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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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Ｏｎ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本期目录

０１．2005年春节记录………………………………………作品选0004
０２．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 ………………………作品选0005
０３．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作品选0006
０４．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官员成腐败案高危人群…………广州日报
０５．深圳摊贩捅伤城管续：袭击行为被指蓄谋已久………广州日报
０６．应对猪流感，当以SARS为镜鉴…………………………潇湘晨报
０７．12岁男孩在派出所被打20多耳光 被要求擦车 …………华商报
０８．别再说“作案手法非常专业”………………………中国青年报
０９．利益泥淖让博士点斯文扫地…………………………中国青年报
１０．看守所揪出1名狱霸 判故意伤害罪加刑1年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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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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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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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记录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2月14日

上联：世上兄弟海内海外尽情义
下联：天下朋友行出行入皆胶漆
横批：友谊万岁
——2005年杨银波家门对联（自创）

漂泊他乡，在外度过的已是第三个春节了。每个春节最大的伴侣皆是如获至宝的友谊与和睦欢畅的亲情，无论生活形式、所搞活动如何，皆能彰显出作为一名普通中国人的特有传统，于鞭炮声与欢乐声之中洋溢永不褪色的激情和兴奋。如同以往春节一般，我与诸位民工同乐。菜贩、铁路工，捡破烂的，进厂打工的，到工地做包工头的，在连锁店做管理的，成小老板的，不一而足；还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在这似乎已被广东人觉得与平常日子无异的节日里，他们让我看到另一种虔诚和充实。

（一）讨工资
腊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为能有个相对安稳的春节，我竟破天荒地第一次为自己的亲生父亲讨工资，而以往则几乎全为其他民工。摩托车一停，工地老板的手向我父亲一甩：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会把工资送给你的，你完全可以放一百个心。”一个贵州包工头此间插话：“不要搞事，大家平平和和的嘛。千万不要搞事。”这工资虽只有500块，却已屡次搞得父亲连连暗骂：“这帮龟儿子，说话不招信用，要换成是在老家，早把他们料理了！”当日我即性调查，得知当天正要发工资，觉得“有戏”。此时又来一辆陈昌燕的摩托，载我父亲而去，要去领另一笔400块的工资。我让父亲离开，我留在工地与老板交谈，不谈工资，只谈人际。这人前言不搭后语，不约几句话就透了个底儿： “卓万奎是我舅子。”这不很清楚吗？敢情这是近水楼台啊。
一个电话，卓万奎驾到。开口就是金玉良言：“银波，这个事情真是对不住得很，搞来搞去结果把你老汉的钱都搞脱了。你晓得，我是个爽快人，今晚我让我姐夫把钱送到你家里去。”眼看年关要锁，这口气说得看似实在，但还是让人不放心，毕竟我得迅速给父亲一个满意的交代嘛。于是把卓万奎拉到一边，问起工程的具体进展，又得出一些结果，原来这工程的好处光是在他姐夫那里便有十来天1,400元的收获，如今却是在赖账，按我们重庆话说，就是“啷个说都不耿直”。干脆直接去找发工资的四川施工员。“我是在你们这儿打工的民工杨庆华的儿子。直截了当地说，工资如命，已经拖了一个多月，我来要钱，具体工天我有记录。”毕竟是四川老乡，这人马上叫来工地老板，一顿狠批如下：“你是咋个搞起的？硬是不晓得利害嗦？都拖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不想过年啦？大年初四要开工，那个工地你还想不想要？”
工资即刻到手。问题解决得太过容易，全在意料之外。其后所听得的，便是一番客套： “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对，我们的名声从来都是响的，大家都是老乡，请多多包涵。我们这工程还要干好几年时间，以后你父亲再来这里，我们欢迎得很。”问题解决了，面子上都是灿烂笑容。工地老板推起自行车，往我这儿奔来：“杨兄弟，我搭你一程。”又是说不尽的好话，客套得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随即要了号码拨向刚才那位施工员： “对，我是杨银波。刚才还没来得及给你拜年，哈哈。我是个爱交朋友的人，有空到我家里转转，团个年吧。父亲的工资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在对待这件事情上，他老人家也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请你们见谅。只要工资来得踏实，我父亲第一选择还是到你们那儿去，忙还是要帮的，凡是逢得的人，我们绝不错过。”下车之后，搭个摩托车到五姑杨华芝家，见父亲刚坐下吃年饭，随手500块递过去，终于了却一件芝麻事。不过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已不如以往，团年饭吃过之后，我立即带他到医院输三瓶葡萄糖，让他打足精神，以好过个健健康康的年。

（二）习俗与娱乐
大年初一。当日凌晨三点钟仍没入睡的我们，四个钟头之后就开始享受老家特产—— “元宝”了。这时一位天津朋友曹矾纠正道：“是‘元宵’，不过你们这是大元宵，我们天津是小元宵。”火炮一放，向四个菩萨庙出发，烧香拜佛。母亲发愿：“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丈夫杨庆华不生病、不赌钱。”父亲发愿：“菩萨保佑我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保佑我的老父老母延年益寿，再活几年。”我把愿发得比较大声：“菩萨保佑一切说真话的中国人，保佑一切坚持良知与正义的中国百姓，保佑一切脚踏实地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青年。”庙中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与我常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的打工兄弟，有与我父母共生存同患难的云贵川渝四地老乡，有本地早晚两次必定点烛烧香的拜神者，有外来此地会见亲朋好友的团聚外客。待走出最后一间庙宇时，忽听得一位本地老妇发愿：“菩萨保佑医院里的老伴早日出院，保佑今后的病人看得起病。”路上又碰到天主教徒张振兴，他递来“双喜烟”，说道： “恭喜新年大吉！我和我老婆去教堂洗礼，呆会儿回来请你们吃饭。”此兄台的家乡，据说90%都是天主教徒。
回到家中，写对联贴墙。不几时，一帮民工同抵我处：“打牌打牌！银波，‘金八块’ 弄起！”这批朋友知我底细，我这人能打的牌达近十种之多，但早已发誓：“一生只打一种牌——‘金八块’，而且一年最多打三次，一般只打一次。”先前人不多，不得已打起“斗马股”和“大贰”。其后朋友越来越多，“金八块”正式开牌，五毛钱一金。赵廷生道：“银波，我运气不好啊。从昨晚打到现在，眼睛都想闭，已经输脱400多块工钱了，早晓得的话，跟你打‘金八块’算了。”我先把打牌规矩讲了，升个“一”、 “九”、“十”，出一对“四”，回道：“哪里？你的运气已经足够好了。一些民工腊月二十七、八、九，就把工钱输得个干干净净，大年三十买年货还得从我这里借钱。只是不争气，初一起床就去‘抓金花’，牌打得又大，一块钱垫底，50块钱封顶，不多几回牌又跑来向我借钱，这种人我干脆送他几个影碟让他去看录像算了。老话说，‘输钱只为赢钱起’，大家都晓得，我打牌完全是‘无回收投资’，等于送礼。”
周怀德大笑：“老弟新年大吉，竟说这些话。你一年到头跟我们做朋友，帮了那么多忙，这礼应该是我们来送才对。这副牌放在我手里有十多年了，牌打完了送给你，要不要得？”两圈牌一过，门前来了一对吹拉弹唱的乞讨者，递过去五元钱，略作询问，得知是从湖北小县农村来的，另有一拨他们的老乡也在此地活跃，为过年糊口饭吃。怎料才过半个钟头，另三位陕西来的妇女又来吹拉弹唱。我正欲递上五块钱，对面坐着打牌的梁天河拉住我：“有手有脚的，还没我们辛苦，别理他们。”父亲急躁道：“要给，就快点给他们，等你出牌呢。单牌还是双牌，双就是我赢，完全没话说的。”我先把五块钱递过去，恭手道：“三位大姐过个年不容易，一路走好。”回头出牌，“既是鸡年，就不要让他们在大年初一就过得那么饥饿。指不定哪天，你我也有落难的时候。大家晓得，我这人相信因果循环。何况，连穷人也排挤更穷的人，那社会就变得更坏。好比打这副牌，打个娱乐、打个感情，绝不把输得最惨的人输到尽头，这才有个盼头，不伤元气嘛。”

（三）普通中国人的情感
父亲早已下决心打牌打到大年初四，母亲一心邀请她的老乡姐妹们同看《西游记》DVD，我则来无踪去无影，携友人及我家爱犬“旋旋儿”走遍四周花草树木，分享农庄自然山水，与群鸟齐唱高歌，真是不尽至情不罢休，全然无限投入。或纵论天下之事，或涉及电影、音乐、武术，或评道家常纠葛、朋友聚散……。每到一地，若风景、阳光、池水怡人之至，则必吟诗歌唱，好不快意性情。如朋友多日所见，我重友谊远甚爱情，甚至视异性为兄弟，倒是惹得路人熟客误认为“银波终于要交女朋友了”，其实全不是这回事，哪怕说杨银波是“二十一世纪的梁山泊”那也说不过去啊。越与我深交的人，越能体会我的稚子之心与率真本性，情到激动时，心声献予群山听，声如洪钟，深情动容。只不过，当年那个受赠于父亲的绰号“杨疯子”竟到了我身上，也属于玩笑之一了。偶然间忆起大年初二下午，碰见一对田间夫妇，问他们：“初二也在收割蔬菜，辛苦啦。”听得的是一句朴实回答：“有钱才过得起年啊。”
相见时难别亦难，到了我这里，是“相见时易别却难”。朋友要离我而去了，往日欢声笑语徜徉的街道突然变得有几丝辛酸。送别的路上，我唯有以重庆方言独有的玩笑代替心中的不舍之情。“感谢你们全家人”，摩托车驶去的朋友郑重地对我说。这最后一句别离的话使我长时驻足于街边，久久不能回头，而旁边的商铺则响起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时，一位发廊小姐突然向我靠来：“先生，过年洗个头吧。”那十七八岁般的笑容背后是暧昧的双眼。我深吸一口烟，默默回头走向回家的路，脑海中是挥不去的友情记忆。却不料，那小姑娘再次向我追来：“先生，可以洗大头，也可以洗小头。”细听口音，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必是四川妹子。我掏出20块钱递给她，以地道的重庆口音对她说：“小妹儿，我的年已经过完了。我在外跑得早，大家都是老乡，拜托一下，请下次把‘洗头’说成是‘理发’。我的头发不用理了，但多多少少给你拜个年，为春节打个句号。”小姑娘莞尔一笑：“我不要你的钱。你是搞艺术的吧？”——“我叫杨银波，作家，一个关注普通中国人的作家。再见。”随即转身乘车回家。
此刻已是大年初五的深夜，屋外仍有鞭炮声、花筒声。接到重庆老家六姑杨华英的电话：“银波，今天你表妹满20岁了。”表妹吴志金抢过话筒，兴高采烈地说：“再过两年我要结婚了，现在男朋友也在我家。你过得还好吗？我很挂念你、二舅、二舅娘。”那男朋友也过来了，许是听得家里人把我吹得天地玄黄，没说几句话就结巴起来：“表哥，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和我们团聚？今年我们这一辈，就只有吴志金和你堂弟杨丰荣了。大家都盼你回来一趟。”常常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作为普通中国人的情感，竟是如此真切而具体，曾经相识的家乡气氛，令我时有发自内心的感动和祝福。我分析着矛盾、分析着问题、帮助着甲乙丙丁，这使我的所有亲戚都视我为所谓的“有出息”，并证实着“得道多助”的古训。与平常百姓的情感无异，我关心亲人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学习，当电话那边的鞭炮声响完，我竭尽全力保持住以往般的持重——
“大年初八邮局开门，我给我爷爷奶奶再寄去200元钱吧，请你们到时把钱转交给他们二老。家乡的土地已经退耕还林了，田可以做的，就把它做起来。土地没了，每年有 300斤稻谷/亩的补助。以后农村人空闲的时候多了，你们少赌钱，多学点东西。年轻一点的，在外打工多攒几个钱，要常常想到家乡的艰难。最后，为表妹终于成为一名教师而表示祝贺！”
放下电话，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口气。望着门前那副对联，久久沉思，零点的钟声却在不知不觉中敲响……

▓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5月30日

想投诉却找不到路径，想自杀还要被判三年徒刑，打得我遍体鳞伤牙齿掉光，才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训。从乡下到城里，为糊口而努力，想不到社会主义，也有人蛮不讲理。虽然我穷过你，但我们是平等的，亏你还受过教育，习惯狗眼看人低，没天理。——摘自网络歌手余洪泉《我只是民工》歌词

以下问题摘自我的笔记本，是来自社会各阶层朋友的具体提问。

一：杨先生，是不是因为你出身农民工家庭，才对民工如此关心？
杨：我给你看证据，你就知道这种根源并非仅仅来自出身。我接手的全是免费维权案件，有被拖欠数万元的，有断手断脚的，有走向行乞之路反被四处驱逐的，有数百名民工群情激愤共同签名上书的，有因为被拖欠工资而走向偷盗抢劫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工牌、工资收入单、工程方量工单、合同、病历、欠条，以及证人证言我都有保存，打开我的公文包，全是这些资料。我们换个角度，换成你，而你又是一个对公众权益有所追求的人，这些人就摆在你的面前，血泪交织，哀声嚎叫，哭诉无门，连最基本的法律术语都讲不出来，只剩下愤怒、恐惧和寄托，你怎么办？他们的信息渠道、社会基础，基本上被逼迫于强权与主流社会之下，而这些又是普遍问题，涉及中国为数首众的群体。你不帮助解决，社会成本高筑，他刚一离开说不定就去炸楼、杀人、劫财，甚至宁愿去坐牢，凭力气保证有饭可吃，真的是狠下一条心，心如死水。那么，你就要反问自己了：这还要不要人活啦？所以，面对现实灾难，维护弱者权益，是我们公民的义务；关心，是实实在在的救助。
二：今年你在民工这个群体之中，又打算做些什么？
杨：初衷不变，解决实际问题。我已看到我的社会基础在愈发确立，并呈几何级数量扩大，民工们笑说我一个人就成了政府信访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民工聚会中心，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实实在在地，我每天起码接待和相识五位民工，做的事情集中于三件：一，调查取证；二，代笔上书并交涉资方；三，普及法律，宣扬公民意识，必要时发起签名运动。如同行政者，行政工作本身并不难做，难的是行政工作之外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给自己留下空余时间，深度研究如何运用最低的成本去解决民工的实际问题。只要我的稿费收入有保障，暂且还能三餐不饥，那么这个工作我就会永远持续下去。除非我被强行踢出国门，到时我就只好拜托韩东方、李强等兄台 “收容”我了，哈哈。其实，民工问题的真正难点不是来自外部的侵袭与漠视，而是民工自身的奴性意识和势利短见，他们自己也憎恨一盘散沙，但绝少自觉地视他人利益为自身利益，这在一个残酷的社会竞争和打压之下，虽是必然，但必须自我纠正，恢复民工的自信、坚持与团结，结盟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上升于道义的整体提高。
三：来主动找你的民工，一般都是哪些民工？
杨：符合就近原则；网上、电话上的民工求助相对少一些。我对任何民工都说：“必要时，把受害民工介绍给我。”这种必要，是指民工与资方多次交涉无功。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只有这么多，剩下的是媒体资源、社会资源。媒体资源是短时奏效的，但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社会资源是不可知、难预测的。司法资源当中的法律援助，要求很严，时间过长，主动性差。所以，民工与资方的交涉是第一考虑，数次交涉无果，才选择走其它道路。这个时候，我就承担这条道路的开通。最近几天，我刚好打算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黄绢商量一下，再做一个对话式的系列演讲《民工的钱与命》，专门拿事实说话，谈工资，谈工伤。前者是经济命脉，后者是生命安危。目前，我做得最多的案件，集中于广州、佛山、东莞这三个民工大城市，由点及面，由面扩散到整体，估计不出明年，广东省一带的民工我都会具体涉及到。说起来，这种工作非常有激情，大多数民工都是与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朋友，我这个人谈得开，性格豪爽、坦率、义气，所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间经常有。谈得开了，朋友多，做起事情来相对顺手。
四：民工文化程度低，遇到急事忍耐性较差，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杨：不要把民工与文化低相提并论。依我看，现世诸人反倒应在为人处事的许多道德方面，仰视民工。这个社会最上层的人，凭借的是“文化”吗？不对，文化基本成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民工的忍耐性，取决于其自身最大的承受能力，民工都不可承受的事情，换作其它阶层，很难保证是个什么样子。我奇怪的是，别人断了一支手的巨大痛苦，反倒不如自己被蚊子骚扰半刻，这才是铁石心肠，低素质。中学、大学、研究院挽救不了民工的文凭，但是足够的信息量会迅速把民工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脾气、愤怒，任何人都有，但凡讲明后果，继而反复探讨各种解决途径，从最低成本的方式入手，这才是由忍耐变为出击，由被动变为主动。我发觉我与民工的关系，基本等同于一个无组织形式的工会，虽是松散，但联系紧密、来往密切，如同家中的兄弟姐妹，同时我也在大量搜集民工资料信息，期许组成完整档案，方便民工彼此交流，彼此互助，形成足够大的缓冲层和救援体。杨银波不是包青天，也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我没有任何权力与足够大的资本，但却的确成功解决了一些艰难的劳动纠纷案件，这证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存在希望，绝不是黑到底的那种程度。当然，这需要智慧，甚至需要狭窄范围之内的必要“外交”。
五：如果你解决不了民工的问题，你如何面对他们，如何面对纷纷扬扬的舆论？
杨：谣言止于公开，但苦于没有公开可视的机制，所以只好解释到几分便是几分，随它去。许多人是只知其外、不知其内，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用强求，这在事先应允帮助他们之前就要做的心理准备，是一个必要代价。就算是一个被授权的代理律师，无论官司输赢、长短，写起诉状或答辩状，帮助调查取证，出庭辩论，以及交通费，这些都是要收钱的。收了钱却不一定能打赢官司，何况我作为一个业余者，一分钱不要去做超过一般律师十倍以上精力和时间的事情。我的尽力而为，是在可操作余地之下的最大努力，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会免费尽我所能努力到的程度，而后请政府方面的朋友，或者律师朋友，来做处理。律师方面我有许多朋友，且承诺：“必要时，请廉价相助。 ”这种业务上的联络，对于律师而言也是好事，多赢局面的可能性很大。你说，我获得了什么呢？生活的激情，现状的了解，言论的反思，说到底，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和战斗能力。这种自信的姿态，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千金难买啊。每个案子都像是一部作品，其中的是非曲折、风霜雨雪，都是我这一辈子不可忘却的历程。另外，我还觉得，一个有所追求的公民，不但应有人文关怀，而且还要有历史观，即百年之后的历史定位，如此抚今追昔、遥望世纪，那才真的感到万象时空，人生并未虚度。
六：得罪地方利益是最危险的事情，我很奇怪你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安全？
杨：我很早就说过，心本无声音尽开，这是自我恐惧，何必呢？拿宗教的话说，这叫心魔，你怎么驱逐它？必须心生浩然正气。其它的嘛，深厚的人际基础，广泛的同盟朋友，接近专业程度的法律运用能力，必要的体质，都很重要。我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纵横家，但一定是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公民。如果实力不在乎人心，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更大的实力去压制相对较小的野蛮实力，这需要广结同盟。罪恶者都是不安全的，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担忧的是出卖与倒戈，而我是安全的，没有这个担忧，我一切公开，看你怎么下手。实际维权过程之中，我倒是结交了一大批“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这是极为精彩而重要的人生，真是快意恩仇！再者，我必须强调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民工维权工作的重点，我的痛苦与民工的痛苦相比，实可谓九牛之一毛，两者相提并论未免显得矫情。想做又不敢做，全是长篇大论、空话连篇，看不到实际的行动，这在民工眼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物！你要自问，你如何获得他们的基本信任？如何相信你是在帮他们而不是在害他们？你要深度了解他们的心理，这样你才知道原来维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工作，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人生。对此，包括我在内，都在不断累积经验，时刻准备着。
七：我也想和你一起参与民工维权，为劳苦大众做点实际的事情，你能同意吗？
杨：是“支持”，不是“同意”，因为我不是你的上司。很明显，条件是不具备的，这不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工作，你的经济无力从中获得，并宽裕。我告诉你，就连被称为“戏子”的演员，他们的敬业可能你都无法达到。他们为了和导演管虎一起拍《生存之民工》，和民工生活长达三个月，这种生活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观。那不是一般的痛苦，但这偏偏就是职业要求。你先去打三个月工，再来考虑维权，到时你就知道原来你根本就无法做个旁观者，不能像茅庐里的诸葛亮那样指点江山。刚刚接待一个民工，他在建筑公司负责打杂，几个月下来，反倒欠钱，每个月只能靠借支生活费来维持生计，现在连生活费也借支不到了，只好联合众兄弟一起罢工。他亲口对我讲：“银波，我打工都打怕了！”那么他今后的道路怎么选择？他准备去做清洁工作，工资虽然低，但至少每天都能见到现钱。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民工，你准备怎么办？帮他追讨工资、生活费？帮他寻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我告诉你，没这么简单。因为，这种不稳定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无限反复当中的一次，所以你必须建立档案，从信息方面去搜集有关解决民工就业的问题，他们无限反复的失业其实比劳动纠纷还要来得严峻。我周围十多个民工都闲下来两个月无工可做了，所以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维权人士，你应考虑给他提供一条活路。这种工作，不是个案处理，而是现象处理，仅次于立法动议了。
八：阴暗面我也见识了不少，但最后得到什么呢？只有愤怒，唉声叹气，除此以外就是人整天垂头丧气。你存在这个问题吗？
杨：我过去的阴影在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但现在的阴影是这个社会本身的黑暗程度超出我的预想。民工问题，就像一场接一场的拉锯战，这需要勇气，所以开战之前都是要喝“壮胆酒”的，当你的脚踏入战场一步，你的命运就是随时准备牺牲。没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撑，你的人生观念全在束缚之内，而最大的敌人就是束缚者与被束缚者的同一体——你自己。哀叹，是心灵抗争最消极也最不争气的表现，愤怒是一种权利，但这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都是拦路虎。你不能因为不了解证据意识，而否定证据的必要，所以你唯有补充证据，完善证据；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彻底否定同类事情在全中国都是遥不可期，因此你要改变它，调整你的选择，把自己冷静下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突破口。我从来不相信人一生下来就是走向绝路，除非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但只要他的身体还活着，就算是个行尸走肉式的活死人，也不要轻言抛弃这个世界，抛弃自己。再者，心灵抗争本身也是不完整的，不可视的，所以必须要有行动，这是对暴虐的公开回击、否定和改革。你不去主动做这些事情，反而哀莫大于心死，仅仅收获到历经苦难和折磨之后丧魂落魄的残局，以后再受重创，谁来保护你？谁来关注你？公民呐，拯救自己终归靠的是自身，这也是我对所有民工的期许。

▓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9月12日

许多年过去了，这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再也无人提及。但是，作为他们的亲人，回忆起那 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忍不住要为尘封的底层留下一些见证或记录。仅以我的近亲为例 ，曾患精神病的亲人就达六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外婆朱云富、大姨梁如会、六舅梁如 明、七姨梁如芝、五姑杨华芝、七娘贾先秀。精神病在我们家乡也叫“神经病”、“疯 子”，这个不为人喜、常被人厌的群体，为何偏偏在我的亲人之中如此集中？事后证明 ：这并非遗传所致，而是现实处境和思想重创的惨痛结果。

⊙梁如会

梁如会、梁如明、梁如芝都是外婆的子女，我曾留下《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外婆朱云富》一文，然而外婆失踪至今毕竟已达20年之久，她现在何方仍无音讯可查。当年，她只因邻居的小猪吃了她买的红薯藤苗与大外公（外公的大哥）发生矛盾，被泼粪水，号啕大哭。遭此欺辱，她精神崩溃，从此一蹶不振。当时大姨梁如会已经嫁给村民冷文汉，孰料数年以后，大姨也与她的母亲一样，突发精神病。
1999年春，大姨去世。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七叔杨明华告诉我：“药吃多了，中毒死的。”正是因为这一句话，直到今日其实我仍然在怀疑大姨的死并不单纯。大姨相当勤劳，骨瘦如柴，她活着的时候总是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做家务。从新岸山村3组的大石坝到朱沱镇煤厂、镇酒厂（含高粱糟）有七里路那么远，好几次我都看到她光着脚板，穿着满是补丁和泥土的衣裤，高高卷起裤底，挑着担子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好几趟。
可是大姨的勤劳并没有换来富裕，反倒成为这个家庭经济危机的发泄筒，时常被丈夫毒打。我母亲回忆说：“那才是真正的当牛做马，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下场却是这样！”这个“下场”，就是大姨一身的疾病。在完全没有医疗费可付的这个家庭，她只能凭借信神求佛。那年头，附近的几个村都有一些土庙，观花照水，即是“治病”。好几次我看到大姨从那些庙里回来，用纸包着一些纸灰，然后混入冷水中喝下，这就算是在“吃药”了。
小小年纪的我，那时尚不能体会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艰难。尽管他们一家用尽全力去喂猪、喂鸡、喂鸭、喂鹅，又承包着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田土，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一贫如洗。她的大儿子冷方祺当年是何等聪明，最后也只能辍学，外出打工；二儿子冷方华倒是能混，比如打牌、调皮之类的，为亲人所担忧。最糟糕的是，丈夫皮鞭、棍子、拳头、腿脚的暴力，使大姨的精神彻底崩溃，疯疯颠颠。病愈之后，又回归到“当牛做马”的那种状态。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姨是在1998年冬。我无法忘记那个寒冷但又颇为温情的夜晚，她把自己半年都舍不得吃的瘸腿的母鸡给杀了，一份炒芹菜，一份做汤。在丈夫面前，大姨平时一般不说话，那晚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爸爸妈妈在广东很辛苦啊，银波你要争气，要读好书，将来就会有出息了。”还半开玩笑地说，“就怕哪天你要是当官了、发财了，大姨我走到你家里，你都不认我了。”说得我心里很是沉重。
1999年春，大姨的死有这样几个版本。版本一：死前三天，她的大儿子冷方祺在外省搞建筑抬玉制板时，从楼上摔下，右腿被板压断，终生残疾，大姨因此自杀。版本二：村医开错了药。版本三：被有的人（暂不点名）陷害致死。版本四：自己把药吃过量了。当时所有人都伤心同情她的离开，加之病床上的冷方祺身带重伤也乘车赶回重庆，家境悲惨至此，一时间情形特殊，未惊动警方，唯有相信版本四。事后，许多人持有与我母亲同样的看法：“哎，死了也算解脱，大姐来生再享福吧。”

⊙梁如明

六舅算得上是个习武的奇才，然而终因走错方向，受到法律制裁，如今已出狱多年。按许多民工的说法，他是个闯荡江湖的人，曾有亲人见他一只手就把一个130斤重的人高高举起，并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人按在腋窝底下“打圈”乱转。外婆失踪、外公去世之后，老家曾留下几间破烂不堪的瓦屋，六舅就是在那里先拜村民张华友为师傅，再看书练习，练得一身好本领。八舅梁如兴年少时，也曾得六舅真传，只不过“要想打人先要学会挨打”，八舅吃了六舅不少亏。比如，有一日凌晨五时，八舅“站马”，被六舅猛力横扫三米之外，五六分钟爬不起来。
后来，六舅到新疆等地闯荡，纠集了一帮江湖弟兄，打三个擒五个，吃饭不给钱，耍得一身霸道脾气。临走前，人称“仗义得很”的六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可怜的贵州女，此女哮喘病十分厉害，被六舅安排到一个村民处，并给村民2000元钱，要这一家人悉心照料。几个月后，六舅来到我家时，满身肌肉青筋显现，拍桌子打板凳，扬言要开个“茶馆”、“武馆”甚至“妓馆”，我父母胆寒不已。当晚，六舅又到师傅张华友处喝个烂醉，喝酒时头扎红巾，称王称霸，狂妄非常，且欲与张华友比武论英雄。
烂醉的六舅连夜赶到放置贵州女的村民处，一问之下得知贵州女已离开，并已嫁作他人妇。六舅大怒，焚烧该村民家中所有值钱行当，如衣服、门窗、录音机、电视机等，皆被毁于大火中。警方赶到时，无人敢近六舅身体，与之周旋多时。最后被诱擒，上警车前背部被警察猛击一大棒。而后，吃尽刑讯苦头，被几乎打得半死，“虎”遂成“猫”。经查，当时六舅患有精神病，故而轻判。在监狱时，六舅得出一些不寻常的体会，虽有“号霸”的名位，却还算对狱友客气。出狱后，六舅改做建筑，先在云南、广西，后到贵州，目前正在包工地。

⊙梁如芝

七姨命苦，18岁就因家境极度穷困，嫁给了远在重庆江津的刘万文。七姨本身长得非常漂亮，温柔、体贴，富于同情心，然而她却已疯三次之多，如此反复，令人悲怜不已。七姨的婆婆非常刁蛮，婆媳关系无一日不紧张，如此多年受婆婆辱骂、挑剔，即使七姨产下一子一女也不例外。家庭经济长期不景气，农活繁重，加之婆婆怨言又多，长此以往，七姨精神崩溃，疯了。怎料治愈以后，家中又发生事端：远在重庆中心地区打工的丈夫刘万文因偷窃电缆线等物，被判刑。
丈夫为何偷窃？七姨得知：刘万文染上赌瘾，欠债累累，遂犯盗窃罪。这一打击，使七姨彻底失去信赖与依靠。在刘万文服刑期间，七姨在贵州一处工地上被一个人爱上了，她也确实爱上了这个人，这个人叫谭飞。然而，这段不寻常的恋爱才开始不久，便遭到五舅梁如德等当时身处工地的亲人们的强烈反对。七姨坚决不从，为此在一时情急之下，被五舅闪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七姨再次疯了。不久，只认一个人为亲人的七姨被送到了这个人的家中，这个家就是我母亲梁如成的家。
我目睹了无数次七姨的疯颠，然而离奇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她都总是维护我母亲的利益。我唯有见过她们两姐妹的一次争执，那次是我父母发生嘴角，七姨在旁怒视我父亲，并狠狠摔下价格昂贵的西药，洒得满地都是。七姨刹时冲出堂屋，跑出几百米远，在山坡间被我母亲死死抱住。七姨疯狂挣扎，破口大骂，甚至辱骂我母亲，母亲气急，甩手一个耳光打在七姨脸上。这下子，七姨镇定了，两姐妹抱头痛哭。
在我家的照料下，七姨康复得快差不多了。几年过后，刘万文出狱，知道当年七姨与谭飞的事，于是前往谭飞处与之决一死战，双方均负伤。此后，七姨仍跟随刘万文到重庆万州，开始是摆摊做水果小生意，后来七姨身体不支，刘万文买拖拉机四处收破烂养家，一个人养活四口人。怎料今年七姨又疯了，急送医院治疗。医院诊断说：“精神脆弱，过于忧虑。”出院后，接七姨来电，说：“我的身体已经140多斤了。”银波遂略感欣慰。

⊙杨华芝

五姑是个爽快人，相当肯干，目前在广州一家“开心果厂”上班，月工资500多块钱。五姑父温绪伦搞建筑一时半会没有活路干，又暂时得不到工钱，所以现在五姑身上的担 子特别重。听她说，小时候她双脚都是烂的，但读书成绩很好，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了，稍长一些，嫁得很远——五姑父在江津朱杨镇。现在那里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空有周围竹林、池塘环绕。
朱杨镇大多数村里的土地都是沙土，所以唯有多种地瓜、花生、柑桔，别的农作物一般很少种。小时候，我去过五姑家几次，在高高的可眺望长江的山坡上，有一间阴暗的老瓦房和一间大草房，房屋背后是一口小小的坑塘和几株莲藕，别的庄稼都种得很远，一年到头实在没有几个余钱。只不过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姑会带些土产品，用背兜从家里走路去乘船一个多钟头，再走八里路到我家，光是那些土特产就让我们这些没种过地瓜、花生、柑桔的亲人们乐上半个多月。
后来一个消息把我们都震住了，五姑疯了。疾病太多，没有余钱治病。农村里，大都是割些草药，“咕咚咕咚”喝完就出去继续干活，所以疾病总是好得没那么快，反而多了其它许多病。五姑疑难杂症实在太多，尽管丈夫是个手艺人（石匠、木匠），但家里就是凑不出钱来。现在回想起来，五姑说：“所以啊，人千万不要想得太多，想那么多反而给自己增加思想包袱。”病愈以后，五姑非常乐观，无论出现怎样的家庭危机，她都一步一步撑到了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让五姑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有和丈夫发生过任何大吵大打的事情。到广东以后，她相当适应这边的生活，并多了数不尽的朋友，单凭这两点，她可以说强过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村人，而这恰恰是因为她这个人耿直、乐观、吃苦。五姑父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也改嫁了许多年，而我爷爷、奶奶还健在，对于五姑、五姑父来说，最让他们牵挂的其实就是这些健在的老人。五姑说：“人的生死是算不到的，生的时候多做些好事，多照顾一些，等老人死了，自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贾先秀

七娘是贵州人，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她是一个“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的人”。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三岁的时候女儿在黄蟮池旁的小坑塘里淹死了，那时我已经满了10岁，跟着七娘、七叔从家里跑到村里的医疗站，时间拖得太久，没希望了。第二年，七娘怀孕，怎想到孩子还没生出来就胎死腹中。到了第三年，再生孩子，孩子是生出来了，可是接生的医生却不小心用手术刀在肠子上划了一刀。最先是一个小缝，后来成了小孔、小窟窿，最后成了大孔、大窟窿，直到肚子也烂破了，吃的东西全都流了出来。
伤心欲绝的七叔和我们，没有任何一人会认为七娘将逃过这一劫。我那时很少看见七娘从屋里走出来，有一天太阳很暖和，大家扶着她出来晒太阳，那副“活骷髅”简直吓坏了我们：皮包骨头，双眼下陷，说不出话。按后来七娘的话说，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吃的药留不住，吃的饭留不住，不流血，却流浓。也许命不该绝，七娘竟渐渐地奇迹般康复。到今日为止，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儿子杨丰荣也年满10岁，且在读小学四年级，已可以帮助家里割猪草、看鹅鸭、煮饭食、捞竹叶了。
生育没有把七娘拖下水，但七叔的赌博、亲人的矛盾却害惨了她。我爷爷说：“这个不幸的杨家，半月一小打，一月一大打。”贫穷与野蛮，总是周而复始地转化、演变，小事变大，大事趋严。贫穷的另一面，是贪欲的膨胀，因而赌博在杨家的普遍和被憎恨的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从小到大，我目睹七娘、七叔的打架乃有数十次，我参与劝架、说服的次数也有数十次。即便是在最近几年，家中倘有矛盾升级，要么有人受伤，要么有人气得病倒，我总是第一个接到问“该怎么办”的电话。这种悲剧实在太多，野蛮的是过于自卑背后的自狂，我时常警惕这种心理。
七娘对我们这一辈是相当客气的，但亲人的评价却是：“泥糊心（猜疑心）重，犟。”她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离家出走未果的情况下，最后精神崩溃，疯了。那时我的年龄也不大，母亲、五姑都到永川去照顾她。母亲回忆说：“你七娘象一个跟人赌气的小孩，总是大哭大闹，要这要那，在病中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说是那个精神病医院里面最难伺候的一个人。”病愈之后，七叔早已欠债累累。有一次，七叔让我代他写封信，我走进屋里，看见他撒下一大片写有字的废纸。在那封信中，他总是一个劲儿地向借给他钱的人说“对不起”，前后竟有17个“对不起”。
后来七叔买了一台抽水机和柴油机，以最便宜的报酬标准为村民服务。而后，又买了一台打豆浆、玉米浆的机器，日子稍微好了些。但七叔毕竟是个残疾人，他的双脚、小腿到处都是撕裂的伤口，每年要搞上好几回。七娘病愈后，家中负担虽然在一点一点地艰难地减轻，但多年“负债压力”下的生存，仍然使两口子此伏彼起地闹矛盾，有时甚至伤及无辜。今年我父亲回到老家，就是因为劝架，反而被七叔打得全身浮肿，花了几百元钱才能动手做工。尽管如此，多年以来，七娘的儿子还是我捐助亲人教育的其中一人，不管家中有怎样的矛盾，我仍坚持“孩子是无辜的”。

⊙后记：未记述的那些人

还有一些亲人也曾患过精神病，有的甚至已经失踪或者死亡，比如杨定华。此人多年未有音讯，是我弟弟杨丰友的大表姐的丈夫。现在许多亲人都记不得这个人的姓名了，但我却牢牢记着。他的孩子名叫杨洋，现在已有11岁，与我弟弟杨丰荣在同一班级。杨定华清醒的时候，为人非常谦虚，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打过“金八块牌”，对我们这种小兄弟非常照顾。可惜后来由于家庭经济的问题，杨定华太过忧虑，郁郁成疾，疯了之后一时半会治不好，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这些事情，我记得太过清楚，实在是因为所有悲剧的后面，都包藏着相当震撼的见证。只不过，当我时隔多年回忆起来的时候，把往事轻描淡写了一些罢了。

▓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官员成腐败案高危人群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杨明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近两年政府系统80%以上的案件直接或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一般涉及金额较大。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指出，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都反映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领导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缺乏自我约束力，有的甚至明知会触犯法律仍我行我素滑向腐败的泥潭，教训非常深刻。

　　查处局级干部要案13件13人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谢宝怀通报，2007、2008两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合计立案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580件637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的要案90件93人，局级干部13件13人，处分党员、监察对象504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1人。其中，政府系统违纪违法案件198件227人，占34.14%和35.64%.案件体现了几个特点：

　　一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突出，集中表现为贪污贿赂和失职渎职。其中，贪污贿赂106人，失职渎职62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6.70%和27.31%.

　　二是群体性作案特征明显，窝案、串案较多。

　　三是经济案件发案率高，以权谋私的案件比较突出。从发案原因来看，政府系统80%以上的案件直接或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一般涉及金额较大。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中介行贿”方式日渐增多

　　四是行贿受贿形式日益多样，方式更加隐蔽。谢宝怀透露，当前日渐增多的是“中介行贿”的方式，即行贿受贿的双方不直接接触，而通过中介进行联系，这种行贿方式更加隐蔽。

　　五是年轻干部成为案件发生的高危人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注重对一些年轻干部实施长期感情投资，进行‘期权’谋利。”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将围绕“机关服务年”活动，进一步拓展电子监察领域，推进电子监察工作向街（镇）延伸，将电子监察系统向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工作领域拓展。上半年将所有行政审批事项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同时，开展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专项效能监察，确保治水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廉洁、安全地完成。

　　干部要自觉管住“小节”

　　苏志佳强调，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要做到三条——首先要恪守从政道德，办事不图回报；其次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管住“小节”；第三要主动接受监督，正确运用权力。

　　“少数党员干部工作的出发点不正确或者在各种诱惑面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正常的工作、职责内的事看做是自己给别人办事，因而接受别人的‘回报’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问题，甚至违纪违法就不足为奇了。只要我们心里想着群众，想想自己也是从一个普通的群众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人家来办事就好像自己当年去办事一样，希望得到热情周到便利的服务，你就会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履行工作职责。”

　　苏志佳说，从近年来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看，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都有一个从不拘“小节”到丧失“气节”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他们大都从帮助朋友、同学、老乡等办事开始，发展到一起吃吃喝喝，甚至认为逢年过节收个一两千元的红包没什么，不过是人情世故，属生活小节。他们往往忘记了曾经为对方办过事，业务上有过交往，或者本身就是合作的伙伴，收受这些红包就是违纪违法。以至‘红包’越收越多，几年下来竟然收受‘红包’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些教训值得记取。”苏志佳强调，“一个党员干部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离得越远，与违纪违法就靠得越近。”要做到自觉管住“小节”，一要谦虚谨慎，严格要求，洁身自好；二要保持良好心态，把快乐建立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上；三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四要慎交善交朋友。

▓深圳摊贩捅伤城管续：袭击行为被指蓄谋已久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刘启达

前日下午2时左右，练士滔、卢光伟等4名城管队员在深圳新安街道沃尔玛门口天桥上执法。

卢光伟与练士滔礼貌地要求天桥上一名女摊贩停止摆卖，劝说过程中，女摊贩竟悄悄地从腰包里掏出一把小刀朝卢光伟左手手腕割去。两名执法队员并未退缩，也没还手，仍试图将其礼貌劝离。

这时天桥上另一名男摊贩突然手持一把尖刀冲了过来，朝练士滔狠扎两刀，随后逃跑，女摊贩则被城管队员控制。

昨日，记者从深圳宝安人民医院了解到，“深圳城管队员被刺”案中的主角城管执法人员练士滔目前伤情已经暂时稳定下来。

而行凶者的妻子昨天表示，希望丈夫不要再逃跑了，早日回来投案自首。而深圳警方目前已成立专案组正全力追捕行凶者。

街道办：袭击行为或蓄谋已久

据宝安区新安街道办执法队队长刘锡贤透露，城管队员之前和这对夫妻摊贩打过多次交道，夫妻摊贩可谓“屡教不改”。在之前的执法行动中，女摊贩就曾经拿着刀对着城管队员。这对夫妻袭击城管的行为，很有可能是蓄谋已久的。

记者了解到，凶手从练士滔后背插入的第一刀，深入体内约20厘米，造成练士滔后腹膜巨大血肿，肠管破裂。第二刀从练士滔右前胸斜插入，造成其皮下伤。

练士滔目前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在3~5日内，他的伤情仍相当危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执法队：将对队员做心理辅导

昨日，刘锡贤告诉记者，执法队以前也曾遇到暴力抗法的情况，但从来没有这次这么严重。

对于此事，执法队为了保护执法队员，首先要让执法队员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训练应对危险情况，同时也要给执法队员配备相关的执法防护设备。刘锡贤说，经过此事，队员心理压力很大，针对此情况，也将会进行适当的心理辅导。

警方正全力侦办此案

事发后，行凶者逃离了现场，只有其妻子被控制。被警方控制的女摊贩——行凶者的妻子昨天表示，希望丈夫不要再逃跑了，早日回来投案自首。

据了解，事发后，宝安公安分局值班领导赶到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并部署侦破工作，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目前，警方正全力侦办此案，深圳城管部门也将于今日披露整个事件过程。

新闻回顾:深圳摊贩背后刀捅执法城管(图)

26日下午，深圳摊贩老帅用刀捅伤执法的城管队员练士滔。伤人后老帅逃跑。老帅的妻子称，刀捅前双方没有打架，只是有些拉扯。

▓应对猪流感，当以SARS为镜鉴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周东飞

自4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以来，疫情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蔓延。除北美洲外，南美洲、欧洲、亚洲相继发现疑似病例。应对猪流感疫情的警报，已经在全球拉响。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亚洲在应对猪流感上准备得更好，因为亚洲具备曾经应对SARS的经验。新加坡卫生部长许文远认为，SARS期间建立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和累积的经验，将有助于该国应对猪流感的挑战。

其实，勿需介绍如此详细的背景资料，中国民众仅从报纸封面发表的墨西哥市民纷纷戴上口罩的图片，就一定能产生感触和追忆。2003年SARS袭击亚洲，“口罩之城”一度成为中国最为常见的风景。所幸的是，中国最终经受住了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即便是在6年之后重新回首，仍然有惨痛的教训需要铭记在心，同时也有珍贵的经验需要传诸后世。以数名高官被问责为开端，疫情瞒报的痼疾得以清算，包括增进公共卫生事件透明度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开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体系的漏洞在SARS事件中暴露无遗，痛定思痛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疫情直报及疾病监测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制度得到完善。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以教训警示当下，以经验启迪未来，这些既可以看作补偿内容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获得更大进步的保证。从当前的信息来看，猪流感疫情尚在国门之外，但是中国未雨绸缪的应对已经启动。疫情信息的披露和发布及时通畅，关于墨西哥猪流感的报道通过报纸、电视、网络正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公众。卫生部27日已启动防控流感大流行领导专家工作机制，国家质检总局也于日前发布紧急公告，公布四项严防措施，防止人感染猪流感传播，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健康安全。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已相继贴出了有关人感染猪流感病毒的症状以及预防措施，并迅速被媒体转发。

香港自4月25日加强对猪流感的监测后，已接到3例疑似病例报告。27日晚，特区政府卫生部门宣布，经过检查3人均未感染猪流感。这一事例在让人如释重负之余，也让人进一步感受到全球同冷暖、疫情无国界的沉重与紧迫。要真正在防范疫情方面做到未雨绸缪，就应当将情况估计得严重一点，将计划准备得充分一点。事实上，经历了SARS的中国民众也早已不是闻疫情而色变的民众，他们懂得只要科学应对协力同心，前所未有的SARS危机尚且能够度过，猪流感疫情当然不是过不去的坎儿。当务之急或许在于检视SARS以来的基层防范体系，及早发现和弥补其间存在的疏漏。前不久，少数地方在手足口疫情上报中存在的不规范、不严密问题，至少提示了应当引起警觉之处。

SARS经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也应当成为全球共享的资源。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尔多27日说，墨西哥会考虑接受中方就抗击人感染猪流感所提供的援助。他同样提到中国成功防治SARS的经历，其实这些经历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援助的一部分，而且需要分享的绝非墨西哥一国。世界银行2008年曾预测，如果出现流感大流行，全球可能要付出30万亿美元成本，并造成全球GDP下跌近5%。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于疫情冲击经济的担忧有可能导致全球联手应对疫情的努力出现隐瞒等问题。我们当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应对疫情需要透明，需要行动，需要以人为本。

▓12岁男孩在派出所被打20多耳光 被要求擦车

来源：华商报 作者：李华

两少年打架，一方叫来民警将对方带到派出所“调查”。昨日，躺在病床上的12岁男孩小印(化名)捂着左脸上的伤痕难过地说，自己在派出所里不但被民警殴打，还被要求擦了几个小时的车。

少年：派出所里被打20多个耳光

小印说他在富平县庄里镇初中上学。4月24日下午4时许放学后，他在镇街道一家游戏厅因争游戏机与15岁的小柯(化名)打架，对方指着他狠狠地说：“你等着……”约40分钟后，街边停下一辆车，来人问小柯是谁打的，小柯用手指了指小印，小印随即被拉上车带到富平县公安局庄里派出所。

他说，一进派出所值班室，一名穿运动鞋的便衣民警就开始打他。“他连着打了我20多个耳光，还让我蹲下，在胸口连着踹了好几脚……最后就要求我去擦停在派出所大院里的5辆车，其中有两辆警车。”小印说，当时自己被拳打脚踢时，值班室内还有4名民警正在看电视，“他们嘻嘻哈哈冲我笑……”打人男子还威胁他，再不老实就把他铐在院子里的树上。

协警：孩子主动要求擦车

小印的父亲说，当晚不见儿子回家，就让女儿去找，后通过同学打听到消息。等赶到派出所后，他看到脸部肿胀的孩子在提水擦车，值班民警说等外出办案民警返回所里确认后才能领人。直到晚8时多见到民警孙刚，他才将儿子接走。

25日，小印住院治疗，医生诊断面部肿胀，伴有耳鸣、恶心、呕吐、胸部疼痛，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昨日，他的同学冀某证实，发生打架后，对方最后叫来了穿便衣的警察，把小印带走了。

昨日下午，庄里派出所副所长马向锋表示，办案民警和主管领导都不在，要等周一上班才能了解情况。但此时来所里寻找孩子书包的小印的父亲，却在楼道里遇见了孙刚。

孙刚表示，自己是所里的协警，当日是接到小柯报警后，才和警长李某一同处警。经小柯确认后，民警将小印带回所里调查。“我带人上车，一扭头，报案人就不见人影了。”孙刚否认自己曾动手打小印，并有同事可以作证，自己当时问过小印，想通知其家人，但小印说不出家人的电话。至于擦车，他说是小印主动要求擦车的。后来他要出警，也就同意了。

家人：处警记录是刚填的

记者询问调查笔录，孙刚表示要等到周一上班后看领导决定是否移交给谁主办此案，目前调查笔录还没做。在值班室，宣传栏上原先公布的孙刚的照片、警员职务、联系电话，也变成了空白。记者翻阅当日的处警记录，上面的记载只有几句，只有小印父亲的电话，并无小柯的联系电话，小印的家属认定“这个记录是刚刚填写上去的”。孙刚称小柯也是庄里镇初中学生，当日也没留联系电话，至今联系不上，并否认自己认识其或与其有亲戚关系。

小印家人表示，这个警察真会“自圆其说”。小印的母亲说，事发后，孙刚曾托中间人来医院探望说和遭拒绝。昨日上午，来了两名可能是县上某部门的男士，告诫小印家人不要“对外声张，扩大事态”。

▓别再说“作案手法非常专业”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云南铜业70余人集体腐败，涉案金额高达20余亿元，光董秘陈少飞就挪用公款7．6亿元操纵股票。云南省纪委副书记郭志宏近日指出：“陈少飞等人作案手法非常专业，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通过查处这个案子，我们纪委的同志感受到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云南铜业党委副书记陈云祥也感叹说：“他们做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事情，许多事情做得太专业啦，我们也没有察觉到。”

腐败分子做得很专业，外行人看不出来，这是现在各方面的一个共识。这是对腐败长期存在的一个解释，也是对有关方面“看不出来”的一个解释。

问题是，到底谁是外行人？那些纪检监察人员、企业领导人，也把自己划归“外行人”，让人不解。以前人们常说，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无非是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内外勾结。奇怪的是，手段并不高明的腐败分子，却能长期腐败、顺利腐败，无人觉察、及时制止。

但眨眼之间，腐败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倒是我们自己外行如旧，看不出其中奥妙。

不知道是腐败分子搞起了“末路狂奔”，还是我们自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甘落后。反正人家已经专业化了，远远地跑到前头去了，我们既然看不出来，自然就没有发言权，只好由着他们为所欲为——腐败分子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正可以抓住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人规定腐败分子永远只能采取“并不高明的作案手段”，而不能走“专业化道路”。即使他们曾经普遍采用“并不高明的手段”，也没人禁止他们有朝一日“专业化”。

腐败分子长期腐败、集体腐败，你却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不是没有履行好自己的本职嘛！因为腐败分子“专业化”，所以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很荒唐的逻辑。这样的“外行人”该不该反思？

当然，“我们纪委的同志感受到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算亡羊补牢。腐败分子总能以这样那样的原因得逞，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而且要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利益泥淖让博士点斯文扫地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毕诗成

继徐州师大申博失利十余名教授停教抗议后，近日，西北政法大学以“程序违法，结果不公”为理由，向陕西省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对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确定的第十一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进行重新评审。在此前的评审中，信心满满要结束没有博士点历史的西北政法大学落选了，据说在校园内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人民日报》4月27日）

现在之所以申博风波迭起，盖因国家对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了政策调控——此次评选结束后，2015年前将不再进行新的评审，这意味着下一次申博至少是6年后。以往间隔时间短，忍气吞声还能“忍”住；现在要一忍6年，干脆放手抗争一回，或许还有点胜算。于是，有了大声说“不”。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的“举证”，此次评审存在多重问题：一是有的院校申报材料中存在明显造假，省学位委员会未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专家评审制度走了形，专家组成不合理，评审时间仓促；三是评审过程不规范，在有高校申诉后，学位委员会在人数未“过半”情况下，举手表决了专家评审结果……类似问题，显然不只陕西独有，徐州师大“专家评审时名列第二，省学位委员会推翻专家意见令第三名晋级、第二名落选 ”的遭遇，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年，学术研究浮躁之风大涨，“弄”到博士点成为高校领导最重要的政绩——各种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大学无所不用其极地搞公关；管理者的评审权成为教育界的“肥肉”；评审专家乐得被“利用”得名得利；为了申博，一些高校高价引进两院院士，一个院士可以在数所高校挂出“幌子”；为了申博，一些高校不惜多面造假，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申报博士点堪称一件斯文之事，如今却斯文扫地。

即便是西北政法大学这个“被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表现出的也是毫不掩饰的利益考量——“如果这次申博不成功，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将继续被其他高校‘挖角 ’”；“如果这次申博不成功，西北政法将沦为一所三流学校”；“很多办学不过短短10年的工科大学法学院都申请到了博士点，我们有70年办学历史的学校没有博士点，这叫我们怎么接受？”这些“图利”的声音是非常坦率的，甚至已经被包裹到“西北地区法律人才赶不上发达地区，是因为整个西北5省（区）司法系统的法学博士屈指可数”这样一个“国家大利益”之中，但越是坦率诉求，越是让人不安——中国的博士点，何以能肩扛如此多的重负？难道神圣的博士点只剩下“利益”，而不需要独立、纯粹的责任吗？

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用20年走完了美国100年的路。从数字上看似可认同，但对于其中的揠苗助长，我们是否有足够警惕？是否有相应措施予以规避？现在真的看不到。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其前些时公开发表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指出，“至少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但对于急需以博士数字证明点什么的“各界”来说，前辈教育家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只能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昏话”。

前些年博士还是香饽饽，现在媒体上已经在讨论“博士就业难”。都说博士质量在下降，利益扭曲下的博士生教育，质量焉有不下降之理？很多有良知的教授也为“一个茶壶要管十几个几十个茶碗”而力不从心、大声呼吁，但在利益游戏的大转盘下，几乎没有一所高校、没有几个博导，能彻底从这场游戏中抽身而退。现在，在徐州师大、西北政法大学的示范效应下，不排除将有新的后来者。大学的合法合理抗争为重新洗牌提供了契机，也将对管理者形成一种倒逼——剥离掉重重的利益附着吧，让博士点“斯文”地回归到研究生教育的本质上来。神圣的学术尊严，神圣的博士教育，魂兮归来吧！

▓看守所揪出1名狱霸 判故意伤害罪加刑1年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雨公 焦哲

嫌狱友晚上整理记录时“翻纸的声音太吵”，在押人员黄某竟然把对方打进了厕所的粪坑里!南京雨花台区看守所的民警借助监控揪出了这名“牢头狱霸”。昨天上午，法官在看守所里的特别法庭上判决黄某犯故意伤害罪，加刑一年。

黄某是安徽五河县人，今年1月16日，他因在南京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被雨花台警方收押，在狱中，黄某不思悔改，仗着自己身强体壮，以“老大”自居，别人对他稍有不从，他就拳脚相加。今年2月14日凌晨，和黄某同监室的狱友唐某在床上整理记录，黄某觉得他“翻纸的声音很吵”，便对其一阵臭骂。唐某吓得躲在被窝里偷偷整理。可黄某还不作罢，他发现唐某没听他的话停止整理，便对其拳脚相加。黄某出手狠毒，拿着板凳对唐某脸上一阵猛砸，一直把唐某打得掉进了厕所的粪坑里，别人拉都拉不住。唐某头部、面部多处受伤，鼻骨粉碎性骨折。

看守所的民警通过监控发现了此事，立即对黄某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并联合雨花台区驻所检察室进行立案、侦查。在押人员听说黄某被查，纷纷主动找到工作组控诉他的恶行。昨天上午，雨花台区法院在雨花台区看守所内成立了特别法庭，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严厉打击牢头狱霸，坚决维护监所安全”的现场宣判大会。会上，法官判处黄某殴打狱友犯故意伤害罪，获有期徒刑一年，此前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合并对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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