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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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东莞数千工人停工……………………………………南方都市报
０２．艾未未自述………………………………………………猫眼看人
０３．海归儿子眼中最酷的中国……………………………杨恒均网站
０４．听闻章子怡侮辱了弱国小民的感情…………………………红网
０５．“嫖宿幼女案”的惨胜与悲哀…………………………猫眼看人
０６．“放开二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猫眼看人
０７．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中国江西网
０８．不能对不起《拉贝日记》…………………………………北方网
０９．我们的教育到底差不差钱？……………………………扬子晚报
１０．陕西洋县否认公安局长拐卖民女………………………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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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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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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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数千工人停工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王佳

　　昨日，位于东城桑园工业区的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数千名工人停产在厂门口附近散步，表达对公司做法的不满。万士达方面回应称，目前正开会研究应对措施。

　　昨日上午，记者赶到万士达公司，一位保安称，当天上午一开始大约有2000人停工走出厂门，接着保安封锁大门。“大家一拥而上把门推倒了，就出去了”。停工不满的员工大概有7000人。一位参与者证实了这一说法。“昨天晚上部门员工闹了一次，今天早上就都不上班了”。多位目击者称，这些工人表现平静。13时，这些员工又聚集在厂门口，拒绝上班。多位员工告诉记者，大家停工的原因是对厂方的做法不满。

　　昨日下午，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回应称，公司领导正在开会研究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暂无回应员工要求的具体方案。据了解，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是一家台湾上市公司，1995年9月1日开始营运，现有员工9000多人。

　　■员工的不满

　　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关于假期发放2倍工资的规定，公司只发1.5倍，并骗称这获得了劳动部门批准；假期加班在发放奖金时，被调休为普通工作日；去年10月高峰期的产能与现在一致，但目前取消了效益奖。

▓艾未未自述

作者：艾未未

1、
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是期待，因为因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埋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作出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个人所希望的社会，在你个人行为当中是体现出来了。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这件事这样发生是我不能允许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有人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是作为旁观者。这是社会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会牵扯到一个理想的问题，通常我们说争取社会的民主，事实上争取民主我们已经不大谈了。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我觉得，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对“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未必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三个代表”以后最主要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来自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来自伦理和道德的规范。那么同样它要来自于全民的意识，这个意识包括问责、监督，我觉得两者都不可缺少。没有监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自觉的意识的，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或者是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必然是滥用权力的。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背景。
2、
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到一万这样的数字。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人，了解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的。
3、
维稳既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个简单的家长式的说法，就像家长说“听话”、“不要闹”，但是他也不说为什么不要闹，也不问你到底是在闹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是要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一种文化。因为真正“维稳”是对问题的发现和疏导，而不是对问题的遮掩和打压。那样是不可能“维稳”的，只会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种社会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实际上是败絮其中。说塌就塌，一遇问题肯定出事，因为整个结构都是没有任何人会认同的。
4、
但我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行动，我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神秘感。我们最神秘的可能是我们的伦理，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是对生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一种贬低。
5、
如果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责任的，是要被追责的。我觉得，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追责是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话，我们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由于我们的错误致使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政治理念下，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
6、
并不是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度，我们站在道德的最底线。并不是说我们去审核别人、审查别人，而是说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勇气够不够，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轻松去谈的，不是，他们都付出了代价。他们要翻山越岭，他们要夜间在雨中行走，他们要受到别人的冷落或是误解，甚至是殴打。他们付出时间，获得的是几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还会被人从他们的笔记本上撕掉，被人用马克笔涂改，认为他们是间谍，是藏独，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到目前就是这个水平。你可以说，这个水平可以，我认同这个水平。你也可以说，不可能，这有点原始，我们是有可能改变它的。
7、
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512。
8、
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承担。
9、
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当你发现你无法做出改变时也是很郁闷的。当你发现一个明显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很郁闷的。但是同时因为你这样去做，从而去证明了一个生命是完整的。一个人的意识是决定于人类的意识状态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不管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可能性下，个人的价值都是必需的。
10、
因为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认了很多价值。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种价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说，喔，我看到一个人受到别人攻击我不管，看到一个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险我不说，那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说也不是因为有了某种成果我们才可以去做。做，已经是结果,坚持你的所想，就已经是结果。
11、
我毕竟不是要做一个人的典范。我不想说我是有规矩的人，我只想说我是有态度的人，我是有意图的人。
12、
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说是大面积的伤亡，不要说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会出问题。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人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后来去了美国，对另外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个人和权利的关系，包括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关系，逐渐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人或是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是没法存在的。
13、
我认识到的现实是一个永远不能走到尽头的隧道，可能是再不会天亮的夜晚。人性也可以是完全没有善意、同情、怜悯、正义的人性。可能会长期这样，也可能永久这样。这是我童年的认识。
14、
我没有目的，我也不希望拿到一个学位，我也不希望在美国拿到身份，我也不希望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财富或者稳定的基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15、
如果说艺术家应该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我完全不认为艺术是一种美化生活、装饰生活的需求，我认为艺术必然是唤起人民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一种可能性。
16、
我相信在一个比较可以让人生存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涉及政治。每个人都应该触及不可触及的领域。每一个都应该活得更加天真一些。我们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和神秘的政治，我们不需要这些排除普通人情感和普通人判断的政治。这是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区别。
17、
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了，政治家会变得如此重要？必须要全民来欢呼，要检阅三军，在另外一个国家政治家走着路上班，他们到一个有意思的市场去买菜。
18、
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种手段，那你还玩什么玩？
19、
在用更科学或者更富有伦理标准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利益的时候，知识才有价值。我们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运用了这种价值呢？你翻一翻我们的历史。有几个人曾经用他知识的身份维护过公众的价值？我觉得他们也没运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很谄媚，只是马屁精。这些人挺多的，只是想混饭吃。因为知识本身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更是和理性、科学这样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
20、
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21、
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是维护了别人利益的人。
22、
中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国”？这是一个在中国始终是可被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谈中国高兴不高兴都是为时过早的事情。

▓海归儿子眼中最酷的中国

作者：杨恒均

儿子回国旅游，我最担心就是他们在街上过马路。没有红绿灯的地方他们不敢过，几乎所有的机动车辆看到前面有人准备过马路，不是减速而是加速，力求用自己的车把行人挡住。有红绿灯的地方我也不敢让他们自己过——如果你以为绿灯亮时就可以放心过马路，也许你永远无法过到马路那一边。
这次回广州，情况有所不同，我和儿子都发现了。就是在车多人多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两边，都多了一个个穿黄色马甲的“交通协管员”，他们手持小红黄相间的旗子，口里含着不时尖声响起来用于操练的口哨，和红绿灯一样不停变换动作，指挥着车水马龙……

多次一起在路口等红绿灯，我发现九岁的小儿子都聚精会神地观察这些一般被中国孩子们忽视的交通协管员。我很想知道儿子的小脑袋在想什么，果然，当我们昨天再一次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爸爸，他们和红绿灯指示的一样，为什么……

我知道儿子的问题，每一个红路灯下都配备两个协管员，既然他们指示的和红绿灯一样，为什么还需要他们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指挥？我说，你也看到了，你想一下为什么需要他们。

为了让他思考，我故意在红绿灯旁边停了一会，引导他观察红绿灯的变化与行人车辆的行为，以及那个交通协管员的动作和行人车辆的关系。看了好一会，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看懂了没有。但他却突然说了一句雷到我的话。他说，哦，他太酷了。人家不听红绿灯，都要听他的，他太酷了……

这是小儿子这次回国第一次说一个人“太酷了”，而且以佩服的口吻连续说了两遍。我真被雷到了，儿子显然是顺着我的引导在思考问题。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在有红绿灯的地方还安排两个以解释和执行红绿灯命令为己任的协管员——他们是用手中的小红旗与口中的口哨代替更先进的红绿灯。很有趣的是，由于他们也是看红绿灯来指导，很自然的，就比红绿灯慢了半拍。而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很多都是按照他们的指示，懒得去看红绿灯了。

还记得20多年前我从北京调到新成立的海南省工作，当时我们是怀抱着要建立中国最开放，与世界接轨最快的经济特区大省的雄心壮志而去的，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海南岛大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连一个交通红绿灯都没有的陆地。当我们野心勃勃要计划开发海南省、在那里酝酿和推广有可能领导全国的新理念的时候，一位来访的美国专家调侃道，也许你们应该先教会海南岛民众“红灯停，绿灯行”的基本知识……

2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拥有红绿灯绝对数量第一的国度，然而，就在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城市广州的闹市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交通协管员站到红绿灯下面——

我想，过去二十年里，如果我们的学校少教育点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多教育一些这些“红灯停、绿灯走”的基本规则，同时多花点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那些法律和规则的话，中国也许会更适合人类居住？

人类在本性上是差不多的，我也从九岁的儿子对交通协管员的“羡慕”感受到他幼小心灵里的那种人类的原始本性。他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代替红绿灯的协管员很酷？很简单，在儿子的教育中，除非有紧急情况，例如停电，警察执行任务，封路等等（儿子很少碰上，大概也不记得了），那么，不管你是谁，红绿灯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而所有人类的本性都告诉我们，如果可以不遵守用来约束我们的规则和法律，如果可以凌驾这些法律和规则之上，那就更“酷了”。

谢天谢地，儿子并不生活在中国，否则，他就会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度，如此“太酷了”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法律和规章制度都形同虚设。

表面上看，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的大多是普通民众，也就让很多人倾向于把这种混乱归罪于中国文化、中国人素质低，或者干脆说中国人不配得到自由，中国人是需要管起来的。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出在那些负责制定法律和规章的人身上，他们要就是把自己凌驾于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之上，要就从一开始就准备用法律和规章来保护自己和管制他人。久而久之，不但他们不相信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再把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当回事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可这些事儿子是不懂的，我和他们不但有“代沟”，而且有“国沟”。特别是儿子受了和国内孩子们完全不同的教育。受广州著名网友“激情老道”所托，本人免费做一次人体广告（也因为我支持这种事业），陪同儿子到处游玩时，我穿上了老道网友设计的“脱吧”圆领衫。我指着那个著名的漫画向儿子讲了很久，最后，连大儿子都没有完全闹明白。在他们的教育中，法律应该早就让那些必须赤裸裸为民众服务的人“脱光了”，根本不应该由我们这些势单力孤的小民在那里折腾。

好在我和小儿子有更多的交流（看起来，我的智力更接近于九岁的儿童——这是大儿子有一次对我的评价），九岁儿童的原始思想常常能够引起我的思考。例如，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动物园看驯虎表演。当一男一女手持长鞭像驱赶羊群一样把十五头白色的老虎赶进表演场时，我由衷地叹道，那么凶残的老虎，他们怎么能够让它们如此服服帖帖呢？

九岁的儿子听到了，顺口答道，你没有看到那两个驯兽师右手拿鞭子，左手不停地在口袋里掏出肉块喂那些白老虎？

我看到了，很惊讶儿子的观察力，赞赏了两句，儿子得意了，说，就是再猛的野兽，只要你把它们关起来，给它们吃的，它们就听话了，如果不听话，你就不给它们吃的。

儿子说完后，继续沉浸在世界上最多白老虎的集体表演中，我却陷入了思考。我们常常说“苛政猛于虎”，可眼前的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正如儿子所说，只要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口中的肉块是谁给的，你看它们还猛不猛得起来？。

我想，那些把苛政和统治者比喻为老虎的，应该从我九岁的儿子那里得到启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是谁在养活他们”。至少让他们尊重和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而要让他们真正听话，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不让他们动不动就折腾老百姓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吃的，不把肉块喂进他们的口中……想到得意处，我情不自禁地嘀咕道，对啊，让他们知道是人民在养活他们，知道是谁供养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就听话了——

看表演的小儿子听到了我的嘀咕，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他把视线从白老虎那里转向我，表情严肃地说，你不给我吃巧克力，我也不会听话的！

短短两天里，这是我第N次被九岁的儿子雷到！

▓听闻章子怡侮辱了弱国小民的感情

来源：红网 作者：谢浮名

　　近日，国际大片《天启四骑士》已经在境外公映，章子怡在片中出演一个华裔女孩。一处受争议的情节是章子怡扮演的角色狱中挑衅警方查案无力时，缓缓在洋猛汉面前跪下，手不安分地在洋汉大腿上“厮磨”挑逗。这刺痛了国内部分观众的神经，纷纷指责章子怡丢脸“辱华”。不少网友表示：“尽管章子怡的下跪是演戏，但对着老外下跪，意有所托。”（4月26日《扬子晚报》）
　　
　　近来，我们耳闻目睹的所谓“辱华事件”太多了，周润发主演的海盗船长被指“光头、文身兼疤面，而且还留有胡子及长指甲，只差装上假辫子”的造型“辱华”，李连杰主演的狼犬丹尼被踩在脚下的海报“辱华”，连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3》，也背上了“辱华”的骂名，说是剧中有上海居民在街上晾晒睡衣裤的场景。
　　
　　不可否认，确实有明星因为无知，出现了令人愤怒、难以容忍的辱华事件，但是，大多数所谓的“辱华事件”，叫人莫名其妙。
　　
　　是的，我们曾经经历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它给了我们沉重的屈辱感，因此，文艺作品里一旦描写国人与外人的交往，只要扮演的华人不以正面形象出现，我们一部分人就觉得“辱华”了，因而椎心泣血，痛断肝肠！
　　
　　这其实是一种弱国小民心态。
　　
　　越是弱者，越是敏感多疑，人家随便一个什么举动，哪怕和自己毫不相干，也禁不住无限联想，即使人家笑脸迎人，也总是怀疑笑里藏着阴谋诡计。神经质到了这一步，哪里是泱泱大国的国民应有的心态！
　　
　　从前，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塑造了极多的汉奸形象，他们在侵略者面前胁肩谄笑，奴颜婢膝，要多下贱有多下贱。对这些文学形象，我们咬牙切齿，但决不至于认为这些形象侮辱了中国，从而连带地痛恨演员，因为，我们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个群体，都免不了有败类，不止中国为然，这些败类的所作所为，只代表他们自己，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无关。
　　
　　其实，章子怡扮演的华裔女孩，也一样无法代表中国人，我们何必莫名其妙地产生屈辱感？
　　
　　二十年前，电视剧《霍元甲》风靡一时，大家看得眉花眼笑，兴高采烈，尤其对霍元甲迫使俄国大力士屈辱求饶的情节津津乐道。可是，没听说俄国人抨击出演这个屈辱求饶的大力士的俄国演员辱俄。
　　
　　演员只是诠释角色，我们实在不必无限上纲。
　　
　　正确看待章子怡扮演的形象，摆脱弱国小民心态，不疑神疑鬼，神经质般敏感，我们的人格才可能健康起来。

▓“嫖宿幼女案”的惨胜与悲哀

作者：五岳散人

所谓的习水“嫖宿幼女案”再起波澜。报载，检察机关已经以“进入补充侦查”阶段为由，撤销了那个基本上算是强奸法律与再次强奸了那些幼女名誉的“嫖宿幼女”之罪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个近乎于借口的“补充侦查”阶段之后，这些人罪名大致应该名正言顺的变成了“强奸”。之所以有如此的变化，据说是中央调查组进驻的结果。

一切尚未尘埃落定之前，欢呼民意与媒体的胜利当然是有些早了。即使这个胜利的果子真的隆重的落了下来，恐怕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胜利而已。从某种意义上看，媒体与民意从一个胜利走向有一个胜利，不论是这个“丧尽天良”的案件，还是跨省追捕发贴网民的事件，都在民意与言论的压力下得到了尚可的结果，但我们如果关注同时被披露的新闻就会发现，浙江几乎相同的事件中，当事人被以“嫖宿幼女罪”起诉，获刑不过六年六个月；同样是网络发贴，内蒙的那位先生则现在还在监狱里。

这种现象很明显的说明了在某些领域中的态势：如果不能得到关注，就是委屈大如天的情况下也是很难沉冤昭雪的。在欢庆抓发帖人的县长道歉、被“躲猫猫”而死的人终于得到了说法的时候，我们很难不问上一声，这到底算是公众的胜利还是其他一些什么东西在背后作祟？

公众能够取得这种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背后的基础其实异常的简单。这是一个资讯已经很发达的社会，任何信息如果具有足够的新闻价值，而且很幸运的被关注的话，造成的影响马上就是全国性的。其实对于某些地方政府与官员来说，全国性的影响不是最可怕的东西，而是这种影响必然会传达到他的上级以及他上级的上级那里，一旦如此的话，他们的前程恐怕就堪忧了。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这种所谓的胜利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习水这件事被曝光后，各路记者赶赴该地采访，就在关注这件事的同时，“意外”的发现该地官员公开放高利贷的事实，以及当地“黄、赌、毒”繁荣昌盛的现状。如果一个地方这些产业完全可以恣意的生长的话，该地的吏治与法制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不奇怪的。相信这也是中央调查组进驻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人间奇迹频发的地方，才会有强奸幼女的事情出现、才会在舆论已经怒不可遏的状态下，依然用那个“嫖宿幼女”的罪名起诉。我们如果想象一下的话，假如习水当地的检控方就是不撤诉、不更改罪名的话，我们是否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能力，去更改这个完全是扯淡的起诉罪名么？我个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每当这个时候，一种异常沉重的无力感就笼罩着我的全身。

现在所谓的胜利都可以作如是观，而在这种胜利之外，也就是在所有民意与舆论的关注目光之外，有很多我的同胞在同样的条件下，承担着本来不应该承受的痛苦。

所以，我个人是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或许对于一时一地的人是幸运的，但法制社会本身不能建立、合理的监督与舆论不能到位的状态下，最终所造成的痛苦又岂是这一两个代表性事件所能掩盖的呢？有时候我总是想到孙志刚事件，那是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达到高潮的绝响，在这一响之前，有多少孙志刚受到了伤害？每当想到这里，总让人无语凝噎啊。

▓“放开二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来源：猫眼看人

在我们这个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衡的国家，最可怕的词之一就是平均。比如我们GDP目前位列全球三强，但13亿一平均，就排到世界百名以外，和海地、危地马拉等穷国为伍了，搞得国外媒体频频发出哈姆雷特式设问：中国到底是富国还是穷国？这是一个问题。
于是，为了方便所有人奔小康，政府就确定了一个叫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较响亮且体面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当然，一段时间内在个别落后地区发展成了“宁可错扎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等雷人标语，后来由于太不以人为本被取缔了，随之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也从无情打击式变成了循循善诱式，社会因此日益和谐。
但这样的和谐助长了一种改变基本国策的气焰，近期不少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精英频频放炮，要求全面放开二胎，且支持者众。据网上最新的有关调查显示，有61.1%的被调查者支持“放开二胎”，反对的有32.1%；有二胎生育意愿的达61.7%，没有二胎生育意愿的有30.3%。
理由呢，都相当人文——有60%的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太孤单，26.1%的人认为独生子女有成长、成才、婚姻、养老、社会发展、国防等“六大风险”。简直完成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完美统一，让人觉得过去独生子女政策相当不尊重民意，相当不与国际接轨。
其实，在我们这个养活着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如果考虑这个严酷的基本国情，好多人文主张都相当可疑，真落实起来极可能是场灾难。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尽管制度越来越严格，但据测算，还是有30%左右的人口是可以享受二胎政策的。比如夫妻双方均属人口总数不足千万的少数民族，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以及夫妻中女方属农业人口且只生育一个女孩的等等。对于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人，那就按违法行为论处，在商业社会，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罚款，有些土地换和平的意思。
被罚的人自然就意见很大，就要想尽办法免费加入生育二胎的行列。
第一类人是流动人口。由于居无定所，即使成为超生游击队，也往往成为监管的盲区，结合2005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可以想见中国没有户口的黑孩数量相当惊人，严重影响这些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放开二胎岂不是变相完成了一次大赦？事实没这么简单，首先，谁来保障这些流动人口只生二胎？而非继续三胎、四胎的生？即使监管人手增加、措施跟上，在国家福利制度不健全的今天，这些孩子的未来谁来保障？别忘了，我们现在是推行全民9年义务制教育，加上我们国家要办的大事多，教育总差钱，使得部分城市学前教育费用已经超过了读一个MBA的要价，对于蜗居于城市边缘的外来人口，孩子越多,越是信奉多子多福的家长们无法承受的负担。
还有一类倒没这些麻烦，因为他们多是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外号不是富人就是名人。这些新贵往往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强势的社会地位以及充分的话语权。其实，二胎罚款对于他们也不是太大问题，根本用不着像流动人口那样东躲西藏的，甚至有了二胎还成了炫耀成功的一种另类标志。但他们带头违法的行为还是让我觉得构建法治市场经济的任务很艰巨。现在发展到违法有理、公开要求放开二胎纯属经济账：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的有关规定，一般按照6~10倍于北京市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征收社会抚养费，或是根据夫妻双方单位开出的‘收入证明’征收，如果收入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就按家里的实际收入计算。鄙人尽管也认识不少成功人士，还是觉得在社会资源总体不足、整个体制剧烈转轨的前提下，如果放开二胎，会加剧马太效应，使强势群体在父辈完成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后，进一步将剥夺的衣钵传承给下一代——前提是这些少爷小姐不变成败家子。所以在今天，自觉地少生或不生的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是厚道的。
最后一类是推行一家两制的“涉外婚姻”。鄙人有时怀疑部分非外国男人不嫁的女大学生，除了瞧不上本国男人之外，可能跟可以放开生孩子有关——但前提是您得移民去海外，去使用那些先富国家的社会资源。按照1998年12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中国内地居民涉外生育问题规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后在内地生育的，执行中国内地居民一方户口所在地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生育，在执行中国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时，外国人一方结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后生育的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不计算该子女数。
基于当前放开二胎主要使这三类人受益，鄙人觉得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修改的必要。也因此恳请决策部门不要轻易被这些披着公平和优化民族素质外衣的鼓噪所迷惑。
1951年，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同时搞调查。见到村民安居乐业，他十分高兴，但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使邵力子陷入深思。他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现在中国是4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个声音直到20多年后才真正得到重视。如今中国人虽说摆脱了饥饿，踏上全民奔小康的阳光大道，但面对人均资源匮乏、贫富差距严重的现实，还真的需要牢记邵先生的忠告。哦，忘了提醒大家了，邵先生和后来写《新人口论》挨批的马寅初先生都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和今天倡导放开二胎的精英们不同，他们却不是代表自己甚至本阶层的利益在说话。

▓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

来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陈志武

两年半前，我在 《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 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如当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那么，从四百年前到十九、二十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日本于十九世纪后期通过 ‘明治维新’改变其命运外，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重新回味那篇文章以及其中的故事和逻辑，意义具体又特殊。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得到了良性发展，并根植出民主、法治与繁荣，而那些政府富有的国家后来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为什么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一国的民主法治似乎与其政府负债水平高度相关——借钱花的国家反而比最大化存钱的国家，更能催生出某种制度？

人间之事，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表面看，国家借钱花好像不好，但是从更深层思考，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极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勉强够，以至于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相反，政府太富有，则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

我们再看美国的故事。美国不只在今天全球负债第一，在其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

独立战争的背景决定了美国一开始就必须靠借债

对于美国历史，我们一般只熟悉其政治史，知道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等等，却未必了解美国政府历来是多么穷，未必知道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性作用。

从1607年开始，英国人陆续到北美冒险，先后由独立的股份公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除了花钱提供安全保障外，基本上是放任不管，也不怎么征税。比如，从1754年至1760年间，英国皇家军队同法国频繁作战，以保护这些北美殖民地，直到1763年，法国在北美、欧洲大陆两个战场上向英国认输，同意把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英国国王，当时他二十二岁。由于同法国连续作战达九年之久，到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面对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时，年轻的国王想，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享受英国保护达一个半世纪，却没有给后者任何财务上的回报，该是它们报效英国的时候了，至少应该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供养常年驻扎在北美的军队。于是，在乔治三世的授意下，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食糖法》和《货币法》，前者要求十三个殖民地向英国缴纳各类消费品进口关税（包括食糖、纺织品、咖啡和酒），后者则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而只能使用英国货币；1765年通过《印花税法》，甚至要求北美殖民地为书刊等各类出版物向英国缴税；17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汤森法案》，向殖民地的纸张、玻璃、茶等日用品课税。

乔治三世的一系列立法和试图收紧控制北美的政策，遇到了殖民地的反抗，殖民地人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权、投票权，却要向后者缴税？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开始抵制英货、挑战英国军队。1770年3月5日，一群人在波士顿围住一队英国士兵起哄，局势失控并发生冲突，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五个当地人。这就是著名的 “波士顿屠杀案”（BostonMassacre）。屠杀激起了殖民地人的愤怒，压力之下，英国议会废除了《汤森法案》，但保留了对茶叶征税。

1773年，英国议会把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当年12月，一群革命人士假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输船，炸开货箱，将大量茶叶扔到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TeaPar－ty）。这个标志性事件使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矛盾大大升级，迫使英国政府下决心进行整治。

接下来，英国议会在1774年通过四项新法，统称 “不可容忍法案”，命令皇家海军封锁波士顿海港，要求波士顿政府全额赔偿所倾茶叶，禁止马萨诸塞各地的群体集会，宣布英军可以随意住进殖民地老百姓家里，等等。这些法案当然是火上加油，愈加激怒了殖民地一方。随即，第一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成立，呼吁殖民地百姓武装起来，共同与英国作战。

为整治叛乱，英军到处查探民兵练习地和武器库。由于听说波士顿远郊的列克星敦镇是革命者基地并藏有大量武器，1775年4月19日，英军派出千余士兵赶往列克星敦镇，结果与殖民地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其他殖民地的自发武装团体闻讯赶来支援。双方增兵两个月后，于 6月19日展开一场大战，在战争中，英方伤亡一千多士兵，殖民地一方死亡五百余人。

独立战争就这样开始了。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任大陆军总司令，行使对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1776年3月17日，华盛顿迫使英军将战场往南转移到今天的纽约市周围。大陆军汇集在纽约曼哈顿南端，这支一万人的军队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任何战船，而英国皇家海军调集了一百多艘战船、三万多正规军。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的军队收到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美国独立的消息，受到一定鼓舞，但由于实力相差实在悬殊，还是未能扭转战局。8月27日，皇家海军夺取曼哈顿边上的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取边退边打的游击战办法，同英军开始了长达四年、辗转南北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最大的挑战并不在同英军作战的战场上，而在战争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是，这场战争以及美国要求独立的起因就是因为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失控，这一背景决定了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可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试想：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大量征税，那为什么还要独立？

当时，十三个州的政府本身就很小，没有税收，没有军队，更没有州政府财产或者“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又不存在，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各届大陆会议只能靠印纸币或借债来解决资金来源。也就是说，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依靠金融和债务市场。然而，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和中央银行，“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从1776年至1788年间，大陆会议不断出现经费困难，独立运动也几次濒于破产。

具体来说，独立战争开支主要依靠以下来源：第一，由大陆会议批准发行 “大陆币”（一种可兑换西班牙银元的纸币），从1775年到1780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第三，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各自发行战争债来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款；再就是给士兵、供货商打欠条。

1775年6月3日，大陆会议授权发行首批公债，融资600万英镑，用于购买军火。但是，独立运动中的激进派主张以发行“大陆币”为主要的战争融资手段，如果纸币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大陆会议可以强行禁止民间涨价——这种偏好很好理解，如果开动印钞机就能有钱花，谁还去发债券融资？只是，这种一边印纸币、一边禁止涨价的做法，短期效果还可以，长期则难以持续。

▓不能对不起《拉贝日记》

来源: 北方网 作者：黄章晋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以前看过的电影计有《屠城血证》、《南京1937》、《南京大屠杀》，加上前天晚上看过的《南京！南京》，一共四部，过几天，《拉贝日记》上映，这是第五部了。

原本，《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之间，我绝对只会看一部，但看完《南京南京》之后，想了又想，我连《南京南京》这样的笨蛋电影都看了，如果不为《拉贝日记》再买张票，实在不公平。

不太知道为什么《南京南京》事前会得到媒体这么友好的待遇，当然，也许是他们没看过的原因。以前买过《可可西里》的碟，跳跃着快放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因为陆川这个同龄人，有着我很不喜欢的张艺谋那一茬人特殊的味道，而陆川显然又比张艺谋、陈凯歌的天赋差很多，他的用力，甚至让你为他揪心。

《南京南京》的让你揪心，来得比《可可西里》强烈得多，也许是我坐在电影院里，手上没鼠标，也跑不掉，只好坐在那儿看他用力深刻。该怎么描述这种辛苦呢？就好比你看着一个不很聪明的孩子，非常卖力地装出很深刻很老练的样子，他卖力到你在旁边都为他着急，为他后背汗出如浆。

如果你看过《南京南京》，也许你会同意我的这个比方，整部片子特别像小豆子这个演员的表演，他的用力表演之过火，蠢的招人烦，还特别固执。

其实，我是一个一坐进电影院就很乐意放松下来，任剧情摆布的家伙。但整场电影下来，我像又坐在办公室里，看一个记者写得极其拙劣的稿子，时刻想帮它大删大改。我只能说，陆川这个家伙真了不起。

《南京南京》有个超烂的剧本，虽然它的角川的视角还算不错，但从开头刘烨出场到刘烨被屠杀，那老长一段，我觉得它完全就是多余的部分。刘烨是个很棒的演员，甚至是中国第一流的男演员，我妹妹还特别迷这个家伙。但在这部电影里，据说陆川要让他表演“很男人”，也许是因为他真是个能领会导演意图的好演员的缘故，他的角色扮演的让人生气而且莫名其妙（顺带说一句，这片子里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几位女演员）。

在他率手下阻挡溃兵出城那一段，他虎着身子，与旁边的人拉成坚实的人墙，他激动得嘴角都在抖动哆嗦。那几十秒的镜头，让我想起某些缺少文学天分的笨蛋笔下的人物对话，每个角色的胸膛里都蹲着那个作者，他们用特别话剧特别书面语的调调交谈。

这片子甚至看得令人生气。就像你接到的很烂的稿子，有的一看就是不用心，整个敷衍了事，这种的东西让你失望但不会让你生气，但那种特别认真特别用心特别刻苦的笨蛋稿子，作者偏偏非常坚定自信地与你产生某种共鸣——你认为特别扯淡的地方，正是他等着你表扬的地方。我甚至在看到电影中特别傻的段落时，都能感觉到，他正等着你看到这个地方，准备一脸严肃地向你解释，此处，他是多么多么的别具匠心。

真抬杠。

看到片尾，小豆子和那个胖子士兵被释放后，碰了下脑袋，然后傻笑着远去，我差点探出手制止道：哎，停一下停一下，别老像第一次学会使用省略号的小学生，没完没了地用省略号表示此处很深刻很意味深长。

《南京南京》中有多幕导演刻意想烘托营造的悲壮英雄场面，也许是他一想到这里应该让观众泪如雨下情不能自持，于是自己就泪如雨下无法自己，导致我总是早早知道他的预谋，开始为他要的效果是否会流产而担心，当然，如你所知，看《画皮》都能看得我眼睛湿润，但看《南京南京》，只能把人看得郁闷。显然这部电影完全没理解，什么叫不动声色。

当然了，《南京南京》，比我记忆里的《屠城血证》还是要好多了，至于吴子牛的那部《南京1937》，虽然《南京南京》让人生气，但拿来与之相比，我还是觉得侮辱了陆川。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拍的最好的，是前年和同事们一起去看的《南京大屠杀》，虽然这部电影里那些口述的外国当事人，是由演员扮演的，算不得真正的纪录片，但它未给自己赋予特别的任务，真切、朴素，很好莱坞很能打动人。我想，《拉贝日记》应该比它会更好吧。

走出放映厅，外面到处是《南京南京》的海报和视频宣传片段，之所以这时会特别注意到它们，是因为那些宣传大词，突然有了“ＸＸ宝邸仅余一席”的余味。

Soga。

无论什么题材的电影，你一口气连看两部，总归心里怪怪的，但想想看，娘的，我都花了冤枉看过《南京南京》，可不能对不起《拉贝日记》啊。

▓我们的教育到底差不差钱？

来源: 扬子晚报 作者：张成浩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从未实现过（4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因此我国把这个比例定为4%并不算高。人们不禁要问：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为什么4%的目标提了十六年还没实现？

看看我们的财政收入，外汇储备，以及财政支出的数字，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不够，与中央教育经费不配套。那么，地方政府为何不愿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呢？

我认为，首先是地方政府官员“重政绩形象、轻教育”的思想在作祟。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投入是一项长期工程，很难在短期内见效。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任职期也就是三五年，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对教育的投入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势必影响到一些官员的政绩和升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个人利益，他们自然宁愿把资金投到基础建设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不愿投到教育上。

其次，我国目前缺少对“教育投入”的相关监督机制。政府资金要往哪个地方投、投多投少往往是由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决定的，一些监督部门、监督机制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所以，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把资金投入到政府办公楼的建设中，而且建得豪华气派，有的贫困县甚至不惜举债建设。此外，一些教育部门官员借出国考察学习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的现象也不鲜见。

最后，我国目前还缺少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责追究机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官员因为安全、腐败等问题而受到警告、撤职等处分，但很少看到有官员因对教育投入不足而被追究责任。而地方政府官员不用因对教育投入不足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放任或怂恿了地方政府削减教育投入甚至挪用中央下拨的教育经费。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要想达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我国就必须制定相应制度，在制度中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地方，还要追究相关主要领导的责任。只有这样，我国教育经费达到4%的目标才不会遥遥无期。

▓陕西洋县否认公安局长拐卖民女

来源：西安晚报

陕西省洋县24日在汉中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网民“老虎庙”博文及视频资料《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勾结一起倒卖民女》的调查结果：黄有杰反映两个女儿被洋县的镇人大代表、公安局长等人拐卖、转卖、强奸等问题严重与事实不符。她们均自愿嫁到洋县，而且目前生活幸福。黄有杰想带两个女儿回内蒙古不成，向女儿要钱未能满足，便虚构事实并通过网络传播，希望以此达到目的。洋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法追究发布不实网文者及相关网站的法律责任。

　　事件

　　代表倒卖民女引众怒

　　4月9日，署名“老虎庙”的网民在博客中通过文字及视频披露，来自内蒙古的农民黄有杰在西安街头流浪上访，反映陕西洋县的镇人大代表、村支书、公安局长等人拐卖其两个女儿，并将小女儿转来卖去，其间两个女儿遭到强奸、断骨摧残，试图逃跑还遭到公安部门的追捕和殴打。

　　据黄有杰《强烈要求陕西省政府和公安厅解救》材料反映，2004年他的两个年龄分别为17岁和15岁的女儿黄凤、黄红（均为化名），背着父母在沈阳打工，2004年7月被洋县庙亚村4组的张科（化名）骗到家里，对其两个女儿进行暴力强奸，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并以1000元将黄红强行卖给本村支书兼镇人大代表的残疾儿子做老婆。后又以1.25万元将黄红转卖给张王村某派出所民警的妻弟张军（化名）做老婆。他的老婆在寻女儿途中冻死荒郊外，他自己寻找女儿5年，吃尽人间苦头。

　　据汉中市公安局统计，“老虎庙”的博客发表后，截至目前已被60多家网站转载，7万余名网民浏览这条信息，近万名的网民跟帖留言，对公安机关及政府官员进行指责，有些网民言辞激烈。

　　民女

　　不理解父亲为何造谣

　　日前，黄凤和黄红姐妹俩从广东和西安赶回洋县接受调查。黄红说：“我实在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造谣，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不能抬头见人。”

　　黄凤说：“我和张科是在北京打工时认识并相爱的，我也是自愿到洋县结婚的。目前我们两人也很恩爱，而且已经有了孩子。妹妹是我把她叫到洋县的，妹妹的两次婚姻都是她自己做主，没有人强迫。为登记结婚，我们给父亲寄了2000元希望办户口，可他就是不给户口本，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证。”

　　姐妹俩说，父亲性格暴戾，经常打骂母亲、姐妹俩还有弟弟。长期的家庭暴力致使母亲于淑珍精神失常，孩子们都渴望离开父亲到外面生活。母亲被父亲送回山东老家独自居住被冻死，姐妹俩都不知情，现在弟弟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黄凤说：“我们在洋县成家后，曾想叫父亲一起在这里生活。可2006年父亲来的时候，先是让我跟他回家，后来又让我和妹妹给他4万元钱。”黄红也说，她在洋县有个稳定的家，不想跟父亲回内蒙古。就是把自己小家全部财产卖了，也给不了父亲要的那么多钱，可父亲拿起菜刀追她，后来是她丈夫报警才被制止。

　　据姐妹俩介绍，洋县领导已答应帮助她们办理户口关系和补办结婚手续，而且公安局也承诺帮助她们寻找弟弟。

结论

　　网文内容严重失实

　　据洋县24日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4月初，网上舆情引起洋县县委和政府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将姐妹俩接回洋县调查情况。调查结果表明，不存在人大代表、公安局长拐卖民女、殴打姐妹俩的事实，张科也未对姐妹俩强奸倒卖。她们均为自愿到洋县成家，而且目前生活幸福。黄有杰编造谎言，四处上访，意在给洋县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达到索要钱财的目的。

　　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日前也联合调查了此事，结果与洋县调查组基本一致。

　　据洋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建介绍，调查组通过陕西省公安厅找到了在西安一家大学上学的学生，也就是网文发布者“老虎庙”。据“老虎庙”讲，她是在省政府门口遇见了正在上访的黄有杰，并根据黄有杰的叙述整理成视频和网文发布在博客里，后被多家网站转载，自己并没有深入调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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