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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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我的挚友——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腾讯空间
０２．潜伏者…………………………………………………新世纪周刊
０３．房价“高”是因为土地供给垄断……………………江西文明网
０４．为排污企业保密是环保的耻辱………………………中国青年报
０５．能否废除诽谤罪的但书条款………………………………新京报
０６．海南感城械斗事件幕后………………………………中国新闻网
０７．司法改革或可设立特区……………………………………新华网
０８．江苏睢宁掀起“严管干部”风暴……………………中国青年报
０９．对话贾樟柯：历史与时代………………………………网易博客
１０．莎朗斯通道歉了，成龙怎么办？…………………………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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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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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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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挚友——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
作者：老党
昨晚睡的较早，预备闹铃8点，因为今日9点要与同仁一起“穿越地震带”，这个策划做了一个多月。闹铃响了，翻身起床，刚穿上裤子，手机骤然响起，电话字头“189”的一个陌生电话那头，一个陌生声音似晴天霹雳：“北川宣传部的冯翔自杀，在绵阳现代花园B区，估计不行了……120已经来了……”
我马上拨打冯翔电话，语音提示：无法接通。马上告知中新社驻绵阳记者站站长肖青，她无限吃惊。很快，她回电话：“北川宣传部副部长王建正在往他家赶……”
10分钟后，我电话再响，那个陌生声音哽咽告知：“他走了，120已经撤离……”
进一步确认，冯翔是凌晨决断告别人生。自缢。那个陌生声音是冯翔孪生哥哥……
冯翔是我在北川走的最近的一个哥儿们。彼此兄弟相称。
认识他，是因为地震后频繁采访，他的官方身份是北川宣传部副部长。
之所以走的很近，更因为志向相投——他原是绵阳日报驻北川记者站站长，大家都吃记者饭。
地震以后，他最爱的儿子冯瀚墨被巨大的山体所掩埋，至今不知所踪。
他一直很悲伤。开导并劝过他。不过，他是文人，很能调控自己情绪。
去年10月，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后，我和冯翔就此事在QQ上聊天。他说——
“董玉飞自杀是必然。北川很多干部都有自杀倾向……”
“没准哪一天，我也会自杀……”
就这话题，我们QQ聊天了一晚上。最后，他连续发了几个开心的QQ表情说：“党哥，放心！我不会自杀，我会很好活着，看看北川的未来！”
北川志愿者张华强说：“前几天我还和他QQ上聊，他说在北京。从聊天记录看，他心情应该不错，绝对没有想走绝路的意思……”
中新社驻绵阳记者站站长肖青给我说：“清明节，我和冯翔一起在北川祭奠。回来路上，我陪他走了很长一段……我还问他：冯翔，现在应该走出来了吧，冯翔当时笑声很爽朗……”
谁料想，4月20日，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前夕，他竟如此决断！
他才33岁啊！
冯翔的网名是“残月苍山”。获悉惊人消息后，我立即进入他的空间。空间置顶：2009年04月20日 00:53发表《很多假如》。再看他的心情签名，他最近几天的心路竟是如此起伏跌宕——
2009-04-18 QQ签名：装扮了空间，换成了郁郁的黑色……
2009-04-17 QQ签名：受中宣部政研室领导朋友的盛情款待，感激并不安中……晚中央电视台刘主任接风……
2009-04-16 QQ签名：一切都不永恒，但死亡例外……（见426集体名单有感）
2009-04-16 QQ签名人在京城，心在帐篷……
伴随他刻意的空间背景音乐《风居住的街道》的悲怆，细读，这竟是他留给亲人的最后遗言——
《很多假如》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哥哥，请您担当起照顾父母的重任，我来到这个世间，本就是来体会苦难，承受苦难的。要不，我们怎么能以孪生兄弟的面目出现。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妻子，请你不要悲伤，抑郁，是我这三十年来，最亲近的朋友，抑郁带走了我，也就带走了所有的悲伤。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爸爸，请您不要哭泣，我真的活得太难了，人生为什么总是充满苦难，充满艰辛，充满离愁…………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妈妈，请您不要难过，短短三十年，我体会到了您对我的爱，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但是，我实在觉得活着太痛苦了，请您让我休息吧，真的，让我好好休息休息……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儿子，那是我最幸福的事，我会让你妈妈，把我的骨灰，撒在曲山小学的皂角树下，爸爸将永远地陪着你，不弃不离……儿子，你离开了，爸爸没有了未来， 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憧憬，与您相聚，是爸爸最大的快乐……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亲爱的朋友，请你们不要忧郁，我的离去，让很多人快乐，让很多人舒服，我的存在，是他们的恐惧，是他们的对手，一个对手的离去，对于他们，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我的儿子，我还是要提到你，我们将不离不弃，永远在一起……相信一个父亲，对你最深，最深的爱……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亲爱的网友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关心、爱护，我相信，假如，我在天堂，我能够进入天堂，我会许你们，一个没有痛苦的来生，谢谢你们……谢谢……
地震发生时，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一家都在县城，但妻儿各在一方。要照顾身边的母亲，又万分担心妻儿，他当时的心情，如果不是一个羌族汉子的坚强，他一定会疯狂掉。地震发生后，他仅仅在14－ 15日，到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临时救护站照料尾椎骨折的妻子外，5月16日，带着失去儿子悲痛的冯翔，带领成都两家公司组织捐赠的10箱药品和整整一卡车饮用水、方便食品就回到了北川。 回到北川，他一直战斗在抗震救灾前线。
5月17日，受县指挥部委派，他为部队官兵带路，到坝底乡查看灾情。当时灾情非常严重，道路全部中断，四面山中，滑坡比比皆是。他们冒着余震，翻山越岭，整整徒步走了两天， 18日下午才到达坝底乡……
5月18日至20日，他在坝底乡协助乡党委、政府收集灾情材料。21日，他带着坝底乡灾情资料，徒步行走两天，翻越6座大山，才艰难回到县指挥部，将灾情及时上报……
按照组织部要求，冯翔也写了自己“5·12纪实”。他的“纪实”粗看就是一个“汇报”，基本没有一点心理、心情方面的描写和其他文学修辞。
他不是不会煽情和细节描写。
要知道，担任北川宣传部副部长之前，他是绵阳日报驻北川记者站站长！
“5·12”那段时间，采访他很难。他不愿意多谈当时情况，更不愿意对记者最感兴趣的 “细节”多说。当时的我，只能从他的“纪实”和5月16日起至今一直不愿休息玩命工作读出：发生在北川那惨烈一幕，鲜血和悲痛，装满这个羌族汉子内心成为一种永远厚重，玩命工作是他唯一减压和发泄方式……
他那样的厚重内心，心理有问题？常去北川采访时，约他喝酒谈天，试图解开他心理郁结……去年冬天，我还专门给他送去寒衣、羽绒服、棉被……
今年3月14日，地处绵阳市区的某著名中学教历史、年仅40岁的左老师，因为抑郁，一根绳索在自家了结了一生……
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北川农办主人董玉飞因为心理抑郁而自杀的悲剧，证实了科学预言。
实事上，自2008年10月05日我首次以博客方式披露《北川首例政府官员自杀身亡》以来，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绵阳，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
2009年03月18日，勒克儿在腾讯发表《又是绵阳自杀一个不得不发的调查……》
5·12地震很快一周年。灾区干部群众心理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合。
近一年接触，勒克儿相信，抑郁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灾区人有一个共同点：心灵敏感脆弱——对过去天伦之乐的留恋、思念逝去亲人的痛苦、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任何一个来自工作、生活的挫折，都有可能成为对他们的最后一击！
冯翔的自杀，再次向全国敲响警钟：灾区心理救援迫在眉睫！
▓潜伏者：一个间谍的自我修养
作者：张雄 来源：新世纪周刊
在台北，余则成对着墙上的结婚照，缓缓流下两行热泪——电视剧《潜伏》的结局，定格于此。潜伏者不知道自己还将潜伏多久，观众也无法预知他和翠平今后的命运。
和那部名片《卡萨布兰卡》一样，《潜伏》留了一个悲伤的结局，让观众的情绪挥之不去，念念不忘。
一部毫不掩饰其商业性的电视剧，却迎来了观众和评论的双重热情，总会让人问一句：为什么？
国家、生命、信仰、爱情、牺牲、理想与命运，《潜伏》里有所有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东西。无论是正面人物余则成、左蓝，还是反面人物李涯，他们都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作为大反派，你可以说后者的顽固和执著愚蠢，但观众依旧会为这样一个人的眼泪而动容。
正像电视剧里余则成、翠平的代号“深海”。在特殊的年代里，“潜伏者”们功勋卓著，却因特殊的工作性质，除了几个大人物外，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从《潜伏》中，你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对那些无名英雄有更深的敬仰。
你也可以看到生存学，会意于那些官场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
你可以看到爱情的多样。左蓝、翠平、晚秋三个女人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完美伴侣。
从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朝鲜的《无名英雄》，到更近的电影《窃听风暴》、《色·戒》，《潜伏》悄无声息地巧妙借用了那些经典细节，尊重了观众的智商，也留给了观众挑刺的余地。
为了智慧的力量，为了那些深海无言的无名英雄，让我们瞩目潜伏者。
《潜伏》背后，故事更精彩
从一万多字的原著，到30集的电视剧，这背后的故事，就够精彩。
电视剧《潜伏》最近大热。2009年4月11日，制片方开了个专家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更像是庆功会，国家广电总局的几位官员把《潜伏》大大夸奖了一番，称“总局领导看完以后反映都是好的，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了。”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评价说“这部戏是我们国家近年来最好看的一部电视剧”。次日，该剧在北京卫视黄金时段收视率突破10.15%。
除几位大学教授和媒体外，与会者多数有政府背景，毫无疑问他们是“组织”的代表。领导勉励编剧兼导演姜伟“再做一个《潜伏2》，完全有可能做好”，姜伟会意地点点头。但在会后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坚决否认会拍续集，“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大家比较集中的意见是结尾“共产党人宣布结局的方式”。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效岩说，她先生看了以后，第二天早晨很气愤地跟她讲：这个结局我实在接受不了。
张效岩说，“那个表情，给人的感觉太冷酷了。”姜伟给出的解释是：观众期待谈话人的语气是80度，大家习惯了影视作品里党组织和颜悦色地跟下级说话；演员表演出的是50度，属于正常上下级对话口气；但到了观众那里，他们接收到的是20度，自然就觉得有点“冷酷”。
龙一的小说原著只有14000字，没有左蓝和晚秋，主要反派也就老马一人。姜伟拿到剧本后在家憋了10个月，最终扩成40多万字的剧本。龙一说：“姜伟拿了我这一点点小松子，如果这松子放我手里，炒炒也就吃了，在姜伟那儿，他给种成了一棵大树。”
姜伟偏爱改短篇小说，“你可以天马行空，展开你的思路，这是短篇小说的优势。字多内容多，改编量也大，取舍起来更麻烦。”他之前的路子多是都市情感剧，对古装戏或年代戏并不感冒。原著最终打动他的是余则成与翠平的假夫妻，这种拧巴和别扭的关系戏剧性极强，打破了过去地下斗争影视作品默契配合的模式。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说，谍战剧自从《暗算》到如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还总结出“三大俗”来：特务胜似美娇娘，恐怖起来吓得慌，敌我之间斗狠忙。但他认为《潜伏》“整个设计非常紧密、精巧，环环相扣，有条不紊，这确实是进行了一个智力的操练。”
▓房价“高”是因为土地供给垄断
来源: 江西文明网
作者：任志强
1978—2008年，中国的GDP从3000多亿元增长到30多万亿，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近100倍，城镇人均工资从28.6元/月大约也增长了100倍，城市中的大白菜从1分多钱/棵也涨了100倍，房地产投资从不足300亿同样涨了100倍，但房价涨了多少呢？
从全国看1978年的300元/平方米，到2008年的按5000元/平方米计算大约涨了16.6倍，从北京城市核心区的600元/平方米到2000年的20000元/平方米计算大约涨了33.3倍。
所有人都会说1978年的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房子是福利分配的，或说是白给的，只是在商品化改革之后，工资中才有了住房含量，但房价是否也发生了内涵的变化呢？
全国的商品房价中大约有30%是土地的出让金等，城市核心区的房价中则土地出让金等占了50%（包括拆迁、征地等费用），房屋的建安造价费用从200元/平方米上涨到了2000多元/平方米，上涨了十倍，各种配套费用（包括基础设施等）则上涨了100多倍，或许多是从零到了数百元/平方米，无法用数倍来计算了，而高价高档的房屋建安费用则从200元/平方米上涨到了6000多元/平方米，大约上涨了30倍。钢材的价格从不到200元/吨上涨到了5000/吨，涨了25倍；水泥从几十元涨到几百元，至少也涨了15倍以上。室内的装修费用差距更是巨大，从1978年的四白落地和水泥地每平方米约40元，上涨到北京中低标准800元/平方米的20倍、中档标准1600元/平方米的40倍、高档标准4000元/平方米的100倍，不同价格的住房中的装修标准与价格也差异巨大。
扣除了房价中土地的使用费用、建安造价的提升、配套费用的提高、装修标准的提高等等，剩下的净房价增长还有多少呢。当然房价是这一系列因素的组合，最多能比的就是扣除土地的部分，否则账就算得没有可比性了。
全国扣除30%的土地部分，涨了11—12倍，北京核心城区约涨了16.6倍，与大白菜相比的100倍之差相去甚远，既不能同GDP的增长倍数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工资收入增长的约100倍相比，扣除工资中的住房工资含量，也只能说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房价低增长N多倍。
但为什么市场中更多的反映则是房价高呢？原因都在于平均市场销售价形成的误解。
宏观经济的研究会大量的使用统计中的平均价格，而现有统计中的平均价格则是根据市场的销售总价除以总的建筑面积而得出的结论，因此无法从平均价中判断实际市场的价值与每个不同价位销售量之间的关系。因为高价的房子卖的量大则平均价高，低价的房子卖的多则平均市场销售价格就会降低了，然而消费者个体所应对的则是直接购买对象的价格，而非市场中与此项目无关的平均价格。
为什么市场中会有许多高价的房子呢，也是因为平均收入形成的误解。
市场中并不能做到，土地的供给非计划控制的市场自由调节，无法实现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与数量。市场中并不能做到在土地供给垄断下的产品供给量调节，因此供给在不同产品等级（不同面积、不同价位）中都达到供求关系相对平衡与满足。当土地的供给量有限时，产品结构的调整就会出现差异，投资者就会在追逐产值产品利润率和规模收益中做出不同选择，这种选择并不是随平均收入而定位的，反倒是按收入差别定位的。
市场中的研究者会按平均收入与平均房价去对比，产品供给者则按市场中的收入层次选择产品的高与低、户型的大与小，并形成不同的产品差别化。
换句通俗的话说，产品是按贫富差别来决定的。也可以换句话说价格是因贫富差别而形成的，或推高了平均房价的。反过来说则是房价或房屋产品不是以平均收入为定位标准的。
正是因为有收入差别，因此房屋会按收入差别分成不同的消费层次、消费产品，如高档公寓、别墅、双拼、联排等，这里的造价与配置包括装修的标准都会大大的提高。因此带动了平均房价的高升，当然也会有些开发商会生产市场定位容易、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且购买人群庞大、市场竞争的操作风险较低的普通商品房。而都同样是法律定义上的商品房，为什么会在上至国务院下至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称谓、划分了普通与非普通，包括差别性的税率也正在与这种产品定位和面对不同消费群众上的差别。
然而研究人员并不在讨论时用收入差别来细分市场，而是用平均收入来误导民众。为什么不用两种不同名称、不同税率差别的方式来计算平均房价呢？即并不能享受优惠税率的房子列在专对高收入家庭的一边，而只计算普通商品房的平均房价呢？也许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或者因为无法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也剥离，于是就只好混在一个锅里煮了。
正因为混在一个锅里分不清鱼翅与粉丝了，于是民众都在用含有鱼翅的平均房价来判断市场，岂不知大多数民众只能吃粉丝，而不可能吃鱼翅。毛病正出在此处。
大家都知道CPI只计算生活必须的鱼、蛋、肉、菜，并不计算鱼翅、海参、燕窝的价格变动，因为CPI不需要鱼翅的成分。
但市场中是否因为CPI中没有鱼翅就不提供鱼翅与燕窝了呢？集市上与餐桌上这类产品大约还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这些与民众是否能吃饱肚子、是否影响日常生活的消费变化无关。
总不能只许中等收入家庭改善住房，而不许高收入家庭改善住房吧。总不能不许消费市场中的奢侈型住房消费吧。别忘了没有奢侈型消费和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面积扩张，又怎么会有人均面积的增加与扩大呢？没有城镇人均居住水平的提高，又怎么会有最低保障线水平的提高呢？保障线以下的人群生活条件的改善正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那些被认为是过度型消费的拉动。
这个理由听起来也许有些刺激，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因为政府会用贫富差别中对富人的征税、富人消费中的税收贡献、土地出让金的差价等收入来进行转移支付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并逐步提高这些保障条件的底线标准。甚至连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不得不在平均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提高中以此为标准来提升保障的标准。
房价如果涨的是鱼翅的部分，应该是合理的。爱买不买是奢侈型消费的天理。但保证粉丝的必要量的供给则是政府责任，正因为此才有了90平方米70%的政策。遗憾的正在于当土地的供给是垄断的、计划的、非市场调节的时候，市场的手脚被捆住了，90平方米70%也无法改变市场的逐利性，无法保证粉丝的供给结构。
不是房价上涨的过度，也许是结构与土地之间无法调节的矛盾才造成更多的供给倾向于面对高收入家庭，才造成用平均收入无法对称的平均房价。
▓为排污企业保密是环保的耻辱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胡印斌
黑龙江省近日召开2009年全省环境执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邀请10余家媒体参会，而对那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等情况却一概“保密”。部分记者对此难以理解，愤然退场。（新华网4月20日）
在一般群众印象中，环保执法似乎属于“软约束”，缺乏应有的强力和刚性，更缺乏因为代表了公共利益而衍生出来的坦荡精神。其实，这样的印象未必不是一种误解。从黑龙江环保部门拒绝公布违法排污企业名单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其间搀杂了诸多制约因素，从而使环境执法发生从监督违法排污企业到保护违法排污企业的扭曲。
黑龙江省环保部门为什么愿意为违法排污企业保密呢？
我想，首先是为了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这一层意思通常用“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话语来表达，这也是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很多职能部门的特殊使命。经济学家吴敬琏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型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向由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但实现这样的转型十分艰难。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环境压力过大，环境破坏严重，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存安全。在这个过程中，环保部门尽管也下了很大力气进行治理，但是其从属地方政府的尴尬地位，不可能使其执法完全背离政府全力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
其次，环保部门对违法排污名单遮遮掩掩，不愿意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也与部门利益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其说环保部门为违法排污企业保密，不如说是在保留与违法排污企业、违法排污大户协商、议价的自由裁量权。当然，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黑龙江省环保部门与违法排污企业有任何不妥的联系，我所指的自由裁量权，也仅仅是指其试图保有这种权力的意图。
为什么群众每每对环保部门与违法排污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关系产生联想呢？无他，正是无数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的结果。这两天媒体纷纷聚焦的杭州萧山区物价局执法打折事件，就是一个佐证。萧山区物价局本该就第三人民医院的乱收费问题进行罚款，但是双方居然就坐下来，经过协商之后，把这个巨额的罚款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这样荒唐的事情无法不让人对部门执法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公权力之所以具有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取决此种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公开和透明。黑龙江环保部门公然隐瞒违法排污企业和隐患企业名单，在“黑屋子”里对违法排污企业进行处置，不仅会助长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影响环境治理的效果，甚至使得所谓的治理成为变相的保护，也直接伤害了政府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能否废除诽谤罪的但书条款
来源: 新京报 作者：王刚桥
面对有法条在执行过程中被如此曲解和滥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来作出回应。长远之计还是要考虑能否废除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将“诽谤罪”彻底还原为“自诉案件”。
遂宁市蓬溪县青年邓永固因在网上发布帖子，称“高升乡在退耕还林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并称遂宁市、蓬溪县及县林业局有关领导是“败类”，涉嫌诽谤罪被蓬溪县公安局刑拘，该案进入法院审理程序。
自“灵宝帖案”曝光以来，又有新的两起网民因言获罪的案例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些案件，均系出动警力抓捕网民，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当地的解释，之所以要使出抓捕甚至定罪的雷霆手段，其法律依据就是《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
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依此条款，诽谤罪是个以自诉为原则，以公诉为例外的罪名。只有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行为，才能由警方介入调查，并只有在同时符合“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由检方提起公诉。然而法律并未规定哪些情形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现在看一些官员的逻辑，凡是批评官员，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需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给这些“不老实”的网民一个教训。
回望三十年巨变，不过依循了“让国家的归国家，让社会的归社会”这一路径。而这一艰难的转型迄今仍在行进之中。与公民开始接受这一改革内核不同的是，一些官员们的意识中似乎不愿转过弯来，于是动辄以政府和国家的名义，打压民众的批评。
期待官员主动因应时代趋势，转变执政理念，认真听取民众意见，有时是一厢情愿的。道德约束还需辅以法律强制。法律是民意的体现，其最终解释权当在作为民意机关的人大，而非某位地方官员。近年来，自“彭水词案”始，公民因批评官员而获罪的轰动性个案就达十余起，更不用说那些未被媒体关注因而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的案件。“诽谤罪”已俨然成了一些地方官员钳制言论自由的利器。这些案件的法律根源，均源于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被任意解释了。刑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基本法律，面对有法条在执行过程中被如此曲解和滥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来作出回应。尽管法律界对这些因言获罪事实并无分歧，但鉴于一些地方官员，缺少尊重法律、尊重专业判断的习惯，能够有效制止“因言获罪”的权宜之策还是得权威部门明确表态。
当然，长远之计还是要考虑能否废除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将“诽谤罪”彻底还原为“自诉案件”。在笔者的关注视野之内，依据“但书”提出公诉的“诽谤罪”几乎都成了引起质疑的问题案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调研，统计一下司法实践中这一“但书”条款的实际执行情况。即便是确有“诽谤罪”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又不愿出面对诽谤者起诉的，也可通过“检察支持起诉”来解决。以公诉来越俎代疱，既无实践意义，又给了一些无良官员以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可谓得不偿失。期待全国人大进行法律调研，就是否废除“诽谤罪”的“但书”条款做出决断。
▓海南感城械斗事件幕后
来源: 中国新闻网 记者：严冬雪
4月6日早晨，清明节“小长假”最后一天。镇委干部苏文起床了，他习惯性地瞟了眼窗外的街头，还好，不见异常，才放心回屋吃饭。
这里是海南省东方市感城镇，位于海岛最偏僻的西端，从海口市沿国道一路向南，距离230公里。如果开车，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驶过，这样的小镇多半会被错过。
但这里却非同寻常。东方市区的宣传横幅排成长龙。路两侧的树干挂满红色条幅，绵延数公里。横幅内容全部是有关法制安全的宣传。比如，“敲诈师生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人生道路千万条，学法守法第一条”等等。
苏文住在感城镇。全镇有15个行政村，最大的两个村子，毗邻而处，其间有座百余米长的小桥，如同一根脐带，连着一衣带水的两个庞大村落。
两周前，就在这仅有两分钟车程距离的村庄之间，三天内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造成当地镇政府、派出所、宾馆被烧，十余车辆被毁。3月25日中午两个村子的械斗，更是致使1死6伤。
接连发生的集体暴力事件，影响了当地政府的权威。3月31日，同样是在东方市，几个喝醉的村民发生冲突，后来甚至绑架了前来执法的警察。
外人不知道这里究竟怎么了，当地已经连续12天驻扎警力。
优越者和失落者
感城村里的大人们已不愿回忆此前发生的一切，小孩们则要健忘得多。“那天晚上太可怕了，家里做了饭，都吃不下。爸爸他们都守在门外。”在感城中学念初二的15岁女孩小麦说。
小麦说的那天是3月23日。当晚，宝上村的年轻人打伤了感城村的年轻人。被打的孩子叫吴海明，家境富裕。感城村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事件是邻村的年轻人对于此前不公平的发泄。在小麦看来这本来是件鸡毛蒜皮的平常事，并不比村里赌场、网吧里发生的纠纷更严重。
东方市在海南建省13年后才立市，此前这一地域行政归属变动频繁。距市区30公里的感城镇自古便是周边村庄的商业集市中心。
作为镇里的商业中心，周边村里的人都会拿着农副产品去感城村赶集。下午，周边的村民们在感城的大小茶馆里喝茶、聊天、打牌。晚上则多是青年男女成群聚会。
相对于周边，感城的商业显得异常发达。村子里，光是宾馆酒楼就有十多家，卖服装、农用机械、五金的店铺各占一片专区，井然有序。
感城村作为感城镇中心，尽享便利。人口在全镇乃至东方市也独一无二的。“怎么说呢，他们觉得自己是城里人，难免会看不起我们(外村人)。”在开往邻镇的乡村公交车上，一个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宝上村是全镇第二人口大村，全村一万五千多人，却始终过着相对边缘化的生活。村里人口众多，没有集市，只有零星的小卖部，供孩子们买点零嘴。宝上村只有一家小学，念中学的孩子们每天坐乡村公交去远处的感城中学。平日里，宝上村民频繁前往感城，采购蔬果、农用品、日用品。
由于两村人口众多，交往频繁，平日里小摩擦不断。镇上派出所由于各种原因，很难破案，村民渐渐开始有了不满。3月23日的打人事件，突然让这种酝酿的情绪爆发出来。
下午5点半开始，感城村的上千村民开始向镇政府和派出所周围集结，打算为被打的孩子讨个说法，但接着他们烧毁了警车和公务车。
电力设施也被破坏了，全村陷入一片黑暗。
宝上村的苏文发现，河对岸冒起了滚滚浓烟，火越烧越大，有村民从桥的那头跑回来，报信说：感城人烧政府了！
消息在宝上村飞散开来，在村里舞厅跳舞的苏如帝闻讯也跑了出来，宝上人聚集在村口，一时传言四起。
多年来，两村的纠葛被人们牵扯到一起，火药味越来越浓。
看着对岸的浓烟越滚越高，宝上村民开始紧张起来。他们猜测，也许待会儿，河对面的人就要冲过来了。
苏文很急，他不停地打电话。镇上的干部们被堵在了政府大楼里，出不了楼。村里的边防派出所也被围攻，武警们告诉苏文，他们已经向市里报警了。
海南省边防支队下属的边防派出所是当地唯一一个派出所，担负着全村及邻村的治安工作。自从去年以来，这里陆续接到了4起村民黑夜被袭事件的报警。
不久，宝上村人发现，对岸的人们正在往桥头集中。
近千人的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各种说法在队伍里弥散，感城村民传言，打人的小流氓，正在宝珠楼——那座宝上村唯一的宾馆里玩乐。
愤怒而冲动的人群直扑宝珠楼，怒火“刷”地蹿了起来。
冲动的年轻人
离宝珠楼数百米的宝上村口，村民们神经一下子被绷紧了，人们开始喊着要回家拿“家伙”。村里几个颇具威望的长者，开始拦在人群前面。
在宝上村和感城村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早在八十年前，两村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械斗。1929年的那一天，两村相斗的结果，造成感城村死了40多人，宝上村死了60多人。
至于当年那场械斗的原因，谁也说不清，因为村里健在的老人们，在八十年前也都是孩童，于是各种版本的原因都有：有说因为两村经商起争执的；有说因为两村小孩都在河边放风筝起摩擦的。
火仍在烧，但宝上村的情绪稍微控制了些。天色渐黑，时间指向八点半。苏文又给镇上打电话，得到消息说，市里已经来人了。
苏文急忙赶过去向村民们解释。好消息很快地起到了效果，村民们知道政府来人解决事情了，有人开始拍掌叫好。
去宝上村烧宝珠楼的多是感城村的年轻人，村里的中年人们都守在自家门口，妻儿躲在屋中。
由于断电，村里一片漆黑，时值周一，正是学校晚自习的时候。镇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感城中学门口，站着全校80多名教师。老师们身后，是来自全镇14个村的两千名学生。其中感城村的学生一千余人，宝上村的也有260多人。
这一夜，苏文睡不踏实。他想不明白，这边闹翻了天，为啥市里始终没动静。
24日上午，小麦来到感城中学，发现校园里空荡荡的。没有通知，但是学校已经停课了。宝上村的孩子一个都没来。这一天，平时来感城村买菜喝茶的宝上人好像突然一起消失了。在感恩河大桥两端，不时有村民隔桥互望着。
当日下午，东方市新闻发言人说，“截至24日凌晨1时许，事态已基本平息，涉案村庄的群众情绪稳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而在村子里，危机还在，不满的情绪正在蔓延。同样是下午，感城村20多个年轻人又卷土重来，他们的额上、臂上绑着红布条，额上的布条上还写着“必胜”，直奔宝上方向。
闻讯前来的数百宝上村民拿着锄头和木棍开始准备反击。
在桥头，两村人又开始对峙。火药味越来越浓。
苏文隐约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了。他给村里、镇里、市里打更多的电话，并让自己的同事们相互转告：在各地有事的村干部、镇干部都赶紧回来吧！苏文和村里的一位干部一起，一直守到25日凌晨六点，双方对峙人群渐渐散开，苏文这才回家睡了。
四个小时后，苏文被人叫醒，“外面砸车了！”
暴力街头
被砸的是感城村苏家三兄弟的车。
砸车事件成了矛盾继续深化的导火索。此前脆弱的平静，被打破了。宝上村的村民们不知道，这个过激的行为把整个事件推入了集体暴力的火坑。
中午12点半，感城村的人们迅速向桥头汇集。“砰”地一声，一颗明亮的烟花冲上天空，接着是另三颗。宝上村民开始紧张，有人说，那是感城村喊人的信号弹。
对岸的村民越聚越多，前排的青年均绑着红布带，手拿崭新的砍刀和木棍，嘴里嚼着槟榔，向前行进。两面旗帜，一面插在感城桥头，一面被举着领在队伍前方。
“那场面，不夸张地说，简直就跟义和团似的。”一位当时在场的记者如此描述。
东方市附近市县调动的300余警力，已经到达宝上村附近，他们站在宝上村民身后两百米处的小斜坡上，拿着防暴盾列队站着。
感城村人已经过桥，离宝上村口越来越近，宝上村民一边看着前方的感城人，一边不时回头看身后的警察们。苏文知道，这时候再怎么跟村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械斗发生了。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在这过程中，三百名警察陆续冲下来，隔挡开村民，械斗渐渐平息。
械斗造成1死6伤。
对于当天的经过，4月7日，被免职的感城镇原镇长吴开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3日发生烧楼事件开始，他与原镇委书记秦国华便与市里派来的工作组人员不断劝说村民，安抚情绪，但效果不显。25日上午，感城村卡车在宝上桥头被烧后，吴开强与秦国华接到消息，便马上赶到了桥头。吴开强在桥南感城桥头，秦国华守住桥北宝上桥头。吴开强不停央求甚至哭求村民停手，但终无效果，直至死伤事件发生。
死了人村里人谁都不安生。
此后，任何人心里都不踏实。人们晚上不敢合眼，怕什么时候天上再放烟花，就又要集合开打了。
也没有人真心想打。村民们跟《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我们不要打架，要好好相处。
中学的老师们急于回归宁静。到3月27日，学校已经停课四天了。
一位青年外省籍教师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来学校的时间很短，并未感觉出小孩子之间有太多分隔，学生们平日顶多会用“我们班……我们班”这样的词语来斗嘴，很少有以村为分隔。
但这一说法被另一位教龄更长的感城镇的老师否认。由于可以想见的优越感，的确有感城村学生欺负外村学生的现象。这一现象，从他自己在感城中学念书的7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就有了。感城中学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离上一次流血事件相去不远。
男孩子们经常会遭遇敲诈、打架，一些外村的男孩子不敢去感城中学上学，逃课现象时有发生。在男女人口比例达127：100的东方市，感城中学的女学生却占到60%左右。
3月30日，停课一周后，感城中学恢复教学。“我们也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孩子去上学，却被他们(感城人)推翻了。”宝上村的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60名宝上村中学生的课业没了着落。东方市委、教育局拿出紧急举措，从感城中学及周边学校调出十几名教师，在宝上村小学建立了一个临时教学点。由这些老师专门为感城中学的宝上籍孩子上课。
原来根据统计在册的宝上籍中学生只有260余人，临时教学点开办后，学生人数有增无减，竟达到了300余人。
“这说明原先那些不敢上学的男学生们又回来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
现在，感城的孩子们已经恢复了课业，宝上村的中学生也有了临时教学点，临时教学点的未来安排仍未敲定，但老师们觉得，这两天，临时教学点上课的效果比以往在感城中学“还要好”。
年轻人们大多心情复杂。比如宝珠楼老板的儿子陈繁，他祖籍宝上村，但从小在感城镇长大，家中许多亲戚却至今仍在宝上村。让他不明白的是，仇恨究竟来自于两个村子之间，还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司法改革或可设立特区
来源: 新华网 作者：殷俊 陶卫华
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措施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
1979年4月27日下午，位于福州路209号的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五楼大礼堂里，2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他们中间有头发苍白的老法官，有妇联和共青团的代表，也有许多通过“门路”搞到旁听证的市民。这里正在进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陈永胜涉嫌妨害管理秩序罪的公开审判。
这是十年“文革”之后全中国第一次公开庭审。担任起诉人的是市检察分院的马震，前一年通过的1978年宪法刚刚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身份”。而担任辩护人的李国机虽然20多年前就是律师，但是因为律师职业没有正式恢复，对他的描述只能是“文化大革命前做过律师的⋯⋯征得被告同意后担任辩护人”。
此时，同样在50年代当过律师，后来又当了20多年右派的张思之正在北京垂杨柳中学当语文老师。不久，他接到了上级通知，回到了律师队伍，接下的第一件案子就是为李作鹏辩护。如果说上海的“公开审理第一案”影响只及于上海，那么一年后开始、面向全国直播的公开审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就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改革最好的环境是80年代初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时，会要求律师来为他们辩护？
张思之：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是人心思治。以前“四人帮”是砸烂公检法、搞批斗，现在让他们接受法律审判，安排公开审判，安排律师进行辩护，就是要向社会发出法治恢复的信号。也就是在那时，《律师条例》首先颁布了。
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彭真等，都是希望政府从无法无天的状态转变为一个有法可依的状态，他们也懂得，司法工作，要让真正懂的人去搞，不能外行领导内行。
《望东方周刊》：应该说我们司法改革的起点非常低，80年代初改革的氛围如何？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我认为我们改革最好的环境是80年代初。一批老干部从“文革”中走出来，深深知道没有法律、无法无天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所以法治之心非常热切。那时候真是崇尚法治民主最好的时候，从整个社会到中央领导都深切感受到这些问题，推进法治决心很大。当时中央出了个64号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行政机关不能干预司法”，文件写得非常好。
从1979年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到1987年《民法通则》颁布，再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确立，一套基本的司法体系在当时得以建立。
然后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非常活跃、发展的时期。巨大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司法的改革。尤其是1997年以后，也就是十五大以后，我们的司法改革迎来了10年的黄金期。
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待展开
1988年8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电影院，本来是电影荧幕的地方挂起了巨大的国徽，而舞台上三足鼎立地摆放了三排桌椅，台下则坐满了1000多名旁听者，新中国第一起“民告官”案件在这里开庭。
原告是苍南县捧艚镇农民包郑照一家。1987年7月4日，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包家三层楼房中被认为“有碍防汛”的部分。包郑照和他的儿子包松村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中国还没有行政诉讼法，包家的诉讼两次被退回，几经曲折后浙江省高院指定温州市中院审理此案，苍南县县长黄德余作为被告的代表出庭应诉，原被告双方都请了律师。
这场在电影院里进行的庭审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仅仅双方代理人宣读代理词就用了几个小时。而整个庭审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镜头发生在最后时刻：审判长宣布闭庭后，黄德余穿过人群，来到原告席前，向一直抱着水烟袋的包郑照伸出了手，片刻犹豫之后，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虽然这起诉讼以原告败诉告终，但是仅仅三个月后，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权合法性的审查正式成为法院的权力。
《望东方周刊》：《行政诉讼法》在行政立法中能够走在最前头，出台至今已经近20年了，但是其实施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如何让司法权在约束行政权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本身固然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譬如受案范围过窄、国家赔偿标准太低等等，但更多的还是实践和实施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在实践过程中真正落实目前已有的规定，那么中国法治将发生巨大的进步。之所以落实不好，当然体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这里的“体制”不仅是指司法体制，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执政模式。
《望东方周刊》：从1997年开始长达10年的改革黄金期，司法改革的其他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卫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司法改革由此进入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全面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法律法规的构建来说，突破性的进展包括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4年人权保障入宪和2007年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尤其死刑复核权回收，这是中国法治建设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总体来说，这些年改革应该说有很大成就，我们的一套司法机构建立起来并运转有序，从上到下层级式的司法制度也全面建立，法律体系、规章规范也基本完善，“无法可依”的局面不再。此外执法队伍得到相当的人员补充，组织队伍素质大大提高，也培养了很多后备司法人员，我们的司法运作也逐渐走向公开、透明。
但是改革到现在，同样有很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司法改革需要一种宏观的、战略性的规划。然而，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底所做的一份内部司法改革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目前的司法改革措施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
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将司法考试的水平局限住了
2002年3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生王方（化名）六点多就起来了，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后，他来到了北京市育英学校。在这里，他将参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考试前一天晚上，他和家里通了电话，军人出身的父亲用高亢的嗓音说：“好好考！看你的了！”
“看你的了！”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勉励。在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王方如果要进法院，还需要经过法院系统自设的初任考试。不过关于设立一个统一的司法职业资格考试的提议已经摆上日程，2001年夏天开始，中国进行了司法体制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一次改革。
这一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法官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检察官法》的决定，规定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取。2001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公告，颁布《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同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规定取得律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统一司法考试开展七年来，累计有近200万人报考，培养了数十万名合格的法律人。
《望东方周刊》：司法职业化是近十年来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其代表举措之一是统一司法考试，你认为十年来这方面的改革是否令人满意？
张千帆：统一司法考试总的来说是一种进步，至少不论是谁都要通过考试才能做法官和律师。这对于保证整个司法队伍的职业素质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司法考试存在不少问题，譬如题目太偏，考试知识太零碎等，但是这些问题未必是考试本身所能解决的。美国各州的司法考试也考得很细，但是考的知识面还是很大很广。这是因为他们的判例法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体系，所以题目所涉及的法律知识可以很重要也很实在。在很大程度上，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将司法考试的水平局限住了。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方面，司法职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培养了一大批具备法律素养的法律人。另一方面来看司法职业化的程度远远不够，到中西部一些县级乃至市级法院去看看，就会发现还有许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法官在从业，甚至退伍军人进法院的情形也还存在。这是改革中的难题，只能逐步地去解决。
目前一些真正具有法学知识的人进不了法院，因为相当多的职位被一些并不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想的人占据着。换句话说，真正有志于从事司法行业的人并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司法管理体制的问题。
动一子全盘皆活
2008年7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称为“中国证券业死刑第一人”的杨彦明第二次被宣判死刑。但是杨当庭表示将再次上诉，这个案件又将进入二审程序。
杨彦明原为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望京西园营业部总经理，因涉嫌贪污于2004年被逮捕起诉，2005年12月13日，市一中院一审判决杨彦明贪污7000多万元、挪用公款2500余万元，判处死刑。
一审宣判后，杨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庭审过程中出现了两件“奇事”，一是公诉方经过认真核对，主动减少了认定杨贪污的数额，二是杨只对指控自己贪污6850万元一项指控不服，但是对6000多万元的去向一直表现“糊涂”。2007年5月9日北京高院认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
“如果不是刑事司法改革，也许他就活不到今天了。”一位律师评价说。杨的“运气”确实不错，他的案件赶上了刑事司法改革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出台：
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2006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月1日起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结束了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
《望东方周刊》：收回死刑核准权的现实作用到底有多大，如何才能根本上杜绝冤案的发生？
陈卫东：这一举措的意义毋庸讳言，当时我就比喻说这是动一子全盘皆活。但是保证冤案不再出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仅凭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是远远不够的。我个人主张将来死刑案件要实行三审终审、强制上诉。就死刑复核而言，也要规定必须提讯被告人、必须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基本要求。
王建勋：提高审判的质量，首要的问题还不在于业务素质是否达到水准，而是能否有合理的分工。中国许多民众天生有一种依赖或者迷信中央的情结，因此假定更高级的法院就会更加谨慎或者知识水平更高，这都是不一定的。美国许多巡回法院的法官，水平和声望不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差，关键是他们能够做到独立。
▓江苏睢宁掀起“严管干部”风暴
记者：王国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8年10月11日，中共睢宁县委召开的第十四次常委扩大会议，有机关单位和群众代表800多人旁听会议。根据现场投票结果，会议当场对3名“最不受睢宁人民欢迎的单位”领导人作出免职处理。洪星摄
“喜争好斗善诉讼，干部之间不团结”。过去，位于苏北地区的睢宁县，干部作风散漫，民生诉求强烈，广大群众和干部用这句“顺口溜”来概括睢宁的民风与政风。
在这种环境里，睢宁县信访量居高不下，一些民生问题无法解决。睢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江苏省始终处于落后位置。在2007年江苏省52个县(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睢宁的人均GDP全省倒数第一。
群众不满，干部有怨气。为了从根源上扭转这一局面，2006年起，睢宁县开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2007年3月，睢宁县被中央纪委确定为江苏省唯一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联系点。
2008年春节后，睢宁颁下一道“禁酒令”，开始掀起了“严管干部”风暴。随后，睢宁县大胆尝试拉练工作法、强化社会监督、推行党务公开等，手段强硬，群众叫好。一年来，共有50多名干部被摘“乌纱帽”，有18名机关干部因为喝酒而“翻船”，其中包括民政局副局长和镇长。
“没有效果，就有后果”，这是中共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对干部们说的一句话，如今已成为当地干部的口头禅。王天琦2006年调任睢宁县县长，2008年担任县委书记，被当地干部称作“睢宁的仇和”。
2008年年底，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就“严管干部”制度专程赴睢宁调研，对睢宁“严管干部”的做法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今年3月，睢宁县被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确定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县”。
坚决禁酒
18名干部栽倒在“禁酒令”下
睢宁喝酒风气较盛，机关干部也不例外。“上午10点就开始联系中午的酒场，中午还没喝完，就联系下一场酒。”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介绍说，长期以来，这是睢宁的一个顽疾。干部喝了酒之后，就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言行，“办事效率低，和老百姓冲突也多”。
2007年下半年，一位在睢宁投资的外地客商，下午3点多来到县政府某部门办事。他找到喝醉酒的某科长时，这位科长竟对他说“我不是科长，科长没来”。这位客商气得打算撤资。2008年1月21日，睢宁县国土局一名职工酒后驾车，撞死撞伤5名放学回家的儿童。几件事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2008年1月底，睢宁县领导班子形成一致意见：严格执行“禁酒令”。
2008年2月15日，睢宁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严格实行工作日禁酒的规定”红头文件，严禁机关干部在工作日午间饮酒。对第一次违反规定者，待岗3个月并责令写出书面检查；违反规定两次以上的，一律免职并给予党纪处分。同时，县纪委抽调工作人员组成“禁酒办”，专门负责禁酒工作。
“实际操作中没有待岗这个处分，发现直接免职。”县禁酒办主任荣保翠说。到去年年底，睢宁共有18名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因为中午喝酒被免职。18人中有县民政局副局长，有物资集团总经理，有小学副校长，还有一名镇长。
被免职的岚山镇镇长叫吕祥清。2008年9月11日，他去邻近的安徽某县办理公务，中午吃饭时喝酒被举报。禁酒办查实此事后，吕祥清被免去镇长职务。2009年3月17日，吕祥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次只是碍于情面，“只喝了一点”，但自己受到的处分是合理的。“当时县里反复说了这是‘死命令’，是‘高压线’，肯定不能因为我的特殊情况就不处理。”吕祥清说，现在睢宁各部门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跟禁酒是分不开的，“如果当时说到做不到，就没有震慑力了”。
处分18人集中在2008年上半年。从下半年开始，几乎无人举报干部喝酒的事情了。
睢宁“禁酒”不存在例外。无论是接待外来投资的客商，还是下来视察工作的领导，都不开绿灯。“在睢宁，没有场合例外，没有人例外。”睢宁县县长王军说，作为礼貌，机关干部在吃午饭时，如果客人要求喝酒，客人可以喝，但自己不能喝。
“在全国，说禁酒的地方不少，但真正做绝的，只有睢宁。”一位上级领导说。
睢宁禁住了酒，除了铁律严格外，还因为规定本身比较合理。尽管不许喝酒，但并不限定饭菜的水准；禁酒只禁中午不禁晚上。
“禁酒的目的是让机关干部更高效地工作，并不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睢宁县县长王军说。
睢宁禁酒后，一名小学生画的儿童画被当地媒体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反响。画的题目是“爸爸中午回家了”。
拉练加问责
“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
2008年5月，针对当地政风问题，睢宁县又出台5条禁令：一般公务不准用警车开道；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接待单位不准到边界迎送；领导干部不准参加奠基、开工、开业等庆典活动；领导干部一般不准题词、题字；领导干部的车辆不准闯红灯。
这5条禁令，加上“禁酒令”，被称为“六不准”。
“做县长时，我就在考虑，这个地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不愿在这里工作。”2006年4月从徐州市贾汪区区长调任睢宁县县长，2008年4月开始担任县委书记的王天琦说，睢宁落后，就是因为干部“太安逸，太好过了”。
睢宁县位于江苏北部，下辖16个镇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全省下游。2007年，在江苏52个县(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睢宁的人均GDP、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工业增加值分别为52位、52位、49位。
王天琦说，江苏省对睢宁的发展一直相当重视，给予大力扶持，但是落后的惯性和部分干部的惰性叠加，使睢宁始终没能摆脱落后的境地。因此，要改变睢宁，先改变干部，“不把干部管好，政令如何推行？”
为改变干部作风，睢宁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干部拉练工作法，出台了《拉练工作法实施意见》。
所谓拉练工作法，就是按照军事化管理模式要求干部，打破8小时工作界限，不论白天黑夜，不论节假与否，只要工作需要，随叫随到。“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当地干部这样描述。
一开始，不少干部对拉练工作法很不适应。王天琦在对古邳、魏集两镇的一次深夜突查中发现，两个镇的领导干部都回县城了，没有在镇政府值班。事后，王天琦写了一篇文章《难道这仅仅是值班问题吗》。文章质问：只有这两个镇存在这种现象吗？这种状态是在真拉练吗？领导干部应以何种状态投入大拉练？领导干部如何才能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待呢？
经过磨练，睢宁的干部现在不仅适应了这种工作法，而且有了创新。如县城建部门推行了“五加二”、“白加黑”、“晴加雨”等。“工作上去，干部上去；工作下来，干部下来。”一位干部如此转述县里领导的要求。
在推行拉练式工作的同时，睢宁县加大对干部问责的力度。2008年7月发生的“天天快运”事件，在睢宁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
一天凌晨，县委一位领导接到一条当地居民发来的短信，反映其居住的小区内有个叫“天天快运”的物流公司，经常深更半夜吵嚷，影响群众休息，反映多次未得到解决。
这位领导把短信转发给环保局局长，批示其处理。两天后，环保局称此事不归环保局管，建议县委县政府召开协调会。此后，县委派人调查发现，此处噪音扰民已有6年之久，群众反映多年，但一直遭到部门推诿扯皮，始终没有解决。其中环保局不但应该管，还应负主要责任。
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是：环保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被免职或撤职处理，城管局、公安局、工商局相关单位责任人被待岗3个月。
“天天快运”事件发生的前两周，睢宁县对禁烧秸秆不力的经济开发区两位副主任进行问责，免去了他们的职务。
2008年10月21日，睢宁县委、县政府下发《领导干部问责办法》，明确领导干部问责的各种情形，对领导干部不作为、渎职等各种行为将作出严厉处分。2008年，睢宁近20名干部遭到问责。
“为什么说群众好过，干部就一定要不好过呢？因为想让群众好过，干部就要勤奋，就要吃苦，那么就不会好过。”王天琦说。
▓对话贾樟柯：历史与时代
作者：许知远
许知远：我说一下“五四”的问题。我觉得“五四”是一个太强烈的断裂色彩的东西，过分革命。我后来读了一些他们的资料，我发现“五四”比想象复杂地多，而且我开始理解那代人为什么那么强烈的反对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代人那么迷人。当陈独秀这样一个最顽固的反对传统的人，他最苦闷的时候永远在写固体诗。胡适在美国受教育的一个哲学博士，是一个西化的代表，他平时穿着长袍马褂。他们最终寻找内心安慰的时候，仍然回到传统的世界，他们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或者有创造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中国功底特别好的人，借助西方新的技术手段结合，带来特别旺盛的创造时代。《新青年》真的是一个“小众”的杂志，那时张恨水写一个“鸳鸯蝴蝶派”能卖几十万册，《新青年》的小群里就是北大那么一小群人，周围没有太多人的支持，他很郁闷，缺乏呼应就要走极端来寻找回应。而且当时的北大真的只是一小部分，那个时候非常迷人的一点是，陈独秀、胡适都是读着《天演论》长大的，但等到他们来北大任教的时候，严复已经成为反动者的中心。
回看历史是一个不断充满希望和幻灭的过程，而且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沈从文为什么能当兵，因为他有一个亲戚熊希龄。很多东西是下面的按钮一直在涌动，我们对历史过分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理解，使所有这些按钮都消失，变成一个清晰的主线。所以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你不知道这个历史流向何方。我想回到历史，也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才能丰富我们此刻对那个东西的理解。
贾樟柯：相对来说，历史有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我们掌握的，而且我们在教育里面，历史只是一些结论，一些年份，一些所谓的规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复杂性在哪儿？比如同样是早期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他可能后来会变成一个托派，同样是托派可能会重新入党。这里面人的选择、人的彷徨，这些暧昧的、复杂的精神食客其实有特别多的指引作用。近期的阅读我集中在两部分，一部分是类似于回忆录、口述历史这样一个个案的研究，一部分是我再回到地方志。去年我准备拍一个晚清的故事，我看我们老家关于晚清的记录，其中有谈到晚清废除科举的时候，在周围几个县有一个广泛的秀才造反，他们是用抗议的形式废除科举。一方面从生存来说，所谓舌根这一代，靠这个生活的群体一下被边缘化，而他们的边缘化不单是具体的人生活受到困难，他的前途、出路受到影响，而是说他作为一个阶层，他对地方的很多事情的判断，这样一个阶层消失了，他们这样一种极端的类似抗议的方法，本身呈现一种复杂性。也就是说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从进步的角度会觉得新式的教育取代旧式的私塾是进步，因为新的科学经验技术出现，但是问题是在这样的变形时期，有些东西没有顺应历史潮流，但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现实问题，他们有他们的日常，他们的日常受到影响，他们也是被时代的变迁所牺牲和影响到的人。从废科举到现在，比如工厂改制，像《二十四城记》，就是讲从计划经济转到实施市场经济，整个阶层没有工作失业，我觉得一模一样，虽然一个是劳作的工人阶级，一个是讲四书五经的秀才，但他们在这100年里的经验太像了，都是体制的改变带来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考察这样一个线索，在这种过程里，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点，最近大家也在议论，比如会有一个“目的正确论”，比如体制的改变或者变革，每一个变革都事出有因，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在这个过程里，在经历和手段过程中会考虑很多。刚才许知远说我们积压了太多的问题，也跟我们积压了太多的历史没有去处理有关系，有太多的禁区，57年的“反右”，60年的饥荒等等，必然会积压很多东西。比如说斗争的哲学，文化上也有斗争哲学，它不是传承的关系，都是谁干掉谁的关系。比如电影界，“第五代”把“第四代”干掉，“第六代”要干掉“第五代”，“第五代”说干不掉我们。总是把谁干掉，这种斗争哲学我们可以回溯，有它们的历史根源，形成了我们的文化现状，也形成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单位里面，正常的一种人际交往，我最近在读《吴法宪回忆录》，他也算一个高官，你会发现太荒谬了，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帮规的黑社会，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会滑落到现在。
可能讲的有点抽象，从文革开始就不断的有人被干掉，最早刘少奇被干掉，到后来林彪被干掉，接下来是林彪的党羽被干掉。在整个干掉的过程中，形式是荒谬的，大家见个面说“你反省一下吧”，这个人就被干掉了。我觉得山西的黑社会都不会这样，总得要说清楚怎么回事。而且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感伤，宣布这件事的人，比如周总理这些人，跟干掉的人热烈握手，说“要保重”，然后就拜拜了。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能谈论，历史有无限的禁区，我们在私底下可以聊。但是拍电影，比如涉及到历史阶段、历史人物，是禁区不能讨论的。负面的东西不停在叠加，悖论的东西不停在叠加，而我们去整理的工作永远赶不上叠加所造成的巨大的迷雾。
许知远：有一个阿根廷的例子，他们的一个作家科塔萨尔，他写了一篇文章《阿根廷的模式》，讲他们在一片荒地上建了一片高楼，新的住宅区，马路非常宽阔，楼是非常崭新的，是一个让人神往的新的住宅区。当居民搬进去不久之后，所有人感觉身体不舒服。他们探究里面的事情，当地的官员和地产商都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埋过很多的尸体，他们没有公布这个信息，而是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崭新的大楼。最后所有的幽灵出来报复居住的人，这就变成一个隐喻，阿根廷在70年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某种意义上也是实行专政和自由结合的方式，他们也举办了世界杯。这个故事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种隐喻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另一个故事是鲁迅说的，他提到猫和狗的问题，小动物突然失踪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它在哪里，不断的失踪。其实是讲中国历史上的各种人和各种事情，你看一下清朝的历史书，太平天国在中国南方十几个省死了几千万人口。日本一个人来中国旅行的时候感慨，他说听说这个地方南方发大水死了几百万人，但是到了北方大家毫无感觉，那边闹战乱死了很多人，这边毫无感觉，很快忘掉，好像我们这边是不断的大批失踪，历史可以把它填平。这两个隐喻在中国是同时存在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改变，因为中国人真的太多了。
贾樟柯：在整个的过程里，实际上国人有一种民族性格，他是认同于强者，比如这个时代财富是唯一的标准，其实他们非常认同于财富。比如这个时代认同于权力，就特别认同于权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民族性格有误解，比如我们说中国民族非常扶弱济贫，我不这样看。真实的中国需要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如果鲁迅生活在这个时代，他肯定会写很多国民性的文章。
许知远：去年有几个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突然翻到陈独秀在1915年写的关于爱国心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普通人对自己的民众不去保护、不去善待，那么这个国家不值得去爱。当投入到群体的时候，每个个人是多么的认定这个群体，我想那种共鸣感是非常强。我2001年去《经济观察报》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是非常热情高涨的年代，而且那一年中国进入世界杯，又申请奥运会，那时候中国看起来是对外开放，国内改革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充满希望。仅仅过了六七年以后，你会发现新的自由被垄断带来，原来相对的自由和开放已经让新的普遍性的平庸和世俗化的声音代替。仅仅六七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起胡适在1917年回到中国时，写了一篇归国杂感，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爆发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非常震撼性的，号称是“亚洲第一个民族共和国”。1917年胡适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复辟两次。他发现中国一方面政体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毫无变化，找不到有意思的书可以看，找不到有意思的话可以谈，看到社会上有很多陈腐的现象。这种历史的呼应感让我觉得特别强烈。
贾樟柯：刚才聊到《小武》是1998年产生的，那时《小武》确实是地下电影，1998年底我开始在北京做放映会，那时候刚拍电影，没有任何的宣传费，放映的方法是去北大放一场，去咖啡馆放一场，但是发现每放完一场，在主流的报纸都会有影评。那时候媒体系统也好，整个价值观也好，对这样的新事物是有兴趣的，是有一种介绍的责任。今天不是说中国电影拍的不好，有很多很好的作品，一个豆腐块的空间都很少留给他们。整个媒体系统的变化代表着整个世俗的改变，比如大众变成一个借口，我记得《三峡好人》放映的时候，因为有些争论，有一个主流的报纸写评论“大众用他们的双脚投票了，哪个电影更有价值？”这个是很合理的，因为票房就在那，改不了，大众是自己走进去的。问题是大众背后的运作是什么，大众是受影响的。2000年以后权力和流行的结合，权力和商业的结合，让更多的年轻人跟权力认同这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变化。
我经历过80年代的成长，包括90年代，有一种文化是青年文化。这个青年文化里面跟现实是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你对现实有批判，有不满，有表达的愿望，形成这样的青年文化、叛逆的文化，想带来新的乐趣、新的气象的文化。从网络愤青里可以认同这个权力，在当代只要认同权力或者跟权力亲近意味着你可以发家致富，而当你在物质上成功的时候，你变成这个时代的成功者。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电影是要看票房，书要看排行榜，电视要看收视率，网络要看点击率。如果过去我们有一种认同，比如跟反叛、跟批判性的文学艺术有认同的话，今天大众的认同理念必须有另外的标志，大家同时也是赚钱的。所以我觉得整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过去权力的运作是非常直接的，像80年代、90年代，现在权力的运作是非常隐秘的，你甚至看不出来。比如说数码技术，相对来说社会不够开放，相对说发展中国家会发展的很火爆，因为很多数码的技术，特别是到电影这一块是分众的，比如以前传统的影院是聚众的，聚众会形成很多公共意识，现在电影的观看方法越来越分众，家庭影院就是一个例子，分众是一直受到鼓励的。包括权力和时尚、流行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当运作变成隐蔽的时候，的确是整体上公众对权力的认同，变成另外一种盲目的、狂热的状态。
许知远：现在权力要上网了，权力要唱卡拉OK了，因为过去权力给我们刻板的印象，而现在权力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能哀叹也是我最强的感觉，我是1995年读的大学，到上大学之后，青年人创作文学艺术是最主要的手段。几天前我跟读大学的小孩子聊天，他们班所有人在考公务员，没有人不考公务员的。第二个事情，偶尔看电视的时候，所有电视台都在卡拉OK，那些年轻人把自己打扮的很有个性，他们说的话就是“谢谢评委老师，谢谢观众”，好像在讨一个抽象大众的喜欢。那种个人的东西一下子消失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这样一种感觉蛮心痛的，如果时间长的话这种创造力会慢慢的压抑掉。刚才谈到拍的好的小电影，其实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绽放火花，如果这种火花不被保护就会被消灭，就是会生活在越来越乏味的社会。
贾樟柯：我们没有对年轻人有轻视，恰恰因为重视才会谈这些问题。年轻人拍很多东西，视频网站也有很多，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我们是出于爱护的角度，不去谈的话，就是另外一种进化论，就像我们自己反省自己身上的基因一样，因为人是一个经验构成的，在这个经验的过程里，既然我有一个经验，有一种对更年轻一代的认识，我很诚实的提出来，我觉得这不是轻视，是一种坦诚。
▓莎朗斯通道歉了，成龙怎么办？
来源: 大河网 作者：杨恒均
中国香港影星成龙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台湾和香港都太自由了，所以变得很混乱，“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成龙是中国少有的几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牌影星，在中国人眼里，其知名度应该不比去年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感情的美国影星莎朗斯通小。
莎朗斯通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将5·12四川大地震形容为一起“有趣的事情”，并暗指“四川地震是中国人的因果报应”。这种把一种自然灾难和“中国人”的报应联系起来，不但中国人无法接受，就是外国很多人也不以为然。难怪，被伤害和被侮辱的中国人群情激奋，从宣布抵制莎朗斯通的电影到一些网友声称只要有人出路费人家又给签证的话，自己愿意到美国去轮奸她。
莎朗斯通看看形势不对劲，再不出来道歉，她拍的电影和广告可能就无法进入“中国人”的地盘了，于是出来道歉了，她说：我在受访中的不当言行，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我非常难过和抱歉。…… 去年，我的中国之行非常愉快，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智慧、友善与热情……
按说，一个外国女娱乐明星，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胡乱发言，说错了，出来道歉也就算了。她是外国人，除了想赚中国人的钱之外，和我们大概也没有多少关系。外国人在历史上伤害中国人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她道歉后很久，中国人对她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息，中国人这次真的不高兴了。“中国人”这三个字是不容侮辱的，这三个字现在很强大了、崛起了，当然，你也得记住，这三个子还是挺容易受伤的。
时隔一年，就在5.12地震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国际大牌明星跳出来说话了，不但提到“中国人”三个字，而且还再一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这次不同的是说这话的不但是中国人成龙，而且是那个穿上中山装在舞台上声情并茂地唱“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成龙。而且，他好像是被中国人的钱请进来作为中国人的精英来发言的，和人家莎朗斯通远在欧洲人的地盘上攻击中国人完全是两回事。
这次我们该怎么不高兴呢？成龙怎么道歉我们才能高兴呢？总不能说：“对不起，我伤害了你们中国人的感情……”人家成龙也是中国人，还是我们的代表，在博鳌开会呢。再说，他的话已经出口了，如果他现在象莎朗斯通那样道歉，说自己说错话了，中国人其实是“需要自由”，不需要“被管着的”，那就得罪谁了？你以为成龙是傻瓜？他知道该得罪谁，不该得罪谁的！
按我原来的意思，这些明星也就是所谓娱乐明星，他们受到娱乐行业的规则和潜规则支配。娱乐行业的规则是什么？怎么样做能够赚钱，我就怎么样做。潜规则就很多了，例如，谁给我钱，我就为谁载歌载舞，给多了钱，脱衣服上床也可以。
谁给成龙钱？表面上看是中国那些狂热追捧成龙的粉丝们买票看他表演，实际上，成龙大哥心知肚明，如果没有老大哥的照顾，他在中国大陆根本不会那么顺畅。你以为他穿上中山装唱唱“我是中国人”就爱国了？他不是没有看到，港台一些歌星头脑发热唱错了歌，不但无法赚大陆人的钱了，甚至连大陆都进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五大三粗跑龙套出身的成龙很少在这方面说错话的。
而我很怀疑成龙这次是说错话了，还是一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我理解成龙拍戏比较忙碌，一般也不会关心中国大陆的事情，但他在博鳌的话却几乎是给中国大陆过去一年折腾来折腾去的“中国人”下了结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中国人在干什么吧？地震不说了，奥运会非常成功，接着，从深圳那个当官的说中国小民“算个屁”，到北京孙东东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访民应该被强制关起来——管起来，还有河南那个发帖被拘留的王帅以及比他更惨的被关了一年的吴保全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事儿都涉及到一个主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配不配拥有自由！
说真话，我不认为中国政府里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应该有那么多自由。再想一下，你说了没有问题，但未来的历史课本上会记录下在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竟然有一位人民的“父母官”说人民是屁民，不配享受自由，应该被管起来，你想一下，如果你不断子绝孙的话，你的子子孙孙都有可能为你背负这种羞耻的。
这也难怪，有的网友听到成龙的发言后马上留言：他说出了一些人想说却不敢说出来的话。成龙大哥，纵观当今中国，你仍然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勇者啊！
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成龙的话就会发现，他对中国人的侮辱其实一点也不亚于莎朗斯通。莎朗斯通是外国人，信口开河谈什么报应，毫无根据，我们不信，连外国人自己也不信（有报应这种事儿）。可成龙身为中国人，却发出了“中国人应该被管”的话，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中国人应该被谁管呢？成龙也是中国人，甚至连北京那些正在管中国人的人也是中国人。由中国人管中国人，自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既然都是中国人，都是应该被管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成龙大哥是在英国人管理下长大，并成为一个明星的。莫非，成龙大哥认为中国人应该被外国人来管？这个伤害真的很深啊，和那些希望美国派兵打进中国的人殊途同归。
我这是较劲，大家别介意。成龙在说话里使用“中国人”是有限定意义的集合名词，也是这些年我回到中国后发现的精英们管用的表达方法，当他们在说“中国人”的时候，其实是指一般的屁民、草根，和那些糊里糊涂买票去看成龙爱国影片并被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小民们。成龙和中国很多精英们在使用“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例如我们的发言人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人素质低”——你看，这个中国人绝对不包括穿着纳税人的钱制作的昂贵西服的发言人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再如，“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这个“中国人”也是不包括说话者自己的。
同样的道理，终于从跑龙套出落成一个大牌娱乐明星的成龙说中国人需要被管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把自己放在“中国人”这个范畴里，否则就太不符合说话的逻辑了。否则成龙就应该这样说话，在被记者追问的时候，就应该说：不好意思啦，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自由不是一个好东西，不配享受自由，所以，我就不能自由发言了。我需要被管啊……
当然，从我为人的标准出发，写这么多文字去议论一个娱乐明星，很有点让我不安。毕竟，如果我们把他当娱乐明星的话，也就不必计较了。当然他也应该有所收敛，对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最好少发言。但这样说，又让我自相矛盾了。我主张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中国人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喜欢别墅，喜欢钱，也喜欢自由和民主。可如果我持这种主张的话，我就没有权力对人家成龙大哥说，请你闭嘴，或者请你少说点。
说到底，我们的社会也有问题，就是在对待这些娱乐明星上。研究政治的，以写作为主的，或者那些想为“中国人”说点公道话的人往往被禁止，变成了敏感人物，于是那些明星就成了“中国人”的代言人。这个现象在当今欧美国家是很少的。而且，就我所知道，国际会议很多，但还就是我们中国人搞的唯一一个基地在中国的博鳌会议弄出了国家元首和各界精英欢聚一堂的中国特色的会议。我可不可以弱弱地问一句，博鳌会议邀请各界明星与会的费用由谁买单？不会是成龙认为需要被管起来的“中国人”吧？
作为娱乐明星，成龙拍的电影大家喜欢，非常好，成龙也做了一些慈善活动，也值得表扬。但前几年我知道国内因为成龙的名气大，就让他到处做道德楷模代表，上电视，教育年轻人，我就有些怀疑了。因为那几年正是我们成龙的二奶在上海名正言顺生下了一个“小龙女” 的时候，也是他和香港有黑社会背景并一直控制娱乐界的杨XX称兄道弟的时候。婚外情很普遍，但生下一个女儿放在上海，为了自己的所谓的形象继续充当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那就不但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二奶）也破坏了外国人道德（敢造敢当）。而且，谁都知道，香港的乱和黑社会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成龙却和娱乐界的黑社会大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我们这些不长眼的“中国人”偏偏犯贱，就请这样一个“道德楷模”来教育我们“中国人”，你说，心知肚明的成龙心里怎么想？他能看得起你们这些“中国人”吗？
写到后来我突发奇想，莫非成龙说的不但是真心话，而且也没有什么错？我们这些被成龙一个“我是中国人”就弄得热泪盈眶，把一个用中国标准可以说是“道德败坏”的成龙请来做中国人的楷模的中国人，还期盼人家成龙能够看得起你？你还期盼人家成龙给你自由？你配享受自由吗？
莫非我们确实是需要被管住的？看起来，成龙不用道歉了，搞不好，我们还应该向他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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