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８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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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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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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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官员：不论职务多高 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 …中国新闻网
▲中国公务奢华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张召忠
▲中国：来自人口爆炸的威胁…………………………………红网论坛
▲中国经济何时复苏取决于反腐力度…………………………红网论坛
▲大学生，文化上的弱势群体…………………………………猫眼看人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新世纪周刊
▲泰国之乱 民主之殇 …………………………………………红网论坛
▲全民医保会不会让我们“国破人亡”？……………………博客中国
▲张桂芳：决不能任由黑恶分子在广州为非作歹………………新快报
▲贪污排名，台湾震惊大陆沉默…………………………………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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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思索参考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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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官员:不论职务多高 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央纪委副书记黄树贤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撰文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秉公执纪，敢于碰硬。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要一查到底，依纪依法予以惩处。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文章称，纪检监察干部要强化公正意识、原则意识。要坚持党性原则，扶持社会正气，抵制歪风邪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切实维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利。坚持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敢于斗争、敢于碰硬、秉公执纪、刚直不阿。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要一查到底，依纪依法予以惩处，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文章说，反腐败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纪检监察干部必须身正行直，始终保持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和昂扬的革命斗志。要切实增强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干干净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树立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

▓中国公务奢华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作者：张召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是党的主席，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英九！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中国：来自人口爆炸的威胁

作者：胡运动

　　中国不惧怕战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我中华大地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丛林密布，不惧怕任何先进武器的攻击。即使像北约这样的军事集团，突然一天发疯了，把它们手上所有的原子弹都扔到中华大地，也休想灭绝我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只要有一人尚存，就一定能重振河山。
　　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是本国人多为患。
　　中美两国，国土面积相当，可人口中国比美国多出十多亿。
　　中国的经济如果仅仅维持现有或更低的水平，人口的威胁尚不明显。过去，有些一家几口住二十平米，可如今，老小不在身边的两口子纷纷住上了上百平米的套房，有些甚至还住上了楼中楼和豪华别墅，面积越住越大。中国一旦真正步入现代化，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车多了，路必须跟着多；住房面积大了，楼房必须跟着多。到那时，整个中华大地只见道路、停车场和楼房，再也看不到大片的绿地和森林。单就石油耗费而言，三亿人口的美国如今已经深感头痛。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即使把长江水都变成石油，也难以满足举国之需。
　　人口过多已使中国的资源日趋枯竭。不久前，国务院相继公布了两批共44个资源枯竭城市。事实上，资源枯竭城市远不止这些。未列入其中的山东淄博市原本是山东的煤炭基地，可早在几年前就已矿源枯竭，无煤可挖。淄博煤炭集团为了生存，只好背井离乡，到周边省份去发展。这是典型的“蝗灾”现象，只要发现哪里有资源，各地开采大军就会立刻云集到此，采完一地再换一地，直至全面资源枯竭。长此以往，我们将怎样向子孙后代交代？难道要断子绝孙不成？
　　中国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人口问题，终究有一天会山穷水尽。所以说，世界上任何敌人灭亡不了中国，除非我们自取灭亡。
　　实行计划生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中国不仅要持之以恒，还应该在全世界推广。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找准症结所在。如上所述，超生害国，不亚于原子弹爆炸。实行计划生育绝不能靠罚款，必须靠刑律。应该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纳入刑法，严惩不贷。可以考虑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款：女子生育一胎，有义务自觉采取避孕措施；女子生育二胎，如无特殊情况，必须自觉接受绝育手术；对于生育三胎的女子，除执行强制绝育手术外，处三年有期徒刑。男子亲生子女达到或超过三个，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外，将其多出两个以上的子女无条件送给无生育能力的家庭收养。
　　但是，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将越来越严重。纯粹依靠计划生育，不管中国采取如何强硬有效的措施，几乎不可能大量减少人口，更不可能减到美国的三亿人口的水平。所以，我们还得另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向海外移民。除鼓励民间自发移民外，可以按照本人在《四大世纪工程》一书中提出的“海外投资扩张工程”，即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组织和发动国内其他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扩张，到俄罗斯、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人口稀少的国家建立“中华投资区”，大规模地整体移民。
　　此外，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治理环境，以扩大本土范围内的生存空间。例如，按照《四大世纪工程》一书中的“治理沙漠工程”，开挖一组超级大运河，将西藏东南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河水部分截流，实行藏水北调，给中国三北地区的沙漠、沙地、戈壁、荒漠补水，将中国境内的大江大河全都连成水网，对黄河、长江等江河流量合理调剂，让黄河不再干涸断流，使长江不再洪涝成灾，把赤地千里、沙海茫茫的三北地区全都变成风光秀美的“江南水乡”。如此等于再造了一个中国，可以在运河沿线兴建大批现代城市群，让更多国人移民此地。

▓中国经济何时复苏取决于反腐力度
　
作者；牛刀　
　　
　　尽管中央政府没有大规模进行宣传攻势，但是民众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央政府正在加大反腐力度，以期凝聚民心，共克时艰。
　　
　　今天各大媒体同时报道，广东省政协主席、前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江西省国土厅三名副厅长等高官被查，已经向中国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唯有加大反腐力度，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复苏。
　　
　　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拉开序幕。研究中国历史，我们看到，朝代的正常更迭，都是以没收贪官家产开始，反贪官结束。不反贪官的朝代，最后的江山易帜都不可能实现正常更迭。中国经济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的危机，而是一场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根本法则遭到空前的破坏，不严正法纪，已不足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今年1至3月，央行印刷了许多钞票，钱去了哪里？过去企业可能在票据贴现之后转存银行套利，但随着去年年末股市开始上涨，企业开始将票据贴现后的资金拐弯抹角投入股市，因为一个涨停板就把十年票据贴现的利息给挣出来了。并且，这永远都查无实据，因为你无法判断企业资金流向中哪部分是来自利润，哪部分是来自票据融资。谁能使用这些手段？是贪官，或者红顶商人，还是贪官。
　　
　　我们看见楼市小阳春，大量的资金涌进楼市。是外资吗？不是。是老百姓的钱吗？老百姓就业、看病、读书都有问题，没那么多钱用来买房子。但是，现在房地产市场呈现回暖，究竟是什么原因？认真分析，很可能是4万亿刺激方案的资金进入房市的结果。谁有这个权利，动用这笔挽救中国经济，刺激消费的钱，只有贪官。
　　
　　从按揭贷款来看，3月单月，银行投放的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数额达到1145亿元人民币，而今年前两个月则分别为593亿、137亿，考虑到居民户中长期贷款主要以长期住房抵押贷款为主，这与目前全国楼市成交量的回暖趋势是一致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房地产开发贷款看， 1－3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880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商品住宅完成投资3422亿元，同比增长3.2%，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0.1%。所以，4万亿刺激方案中有相当的资金已经流入房市。
　　
　　大规模的加印钞票有什么用呢？能够促进经济振兴，迎来经济复苏吗？现实告诉我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再多的钞票都不可能满足贪官的胃口，只有加大反腐力度，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才有可能凝聚民心，维护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战胜目前的困难，迎来中国经济的复苏。


▓大学生，文化上的弱势群体

作者：宕子

读者诸君看到这个题目或许会以为作者写错了罢，要不就是发了昏，有点犯迷糊了：堂堂大学生，天之骄子，文化精英，新文化的创造者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似乎怎么也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挂不上边儿。其实各位不妨稍安勿躁，张大眼睛和在下一起来看一看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现状，或许就会觉得本人确实所言不虚罢。

首先，对“文化”这个词儿的意义有所限定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我们没法进入下一步的讨论。据有关专家统计，对“文化”的定义，光在西方就有一百五十多种。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而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里则曰：“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习惯及价值而言，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相对于前一个概念，后者所包容的范围更广。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我们不得不把文化的意义局限于精神文化的层面，即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精神文化是一种借助于意识和语言而存在的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中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 即文化的功能在于建构现实。

其次，对于“弱势群体”进行某种界定也显然是必须的。“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简称，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称social vulnerable group。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学术界现在有多种说法：

郑杭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

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

有的学者在报纸发表文章指出：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不但实际的经济收入偏低，而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困难的人群。他们往往面临着心理的和经济的双重困境。

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达到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

以上诸种界定，均是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而言的，根本没有提及文化，所以都不能说是全面的。因为，“文化上的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并非笔者杜撰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东西。我所理解的文化上的“弱”，是指在文化上的被动性或不能自主，思辨能力的丧失，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失语症”。而拥有知识的多少却并非文化上是“强”还是“弱”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上的强弱与知识量的多少没有一点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一台装有巨型百科全书的电脑就会比世界上最聪明的智者都更有文化了，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再“博学”的电脑都是按照人们预先编写的程序运行的——它们不会思考。从中国社会表层的文化结构来看，大学生处于中上的层次，在他们底下还有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半文盲、文盲。如果把大学生归入“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那么，什么样的群体才算得上“文化上的强势群体”呢？或许有人要问。答曰：文化的生产者。而且，他们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强势群体”，只有当从他们作为“文化的生产者”的意义上，他们才是“文化上的强势群体”。众所周知，文化不像祖先们遗下的古董，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是必须通过学习与创新在每一代个体中重新再生产出来，所以，文化比古董要脆弱，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很容易断裂的。而且，文化的裂口要弥合拢来，往往要花费比造成裂口的时间多得多的时间。如我国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文化上的“东非大裂谷”恐怕并不是数十年的功夫所能填平的。如果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部门在文化的操作或引导上出现失误，则造成新的文化上的“东非大裂谷”便是不可避免的。

现代社会里，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学校与传媒。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学校，相对于就读于其中的学生而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教育契约是由学校单方面制定的，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或什么产品合格，什么产品不合格的标准，全部由学校决定，学生们似乎无权置喙。可以说，在现时代，学校已经异化成了“文化作坊”或“文化生产线”之类的东西，同时，学生们也就被几个简单的评定指标异化成了可以量化的、可以度量的、可以操作与可被操纵的“非人”。有人指出，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这个“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的文化素养到底是否令人满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这并非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现实与学术界的共识，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同济大学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就曾经近乎一致地高呼： “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文化的功能在于建构现实。台湾的龙应台先生说：“ 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中国大学生的文化现状使他们丧失了用文化建构现实的能力，更不用说坚持某种‘价值’和‘秩序’的能力。正是这种文化状况，加强了学校的特权地位，造成了有识之士指出的“教育者身份的无限膨胀——大学生在学问和智识上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被教育的对象，而学校正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教育者。但大学生这种知识上的残缺却被错误地引申为人格上、法律上的残缺，他们在课堂上的受教育地位，也被轻易地延伸为课堂外的受管制地位。而学校则从教育者摇身变成一个全能的牧羊人。当这个牧羊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金钱利益的牵制时，大学生们就越容易沦为权益上的无辜羔羊。” 而学问和智识上不完整的绵羊们，拿什么来反抗牧羊人的专制与暴力，以改变自己“弱势群体”的地位呢？

由于学问和智识上的不完整，无法用文化建构现实，大学生们不得不为自己建构一种虚幻的“现实”，在这里，传媒的介入不但为他们提供了建构这种虚幻 “现实”的条件，而且无限制地刺激了他们的这种需求。撇开近年来各种媒体以铺天盖地之势推出的各种花里胡稍的低俗的针对全社会的“文化垃圾”与“文化快餐”不谈，且来看看定位于学生们（意味着学生们的被定位、需求的被制造）的所谓的校园文学到底是些什么货色。这一点，只要从各杂志的编辑们在网上贴出的约稿函就可见一斑了。笔者统计了数十个国内发行量较大的校园文学的约稿函，其中的关键词翻来覆去不外乎“魔幻灵异梦幻唯美浪漫轻松幽默青春纯情前卫离奇诡异搞笑无厘头”这十来个词儿，除了娱乐与欲望，可曾看到一点思想的影子。这一切还有一个好听的共同的名字曰：时尚。正是通过“时尚”，我们的学生们建构了一个虚幻的“自我”，获得了文化与身份的认同。齐奥尔格.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里说：“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然而，时尚所建构的“自我”只有作为集体或共同体的“自我”才是“独立”的，而作为个体的“自我”，只不过是某种脆弱的幻影罢了，“突出不凡”只不过是“时尚”包装的平凡甚至平庸罢了。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曾说：“未经过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反思、思想与自由的选择，作为“自我”的实体的内在的价值体系才能建构起来；而作为外在的“时尚”——媒体温柔的暴力的产品——显然不能承担建构现实或自我的重任。有人撰文指出近年来各高校的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呈增多趋势，众多诱因导致一些大学生成为心理弱势群体。恐怕文化上的无力引起的“自我”与价值体系建构能力的丧失是其主要的原因罢。龙应台先生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指出，“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 也就是说文化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的关系，而心理问题的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失调。所以大学生成为心理弱势群体的根源其实便在于他们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

且就此打住！到底大学生是不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还是留给读者诸君自己判断罢！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

来源：新世纪周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泰国之乱 民主之殇

作者：wenzhongsi

　　追求民主和享受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也许我们只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民主究竟为何物，却从来都没有准确的定义，尤其是不同的政治需要而对民主的解读，更让民主的定义不得不变成“为我所用”的工具。不过，虽然民主定义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事实，那就是，民主意味着“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由人民作主”。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定义下的民主，才能够当人们把民主变成“为我所用”的工具的时候，才能让民主变得理性、文明、有序，“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由人民作主”的民主追求和民主享受，才能够真正实现。反之，就会造成眼下发生的“泰国之乱，民主之殇” 的民主悲剧。
　　
　　谁都知道，世间万物皆具两重性，民主也不例外，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决定了“民主是把双刃剑”。而“泰国之乱，民主之殇”的民主悲剧，也正体现出了“民主是把双刃剑”的两面性。君不见，虽然阿披实上台以来的这一轮“泰国之乱”尽人皆知，但是，最初“红衫军”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由人民作主”的民主权利要求阿披实下台和解散议会的示威抗议时，基本上还是“理性、文明、有序”的，但由于种种非常复杂的原因，“红衫军”最后却变得很疯很暴力，让本应“理性、文明、有序”的民主，最终演变成了“民主是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民主暴力”。4月9日～10日近10万“红衫军”要求阿披实下台的各种示威抗议活动，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直至4月11日“红衫军”用“民主暴力”形式冲击“帕塔亚峰会”为止，让“泰国之乱”的政局陷入危险之中，不得不迫使本来应该让泰国获益匪浅的“帕塔亚峰会”遭到夭折的命运。之后的近两天，“红衫军”的“民主暴力”移师首都曼谷，发生了更为可怕的打砸抢流血事件，致使政府不得不下令对“民主暴力”进行镇压，最终酿成两人死亡和一百三十多人受伤以及多人被拘捕的“民主之殇”的民主悲剧。类似的观点可搜索笔者4月11日《牢骚怪论：夭折在“民主暴力”下的帕塔亚峰会（观察）》和4月12日《牢骚怪论：泰国政局为何动荡不稳？（观察）》两片网文。
　　
　　回头再看，“民主暴力”下的“泰国之乱”，虽然受损的是泰国的国家形象，受害的是泰国的国民大众，然而，作为实行民主制度的泰国来说，毫无疑问，“民主之殇”恐怕才是最大的伤痛。由此可见，“泰国之乱，民主之殇”的民主悲剧，事实上也在告诉我们，“理性、文明、有序”的民主，并不能够仅仅只靠道德自觉来维系，而是更需要法律规制来保证。换言之，只有把“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由人民作主”的民主权利设定在法律规制的红线以内，道德自觉意识下的“理性、文明、有序”的民主，才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由人民作主”的民主权利也才能够真正实现，人民才能够真切地享受民主的乐趣。反之，“民主是把双刃剑”的另一面就会暴露出来，“民主之殇”的民主悲剧就不可避免，泰国当局迫不得已依法而为镇压“民主暴力”的行为，就是例子。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泰国之乱，民主之殇”的民主悲剧，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民主话题的思考，尤其是我国也在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今天，怎样避免“民主之殇”的民主悲剧发生，进而把“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由人民作主”的民主权利设定在法律规制的红线以内，不让“民主是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暴露出来，就更加值得我们思考了。

▓全民医保会不会让我们“国破人亡”？

作者：杨恒均 来源：博客中国

【此文是杨恒均在16日下午网友聚会上的聊天记录，经在场网友孙小姐整理，老杨过目认可，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很高兴今天我们几个聚在一起，谢谢小刘博士，专程坐火车赶过来，今后不要这样，我经常到处跑的，事先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们有机会见面。再说，观点交流可以靠电子邮件，我也比较喜欢。你们几个都是北大、中大和暨大的硕士和博士，所以我今天就不班门弄斧了，我们聊点浅显的东西吧。刚才发现你们都有出国经历，有两个还有海外学习超过半年的履历，我看就从海外入手，我还是先讲两个小故事……

中国文化又惹祸了……

最近澳洲出了一件事，由于这件案子还没最后判决，我就隐掉一些细节。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的外科医生，为了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给学校老师送了两次信封，信封里总共装了2500澳币（相当于一万多人民币）。为什么要送钱呢？很简单，澳洲学校的考试不象中国一样决定胜负就在最后的升学考试。澳洲学校平时就会根据一些考试和老师的观察给学生打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和升学考试的分数一起，才能决定孩子到底上什么学校。

这样说你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要送钱吧？因为老师给孩子打的平时的分数至关重要，哪怕最重要的升学考试比别人差一点，平时的分数打得高，也可以平衡一下。这个搞法是我儿子当时考精英中学的时候我才发现的，发现后我就冒了一头冷汗，乖乖隆的洞，原来我儿子是否能够上澳洲最好的精英中学不光看考试成绩啊！那我可怎么办？要知道，儿子的老师都是白人，澳洲又一直没有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我儿子怎么可以在平时的分数上和白人小孩PK？

但这就是澳洲考试制度，人家不会因为我的担心而改变。说到这里，你们一定明白了，澳洲的这个升学制度绝对不能在中国实行，否则，后果很严重啊——中国最富有的阶层肯定是人民的教师了，你想，一个老师每年都教五、六十个学生，那每个家长还不争先恐后给老师送红包？很可能红包里的钞票越来越厚……

这种事没有在澳洲发生。而且，这个制度实行至今，大家还真没有发现有哪一个老师严重偏心到影响孩子升学的。也没有听到有家长为孩子平时的成绩同学校当局扯皮的。当然，如果你到澳洲精英中学去看一下，你就知道我所说属实。如果真有歧视的话，那白人老师一定是在歧视白人孩子——因为澳洲最好的精英学校基本上被亚裔和华人孩子占领了。很多白人家长看到这一情况，都酸溜溜的难受。

好，回到我们的故事。那位从大陆移民去澳洲的医生给孩子的老师两个大信封钞票时，还夹了一张纸条，意思是，我很想看到我儿子的各科成绩（特别是英语）都有显著的提高……

这位医生送完红包后以为没事了，可不久廉政公署来找他了，接下来是起诉，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整个澳洲。在澳洲法官看来，这是赤裸裸的贿赂，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原来，送了信封离开后，那位打开信封的澳洲老师傻眼了，立即报警了。对于这位老师来说，身为老师，教育学生是自己的责任，而一视同仁更是教师的基本职业标准，收下这些钱无疑是对教师身份的玷污，如果受这些钱支配，那就是有可能是犯罪了。

这件案子对那位医生很不利，据说已经输定了。说实话，我对那位想孩子考上精英中学的外科医生充满同情，想一下当初的我，如果能够送几万块钱可以让孩子进精英中学，我也会做的——要不然，孩子考不上精英，你得送他读私立学校，知道读完高中需要多少钱吗？——五六十万人民币。

按说，我本不应该拿这件案子说事，显得幸灾乐祸，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有件事让我很不爽。那就是在这位大陆的移民医生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刺痛我的话。他在法庭上解释，他不是行贿受贿，只是为了感激老师对孩子的照顾。就在大家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的时候，他补充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两国文化差异造成的……

这次我又被雷到了！本能意识到，中国文化又惹祸了！以前有人说我们的国民的陋习是文化决定的，现在更牛了，行贿老师也是文化惹的祸。

不错，我们中国的孔老二确实说过，去见老师啊，带两条干鱼吧。这就是表示我们尊师的方式。可文化是前进的啊，西方在学校没有公立公办的时候，你要拜师，你要学手艺，也要送礼、送钱的，甚至被剥削劳动啊。可那是旧社会啊。现在全世界都与时俱进了，你怎么还在拿所谓中国文化为自己辩护？现在中国大陆的家长据说为了让老师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要请客送礼的，那些老师难道不是本来应该照顾好你们的孩子？我想知道，有哪一个家长在给孩子的老师送礼的时候，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再说，澳洲有三十万华人华侨，还有第二个中国家长封了2500澳币给老师作为感谢？难道我们这三十万澳洲华人华侨就都没有文化了？

这位华人在国内是外科医生，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更不愉快的事。十五年前，帮一位香港朋友在国内联系外科医生动脑部肿瘤的手术，交了昂贵的费用后，医生暗示手术时还要送红包，最后那位香港朋友哆哆嗦嗦地送出了一万元的大红包，手术很成功啊。

现在据说，外科医生在中国动手术都要收红包，否则你就要担心他们在你亲人身体上划下去的刀子是救命的还是要命的，而我们那位移民到澳洲的外科医生，一定受到这种“中国文化”熏陶……

再讲一个澳洲全民医保的故事……

不好意思，我一讲故事就啰嗦了，不过，小刘博士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专门来看我，所以，我还得多讲一个故事才对得起他。我讲一个澳洲全民医保的故事……

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全民医保做得最好的国家，远远强过美国，这也是我把儿子放在澳洲不放在美国的原因之一（笑）。在澳洲只要你拥有一个医疗卡，看病基本都不要钱。而且，所有的医生只要看一个病人，就收三十多澳币（相当于一百多人民币），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由国家医保那里出，也就是全民上交的税钱的一部分。

这个制度好不好？当然好，你们发现我每年都偷偷去几次澳大利亚吗？我去干吗，去看病啊——开玩笑的，别当真，我除了有时身体有些虚之外，啥病都没有。

可我当时一知道澳洲有这样的全民医保的制度后就暗中为澳洲政府和人民捏了一把汗，为啥？因为这个制度实在太大方了，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有人钻漏洞，澳洲政府受不了的，最终吃亏的还是澳洲纳税人。

可我担心了好久，都没有问题出现，就在我不再担心的时候，却突然爆出了一件案子，惊动了澳洲，更雷到了我——因为我的担心成真！

原来，一位不良医生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好像还包括街坊邻居）串通好，于是那些亲戚朋友每天就不停地来“看病”，（可能有时根本不用来，只提前或者事后签一个名），于是这位澳洲医生一天竟然看了一百多位病人——大家算一下，一百多个病人，每看一个那医生就收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的诊金，这位医生一天收入多少？一万多元人民币啊！按照澳洲全民医保的规定，来看病的病人如果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分钱也不用出。那么就是说，那位不良医生每天欺骗来的钱都是从澳洲政府国库里拿的钱，也是澳洲老百姓交上去的税金。

这正是我当时了解到这个医保制度后担心的。你们还别说，我很有点佩服自己，我发现在找制度漏洞方面，我还真有一套，有时比外国人还更了解他们自己。哈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还是言归正传，虽然澳洲至今公开的只有这一例，而且已经得到了严肃的法办，可这漏洞还在那里，想一下，是不是很可怕？

但你不用担心，在澳洲这种制度性的漏洞还有很多，可去钻这个漏洞的人却越来越少，少到几乎没有。

我的两个故事一个涉及教育，一个关于医疗，都是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我讲完了，现在轮到你们给我讲故事了。讲什么故事？当然是讲中国的故事，可大家都知道，当一些事情太普遍也太普通的时候，就不再是故事了。所以，估计你们不会向我讲中国家长给老师送礼，或者中国医疗卫生战线屡见不鲜的腐败故事……

中国有更多的故事，我期待你们这些硕士、博士讲给我听……

中国当然有很多这种让人难受的故事，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我最怕和人聊天的时候，大家一个比一个激愤，纷纷数落社会和政府。所以啊，我今天给大家讲开心的故事，让我开心的故事。

这次回家乡湖北随州市万和镇扫墓，教育站的亲戚请我们吃饭。闲聊中，我才知道，过去三年政府在教育上加大了投入，特别是对教师工资（虽然这次还没有能够完全和公务员看齐）和贫困学生的投入，实在是大了很多。我当场调查，掐指算了一下，发现不应该有学生读不起书了。我真很高兴，也很激动。后来又了解到，一个镇上连一个副处级的公务员都没有，而相当于副处级的教师就多达二十多个，他们可都是从国家财政拿副处级的工资啊。你算一下，这可不是一笔小开支。

我再强调一次，我很感动，很开心，这不正是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在呼吁政府做的吗？我又接触了一些教师，他们也感觉不错，至少比以前强多了。当然，唯一破坏这种良好感觉的是：扯，公务员哪里靠工资啊，他们靠的是贪污腐败啊……

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我立即问，那现在教师收入稳定，马上可能超过公务员（按照教师法，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公务员，但这次公务员加薪，教师却没有加），那么，不是很多人想当教师了？一位教师说，现在都冻结招收新教师了，今后可能要由上面统一安排。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当这个职位美美的有如公务员一样的时候，那就大事不妙了。因为有些有权有势的人就要把自己七大姑八大姨招进来，天啊，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常态？看看全国各地的公务员招收，你真以为没有腐败了？很严重的。不过，他们招收一些亲戚朋友把国家治理乱，我倒无所谓，现在如果他们以教师职位是肥缺而开始搞腐败，那受害的可是孩子们啊。

你看，这就是我的思维方式，但愿我是杞人忧天。不过，我还没有时间担心，又有高兴的事儿了。就在我刚刚回到广州时，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医保方案公布了……

各位，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虽然只匆匆扫了一眼，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个医保方案和前几天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都是很让人鼓舞的，至少可以这样说，是和国际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接轨的重要一步。

特别是医保方案，我能够感觉到，如果成功执行，十几年后，我们国家的全面医保真不应该亚于西方国家如澳洲。你们别笑，这可重要了，你们还年轻，可我那时可老了，如果有了完善的全民医保，我就不用偷偷摸摸跑到人家国家去看病，去很不光彩的花人家纳税人的钱看我在中国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病，哈哈……

可是，各位，看完这份医保，我就笑不出了，不是这医保计划不好，而是我突然想，这医保说得比唱的还好听，从长远来看，几乎可以和西方国家如澳洲相媲美。可问题是，我们有适应这种从外面引进的全面医保的“文化”和“制度”吗？这种从外面引进的制度肯定是有漏洞的，可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制度、那样的道德水平，那样的职业道德标准，那样的环境，那样素质的民众……情况会如何？

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现在中国医生的职业道德，我看过几次感冒，知道他们怎么样不顾职业道德，只想让我多给他们钱买一些根本不需要（甚至对我身体有害的抗生素等）的药；你也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听说过，有些医院为了增加收入，去请那些退休的有医保的老人来“住院”，不用打针吃药，医院招待他们免费的午餐。只要他们说自己住院就可以了，为啥？因为他们住一天院，医院就能够从国家那里多拿上百元的补助……

好了，不忍心再说下去，不过刚才忘记说教育问题。我们都承认，中国的高考比科举还要残酷，害得我现在还在做高考的噩梦，很多人呼吁取消高考，学习西方，重视学生平时的成绩，以及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或者由各大学自主招生——

各位，千万使不得啊！就凭我们那些“人民教师”的素质，以及大学腐败的记录，你真认为取消高考后他们不把大学弄成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家族祠堂？

路在哪里？

你们很吃惊，刚才几位的插话我也明白，你们不理解我了，为什么一直很乐观的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悲观的东西？莫非我怀疑中国的文化不行？莫非真的是淮橘成枳？莫非中国特色注定我们啥都学不好？

我在外面不讲这些东西，就是害怕无法理解的读者受到影响，悲观失望了。但你们不但是硕士和博士，还大多出过国，所以我就讲悲观一点，你们也受得了。

前段时间有网友听到上面有人反对普世价值了，就很悲观，我说，别悲观，你期望人家讲什么？再说，查其眼，也不要忘记观其行嘛。我们一定要苦中作乐，要看到进步……

胡温政府在改善民生上迈的步子还是很大的，从减免农业税，到土地改革，再到劳动合同法，到人权行动计划，到全面医保，到教育投入……中国很少有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出击的，你如果不看到这些进步，那是因为你太精英，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民众位置上，因为这些进步虽然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少问题，却是受到老百姓欢迎的！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上面这些改善民生的举措几乎都是和国际接轨，都是人家几十年前或者十年前搞过的，我们只是“从善如流“地搬到中国来而已。这其实就是接受普世价值的一种方式，也是普世价值在政策和法规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不信？你去读一下国家人权计划，你告诉我哪一条不是普世价值？

可是，我为什么还忧心重重，是我杞人忧天吗？不是，因为我内心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照搬了很多看上去很好使、也会造福于民众的做法，可在一些本质和根本的方面，我们不想改变……

什么是本质的？说白了，也就是我这个被人家讥讽为“民主小贩”的老杨头一直痴心不改的那两个东西——制度和核心价值观！

你们发现没有，上面那些所有有利民生的措施，都是在那些有了比较民主的制度，有了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得以顺利实行的。我们看到那些规章和做法很好，于是我们就拿过来了，可我们想了没有，我们现在如果不搞体制改革，如果不重建的核心价值观，那些好的措施能够起到作用吗？

当然我还有一个感觉，可能是我个人太敏感，那些接二连三推出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的人好像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好像在赛跑似的。——和什么赛跑？和我们僵化的制度在赛跑，我希望他们能够跑赢，但我的书本知识和个人经验感觉到，胜算不大啊。你不妨自己看一下那些好的东西搬进有问题的制度，让一群没有核心价值观的人折腾后，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劳动合同法我就不提了，提起来就烦，一个西方用起来很好的制度，到中国就行不通了。教育我也暂时不说，你们等一段时间自己去观察。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对全民医保的担心吧。

西方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院大多是私人的，私人投资医疗也是主流，所以就有了竞争，有了竞争，就有了选择，也就保证了医疗的质量。我们呢？公立医院始终是独大，也掌握在老大哥手里，谁来保证质量？在全民医保的盛宴下，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的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和防腐败的机制，加上“中国文化”造成的有一点小权就要贪污腐败一下的中国特色，我很想知道，中国这种穷国，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到后来，一定会出现没有病的人发了大财，有病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中国大制度造成的腐败深入到这种外来的小制度中，最后弄得国家财政紧张，普通百姓又得不到好处，搞不好真要“国破（产）人亡”了。

如果你们担心我是杞人忧天，那你们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历史不是太了解，中国改革中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是和世界接轨的，是意图造福于普通民众的，可是，这些措施都因为我们的大的僵化的制度，而被一些利益集团和少数人劫持了，最后把那些旨在为全民谋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弄成让让一小利益集团先富起来的遮羞布。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别笑我又扯到“核心价值观”上了。你们也注意到，我们一边和国际接轨，一边拼命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搬进来（人权啊，劳动合同法啊，全民医保啊，教师待遇啊等等），一边却在那里拼命抵触支撑这些东西的价值观。我担心这样弄下去，大家好像生活在冰与火之中，搞不好会精神分裂的，不行啊，用北京的话说，我们一边搞物质建设，一边还要搞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你我心知肚明，我如果再啰嗦下去，又是一个小时，现在，该你们给我讲一下中国的故事了……

▓张桂芳：决不能任由黑恶分子在广州为非作歹

来源：新快报 记者：李国辉 通讯员：陈毅恩

“打击黑恶势力，短枪不够就用长枪，长枪不够就用炮，决不能手软！”昨日上午，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第一季度维稳综治工作总结分析会上要求，对涉黑涉恶案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快侦快破。

“你要敢来干，我就把你抓了”

张桂芳说，全市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对犯罪活动的打击整治力度，打击整治力度大，对犯罪分子具有震慑作用，能有效压减案件，因此要做到案件快侦快破，如果案件发（生）了破不了或者迟破了，社会影响就不易消除，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震慑。

说到此处，张桂芳专门点名当前破案率低于全市平均侦破率7个百分点的白云、越秀、海珠等区，要求其切实提高破案率，推动全市案件侦破率上一个台阶。

“不发生案件不可能，但你要敢来干，干了我就把你抓了。看他们怕不怕。”张桂芳说。

“没黑恶背景，怎敢如此猖狂”

张桂芳强调，打击整治务必要把黑恶势力作为重点对象。他特别提起了4月7日凌晨发生的世界大观寻衅滋事案件，说现场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造成恶劣影响。

“好就好在破案及时，现在警方抓获了16名犯罪嫌疑人。”张桂芳说，（这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案件，（犯罪嫌疑人）一下子就召集了这么多人参与，如果没有黑恶背景，怎么敢如此猖狂？

“案子一查，都是外地过来的”

“所以，今后再发生类似案件，各级政法委、政法机关都要组织一切力量快侦快破。”张桂芳说，世界大观案发生后，他就立即打电话给天河分局，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侦破，一个礼拜抓获案犯和隔了两三个月才抓人，效果完全不一样。

张桂芳强调，该类案件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能任由黑恶分子在广州为非作歹，有生存之地，要有多狠就打多狠，“对黑恶势力，如果我们短枪不够就用长枪，长枪不够就用炮，没道理让他们在广州爱怎么弄就怎么弄，这个案子一查，都是外地过来的，对这些人决不能客气，不能手软”。

“对黑恶势力，如果我们短枪不够就用长枪，长枪不够就用炮，没道理让他们在广州爱怎么弄就怎么弄，这个案子一查，都是外地过来的，对这些人决不能客气，不能手软。” ——张桂芳

▓贪污排名，台湾震惊大陆沉默

来源：中通社

　　香港中通社报道，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PERC），6日发表了17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度贪污评比报告，印尼、泰国、柬埔寨，分别拿下最贪污前三名。台湾排名第八，排在中国大陆之前。这项调查结果立即震动了华人世界，纽约市立大学教授邝治中对此调查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他还记得就在十年前有过一项国际清廉度调查，台湾和香港排行靠前，大陆则很靠后。

　　PERC的报告首先震惊了台湾社会，8日马英九召开记者会，除强调贪渎案件都发生在前任政府时期外，更宣示现任政府全力肃贪的决心。马英九指示彻查贪污弊案不分蓝绿和官阶，并给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三个月限期提出重大弊案检讨报告。

　　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对PERC的报告没有正式反应，媒体也十分低调。邝治中教授分析：“大陆方面不好表态，他们对这个报告应该是很惊讶，希望结果是真的，但他们不会表露出来。”

　　台自由媒体暴弊端

　　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PERC），以提供亚洲国家政治经济风险评估研究报告为主要业务，自称一些世界领先企业和金融机构经常使用他们的服务，创办人是亚洲风险专家罗伯特.布罗德福特（Robert Broadfoot）。他1972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的Oberlin College经济系，1975年移居香港，主要研究东协、大中华地区及韩国。PERC网站没有这项引起轰动的调查结果的相关文字，也没有透露他们使用了哪些资料进行了调查。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邝治中认为国际机构在进行国家间的贪污调查排名时，通常依据的是对在这个国家进行经贸活动者的调查、公开的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案例情况。“我不认同这一调查结果。台湾有新闻自由，媒体可以暴露弊端，陈水扁家族弊案就是由媒体逐步曝光的，但台湾普通官阶的公务人员的贪污情况，完全不像在媒体不自由的中国那么严重，中国没有媒体监督和调查，公私混杂贪污遍布，有谁敢说对中国的贪污情况有彻底的了解？”邝治中说。

　　为揭露中国腐败内幕，邝治中教授多次赴大陆拍摄纪录片。1996年曾赴福建秘密拍摄纪录片《蛇头》，该片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获得美国电视金鹰奖，并在日本荷兰等国获奖。“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国家行为，我们拍摄中所遇到的想要偷渡出国的人，为了弄到一本合法护照，被公安公开索要一万五千元。”邝治中教授说。

　　邝治中教授认为可能是因为近来扁案曝光，整个台湾媒体遍布弊案消息，使这家评估机构得出了台湾贪污盛于大陆的结果，但以上所述的调查指标，在中国没有一样是透明的，人们不知道法院审案情况，媒体完全不自由。“中国重要公司都掌握在权贵手中，国家财产私有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些国家公司在变成股份公司时，权贵们成为董事会成员，内部股份的分配情况极不透明，公司上市后，股价大涨，权贵们一夜暴富。这种化国家为私有，算不算贪污呢？”邝治中反问道。

　　因为不透明，亚洲政经风险报告无法掌握真实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中国贪污情况的评估。

　　国民党贪污的几个阶段

　　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的报告还指出，外商认为“台湾没有真正高道德标准的政党”，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很会贪污。对于这一指控，长期研究国民党腐败问题的邝治中教授深有感触。

　　邝治中的父亲邝耀坤曾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英文秘书，1949年因痛恨国民党腐败拒绝跟随离开大陆。“当时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再糟糕，也不会比国民党更坏。但两年后，我父亲发现留在大陆，共产党不会给他什么前途，于是在1951年借口回广东老家，带着全家经香港赴台。”邝治中教授回忆说。

　　邝治中教授认为有90年历史的国民党存在的贪污问题可分为几个历史阶段，迁台前的国民党贪污盛行极端腐败，出名的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但由于那时国民党对中国并没有完整有效的统治，加上当时中国确实很穷，国民党能贪的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外援。迁台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对贪污问题极为警惕，对官员严格要求。80年代后台湾经济起飞，国民党又开始贪污，其黑金外交中暗藏的贪污情况引人注目，那时在台湾，不贪污无法做生意，不使黑钱台湾也无法和他国建交。于是政客们在国家的幌子下趁机贪污中饱私囊。只是由于那时的台湾媒体还不具备现在的揭弊作用，国民党的很多黑幕并没有被揭开，很多帐目被抹掉和藏匿了。

　　邝治中教授认为民进党的政治思想和手段在执政前后有很大变化，它始终没有找到执政党的位置，不知如何治理国家，在陈水扁任内，台湾官员加速腐败。近日曝光的国军腐败，连将军头衔都可以待价而沽，可见腐败的严重性。“但与大陆相比，台湾的腐败和弊端可以被揭露，就是一个进步，这对台湾走向廉政有积极作用。马英九立下三个月的限期，如果能确实肃贪，对台湾当然是一件好事。”邝治中教授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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