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１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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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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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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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民言论自由成为一句空话………………………………红网论坛
▲广电总局新规难解体制之困 禁令多成空文 ………………百灵社区
▲从走样到像样……………………………………………………1510站
▲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国高等教育的弱智化趋势…………华声论坛
▲新闻界与政治……………………………………………………1510站
▲从统计总局数据看中国经济的秘密…………………………凤凰博报
▲“告密者”档案：全部烧掉？逐一公开？…………………南方周末
▲国家赔偿 在监狱里上班？ ……………………………………华商报
▲城管十年…………………………………………………………新京报
▲病毒写作与良知复兴运动……………………………………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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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思索参考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在线：www.google.cn/search?hl=zh-CN&q=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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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民言论自由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远足

河南籍青年王帅因在上海工作地发帖遭遇警方跨省追捕，并引来8天无妄之灾。事情的起因是他以抗旱的名义在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的事情。事情虽然已过去了，但至少折射出两个信号：首先，政府非法改变用地性质问题在农村已非常严重；其次，公民合法言论越来越得不到保护，打压似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以政府名义，甚至以政府相关部门的名义，那么言论者本人就“死定了”。在法制社会公民言论必须受到保护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无论是批评政府、政党、集团还是个人，甚至是最高领导人，公权力都不可以被持有者擅自据为己用，这是常识。


但现在违法现象到达令人发指的地步。地方政府、个别领导者本人违法利用公权为己谋利的现象非常严重！宪法高于任何权力和法律之上，身为领导人，身为政府及权力机关本身，知法犯法，以为做到一把手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能够管你了，这是什么习气？这是江湖匪气，完全与法制社会的理念背道而弛。


由此我想到一个恐怖的可能：当公民言论自由成为一句空话，公权持有人的权欲必将达到顶峰，当法律根本没有与权力见面的机会时就会象垃圾一样被丢弃，国家将秩序大乱一片汪洋。任何公民都有合法发表言论的自由，当权力与法律发生冲突时，权力必须无条件退让三舍，这才是正常的法制社会所必须具有的品质。


网络是公民表达心迹的言论渠道，如果因上网发帖就引来无妄之灾，那么，被北大医学院的孙东东污为精神病患者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笔者曾见识过权力的嚣张，网友因反映问题而遭来权力的干预，有要求网站提供发帖人IP地址的，有利诱论坛管理员或版主删除问题举报帖的，笔者曾不止一次与被举报相关人交流过，发现他们权力意识特别严重，而且大部分在县乡一级，一个乡级政府工作人员，竟能挥得动县级公安局。有的人含蓄一些，说点官话还懂一点法律，而有的人活脱脱就是一草包，居然说“要知道具体发帖人，我们政府早就抓他起来了。”诚然，网络是虚拟的，草包也是假借政府之名，作为资深网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遗憾的是有人敢这样说，敢这样操控权力，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都说网络能监督腐败，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网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多半是惨重的，有官员公然咒骂网民是刁民，网络言论算个屁；还有网人仅仅因为发帖就遭到恐吓或拘留，笔者也与网络举报人有过交流，在主持版面的过程中，真实守法是网络的基本信条，但网人多半是在举报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网络，国家领导人经常上网的消息也间接鼓舞了他们发帖的热情，他们期望能有亿分之一的希望能让高官察觉真相。


这本来是个悲剧式的渠道，公权与私利一起与法律较量，剩下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如果网络再不给他们以一线生机的话，结果必然不寒而冽。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以死相拥的还是《宪法》，建议全国普法教育与官场普宪教育同时进行，而让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本身也是承柞国运，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

▓广电总局新规难解体制之困 禁令多成空文

来源：百灵社区

每过一段时间，广电总局便要发布一项通知或政策——其实质往往为禁令，禁止某位明星的广告，禁止某类节目播出等等。但广电总局的禁令早被成为一纸空文，缘由不外是禁令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其实，广电总局需要改变的还是困扰整个机构的体制之惑。

　　《时代周报》报道，通过在线点播或迅雷下载的方式看美剧，在大学生和白领中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论坛，新推出的每一集美剧都会在版面上引起热烈讨论。但广电总局3月30日公布的网络视频许可证管理办法，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3月30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通知第四条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传播的影视剧，必须依法取得广播影视行政部门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通知的颁布在网络上惹来了巨大的争议。

　　禁令并非第一次

　　事实上，广电总局并不是第一次发布这样的通知了，早在2007年底，广电总局就发出过《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传播影视剧管理的通知》，规定要求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单位应当依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这一事件在当时也曾闹得沸沸扬扬。但随着土豆、优酷等主要大型视频网站顺利获得了许可证，这一风波也日趋平静。

　　而当时的通知中也规定：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境内外电视剧等，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并从2008年1月31日起执行。但这一条例在当时并未真正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

　　时隔一年半之后，广电总局再次发文，在网络视频管理的细节方面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并进一步把网友自行制作上传的视频也纳入了管理范围。通知特别指出，对于“自拍”、“热舞”、“美女”、“搞笑”、“原创”、“拍客”等题材要重点把关。

　　视频网站面临“生存危机”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一通知将给以影视剧、原创视频分享为主的网站以致命一击，大部分民营视频网站前途堪忧。其原因在于，为美剧申请许可证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明显滞后，可操作性很差。这样看来，引进剧将很有可能面临从视频网站上消失的境遇。

　　土豆网表示，对于广电总局的通知，土豆网不对外发表评论或给予任何回应。另一家视频网站酷6网也表示，目前酷6网运作仍较为正常，现在还需要等进一步消息和实施细则，但如果贯彻这个通知的话，整个视频网站行业都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从广电角度看，应该还是出于净化网络的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可能管理方式一开始不太完善。”

　　而第一视频表示，这一做法对其来说有利无弊：“我们公司一成立，就具备了信息传播、网络传播制作的资质，视频分享、影视剧等在我们网站不占主要比例，我们网站的影视频道都是有版权的，因此这个通知对我们没有负面影响，并有利于规范网络环境。”
个人自拍视频从此绝迹？

　　而与此同时，同样由于许可证问题，网民们的各种恶搞和自拍视频也许也将从网络中绝迹。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起，一直到登上春晚舞台的“英伦组合”版《本草纲目》，民间自行制作发布的各种视频曾令人不由得敬佩民间的“智慧”，感叹中国网民实在“太有才了”。而后舍男孩等名字更是一时风靡整个网络。

　　但依照通知规定，网民个人获得许可证实为天方夜谭。这一纸公文也使作为视频传播载体的视频网站濒临危险边缘。这更激发了网民们的不良情绪。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表示，这一通知的出台同时集保护知识产权和提高内容审查合法性为一身，有利于规范各个视频网站，减少网络上的不良信息，但操作细则及如何平息网民激烈情绪反应则成为难题。

　　许可证背后的管理思维

　　青年学者羽戈认为，国家广电总局近来连连发令，引发网民热烈反弹。具体说来，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广电总局便要挺身而出，发布一项冠冕堂皇的通知或政策—其实质往往为禁令，禁止某位明星的广告，禁止某类节目的播出，禁止某部影片的引进，似乎不禁止一点什么，就不足以展现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当一个主职是策划、引导的部门干起了剪刀手的活，则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管理模式的错位。

　　从表面上看，近日出台的《通知》似在呼吁加强对外国影视剧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则是为了拯救日渐低迷的国产影视剧市场。就像以前禁止各级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动画片，但国产动画片由此起死回生吗？《通知》依然以禁令的形式堵塞外来的凶猛洪流，而国产影视剧能否改变泥沙俱下的惨淡局面？

　　没有人能够乐观。据报道，其实早在去年1月，广电总局就曾下发《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要求网上传播的影视剧必须取得广电总局所颁发的相关许可证，并要求在2008年1月31日前没有取得许可证的网站不得播放影视剧视频。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年多以来，无许可证的影视剧一如既往播放得如火如荼，《24小时》、《越狱》的光芒继续照亮了东方的虚拟天空。广电总局的禁令早被风干为一纸空文。其中缘由，不外是禁令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力，管理对象已经找到了规避的路径，甚至直接视而不见。

　　另外，禁令操作遭遇多重阻力：有多少网站可以独立取得《越狱》的版权呢？有几成受众愿意放弃已然获得的便捷？这一博弈，由于其单一的管理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禁令禁而不止的结局。

　　羽戈表示，我不认为广电总局没有勇气正视这一困局。可它即便勇于正视，又当如何？从这个机构诞生之日起，它的工作方法就不是服务和疏通，而一直以压制和堵塞为主导。这里透露的信号不言自明。许可证背后，潜伏着剪刀手的无奈笑容、陈旧的管理思维模式。另一方面，禁令所衍生的权力快感，反过来加剧了权力欲的膨胀。循环往复将广电总局卷入了权力的巨大漩涡，终使它无法自拔，难以寻求真正的两全之策。

　　国家广电总局如果希望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恐怕不能继续重复这种粗放式的管理途径，而应当正视网民和网站的利益诉求，从根源下手解决国产影视剧质量问题，解决境外影视剧版权问题，因此，需要改变的还是困扰整个机构的体制之惑。

▓从走样到像样

作者：闾丘露薇

电视画面上展现的示威场面，总是和现实中的存在差距，几千人的示威，只要有几个人出现激烈一点的行为，被媒体拍摄到的话，再和平的行动，也会造成暴力冲突的印象。至少今天在帕塔亚的红杉军就是这样。冲破军人设置的路障和人墙，最终进入东盟峰会的现场，其实准确点来说，是不能够用“冲破”两个字的，因为军人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做样子挡了一下，也就很快的散开。于是，红杉军高举口号，很兴奋的前进，而军人们则拿出手机在一边拍照留念，或者是干脆坐在地上，一幅看热闹的样子。

队伍走到会场门口，组织者们和军人谈判，很快决定把警戒线设定在大门口，于是红杉军让出一条通道，让那些被他们“冲散”的军人能够通过，然后在他们面前筑起人墙。

说实话，采访过太多的游行示威，从来没有看到如此“和谐“的场面，军人们的不作为，示威者的平和，更像一场给媒体拍摄的演出。不过离开现场，再从电视机看现场的场面，感觉却又完全不一样，怪不得和同事通电话，对方嘱咐一定要小心。

用街头运动的方式表达诉求，过于平和，往往显得没有声音，就好像红杉军在街头已经十五天了，但是如果不是八号那天的大集会，还有这两天的行动升级，在媒体上占据的篇幅一点也不显眼。但是过于激烈，就好像昨天阻塞曼谷交通，导致曼谷市区交通瘫痪，往往会让一些原本支持和同情者，生出反感。就好像已经在帕塔亚峰会外展开的街头行动，激烈的程度，规模的大小，都需要仔细衡量。

黄杉军占领机场，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但是却让整个国家和人民承受这次行动遗留的苦果，正是因为这样，红杉军如果采取激烈行动，导致局势紧张升级，到底是争取更多的民意，还是相反，很难判断。不过泰国当地的一些独立媒体，态度非常的清晰，对于红杉军对于民主的诉求表示支持，但是对于一旦采取过激行动则态度保留，更指出，一次次的街头运动，后来者应该是学习前者好的一面，但是可惜的是，似乎坏的一面在得到延续。如此循环，泰国社会的民主进展，不会向前，反而使停滞不前，对于社会对立和分裂的现状，表现的忧心忡忡。

如果能够从走样的行动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往往能够推动民主运动朝着像样的方向发展。一些人说起台湾的民主发展，总是用混乱来形容，显得很是不屑。但是只要拨开混乱的表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向前发展的轮廓，国民党的改变，公民社会的发展，法治精神的慢慢落实，虽然陈水扁的弊案纷扰了很长的时间，但冗长的司法程序也正是见证社会成熟的过程。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改变，现在让民进党面临压力，需要改变。

红杉军要求结束现在的官僚政治，黄杉军当初反对的是贪腐的政府，他们的口号让不少泰国人感到困惑，因为针对的是个人，而民主两个字，却又是两方面共同拥有的字眼。事实上，政治取向的保守和自由，说到底和爱国，以及对民主的追求并不抵触，但是如果公民和社会对于民主没有足够的了解，街头运动很容易成为政客的手段，民主成为一个最佳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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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星期五晚上抵达了帕塔亚，他马上接见了当地的华人华侨，谈到了中国经济，透露下星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错。

“这些措施，经过九个月的实践，究竟怎样，大家非常关心一季度的经济形势。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將在下一周对外公布，但是现在我可以对各位讲，我们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已经初步见到效果。投资大幅增加，消费稳定增长，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困难局面开始扭转，经营状况回暖，信贷投放增长很快，由於银行整体健康稳健 ，货幣流动性充裕,贷款增加，存款也增长，可以说，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开始显现出积极的变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经济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加深，没有见底，外部需求持续减少，进出口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企业效益下降，財政收入减少，就业压力在增长，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还会遇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一直和同志们讲两句话：第一，要坚定战胜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毫不动摇，第二，要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不可掉以轻心。简单说，就是既要坚定信心，又不可掉以轻心。

一季度走过来的路，一直追溯我们去年金融危机走过来的路是不容易的，这说明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確的，及时的，有效的。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应该把这个希望传递给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同时，通过这次会议，传递给我们本地区的广大人民的心里。”

▓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国高等教育的弱智化趋势

来源：华声论坛

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即，中国千万考生又面临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在中国能挤上独木桥尤其是考上本科的是幸运儿，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然而在中国目前不公平的招生制度下，考上大学的其实并不是中国所有最聪明的，相当一部分的中国聪明的学生被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然而许多不聪明的学生则进了大学。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中国高等教育的弱智化趋势。

一、 中国高等教育的弱智化趋势的原因

原因之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

某日，某社区论坛两个高中毕业生聊天，北京人说：“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人说：“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除一个傻子外都应该进北大、清华。”

从网上搜索一下往年高考的分数线，一看吓一跳。07年第一批本科的山东的录取分数线居然比北京高上140分!再从录取率看，2000年上海的毛入学率为37%，四川只有9%，上海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四川青年的4倍。2005年，上海录取比例接近八成(6月2日《东方早报》)，而安徽也仅仅是三四成，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在某些省无论文理科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这难道公平吗？一样的学生，一样的高考，一样的成绩，仅因为籍贯不同，有的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却名落孙山，命运迥异，不正是对一些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侵犯和践踏吗？

以复旦大学为例，复旦大学上海生源比例逐年攀升达到60%左右。2005复旦MBA录取, 上海地区以外考生达45.5%。

以2007年为例，理科一本地区相差最大132分，文科一本地区相差最大128分。用通俗的话说，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450多分可以上不错的学校，而在除青海、西藏的其它地区，这样的分数可能只能上中专。2001年，青岛市三名高中毕业生对教育部提出诉讼，指控中国教育部公然实行歧视性行政行为。在青岛，当年文科专科最低录取线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最低录取线是456分。两地分数线差别悬殊，因此这些考生决定提出诉讼。遗憾的是，诉讼最后不了了之。政府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报导这样的新闻，法院也不接受这样的诉讼。

2006年新华社电：北京1．88万个人中就有1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56．7万个人中才有1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机会相差30倍。高考分数线、录取指标地区间的不平衡，是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议论的焦点之一。代表们发出疑问：“为什么一样的分数，却会有不一样的命运？这太不公平了！”。并且北京考生多数占据了热门高深专业，外地考生很多读的是历史哲学社会等冷门专业。
2008年被清华大学录取学生比例人数最多的前20所学校北京有9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人大附中），74人。一个学校上清华的人数达74人比很多省的招生人数还多。请问这74人从智力上真的有资格上清华吗？作为培养理科顶尖人才的清华大学，招收的是智力平平的人才，如何才能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清华招收的北京人越多，庸才就越多，清华就越没有希望。清华成为国际顶尖大学只能作为国际笑话。　　
　
作为中学教师我对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有着更切身的体会。我是80年代在湖南高中毕业的，当时是基本上每门课80分以上才有可能上大学（当时是100分制）。当年我县文科只录取了50多个人，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90年代我做教师，一些很聪明的学生考试分数平均分百零几分，但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因为，90年代的湖南本科线基本上540分以上。而此时期，北京上海的学生考450以上就能读本科。540分的学生和450分的学生谁聪明？做过中学教师的人都知道，分数在40以内，聪明程度都差不多。如果超过40分以上，分数高的人90%的人比分数低的人聪明。如果差100多分，可以肯定地说，540分的人比450分的人99%聪明。而中国不公平的招生制度，把大批的聪明学生拒之门外，不聪明的学生以为你的出生地而大量进入大学，这必然导致中国大学走向弱智化。

原因之二：农村大学生比例的逐年降低。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1月23日《广州日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而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农村大学生比例30年来下降一半，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国教育部曾在2006年初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城乡之间的学历差距为：高中3.5倍、中专16.5倍、大专55.5倍、本科281.5倍、研究生323倍。显然，差距之大已非正常。 农村大学生比例为何会逐年降低？

一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性。城市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包括教育投入、师资力量、信息资源等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

二是城乡两极分化严重，农村的贫困影响了农村孩子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许多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负担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感到很吃力。我有一个农村亲戚的孩子想度艺术，并且很有天赋，但由于家庭的贫困只有放弃。因为艺术学校学费太贵，只好放弃。许多农村孩子想读书，但由于经济原因放弃了继续求学。初中毕业打工去了，重复着父辈的命运。

三是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许多农村大学生由于没有城里大学生父母的人脉资源，毕业即失业，这必然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

农村大学生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为什么？研究表明单位人口聪明人数基本是相同的，聪明人应该是稀缺资源。当大量的农村学生放弃了高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许多聪明的农村学生放弃的上大学的机会，这必然导致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把大量聪明的农村学生拒之门外，高等教育弱智化不可避免。

二、 如何避免高等教育的弱智化

一是改革不公平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改革刻不容缓。高等教育的弱智化不但影响了中国的教育质量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依然与诺贝尔奖无缘，这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啦。

中国教育的不公平的根子在教育部。教育部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的子女在北京，为了他们的子女着想，顽固地反对改革，尽管每年人大代表炮轰教育部，而教育的官员依然不加理睬。我建议各省的人大代表联合起来，每年炮轰教育部，不信年年就不改革。
二是加大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

当农村大学生比例越来越低的时候，这对中华民族的智力发展是危险的。所以作为国家的决策者必须要对农村在教育投入、师资力量和信息资源等方面加大投入。不然随着农村大学生比例的进一步降低，当降低到10个百分点时，是对国家是祸还是福呢？
作为决策者要放下私心，为了国家民族的希望，建立起一套公正公平的教育制度。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的腾飞。

▓新闻界与政治

作者：刘柠

作为政治记者，渡边不仅深度介入派阀政治，事实上还扮演了派阀大佬军师的角色。——刘柠 撰稿 　

　　一个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发达程度与其影响力成正比，这是一个无需诠释的常识。新闻记者在西方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三权分立的权力构造中代表所谓“第四种权力”，其实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网络技术高度普及，全球报业急剧萎缩的今天，其实真正担得起如此评价的国家并不多。而就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对国家政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言，非美国和日本莫属。前者，水门事件中，当时规模并不很大的《华盛顿邮报》两名青年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在报纸女掌门人格雷厄姆的支持下，叫板白宫，硬是凭手中的笔把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后者，1974年，另一名青年政治记者立花隆（Takashi Tachibana）在《文艺春秋》上发表长篇调查《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撕开了日本黑金政治之网的一角，成为田中下台的直接动因。

　　在日本现当代史上，就作为新闻记者、报人的资历和影响而言，堪与著名政治记者、《读卖新闻》老板兼总主笔渡边恒雄（Tsuneo Watanabe）相匹敌者鲜，恐怕只有战前《朝日新闻》社长兼主笔绪方竹虎和曾担任过《东洋经济新报》社长的石桥湛三，但后两位均在战后跻身政界，成为政治家。而只有渡边恒雄以普通“番记者1”入行，从驻美特派员而政治部长，从编辑局长到执掌社论的编辑委员、总主笔，从而成为报纸发行量冠全球之首（1400万份），旗下拥有电视台、出版社、职业棒球队及众多广告媒体的传媒王国读卖集团的社长，可谓媒体人的“最高境界”。但光环笼罩之下，渡边本人最看重的却是总主笔的名头，被称为“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

　　渡边恒雄是日本尚健在的前辈新闻工作者中，为数极少的经历过战争的人。1945年6月底，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一周后即被征召入伍，属于“学徒出阵”的一代。出发时，渡边偷偷往行囊中塞了三本书，分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威廉·布莱克诗集》和研究社版《袖珍英语词典》。渡边幼年丧父，人生态度比较虚无，是哲学青年，他觉得“反正要到战场上送命，真能扛得住的只有哲学”，于是囫囵吞枣读了很多康德、尼采，还有日本的西田哲学2，但后者“没什么用”。跟他差不多同时接到征召令的一名东大法文科的友人，正吃着饭团，听渡边说了句“战场上也是有诗的”，愣了一下，饭团就掉到地上。原来，他把“诗” 理解成了“死”（日语中，“诗”与“死”同音）。这对渡边来说似乎是一个隐喻，“原来应征入伍是与死相连的。”不过，幸运的是，日本旋即投降，渡边也免于在海外战场上当炮灰的命运。

　　随后，复学东大；出于对战争和天皇制的痛恨，加入日共，后又被除名。渡边作为政治记者最初的修炼，是跟随自民党政治家大野伴睦3的番记者，深蒙后者信任。对渡边而言，大野是父兄般的存在。正因了大野，这位自民党早期资深政治家，田中派之前最富实力的派系大野派领袖的青睐，渡边才得以近距离深度观察日本的政治生态，尤其对执政党内派系斗争的游戏规则和潮流颇有心得。

　　日本新闻界实行记者俱乐部制度，各大媒体派到总理府、政府各大机构（省厅）和相关政治家身边工作的记者有配额限制，但由于媒体发达，规模庞大，在一些大牌政治家身边工作的番记者经常有一群人。政治家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好恶，不可能对所有的媒体和记者一碗水端平，有限的信息资源往往优先、定向流入部分媒体。这在日本是人之常情，记者同行之间也彼此见怪不怪。晚间，大野家的客厅里动辄有十数名番记者，盘坐在榻榻米上，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一边等消息。大野其人性喜风流猥谈，段子一个接一个，包袱连甩不断，兴致好时，动辄侃上一个时辰。记者们很怕这个，再生动的段子，听过十遍，也腻了，于是拍屁股走人。渡边也起身佯装告辞，跟最后一拨记者一起作鸟兽散之后，再独自悄然折返。绕过正门，翻墙而入，径直走到女仆跟前：“请把老头子叫来”。于是，俩人切入正题。

　　喜欢段子的政治家不止大野，有名的是前首相岸信介。如果说，大野的段子是某种旨在抖包袱的诙谐猥谈的话，岸的段子才是真正的浑段子，即兴、直接而生猛。对这种应酬，渡边乐此不疲，接招还招，起承转合，每每扮演捧哏角色。为此，屡遭记者团抗议：“渡边，够了。每次都因为你和岸先生的二人转，害得大家采访交不了差。”

　　作为跟随大野的番记者，渡边婚后选择在离大野宅邸咫尺之遥的地方赁屋而居，白天到大野府上报到，晚上陪酒成了日课。作为政治记者，渡边影响力日增，不仅深度介入派阀政治，有些派内重大决策，干脆由渡边代为向记者团其他媒体同行们发表，事实上扮演了派阀大佬军师的角色。前首相池田勇人的秘书伊藤昌哉在其著作《渡边恒雄：媒体与权力》中说：“大野是如何决策政治行动的呢？只需对其意志决定路径加以梳理便会发现，在最后的环节都会触到渡边。渡边不仅作为大野的耳、目收集信息，而且发挥了作为脑，即指挥塔的作用。”这在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的入阁问题上，表现尤为充分。

　　在日本政界，青年政治家成功的龙门是入阁，尽可能多地出任各种重要阁僚或党内要职，积累经验和人脉、金脉，为自己做大，最终通向王者之路作铺垫。作为政坛青年才俊，中曾根虽然29岁就当选国会议员，但由于系党内少数派河野派成员，入阁之路迢迢。于是，渡边在一家高级料亭设局，安排身为党的副总裁、同时兼河野派组阁窗口的大野与中曾根见面。谁知两人一见，大野劈头就指中曾根骂道：“就是你小子在造船疑狱事件4时的预算委员会上说‘大野伴睦接受了贿赂，我敢拿政治生命打赌’的话吧？那时的一剑之仇，老子可还没忘呢！”渡边见势不妙，出来打圆场说：“副总裁好一个直性子。但对过去的事情，不磨磨唧唧纠缠不休是谁说的来着？造船疑狱事件那会儿，中曾根还在在野党改进党那边。记恨人家在野党时代的发言，这会儿旧话重提，不太像副总裁吧？”一番话，使僵硬的空气顿时缓和。大野说：“嗯，也是，知道了。不过，中曾根君，你是有总裁相。”渡边顺水推舟道：“中曾根因系河野派，远离入阁窗口，无法施展。身为副总裁，您有河野派的推荐权，无论如何请协助推进中曾根的入阁事宜。”一句话，1959年6月，中曾根成了河野派中唯一入阁的成员，出任岸信介第二任改造内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时年41岁。而大野那句“总裁相”云云的话，让渡边大吃一惊。中曾根后来在政坛的发迹，也反证了大野识人的眼力。

　　中曾根入阁后，有一天叫渡边去他办公室，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关于造船疑狱事件的检方调查报告：“我的高中同学是此案的担当检察官，偷偷把材料给了时为在野党的我。”渡边随手翻了翻，里面有张手绘的草图：在某间料亭的单间，大野伴睦坐在什么位置，与事件有关的其他人坐在什么位置，艺伎坐在什么位置，一清二楚。中曾根根据检方的调查结果，在把金钱授受关系摸了个底掉之后，才在国会上对大野出手。对少年气盛的中曾根来说，当着代表新闻界的渡边的面，痛遭一通狗血淋头，可为入阁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给人家赔不是，无异于胯下之辱。所以，特向渡边陈请：“彼时的攻击完全是本着实事。这点务必请渡边你了解。”

　　此事堪称渡边与政坛后起之秀中曾根互为盟友、“蜜月”绵绵的契机。同时，也使渡边更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及外交战略等政策性考量，其实并不是绝对的。人在厕身权力斗争时，诸如憎恶、嫉妒及自卑感等情感性因素，往往会起更大的作用。”

▓从统计总局数据看中国经济的秘密

作者：梁丁

统计总局发布根据年度统计结果：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注]为29229元，日平均工资为111.99元。

与2007年相比，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4297元，增长17.2%，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0%。（本文数据皆来自中国政府网）

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有点惊异。如果说要找一个去年的年度关键词，“经济危机”一定是极具竞争力的一个，但是，这个数据说明，基本上城镇在岗职工保持了风雨不动安如山善的本色，竟然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17.2%的数据，也远高于去年我国9%的GDP增长率。

数据显然完全不符合大众一般的观感，无论是人们私下扯谈，还是在各大网站社区论坛，大家都在抱怨收入减少，日子难过，得节衣缩食。当然，统计总局作为最权威也是最高的统计机构，我们得相信其专业水准，因此，解读这个数据的关键，还在这个[注]上：

注：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资总额是指这些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论是否计入成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均包括在内。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帐户的基金。平均工资为工资总额除以单位的年内(季度内)平均职工人数。

参照这个[注]，就大抵知道这次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冲击方式了。上面说了，除了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基本不受影响。2008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平均月工资为216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增长2333.5元，那么下半年的工资收入是（29229—12964）=16265，增长数也达到（4297—2333.5）=1963.5元；再来看，上半年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很高，同比上涨7.6%，而下半年增幅一直在回落，到了年底，5.6%，到了今年年初，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这就意味着，这些人手持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提高，在综合现在一些大宗商品譬如说房产，汽车等，价格持续走低，因此可以说：

从整体上来看（备注），经济危机几乎没有损害这一群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利益，其收入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而考虑到通货紧缩和大宗商品的低迷的因素，其实际购买力相对于危机之前，反而有所提高，如此，完全可以说他们是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最幸福的一群人。

这次统计总局的数据，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结合经济危机的影响，来说明我国当前的利益结构和分配格局，甚至还可以深层次的扯到经济结构这么根本性的问题上去。

其中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去年我国金融业中的证券业、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活动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分别为20.4%、27.2%和26.0%。这失少反应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的死：我国金融业，大部分的是属国有的，在这个系统中，可能已经形成了比较顽固的既得利益群体，因此他们可以在危急中逆风而上；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以现行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作为最突出特征的话，那么中国的金融业其实受到的冲击是相当有限的，这跟我国金融业不够市场化，不够国际化，一直处于严格的政府管制，得到政府财政的全力守护有关。因此，一些财经论者也有论述：在现行格局下，只要政府财政不垮，我国金融业也不会垮，但是一旦这个最后的大堤崩溃了，其后果可能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十倍以上。

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业这么一个特点，所以，美国金融海啸传染到中国来，就第一时间体现在实体经济上，也就是我们的出口经济，我们的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们，因为订单减少，现金流断裂，立马就倒掉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破产引起的连锁反应，其实暂时还只是表现出，在某个独立经济系统的内循环中：除了私营企业主和一部分制造产业链中的商人之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而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没有牵涉不到数据中所说的：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一是谈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损害群体，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体制的有效呵护，农民工就不说了，基本上缺乏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只能黯然返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至少有2500万的农民工没有了工作，这就可能导致上亿的农民一下子就陷入收入困境；而中小企业在危急时刻，在现金流和贷款问题上，基本上也没获得什么支持，甚至还迎来迎头棒喝，一些地方说要顺势“腾笼换鸟”，淘汰这一部分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可谓是雪上加霜。

其二，可以看到，我国整个的经济体系，经济系统可以说是割裂的。这批支撑起中国奇迹的制造业，这么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在受到危机的极大冲击之时，这个危机竟然没有迅速的传导到：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中去（至少在从业者的利益这一块，没得到体现）。这令人难以想象，中国的经济似乎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以前我们经常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即便在看似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系统内，也可能是割裂的，是两个并行的，割裂的两个系统。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或许是我国现行经济结构最大的特征和隐患。

这当然跟我过金融体系的特征息息相关，本来金融业就是弥合经济系统“断裂”，产业之间沟通的根本，但是，政府严格管制的，行政化色彩还较为严重的国有金融业，非但效率存疑（值得是资本盈利能力），而且其指向也是个大问题（没有有效的指向财富创造者），因此，大批的中小企业受不到“恩泽”也是必然。

这种整个经济领域的体制性割裂，是不是就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的特征？如此导致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不是必然也呈现割裂状态？这或许就是，在一场危机之中，很多人感到“活不下去“了，得节衣缩食了，可是，依然有一个这么大的群体（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风雨不动安如山，成为危机中最幸福的一群人。

备注，本文没提及这么大一个群体中可能存在的较严重的内部分化，这也是民众常感觉平均工资不满意的原因，这是题外话。

▓“告密者”档案：全部烧掉？逐一公开？

作者: 俞飞 来源:南方周末

真相是通往和解之路的第一步，但无法自动带来和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有大慈悲
百年中国，国事如麻。国运如船过三峡，一路风急滩险，几度险些翻船。而文人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者，少之又少。日前章诒和女士率先发表“谁把聂绀弩送 进了监狱？”，提出文人告密问题。随即引发王容芬女士强烈反弹，后者以“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痛加辩驳。两篇雄文，虽观点对立，一样情怀无 异，字字声声皆是血。随后章女士再痛说家史，令人泣下。对两位命运坎坷奇女子的高见，在下尊重激赏之余，不揣浅陋，斗胆申而言之。
古今中外，告密不绝
告密现象，古已有之，史不绝书。以武则天时代为例，堪称其“杀手锏”的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而知识分子告密， 历来为人不齿。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语虽激愤，也可看出民众的愤慨与鄙视，其来有自。“反右”与“文革”时期，告密，特别是文人告密现象，人 们毫不陌生。其中迫不得已者有之，争功邀赏者有之，嫉妒陷害者亦有之……细究原委，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忠君思想特别浓厚，自主性与抗压性不尽人意，一言难 尽。至于人性幽暗处，又何忍深责？
此事且不独中国特有，就以英美为例，文人告密也不乏其人。著名作家奥威尔被披露曾向英国外交部属下负责反苏反共宣传的情报研究处提交“黑名单”。美 国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期，名导演卡赞涉入好莱坞政治“黑名单”事件，晚年领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遭遇众多知名艺术家联手抵制抗议。类似故事，不胜 枚举。
此次告密者事件的大讨论，还应归首功于刚退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于《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今年第2期最早发表《聂绀弩刑事档 案》。其人真如老吏断狱，谨慎小心，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坚持实事求是，不作诛心之论。更不以算命先生自居而铁口直断，真让人分外钦佩。此次争论中， 受到几分忽视的档案，引发在下浓厚兴趣，不得不思考旧档案的新命运。
旧档案：全部烧掉？逐一公开？
如何处理旧档案？这屡屡成为转型后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世界各国不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阿克曼曾语出惊人——全 部烧掉(Burn them!)。让人想起曹操于官渡之战后，将曹军内部人士在战前写给袁绍的投降密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的惊人智慧。
历史的演变，绝不可能如此简单，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采纳阿克曼教授的建议。统一后的德国更不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对东德斯塔西海量档案的复原 工作，设立专门机构——俗称高克委员会，立法向公众个人开放本人档案；并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允许历史学家与记者依法调阅。波兰等东欧国家也纷纷加以 仿效，设立国家历史纪念馆，允许个人查阅本人档案，但对涉及他人的部分作技术性处理。
让人叹息的是，一个个新悲剧随之出现。父子夫妻在旧体制下不得不争相揭发，前东德的某位妻子发现自己档案上赫然在目的“反动言论”记录，只能出自最 信任的丈夫，最后只能选择离婚收场。私人空间被无情挤压后，个人之间的信任终将变质异化。得到了真相，失去了家庭与信任的人间惨剧。开放档案的后果难料， 其成败得失，如何评价，也颇棘手。
以常识论，旧档案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岂能全无质疑全盘接受？旧档案可能多有篡改、夸大隐瞒甚至遭销毁可能。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阿什在看完波兰前政 府暗中收集的本人档案后，幽默地表示——世界各国的秘密警察大多一个德行，自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他们就像在从锁眼中窥伺成人世界的孩子，看到的惟 有锁眼而已。前波兰异议人士米奇尼克也坦然表示，如果自己被苏联波兰美国的情报部门，分别列入己方所谓的告密（合作）者，也丝毫不觉得奇怪。旧体制的一大 顽症就是夸大造假成性，档案又怎会成为例外？而最严重的犯罪却极有可能全无档案记录……
衡诸法理，告密行为早已时过境迁，追诉时效已过，且是否违反当年法律也有极大争议。美国证据法中有所谓“毒树之果”理论，强调非法取得证据，其效力 予以排除，法院不得采信。宁肯牺牲事实真相也要保护被告人权益。法治原则最强调不溯及既往，重视合法取得的证据，秉承无罪推定与诉讼时效的基本原则。虽有 保守一面，委实是建设法治国不可或缺的基础。
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有名句：善未易明，理未宜察。最为自由主义者胡适激赏。美国学者罗尔斯更力倡权利优先于善。不能以追求社会公益的名义，轻易剥夺个 人，哪怕是全民公敌的隐私权、名誉权和人性尊严。道德绝对主义违反自由主义基本立场——国家的道德中立性与最低程度道德强制，倒与旧体制清除异己，除恶务 尽的极端意识形态狂热如出一辙。
黑档案重见天日，最吊诡的是当年的加害者早已逃之夭夭，甚至逍遥法外，而情形各异的疑似告密者却受到最严厉的羞辱。媒体如获至宝，争相公开告密者黑 名单。媒体审判姑且不论是否获得法律授权，其准确客观完整性如何，对程序正义与无罪推定人权保障带来的严重冲击，可想而知。造成的恶果，往往极难纠正与逆 转。
更为惊人的是转型后当年的政治反对派，居然屡屡成为媒体公开黑档案，揪出告密者运动的最大受害者。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被质疑曾与旧国安部门达成不可告 人的交易；而著名知识分子、前外长盖雷梅克更遭怀疑曾在英国流亡期间，与内务部合作。数年前华沙大主教由于曾与旧体制合作的历史曝光，黯然下台。出生于中 欧国家的文化名人，也未能幸免。例如移居英国与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鲍曼与作家昆德拉，分别被爆料曾与秘密警察合作。后者甚至被渲染成暗中揭发他人，导致一 西方间谍长期监禁云云……真假难辨，可谓迷雾团团。
哈维尔与米奇尼克早在1990年就呼吁对历史要宽容，与历史和解，既往不咎，朝前看。“我们与他们不一样!”过去的错误不能重犯。可惜此后东中欧国 家不时掀起的清洗狂潮，大多受到有心人士操纵，政治化与滥用屡见不鲜，沦为打击敲诈政敌最廉价的工具。甚至被学者称为年轻一代政客清洗老一代政治人物的神 兵利器。而旧体制中不少政治冷感的犬儒主义者，此时往往摇身一变，展现出前所未见的道义感，不惜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告密者”，其机会主义者的表现让人齿冷 且寒心。
而让一般的告密者免于法律惩罚，或许正是转型正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毕竟之前革命正义大肆惩罚所谓叛徒，乃至逼供信株连构陷的前车之鉴，造成的 历史悲剧更为恐怖。人人自危的历史惨剧不能重演，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不然。道德追究再值得同情，终究不能践踏法治底线，过分情绪化的批判追究“告密者 ”，极易成为道德猎巫，掀起新一轮麦卡锡主义狂潮。一言以蔽之，道德私刑不可取。
新体制万万不要效仿旧体制，推出新“出身论”。德国高克委员会虽获学界不俗评价，但对于数以万计被动加以甄别的前东德国民，则是相当难堪的经历。“ 你被高克了吗？”一度成为统一后原东德地区民众的流行语，与旧体制政审程序何其相似乃尔？这与西德在1950年代处理纳粹遗产时，其最初的遗忘与包容政策 形成鲜明对照。曾记否，德国前总理科尔不惜通过诉讼，阻止自己在斯塔西的档案曝光。
真相是通往和解之路的第一步，但无法自动带来和解，甚至形形色色的所谓真相引发新的仇恨，识者不可不察。是追求大写惟一的真相，还是小写多元的真相？当年旧体制下同为历史牺牲品的民众，何苦在新体制下再度互相伤害？
东德地区 1990年与1995年两份民意调查也显示：对如何处理旧档案，赞成销毁旧档案的民众从14%上升为25%。主张档案只向受害者开放的比例从39%微降为 36%，而主张档案只能用于刑事犯罪调查者，也从41%下降为36%。而对斯塔西个人档案应予封存四十年的主张，1990年，仅有23%的受调查者表示同 意，1995年支持者已增加到54%。此外近年来原东德地区怀旧风劲吹，东德人强烈表达心声：我们不是二等公民，我们是历史的主人，惟一能评价那个时代的 只有历史的亲历者！
寻求 “我们都是幸存者”的最低共识
旧档案的价值其实有限，绝不是无价的历史财富，而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轻率打开，必将后患无穷！
极权主义的历史，更像一部残酷无情的绞肉机，人们为求自保，互相伤害，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可能暧昧不清，告密者本人又何尝不是体制的受害者？有多少人能够面对历史，问心无愧，全身而退？南非大主教图图苦口婆心劝告世人：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处理此类告密者问题，宜就事论事，在法言法，将心比心，以史为鉴，或许才是真正的解套之道。日后依法开放相关档案，在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合理 平衡与满足本人知情权；避免媒体大肆爆料，造成无端纷扰；由历史学家加以理性梳理探讨，为共同未来寻求历史真相与教训，才是应追求的目标与方向。
即使对告密者甚至加害者，也要有同情的理解。不能把他们简单打入另册，加以妖魔化。要做的是，秉持当下我们都是历史幸存者的定位，超越加害者受害者 告密者旁观者的简单四分法，寻求最低限度共识，重建个人伦理与社会道德。不要再区分我们与他们，大家理当戮力同心，成为未来开放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共同创建 者。法治国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尊重个人隐私与基本权利，与旧体制相比，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联邦德国在二战后，成功地让无数旧纳粹成员在新民主体制下脱胎换骨，成为民主派。民主制度的包容与整合能力惊人，也为其他国家提供难得经验。共同建设一个有人情味的，具包容性的正派公民社会，才是我们携手努力的大方向。
法师道：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敞开心扉，坦诚相待，放下个人仇恨，融化历史悲情，就有机会让过去惨不堪言的历史遗产，升华为全民族今天最可宝贵的民主资产。永不再犯！（Never again!）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既要有大智慧，更要有大慈悲。

▓国家赔偿 在监狱里上班？

作者：五岳散人 来源: 华商报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看到了随着国家统计局出台的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数据，根据这个数据推算而来的是每个工作日我们这里的平均工资收入为111.99元。当然，这个数字招来骂声一片，因为大多数人确实没觉得自己能挣到这么多钱。关于这个就不说了，说说随着这个数字而来的连带效应：最高法根据这个数字宣布，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也涨价了，与这个数字保持一致，比去年增加了12.68元。（4月9日中新网）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大致是这么回事：如果某机构———一般是法院———无辜把您判了有罪关进了监狱，或者公安机关无理由地在看守所里把您滞留超过法定的时间，您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国家就会根据《国家赔偿法》中的规定，您在监狱或者看守所的这段日子中，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乘上天数计算一个数字，然后把钱给您。如果我不考虑在监狱中的生活是多么不如意的话，大概就等于在您人身自由被侵害的这段时间里，您大致相当于国家没有合同、不定期雇佣的一个临时工。

可是，监狱与家里还是有很多差别的，一般来说，在有铁栏杆的地方工作的话，不是监狱就是保密单位，再糟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了。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赔偿的话，就等于是抹杀了监狱与外面工作的界限。这还不算有很多人实际所受到的损失远远不止于此。比如说您被关进去一年，原单位总不能空岗一年等您平反昭雪吧？工作是肯定会丢了的。名声当然也不会太好，以后找工作也会有阻力。就这短短的一年当中，很可能您的人生轨迹完全发生了变化，而且很难说是往好的方面去改变。而您得到了什么？是一年的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连惯常会有的推荐信都不会出具。

这种赔偿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这就等于是抹杀了正常生活与监狱生活的界限，毕竟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监狱生活还是有绝对区别的。但在这个国家赔偿里面，把这两者从意义上进行了统一。也就是说，依这个法律，你在监狱中与在社会上生活没有任何差别。而因为无妄的牢狱之灾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国家是不负责的。

在这种状态下，国家赔偿就相当于不赔偿，如我上面说的，这种所谓的赔偿基本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强制雇佣。如此一来，没有任何惩罚措施的赔偿，如何能够提醒国家高度重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有人说这比起当年的“有错抓、没错放”总是一种进步，但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进步在哪里体现出来了。1995年《国家赔偿法》出台的时候，此事就引发强烈争议，而去年10月提出的修正草案，到目前还没有通过。

而国家统计局每次出台职工的工资统计数据都招来骂声一片，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我们这里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次算是别出心裁，为了证明自己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有益的，居然拉上了国家赔偿作为陪绑的对象，以此来说明这大致算个“德政”。估计他们是没有想过，国家赔偿本身就有问题，“德政”无德的结果，只能再次证明或者提醒大家，原来不论是日工资的平均数与国家赔偿的问题，其根源都是出在某些机构并未真正想着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只是在推诿责任与过失的状态下，悍然的把这些数字强加到我等头上。

▓城管十年

来源: 新京报

10年间，城管在国内如星火燎原之势，队伍越来越大。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被称作“城市女主人”的城管功不可没。但其粗暴执法、身份不晰的形象亦广受质疑。社会声讨之下，行走风口浪尖的城管队伍开始反思。

2004年10月24日，北京城管执法系统运动会在海淀体育馆举行，城管队员统一着装在看台上观看比赛。资料图片本报记者张涛摄

“女主人”变温柔 悲剧之后内部反思

与暴力执法相生的是暴力抗法。

2006年8月11日，河北保定市阜平县来京人员崔英杰，在卖烤肠时，三轮车被联合执法的海淀区城管大队人员没收。冲突中崔英杰将36岁的副队长李志强刺死。

说起李志强，季明一声叹息。他认为，这件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对于偶然性，季明解释，城管干的执法工作，与这些小摊贩就是一对矛与盾，再调和，稍不小心，矛也有可能伤到盾。

而对必然性，季明认为问题出在城管自身，“与队伍管理不当有关”。

季明说，“李志强事件”悲剧震动了北京城管。给他们带来很多反思。这些年，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都大大提高，而城管的执法队伍也必须相应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

城管开始检讨过去的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思维开始出现。

季明说，现在他们执法首先确保程序合法，“执法时不像以前上来就掀摊子，首先要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再告知对方具体违反了哪些法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听取对方的申辩意见，然后根据情况作出处理”。

现在，他们施行提前告知制度。

首先在辖区内各重点路口和点位建立宣传站，发放“给居民的一封信”，广泛宣传城市管理法规和城管职能。

对于违规的，先送达法规宣传单，并要求当事人签字生效，如果没有改正，再送达“警告单”，再没有效果，送达“限期改正单”。

如果在这些措施下还没有改正，他们再拿着当事人签字的单据按规定进行处罚。

北京全市范围内的城管管理亦在趋于制度化。

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规定对粗暴执法的城管人员，将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张洪刚说，他们现在杜绝城管踢摊、打骂当事人的行为。

遵守执法程序，尝试柔性执法背后，他们还在努力加强队伍的综合素质培养。

张洪刚请来了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委党校的教授给队员上课，学习和谐理念。

而在季明眼里，他们的柔性执法措施去年实施一年多，“效果不错，90%的人都能接受，而且很快改进”。

“女主人”要正名 各地出法规规范执法

2008年1月7日，湖北省天门市郊湾坝村，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执法人员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将公路堵塞。17时20分左右，恰好路过的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下车用手机进行现场录像，遭群殴致死。

“天门事件”是屡遭诟病的城管再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内开始大量出现城管“存废之争”。

张洪刚觉得，城管现在是“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不可能废除”。

他说，“相对集中的执法权”改革的道路是已经认定了的。

对此，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司长青锋也表示：“不能因为个别的偶然现象，就否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方向。”而现实确已是燎原之势。据统计，至2005年底，全国共308个城市展开了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城管执法人员达数十万之众。

在季明看来，北京城管成立10年，功不可没。

季明说，1997年成立宣武城管大队至今，先后完成了香港回归、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回归的市容环境保障工作；2003年，抗击“非典”；2004年，抗击“禽流感”；2008年决战奥运。

“这些年我们起的作用很大，领导很重视”，季明说，“现在不是废除的问题，而是怎么完善这支队伍的问题”，目前要做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决策者在城市治理问题上的根本思路需要转变，一个城市不是越整齐划一就越好。

他认为，城市管理执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强化“关注民生”的和谐社会观，变堵为疏，谋求多赢。

宣武城管已在一年前开始尝试这样的做法。

季明介绍，从去年开始，他们开始在红莲社区等选定路段设立“跳蚤市场”，“小时市场”，每天一定时间内允许小摊贩在这些地方摆摊设点，试行“效果不错，附近的老百姓满意了，这些小摊贩也有了谋生出路”。

而全国更大范围的城市管理改革已显端倪。

自2007年5月1日起，上海市政府一改往日对马路摊点一律封杀的做法，部分市区路段经市民同意，便可设置便民类摊点。

2008年5月24日，来自全国的近300位城管局长们在江苏宿迁齐聚，发布了和谐城管宣言。向社会发出“文明执法”承诺，强调城管执法的温和与和谐。受到公众期待。

2008年8月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要“为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提供规划的经营场所或临时经营场所”。这意味着，小商贩不再是围追堵截的对象，而是有了法定的生存空间。

□本报记者 杨万国 北京报道

■新观察

城管改革应是思维的变革

在30年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高速轨道，城市人口激增，社会分化剧烈，大量弱势人群涌向路边街头寻找生路，城市的秩序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本来这是个民生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自然会走向消退。

中国的城市管理者认为，主动监管更有利于维护城市形象和秩序，城管因此应运而生。

一个城市的秩序当然需要维护，这点而言，城管确有存在的价值，其对于城市的贡献亦不可抹杀。但城管从一开始起没能把重心放柔性疏导上，而一味突出于“管”。

城管的出现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摊贩等街头谋生群体之庞大，使得初期人数有限的，从各行政机关借调城管执法者根本难以应付，因此专职的城管部门和队伍开始出现，城管部门招募了大量社会人员，使这个执法团队空前的庞大，此时，城管执法力量可以说是无远弗界，足以深入到每一个街道，每个社区。但如此态势之下，城市的秩序仍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街头不断上演的你追我赶的游击战、以暴抗暴的事件，使得城市沦为了惊心动魄的战场。

在胶着的状态下，在一波接一波对城管执法的舆论质疑中，城市的管理者并没有认真反思，他们总把问题归咎于个别城管执法者的素质，他们认为摊贩之所以难以禁绝，是因为城管执法者的装备还不够强大，权力还缺少威慑，因此防刺背心、防割手套、钢盔等开始装备于城管，筹建“城管警察”在一些地方已提上日程。这种对“行政高压”的执迷不悟，让城管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摊贩等街头谋生群体自古有之，举世皆然，想用行政力消除这一现象，有史以来不但没有成功的先例，倒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教训。

摊贩等街头谋生群体对抗城管执法，并不是因为他们藐视政府权威，而是生计压力使然，民生的问题，最终需要通过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徐徐图之，而不是靠行政强制力。何况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就业压力严峻，这种情势下，“城市形象”更当置于民生之后。

城管的改革，如今众说纷纭，各地政府也有心推动。一些地方的城管面对困境也开始思变，如“崔英杰事件”后，北京城管部门开始注重执法程序的规范，以杜绝粗暴执法，同时对摊贩也不再全面围堵，提供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要强调的是，城管的改革不应简单是部门的变动，它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城市管理思维的变革，如果仅仅是部门变了，执法权调整了，但“行政高压”的管理模式依然不变，那对现状将毫无任何裨益。因此，城管的改革，应当抛弃对行政强制力的迷信，让政府、摊贩、市民三方形成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模式，如此，我们才能走出死胡同，重建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秩序井然的城市新秩序。

□韩涵

温故知新

成都城管被泼尿事件

2006年5月30日，四川成都市青羊区城管执法时，与菜店店主肖桂秋发生冲突。肖桂秋提起一桶尿，泼向城管科科长李鹏，李鹏全身被尿水泼湿。

6月5日，青羊区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播放了“泼尿”事件录像。青羊区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事件经过，称肖桂秋占道经营，被城管执法人员责令纠正时拒不改正。城管人员依法向其开具《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机关暂扣决定书》。肖桂秋拒不接受处理，并对城管科科长李鹏泼尿。

在新闻通气会的同一天，成都市副市长代表市委书记、副书记和市长慰问了被泼尿的李鹏。成都市城管局还设立“执法委屈奖”，李鹏成为首位获奖人。

泼尿的肖桂秋先被处以5天的治安拘留，后转为刑事逮捕。

法院一审判决，肖桂秋因犯妨碍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肖桂秋在法庭上痛哭，表示不服判决，向中院上诉。2007年1月26日，三天后肖桂秋将刑满释放，她得到成都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决定。

泼尿事件后，肖桂秋的丈夫袁道全曾在某电视台记者的劝导下，去向城管科长李鹏道了歉。妻子即将出狱时，他认为，他“不该去道歉”。他认为道歉应该是相互的。

▓病毒写作与良知复兴运动

作者：东海一枭

《自由人士的素质要求》

我说过，在大良知学中，利己利他，一体圆融，都是良知的作用。利人不碍利己，利他就是利我。助人福德多多，皆是同胞一家。他人幸福无忧，自己不在话下。

能够利人达人，自然己利己达。

但是，这是从“道”的、终极究竟的层面而言的。在一定的时间段、一定的范围里，利己利他毕竟有别，有时甚至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利己是收获，利他就是付出、奉献和牺牲。某些时候的利他济世行为，某些领域的付出和奉献，是没有回报至少是没有即时、明显的回报的。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真理的普及、大道的实行、某些理想的实现，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甚至终其一生也未能亲睹。对于自由人士来说，维护民权追求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和收获。在此进程中，爱心的传播、道义的弘扬以及社会点滴的进步、政治局部的量变，都值得欣慰，都是最佳的回报。

一些自由人士总是怨天尤地、愤愤不平，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而且不被理解，

把别人的支援和帮助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责怪别人的支援和帮助力度不够（更等而下之的是那种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卑污龌龊的下三烂，是那些有奶便是娘、无奶便成仇的角色，不提也罢）。这种态度让我哭笑不得、亦为之悲哀和忧虑。

民主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很难一蹴而就，更难名利双收。以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投机分子的心态追求之，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于己不利，徒增烦恼而已。如果追求民主自由，可以无险无碍甚至即时性的名利双收，那还要自由人士干什么？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尤其是自由人士，首先要有一种利他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要具备一定的意志、道德自由，要耐得住寂寞、担得了风险、受得了贫困、经得起世人包括亲友的误解和埋怨等，利他奉献、乐在其中。这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准备，趁早洗手，以免自误。2009-3-22

《病毒写作与良知复兴运动》

东漓曾呼吁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开展一场“良知复兴运动”。在《良知主义》（又作“良知大法”）一文中，我严峻指出：

“现当代中囯的政治，对良知原则往往不是一般的偏离而是全面彻底的违悖。有东海儒者提出‘良知风暴’一词。现在是到了这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掀起一场良知风暴的时候了。大良知学真理度之高是空前的，良知复兴运动的开展乃是时代的呼唤。”

良知复兴运动，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反对恶法苛政、特权腐败、野蛮专制，追求良法良制、建设政治文明；这一运动体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良知写作。揭露、抨击假恶丑，宣传、弘扬真善美，是良知写作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对社会不公平不道德现象的揭露、政治上对特权专制主义的批判、思想文化上对唯物、唯心、神本、性恶诸论的纠偏，也都是良知写作题中应有之义。

老象提出“病毒写作”的概念，旨在“以正知正见透视人类病态生存的景象，努力寻找救赎世界的良药良医，恢复人的健康本色，不断地扶正固本，最终让天地人和谐共存。”其宗旨与良知写作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也应该成为良知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良性的社会、良好的政治、进步的观念、正确的思想、健康的精神等，必然是符合良知原则的，必然是良知在各个层面和领城的开发、落实和展示。一切社会病毒、政治病毒、思想病毒、观念病毒、心灵病毒、精神病毒，都是因为悖离和背叛了良知原则而产生的。

良知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是对治内外各种病毒最基础最核心的“东西”，堪称万药之本、万方之母。无论是什么疗治什么病毒的药方，都必须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都必须以良知为本。

对一切病毒的检测、扫描、揭示和消灭，对一切病害、病难、病灾的防范诊治，都是对良知的唤醒和恢复，都属于良知行动。先进制度的建设、社会道德的提升、科学精神的焕发、正确观念的传播、普适价值的普及、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升级等，都是良知行动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行动体现在作家身上，就是良知写作，从“反面”看，即“病毒写作”。2009-4-9东海老人

附老象：

是的，“良知”正是病毒写作最深厚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之一。老枭的良知说，建立在儒家正道基础上，无疑是对病毒写作的一大贡献！准确地说，老枭的良知说，对于病毒写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老象心目中的病毒写作理论，亦将建立在传统文化根基上。主要以佛家理念为指导思想，同时亦将良知说是采纳其中。期望更多有识之士都能投身于良知写作与病毒写作。2009-4-9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