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200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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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刊(One Magazine)本期目录
01.多名女中学生遭强奸 传涉及多名村委会主任 ………浙江在线
02.温州将65名疑犯广场示众引万人围观…………………法制日报
03.朝鲜接班人问题的宿命……………………………………大河网
04.深圳城管何以喋血街头…………………………………潇湘晨报
05.违法的是“示众”而不是“公判”……………………新闻晨报
06.了断公捕大会的是非恩怨…………………………………新华网
07.城管思路不变 暴力事件难免 ………………………中国青年报
08.剖析杨银波 ……………………………………………作品选001
09.我们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杨银波 ………………作品选002
10.鸡年自访——2005年新春献词 ………………………作品选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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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参考思索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公告:自2009年4月29日起,连载《杨银波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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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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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女中学生遭强奸 传涉及多名村委会主任
来源: 浙江在线
2009年2月13日下午。在杭州照顾病人的李芳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弟弟告诉她,“马上回丽水,女儿出事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在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碧湖派出所,李芳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办案人员说,她年仅15岁的女儿涉嫌犯罪,罪名是强奸罪!这一天,对于当地碧湖中学的许多女生家长来说,近乎世界末日。
他们被陆续告知,自己正在上学的女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了强奸,甚至参与了强奸。
据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透露,2月13日下午,一个初一女生向警方报案,揭露了这起至少已持续两年的强奸幼女案。3月23日,1968年出生的丽水莲都人陈伟军被批准逮捕,同案被逮捕的还有一个15岁的初三女孩,罪名均为“强奸罪”。
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据记者调查,被逮捕的初三女生是因为涉嫌介绍及帮助陈伟军强奸女同学,而被强奸的受害者中又有介绍其他女同学给陈伟军的,甚至被逮捕的初三女生本人,也是经女同学介绍认识了陈伟军。
同时,陈伟军除引诱、强奸女学生之外,还充当掮客,向他人介绍碧湖中学的初中女生,其中有多个村干部,在坊间传闻中还涉及碧湖镇及莲都区的多位公务员。其中一个绰号叫“大兵”的村主任已在4月4日以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经多方信息印证,至少有10位13周岁到16周岁的女初中生曾被陈伟军、大兵等人强奸。据多位受害者及家长的陈述,碧湖中学被“糟蹋”的女生数量有几十人之多,其间,多个女生堕胎、被传染性病乃至被诊断为终身不孕。
李芳的女儿,1993年出生的莉莉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被逮捕的女中学生。
由于尚未成年,案发后直到被批捕的一个月里,莉莉住在家里,但她很少开口说话,也不跟母亲辩解。一直到李芳带着女儿在公安机关做笔录,她才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情况。
莉莉涉嫌为陈伟军介绍并协助强奸三个女初中生。
莉莉本人也是在几个女同学的介绍下,认识在莲都区开KTV的陈伟军的。在熟悉了之后,陈伟军让莉莉介绍几个女同学玩玩,莉莉就叫上了同学冰冰。
这是莉莉第一次带女同学给陈伟军,在冰冰被强暴之后,陈伟军给了冰冰500元钱,给了莉莉300元,叫两人不要声张。
此后不久,莉莉又为陈伟军介绍了天天和露露。第一次都是找借口“出去玩”,事成之后,陈伟军都会给几百元不等的“报酬”,并送女学生手机等一些礼物。初二女生天天在被陈伟军强暴后不久,陈打电话给天天,称要送她一个手机,但必须让她自己去挑。就在买手机的当天,再次强奸了天天。
从2007年到案发,莉莉称大概从陈伟军处拿到四五千块钱,“都是陈自动给的,没有事先说好要给钱。”李芳转述。
莉莉一直没有向母亲承认陈伟军也强奸过她,但是莉莉的同学冰冰告诉自己的母亲,莉莉曾经为陈伟军堕过胎,就在丽水纳爱斯广场附近的一家诊所做了人流,当时冰冰就陪在莉莉身边,是莉莉打电话叫陈伟军出的钱。
和所有被牵扯的女生家长一样,李芳从来没有想到过女儿会出这样的事情。
李芳早年离异,女儿判给了丈夫。从女儿7岁开始,李芳外出打工,有6年的时间不在女儿身边。
“我知道女儿调皮、贪玩,但绝对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从女儿案发到现在,李芳几乎没有睡过觉。
她觉得现在的结果对女儿并不公平,“莉莉也是受害者,她也是被同学介绍给陈伟军的。一个10多岁的孩子,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骗。”
作为母亲,李芳觉得该女儿承担的法律责任必须要承担,但背后那些引诱女儿犯罪的人更应该得到严惩。
15岁的女生被逮捕涉嫌强奸罪
同学介绍同学的犯罪网络让受害女生数量剧增
在至少两年的时间内,同学介绍同学的模式让受害女生的数量迅速增加。
冰冰是到目前为止曾接受过调查的女生之一。据多方消息证实,正是她的“下线”报案,才引爆了这起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2007年,经莉莉“介绍”,冰冰认识了陈伟军,陈伟军非常喜欢长相甜美的冰冰,甚至在自己结婚的时候还让冰冰当了伴娘。
2009年2月13日,陈伟军打电话给冰冰,让冰冰和莉莉带个同学。冰冰带上了还不满14周岁的丁丁。陈伟军在碧湖中学门口接上了三个女孩子,开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与丁丁发生关系。事后丁丁打电话向班主任求救,校方陪同丁丁报案。
而令人发指的是,陈伟军等人经常当着莉莉等人的面强奸其他女同学。
除了报案的丁丁之外,大部分的女生在第一次被强暴之后并没有声张,一部分甚至在陈伟军等人的引诱下继续担任起“掮客”的角色。冰冰曾告诉母亲,她身边的同学薇薇等人,都曾经帮陈伟军介绍同学。而陈伟军自己也曾向冰冰声称,“你们学校七届以前的女生我都玩过。”
不爱说话的莉莉在母亲的质问下也曾表示,“我只是不说,她们介绍的比我多多了。”
目前,到底有多少碧湖中学的女生成为受害者,尚不清楚。“至少超过40个。”一个学生家长说,她曾到学校了解情况,问女同学“你是不是也被欺负过”,当着许多同学的面,那个女学生坦然承认,并不觉得羞愧。
多个村委会主任牵涉其中
有女生传染性病乃至不能生育
陈伟军不仅强奸女生,还常将手头的“资源”与人分享。
2008年3月,女孩菲菲接到陈伟军的电话,叫她出去玩。在丽水市区的一家龙虾馆,陈伟军和菲菲的同学劝菲菲喝酒。
等菲菲酒醒之后,发现陈和同学都不见了踪影,只剩她和另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大兵”——莲都区碧湖镇上赵村原村委会主任何国兵,目前除陈伟军及莉莉之外的另一位因涉嫌强奸罪被刑拘者。
大兵最早在碧湖开电器店,后来放过高利贷,开过当铺,之前曾因为打架斗殴被判过刑,2008年下半年当选为村主任。
从辈分上来说,大兵还是菲菲的堂舅舅。据多个受害者陈述,除大兵之外,当地还有其他村主任涉及其中。
让菲菲没有想到的是,强奸她的这位堂舅舅,竟然患有性病。在此后不久,菲菲感觉身体不适,最后是陈伟军出钱给菲菲看病。在菲菲患病期间,因为与同学互穿内衣裤,导致了其他女同学得病。
事发后,菲菲在母亲的陪同下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菲菲母亲,不到16岁的菲菲今后也许将不能生育。
当地宣传部通报最新进展
称尚未发现有公务人员涉及此案
一夜之间,位于丽水市碧湖镇大众街的碧湖中学成了焦点。
这个拥有1000多位学生的初级中学的校风在当地一直是被诟病的对象,打开百度“碧湖中学”贴吧,其中的内容不堪入目,完全不能想像是未成年的初中学生所发。
现任校长蔡勇强2008年8月才调任碧湖中学,他的前任,因为有学生溺水身亡一个星期,学校居然未发觉而被调离。蔡勇强说,自他上任之后,对学生进行了军事化管理,建立了非常严格的请假制度。但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蔡校长的话在一些学生家长那里得到印证,从去年底开始,学校明显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此次事件后,蔡勇强在一次家长会上向家长表示,学校和家长都需要加强管理。
一个女生的家长说,因为女儿成绩不错,过去很少管,但现在每个星期五两点半放学,他们要求女儿三点前一定要回到家里。
4月26日,星期天,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学生的家长现在都不准自己的孩子离家一步。
昨天晚上,丽水市莲都区委宣传部通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莲都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此案,要求公安部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尽快彻查此案,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在初步侦查过程中,尚未发现有公务人员涉及此案。此案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为保护受害者不再受到伤害,文中除陈伟军、何国兵外均为化名)
▓温州将65名疑犯广场示众引万人围观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陈东升
一场并不新鲜的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在浙江省温州市引起了广泛争议。被示众的65名犯罪嫌疑人中,22周岁以下的有44人。支持者说,这样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说,这种做法严重违法。
视点调查
虽然已过去3天,但回忆起那天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的情景,犯罪嫌疑人林华的父亲仍在不停地叹气。这位上世纪70年代的劳模羞愧而沮丧地说:“光天化日之下,这个逆子被押到广场上示众,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4月23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在瓯江帆影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公开逮捕6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32名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当地媒体报道宣判处理大会时,用了“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这样的话。
大规模的公开宣判,引起了温州市民的争议。支持者说,这样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说,这种做法严重违法。
如临大敌65名犯罪嫌疑人广场示众
4月23日清晨,温州市江滨路帆影广场警笛阵阵。大约8点钟左右,帆影广场开始实施交通管制,广场两侧临时搭建起铁栏杆……
上午9点40分左右,65名犯罪嫌疑人被押到广场上一字排开。公安局负责人在介绍完他们所涉嫌的犯罪情节后,逐一宣读逮捕决定。
4月5日抢劫劫持人质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站在第一排最西边,当听到“张某被民警当场击毙”时,犯罪嫌疑人董某的双腿突然向前弯曲,身体向下瘫倒,被身后的武警拉了起来。
18岁的周某从湖北到温州找工作,工作没找到身上又没钱了,便在郊区抢了路人的90元钱。听到自己被宣布逮捕后,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不住地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擦拭着泪水。
记者了解到,被宣布逮捕的65名犯罪嫌疑人年龄层次偏低,大都是外来人员,其中22周岁以下的有44人。
10点10分左右,32名被告人被押进广场,公开宣判开始。这时,人群中开始出现骚乱,一些被告人家属情绪激动。一名妇女看到等候判决的儿子时,哭得昏厥在地。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双手掩面,抽噎得全身颤抖。
“老公,老公……你干嘛要去贩毒啊!”看到被押过来的丈夫,铁栏杆外一名满脸泪痕的青年妇女拼命往前挤,伸出双手试图抓住丈夫。
示众目的:壮“严打”声威灭不法者气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温州市开展打击整治“两抢”犯罪大会战。1月至3月,全市“两抢”案件接警数比去年下降31.3%,破获“两抢”案件755起,刑拘“两抢”案件犯罪嫌疑人564名,追缴各类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50余万元。
温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公开宣判处理大会上说,这次大会,是壮“严打”声威、掀“严打”高潮、长群众志气、灭不法分子威风的重要标志。今后,将全年保持高压态势,以深入推进“平安温州”建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在现场观看的受害者张女士告诉记者,那天晚上她走在街上,突然感到耳朵一阵剧痛,手一摸,金耳环没了,耳朵鲜血直流,一名男子从她身后快速跑过。“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那个坏小子在不在里边!”张女士愤愤地说。
“年纪轻轻不学好,去偷去抢,活该”、“政府早就该这样了,看那些歹徒以后还敢不敢乱来”,与张女士一样,在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现场,一些温州市民认为,这样的活动替老百姓出了口气,对遏制犯罪活动有强大的震慑作用。
始料不及:公判处理大会成网络议论焦点
然而,令举办者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很快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争议焦点集中在:法治社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拉到广场上示众是否合法?
网友“我是一只鸟”说,将犯罪嫌疑人拉到广场示众,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示众,等于在事实上给他们定罪了。
网友“芭蕉树”说,谁能保证被示众的65名犯罪嫌疑人、32名刑事被告人中不出“意外”?
网友“内心的震撼”说,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带有羞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成分。法律只有惩罚人的功能,而没有羞辱人的义务。无视每个公民作为“权利人”的尊严和价值,最终只会损害法律的神圣与威严,与法治文明精神背道而驰。
网友“我不是摔锅”说,公判示众是以摧毁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法外之刑,这种做法早已经被国家司法机关宣告为不法而被禁止。
网友“首席评论官”则为宣判大会叫好。他的观点是:严厉打击不法分子,是每一个老百姓最为朴素的愿望与诉求。宣判大会是快速改善一个社会治安情况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任何脱离本国国情、脱离国民素质的法律和执法方式都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
“我也曾有过被抢的经历,对抢夺犯罪很憎恶,但我反对公开宣判处理大会这种方式。”温州市宏德中学的陈老师说,这些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社会应该宽严相济,尽量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开宣判处理,等于是当众把他们往绝路上推,这与国家政策相违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专家观点:公捕侵犯犯罪嫌疑人隐私权
公开逮捕犯罪嫌疑人到底是对是错?温州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温州大学法学教授方益权认为,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对于震慑犯罪、鼓舞群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审判的教育和惩治功能等,都有重要意义。从法治原则上看,公开审判原则包括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两个方面。而公开宣判的方式,可以以传统的宣读判决书、张贴判决书等方式进行,也可以以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布开庭公告、直播案件的审理、宣判的方式进行,还可以以召开公开宣判大会的方式进行,这些方式没有本质的差异。从审判的社会价值上看,公开宣判大会是对当事人及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最鲜活的题材。
但方益权也指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在公判现场对犯罪嫌疑人公开宣布执行逮捕,这一方式违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王志邦对温州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在广场上公开处理,违背了法律程序,属于法外施刑。这种名为公开处理实为示众的做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的人格尊严。即便是罪犯,他们的人格尊严同样也受法律的保护。
“示众不能起到惩罚和震慑违法犯罪的目的。”王志邦认为,这样做要么使当事人陷于绝望而自暴自弃,要么使当事人羞辱难当而蓄意报复社会,并不利于对其教育改造。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它起到了一种较坏的示范作用,等于告诉人们:对于违法犯罪的人或者犯了错误的人,是可以侮辱他们的人格尊严的。
▓朝鲜接班人问题的宿命
来源: 大河网 作者:吴稼祥
最近最吸引世界眼球的国家,不是奥巴马领衔主演的美国,也不是贝鲁斯科尼与美人共舞的意大利,甚至不是被萨科齐嘴皮把玩的法国,而是我行我素的朝鲜:导弹上天,公权落地。
据韩国媒体26日报道,被指定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继承人的三儿子金正云,最近被任命为朝鲜国防委员会最底层职务“指导员”,开始为继承大统做准备。
报道说,与父亲金正日从劳动党开始逐渐掌握大统不同,金正云从国防委员会开始走上接班之路,这可能与金正日提倡的“先军政治”有关。所谓先军政治,就是军事压倒一切的政治。历史上,西方的斯巴达,东方的秦国,是最早的“先军政治”国家。从党国军到党军国,再到军党国,可能是朝鲜从“主体思想”时代走向“先军政治”时代的主要线索。
自从法国大革命判了君主政治(君主立宪除外)的死刑之后,国家权力就在法理上从“私权”转变为“公权”。国家权力的公权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公民主权形态,另一种是人民主权形态。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前者是“股份制”形态,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所采用;后者是“公有制”形态,曾经为所有苏联体系的国家所采用,至今还是朝鲜、古巴等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任何被称为公有物的东西,实际上都悬在半空中,一定要下落,落在碰巧最接近它的人的怀中。被某个人抱在怀里的公有物,就像未受到阻拦的自由落体一定要落到地面一样,它也一定要落为私有,私有从私用开始。“公权私用”,就是权力的“终身制”;从“公权私用”到“公权私有”只要一步之遥,那就是从终身制到世袭制。世袭制有兄终弟及,比如古巴;也有夫让妻受,比如前罗马尼亚;最常规的还是父权子继,比如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XX。
《西游记》里有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要我看,它是一则伟大的寓言。在东方,白骨精就是专制主义;在西方,白骨精是扩张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先是寄居在君主制度躯壳里,被各种名目的革命打碎以后,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貌美如花的小姑娘——,有民粹主义,也有民族主义,还有更漂亮的爱X主义。可惜的是,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唐僧们,还在为被打瘪的老头子和老奶奶的躯壳哭泣,等到被白骨精抓到山洞里再后悔,就已经晚了。
人类的不平等现实往往驱使人们逃避自由,追求平等,最终追求公有。但未深入探究的人可能想不到:被共同占有的东西如果是一次性消费品,那是平均消费;如果被共同占有的东西是财产或权力,即使全社会的人环绕着它呈圆周等距离分布,等到可以接近它的哨子一旦吹响,占有它的比赛就开始了,能力最强的人,就是最先占有它的人,靠近这个幸运儿的,可以分一杯羹。如果说,这种状况下,还有什么平等的话,那只有是平等地挨饿,或平等地被奴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自由的平等,只能是人类的噩梦。在自由的不平等下,你还可以改变你的现状;在不自由的所谓平等下,你只能接受宿命。
这个宿命,就像“公权”目前正在朝鲜半岛自由下落一样,谁也不能阻挡。
▓深圳城管何以喋血街头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长平
前天下午,在深圳又发生了一起城管执法的悲剧。执法队员练士滔被摊贩老帅前后各捅一刀,生命垂危。老帅负罪逃亡,留下妻子独对残局。两个家庭同时面临破损。媒体报道中,两个人分别都在工作伙伴中被称为老实人。两个老实人相见,为何喋血街头?
广东媒体在同一天报道,随着网络曝光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引起多方关注,广州近日应运而生“小贩对付城管十大绝招”,包括如何联合对抗、送红包搞好关系、被打时“尽量以刘翔一般的速度逃避”,等等。
没有证据表明,练士滔看过“实务”之后去执法,老帅看了这些“绝招”之后出手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前的关系,正如“实务”和“绝招”所揭示的,充满了敌意和算计。执法人员认为,老帅夫妇“屡教不改”。而摊贩则说,自从城管此前罚没了一些摊贩的货品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在包里备把刀防身。
可悲的是,《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所传授的“不能轻易放过相对人”、“要使相对人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原则,在摊贩这里干脆颠倒过来:“不能轻易放过没收货品的城管”、“要使城管脸上见血,身上见伤,周围见人”。这样一种“人若犯我,我定犯人”、“你要不仁,我更不义”的态势,不应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练士滔并不是老帅的世家仇人,假如他脱下城管的服装去逛街,两人也许还能成交一笔小生意。但是,一旦进入社会角色,城管和摊贩就对立仇视,以至于藏刀备用。
城市摊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并不是执意犯罪的人们,而是期望通过自己卑贱的劳动来养家糊口。如果把他们当作潜在的罪犯对待,那么不要说城管不管用,就是警察的力量全都用上也远远不够。不幸的是,《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所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意思。
若干年前我和同事去中部某省份采访,有人为我们借了一辆车。那辆车开出去之后,街道两边如同浪涛翻滚,人们拼命逃散。我们大为惊讶,稍后才反应过来,原来车上喷着“××执法”的字样。当时我的思考是,城市管理者每天都在这种情景下工作,多么容易变得骄横跋扈。今天我才想到,另一方面,那些逃跑的人,每天看到这样的车,心中聚集着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开着那样的车上路,有多少“危险”伴随。
社会状态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而且永远在没完没了的互动之中。总有一些人,往往都只会把自己设想成强者,或者是潜在的有能力反击者,而没有想到,对方也会以牙还牙,而且可能更加凶猛。为什么要强调人性执法,那不就是希望收获对等的人性?
当然,我并非不同情执法队员练士滔的遭遇,也并不认为是他亲手种下了仇恨。他是一个受害者,既受害于老帅的不义之刀,更受害于某种畸形的制度。要保证“权为民所用”,人性执法,仍必须从制度层面予以审视。
▓违法的是“示众”而不是“公判”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王琳
4月23日上午,温州市在某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有6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逮捕,32名刑事被告人被公开宣判。当地媒体报道称,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
近年来,围绕公审公捕大会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歇,此次温州的公判处理大会也有同样的遭遇。先是温州本地市民在论坛上激烈争议,27日《法制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经一些门户网站转载后,论辩更是扩展到了全国。支持者认为,公判大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认为,这一做法严重违法。而在笔者看来,简单地说“公判有理”或“示众违法”都欠缺足够的说服力。
首先,温州此次公开宣判处理大会,虽然包括公开宣判,但又不仅仅只是宣判。如前所述,还有6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逮捕。被逮捕者之所以要称为“犯罪嫌疑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法院的依法审判,因此,不能将他们当作有罪的人来看待。正是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公安司法机关在执行逮捕或拘留时,开始给嫌犯戴上头套。头套的作用正在于避免嫌犯在周围人群过分的好奇注视下,感受到人格侮辱。从逮捕的法律性质上来看,这并非惩罚手段,而只是一种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当逮捕成为必要时,侦查机关就应依定程序及时将嫌犯收押。鉴于每个案件的逮捕时机各不相同,且无论是检方的批准逮捕还是公安的执行逮捕,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集中逮捕实与诉讼规律背道而驰。人为地将65名嫌犯一并公开逮捕,既违背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也大大降低了司法效率。
其次,温州此举虽然有浓厚的“示众”色彩,但是不是“游街示众”还有待考证。应先指出,公开宣判并不违法,反是法律的硬性要求。审判公开不但是各国公认的司法准则,也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63条更是明确,“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宣判并不违背无罪推定,而恰恰是要通过公开的形式宣告法律的实现。当然,宣判一律公开,也不表示宣判就可以示众。笔者也坚决反对将嫌犯或已被定罪量刑的罪犯游街示众。只是“示众”和“公开宣判”其实多数时候不易区分。“示众”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定标准,不论是在法庭内“公开宣判”,还是通过电视直播“公开宣判”,抑或在广场上“公开宣判”,严格来说,都符合“示众”的特征。公众对前两种公开宣判的形式多半不会产生质疑,而独对在广场上的公开宣判不能接受。这一社会心理着实令人寻味。如果以宣判时观众的多少来判断,那么宣判直播都应取消。如果依宣判场所是法庭内还是法庭外来判断,那么所有田间地头广场剧院的宣判都应以“示众”为由予以禁止。从中国司法的现状来看,“示众”文化固然源远流长,司法神秘主义却也是根深蒂固。既应祛除“示众”流弊,又应倡行司法透明,这才是对“公开宣判”应有的态度。
从网上公布的图片可以看出,温州此次“公开宣判”中有违法治理念之处着实不少。比如一字排开的被处理人(不知是嫌犯还是被告)多数穿着醒目的囚衣;如果是接受宣判,被告人应该面向国徽和法官,而在照片上他们面向的却是围观群众;会场的中心是“大会主席台”,隐喻着“大会”替代了法庭,一场司法活动俨然成为政治活动……凡此种种,都在减弱“公开宣判”的司法功能,与此相对应的是,“示众”意味因这些细节愈加凸显。
▓了断公捕大会的是非恩怨
来源:新华网 作者:鲁湘
温州将65名犯罪嫌疑人广场示众惹争议。被示众的65名犯罪嫌疑人中,22岁以下的有44人。(4月27日《法制日报》)
每一次关于公布公判大会的新闻总会成为热议的焦点,赞成者认为,这样有利于震慑犯罪;反对者也是言之凿凿,公捕公判不合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其实,所有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公捕公判的一个更根本层面——即使犯罪嫌人都被认定是有罪的,立法也已经对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幅度。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义务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承担教育功能呢?显然没有。因为,如果我们坚信以人为本,人就从来都不应成为工具,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犯罪嫌疑人也有合法的权利。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来说,公捕公判大会带来的是心理的惩罚和折磨。新闻中我们看到,上世纪70年代的劳模羞愧而沮丧地说:“光天化日之下,这个逆子被押到广场上示众,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他丢尽了。”一名妇女看到等候判决的儿子时,哭得昏厥在地。犯罪分子即使十恶不赦,可是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惩罚他们的亲属呢?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他们的颜面,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能笼罩这样的阴影呢?
面对那些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相信每个怀有善念的人都会咬牙切齿。但在一个法治时代,我们也必须得明白,正义的实现必须通过正义的方式。否则可能就是斩不断的恩怨,继而滋生更多的是非。不是吗?65名犯罪嫌疑人中,22岁的就有44人,他们以后的路还长,以这样的公捕公判让他们以后的路怎样在这个社会延伸呢?退无可退之后难道不是更多是非的滋生?
惩罚的“复仇情节”要不得,一个现代社会,刑罚要使犯罪分子更好地回归社会已是共识,这是人类的归宿,显然更是司法的使命。
▓城管思路不变 暴力事件难免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萧锐
26日下午,深圳宝安区前进二路沃尔玛门口天桥上又发生一起小贩与城管的暴力事件。新安街道城管执法队员练士滔被摊贩老帅一刀从左腰背插入,刺穿前胸,转过身后,他的右胸又挨了第二刀。老帅随后逃跑,其妻张金群被警方带回。(《南方都市报》4月27日)
又是小贩与城管!
在报道中,当事双方均被评价为“老实人”:在被袭城管练士滔的同事眼中,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的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勉,执法也一贯文明”;在与袭击者同样是摊贩的同行们看来,老帅最突出的品质也是“老实”二字。老实!多么平静而普通的一个词,在如此突兀的暴力事件中却那么扎眼。这场发生在两个“老实人”之间的悲剧,难道仅仅是当事人的悲剧?
在被同事和同行评价为“老实人”时,如果做一个换位的评价尝试,又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呢?在新安街道城管执法队刘队长(也就是被袭者的领导)看来,老帅夫妻是“屡劝不改”;而在老帅的那些同行眼中,“城管长期的执法和偶尔的罚没”使得他们中一部分人“开始在包里备把刀防身”。“屡劝不改”恐怕是再怎么都无法跟“老实”扯上关系的,最多也就是因为“老实”而执拗,因为太过执拗而变得在执法者眼中成为“屡劝不改”。而在摊贩们眼中,城管只是一个职业属性,几乎没有什么属于个体的特征,什么叫“长期的执法”,什么又是“偶尔的罚没”?这些因为带了修饰语而变得有些缓和的描述,其实丝毫不会阻碍公众对街道上几乎每天发生的此类冲突的真实理解。
在小贩眼中“老实”的同行,在城管看来是“屡劝不改”的典型;在城管的评价中“为人忠厚老实”的被袭者,到了小贩口中便只能跟“ 长期的执法”和“偶尔的罚没”联系在一起,还有就是,不只一个小贩在身边备了管制刀具。迥异的评价是因为彼此不熟悉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原因造成了这种群体间的割裂?
小贩们是有难处的,街巷是他们安生立命的所在;城管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市容市貌”。只要有起码的换位思考,其实都可以理解。如果双方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值得同情的,那么需要反思的是不是就轮到我们那整齐划一、几乎连树木都要修剪到“横成排,竖成行”的市容观?还有以没收和驱赶这样简单粗放的管理手段维系起来的城市管理?
《清明上河图·城管来了》,“城管执法秘笈”事件,还有刚刚发生在宝安的“老实人”的冲突,都促使我们对城市管理的现状与体制积弊进行深刻反思。在“老实人”老帅之后,还有那些依旧备在小贩身边的“防身”刀具,可能酿成一起又一起暴力事件。
▓剖析杨银波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4年5月16日
数年磨历,凡事我已形成一个既定的习惯:问题既出,必须首指己身。作为坚定的社会批判者,更应注意这个问题。我每日观察不断、反思不停,周遭声音也杂乱得很,我想我总得选定一个特别的时间,将一切杂乱之声归为源泉,结合自己现时的智力进行独立分析,以最诚实的声音剖析自己,寻找自己身上永恒不变的有价值的特质,并寄希望于绝不背叛、消灭、扭曲这些特质。面对一个空前庞大、复杂、多变甚至深系自己使命与精神的世界,我必须重新认识杨银波,尤其是此时及将来的杨银波。
我性刚情烈,重情重义,深知廉耻与卑贱;但常常有勇无谋,由急躁而浮躁,有时略显刻薄。我的同情心深,仁德待人,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成人之美;但做事不细,常失时机,有的甚至酿为终生遗憾。我和我的亲人及周遭人群,多是门庭困苦之辈,乐劳苦于不疲,以流浪天涯为生计,由此永世接触底层社会,与之同淌血汗与泪水,悲天悯人。我常习惯于苦恼自叹,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如今已患上严重贫血、过分消瘦、日日失眠及胃肠之病。我深知我内心之孤独,谋事不达,悲惨难测。许多事情现在看来虽是部分成功,但多受毁谤与不解,这当中有我本人的问题,那便是欲望无止。
受古今英雄性格所致,我向来追求侠肝义胆、豪放悲壮之气,崇尚壮志、壮胆、壮举,向往壮丽、壮观、壮大,哪怕波澜重叠、沉浮万状我也愿意舍己成仁。然而在不惜个人一切代价的同时,却窥见自己有勇无谋的致命弱点,为此常常于失败受挫之时回顾茫然,如同暗雪飘零。有时我非常意外地成为群体之中运筹帷幄的中心角色,但此时我总变得相当保守,原本的激进与热烈大大降低;谨慎,并一再检视我和这些群体走过的每一步。——我曾于家乡庙宇请教三位高僧:我的前世是什么?均答曰:出家人。这些年来我也有此同感,命运被压抑而不能伸张,参见世象万千之余更是悲观叹世,乃至失去本性之后又努力争取回归本性,到最后才发现我所抗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逆变,由此奋斗于追求永恒与本真。
我的身体很容易疲劳。噪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忙以及紧迫的生活节奏,都会使我精力消退;而挣扎于苦水之中的受难者,欢乐于杀人不见血的权势者,习惯于冷眼嘲讽的麻木者,更是令我精疲力竭。我若无人激励,常常找寻不到自己的位置,长期的失望总会令我养成惰性。我已发现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我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地消灭这个惰性;而消灭它,应该依靠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那便是勤奋。我必须视勤奋为精神,让这种精神敦促我对时间、生命的再认识,使我觉察到惰性是一个多么亵渎自己、毁灭自己的敌人。包括其他更多方面,“向上攀登寻找神”都已成为我的计划与实务,因此灵性或宗教性的思潮时时在我脑中涌现。
底层社会中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完的艰辛、烦恼及仇恨,使我无限幻想,借以解脱我对灾难制造者的泄狠和对弱势挣扎者的悲悯。——我总是那么天真纯朴、忠厚诚实,这是为什么?我曾试图以虚伪狡诈、阳奉阴违来避免可能遇到的陷阱和责难,但时间和事实会很快证明我是一个多么可笑的演员,似乎在我这颗头颅的上空总有一双眼睛和一张嘴巴在死死地监督着我的一举一动,为此我用100个天真纯朴去弥补之前的1个虚伪狡诈,用100个忠厚诚实去弥补之前的1个阳奉阴违。我想假如没有文字,或者甚至连音乐、绘画、书法、诗歌、艺术、文化都没有了的话,死不要脸地苟活于世已无意义,我可能会于现世之外选择“再次”出家或者“再次”死亡。所幸我尚在现世之内,所幸我此时此刻仍有争取“不死”的机会,这个机会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我要入世!
倘若我没有任何作为而得到别人的掌声或奖励,我一定为之羞愧;倘若一种制度、一个政党、一种现象、一个人、一本书、一句话有其价值之必需或必反,我一定展露才华,全心投入。我预知我的未来,将是过分的自我牺牲精神充其一生,甚至任凭别人得寸进尺也不作回应。我的精神状态取决于我所受到的鼓舞,这种鼓舞不一定是一腔热血的认同,更可能是一尘不染的童心、一针见血的批评、一本正经的说教以及一触即发的愤怒。是的,我渴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和决定,而后一丝不苟地遵循。爱因斯坦、施特劳斯、米开朗琪罗、哥白尼、拉威尔、雨果、肖邦、贝尔、隆纳德赛尔、杰克齐娜凯西、罗纳尔多配利、索罗门阿莱幸、贾基乔伊娜纳克丝,他们被我视为知己,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聆听、观赏他们的一生所见所思所作所为,这是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尖锐的、诚挚的、震撼人心的鼓舞,而且我们似乎早就是同类人。
我的成功必须依赖于我的独创性。我深刻地反省,由于执行能力、管理能力都很差,而且许多事情的失败是由于我计划、策划得太过周详而误失时机所致,所以唯有创造性的事情才能使我感到有些许价值。如果我不当作家和社会活动者,也必然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只有歌手、乐手、演员、诗人、记者、画家、书法家、设计师、摄影师才可能是我的另外选择。我这一生,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万事万物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无数的调查行走之外,便是与老天爷连线,走向未知。这个充满着无数观察与思考的过程,仿佛仍是出家修行,整个过程都是心灵上的解脱:回归老天,使人悟明无吉无凶、无生无死、无始无终。然而,冒险、疯狂、激进、心软、梦想,一直是我的关键词,许多才华往往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容易展露,有时因之不知天高地厚地恃才傲物。于是,我今夜据此写上一笔40字书法赠与自己,以求余生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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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雷│天│暗│千│风│唯│五│从│欲║
║狼│霆│闻│室│里│雪│惜│湖│公│速║
║罢│息│若│之│独│盖│釜│剑│用│不║
║威│怒│雷│恶│行│世│甑│戟│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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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杨银波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4年9月12日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第20个教师节。2004年9月10日,杨银波写于中国广东。
19年前的1月21日,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有了“教师节”的决定。19年后的9月10日──亦即今日,除了回顾这19年的教育进程和阻碍之外,我们一定还能并不客观地回忆起一些年轻稚嫩的面孔和往事,比如我们曾经共同教过的那个叫杨银波的学生。以我们对他性格的点点了解,或许此时的他也正在回忆着我们。
我是张晓梅,已然不是教师,但16年前的杨银波是能够有所记忆的。我们当时在家乡找不到一个让人看得起的角落作为幼儿园,如同今日被当作“地下状态”的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所有人都亲身体验过贫穷、窘迫和绝不敢攀比的内心背景,但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模糊地启蒙了这个人。我教过他一年,一年以后我便再没见过他,截至今日仍没见过,这大都因为师生皆穷,我到外地打工的生活延续至今,而他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除非他能真的能为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谋些看得见的福利。是的,他的语言、算术的优秀能够在当年的课堂上换取一点被奖励的零食,但在数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课堂所给予他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奖励,更多的是自省、反思和鞭策,尤其是在已拥有如我当他老师时的年龄的2004年。
我是武德琼。当年的新岸山村“新建小学”已经重建,我在这个学校奋斗的岁月记忆,已被曾患上的精神病冲淡,而这个病的由来则是我把我的心血,在那六年里全部寄托给了我的30多个学生,杨银波是其中一个。我曾批评过他两次:第一次他九岁,当时我生了重病,不服药便已无法下床行走,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偷偷地看著我这张痛苦的脸,可他并没注意到旁边的药和开水瓶,然后他就偷偷地跑了。一堂课上,我批评他:“身为班长,脑子里咋个没有想到帮老师倒一下开水?你这班长是怎么当的?”第二次他十岁,当时他的期末成绩突然严重下滑到第四名,那是他父母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没想到父母的外出给他带来的竟是懒散、放纵和任性。指着这个从未有过的成绩单,我批评他:“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今后绝没有出路。你过去原本是不服输的浪头尖,现在心不稳,这既对不起你父母,更对不起你自己这块材料。”
2000年的那次过年聚会,17岁的杨银波和我们都喝醉了。他向他的诸位老同学(如伍波、吴建勇、王小波、李小奎、罗晓波、裴启勇、梁晓红、周梅等)讲起稽康、李卓吾、鲁迅、李敖、柏杨以及政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我自己的学生所进行的长达两小时的激情演讲。他的激烈表达在我意料之外,我尚不知他的骨子里竟发育着这样一种少见的猛烈和抗争,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当时在激情背后的那种痛苦和压抑,以及过于理想主义的狂傲和孤立。2004年的过年聚会,来看望我的学生已经仅有那么五六个了,杨银波已连续两年没有来,我对此很遗憾,但基本可以理解。今年2月底,他和他的父亲杨庆华突然来到我自己办的幼儿园(有30多个幼儿学生),我已不能认出他的模样,他突然变得很瘦、很忧郁、很敏锐,几乎每一个细节在他的脑子里都不再仅仅是感觉和情感,更多的是细节背后的问题和矛盾。他第一次把我面临的困难作为“女人”、“公民”、“农村”的困境,至于“教师”,这个概念在他头脑中已经渐渐淡化。
我是李培文。杨银波是我在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教的第一批初中生之一,他和我一样,都已离开永川市第十二中学。实事求是地说,他在那灰色的三年里备受争议,但在那三年里,他尝试过的角色的确相当丰富。他曾是学习成绩全镇第一名获得者,曾是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曾是英语、数学、语文科代表,曾是学校乒乓球高手、长跑冠军,曾是绘画者、赌博者、个人卫生最不合格者,也曾是装扮媳妇的小品演员;最重要的是,他是封闭式专制教育的反对者。然而,他在那时并没有学会表达,以至于助长了我们的批评力量。他曾在我的办公室被骂得痛哭起来,而且竟有六次左右,后来抵抗力渐渐加强,尽管不敢当面反驳我,却在朋友交往上更接近于那些被开除和记过的学生,他觉得这些人当中有人会比同窗更看穿世道。透过他那固执的目光,我想他一定在幕后知道了太多的真相和理由,但又觉得很无奈、很彷徨、很无助。
杨银波15岁时,我去过他的家中。一间屋是草房,三间屋是瓦房,草房很破,瓦房很烂,屋里的泥巴地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听他爷爷说这是杨银波的父母用三年的过年猪肉才买下来的土墙房子。在已经逐渐剥落的白墙上,满墙都显示着他九岁到14岁写过的墨笔字和绘制的图画;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他用蓝色的墨笔写着大大的“勤奋”二字;门上有杜甫的诗,而他的左手腕上用刀刻着一个“忍”字。在这房子的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花园,其中一个花园是杨银波自己亲身培植和维护的。从这房子向远望,我便能俯视周围,且能清晰地眺望长江和朱沱镇最大的两座山,其中一座大山有寺庙,杨银波曾几次单独去过。我一直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人越发有些奇怪,我们的谈话随之渐渐减少,但内心的隔阂和抵抗却在渐渐增加。2002年4月,我在永川市文曲路见过他最后一面,那时我已经到永川市第八中学教书了。当时他背着挎包,留着长发,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对我说:“环境对青年养成的惰性和僵化,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你要保重。”
我是朱平。但凡过年,必有聚会,如林洁林、胡晓、曹兰、邓明珠等杨银波的老同学皆有参与。去年教师节那天,杨银波给我打过唯一的一次电话,我很激动,但并没有对他目前的工作作出过任何评价。我的妻子后来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双方谈得都很愉快。至于促成这种愉快的原因,想必是杨银波的确从内心里感谢我──是的,我有资格这么说。永川市萱花中学是重庆直辖市重点中学,杨银波在这里度过了他最潇洒、最随意、最果断、也最痛苦的两年多高中。他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卢伟,遇到了第一位对他批评最有作用的政教处主任──陈治奇,遇到了第一位具有自由主义风格的英语老师──唐伟,遇到了第一位引领他走入文学之门但最后又分道扬镳的晨风文学社社长──樊一峣老师,当然他还很幸运地遇到了我。他在这里获得过全市“三好学生”、金太阳奖、全年级第一名,当过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两年英语科代表,在国家级纸质媒体发表过有史以来的第一篇杂文。他在这里退学,并间接导致其他学生退学,引起风波。
他激烈地渴求教育改革,可他没有任何一次成功,这是他在萱花中学不断地用文章痛骂很多现象和很多人的回圈因素。最初,他以超出同窗两倍以上的勤奋去全力投入书本,但对他最有价值的信息却是来自广东农场,几乎每隔半月便有一封他母亲梁如成的书信从那里寄出。他活得很压抑,因为对比起城市的同窗而言,他更具体地、长期地见证了苦难。到后来,他向我提出条件:不交任何作业,不听任何讲课,全凭自己自学。我基本同意。这种状态进行到高二下期,他的成绩一直拔尖,然而他所花费的时间仅有一部分是在为应付应试教育而努力,其余的大量时间他都在整理自己的文集诗稿,并阅读大量的杂书杂报。高二末期,他的期末考试作文获得全市十多位语文阅卷老师的书面赞叹评语,但是他并不打算在乎这一切,因为他已经向我递交出了长达六页的《退学申请书》。我再次基本同意。我知道,这个“突然自由”的机会,是他人生抉择的真正起点。在校时,他就曾说:“没错,我是叛逆,但我是专制主义的叛逆!”这个人,他的路必定还很长。
我们这四个人──张晓梅、武德琼、李培文、朱平,都曾是杨银波的班主任,我们和他在一起的这十二年多,加之他此后在其它省几个大学旁听交流的时间,必是他这样一个比较怀旧和不善遗忘的人的一部分。如今,我们仍能记起他在幼儿园教室高喊“又是100分,拿糖”,他在小学教室问同学“你妈妈过年回不回来”,他在初中教室埋着头任凭老师痛骂“你一辈子没出息”,他在高中教室以最大的音量“吼”着朗读他的文章《狂人》……。如同任何人为矛盾的复杂情绪一样,他曾经让许多老师很不愉快,被有些人当作是疯子或钉子,比如小学时的自然老师马祖英,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周兴国,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周勇、生活老师谢泉水、体育老师彭友宁、政教处副主任宋朝均……,杨银波曾是他们教育方式的反对者。这种反对,在今日或许方可被认定为是一种批评,因为他已有发表反对意见的平台;然而这种平台,对于更真切地体会、思考、探索着教育问题的众多学生乃至教师而言,并未有秩序、有效率、有远见地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深思于此。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踏实奋斗者,当然也有其他许多老师令杨银波怀念、牵挂和感激。他们是:小学自然、美术老师徐晓平;初中英语老师谭晓英、数学老师穆荣清、物理老师邱兴贵、美术老师高碧昌、生物老师杨祖全;高中数学老师蒋智勇和彭晓波、化学老师秦邦轩和聂勋莉、政治老师蒋云、地理老师杨清、生物老师陈晓科。我们这四个人,张晓梅是全科老师,武德琼是多科老师,李培文是劳技、地理老师,朱平是物理老师。今年9月10日,杨银波先后给我们──朱平的妻子、李培文、武德琼──打来了长谈的电话,对此我们倍感欣慰和关切。此时,朱平所在的永川市萱花中学之副校长已由杨银波之老友陈治奇担任,学校里诸多老师(包括语文老师周勇在内)常常阅读杨银波发表的文章及《百年斗志周刊》,且称之为“萱花中学的骄傲”,杨银波的老同学任杨等人仍称呼豪爽的朱平为“朱老大”,朱平新照的留影仍然风采兮兮,不减当年。34岁的李培文已于永川市第八中学改教数学,且于去年喜结良缘,与之有所过节的武俊松、游举、罗波(杨银波的老同学)竟与之关系良好。武德琼自费创办幼儿园,其女梁健已入重庆重点大学一年。
话说回来,摘除涂饰之光环,涤尽洒泼之污秽,并非易事。许多年之后,回忆者总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描述过去的一切;但是许多年之前,向往者却常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争取如他们那样成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希望的,仅仅是杨银波尽量不要为明日而留下太多遗憾,凡涉及重大公共之事,必须脚踏实地,走一条倾注于民众的有活力的正道之路。即如杨银波的母校之一──永川市萱花中学──之校训所云:“今天我以萱中为荣,明天萱中以我为荣”。凡事皆有历程与前瞻,倘若真要立志排解艰难险阻,则革新之事必须顺从世界潮流与民众期愿,如此才能有好作为,如此才能有好前途,如此才能有真改革,如此才能有真自豪。教育,亦当如此。
▓鸡年自访——2005年新春献词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5年2月9日
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袭常。——老子(春秋)
献词(一):眼界无穷世界宽
访:你我紧系同一个肉身之中,分分秒秒都有着打不完的交道。新春即临,我要挖掘你内心深处的意识,为铺满灰尘的心灵做番彻底的清理,怎样?
杨:甚好。我常说:世界大至无极。其深刻,其敏锐,其广博浩瀚,其瞬息万变,都不在坐井观天者的一耳一目之中。既然成其为人,其短短几十载的生命,最大的收获应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人、事、物,而最大的损失则是庸碌无常,既不能自省,亦不能省人,即常言道“不知所谓”是也。心灵不得解放,内在必不自由;心灵不得智慧,内在必不独立。为历史求解的人,为现实求解的人,为未来求解的人,都是解放心灵和运用智慧的觉者和行者。所以清理心灵的灰尘,即是做一番诚挚的反悟和奠定行动的信念。无论你的路走得长或短、平安或艰险、坦然或坎坷,都应选择一个契机,思索一条正道。
访:是的。那么过去的一年,你对自己做个怎样的评价?
杨:尽力而为罢了。银波不才,无非是以具体的案例和有一点个性的言论,道出了这个时代应有的常识与激情。在尚不明朗的体制之外,我感激仍有言论传播的相当之待遇,使我扩大了交流的网络,聚集了同道的资源,这份厚礼令我倍感责任重大。好几次与来访的客人在席间谈起我的两点骄傲之处:第一,言行同一,无分裂之处;第二,一口饭、一口菜,皆是干干净净,乃亲手辛劳而得。其实这两点,在平常百姓看来,或在中国传统看来,只是个寻常的道德准则。然而即便是这最寻常、最基本的准则,在不少人面前也是个致命的问题。比如人文素养,比如职业道德,比如社会公德,比如公民义务,这些基本所须,时至今日仍不可忽视,应予传承和坚持。
访:生活节奏如今的确快了许多,忙忙碌碌的人群大多也只是讲个“第一印象”。在不少人未见你之前,以为长期活动于底层的人,必是偏执得很,然而又与见你的第一印象相差万里。
杨:我几乎从不设防,而是以人的眼光看人,故而宽和、天真、乐观得让人难以置信。无论三教九流、黑白灰红,都是活生生的人,是自己身外的参照。他们活跃于你的周围,让你看到他们的意义和矛盾,驱使你去学习、思索和解决。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够做到“没有私敌,只有公怨”,已不简单。这是沉得下心、放得下心的心态,叫乐观。乐观不应是几千年呈递下来的自我惯性安慰,而应是对世界向上状态的一种掷地承认。而快乐,则是来自对痛苦的瓦解,来自外界的些许赠与,来自自己对自己的“放心”。世界是如此相互,我们应该用“心”去永久相爱。爱会让生命有意义。
访:你走的这条路,必定漫长与艰难,却确实有其意义所在。那么你如何为自己定位?
杨:一个有尊严、有作为、有进步的普通中国公民,此即是定位。时代之发展与变革,乃是天下众人之事,我们只是此时代流程之中的小小环节。中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亟须无数中国公民之奋起。一切中华仁人志士的共同奋斗,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谓努力。因为反抗艰难,所以我们才要联合;因为世事浮虚,所以我们才要踏实。所谓“眼界无穷世界宽”,越是开眼看世界的人,越能看出比较、看出差距。因此,从狭义来讲,我们要从一个小圈子走向大圈子;从广义来讲,我们要成为有世界眼光的人,从一个更大、更远、更深的角度,为国家前途、公民权益、社会文化慎重思量、出力。我自己具体能做的,和可能做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信息上的具体事情。现在的社会分工比以往更细密、更多元、更复杂,所以要做好这些事,首先要有宽阔的胸襟和趋于专业的才干。
献词(二):永远充满政治热情
访:可你也涉及到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杨:只要事项关乎众人权益,皆是政治,对此我毫不避让,而且积极参与。请看我过去接受媒体采访的22个主题,无一不与政治沾边,它们分别是:村级政权,弱势群体,真话与良知,美军虐囚,上访,个人经历,曾铮《静水流深》,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公民维权,“杨银波的理想”专题,独立自由作家,知识分子,人生感悟,重庆万州事件,汉源暴力冲突,师涛案,陕西铜川矿难,《九评》,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传唤事件,近期知识分子突发事件,杨天水案与个人期望,赵紫阳逝世。政治不是宏观叙事的陈旧语录,也不是特权一族的专项新闻,而是活生生的具体事项。在这个广大的公众领域之中,有政治人物的智慧,有普通公民的热情。政治本是一门高级世间艺术,从古至今,渊源流长,它的生命力不会萎缩,只会滋长,这是我对它永远充满热情的来源。
访:对于更多未突破互联网封锁的公众而言,他们之所以知道你,更多的是借助海外、台湾电台。
杨:确实如此。国内的《百度》仅有我600多条消息,而GOOGLE则有26,000多条,但大多数打不开。转载我文章的,过去主要是民间公众网站,而现在只是个人网站、论坛、博客、留言版。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人大网站、农村研究网站、北大燕园论坛、凯迪论坛等,也在转载我关于具体案例的文章。有近12,000名订阅读者的《百年斗志周刊》和刚办的《百年斗志网》,相对于其它公众网媒而言,也是影响甚微。所以电台对我之重要,可想而知。电台的传播广度、效率,以及它对于我自身素质的提高,比文字来得更快捷、更及时。
访:你应感谢他们。
杨:是的。我感谢新唐人电视台、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大纪元时报》。我感谢这批与我素不相识却又情同兄弟姐妹的记者和主持人,他们分布于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台湾、香港等地,分别是:林丹、谢宗延、成功、谷季柔、杨红峰、夏语冰、张燕明、徐明、徐行、张敏、黄绢、秦月、安妮、何山、张文正、田希、申华。尤其是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黄绢,我与她合作时间之长、交流印象之深,令我对台湾媒体工作者的亲和力,至为推崇。我还感谢曾与我出现同在一个节目、对同一个主题进行探讨的同道,他们分别是:辛灏年、曾铮、洪哲胜、张伟国、余樟法、张耀杰、方觉、陈一谘、易晓雄。公众媒体是极难得的平台,手握舆论重器,其意何其深厚,其力何其巨大。而且,对于受访者本身的表达要求之高,我亦对之深有体会。它更需要货真价实的功夫,以勤奋、扎实的奔波和交际为底,要求更贴近社会、力求负责。
访:我记得你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或邮件:“我们这里有些朋友想与你见面。但毕竟你也是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他们不知道你会不会摆架子。因为那种老把自己抬得很高的名人我们也见过不少,总是让人讨厌得很。”
杨:“名”是别人给的,“人”是自己做的。高手在民间,名人不足论。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呢?我们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力量,那是因为他们便是我们的残缺和潜能;我们总是能看到他们跪不下来,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苦楚藏得太深。他们务实地“拨乱反正”,深沉、深沉、再深沉地投入对整个世界的考证和思索,从未放弃过实践理想的信念。这样的人物值得敬畏,能够让你不自觉地在内心深处产生最起码的敬重。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盲目地成天抱怨或自暴自弃,这种人物价值有限,不过是新时代的祥林嫂罢了,所谓“见面不如闻名”是也。
献词(三):我们应向未知走去
访:纵观你的过去,无论是性情还是思路,都是叛逆的样本。
杨:无可否认我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但它有十足的根基。世间之势有两种是我必然反对的,一是趋炎附势,二是麻木不仁。这两股“势”的潮流,磨灭了作为“人”的本真。而作为社会人,如果你感受不到现实的更改,对自己长期坚信的理念感到力不从心,那么这两股潮流就必然卷你而去,最后只剩下你的躯壳、尸骨,永久停留在那遥远的空灵虚无之处。社会是个共同的世界,需要众人之力而为之,所以我们不但要发掘自我的本能,亦应重视他者的潜力。在未有天才之前,他们底下的土壤若如风沙乃至风暴,则嫩苗早枯,万马践踏,形同扼杀,我们对此肯定负有责任。这些人才或者天才,他们震醒人民的懒惰与不思进取,激励人民的思索和开拓潜能,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负有寄托重任的脊梁。
访:你更多地重视自己,还是别人?
杨:相互关联,相互重视。然而太重视自己,便容易忽略别人,忽略世界。太重视自己,痛苦便多是自寻烦恼而来,快乐便多是自欺欺人而来,无聊便多是“不知所谓”而来。太重视自己,容易丢掉过去,丢掉信仰,丢掉时间,丢掉时代。而丢掉自省也极其可怕,“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你一无所知,毫无方向,毫无定位,你的路弯来倒去,结果永远都在原地转圈,乃至于原地踏步,等同于停止了精神高度的“生命”。
访:那么你是如何自省的呢?
杨:有一种愤怒,那便是与自己较量。我常鼓励那些自己给自己恐惧感的人:“何足惧哉?!”真正值得惧怕的,不是他者,乃是自己。这种惧怕,通常表现为自相残杀的愤怒。当空气依旧如现在的环境那样寂静与冷漠,阳光灿烂得只有白色的深沉的光,自己却在和另一个自己在这里刀剑相向:这一刻刚刚和自己咧牙咒骂,那个自己又迅速闪给自己左脸一个极不留情的耳光;刚一沉默,又一个血腥的回应从自己的脑体间骤然爆发……。自己这颗红通通的心仿佛一座活火山,岩浆从最阴冷的地方冲出,防不胜防,它来得肆无忌惮,令人措手不及。此过程必是对自己要求颇为严厉的人的自省之为,我是其中之一。
访:你眼中看到的疯狂而又冷酷的现实,正是这种愤怒的来源?
杨:不,是对无知的自觉。我们须知宇宙沧海茫茫无涯,当我们深知、熟练的东西在成就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被其局限。我们应向未知走去,未知会让我们丢失的、灭绝的东西新生,让我们思维的死角找到出口。如你所知,年少时,我曾是一个站在慌乱的菜市场中间静止不动大汗淋淋地忘命写作的诗人。我喜欢在那一刹那突然写作,就像人死了一般。死人便是如此,他鲜血不止地躺在水泥地板上,一大群人在他旁边指指点点,可是死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在那一刻,他会明白自己是最孤冷、最真切、最沉静的人,尽管他在喧嚣的菜市场。这是疯狂,不是冷酷。酷的冷漠,使人们变得虚假;酷的肤浅,使人们变得贫乏;酷的固执,使人们变得无知;酷的反崇高,使人们变得狂妄。酷消耗了我们,滞后了我们,迷惑了我们,玩弄了我们。作为人,我们应洋溢热情,穷于追求。
献词(四):果而不强的精神追求
访:我期待你的“大家手笔”,但我对这种期待的结局持悲观的态度。
杨:大家手笔,谈何容易?请你同我一起思考:某些一流作品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写出来,其文字表面的背后,有着怎样一番艰辛的努力和深厚的积累?而其它一流作品,其写作过程的力量竟超越写作之前的力量,这又是为何?那叫“神来之笔”,叫“顿悟”,超越他自己能力的技术和视野。那么高的俯视角度,那么大的胸襟胆魄,那么复杂的人生履历,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那么汹涌的同仇敌忾,简直无法想象,简直不可思议。为此,我必须天天记录自己和自己身外的这个世界,亦试图去解释些什么,挖掘些什么,甚至宣泄或反叛些什么。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到一个极点,爬到身体内突然觉得具备了一种不得不爆炸的力量,这时我终于受不住了,于是乎,一气呵成!这就是我的写作常态,我会坚持下去。
访:最后请你告诉我,你的精神追求何在?
杨:永不放弃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充实的人,一个勇于接纳的人,一个敢于“自毁”的人。在悬空之剑与内心律令之下,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即所谓“果而不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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