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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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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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解读南京——生死之城生死之问…………………………新周刊
▲陆川的大片之路 《南京！南京！》公映前传 ………………新周刊
▲《南京！南京！》：冷静展现大屠杀的血腥与残酷………扬子晚报
▲记者拍摄拆迁冲突时遭城管和联防队员殴打…………………新京报
▲广西南宁企业殴打记者暴力抗法涉案人员被传唤………中国新闻网
▲成都市政府工作人员被指殴打记者 俩民警未阻止 ………四川在线
▲一周高论………………………………………………………南方周末
▲杨湘洪外逃引发温州官场地震 多名官员被双规 ……瞭望东方周刊
▲西方记者笔下的芮成钢 …………………………………yeeyan.com
▲梁启超为何反“革命”……………………………………………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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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思索参考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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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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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解读南京--生死之城生死之问

来源：新周刊

　　南京大屠杀，是72年前的事。

　　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长达数月的屠杀，超过30万中国人成为冤魂。

　　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里，没有什么比它更沉重。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我们该记住怎样的历史？是侵略者的凶残，遇难同胞的悲惨，还是为复仇而铭记的国耻？

　　可以宽恕，但不能遗忘(曼德拉语)——那么，我们又如何选择宽恕？法国哲学家Janke lévitch说“宽恕在死亡集中营里已经死亡”，宽恕是否在南京这座生死之城中已经死亡？

　　72年来，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电影不下十余部。今年四月，除了《拉贝日记》，我们还将看到陆川编剧和执导的《南京！南京！》。

　　陆川怀抱探究历史真相的诚意，不止于呈现屠杀与强奸，更表现抵抗与反省。在他的电影里，暴力不是第一位的，仇恨也不是，宽恕也不是，直面人性才是。

　　这是中国的一位70年代生人与历史的对视。中国的新生代已经有了新的自信、自省意识和承受力，开始再次打开暗黑之盒，走进生死之城，发出生死之问，触摸民族的伤、人类的伤。

　　中国电影，因陆川的勇气和超然而进步。南京大屠杀，因《南京！南京！》而展开新的历史与未来的思考空间。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语)。今天，让我们看陆川解读的《南京！南京！》，看黑暗生命中的亮色，维以不永伤。

▓陆川的大片之路 《南京！南京！》公映前传

来源：新周刊 文/胡赳赳

　　陆川38岁了，已经不适合用青年导演来称呼他。在陆川电影三部曲《寻枪》(获本刊2002中国年度新锐榜之年度电影)、《可可西里》(获本刊2004中国年度新锐榜之年度电影)、《南京！南京！》(2009)中，陆川一步一进阶，十年铺就大片之路。

　　4月5日，离《南京！南京！》的首映还有11天，导演陆川和他的摄影指导曹郁在洗印厂里探讨影片的片段，他把洗印厂的工作人员夸了一遍，说这批大批量洗印的拷贝比前一天放映的效果更好。

　　紧接着，一场内部放映开始了，观众被控制在20人以内。其中有一对老年夫妇，在看完后从他们那里响起了清脆的掌声。他们是曹郁的父母。曹郁在放映厅外等他们，面对朋友们的祝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陆川可以做电影了”

　　这是最忙碌的几天，3日剧组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了电影海报和片花；4日上午组织了全球第一场胶片放映，陆川邀请了圈中好友和专家观看，下午则进行了一场讨论会。在持续下来的许多天里，陆川的助理们给他安排了相当多的媒体访问，他几乎很少拒绝，这让他显得特别忙碌。影片进入了冲击阶段，媒体宣传决定了市场口碑，以及有多少人会进电影院，甚至于媒体评价左右着市场评价。

　　8000万的投资，使这部影片介于大片和中等规模投资之间。陆川的希望是票房能过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票房过亿对一个导演而言意味着什么，票房有过亿号召力的内地导演屈指可数，他们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以及去年因《疯狂的赛车》而跻身其中的70后导演宁浩。陆川会不会是第5位？

　　几年前，宁浩和陆川参加国外电影节，他们席地而坐，坐在最后面，看他们景仰的大师的作品，谈他们自己的电影梦想。现在，他们是时候自信而自如地去用电影释放自己的思想、技术和情感了。“只要是宁浩的事情我都支持他，他为中国电影找到了一种方向，一种商业片的方向。”陆川这样评价宁浩，与其说这是对从电影工业底层拍剧照开始“混起”的宁浩的褒奖，不如说，这是陆川发出的一个信号：70后导演的联盟正在形成，这是一支新锐的，但同时又可能是创领主流的力量。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电影最后，一个“川”制作的标识出现在银幕上，这意味着陆川开始自己的“厂牌”了，而宁浩也几乎是同期拥有了自己的宁浩工作室。

　　票房过亿的预期触手可及，对于这位38岁的导演而言，陆川显然更为关注的是另外的问题：不是人们会不会来看，而是人们看了之后作何反应。

　　他在这部影片上耗费了四年的心血，电影拍完后他最大的心愿是“把婚结了生个孩子”，可是他发现没有姑娘愿意给他生个孩子。他羡慕朋友、《城记》作者王军有个4岁的儿子。

　　也许这是父母的愿望。他记得第一次请两位老人看《可可西里》，他买了两张票，自己在王府井大街附近溜达。看完后，这位作家父亲走在前面，一句话也没说。他和母亲跟在后面。后来母亲跟他讲了父亲陆天明的评价：“陆川成熟了，从《可可西里》开始，他可以做电影了。”

　　《南京，南京！》的片场在长春，城墙、废墟、旗帜、荒野，八百亩景区。他邀请父母来片场玩了一天，那天是拍挂人头、裸尸的戏，父亲就坐在一边看如何拍戏，他们饶有兴趣地看了一天。后来父亲对母亲说：“应该让他的弟弟来看看，哥哥是在做怎样一件事。”

　　“中国电影的一次进步”

　　“这是中国电影的一次进步。”4月4日，一位从广州赶来看电影内部放映的媒体人士称。这是首次胶片版，时长130分钟。

　　有的人看到“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时落泪了，而有的人没有，但大家都称“震撼”、“沉重”。能让观众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却半晌不语的场面，多少年都不曾见过了。

　　在剪片子之前，陆川曾邀请王朔来观看，王朔说：“把前面剪去一半，就是世界名片儿。”他认为，前半部分没有超越对南京大屠杀的固有模式。

　　这也是陆川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难题。他曾经想找一个联合编剧，但对方说：“南京大屠杀已被表现过很多次了，很难做出新鲜感。”在遭到了拒绝后，陆川仍一意孤行。

　　艺术家徐冰有次私下说：“在作品中，我越来越倾向于不使用众所周知的符号了，长城、毛主席、十字架什么的，因为这些符号本身就具有能量，控制不好，会使艺术家的创作能量淹没掉。”这是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所以他尽量选择普通材料来进行创作。在电影创作时会不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呢？

　　“南京大屠杀”这一公众记忆和历史事件早有盖棺定论，陆川能驾驭并向前探索一步么？

　　无怪乎影评人开始说陆川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了，但这野心陆川自己解释得相当到位：“我觉得需要有人站出来接上中国电影这一棒，我是受过《黄土地》、《红高粱》、《一个和八个》的影响的。如果我不拍个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作品，我耗费四年时间干什么，我还不如找姑娘生个孩子去。”

　　投资上第一个100万来得突然，一个老板朋友唤他去家里喝茶，他给讲了这个剧本，当天老板就被感染了，把100万现金搁进他的车后箱，这让他既感慨又恍惚。

　　陆川笑言，许可证下来之前，就感觉是一骗子，租了地方做公司，布置成作战指挥部的样子，装修很酷，图片、资料、地图摊开。就这样撑了三个月。

　　“无数的人在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陆川相信一个朋友的话，只要你能坚持，别人看到你在坚持，就有人来帮助你、保护你。

　　这句话甚至是陆川的信念源泉之一。

　　可以说，有两个“贵人”的帮助让陆川得以拍成“伟大的《南京！南京！》”。一个是总制片人韩三平，另一个是投资人覃宏。他们给影片输血，并且使得在最后的审批过程中，能够率先得到高层的认可。而这，亦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中国电影管理人”的一次观念的进步、尺度的突破。

　　陆川的电影破解了某种思维：被体制内认可的影片一定是主旋律影片，被市场认可的影片一定是商业影片，被学院认可的一定是知识分子影片，被专业人士认可的一定是独立影片。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与其说他学会了走这样一个“四边形”，不如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动力推动他朝前走，并最终获得了所有人的帮助——影片带着它本身所具有的能量降临。

　　“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

　　陆川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后来成为支撑他做完电影的另一个信念源泉：在他编剧的过程中，有个晚上他模模糊糊梦见日本鬼子张牙舞爪击着鼓朝他走来。

　　后来他把这个场景写进了剧本，这就是影片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在片场时，摄影师拍摄这个场景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说了四个字：“还—是—鬼—子”。

　　两个专门从东京找来的鼓手在寒冷天气里脱光上衣、晾着膀子，运气、沉思，鼓声响起、惊天撼地。两个人分别在一面大鼓的两边，打起鼓来却整齐划一。

　　这场戏表现的是日本兵占领南京城后的庆典，也是祭奠其战争亡灵。陆川选取了四个日本节祭日的舞蹈动作，其中有类似于锄禾的劳动场景。

　　“战争是什么？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陆川不止一次这样去理解战争。可以说，他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意象。

　　影片从一个日本军人的视角开始，这个视角本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大都来源于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拉贝日记，而本国的资料却所知甚少，陆川在搜集资料时惊讶地发现，连因守城牺牲的将士的姓名都不可考。他在南京的专家顾问最后只找到了三个真实的战士姓名。而日本军人视角的带入，却又巧妙成就了陆川的构思，它更像是一次心平气和的旅程，理性地看待这一战争中的屠城悲剧。为什么那么多日本老兵最后选择自杀，是因为充当了战争中的杀人机器，和平之后，灵魂却开始造反。

　　战争是什么，是人类身上的癌细胞，它疯狂吞噬正常细胞，然后自己也走向毁灭。

　　当这位日本军人经历了南京巷战、目睹了屠城的各项灾难，并与慰安妇发生了一场恋爱而对方最终死亡时，他发现“活着比死还艰难”，在对中国人执行枪决的过程中，他释放了他们，然后举枪自杀。这个多少有救赎意味的结尾正是本片的亮点，日本士兵的死亡既是对战争的谴责，也是人性的回归。

　　在黑与白的影像中，陆川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真实手法，他把每一张出现在银幕上的“中国脸”都按遗留下来的照片复原，这得益于建川博物馆的支持，“如果你能找到一张穿帮的面孔，我输你500块钱，找一张500块钱”。他们剧组在内部用50元做赌注已“排查”过。

　　他用真实的姓名、事件、日记来构筑细节，使我们又被带入到那段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历史。人们从“南京大屠杀”中单向度的影像记忆中复苏，用另外的勇气来看待这段历史，而“大历史不会萎缩”，它的触角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情怀和勇气中去。

　　“虽万箭穿心，我已准备好了”

　　经历了一年拍摄的高圆圆至今仍沉浸在这部影片中不能自拔。这部影片让她得了忧郁症。在最近的一次短信中，她对陆川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我在进行自我修复。”

　　白天拍戏、晚上看剧本，这位在剧组过着清教徒一般生活的女星，平时滴酒不沾，但在见客户时却豪爽至极。电影圈里的人把这称为“附体”，即入戏太深，走不出角色的阴影。不仅是她，当时在片场扮演日军和中国人的群众演员，在私下里也横眉冷对、假戏成真。

　　有一种论调是说文化的极度繁荣必是亡国的先兆，所谓盛极而衰。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南宋是如此，清朝是如此。在南京难民营中仍教着孩子们唱昆曲的一场戏，也能触发这种联想。

　　不是政府置自己的人民于不顾，而是自顾不暇、顾此失彼。国难当头，匹夫难逃其难。在4月4日下午的发言中，一位专家说以前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停留在：30万人、杀害平民、日军残暴、拉贝作为难民守护神等事理上面，而《南京！南京！》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抵抗、其中的人性以及其中的挣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陆川不仅用父亲的话来激励自己，也经常对剧组人员脱口而出：“做人要留下点东西”、“好的作品比人活得长”。在剧组中，这部戏的全称是“伟大的《南京！南京！》”。

　　陆川在上学时，有一次去天安门旁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看一个外国摄影师的图片展，长长的队伍，他排在最后一个，快关门了，他近乎绝望。这时，一个声音传来：“谁是最后一个？”陆川疑惑着举起了手。于是，他被三个穿风衣的年轻人裹挟着带到大门口，有4张票，全都进去了。进去后他还恍惚，以为有什么事，结果年轻人让他自己看，不要跟着。

　　“机遇就是这样降临的，这个故事像不像《读者》上的文章？”陆川说。那个图片展使他印象很深，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展览他甚至在电影中也有所借鉴，两个表现战争的镜头来源于此。

　　怎样看日本？在未来的一百年中，这仍然是亚洲乃至中日之间的主要话题。有人说，陆川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因为他的视角是放在日本军人那一方，日本军人才是影片的主角，还有那势将惹来争议与不同解读的“打鼓”那一幕，都令“汉奸”这个字眼在陆川身边游荡。

　　甚至于有人在采访时试图激怒他，称他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全面倒退”，这让他气血上涌，就差骂人了。但他仍然控制住了。“我已经刀枪不入了，准备接受飞过来的所有的箭，这个电影一拍完，我就做好了这种准备。”

　　也许，等待他的将会是收获和黄金，而不是非议与诘难呢？真实反馈和舆论将随着电影的公映而一一展开，那时，他是否还记得最难捱的时光呢——曾经在剧组因资金而解散的45天里，他没敢回到北京，而是偷偷躲在天津过春节，怕这个消息传开来不利于稳定。

　　每个导演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时，也一定伴随着不堪。一位观摩过电影的朋友发短信给他：“川，我担心你，是因为你看见过地狱……电影于你，曾经意义非凡，但今晚看完最后一秒，才觉得你刚刚放下，你开始和它平等了。”

▓《南京南京》：冷静展现大屠杀的血腥与残酷

来源：扬子晚报 记者 张漪

　　大概没有任何一种题材的电影，能像《南京！南京！》这样的影片，牵动着中国尤其南京人的那根隐痛神经了！1937年12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这座中国城市留下的极其残酷的屠城罪行，至今印烙在每个南京人的心头。正因此，昨天投资方——江苏广电总台为《南京！南京》这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史诗巨制在南京专程做了小范围的观影活动，当这部风格冷峻、直面血腥的电影放完后，受邀前来先睹影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潸然泪下地表示：“这部电影有它的真实性，但事实远比这个更残酷。”

　　还原史实：

　　镜头冷静展现血腥屠杀

　　《南京！南京！》是个很难描述剧情的影片，因为在它惨烈的绘本下，依据的形象与画面都是真实的历史，历史里那些蝼蚁般的小人物并没有机会在那个战争年代展现一段“完整的人生”，大幅度涌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整个城市沦落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悲怆与哀痛。

　　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影片大致可分为两段，第一段的主线以刘烨扮演的国民党军官陆剑雄为主。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大批中国士兵溃逃出城，但也有大量像陆剑雄这样的士兵留了下来，在街头巷尾展开惨烈的抵抗，并且最后悲壮地牺牲。在这一段落里，镜头真实、冷静地展现了日本军队对于中国战俘以及普通平民所做的大面积、惨无人道的屠杀蹂躏，例如活埋、火烧、江淹等惨烈手段均有表现。如果说，影片有脊梁与灵魂，那么这段便是——每一个南京人都该去影院，面对这段不能忘却的、血淋淋的历史！

　　风格大胆：

　　日本军人角川是第一主角

　　影片的后半部分以拉贝先生的“安全区”为圆心，刻画了范伟、高圆圆所饰角色为代表的小人物，在民族与个人遭受生死存亡之际，所做的种种保全自己和保护他人的行为。这部分中，由于避难于“安全区”的难民多为青年女性，因此侧重展现了日军对中国妇女所做的奸淫掳掠的兽行，其中涉及到慰安妇等。

　　值得玩味的是，连接这两段篇章的是两个人物——一个是中国小战士“小豆子”，一个是日本军人角川，是他们勾勒了整个影片的轮廓。而后者——日本人角川更是《南京！南京！》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角川在影片中表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他不仅对战争有反思，还最后释放了两个中国俘虏，并自杀。早前，陆川导演就对外说，“角川的视线，就是观众的视线”，这使《南京！南京》注定成为一部风格大胆的作品。如今影片浮出水面，终于与观众见面，尤其在南京这个事件发生地首次亮相，这个“视线”是不是观众自己的，观众怎样看待角川这个人物以及影片最后的他的自杀，都值得验证。

　　观影现场：

　　观众肃穆中默默流泪

　　因为与南京城“血脉相连”，《南京！南京！》昨天的观影现场分外显得不一般——气氛压抑、肃穆。观众们自觉将手机关机，场内即使年轻人，也没有任何小声喧哗与调侃的玩笑交谈，大家都静静地观看着那一幕幕仿佛纪录片一般富有质感的画面。

　　影片带给观众的情绪并非是爆发式的，而是平静、冷静的，放映中途，很多普通观众默默流下了眼泪，那并非全部是面对惨绝人寰的兽行屠杀而表现出的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是一种被影片细节激发出的励志式的民族悲痛。一位1980年生的观众表示，“我们这一代对这段历史相对比较陌生，但是看了这部影片后，我才发现，其实有些东西一直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从未被忘却。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有凝聚力的原因吧。”

　　幸存者言：

　　真实情况远较影片残酷

　　在观影的人群中，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成为一群特殊的人，亲历过那段黑暗日子的他们，也许是最有发言权的观众。今年81岁的赵振华与87岁的姐姐赵振刚当天结伴而来，这对姐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还是10岁左右的孩子，昨天，当她们再次在银幕上遇见那段曾活生生存在于她们生命中的景象时，87岁的赵振刚数度潸然泪下，“说真话，我不想来看（哭）！我不想看到那段历史重演，即使是部电影！那段往事永远记在脑子里，永远忘不了！（哭）”谈到对电影的观感，赵振刚说：“电影有它的真实性，但我觉得在揭露战争的残酷，还有战争使人妻离子散、伤心欲绝这一点上没有表现得那么深刻。”说到这里，赵振刚再度陷入回忆中，“从中日友好角度看，影片我还能接受，但作为历史见证人，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人没有日本法西斯残忍！”

　　84岁的徐翠英老人在日军屠杀南京城时，年仅12岁，看完这部影片，她没有落泪，她说：“电影很震撼，但是我觉得《南京！南京！》反映的屠杀，没有当时惨。我亲眼见到日本鬼子见人就杀，下关那个屠杀场面有点像，其余的还不够激烈！仇恨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警示世人：

　　中国人要自强不息啊

　　81岁的赵振华并非简单的观众，她还是片中的演员，她出演了一个在安全区里得知拉贝先生离开，而乞求他留下的老人。作为一个曾经经历过真实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赵振华的出演带有着某种“壮烈”的色彩。因为她在片中触及到的每一步都是她少年时的惨痛记忆。“日本军人当时的残暴，让我们一想到他们就发抖。他们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就让他们脱光衣服，当动物一样耍着玩！所以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感觉到……”说到这里，她哽咽起来，良久，再也说不下去了。

　　而对于“角川”这个人物的设置以及其表现出的人性反思，三位幸存者都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也许有这种人，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遇见过。”善良的她们还对这样的日本军人形象处理，表现了一种宽容的姿态，她们说：“这也是通情达理的，大概想反映这个日本人的善良。”但81岁的赵振华一再地对记者们表示，“中国人要自强不息啊！”

▓记者拍摄拆迁冲突时遭城管和联防队员殴打

来源：新京报

核心提示：22日，在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新址的拆迁工地上，一名记者在拍摄拆迁冲突时，被多名城管和联防队员群殴，血流满面。此前，该记者在该地与城管已经发生过冲突。

记者被穿制服的人强制带走。
人民网3月23日报道 昨日，在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新址的拆迁工地上，《小康》杂志社记者陈勇在拍摄拆迁冲突时，被多名城管和联防队员群殴，血流满面。此前，陈勇在该地与城管已经发生过冲突。

记者拍摄拆迁对峙遭殴

据陈勇介绍，昨日下午4时，他正在中南大学新址的拆迁现场采访。当时，有拆迁户拉着横幅，与数十名身着城管和联防制服的男子对峙。“刚开始还算平静”，不多时，五六名穿制服者围殴一名拆迁户。

陈勇说，当他拿着相机拍照时，有一便服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并警告他不得拍摄，“我想绕过他拍照，他就动起手来。”

此时，一名路过此地的网友，拍下陈勇被打的照片，与陈勇所述吻合。

“那个记者(陈勇)被摁倒在地。”这位网友介绍，“很多人都围了过去，已经有穿制服的发现我在拍照，我没敢再继续停留。”

陈勇说，他被至少20人围打。等他再起来时，下巴被打破，伸手一摸，脸上手上都是血，相机镜头也被打坏。

警方证实冲突称在调查

当穿制服的人想离开时，陈勇上前拦阻。旁观的一名村民说，穿黑衣的联防队员再次把陈勇摔倒在地。陈勇爬起来，抓着对方的摩托车不放，被拖行十几米远，“110警车在现场，没管。”

昨晚8时15分，长沙第四医院急诊科医生证实，陈勇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下巴被抓破，右小腿肿胀，并有一道伤口出血，住院观察，“具体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

事发地岳麓派出所值班警察证实了冲突一事，并透露警方尚未控制拆迁方人员，“我们要先到医院找伤者问话。”长沙市委外宣办负责人表示，该市正调查处理此事。

村民称拆迁导致千人诉讼

陈勇供职于《小康》杂志。3月17日，陈勇在该地因拍照遭城管抢夺相机，造成轻微伤。事后，《小康》杂志社及其律师与当地交涉，因城管方面称找不到与陈勇冲突的职工，此事随后悬置。3月18日，陈勇曾在网上致信湖南省委书记，希望推动此事尽快解决。

岳麓区东方红镇村民说，中南大学新址拆迁涉及200多公顷土地，其中包括基本农田，拆迁方一直拿不出合法手续，导致数千人集体诉讼。

▓广西南宁企业殴打记者暴力抗法涉案人员被传唤

来源: 中国新闻网 记者：王刚

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今天向媒体通报称，广西翔吉物流公司人员殴打记者并暴力抗法事件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共南宁市委、市政府已明确指示公安机关要依法严肃处理此事。

二月十七日中午，南宁市环保局高新分局工作人员在查处民众投诉的广西翔吉物流公司噪音污染问题时，受到该公司人员阻挠，随行采访的广西电视台记者及其他媒体记者被围堵追打，在场民警也遭受暴力抗法，随后两次鸣枪警告。

　　南宁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公安机关对此案高度重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赵波召开专门工作会议部署落实案件查处措施，并派两名副局长具体负责此案。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人员依法进行传唤。

　　南宁公安局表示，此案中打人者的恶劣行径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更为严重的是在民警已到达现场对此事展开处理并鸣枪警告后，打人者仍置若罔闻暴力抗法，“这种藐视法律的行径更是错上加错”。

　　南宁公安局表示，不管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将一定依法惩处，绝不姑息。

▓成都市政府工作人员被指殴打记者 俩民警未阻止

来源: 四川在线 编辑:吴博

　　没想到，年前刚刚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成都，年后第一天，其政府工作人员对待记者就变得如此“文明”。

　　被打者还是一名获得省委宣传部表彰的“5.12”抗震救灾优秀记者。他在地震发生后直奔都江堰，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他拍的照片，是当天从重灾区发布上网的首张照片。

　　我们四川在线全体同仁对成华区相关政府工作人员阻挠记者正常采访，并殴打记者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对其影响成都文明形象的野蛮行为感到可耻。同时，我们对打人现场的警察不及时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表现感到羞耻。

　　今(1)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四川在线派出记者，到政府部门了解公务员上班情况。一名记者在成都市成华区正常采访时，竟然受到数名工作人员殴打。

　　今日上午，四川在线一名记者从成华区纪委得知，该区正在华西中学召开副局级以上干部会议，遂赶往现场进行采访。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在该校大门附近拍摄会场照片，这时，一名身着便装、未佩带工作牌的工作人员冲上前来阻止。记者欲转身离开，几名工作人员立即围上来，强行阻断记者去路，并动手抢走相机。

　　随后，在一旁值勤的两名成华区桃蹊派出所民警和工作人员一道将记者推入大门旁的门卫室，将记者强行扣留。

　　在记者亮明身份并出示证件后，工作人员仍不让记者离开，一名身着黄色外套的健硕中年男子更是出言不逊。记者提出要检查相机是否损坏，但该男子语气强硬地拒绝了记者的要求，并数度推搡记者。

　　随后，一名工作人员发现记者正在用手机对现场录音，六七名工作人员立即一拥而上欲强行抢夺。在受到记者阻拦时，穿黄外套的男子一把将记者推倒在地，随后，众人的皮鞋从不同方向朝记者猛踢。穿黄外套男子打人后还说：“你闹锤子，弄你还不是弄你了。”

　　在此过程中，两名民警一直在现场，并没有对打人行为进行阻止。四川在线记者只有用手护着头被动挨打。

　　随后，两名民警以对“可疑人员”进行“身份核查”为由，将记者带回桃蹊派出所，并对其进行了笔录。而数名打人者则在事后迅速离开现场，并没有到派出所接受任何调查。

　　在派出所接受调查的两个小时期间，成华区宣传部一名干部携带一台佳能相机进入派出所，用他的相机对记者的相机存储卡反复格式化，消除了卡上所有图片，其中包括记者所拍摄的成华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不在状态的照片。

　　经初步诊断，该记者左脚脚踝、大腿、后腰及背部多处受伤。

▓一周高论（4月8日-14日）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来源:南方周末

No.1救救家乡，救救公共精神
《南方都市报》，4月11日，作者：熊培云
（原文摘编）因为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王帅遭当地警方跨省追捕。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了——王帅事后恍然大悟般的表白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
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正是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的挫折，转而消极避世。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追捕，当警察不远千里而来，对着一个无辜公民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不啻于天崩地裂——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不可知的危险中。
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非常困难。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为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维权之难。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推荐理由】从王帅的个人遭遇引申到公民的公共精神，非常好的“以小见大”。王帅的困境，实际上也是众多成功走出“沦陷的家乡”的热心人士，甚至转型中的中国人所面对的困境。作者“救救家乡，救救公共精神”的呼唤，更让人心生悲悯。这一话题，另可参见十年砍柴的博客文章《遥看家乡沦陷徒奈其何》。

No.2谁把习水受害幼女变成了“妓女”
《扬子晚报》，4月10日，作者：椿桦
（原文摘编）如果那些受害的中小学生是被“嫖宿”的，那么她们岂不是又多了一个身份——妓女？
检方解释说：以嫖宿幼女罪起诉，因为该罪名的量刑起点是5年，相对于强奸罪的量刑起点3年更高。但检方的解释有种避重就轻的味道。嫖宿幼女罪的量刑起点的确高于强奸罪，但前者量刑的终点却远低于后者。鉴于本案犯罪情节“丧尽天良”，贵州省各级领导先后批示严惩罪犯，量刑要“顶格处理”。但如果按嫖宿幼女罪量刑，顶格处理也不超过15年刑期。而法律规定的强奸罪，最高量刑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这些中小学生是被中间人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被迫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难道事后给钱就能改变犯罪属性？如果最终按嫖宿幼女罪论处，便意味着被奸淫的幼女是在卖淫，意味着在法律上认可幼女具有卖淫主观意愿与行为能力。这不符合刑法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原则——刑法认为，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不具有性理解、同意的能力。这正是刑法规定无论幼女是否同意，奸淫幼女均按强奸罪论处的基础。
但由于现行刑法对“嫖宿幼女”的规定存在弹性空间，司法机关如此认定也并非说不过去。但正是由于该条款的弹性，更是因为它默认了“幼女卖淫”这一与法律精神自相矛盾的事实，去年“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建议删除刑法中的该条款。
【推荐理由】我们的人大、政协还是有高人的，如果当初修改了，怎么会连本案的司法审判也让人心里堵得慌。本文的标题问得尖锐，阐述有理有据，把一个法律上讲得通，但却与法律精神相违背的案例的诸多关节纤毫毕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来判断。

No.3公共利益并非限行的充分理由
《东方早报》，4月11日，作者：邓聿文
（原文摘编）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一些领域实施一些限制性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法治社会中的政府出台限制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的措施，非依严格的法定条款和程序不得被侵犯和剥夺；同时必须是“事先限制”，而不能是“事后限制”。
对私车的限行实质上影响到了车主财产的使用价值。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一般情况下，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私人也可不让渡自己的基本权利。
造成北京拥堵和空气污染的原因有很多，除机动车数量多、增长快这个直接因素外，也与北京的城市和道路规划、交通管理水平、停车场建设以及人们的交通法规意识不强等有关。如果不在解决其他问题上着力，单凭限行要缓解北京的交通压力和空气污染无济于事。日本东京，拥有七百多万辆机动车但不限行，交通状况却要比北京好。
政府在出台涉及人们基本权益的公共政策时，切忌简单化，以为是为社会的公共利益着想，或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就可随意推出一些有可能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政策。北京这次延长限行，虽说也运用了评估报告、民意调查的形式，相对过去有所进步，但还远远不够。如果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此类限制措施可能会越来越多，其他的城市又会不会跟进呢？所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推荐理由】北京市政府此次延长限行令，似乎做足了所谓科学决策（评估报告）民主决策（民意调查）的准备。可惜还是难如人意，限行既不科学：城市的管理水平不会因限行而提高；决策也不民主：民意调查不是民意做主，最后还是行政部门拍了板，连人大都忘记拉上了。

No.4“中国不高兴”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中国青年报》，4月8日，作者：吴稼祥
（原文摘编）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都有坚强的心理素质，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
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的、向后看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常常会表现出4个基本特征：1．把伤疤当勋章；2．自恋且排他；3．眼睛长在后脑勺上；4．好战。当下这本“不高兴”究竟属于哪种呢？
“不高兴”让世界看到的，是某些人的“暴发户心态”。中国经过30年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些人就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儿了。他们喜欢说美国用白条美元绑架了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们也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病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一个民族病态的心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政治领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负面心理为自己的狂想服务，而是要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让她恢复自信、包容和爱的能力。这正是我们拒绝“不高兴”病毒的理由。
【推荐理由】一篇8000字的长文，虽然注定不会像“不高兴”那样好卖、受关注、受追捧，但我们必须有这样理性、清醒的声音。

No.5中国的康乾盛世还不如英国中世纪
《南方日报》，4月13日，作者：洪振快

（原文摘编）如果仅看经济总量，18世纪的清朝确乎可算“盛世”。然而，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中何以会一败涂地？之后又为什么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问题就在于，GDP难以作为“盛世”的标准。在我看来，“盛世”的标准，应该是普通人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和人身权。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18世纪的中国甚至都不能和中世纪的英国相比，更不要说与同时代的英国相比了。
先说经济权。在1347年以前，英国“盖屋顶工人的助手”每天的工资大约是1便士，可以买6斤小麦。自己吃饱之外，养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而18世纪乾隆时代的扬州，盐商雇工“不问门班厨杂楼，月工例给二钱头”，大概就够一口饭了。人身权方面，中国雇工的人身权利没有保障，被雇主虐待是常见的事，法律方面也缺乏保护。在欧洲，哪怕是在中世纪，这种情况都极为罕见。
正是普通人的权利不断扩展，使英国走出了中世纪，完成了现代社会转型，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也成为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民无权则国必弱，仅凭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堆积起来的GDP不能代表国家的强盛。
【推荐理由】历史评论是一种颇值得玩味的文章，最引人入胜之处往往是以历史镜鉴现实。此类文章所引掌故新奇有趣，相对于一般的时评体，更具“观赏性”。不过，历史评论写作困难，考据不易，古今中外的钩沉，往往一时不察就会导致论证逻辑链条的缺失，这是读者在赏析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杨湘洪外逃引发温州官场地震 多名官员被双规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被曝光的是一份来自该指挥部的内部文件，其中有一张“多余安置房按暂定价格销售给相关人员”的名单，共涉及房屋面积23700平方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浙江温州报道

　　“现在温州官场人人自危。”浙江省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私下告诉本刊记者，“随着纪委对杨湘洪案的了解深入和牵扯人员的逐一归案，许多隐藏多年的问题可能会慢慢暴露。”

　　杨湘洪出走国外5个月后，温州官场地震才刚刚开始。而近日网上的“名单门”，让温州官场的局面更显复杂。

　　多名官员被双规

　　据知情人士介绍，温州此次官场地震发轫于杨湘洪之妻游捷归案。供职于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的游捷，自2008年10月杨湘洪出走法国后，就一直广受各界关注。

　　2009年3月初，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杨湘洪案表示：“根据他能够这样执意不归，一定不回来了，就从我们一般的常理上来分析判断他应该是有错误的，如果是没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不至于这么下决心地不归，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国家。”

　　温州官场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看到赵洪祝如此表态，他已经感到省委处置杨湘洪事件的决心，“游捷被逮捕意味着对杨湘洪彻底清算的开始”。

　　据了解，检察部门在侦查中发现，游捷在2007年间涉嫌以炒股等方式接受企业数十万元贿款，个人银行卡还有大量现金进出，存在重大受贿嫌疑。

　　此后，温州某知名女企业家被相关部门带去问话。“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家与许多官员过从甚密，之后温州有数位官员被纪检部门带走，其中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

　　据接近戴国森的人士告诉本刊，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众多知名企业工厂所在地，而戴国森为人豪爽，与许多企业家交好。

　　坊间传言，纪检部门从戴家搜出名贵奢侈包袋数十只，还有大量现金。

　　温州市纪委向本刊记者表示，戴案正在侦查过程中，不方便向外公布案情。

　　但接近戴国森的人士透露，戴被牵连，与游捷和某知名女企业家有莫大的关系，“此外，还有温州市国税局和外经贸局的两位官员被双规。”

　　而原先的温州市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余中平，现调任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名单门”

　　正当游捷被相关部门带走之时，温州知情人通过网络爆出重大猛料，直击游捷原先所供职单位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

　　被曝光的是一份来自该指挥部的内部文件，其中有一张“多余安置房按暂定价格销售给相关人员”的名单，共涉及房屋面积23700平方米。

　　这一“名单门”涉及的94位“工作联系部门有关人员”，引人瞩目。

　　本刊记者看到，牵扯人员涵盖温州市数十个政府部门，其中不乏市政府领导和重要部门的一把手。

　　4月8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办公所在地。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总指挥正在外面开会。本刊记者拿出名单给该工作人员，对方对此事件并不知情。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些安置房都位于大南门和小南门的黄金地段，而且房屋面积也确实比较大，“在温州，把平房拆迁改造成高楼后，会空置出不少房屋，通过市场价销售也未尝不可。”对于曝光者所说的这些领导购房价远低于市场价，该工作人员表示不知情，他说，当时旧城改建指挥部因为资金短缺，的确把房子以暂定价预售过。

　　曝光者的帖子质疑：温州市大南门地区许多拆迁安置户数年都得不到安置，而政府官员通过低价购房来攫取利益。

　　“预售价格与当时的市场价十分接近，近年来温州房子涨价迅速，存在升值空间也很正常。”旧城改建指挥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只是暂定价格，是需要补差的，许多房子的产权证都没拿下来，但按照现在市场价格补差，对当时的购房者来说，是不划算的。”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当时自己确实有一套房买入，但是按接近市场价买的，问心无愧。

　　《瞭望东方周刊》从房产中介公司了解到，位于大南门的安置房莲花大厦目前单价在17000元以上，好楼层要达到25000元以上。曝光的材料显示，该大厦住着数十位温州局级领导。

　　4月8日傍晚，本刊记者来到莲花大厦。一位住在6楼的陈姓居民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原拆迁安置的，“分房抽号我排在很前面，但只分到6楼，套型好、楼层好的房子一套都没看到。”

　　这份被曝光的名单显示，许多企业家也参与其中，拿到好房。温州特福隆集团的黄丽娜和陈永坤各有一套房，房屋面积分别是329.3平方米和265.79平方米。

　　陈永坤和黄丽娜，分别担任温州世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其开发的温州世贸大厦是浙江最高的楼房，紧靠莲花大厦。

　　本刊记者致电陈永坤，陈表示，房子是按照市场价购买的。

　　莲花大厦一位居民说：“拆迁房有多余，政府卖掉作为财政收入也合理，但是房屋的选择权也首先在我们拆迁户，大房子补差价，我们也愿意的，大家又不是没钱。”

　　有居民告诉本刊记者，莲花大厦许多房子并未出售，“交物业费的时候，我看到16到20层的许多房子，业主都是房管局。”

　　故事还未结束

　　本刊记者来到温州市环城东路与公园路的交叉口，看到一幢建筑上涂满文字，“拆迁九年，还我店面”等标语很醒目。据路人介绍，这是一位至今未妥善安置的拆迁户写的。

　　还有标语写着“惩办大贪官杨秀珠”。“杨秀珠确实发迹于温州的旧城改建。”温州市的一位官员介绍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温州的旧城改造已经开始。

　　据他回忆，在当年的温州旧城改造中，拆迁户死活不肯让，两个带头的妇女对拆迁队工人破口大骂，工作一时陷入僵局，“杨秀珠亲自带着铲车前去拆房，来到现场后，她穿着一件大背心，冲上前去与两个女人对骂，把拆迁户全骂了下去。”

　　当时的杨秀珠是温州市规划局局长兼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负责人，“把项目给哪个公司做，都是杨秀珠自己决定的。她留下的拆迁后遗症到现在还未消除，许多拆迁户至今未能妥善安置。”

　　“在一房难求的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位高权重，这次曝光的名单，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但是，该官员也表示，这次事件也有不少疑点，“名单是否有所隐瞒？那张向市政府请示的文件上，并没有指挥部的盖章。”

　　他称，温州有人将“名单门”事件看做某种“交锋”，担心可能扰乱温州官场目前严厉整肃的局面。

　　4月9日下午，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金佩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网上所发材料确实是指挥部文件，“这些房子的出售过程没有任何问题。2005年销售时是公开的，无论领导还是普通市民，都能来买。”

　　2009年以来，本刊记者多次给杨湘洪打手机，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开通状态，但均未接听。

　　“书记丢了”之后，故事也许还远未结束。

▓西方记者笔下的芮成钢

来源: www.yeeyan.com

北京 - 刚到31岁的芮成钢已然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媒体面孔：年轻精干，令一些人沮丧的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

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国营电视机构CCTV上，他每晚的财经新闻节目吸引着1300万观众，芮先生向华尔街的大佬和中国的经济学家抛出一个个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传递着对中国前景的乐观。

他还在新浪网上开博blog.sina.com.cn/ruichenggang，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操。最近还出版了一本书，三十而励，书中有他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反思和对当前经济困难的看法。

耶鲁校长Richard C. Levin 在书的序言中写到：一个新时代中国的典型代表，年轻且有活力的。一些评论家就不那么慷慨了，称之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自我鼓吹者和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但开着捷豹穿着杰尼亚的芮先生(读做 Ray)，说他的目标远不止于媒体界。他要利用自己的名声去搭建桥梁，帮助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负面影响来自于外国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和中国自身缺乏与外界沟通的经验。

"中国有实在的坏的形象问题"，芮先生有天晚上节目过后，躺在丽嘉酒店房间里如是说到。我在召集一批人，我们希望对此做点什么。

支持者说自从政府镇压了2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示威游行后，芮先生在年轻人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正是中国发展了的反映。

但是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中国政府的目的：借助国营媒体在境外改善国家的形象，特别是去年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遭阻挠抗议以后。

北京正决心推动那些在政府宣传机构控制下的大型媒体单位，去扩大海外运营。根据一项建议，中国甚至可能建立一个24小时英语新闻频道，去和CNN,BBC竞争，去传递更多更好，关于中国崛起的正面观点。

芮成钢将会成为这轮国家形象重建的标杆。

在一月底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这位年轻气盛的记者连着采访了论坛上的一些大人物：英国前首相 Tony Blair, 英特尔的Craig R. Barrett 和黑石集团的Stephen A. Schwarzman. 他和澳洲总理陆克文互发电子邮件，如他说，还一年三次和亨利.基辛格博士见面。

他还说他与中国制定政策的顾问们一起休假，为最高领导人主持节目，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

他在电视上的语气是严肃和照本宣科式的。离开电视，他听起来像一个投资银行家，跑着奔向办公室。他引用老子与和荷马的奥德赛做比较，解释私募基金的陷阱并分析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处境。

他说在中国，既没有金融危机也没有经济危机。中国正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下滑，世界经济也经历着同样的下滑。作为新闻业者，我们不应当言过其实。

精通英语，训练有素如外交官，并且熟悉全球金融，芮先生更像是一个活动家或是文化评论家，在他的博客和书中要求读者重视传统文化，并倡导购买中国造。

2007年，他在博客中点燃了一次草根运动，促使星巴克离开北京的紫禁城。(芮先生认为一个美国品牌的店在那里不合适，现在那里同样的地方开着茶馆。)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个人推销。

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音译)说，作为一个电视主持人，我认为他还不错。但节目之外他有点过了，如果你反对星巴克开在紫禁城，那你为什么不反对在中国向你的中国朋友说英语？这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

芮先生说，这些年来他对中国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指出盲目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危害，使他更加担心外国媒体和西方人对这个国家的误解。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才60岁，和bill clinton一样年轻。

他说我们还在蹒跚学步，美国已是中年，我们年轻有活力的，我们有许多成长的阵痛。你应该这样来看中国。与美国横向比较，我们是落后的，但我们从纵向看，是在进步的。

芮先生个人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进步有异曲同工之处，20年间，一代失落的，愤怒的，但有理想的80年代年轻人，让位给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后的，新一代富足的年轻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教授杨雄说，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那时有太多的不确定。现在不同了，年轻人有大把的机会。

1977年出生的芮先生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他在中国东部的安徽省长大，作家和舞蹈家的儿子。他父亲曾在北京一所最高学府受教育，是1974年小说‘新来的小石柱’的作者，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并在以后被改编成动画片。

芮先生说，他小的时候就会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每一三五，他父亲给他读唐诗，二四他听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英文的故事。

他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曾经打算成为一名外交官。他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90末到他学校访问，这次与他的见面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

芮先生说当时他问加利先生，如果你要你选出第六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你会选哪个国家？他说加利回答到：CNN, 它的影响比许多国家要大得多。

所以99年毕业后，他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并且升级很快，帮助建立台里第一个英语频道，并是每晚财经新闻bizchina的记者和当家主持。

这档节目使其有机会接触访问北京的重要人物，为其赢得来自海外的赞誉。最近他又去了CCTV一个中文频道，可以让其扩大接触面和聚集更多的人气。他原来在的英文频道针对的都是海外观众。

CCTV-2经济频道总监郭振玺说，正值全球危机，芮先生已经为该频道带来了大的变化，提升了财经新闻的覆盖面，单日最多有2800万观众，是同类节目的最高纪录。

郭说他是我们的金牌主持，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上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品头论足。

因为他的观点经常与北京官方对外国记者的批评相似，有人问芮先生是否参与政府制定的宣传。他拿共和党执政时FOX对白宫的新闻报道做类比。

他说：我讨厌宣传这个词。

▓梁启超为何反“革命”

作者: 邵建 来源: 红网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

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权”与“变”，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经”与“常”，后者就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八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和“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
　　
　　从私人角度，戊戌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皇的骂名。
　　
　　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君主不可。
　　
　　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
　　
　　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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