听到别人的声音，更多则是想让他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倾诉之后，再一起寻找解决途径。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对二甲苯)事件”，“山西黑煤窑事件”再加上“陕西周老虎事件”，皆是通过网络平台，让私权质疑公权，有了一个舆情宣泄的渠道。

　　一个开放的、文明的社会，就是一个人人可以说话的社会。民意诉求的通畅表达和官民沟通的顺利实现，其首要前提是公民话语权，这对于文明社会的公民至关重要。

　　因此，从古代的“官方布告”、各朝官员的“微服私访”、现代中国的信访制度、政府上网工程和打造电子政务，再到当前的互联网政治——中国官民沟通的模式一直处于特殊的变化之中。

　　在“以人为本”成为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之后，各级政府官员也以不同的方式纷纷“触网”，上网直接倾听民意，与网民交流。网络时代这种超越传统地域时空限制的官民沟通方式，已经彻底颠覆了四千年前的“诽谤木”。

　　“湖南的官员喜欢上论坛，海南的官员喜欢上博客，四川省的厅局长乐于和网民沟通。”有媒体曾这样报道中国官员们集体亮相网络的不同方式。

　　自2007年起，中国民间也不断向胡锦涛主席发出上网聊聊的邀请，而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主席对话强国论坛——中国最高领导人同网民在线交流变成了现实。

　　2009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亲密接触。高层领导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搭建起一个新的官民沟通的渠道。

　　与此同时，一年一度的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节目开始在北京电台播出。这个节目已经成为北京市委、市政府与市民沟通、了解民意、收集建议的重要平台。

　　要平安渡过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必须也只能及时加快畅通各种利益的表达诉求渠道，建造一条中国式的民意传递路径，从而掀开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新篇章。■

　　在政务公开以及公民议政意识普遍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打造一个官民及时有效的对话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电波议政的民情承载力

　　□《市民》记者 甘贝贝 发自北京

　　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满办公桌，桌上错落有致地放着栏目策划、宣传画册、《新广播》等。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二层，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台长边建的办公室。

　　边建的脸上轻轻地印着两个黑眼圈，自今年的“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开播以来，他连续十多天，早上六点刚过就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

　　自2006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连续推出“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节目，成为北京市委、市政府与市民沟通、了解民意、收集建议的重要平台。

　　在直播节目中，“一把手”们回顾本部门过去一年的工作和亮点，介绍新一年的重点工作和设想，介绍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并解答群众的疑问，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2009年1月，距节目开播还有一个多月，边建和他的团队便提前策划、讨论、研究节目的相关事宜。

　　边建的团队，是一个平均年龄在30岁的集体。40位工作人员组成了两个节目部和一个公关部，采编播分开。主持人、编辑、记者成为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另外还有热心市民加入广播1073志愿者服务队和1073信息员队伍，为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献计献策、提供信息。

　　从解民意开播

　　“发表你的观点，规划我们的明天。这里是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FM107.3兆赫，AM1026千赫。本期‘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请来的嘉宾是……。”

　　“市民对话一把手”式的开始语，百姓再熟悉不过了。

　　“沟通”的特点在这个栏目里反映得最为充分，百姓反映的每个问题都有后续的追踪。在近期的节目里，听众提出北京市一些中型商场无障碍设施不是很完善，当时商务局领导就表示会调研解决问题，随即召开工作会议，并邀请反映问题的市民一起参加并监督。

　　边建告诉记者这个节目的形式是领导现场办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谈到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开办的初衷，边建说，目标就是沟通，让大家相互理解。营造和谐社会，政府工作需要百姓理解，百姓有困难也需要反映给政府，沟通自然就非常必要。

　　“我们感觉很多市民已经把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当作遇到问题的倾诉、反映的渠道，而且是一个有效的渠道。矛盾通过减压阀、润滑剂的作用后，得到缓解甚至化解，节目的价值就在于此。”边建说。

　　在社会政治、经济飞速发展阶段，百姓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对于城市运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现问题、意见甚至矛盾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老百姓需要一个表达的机会、沟通的渠道。

　　边建指出，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的主要节目内容是政府委办局、包括各个区县的领导，定期到广播的直播间通过直播的方式与北京市民进行沟通和交流，老百姓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反映上去。

　　自2005年3月1日开播的四年来，已经有3000多人次的政府官员到城管广播参加直播节目，通过电波与市民直接交流。其中，市级领导15次参加了“市长市民面对面”特别直播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两会”前后推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节目也成为了沟通品牌，四年中已经有110位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参加了该节目直播，备受百姓青睐。

　　城管广播创造了“市民反映+媒体监督+政府督办解决+媒体反馈”的模式，四年来接办市民反映各类问题51100件，内容涉及交通出行、环境卫生、违法经营、市政设施维护等诸多方面。

　　刻录城市变迁轨迹

　　在“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开播不久，人民日报社论便指出，民意畅通的关键不仅仅是渠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是否愿意、是否敢于和是否善于聆听的问题。只要不是抱着“走过场”的心态，不是热衷于形式主义，而是真诚地系心于民、问计于民，就一定能找到倾听民声的新载体、新机制。

　　边建告诉《市民》记者，正是有这一套完整的机制保障，才保证了这个节目能切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特质。

　　政府领导定期来直播间和百姓沟通的机制、市民反映问题转办督办的机制与记者反馈汇报和领导协商的机制，保证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虽然不是每件问题都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会给百姓一个交代。

　　信息处理部主任东方在接受《市民》记者采访时说，市民热线接线员平均每天接到热线100个左右，所有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在当天便会整理出来，通过转办平台整理以及通过市政府督察系统，转办到各个委办局。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有些难点通过督办系统来督办解决。

　　在城管广播创建之初，前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同志就要求城管台的宣传工作要从群众生活的细枝末节入手，关注垃圾、污水、公共汽车、黑车、公共厕所等等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交通出行、环境问题、垃圾污水、物业管理，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通过几年的节目实践，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团队发现了这些问题的变化。比如前几年百姓非常关心北京空气质量问题，随着奥运会召开，北京实施分阶段大气治理措施，现在就空气质量反映问题的越来越少了；而交通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难题，公共交通站位设置合理性、车次是否还能增加、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的接驳问题等等，反映越来越多。

　　“这种需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与北京城市发展相吻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化解矛盾。”边建说。

　　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同时，城市服务管理广播也在不断成长，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变迁历程，也见证了城市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民声传递最大化

　　在四年的实践摸索中，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遇到很多困难。边建表示，民生类节目几乎要和北京每一个委办局都打交道，但是不是每个委办局对这方面工作认识都很高。善于听取民意才是执政的大智慧，因此还有很大余地使更多委办局领导参与到节目中。

　　如果渠道畅通，群众的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反映的问题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就能极大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系数”，也能推动社会和谐的进程。

　　另一方面，边建觉得有些节目做得还不够生动、有些生涩，类似政府的工作简报。“将沟通类节目做得更加使百姓喜闻乐见”成为了下一个努力目标。

　　今年3月1日，广播推出一个新口号—“爱北京一起来”。

　　新闻专题部主任李洪兴告诉《市民》记者，这个口号是团队经过反复调研最终确定的，寓意在于在城市里大家扮演角色不同，但是目标相同，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政府官员、百姓、企业、社会组织等等都是“爱北京一起来”的参与者。通过平台搭建，辐射到整个社会，让大家都来关注北京城市建设，关注北京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社会的首善之都。

　　在多元化社会中，大众获取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虽然广播是一个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但互联网、手机等等其他媒介都是有效的传播渠道，应该考虑怎样以广播为基础将信息向外发散，通过更多平台将信息整合，让百姓更方便地得到服务。

　　例如可以利用网络将政府发布的信息和百姓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实施效果都发布在网络平台上，让更多群众了解，进一步增强互动性。

　　在政务公开以及公民议政意识普遍提升的当下，如何打造一个及时有效的对话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务实看医改

作者：胡舒立

　　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时节，“新医改方案”终于公之于众。这套国人翘首经年的方案包括两份文件，一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一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下称《方案》），共计2万余字，可称既具纲领性又有操作性，舆论反应相当积极。

　　我们为“新医改方案”出台感到欣喜和欣慰，但同时认为，需要强调对于医改期待的理性态度。须知，人的就医机会与权利，涉及生与死，是很容易情绪化的话题。而理性务实既是“新医改方案”获得执行力的保障，也是未来构建更理想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前提。

　　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和服务水平，“新医改方案”无疑将带来显著的进步。虽经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但是，民众医疗保障面过小，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过高，医疗卫生服务供应不足，已成公认的制度性缺憾，由此形成的“看病难、看病贵”近年来更使人诟病不已。

　　此次新医改启动，强调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明确医保覆盖将遍及城乡；政府将以8500亿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城镇普通居民和农民的医疗保障，用于县、乡、村和城市社区的医疗卫生设施和人员队伍建设，且将向中西部重点倾斜，确属重大改进举措。方案制订得具体，有步骤、有指标、有时间表，完全可以想见，经2009年－2011年三年落实后，公众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和服务的局面会有明显改观。

　　纵如此，仍不可期待过高。这不仅因为“新医改方案”的落实本身仍需耗时耗力，更重要的是，纵使方案按第一阶段计划全部落实，其提供的医疗服务与保障仍然只能是有限的，与某些人主张的“普及公费医疗”、与某些舆论热炒的“全民大包干”差得很远。

　　以医疗保障为例。中国目前实行四种形式的医疗社会保障，即“公费医疗”（主要适用于公务员和部分国有事业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除“公费医疗”系指国家出资外，职工医保是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而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医保均以受保个人自愿出资、国家补贴的方式完成。因种种原因，目前后三者，特别是城乡居民的保障覆盖面相当有限。

　　“新医改方案”注重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提出三年内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参保率达到90％以上。在实践中，城镇职工参保具有强制性，能否达标在于参保规定的执行力度和广度以及政策本身的可操作性；城乡居民参保继续遵循自愿原则，国家从明年起将增加补贴至每人每年120元，不过参保仍需个人缴费，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不愿加入。也就是说，实施“新医改方案”，保险覆盖面将得以扩大，但还会有一部分人留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

　　进入医疗保障制度，当然意味着看病可以报销。但除公费医疗的受益者外，其余三类保险的对象都将面对报销上限约束。《方案》提出，要“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而新农合则可“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仅4761元，西部地区约为3000元，以此推算，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遇有大病重病，医疗费用的缺口仍然相当巨大。

　　现在还有一种舆论偏差，将“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院及其营利动机，幻想医改方案一旦出台，能有个办法“管住”医院，从而让看病的价格迅速降下来。

　　医院运行机制、医疗资源布局乃至医疗定价，都是复杂的话题，此处不展开谈，不过从“新医改方案”也可以知道，“以药养医”是看病贵的主因之一，但“药品加成”是国家大幅降低投入后让公立医院自谋出路的办法，怨不得医院本身，“解铃还需系铃人”。此次《方案》只能“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而且在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还要“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解决”。如此一增一减，医改方案没有也不可能承诺医疗服务的费用会有大幅下降。

　　其实，只要承认医疗技术进步意义重大，就应当承认，医疗费用的上涨才是必然趋势。健康经济学表明，医疗费用的上涨是一种特殊的产业现象，其技术进步往往带来费用的增加而非节约。在西方，医疗费用的上涨超过国民收入增长是一种常态。立足中国国情更应当看到，解决看病的难与贵只能是相对的；而惟有加快推进多元办医格局，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充分和竞争，同步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管框架，医疗费用的合理化才是可期的。

　　细心人不难看出，“新医改方案”将分两步实施：至2011年，可“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至2020年，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期望改革目标能够顺利实现，这意味着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不懈努力。缘此，我们愈发主张今天的医改期待能够理性而务实。

▓我为反腐出良方

作者：闲言

中国的腐败久治不愈，贪官越抓越多。很多人说，反腐败很难，腐败是人性自利使然，死的制度管不住活的人，全世界都这样。

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问题是反腐的人也是“活”的，只要肯开动脑筋，未必想不出“活”的办法。由此，即可引申出一个反腐“活办法”——不是靠死的制度，也是靠活的人；不是靠一个、二个可能被腐蚀的监督者或管理者，而是靠千千万万绝对收买不了、收买不尽的普遍老百姓。

办法很简单，具体说就是重奖举报：只要发现有贪官腐败行为的具体线索，只要发现有官员或其亲属财产与其正当收入不对称，就可以举报；政府对举报行为不但保护，而且重奖，并且奖励之重，要重到使人人奋勇争先。

大家知道，贪官之腐，动辄几千万上亿，所以，可按查实金额的一定比例重奖举报者。哪怕举报奖励只占贪腐额的十分之一，也动辄可达几百上千万，足以令人趋之若鹜。

这种做法，将极大缩小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加大其贪腐成本和风险，减小其收益。一方面，腐败行为不可能由腐败分子单独完成，其操作必然涉及一些人，必然会有知情者，分赃不匀甚至会制造对立面。一般情况下，知情者因事不关己，或者畏惧报复，或者因举报之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在重奖之下，必然出现许多不惧危险者。腐败分子贪腐也是有风险的，只是利益之大，使其不惧风险而已。同样有巨额收益，既然腐败分子都能够不畏风险搞贪腐，其他人难道就不能不畏风险举报贪腐？更何况，在社会的公开评价体系中，毕竟还有着正邪、荣辱之别。

另一方面，腐败分子也离不开一定的生活环境，不可能完全做到“财不露白”。有时候在本地能做到，在外地就做不到；在国内能做到，到国外就做不到；老子能做到，儿子做不到。当每个接触的人、知情的人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都可能成为举报者时，腐败分子必然草木皆兵，有钱不敢花，极大降低其贪腐动力。

西方把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制度举得很高，称之为“终极反腐”。其实，即使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多少官员会自曝其贪。不久前新疆阿勒泰地区与浙江慈溪市的试点，就证明了这一点。陈水扁的弊案也说明，财产申报及公开阻止不了贪腐，关键还是要靠举报。

不管你官员有没有申报财产，只要有人发现你财产与正当收入不相符，就可以举报。这样的反腐，操作最简单，只需要核对举报财产的所有权即可。简单却有效，不存在什么“条件不成熟”的限制。

中国现在形式上也鼓励举报，甚至还搞了什么举报活动周之类。但实际情况是，举报不但得不到奖励，还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经常要受到打击报复，不时发生一些被举报人拿着举报材料找举报者谈话的黑色幽默。据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披露，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遭到打击报复。

对举报实际上不奖励，无保护，仅仅是强调公民的举报责任，如此一来，就让举报变成了一项高风险、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违反人性自利原则，只有雷锋、焦裕禄才愿意干，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表面上提倡举报，实际上让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同时缩小举报的成功率，这或许就是某些人的目的所在，同时，这也是举报在当今中国仍是高难度高风险低收益工作，人们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不得不为之的原因。

只有让反腐举报变成一项高收益工作，此时，哪怕还存在一定风险，仍然会吸引很多人愿意以此为业。当举报由“逆人性”变成“顺人性”，由“人人避之”变成“人人趋之”时，腐败分子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腐败与反腐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么简单的方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瓮安事件再检讨：须从干部源头抓起改善不作为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要想阻止其复制，唯有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刘子富，两年前本已经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的岗位退休，是2008年“6·28”瓮安事件的巨大冲击力，让他重返新闻现场。

　　他去过瓮安两次。第一次是在2008年7月初，与老伴两个人由贵阳自驾车前往。这一次他采访了3天，期间与瓮安新任县委书记详谈了将近4个小时。

　　回到贵阳后，刘子富觉得有许多话要“向组织说”，于是提起笔写了两页报告，送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我在报告中说，执政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不要把群众找政府、找公安提出诉求就当成闹事。我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新阶段，还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执政党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石宗源看到报告后做了很深的思考，”刘子富说，随后，省委书记在自己的驻地与他进行一次2小时40分钟的长谈，“谈他的思考和处理过程，还给我看了他的8条批示和其他材料。”

　　在这次谈话中，刘子富提出想返回瓮安，深入采访。石宗源立即表示支持，并安排人向瓮安县委打了招呼。于是刘子富重回瓮安，“这次采访前后14天，采访了87个人，涉及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

　　这次采访对刘子富的震撼是强大的。被免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与刘子富长谈了3个多小时，“他的话最能说明问题”。

　　在他看来，王勤并不是一个腐败官员，“他不打麻将，不进舞厅，有空就进办公室看文件、看书学习。他在瓮安工作10年，没有过一个节假日、星期天，也没有过一个‘黄金周’。”

　　王勤也不是一个庸官。“他1998年刚调到瓮安时，瓮安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县委常委会讨论支出项目时，细到50元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张纸都要事先批准。财政最困难时，党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拿香烟来抵。”

　　2000年以后的7年时间，王勤所带领的班子让瓮安县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3倍。

　　但是GDP并没有换来社会稳定。“王勤现象”引发刘子富的深思。他将这些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要想阻止其复制，唯有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富人投靠黑社会

　　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多个黑帮组织。

　　一位县人大代表说，黑恶势力比公安机关还强大，5分钟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2小时都召不齐这么多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下来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

　　“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瓮安县一位企业家说。

　　人民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势力危害，通过向政府、向公安等正当渠道申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无法保护人身安全，只好“逼上梁山”，效仿黑恶帮派成立了“杀猪协会”、“运输协会”、“姨妈会”等民间地下组织，采取“以黑制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瓮安社会治安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民间地下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的目的成立，但发展过程中逐步被黑恶势力利用，有的黑恶势力以团体成员身份加入民间组织，在维护团伙利益、扩充团伙势力的过程中，其组织、观念、行为手段等，逐渐向黑恶帮派性质发展。

　　玉山镇的“杀猪协会”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收购、宰杀、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高出正常价格6至10倍，每斤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1至2元，老百姓怨声载道。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调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瓮安黑社会横行？

　　刘子富：第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比如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和发展空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与巧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之利，甚至为装满个人腰包，对黑恶势力睁只眼、闭只眼。在一些乡镇，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所掌控，政府有名无实。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出了偏差。一些帮派组织的“黑老大”、骨干成员，居然戴上了“红帽子”，有的黑恶势力居然在党政干部中有“代言人”，有的警察居然能使唤黑帮成员为其效力。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稀里糊涂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干部，相关地方的党委、政府、公安对此则麻木不仁。

　　第三，打击不力。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长期高调打击，却如进站火车---“吼得凶，跑得慢”。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学生为何冲在第一线

　　“6·28”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共有300多人，其中学生、教师110多人，占参与打砸抢烧总人数的比重高达36.6%。在现场，甚至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打警察，把矿泉水撒在警察身上。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学生会冲在第一线，是出于仇视吗？

　　刘子富：八九岁的小姑娘，你说她仇视警察，这不大说得过去。我采访的一些参与打砸的中学生，多是出于“义愤”，想“打抱不平”以及凑热闹的性质。但是这背后仍然暴露了很深的社会的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瓮安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全县47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达11万之众，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留守少年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容易偏激、走极端，这已经成为瓮安乃至当今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遍社会问题。

　　死者李树芬所在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告诉我，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多是家庭不大管的孩子，多是寄读生。全校3000多学生，其中有400多人来自单亲家庭，比重高达13.3%。

　　家庭温暖的缺失使不少青少年走向歧途。“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6·28”事件发生前，这首民谣在瓮安县中小学中广为流传，当地黑社会对校园的渗透可见一斑。

　　《瞭望东方周刊》：教育体制的问题又怎么理解？

　　刘子富：事实上，瓮安教育质量在黔南州名列前茅，升学比例高，近年来每年高考都有2000多名学生被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录取。但是我在对一些校长和教师采访时，他们对此并没有流露多少喜悦，相反，吐露的是苦涩与自责。

　　他们说出了众多中小学生参与“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我国教育评价机制出了偏差，过分强调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考评不到位，一俊遮百丑，一好定终生，驱使学校和教师重授业，轻传道。

　　瓮安县曾经推行过“教师末位淘汰制”，期末考试教学成绩排名倒数后三位的老师，一律被调到边远的学校去，这无异于“发配充军”，更加驱使教师只关心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顾不上抓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

　　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祖祖辈辈靠两口井吃水，现在被磷矿给挖断了，吃的是从13里外引来的明沟水，牛粪、马尿、鸡屎都冲下来，根本无法咽下去，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我们农民怎么活？”玉山镇大坪村村民杨天友说。

　　瓮安县磷、煤、铁、钼、铅锌等矿产资源丰富。近几年来，随着矿产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矿产资源开发成为拉动当地财政收入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因素。2007年，瓮安以煤、磷、钼矿开采及加工为主的工业企业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0%。

　　矿产资源开发让政府增加了GDP和财政税收，让矿老板赚鼓了腰包，而普通群众特别是资源富集地的农民，从中却不能分到一杯羹。他们不仅没有受惠，反而“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原来山清水秀的家园，被毁损得百孔千疮：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房屋开裂，水源枯竭⋯⋯不要说子孙后代，就是当代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都丧失殆尽。

　　对抗随之发生。贵州爱思开老虎洞磷矿开发有限公司要在田坝村征地，征地费太低，村民不同意。彭家的祖坟不迁走，矿上来的经办人就恶狠狠地对彭家人说：“后天不取走，老子就要来推！”村民坚决不同意征地，企业就请了三个恶棍将反对的人毒打一顿。

　　田坝村民咽不下这口恶气，几百人去堵路、堵车。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文举站出来替乡亲们说话，要求解决开矿挖断水源后的饮水和灌溉问题，要求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希瞭望每吨矿提5至10元钱，用于整治矿区生态环境。

　　2007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派7个村民代表去解决问题，王文举他们高高兴兴去了，想不到被公安机关抓捕。消息传回田坝村，60多个村民立即赶去讨说法，被公安人员打伤13人，当场抓了20人，有的关了15天，有的关了20天。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也采访了矿主，他们认为有的农民漫天要价，无理取闹，阻止开发，看起来矿主和农民各有各的理，关键问题在哪里？

　　刘子富：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政府应该出来进行协调，对农民进行合理的补偿。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为了拿管理费、抽税，图一时的政绩，屁股坐在矿主一边，失去了公道。

　　更严重的，一些政府官员与矿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与民争利。一位从龙里县交流到瓮安来的干部形容瓮安干部经商办企业所占的比重说：“如果龙里县每10个干部中有1人经商办企业，在瓮安起码有7到8人。”

　　这造成了利益受损群众有冤无处诉，政府也丧失了在群众心中的尊严和价值。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总结起来就是“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条块分割走过头了

　　瓮安县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非常严重，县级工商、税务、金融、药监、质监、烟草等有关部门上划州垂直管理，严重削弱了县级政府的调控能力。

　　烟草部门在垂直管理部门中比较典型。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瓮安烟草产业曾一度辉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离不开“烟财政”的支撑，每到发展烤烟生产时节，党委、政府都要花很大精力去发动农民种烤烟。可是，到了烤烟收购季节，烟草部门却经常与烟农发生争执，个别烟叶收购站甚至发生压级压价坑农的现象。农民抱怨“蹲着栽烟，跪着卖烟”。往往在农民与烟草收购部门发生矛盾的时候，管理体制决定党委、政府说不上话，想保护农民的利益也毫无办法。相反，农民却把怨气撒向发动种烟的党政干部身上，弄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瓮安现任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好多部门上划垂直管理了，手中有特权，吃拿卡要，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搞坏了，群众就把个人的行为当成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行为，把对个人不满的账，统统记在党委和政府身上。”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垂直部门太多了，但如果都交给地方，是不是又造成另一种倾向，即地方权力太大，是否会带来另一种问题？

　　刘子富：长期以来，我国对“条块分割”体制的利弊争论不休，收了放，放了收。但是我告诉你真话，以我多年采访得出的结论，现在走得过头了。中央或省垂直管理的部门越划越多，由几个、十几个增加到目前的20多个。

　　说白了，就是凡有好处、有利益的都上收了，几乎将地方抽空。这导致地方管理的弱化。不但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干群矛盾激化。

　　干部选拔存在“洗碗效应”

　　在“6·28”事发现场，当地不少党员干部表现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位干部反思说：“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玩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干部在现场不敢挺身而出制止，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怕被人认出来，用衣服挡着脸。还有个别领导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叮嘱在场的人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瞭望东方周刊》：干部脱离群众甚至逃避畏惧群众，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子富：根本上还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出了问题。瓦标龙说得很好，选干部的程序看起非常严密，实际上很难选出有真才实学、能干事的干部，更难选出优秀干部。因为有能力的人容易得罪人，得票就少，而在单位人缘比较好的干部，得票却多，但他又缺乏敢做敢为的精神，往往很难打开工作局面。选拔干部时“洗碗效应”比较突出，吃完饭爱洗碗的人打破碗就多，得票就少；不爱洗碗的人，打破碗就少，得票就多。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应当如何改革和完善？

　　刘子富：最重要的，必须从选拔干部制度源头抓起，加大老百姓对干部评议、认同的权重，让老百姓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比如选举县委书记，就可以采用上下结合、党内党外结合的办法，先把候选人确定为二三人，甚至三五人，让全县党员投票，再让由各界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投票，在充分了解党员、民众意愿的基础上，确定县委书记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县委书记。

　　这种方式选举产生的县委书记，选举制度就决定他既要为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关注民生的要务，也就从干部选举制度上有了保障。现行干部考察任用办法产生的干部，往往“看上不看下”，有的甚至“压住下级，糊弄上级”，这种干部贻误工作，坑害百姓，阻碍发展。

　　说到底，就是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的问题。

▓习水翻腾卷怒潮

来源：天益社区

习水于在下而言，是一个有太多回忆的地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俺在该地有较长的生活经历，俺的青春岁月在那里展开，俺的事业舢板在那里启程。

如今，一别十余载，再获故地消息，竟是如此不堪，如此震惊。习水一众公职人员、地方豪强无赖所谓嫖宿幼女案，一经揭开，迅即耸动全国。

本来，象俺这种时评发烧友，一遇国内外热点事件，就会似苍蝇一样扑上去，放肆追腥逐臭。但，习水案爆出后，俺却迟迟不愿、不敢动笔。无他，心绪已乱，失去方寸。延冗数日，稍理思绪，俺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写点东西，表达一个草民的愤怒。

习水，在中国2000多个县份中，是生态环境中等偏下的一个地方。如果不是境内有一条闻名的赤水河，如果不是所谓的“四渡赤水”其占了“两渡”，如果不是其出产了以习酒为代表的众多名优酒，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应该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县的。

习水的生态环境相对恶劣，除了赤水河谷地区以外（也有一条衍生出其县名的习水河，只不过它是赤水河的一条支流，知名度极低），其境内三分之二的地区都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但就在那些贫脊的山岩间，却生活着数十万百姓。每每回想起，那一小块一小块夹杂着若干砾石的却是百姓们赖以为生的坡地、水田，那一座座只有荒草少见树木的却是百姓们最大依靠的山峦，那一条条夏扬灰尘冬飘雨雪的，泥泞不堪的却是百姓们连接外部世界的山区道路，那一张张灰黑灰黑的看不见肤色的脸，那一个个佝偻的孱弱的身影，俺唯有无限黯然。

仿佛是上天给的一种补偿，虽然习水总体生态环境较恶劣，但赤水河谷地区的女孩子却是相当水灵，一个个都有着乌黑的头发，明亮的眼睛，白生生的肌肤，洋溢着一种健康、丰满的美。该地也是贵州省内有名的美女出产区。

习水虽然地乏人贫，但其地方官吏之张狂、之荒唐，丝毫不让他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该地就是一个重灾区，死人无数。数十年来，换了一茬又一茬官员，但都是极尽“折腾”之能，大行鱼肉百姓之事，其间居然也还蒙混出少数较为高级之官员。可以说，习水这个山区县，就是中国这个特殊体制下的一个最集中的地方样板。而且由于该地方贫乏的承载力，其社会生态更是极端恶劣。因此，所谓嫖宿幼女案能在该地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来，各地有关公职人员以及其他有头有脸的成年男人，所谓嫖宿幼女的案件时有发生。比如，影响较大的就有河南中原油田的很多官员所谓嫖宿其职校女生案件等等。但，这些案件都被盖了下来，压了下去，犯事者并未受到有效惩处，受害者并未得到合理抚慰。习水案也是被地方拖了一年之久，迟迟未作理会。

直至被中央级媒体爆出后，全国聚焦。压力之下，习水等有关方面虽然信誓旦旦要严惩，然而全国人民都看清楚了他们所谓的严惩是些什么东东。国家法律明明规定，以强迫、威逼、利诱等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论处，他们却偏偏要说是嫖宿。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些丧尽天良的恶徒，如此宽宏大量，如此网开一面呢？说穿了，因为今日所谓端坐公堂议事会审者，与这些犯事者均系一条战壕之战友也，惺惺相惜也就是战友常情啦。

包括习水案在内，近年来频发所谓嫖宿幼女案，深刻表明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已彻底沦丧；而对于罪犯的放纵，对于受害者的冷漠，则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所谓法治体系的彻底崩溃。

虽然俺也知道无济于事，虽然俺也知道他们早就将天理良知、公道正义践踏于官靴之底，击碎于法槌之下。可是，俺还是想冀万中之一地幻想、呼吁，希望习水、遵义暨贵州方面，能拣起哪怕一点点早已被你们抛弃了数十年的良知，和对正义、对法律的一丝丝敬畏，公平、公正地审理本案，严惩罪犯，以慰受害者及其家属，以慰天理！对组织者及情节严重者，必须处以死刑，否则无以惩重罪，无以告天下！

虽然黑暗是如此无边无际，虽然恐怖是如此发指毕现，但俺执着地以为，只要如俺等亿万草民一声声微弱但溅血含泪的声音，一步步细小但坚定顽强的行动，也终将汇聚成愤怒的海洋，淹没这一片巨大的笼罩了六十年的黑暗；也终将迸发出复仇的火焰，烧毁这一种血腥的重压了十亿人的恐怖！

▓国民何处学法律

作者: 吴澧 来源:南方周末

我国的法律其实相当西化，那么，被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的民众，去哪里学习法律呢。

一说“全盘西化”，众人皆摇头，期期以为不可。不过，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调解各种社会关系的两大机制——自觉的道德和强制的法律——在我国，后者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相当西化了。

我国的法律体系，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改革开放后又吸收了一些欧美法律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盘西法”。

“全盘西法”的最明显表现是民众、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不理解法律，无法应用法律。基层民众的习惯法与国家的成文法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 《法律与生活》杂志曾经登过法学研究人员的基层调查。西北某县民事庭庭长对调查人员说：“现在农村很多案子，民法规定的只是大原则，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 我们往往是依照当地风俗习惯、民情来办理的。办理下来，当事人还心服口服。你如果严格照法律办他还不服。”你看，西法与华风，一讼即不同。

那么民众去哪里学习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正确应用呢？靠宣传显然不行。翻开报纸，上面天天在批判西法的虚伪。上网，《律师风 云》（Bostonlegal）和《越狱》（PrisonBreak）那样详细展示司法程序的美剧是禁看的。那就打开电视看中央台吧，不是《国家公诉》这 类最终由省委一把手解决问题的反贪剧；就是明清辫子戏，披麻戴孝的村姑，对着县官一个响头磕下去，“青天大老爷在上，民妇冤枉啊！”——这不是教人上访吗？

前几年回老家探亲，在省政府门口，我还见到披麻戴孝的女人跪在路边叫冤枉。旁观者说：这种事，三天两头有。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出台政策：不准穿 状衣！如果坚持在领导轿车出巡的大道旁披麻戴孝，只怕要被请进“学习班”，学学贱民（现在网上学了海事局“好干部”林嘉祥的说法叫 “屁民”）远望官老爷就得回避、肃静的辫子戏规矩。出了学习班还要上访，就会有法学院教授兼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声称：“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 说百分之百，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就要送到精神病院予以“最大的保障”。上访的道路不但在法治之外，而且是一条高危途径。

宣传靠不住，那就只能靠教育了，从娃娃抓起。美国人对本国法律的熟识，众多法律电视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那毕竟是消极的收看，他们还有更积极的教育 参与。美国中学的公民教育课程，教师不但讲解法律，还让学生模拟法庭辩论。中学辩论队的训练中，模仿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对美国立国原则的激烈辩论，是 经常性保留节目。

上月《华盛顿邮报》教育版有篇文章，谈郊区一家中学的公民课“审案日”。他们每年挑选一件最高法院将要审查的案子，让学生辩论。今年挑的是DNA测 试在刑事案件中的应用。一个1993年被定罪但坚不认罪的“强奸犯”，要求做了DNA测试后重审案子，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比较微妙的是，如果DNA证 明他无罪，但当年审判时DNA技术尚不精确，按其他呈堂证据，似乎可以“合理地”判他有罪——就是说，检方并无明显技术错误——那么他能不能要求政府赔偿？

三名学生经过竞争，获得充当“律师”在“大法官”面前陈述意见的资格。另有两名学生竞得“大法官”身份。其他七位“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有九位大 法官）包括校长、公民课和生物课的老师，还有外面请来的律师——华盛顿地区有的是著名律师，其中一位是真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儿子。感兴趣的师生都来 观看。学生“律师”在卷宗和条文里做足了功课，真刀真枪地论证；“大法官”也是毫不客气，也跟真的一样，鸡蛋里也要挑出骨头来，每个单词都要求用得准确。

一名学生“律师”说，刚开始时，那些法律文件他根本看不懂。几个星期的坚持，大大提高了他的阅读能力。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法治社 会的公德：严格按照条文和案例来讨论法律问题，坚持程序正义，而不是动辄习惯怎么样，感情怎么样，或道德怎么样，甚至长官意志怎么样。

这所中学过去辩论过的十六件案子中，有十三件与真大法官们后来的判决相同。

本文前面提到的西北某县，如果当地的学生上过这样的公民课，或许，他们会劝告自己的长辈，接受那些“严格照法律办”的判决。
孔老夫子说官员从政必须“屏（摒弃）四恶”。“四恶”之首叫作“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先施教育就惩罚，这叫残暴）。我们的民众，去哪里受教，去哪里学习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正确应用呢？


▓法官受贿枉法裁判 致绝望女子自焚身亡

来源: 兰州晨报

核心提示：甘肃一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仅接受原、被告的吃请和贿赂，还故意违背事实、法律和审判程序而枉法裁判，致使深感绝望的一名女性当事人服毒、自焚身亡。

人民网3月31日报道 身为法官，理应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然而，金塔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原副庭长崔某却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仅接受原、被告的吃请和贿赂，还故意违背事实、法律和审判程序而枉法裁判，致使深感绝望的一名女性当事人服毒、自焚身亡。近日，玉门市检察院对涉嫌枉法裁判犯罪的崔某提起公诉。

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

据了解，2008年初，金塔县居民王某因和妻子魏某感情破裂向金塔县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崔某担任该案的主审法官。2008年1月10日，崔某使用简易程序进行法庭调解，但王某夫妇就财产分割问题没能达成协议。2008年4月11日，法庭决定将该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崔某却违反法律程序，自作主张由他一人单独审判。再次主持调解未果后，崔某应当事人的请求而清查王某和魏某的共同财产，其间吃了原告吃被告，先后收下王某送来的现金3000元和魏某的现金1000元，并5次接受魏某及其亲属的吃请。

其后由于王某的“表现”优于魏某，崔某将王某的3万元应收债务和3.6万多元交通事故赔偿款及4.8万元现金未计入共同财产。此后，崔某违背事实编造相关诉讼材料，并在未经合议庭合议的情况下制作了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除了将王某所有的11万多元债权和现金收入不计入共同财产外，还凭空扣减共同财产(债权)2万元，并在没有认定王某转移和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将一辆农用汽车判归王某独有。判决书判给魏某的财产，仅仅是被列入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债权14783元。

制作完判决书，崔某让没有参加审理工作而在判决书上挂名的审判员署名，交主管副院长审签，判决书最终添加了“原告王某给付被告魏某经济帮助款2万元”的一项内容。

绝望民妇喝农药后自焚

2008年5月26日下午，崔某在自己的办公室向魏某宣读判决书。魏某得知判决结果气愤不平，认为崔某收了自己的钱，吃了自己的饭，但对自己和王某的共同财产分割却很不公平，而且只给自己判了一些欠条，于理于法都不合适，当即在崔某的办公室内哭泣吵闹，并拒绝接受该判决。

在主管副院长等法官的劝解下，魏某被其妹妹领回家后不吃不喝，只是一遍遍地看着那些判给她的欠条欲哭无泪。当晚，魏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欠款人收款，却一一遭到拒绝。5月27日上午11时许，感到绝望的魏某在家中喝下农药“矮壮素”后自焚身亡。原本普普通通的一起离婚诉讼案，却由于崔某的贪赃枉法而闹出了人命，这一事件在当地传开后，引起当地百姓的愤怒。

2008年9月11日，崔某被金塔县检察院以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犯罪为由批准逮捕，该案随后被移交至玉门市检察院办理。

▓百万富翁原是逃犯 11年后终被逮捕

来源：重庆晚报

　　昨天，江津区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将刘恒友刑事拘留。11年前犯案后，刘恒友远走广东，隐姓埋名办起实业，最后成了百万富翁。4月8日，警方在广东将他抓获。

　　酒后冲动打死“盗贼”

　　1998年7月8日，正逢江津区永兴镇赶场。时年30岁的刘恒友与朋友聚餐后，听说有盗贼在一药房行窃时被抓，赶过去看热闹。

　　“我当天喝了酒，看见有人围攻贼娃子，出于义愤，也朝他一顿拳打脚踢……”接受讯问时，刘恒友说，“盗贼”叫代小华（化名），有盗窃前科，当地人很是烦他。

　　出气后，刘恒友和其他群众各自散去。孰料，次日一早，代小华母亲竟向警方报案：儿子挨打回家后突然暴毙。民警控制了药房老板罗某，展开调查。

　　“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懵了，我打了人，难脱干系！”刘恒友说，他来不及告知家人，第一时间离家潜逃。

　　事后，警方的尸检报告证明：代小华确系殴打致死。

　　妻弟担当法人代表

　　刘恒友逃到了广州，他曾在那里打过工。

　　为了挣钱养活自己，刘恒友隐姓埋名，自称“刘三”，通过卖建材渐渐发家。此后，他在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办起木材加工作坊，还偷偷将妻儿以及妻弟等人接到广州。通过十年努力，如今，刘恒友拥有了注册企业和员工。

　　“我一天到晚地忙，就是希望借此麻痹自己。”刘恒友说，自己虽然富有，却从未真正幸福风光过。“生意人都讲排场和脸面，但生意场上需要露脸的机会，我都只有放过。”

　　经商期间，刘恒友在外受了委屈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担心起了争执暴露自己的身份。

　　因为有案底，刘恒友在企业中当起当起幕后老板，法定代表人也是其妻弟。尽管拥有几百万元的资产，但刘恒友说自己一看见警车、听到警笛声就心里发虚。

　　自称曾经试图自首

　　“我想过自首，但心存侥幸……”昨日接受采访时，刘恒友说，这些年来，他也曾委托朋友打听过自首的后果，但三个原因让他最终放弃：其一，心存侥幸心理，总是幻想警方会淡忘此案；其二，实在舍不得丢下自己的企业；其三，自己案发后潜逃，听说有人将“动手打人”全部推到了他身上，他担心百口难辩。

　　刘恒友还说，有钱后，他曾想过悄悄派人给死者代小华的母亲送上一笔钱，既让老人安度晚年，也弥补一下自己的愧疚。无奈有朋友说这是“用钱买命”、“严重干扰司法公正”，加之担心因送钱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落网后，听说代母已故去（代小华唯一的直系亲属），刘恒友有些失落，“我唯一能用钱弥补的，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听到乡音反觉踏实

　　本月初，确认刘恒友藏身广州后，江津警方派员飞赴广州。在当地警方配合下，通过三天的调查，警方确定了刘恒友自驾车的牌照和工厂地址，并暗中监控。4月8日，在刘恒友和妻子准备驾车离厂时，民警将其控制。

　　“一听警察的江津口音，我反而有些踏实了。”刘恒友没有反抗，只是嘱咐妻子照顾好企业和儿女，“儿女一直不知道这事，本想瞒他们一辈子，但终究纸包不住火。”

　　江津警方将刘恒友押解回渝，这是他潜逃11年后首度回到家乡。刘恒友说，进看守所的头一天，他有点不习惯，“或许是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吧，也或许是我没有适应从老板到阶下囚的心理落差吧……”

　　江津警方表示，正在追捕本案中其他参与动手的涉案人员。（记者朱昕勤），

　　律师说法》》

　　本报新闻律师团成员、瑞月永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永强认为，此案首先能给人以警醒：即便是“盗贼”等违法犯罪人员也有基本的人权，市民在见义勇为或协助擒凶时，也必须注意度，否则可能构成犯罪。

　　周永强说，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中国是间谍软件最大受害国

来源: 新华网

翻阅IT界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年度信息安全报告》可以看出，去年，全球通过软件传染的电脑病毒呈爆炸式增长，仅金山毒霸截获的新增病毒样本就多达240,156种，其中木马病毒新增数占总病毒新增数的73%，高达175,313种。

数量庞大、名目繁多的电脑病毒中最为猖獗的当数“间谍软件”，它们不仅侵蚀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安全，而且给各国的国防信息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是"间谍软件"攻击最大受害国之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计算机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另一方面也给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每天打开电脑，也许同时就打开了一双窥窃自己信息的眼睛。

据统计，在受“间谍软件”攻击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去年下半年，全球平均每天约有6.4万台计算机受到恶意程序影响，其中有26%在中国，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在世界上传播的杀伤力最大的病毒几乎都在中国肆虐过。

美国攻击大陆网站频繁

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2005年对网络攻击曾进行了抽样监测，发现境外22万台主机曾对我国大陆发起过攻击。

其中，对大陆进行网站攻击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40%）、日本（11%）、中国台湾（10%）和韩国（8%）。监测还发现，境外约有2.7万个对大陆的木马攻击源，主要位于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境外约有1.6万个IP对大陆的僵尸主机实施控制，主要仍位于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网站页面被篡改方面，大陆被篡改网站总数达到24477个，其中政府网站被篡改数量为3831个，占整个大陆地区被篡改网站的16%。

军队信息建设要防“间谍软件”

随着军队建设转型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用于国防需要的计算机数量正在逐年增加，这对国防信息安全防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调查情况看，许多人都认为，将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需要的计算机与国际互联网实施物理隔绝，就可以高枕无忧。

实际上，我们经常使用的各种免费软件工具，以及新下载的各种版本的升级软件或安装软件，很可能就是一个隐藏“间谍软件”的载体。

军队的一些电脑使用者和地方兼任国防建设职能的部门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只注重对外的安全保密和电脑屏蔽，而忽视了通过软件对病毒的传染，使“间谍软件”入侵有了可乘之机。

被“间谍软件”攻击的症状

浏览器被莫名修改增加了许多工具条、打开网页却变成不相干的奇怪页面、文件被无端修改或丢失、电脑突然自动关机……一位资深的IT人士说：“如果发生了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碰到间谍软件了”。

“间谍软件”是对国防信息安全危害极大的电脑病毒。像间谍潜入目标内部一样，“间谍软件”的潜入往往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

软件捆绑是最常见也是最隐蔽的一种方式，它通常和某实用软件放在一起，当用户在安装这款实用软件时，“间谍软件”便悄悄进行自动安装。虽然一般在软件安装协议中会给出一些模糊的声明，但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耐心去看完那冗长的协议后再点确认。甚至还有些软件打着反“间谍软件”的名义，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间谍软件”。

事实证明，浏览一些恶意网站或点击其中某些链接以后，也可能使你的浏览器或系统中被安装上“间谍软件”程序。“间谍软件”往往具有双重软件特性，表面上具备实用的、具吸引力的基本功能，比如mp3播放，BT下载，或者是一个小游戏等，但实际上其中隐藏了一个隐秘的组件，记录用户的上网行为习惯并将相关信息返回给软件发布者。

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有81%的个人电脑感染过“间谍软件”，有的电脑感染“间谍软件”的数目甚至多达25种，而另一项对2066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反映，全国有80%的企业反映有“间谍软件”问题。“间谍软件”的危害已经比病毒更为严重，成为危害国防信息安全的头号“杀手”。

信息安全需要防堵并举

信息技术的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给国防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技术现今已成为一种新的军事作战手段。利用“间谍软件”窥视对方的国防机密，破坏对方的网络，一旦奏效就会给对方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导致全面崩溃。

日益突出的国防信息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解决好国防信息安全问题，必须要强化全民国防观念，走独立自主的创新发展道路。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一是加强保密教育，使国防战线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国际网络安全现状，认识到窃密与反窃密斗争的严峻性，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二是用于国防领域的计算机，要使用专门提供的软件，切勿使用盗版软件和随意在互联网上下载各种软件，切断病毒传染源；三是国家要加强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加大打击流氓软件、“间谍软件”等恶意软件的力度，净化网络空间。

——加强网络信息人才队伍建设。要借鉴外军一些做法，吸纳接收网络高手，建好网络信息安全队伍，提高我国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加快软件开发步伐。现在，美、印等国是公认的软件开发和销售大国，在这方面我国还相对滞后，国家应加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特别是要开发对我们国家信息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软件，满足国防和军队等重要领域需要。

——加强反病毒技术研究。目前，在网络安全领域，主要采用的技术保障手段有防火墙、入侵检测、数据加密和反病毒等，其中反病毒技术的应用最为广泛，国家要加强反病毒技术的研究，不断提升国防信息安全的主动防御能力。

▓重建“向中国人民还债”的改革观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丁学良

中国“两会”前后，国内记者公开场合提出的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有啥“改革新招”出台？而现实生活中，普通中国民众很多却不再对改革寄予乐观期望。前不久一次国际研讨会的休息间隙，清华大学两个博士生问我：为什么这些年来对“改革”两个字反感的国人越来越多？“改革”似乎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

我反问：你们啥时候开始发现“改革”在引起公众的反感？主要是在哪些阶层中获得这个印象？他们说，我们开始时接触的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包括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官员。后来接触的社会层面多了，就发现在普通阶层中，无论白领也好、蓝领也好，尤其是那些不占拒高位的白领人士，对改革也非常反感，且越来越强烈。

两位博士生的疑问，我无法当时立即回答。后来我有意识的问了国内一些学者，他们说，可能是我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了，不知道对“改革”的印象越来越负面和反感的思潮，不是一两年了。这种社会情绪有很大的普遍性。

回顾改革的早期，中国社会大部分阶层却不是这样的。问题的症结何在？我的观察是：在于那时候中国高层部分领导人具备“我们是向老百姓还债”的改革观，由此而制定的措施是给普通民众以实惠，但这可贵的“还债”观后来消逝了。

我花了不少时间从各种资料中寻找线索。多年前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饥饿引发的变革》提供了安徽和四川的资料，作者曾当过《瞭望周刊》的总编辑。他在书中记述，1970年代末中国的高干中大部分人不愿为改革冒险，虽然他们也目击了社会经过毛泽东近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折腾所造成的惨痛后果——只有少数几个高干愿意为改变这种状况冒风险推动改革。

这些愿冒风险改革的少数人的心态，归结为一点就是“向老百姓还债”。“还债”观念被万里重复了多次，也被胡耀邦和习仲勋重复了多次。这四位的分工，胡负责党务，习是主要助手。所以“还债”观在早期主张改革的第一线领导人心中很强烈。“还”什么“债”？就是还毛政策折腾了全中国人民近30年的债。在民主制社会里，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政策瞎折腾，是比较容易把“债”大部分还掉的，因为有定期选举。

毛之后，万里被派到安徽，去了几个县调研，滁县，和县、无为、定远。这些地方在历史上虽然也穷，但没有穷到1970年代末的那种状况。万里在农村的调研方式跟现在的干部不一样，他乘辆小面包车，几个人下去，不打招呼，随时停下来，能够看到基层的实况。他到定远时已是冬天，农家锅里都是野菜没大米，看他们的房子，四处漏风。走进一户农家，万里的秘书跟老人讲，领导来看你们了，有什么要求可以老老实实讲。老农说，我们苦干一年就想过年的时候能吃顿饺子。万里听了这话感叹地说，《白毛女》中杨白劳家那么穷，过年时还能吃上饺子。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现在的要求比当年杨白劳都不如！

走进另一户农家，屋里的老人看着万里一行，麻木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万里想跟他握手，对方也没动静。后来，那老人弯着腰，抖抖的起来，大冬天老人居然没有裤子穿，光着腿。老人的两个女儿也不能站起来，也没裤子穿，天冷她们冻的实在挨不过，蹲在锅边把腿窝在灰里取暖。看到这些，万里泪流满面，说没有这些人哪有我们？解放快30年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什么脸来见他们？我们欠老百姓的债太多了。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代末习仲勋被派到广东主持工作，在广东紧邻香港的边界线视察时，当地干部向他汇报说，地方上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怎么激烈？有很多人受海外敌对势力宣传的毒害，偷渡去香港，有的人被抓回来了，还有的抓不回来了。习讲，他们逃出去不就是为了把肚子吃饱吗？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我们这边政策对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啊！责任在我们，不能怪老百姓。

我认为，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共高层里一些人有强烈真诚的“还债”情结，他们组织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得在改革早期出台的很多政策是“以民为本”，尽管当时并无这个提法。这些人之所以有此情结，是他们经历了党内几十年乱斗直到文革的残酷洗礼，重新拾起了他们在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为老百姓谋福利。

按理说，1949年后“为人民谋福利”应该是一个基本政策。然而，毛眼里是没有作为“人”的民众的；他眼中的人民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而毛越是把人民拿来做社会实验，就越是把人民挂在嘴上作宣传。在这点上，他和斯大林一样。1930年代斯大林强迫农民集体化的做法——我看了一下，发现毛学他很多。我原以为强迫集体化和大跃进完全是毛的创新，后来对照了很多细节，发现斯大林是毛的主要榜样。斯大林以后亲口对丘吉尔讲，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他们至少消灭了一千万“富农”。什么富农，就是不听话的农民。写这部斯大林传的作者说，在斯大林眼里没有受害者，只有阶级敌人。

所幸的是，早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中，一部分人并未放弃基本的道德和理想，只是这些道德和理想在毛时代被一次次的运动打压下去。毛之后的那几年，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较有理想的共产党人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推动改革。所以那时“改革”二字颇得民心，能够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包括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这是一笔可贵的遗产。

不过，大部分官员文革后主要考虑的，是怎么补偿自己和家人在那十年中所受的折磨。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向老百姓还债，而是要纳税人对他们还债。但是，因为有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在一线主持工作，有着强烈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所以那时候大部分政策的出台，以民为本的倾向虽然不能始终占上风，却是重要的正面趋势。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转变。从此开始，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再是向中国人民还债了，而是越来越变成“改革”旗号下的“照顾”——照顾对维护“稳定压倒一切”、保住自己权利最重要的那些个人和团体，让他们去拿到最好的那块肉。所以从那时开始，改革中的分肥趋势变得愈益突出。我不是说以前中国民众对改革没有抱怨，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那时候也有抱怨和抗议。但那时候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人中间，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努力想通过制度方面的改革来让以民为本的改革目标能够保持下去，制约把改革弄成分肥的企图。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困难。这些天来党内的一些老理想主义者又在呼吁要深化改革。但在我看来，要害不是改革深化不深化，而是改革的取向。如果改革的主持者，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能够有一种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哪怕在过去的执政中，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有毛病，那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能够在民间的痛苦呼声、批评和抗议中找到纠错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的改革失去了以民为本的取向的话，哪怕你眼前看到的是再多的不满、再严重的不公平和民间悲剧，恐怕都不会采取果断的纠错措施。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正视改革初期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奥巴马上台以后，他也要找到美国政治传统中富有理想主义的、在国家困难时有强大的召唤力和整合力的精神资源，奥巴马于是回到林肯，几次三番的从林肯那里寻找启发。如今，中国在“改革”面临质疑和鄙视，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的眼里——中产阶级严格讲起来，也是过去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使在他们的眼里，“改革”也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字眼。要扭转这个趋势，就要从过去曾有过的、真正好的东西中吸取道德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强调的“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以民为本，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