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０９

║壹刊║２００９／０４／０９

╔═╗╔═════════════╗
║壹║║[一]个人的刊，一个[人]的刊║
║刊║║一种热血的刊，一种奋进的刊║
╚═╝╚═════════════╝

■本期目录
══════════════════════════════
▲走样的泰式民主…………………………………………………1510站
▲蒋经国的政治遗产……………………………………………凤凰周刊
▲《潜伏》是个反腐败电视剧…………………………………新浪博客
▲关于中国“同志”的少数派报告………………………中国新闻周刊
▲独生子女面临“中国式”悲哀………………………………猫眼看人
▲教师成了人群中最弱势的群体………………………………猫眼看人
▲令人深感绝望的中国精英……………………………………天益社区
▲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开庭 旁听现场一度失控 ……………法制晚报
▲“中国不高兴”推销病态民族主义………………………中国青年报
▲“给点教训”的驭民之术令政府与法律名声俱损………南方都市报
══════════════════════════════
◎本刊为非赢利性电子杂志，当中所言谨供思索参考
◎创刊：杨银波[独立作家]，2008年五四青年节创刊
◎建议：复制粘贴每期壹刊，在记事本或word里阅读
◎宗旨：以公民之力，推动维权公益，追求民主自由
◎备注：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原载媒体，关注堪比同行
══════════════════════════════
▓走样的泰式民主

作者：闾丘露薇 来源：1510站

一下飞机，就赶到红衫军聚集的政府大楼，眼前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伴随着口号，音乐，塑料手掌的啪啪声，不过就是不像示威，更像一个嘉年华。总理府内，几十个警察站在围墙内，拿着盾牌看着墙外，大多数则坐在草坪上，悠闲的吃着午餐。围墙外的人行道上，也坐满了悠闲的红衫军们，喝着组织者提供的免费水，吃着免费的饭盒，隔几分钟，跟着高音喇叭里面的声音，叫几声口号。不过有意思的是，找遍了那些充当指挥台的大货车，找不到喇叭里面的那个人，泰国的同行笑我：“头脑你是找不到的，他们都是隐型的。“ 不过最终找到了一个UDD（反独裁民主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他正忙着给参加集会的民众签名留念，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演艺明星。

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了二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三万人左右聚集在这里，不过今年人特别多，在前总理他信的幕后遥控指挥下，目标是要召集三十万人，听当地人说，充当红衫军的一天酬劳，在昨天晚上已经从原来的八百泰铢，上升到了一千。他们的目标，是要现任的阿披实政府下台，重新进行选举。

对于阿披实来说，如果采取强硬手段，把这些民众驱散，从道理上说不通，因为去年，他所在的党派领导的黄衫军，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应该说更加的激进，要求当时的总理下台。当时的情景让人感到震惊，因为信奉佛教的泰国人，一想给人温和的印象，却出现激烈的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好像昨天红衫军冲击阿披实的坐架，不单打烂了车窗，还殴打司机。一位同行，到现在说起去年在机场，被黄衫军用枪指着脑袋的经历还觉得不寒而栗。

那场占领机场的行动对泰国旅游业造成的影响，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来，加上这场金融危机，对于泰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正好是复活节假期，曼谷原本是香港人热门的度假地点，但是这些日子的街头运动，让不少人心有余悸，担心去年的情况重演，到时候被困在了这里，特别是今天的反政府集会行动升级，身边有不少朋友，原本打算一家大小来度假，机票也买好了，最终还是决定取消行程。

和红衫军聊，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信是最好不过的领袖，阿披实还有军方，都是坏人。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村，他们认为，他信贪污或者逃税，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政客都是这样。他信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让农民也得到了好处，让他们的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而这就是被反对者指责的，利用自己的财雄势大，走民粹主义路线，收买乡村地区的人心。由于他信个人，家族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扩张，自然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最终引发反弹，特别是中产和商界，相信也包括皇室。

有人计算过，过去七十四年，泰国发生过十八次政变，1932年，军人政权推翻了郡主专政制度，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又是军人政权不断地推翻民选政府，上一次就是2006年，导致他信下台。

他信和他的支持者呼唤泰国民主的回归，红衫军的标语和口号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要民主和反独裁，但是如果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领导人，那这样的民主形式，不免让人联想起台湾的陈水扁。

而对于抗拒一人一票重新选举的黄衫军来说，他们的信念在于：乡村的选民水平太低，不懂得如何运用手中的选票选出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他们只会选那些给自己好处的人，比如他信。因此要废除民选国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泰国向着民主进发。

不管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当他们走上街头，都喊着拯救民主的口号的时候，不免让人思考，泰式民主为何总是走不出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到底是因为公民缺乏民主的信念，还是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或者是制度本身出现问题？不过有一点，从理论上来看，军队如果不能够听从民选的政府的话，至少从政治的层面，缺少了民主实现的基本条件。

▓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作者：郑东阳 来源：凤凰周刊

提要：今年，正逢蒋经国百年诞辰。这位威权时代的最后领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善意、宽容应对民间的政治诉求，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动博弈的方向发展，在其身后，终于完成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划时代变革。盘点蒋经国的政治遗产，既有他的大政治家品格——使之成为一个造就时势的英雄，又有全社会的推进合力——把蒋经国造就成英雄的时势。

他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他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读。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他从没想到，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哗。在被手下拥离主席台前，他孤寂无力的双眼朝着喧哗嘈杂的方向停留片刻，说不出一句话，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

这是蒋经国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镜头。时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19天后，他告别人世。

他刚刚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戏剧性地亲睹专制强力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领略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顾。这是日后台湾社会场景的第一次预演，

历史为他安排的这次彩排，蒋经国茫然无以应对，无人知晓他那一刻心中的感伤和悲凉，无人知晓他是否担心身后的评价。

以令人不忍和近乎无情的方式为蒋经国送行，何尝不是历史为一位伟大者精心设置的一次英雄谢幕。

其时，他几乎已丧失视力，看不清台下，更无法预见未来，但他能听到远处在地平线上不断汇集的声音。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Let me stand like a man！”

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大呼的声音，蒋经国终生难忘。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而台湾的“特务头子”即蒋经国。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若无其事，但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蒋经国是一个为民主时代的政客立下标杆的独裁者。他既非拥有超凡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亦非乃父那种刻板严肃的强人型领袖，更非善于故做神秘，营造高高在上的非人类形象的领袖。

蒋在台湾公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着军警宪特力量的独裁者无缘，相反，在公众印象中，他朴素犹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若乡老，赤诚堪比苦行僧。

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能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独裁者。

集权柄于一身的独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蒋的勤政，并非事无巨细统揽大权的案牍批阅之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深刻。

蒋经国定早年苏俄经历和其后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那次一生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与蒋介石败退大陆后认为杀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蒋经国掌权后，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且部分项目已在今日被认为是败笔。但“十大建设”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十大建设”成为今日台湾人概括那个时代的最好象征。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20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蒋经国固非经济内行，台湾经济奇迹亦不应过分归功于他，而忘却那个时代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但蒋经国超拔任用大批留洋归来的专家人才，为渐培台湾根本，也为政权从专政型政府过渡为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基础。他持之以恒的勤政更给那个时代所有台湾人留下深刻印象。

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摩托，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

当然，那个令蒋经国终生难忘的声音，让蒋经国深刻感受到，仅有民生，是远远不够的。

【亚细亚的孤儿】

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两蒋诀别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城”，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当台湾被光复时，只是个从大陆败退力量对抗大陆的据点和重返大陆的跳板，两岸一统时，台湾又是个可随便让与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沦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部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事件中的高雄冲突，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的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当年刚迁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份子，为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份子。

从1960年代起，蒋经国就明白，“反共复国”早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中华民国”，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蒋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说：“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虽然台面上依然保持着民族大义，但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但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而1973年李光耀访台时，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的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潜伏》是个反腐败电视剧

作者：许石林

潜伏如今成为一个热词，一是因为一部吸引人的间谍剧《潜伏》，这是戏；二是因为有两个潜伏事实：黄苗子潜伏在聂绀弩身边、冯亦代潜伏在章伯钧身边，这不是戏。一虚一实，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事儿，却都因为相同的方式，被人们联系起来，于是，强化了“潜伏”这个词汇的力度。

电视剧《潜伏》：余则成在日本人投降前，以军统特务的身份潜伏在日伪汉奸情报部那边，眼看抗战就要胜利，他面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未来，很挣扎，这段戏很好看，作为一部电视剧，是个好看的开头。但是他的天真似乎是经不起推敲的，国共两党在日本投降前已经显露出的分歧，他一点都不觉察，还天真地有自己的信仰，固执地以为日本人投降了，就可以回家过太平的日子了，还让爱情作为砝码，加大了他继续潜伏的倾向和选择。这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潜伏者。还有，一个潜伏者，自己孤身行动，把叛逃者李海丰给枪杀了，自己当时拿枪都哆嗦，李海丰还不是一个人在车上，这都显得的太鲁莽、太欠周详，不像一个潜伏者，或者说不像一个想像中的潜伏者，想像中的潜伏者，应该是隐藏得很深的人，是一个摒弃了许多基本情感活动的人，会心很冷、很硬，很冷漠。但是表面上却让人看不出来的人。黄苗子就让聂绀弩没看出来，聂绀弩到死似乎是有所觉察，但没有说破，于是黄苗子一直像个骨刺一样潜伏着，还用他那漂亮的毛笔字为聂绀弩的书题写书名、写诗撰文怀念他、常常动情幽默地谈起他，一切看上去都很温馨，温馨得让人羡慕，恨不能亲近一下他们，仿佛亲近了一个友谊地久天长的群体——这才是真正的潜伏者。而余则成这个潜伏者，太有个性、太有情感，太天真。

余则成被地下共产党看重并多年观察、培养，在该地下党牺牲后，余则成就成了冀中共产党策反的目标。策反余则成有两种力量：一是国民党的腐败——竟然动用军用物资与即将投降的日军交换被日军扣押自己的私人财产，导致了余则成通过此事对军统失去信心；二是在日军杀余的时候，及时救命。余则成被成功地策反，成为冀中共产党安插在天津军统情报站的潜伏者。

看全剧，潜伏者的任何活动，都是很吸引人的，哪怕是显得有些天真的戏。就像看现在踢爆黄苗子潜伏的事儿，很吸引人一样。但是，余则成与黄苗子相比，显然给人以好感，他那不阴不阳的样子后面，有一个宏大的价值和信仰支撑着。观众看别人、看剧中人对自己的宏大价值和信仰而付出，会很欣赏。

余则成潜伏屡屡得手、得逞、得计，除了他自己来自宏大的价值和信仰的力量以外，军统情报站的腐败成就了余则成。余则成作为地下党情报员，潜伏到天津军统情报站，给该站站长吴敬中送的见面礼就是一颗出土的宋代硕大夜明珠，吴敬中喜好收藏古玩。这就像赖昌星说的，就怕领导没爱好，有了爱好就好办了。天津商人穆连成想过清查日伪汉奸这一关，拼命巴结情报站站长吴敬中，希望依靠吴的护佑过关。穆连成给吴送古玩不说，还准备送一座酒厂给他、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吴的学生、红人余则成。吴站长的贪婪给了余则成很大的便利，所有军统人员的贪婪都给了余则成以便利：汉奸公司里有某军长太太的股份、酒厂又给了吴站长的小舅子、汉奸商人拼命想与军统情报人员结成眷属以求完成官僚资本家的成功变身……我看着看着，甚至把这片子看成一部反腐片了。看来，历史学家也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腐败造成的。

军统情报站内部，各派力量各怀鬼胎较劲角逐，争相腐败谋求私利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感觉：《潜伏》是一部反腐败电视剧。不是吗？剧中人物，不管是日伪的还是军统的，各个人对工作都不懈怠、机警而干练，很有效率、很勤奋，工作很有积极性、主动性。哪怕是贪污成性如吴敬中这样的要员，贪污是贪污，可对工作却不马虎。与人交往，也很有礼貌、一点儿也不骄横跋扈，不拿冷眼看人，温煦如谦谦君子。这就让我纳闷儿：这么有效率、谈吐举止文质彬彬的公务员群体，咋会让共产党给灭了昵？吴站长一要古董和酒厂，我就明白了：原来是腐败给闹的。

▓关于中国“同志”的少数派报告

作者：黄卫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三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著名的门户网站腾讯网做了一个特别策划，从去年一年的发帖中提炼出“网民的100个心愿”。其中第100个是：希望中国同性婚姻早日合法化。

　　点开这个链接，呈现在眼前的是同性恋情侣情人节在前门拍婚纱的报道，章义等两对同性恋者的亲昵照片赫然在目。

　　CCTV的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新闻。新闻后边还有一个态度调查。在8万多的总投票数中，75.69%的人选择了“男女同性恋都接受”，93.34%选择了“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这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完全跟常识相悖的调查结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同性恋权益倡导者李银河博士2006年发布的《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公众态度》调查报告。只有27.3%的被调查者支持同性恋婚姻，高达70%的人持反对态度；只有20.8%的人认为同性恋没有错，相反有37.8%的人认为“完全错误”。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公众态度调查，样本在全国随机抽取，结果应有相当的可信度。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其实答案很简单。去前门参加拍婚纱照活动的是他们，呼朋唤友去CCTV网站投票的也是他们：同性恋志愿者。他们的人数或者不多，但他们争取自身权利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力，呼之欲出。

　　著名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的所长万延海一直在关注他们的行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拍婚纱照这一活动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同性恋者作为公民社会中的一种力量，正在形成中，甚至已经形成了。”

　　中国“同运”的里程碑

　　在万延海看来，1993年可谓中国的同性恋元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社会呈现改革开放的态势。很多思潮发展到这时，对同性恋的沉默已经变成不能容忍的事情。”

　　这一年，王小波、李银河夫妇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出版；万延海在北京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午夜直播节目里，高谈阔论着同性恋的权益问题。

　　“这对公众启蒙，特别是对同性恋人群的意识唤醒，起到了重要作用。”万延海说。

　　也就是在这一年，章义在北京地铁里看到媒体上的同性恋报道，生活轨迹被决定性地改变。

　　如果说章义的自我认同之路是一部典型的血泪史，那么同样参加拍婚纱照的女同性恋者丹娜的成长简直称得上是一帆风顺。“我跟他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是一代人。”

　　来自大城市的丹娜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她初一情窦初开、被同性“电到”的时候，刚好是互联网兴起的1998年。

　　从一开始，丹娜就自信自己是很正常的。现在在北京一所名校读研究生的她从不刻意去隐瞒自己的身份。当被邀请参加拍婚纱照活动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1998年，是同性恋发展无可争议的拐点。这一年，拍婚纱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同语”（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组的负责人闲，在经历了遍寻图书馆找不到中文同性恋书籍、只能苦学英文啃原著的漫长黑暗时期后，终于发现了一片“碧海银沙” ——第一个拉拉聊天室。“当时全中国就只有20多个拉拉找到那里聊天，那时候还没有组织，是‘找到了彼此’的感觉。”

　　“互联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隐蔽性的群体呈现爆炸性的发展。” 万延海说。

　　中国法律环境的逐渐改善也有利于同性恋运动的发展。1997年的刑罚修正案里，删除了流氓罪的条款，压得同性恋者喘不过气来的一座大山被搬走了；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通过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是“性指向障碍”这个诊断也被不彻底地删除了。

　　既然同性恋既不违法，又不是病，还有什么拿得上台面的理由阻止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益呢？

　　隐形的禁忌

　　那么，中国同性恋群体如今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在“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男同志愿者组织、爱白文化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江晖拿出一张国际ILGA组织发布的LGTBI rights in the World地图，指给记者看。在承认同志权利的红黄色地带和严厉处罚同性恋者的蓝紫色地带之间，是广漠的灰色地带，中国就处在这个地带上，即：既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也没有支持性和保护性法律。

　　“在我看来，（中国同性恋生存环境）是中间偏上一点。我完全不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对于风险都是做过评估的，活动形式上也会相对温和。”江晖自信地说。

　　反而他比较担心中国的地下教会。他告诉记者，中国有很多国外背景的地下教会在活动，有的带有非常强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他们发现有些教会在秘密地做一些同性恋矫正的培训。做活动时，有时会遇到宗教人士来对峙。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没法对话。

　　而对于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完全靠自己募款的女同组织来说，身份的困扰似乎更大一些。北京“同语”（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组的负责人闲介绍说，在中国同性恋组织无法注册，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没有身份就很难争取捐款，因为很多慈善机构不会捐款给没有注册的组织。其次，不清楚政策界限在哪里。比如，2005年12月，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就因其敏感性被叫停。

　　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万延海介绍说，中国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文化里不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另一种则认为歧视特别大。“某些宗教里那种对同性恋明确的歧视在中国的确没有。但必须孝顺、成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主流观念），其实不得了。有些学者简单化地说，我们的文明没有那种歧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但文化层面并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西方同样存在反对同性恋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但万延海认为，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跟西方比，有很大的差距。“西方社会是分化的，但是不同的声音都能表达，都能被听到。这很关键。即便一些保守的力量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不能侵害人的私人领域、警察不能滥用权力……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是一致的。我们国家没有（完善的法治），所以作为边缘群体的同性恋者很容易成为权力的侵害对象。”

　　女同领导力

　　和世界潮流很不一样的是，在争取自身权益上，中国男同和女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闲看来，早期男同和女同的运动是一致的，分化是从2003年的SARS之后开始。SARS的爆发促使政府开始重视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公众不太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女同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不但比男男性行为，甚至比男女性行为的风险都低。因此，政府的主要合作对象是男同志愿者组织就不足为怪。大量的资金投入进去，有时甚至是拿钱找人。

　　乏人关注的女同在寂寞中把主要议题转向了文化建设和权利运动，逐渐风生水起。

　　在女同运动领导者闲的心中，和父母的关系是她永远的伤痛。“我是我父母的宠儿，但现在我们再也没办法回到亲密的状态。真的很悲哀。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们的错。”她要改变这把她和亲人阻隔开的社会观念。她说，同性恋运动不仅仅是关于同性恋者，它更是关于社会平等，关于消除歧视和尊重差异。

　　2005年，闲创办了同语小组，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自费来做女同运动。

　　当年，同语发布了《北京地区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发现，仅有21.8%的女同志愿意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报告中写到：这也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分不开的。父母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婚姻的要求、中国传统观念对子女和父母之间关系的形塑，都使女同性恋者在对父母坦白这一问题上顾虑重重。“你自己出柜了，等于让父母亲锁进了柜子里。”即便是独立自信、权利意识极强的80后女同性恋者丹娜，也一直对父母保守着这个秘密。

　　从2007年情人节开始，同语开始做同性婚姻倡导活动，今年的拍婚纱已是这一系列活动的第三个年头。

　　万延海很欣赏这种“女人的领导力量”，他说：“女同的出现，确定了在同性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她们在所有运动中都很积极，而且没有利益纠缠。”

　　男同领导者江晖承认，女同的这种发展方向更健康。“男同志内部简直吵得一塌糊涂。组织跟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资金投到艾滋病防治里，而不支持其他事情。”这些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志愿者甚至会反对“同运”，担心得罪政府，影响到他们。

　　江晖认为，现在的防艾治标不治本。“以前很多同性恋者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拿到安全套，现在的问题是，有大量的安全套但没人用。艾滋病的感染率高得不得了。”

　　据中国卫生部去年底发布的调查结果，全国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4.9%，而三年前的2005年这一比例为0.4%。

　　影响安全套使用的最大原因还是群体意识。这样的认识使得江辉跟女同运动逐渐接近。2007年，第一次做情人节活动，只有一个男同志在最后一分钟赶过去；第二次，男女同并肩送花；今年拍婚纱照则是第三次—点子还是江晖想出来的。

　　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让公众可以看见同性恋，因为歧视来自不了解。第二，是让同性恋者看见其他的同性恋者。因为许多同性恋者缺少榜样，感到前途渺茫。至于同性婚姻立法本身，眼下对中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之所以把二月份作为同性婚姻倡导月，选在情人节做这一列活动，还有个考虑是在两会前，呼应李银河博士的同性婚姻提案而进行。但李银河今年没有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提过四次了，有时给政协，有时给人大。隔一年吧。”

　　李银河很清楚，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要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步。首先，他们要能正式注册社团，这个社团要能有出版物。其次，利益诉求要有渠道，要有西方那样lobby制，在人大里要有他们的代表来提案。只能等待民主进程的成熟。”

▓独生子女面临“中国式”悲哀

作者：孙长虹

　　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手段是空前惨烈的，从各地贴在墙上的标语“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就可以感受到政府态度和力度。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到现在已经30年了，按时间推算，第一批独生子女们已经陆续到­了而立之年，那么政府给这些中国人的“独苗”提供了怎样的未来呢？

　　忽略独生子女常有的各种缺点和以自己为中心的心理问题，忽略所有天灾人祸制造的意外，一个中国家庭在正常情况下，独生子女都会在极度的宠爱中成长，经历费用昂贵­的教育阶段，一旦成功就业还能够顺利结婚的话，算上双方的爷爷奶奶，以中国目前的福利状况，一对独生子女夫妻就要照顾4-12个老人。很难想象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他们怎样能够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竞争，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的社会还能和谐地、持续地发展下去吗？

　　因为只能有一个孩子，做父母的就要千方百计地保证“优生”，“优生”之后要“优育”，“优育”之后要保证“优才”，可是千辛万苦地拿到大学文凭，真的就有理想的­未来吗？没有。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现在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国难”，政府根本解决不了这些独生子女的就业。全社会的无业可就，导致已经成年的独生子女们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依然被父母供养，依然无法独立，更不能承担家庭和社会的义务。

　　极端政策带来极端的社会现象，中国家庭按国策办事，全面实现“独生子女”化之后，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数量减少了，但是都变成了“贵族”经营模式，家长必须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大的心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即便是考上了大学，如果父母遇到下岗、伤残等意外，提供不起昂贵的学费，独生子女就要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在不富裕­的农村，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受人多地少的条件限制，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都必须背井离乡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这些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急难险重的风险性大的工作­，加之各种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其工伤事故率往往是国际相关行业的数倍。由此导致了无数个农村家庭的残缺和破碎，甚至是整个家庭希望的破灭。而独生子女家庭在这些­情况面前更是风雨飘摇，孩子在外无依无靠，家长在家提心吊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是女孩子难以替代的，这也是农村重男轻女、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重要原因。由于性别比失调所导致的众多社会问题，对政府的和谐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农村的孩子没工可打，城市的孩子没有工作，政府总是不放过展现经济改革成果的机会，但是经济改革并不能让孩子们得到应该得到实际利益。独生子女的安置是最尖锐，最不和谐的社会问题，没有就业机会，是独生子女和家长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现实。年轻的一代是国家的希望，中国的独生子女是政府强制推行的政策产物，是付出生命代价得到的结果，政府用强权扼杀了“多余”的生命，却带给给“合法”的生存者更多的负担和压力。当国家连他们就业的基本要求都解决不了的时候，独生子女们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手足亲情，还有他们的幸福和未来和整个家族的希望。

　　孤独地生存，无助地面对未来，脆弱的肩膀承受不了生活之重，中国独生子女的境遇，就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教师成了人群中最弱势的群体

作者：动静聚散

写这篇文章前，我首先申明，教师中也有败类，但那只是极个别的。

教师，从表面来看，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职业，好多人都想方设法往教师行业钻。近几年，好多没有教师资格的人都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钻入了教师行业，致使教师行业鱼目混珠，会教书不会育人的，不会育人也不会教书的，甚至道德败坏沾污教师名声的人大有人在。

教师的职业令人羡慕，原因仅仅是教师能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由于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发展，教师的工资也迅速增长，一般人都能拿到2000元左右，教师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但随着教师职业的热门，教师慢慢成了一个弱势群体，当然，这仅仅是说普通教师，对于教师中间的管理人员以及专家型人员，不在本文所述之列。

首先是教师的工作时间。做为一名称职的教师，你必须做到每天到校时间比学生早， 5点多就得起床，然后迅速到校，开始一天的教学活动。中午12点才能放学回家。休息只有两小时，匆匆做饭吃饭，1点多就得赶回学校，中午休息时间实际只有一个小时。下午6点才能放学，又是匆匆做饭吃饭，完了从8点开始就得批改作业，有时候要到晚上11点左右才能睡觉。算下来，一天的工作时间在15小时左右。同行政工作人员比比，早上8：30才慢悠悠去上班，11点半左右去行政单位办事，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下午又是2：30也是慢悠悠去单位，5：30又是人走得差不多没了。一天的工作时间只有6小时左右，按正常上班时间，也就7小时左右。

当然，你可以说教师有周末有假期可以休息，但公务员同样有周末。一般教师的的周末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能休息两天，学校竞争日益激烈，每个学校星期六都在补课，大部分学校的周末休息时间也就一天时间。行政人员公务员也有周末，虽然有时候加加班，但那是怎么样的加班，行政人员的加班说白了，大都是搞接待，上级来人了，先是由能写的人搞上一个通宵弄上一个材料，汇报汇报，然后就是陪着检查人员转转看看，到了吃饭时间，大都去酒店摆上满满一大桌，五啊六啊的加上两、三个小时的“班”。这种加班方式换了我我也乐意。有许多行政工作人员，当然是一个单位比较有头面的人物常会对别人大言不惭了说，现在吃饭成了一种负担。

或许教师的假期是唯一可以让广大教师感觉到欣慰的。但教师的假期就是假期，你慢慢呆到家里面过你的假期去。在教师过假期的时候，公务员行政人员还在上班，他们是没有假期的，但公务行政人员公费去旅游的时候，就是利用教师假期休息这段时间，哪个旅游不是公费的，哪个旅游不是美其名曰“学习考察”，不要说国内，好多公务人员都利用公费出过国，还有许多贪官污吏就是利用这种公费旅游的方式逃到外国去，做了国家的叛徒再也没有回来。

当然，这仅仅是前几年的事，近几年来，教师的周末假期不再属于教师。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且不说改革效果如何，教师做为战斗在教育第一线的战士，首当其冲，改革的重担理所当然了落到了教师身上，利用周末利用假期充电学习，接受继续教育，教师的周末假期没了。教育体制改革，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是好事，对于我们国家的教育是一次大型的手术，对千百年来教育弊端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扫荡，但对于教师来说，无异于一场空前的灾难。

每一位教师都要进行充电，接受继续教育，搞好教育教学，做为一名教师，是义不容辞的。每一次接受继续教育都要出钱，少则百十元，多则几百元。每年由政府机关组织的干部（教师原来也算是干部）法律考试、这学习那学习考试，自学考试等等，教师除了参加考试，还要监考，每一次考试都要收费。此外，教师还要参加为了自己上职称――纯脆是为了上职称提工资，发表一些论文，参加一些电脑考试。

先说说教师论文。以前发表文章，杂志报社都要付给作者一定的稿酬，但现在不同了，想发表论文，你得给杂志社缴钱，一篇论文地市县级300元，省级或以上要更高，本末倒置了（关于教师发表论文详情请参阅作者《从教师评职称要论文谈起》一文）。

其次是继续教育，搞继续教育的讲师团遍地都是，一般都是省上的给县上的讲，县上的给山区的讲。县级以下的老师上职称要论文，要接受继续教育，省上一些学校规定上职称还要做到两次“送教下乡”。于是，省上的送教下乡，县上的接受继续教育。当然，省上的送教下乡是以“专家”的名义下来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于是乎，下面的教师接了继续教育，能上职称了，省上的教师送教下乡了，也能上职称了，教师们似乎双赢了。笔者听过一名所谓“专家”对教师继续教育的讲座，还整理了万数字的讲座内容，可惜新华网不给发，只好自己留着了。那个“专家”据说是某讲师团的团长，讲座中先是大骂中国的社会制度，大骂共产党（他自己也是共产党员），然后是说自己老婆怎么样，然后是说自己的儿女（他竟然有一儿一女，听讲的教师当然是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怎么怎么样，讲得没见过世面的山区教师一片稀嘘，然后他的讲座就完了，越听越像是一个“××功”分子。没想到山区教师竟然被这种“坐下来吃饭，站起来骂娘”所谓专家给教育了一番，听说临走时还拿走了讲座费好几百元或是几千元，这是内部参考，一般教师不得而知。还有一个专家也是先谈中国制度问题，对教育的问题倒是讲了一些东西，但都是数典忘祖，囫囵吞枣谈一些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理论，很少谈中国的教育，对中国教育显示出一种轻视和无知，令人痛心。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瓶颈不在基层教师，而在于这些所谓的专家，“专家”素质的确有待提高。

再说说学校教育现状。各级教育行政主管对教师规定了严格的制度，其中一条就是严禁体罚或是变相体罚学生，这一条规定无可厚非，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实际应用中，教师对于学生的管理，除了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外，还付对学生出了自己全部的爱，而学生呢，由于受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对于教师不再是尊重和敬畏，部分学生甚至用自己调皮的天性，去故意挑战教师的自尊。而对于学生的稍加体罚，就会受到家长或是学生本人的投拆，这种投拆教师体罚学生的诉状，一查一个准，好多教师被教育主管部门处理，就是因为体罚学生所致。学生不良风气主要来自于电视中一些无聊的娱乐节目，一些变态明星的丑恶表现，还来自于道德败坏的作家的作品，如《坏蛋是怎样练成的》（世上竟然有这种书），题外话暂且不提了。

国家实施义务教育经费全免后，中小学生上学不再缴费，可以说学生家长（主要是指农业家庭）不会再为了自己孩子的学费和书费东奔西走，如果哪位官员胆敢触动了农民的利益，有会有好多部门来为农民兄弟申冤，农民收费问题成了高压线，没有哪个部门是敢触高压线的，于是，有些部门就把黑手伸向手无寸铁但收入还算丰厚的教师，教师不是农民，随便收几个费没人会去管；教师有收入，随便收几个钱也缴得起；教师不是官，随便收几个没人敢去投诉或是反抗，想反抗的教师都面临被调离原来比较安定的学校，到边远山区去做贡献；教师是一个除农民以外相对庞大的群体，随便收几个就会有好大一笔资金。教师上职称搞论文要缴钱，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电脑要缴钱，参加一些权力部门举办的种种培训要缴钱，甚至到教育部门填一张审核什么的表都要缴钱，一张印刷了表格的白纸要缴数十元钱（成本也就一毛不到的钱），自己上职称，填好表申请上级部门审核要缴好多钱，好像上级部门审核表格的工作人员没领国家的工资一样。对于这些不合理现象，没有哪位教师提出过质疑，都司空见惯了，以为是正常现象，当然有好多教师也认为是不合理现象，但做为一名在基层工作的教师，自己的吃饭家当似乎不是自己努力得到的，而是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赏赐的，敢怒而不敢言。每位教师每年有近一个月的收入就这样被一些部门采取不正当手段连骗带哄给弄走了。更有甚者，连电影院都设法弄教师的钱，前几天上演的一部反腐败电影（名字略去），电影院（不仅仅是电影院）居然通知全体乡间的教师都来电影院看电影，有的教师一个来回就是100多里路，花销远远超过了电影票，一部反腐败的电影，看看也应该，但该看电影的不应该是教师吧，教师也想腐败，但怎么腐败呢！

教师成了人群中最弱势的群体。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写下去，人是群体生活的动物，人是社会的人，每一类人群中总会有一些弱势群体，但做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有谁关心过，当那些官员们坐在讲坛上给教师们一本正经讲话时，当他们在某一个环节中教师出了纰漏大骂教师时，当一些纪检部门或是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师体罚了学生处理教师时，在一部分教师在今天竞争中将要下岗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时，我为教师感到悲哀，教师戴着“师”的桂冠，成了一些被自己亲手培养出来官员们的下酒菜！

▓令人深感绝望的中国精英

作者：袁剑

前言

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品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前来讲学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非常悬殊的曼妙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才华横溢的老院士自掏腰包挟美人游历东湖，人们或许只会将它当作一个新世纪版的才子佳人故事，于茶余饭后说过之后而宽容地一笑了之。但问题的糟糕透顶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价格不菲的来回机票。同样也是这一年，北京某著名的经济研究中心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然而，接待单位的领导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没有丁点羞耻感的勒索，竟然是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中国精英级的大牌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1

如果说，从1989年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掠夺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公然抢劫。

常识告诉我们，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交出钱来，这就犹如那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径是不是和道德冲突或合符法律与正义。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掠夺财富的暴力手段，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他们是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只能无孔不入地用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了。

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知识精英的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其深刻的文化意味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了。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而成为当代世界最触目惊心的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或许还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修养而是最无耻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及其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中国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说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其意思都一样。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2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分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地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官僚制度的故乡。中国的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在这个世界蔚为奇观。就像用“民主社会”这个词汇可以高度概括西方社会的特征一样，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中国社会，恐怕“官主社会”这个词汇是最简洁、最传神的一个备选词汇。

自从秦始皇确立“以吏为师”的治国方略之后，官僚精英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人民大众的主要道德示范者，而且这种传统历经2000多年儒教的熏陶和改造，延绵至今，已成最具中国特色的文明基石。这种中国历代传承下来的“以吏为师”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和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的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作为人民大众的道德示范群体而存在，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和支配性地位却未有些许的稍减。与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中国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与西方社会的同类精英相比也毫不逊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

1989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新人参与中枢事务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一来，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普遍地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

这个趋势，在1989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虽然如今大行其道的科学发展观也确实能起到某种纠偏的意义，但从遍及中国基层社会的众多地方官执拗地采用杀鸡取卵方式追逐经济利益依然无法遏止的现象来看，所谓“科学发展”究竟能否变成未来的中国发展思路，尚依然有待大量事实加以确证。

严格地说，中国最近20多年的发展思路，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式的发展只信任和依靠无法量化的人民大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及其传人的发展，则放任和倚重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的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相比，不遑多让。

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的官僚精英主要的利害得失算计，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乃至对上意的揣摩拿捏分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一如传统中国社会的旧式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科技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头等位置和第一利害加以考虑的旧官僚。中国的官僚精英整体并没有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意义上的进步和改变。

人是制度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出产什么样的人。而具有中国独特底色的官僚体制，会出产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精英，则顺理成章。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生存状态，其实是高度因袭的传统中国政治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

3

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

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

要想正确地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意识。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爵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160多万元。无法不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不二法门和葵花宝典。

经过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官僚精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待中国改革的最佳态度、并因此在中国改革中进入了游刃有余的最为调适的状态：那就是将对权的狂热和对钱的狂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统一起来。虽然这种“传统智慧”在理论上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官僚精英们不仅做到了把冰炭一块打包，安然放置在了那个名叫“中国特色”的马桶里，而且，还因此不断地受到来自上峰的丰厚奖赏。这种奖赏，不仅开启并巩固了中国官僚精英们在转型时期贪婪的机会主义态度，而且，还在信仰沦丧和理想破灭的后乌托邦时代，以追逐生理欲望满足的强大内驱力，驱使中国的官僚精英，在文化和道德层面径直跌落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

毋庸讳言，中国的官僚精英在毫无道德约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以同样的寡廉鲜耻，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我们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的运动中，可以轻易地发现，中国官僚的贪婪和无耻，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如今，任谁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各级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仅在电视画面中看起来个个道貌岸然像个有文化的人样子，而且，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拥有名牌大学颁发的博士或硕士头衔。

据业内知情人心照不宣，这些官僚所攫取的博士硕士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沦陷和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究竟有多强、有多深，只是因为博士硕士的头衔稀有，所以，中国的官僚精英才志在必得。可能没有一个中国官员真正能意识到，他们这种对超高学历文凭的追逐，其实对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却是一种最得不丧失的莫大损害。例如，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变化，其荒诞意味简直会令人怀疑中国的某些官员是否具有正常人的心智：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而变成了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敢拿自己绝顶的智商冒险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中国官员们的胆量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

4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因为“文革”的解构而发生了具有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和理想状态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亟待填充的空白之中。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一来，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在一个道德荒漠化的社会唯一的生存指南。他们攫取他们可以攫取的一切，他们挥霍他们可以挥霍的一切，他们践踏他们可以践踏的一切，他们在做完这一切的一切游戏之后，丝毫不顾忌这种饕餮行为是否可能带来的厌食反应，也丝毫不顾忌这种一如行尸走肉尸位素餐的浑浑噩噩的行为究竟会给自己乃至儿孙们带来什么报应。据媒体揭露，中国某省一位市长的丑闻被揭发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市长光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极端恐惧和对现世欲望的极度透支。

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带给任何人的魅力都能强大到难以抗拒的地步。因之，中国官僚精英大都一直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情结。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对金钱的膜拜，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很快就发现，权力的魔杖居然可以点铁成金也能够带来巨大财富，随之，追逐权力的游戏便在中国社会变本加厉地上演，权力受到的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这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则是对权力的迷恋变得更加具有自觉的理性了。

自然，中国官僚精英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由此，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官僚精英们对权力的态度就从迷恋走到了迷信。令人深感悲哀的是，为这种迷信提供证据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俯拾皆是。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锒铛入狱。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还是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为此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任何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地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其实也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5

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是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在仕途上奔前程的不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所谓“裙带”。裙带集团或者帮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识形态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一旦“帮主”失势，就可能给全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

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结党而私”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由此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不出现制度性的外部监督和制衡，中国官僚精英们的文化取向就很难得到扭转；同样，只要经济增长不被突然中断，中国的官僚精英们就依然会按照现在这种（他们认为十分惬意的）方式继续治理中国。

▓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开庭 旁听现场一度失控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胡晓华

核心提示：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8日开庭。因旁听人数众多现场失控，开庭时间被迫推迟。遵义市委要求从严从重处罚，律师认为以“嫖宿幼女罪”起诉最高判15年，以“奸淫幼女罪”起诉最高可判死刑。

法制晚报4月8日报道 备受瞩目的贵州习水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案，今天在习水县人民法院开庭。

中午12时许，法庭审理临时告一段落。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上午的庭审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37岁的袁荣会进行审理，法庭并未当庭作出宣判，审理将在下午2时许继续进行。

记者了解到，很多群众到法院旁听。“现场的群众都很激动，一看到镜头都会很快围拢过来。”中青报记者雷成说，当地群众都觉得很愤慨，很多与案子无关的群众看了报道后，特意前来旁听，看到有记者采访，他们都很主动提供各种帮助。

现场

旁听群众人数众多 现场一度失去控制

上午9时许，记者致电正在习水采访的中青报记者雷成。她表示，一大早，习水县人民法院外就聚集了几百名前来旁听的群众，其中很多都是学生家长。由于人数众多，现场一度失控，开庭时间被推迟。

此前，习水县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由于该案涉及未成年人和个人隐私，将依法不公开审理。

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近几天先后有多家国内媒体申请旁听，但今天只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4人被允许进入法庭，而且不能携带任何录音录像设备。

高层态度

遵义市委高度重视 量刑要求顶格处理

昨晚，遵义市政法委在习水召开案情通气会。遵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舟听取了习水县相关部门对案情的汇报后指出，这是一起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刑事案件，法院要认真审理此案，准确定性，准确使用法律。

他要求，对此案在法律规定的量刑范围内顶格处理，“对此类伤天害理、影响极坏的案件必须依法体现从严、从重原则”。

业内看法

律师：案件性质决定量刑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青松上午表示，目前媒体披露的细节比较模糊，如果想要判定此案的罪名究竟定为奸淫幼女，还是嫖宿幼女罪，关键是要看是否存在性交易。如果不存在交易、受害者不满14岁且被人强迫，就应该定为奸淫幼女罪。

“社会各界的愤慨情绪可以理解，但我们还是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来办事。”张青松表示，贵州当地以“嫖宿幼女罪”起诉当事人，按严重情节判处，最高能判有期徒刑15年，而依强奸罪中奸淫多名幼女的情节，最高则可处死刑。

事件回放

5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

贵州省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因涉嫌嫖宿幼女，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这是一起未成年人受害案，在涉嫌犯罪的7人中，有5名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目前，这7人已被逮捕。此案涉及10多名女性，其中3名未满14岁，其余受害者均未满18岁。

▓“中国不高兴”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作者：吴稼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民族主义可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民族主义是自恋的、向后看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推动一个民族自强，病态的民族主义导致一个民族自戕。病态的民族主义有四特征：把伤疤当勋章，自恋且排他，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好战。

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都有坚强的心理素质，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法国大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记》，可以被当作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来读，其教义是：受害人心理发作，不仅不能实现公正，反而会在毁灭自己的所恨的同时，毁灭无辜和自己的所爱，陪葬的还有你本想实现的正义。

不久前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一书，像早春季节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正在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人群是那些心理还在脆弱期的未成年人，以及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为暴力行为，我们在“文革”中曾经有过痛苦的经历，被浪费和糟蹋的不仅是青春，还有国家的精血。

没有被石头绊倒过的人是懦夫，但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则是笨蛋。每代年轻人，都有不怕被石头绊倒的勇气；但作为中华民族，我们也有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智慧。

打武松的老虎

人有一种夸大并神圣化自我感受的冲动。

自己摔一跤，全世界都疼；自己亢奋得坐不下来，会认为那些能坐下来的人，必定患了小儿麻痹症，站起来困难；我为什么不快乐？绝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美人爱我，而是有一个叫美国的国家想害中国，如此等等。诗人老巢对人性的这个弱点深有感悟，写过一首反讽的诗《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现在有几个人比老巢自我反讽得更夸张，他们要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自己心里别扭，愣说是“中国不高兴”，还用这个短语做题目出了本书。那么，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呢？在他们看来，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老大。那本书的5名作者之一王小东说：“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如果必须这样，他们才高兴。那他们的不高兴就不是个情绪问题，而是个角色问题了：他们不高兴的，是他们目前扮演的社会角色；要让他们高兴，就必须让他们扮演领导中国，特别是领导中国的“四月青年”或“火炬一代”，以及“英雄集团”去“领导这个世界”的角色。

这让我想起了1962年中国上演过的一部很有趣的动画片，名字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在影片中，“没头脑”丢三落四忘东忘西，“不高兴”愁眉苦脸怨天怨地。当旁人感慨他们长大后该怎么办时，两人就想立刻长大做出一番事业给旁人瞧瞧。结果，一瞬间两人真的长大成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成了演员。

“没头脑”设计的千层少年宫建成后，只有九百九十九层，他少设计了一层。当小朋友们排着队去少年宫看演出时，全都成了落汤鸡，原来他把喷水池设计在了大厅中央，成了喷雨池。他还忘了把电梯画进图纸，小观众们要爬整整一个月的楼梯，才能进入顶层的演出大厅，看到演出。好戏终于开场，可扮演老虎的“不高兴”很不高兴演老虎，在演出时，老虎不但打不死，反而打起武松来。

人如果像老巢那样，偶尔不高兴，某个早晨醒来，“以病容亮相，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可能是身体有病（当然也可能是某个具体欲望暂时受阻）；如果像某个失业者那样，在一段时间内不高兴，那是生活有病，部分是社会生活病了（社会没有能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部分是个人生活病了（自己缺乏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如果像“不高兴”那样，从小到大都不高兴，那就是心理有病，甚至精神有病了。

心理抑郁的人，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高兴，除非他是一个施虐狂，只有在对动物或人类实施虐待时，才会达到一种病态的亢奋。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诊断动画片里的“不高兴”到底患了哪种心理疾病，但从他不愿扮演挨打的老虎，做老虎也要打武松的情况看来，他应该不是受虐型抑郁症患者。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上经受暴力或非暴力侵害事件，容易触发当事人的“急性应激状态”。这一状态会使人的心理产生许多负面情绪。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闪回，当时的恐怖情景总在脑子里浮现，挥之不去，控制不住；二是噩梦，总会梦到当时情形，重新经历侵害情境，睡不稳觉，且容易被惊醒；三是易惊，一有动静，就会瑟瑟发抖；四是回避，比如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对于一个国家，就是闭关锁国，不愿打开国门），等等。这种急性应激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消除，就会积淀成一种被称为“受害人心理”的心理疾病，这样的患者，感染的就是“不高兴”心理病毒，恐惧、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伴随终身。不过，这种情绪也可能通过施害或报复来寻找发泄——曾经被武松打的老虎，反过来要打武松。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历史上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族，不仅被战败，还被《凡尔赛条约》惩罚和侮辱：割地赔款，限制军力，协约国企图一劳永逸地废掉德国武功。德意志民族这只老虎自然很不高兴，在其潜意识里，留下了受迫害的精神创伤。

另一个案例，就是曾经创造了四大文明之一和汉唐盛世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备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切割和凌辱。我上大学时永远看不完的一本书，就是《中国近代史》，我真正痛饮到了被“不忍卒读”这个汉语成语深深封藏的情感烈酒，痛苦和愤怒的炽烈冲动，每每让我掷卷拍案而起。那时候我想，如果需要，即使我是只虫子，也要向任何一只来犯的公鸡坚定爬起，更不用说，假如我是只老虎，我会对武松做什么。

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正是这种被一个民族每个成员共同分担的痛苦的心理创伤或历史记忆，能够在特定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被发酵成一种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动这个民族自立或自利，自强或自戕。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那要看被发酵出来的“民族主义”采取了哪种形式，宗教的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的还是平等的，财产保护的还是财产充公的，开放主义的还是保护主义的，整合的还是分离的，领土收复主义的还是散居民族的，经济主义的还是战争主义甚或恐怖主义的，如此等等。

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的、向后看的。东方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本民族与过去的骄傲自大，闭关自守和盲目愚昧的状态决裂。

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则经常发着高烧，带着痉挛，过分强调本民族历史上的辉煌，领土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范围，谋求最大限度地恢复这些领土。拿破仑主义、墨索里尼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就是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显然，健康的民族主义是和平共处的、和平竞争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排他的、向后看的，暴力和侵略性的。历史表明，健康的民族主义推动一个民族自强，病态的民族主义导致一个民族自戕。

那么，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和“不高兴”两本书来推销的某些人的民族主义，身体状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稍稍进行一番体检。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没有任何核心概念和理论，没有任何主张和纲领，也没有任何章法和逻辑，发泄的只是情绪，看几眼目录就知道了：“亲美心态”，“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拿开你肮脏的手：我们不要性骚扰”，“焚烧好莱坞”，“暧昧的日本”……这发泄的是什么情绪？是一种用自大掩盖自卑的受害人情绪。这种情绪很像是几个进入叛逆期的孩子聚在一起控诉自己专横的家长，大声喊叫着：“我以后绝不听你的！”“我要在一切方面和你对着干！”

这种心理虽然病态，但还不能说危险，病态又危险的是刚刚出版的“不高兴”这本书。它不再仅仅是情绪发泄，更像是行动动员。它有自己的信念——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P28／144）；有自己的“大目标”——外争族权，做世界老大（P99／100／108）；有自己理想的领袖——“理工科”，“摩西”（P128~130／65）；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与“文艺腔”对立的尚武精神（P61／102）；有自己依靠的力量——“火炬一代”加军事“英雄集团”（P22／102）；有自己动员群众的方式——“民间”或大或小规模的“凝聚”（P103）；有实现“大目标”的手段——“军战”＋“商战”，“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P40／90／93）。

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有4个基本特征：

1．把伤疤当勋章：在“不高兴”的5位作者之中，宋晓军这方面的情结更浓些，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是“我们的财富”（P13），“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P11）这段倾诉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是，仇恨主义在演变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演变成国家主义。

2．自恋且排他：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只要不带种族偏见的人，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说我们民族伟大，并没有比较其他民族的意思。不过，“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做世界的老大，中华民族能不比别的民族，甚至比声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优秀吗？首先，中国民众比美国民众强：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王小东——本文作者注）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P243）

基于这种认识，王小东当然有底气这样喝问：“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P136）

不仅如此，中国人甚至比自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犹太人更优秀：“犹太人已经被其他民族反复打败、反复征服，国家早就不在了，居然还能凝聚在一块，还觉得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被打成这样吧？从文明史上的实践成绩来看，中国人比犹太人好太多了。”（P143）

3．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他们口中的未来，不过是已经远逝的中华帝国的背影，他们最推崇的是秦帝国：“我（还是王小东——本文作者注）曾经说过，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的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P145）

不知道王小东是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汉代大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里对秦帝国短命的教训有过千古不刊的定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样沉痛的历史教训，到了王小东嘴里变成了这样：“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P145）在他看来，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不是不施仁义，而是残暴得还不够。

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一定能做世界老大的信念也来自后脑勺上的眼睛：“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天命所归’，最有条件带大家走一条新的路？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在历史上的成绩是摆在这儿的。我在前面说了，跟那些历史上消亡了的比较短暂的文明比，甚至跟确实也很了不起的欧洲文明比，我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根据他过去的一贯表现？”（P145）这很像是“文革”中流行的“成分论”：未来是由你和你老爹的过去决定的。

4．好战：通观“不高兴”全书，5位代表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利用。”（P98~99）那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第一，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的老大；第二，中国还没有为做世界老大准备打仗。“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P90）宋晓军这样说。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P24）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请看王小东为我们讲的两个故事：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戴锁押回长安献俘。……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P103）

这种好战和扩张精神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P96）简单地说，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如果说，1996年出版“说不”时，他们发泄的还是“受害人心理”的话，当下这本“不高兴”让世界看到的，则是某些人的“暴发户心态”。中国经过30年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有些人就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儿了。他们喜欢说美国用白条美元绑架了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们也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自由的民族主义

为了推销自己的民族主义，“不高兴”的作者们，一边妖魔化西方，特别是美国，一边妖魔化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尤其是妖魔化被他们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他们总能从中国精英身上闻到一股臭味：“精英阶层日渐腐朽”，黄纪苏说道：“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P27）但他没有说，是不是要等到“我花开后百花杀”时，把这些大闸蟹统统捆到菊花台上蒸了下酒。

他们最痛恨的似乎还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斥责这些倒霉蛋是“逢中必反”：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绝然对立”。（P49）

接着控诉他们“卖国”：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P99）

有没有不能区分一个国家的体制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而反对中国的利益，比如他们曾经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WTO，等等；或者反过来，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拥护美国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国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击败中国女足后，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并不觉得惋惜，反而为美国高兴。也有的学者，反对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当前的中国，只有专制利益，没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他们主张的是自由的民族主义。他们可能批评中国现行制度缺陷，但绝对不会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同胞的利益不可能截然分开。就拿加入WTO来说，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工人工资平均化过程，中国工人工资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扯平，发达国家的工会会反对，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像耗子一样，可能连自己家门前的街都上不了，上街就会挨打，还谈什么实现自己的主张？

自由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民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明确地区分西方价值和西方利益，国内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的游戏规则。西方价值有普世的成分，可以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分享；西方利益就是西方利益，不会变成中国的利益。就像黄纪苏所调侃的那样，西方人自己烧石油，希望我们烧“天人合一”——就是烧了还能长的树枝和树叶。他们以前还烧我们的圆明园呢，还把抢走的东西拿回来高价卖给我们。学习西方的价值，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自由民族主义还能够区分西方价值的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国内部分更多用于维护各自国家内部的人权，国际部分则更多地用于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国内可以是宪政政治的，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得到限制；国际是无政府状态的，谁制定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西方国内人权价值可能是普世的，但国际游戏规则则通常是国家化的。美国不签订京都议定书，不是说它不符合普世价值，而是因为它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承认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洋公约，也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全球通则，而是因为它限制了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

因此，在尊重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谋求游戏规则朝着不损害，甚至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修改，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所赞成的。中国监视美国海军测量船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的活动，就是想维护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改造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也是想修改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让货币权力与实体经济对称，改变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25％，而美元占世界储备、结算和流通货币60％以上的不正常状况。

我同意徐波和陈林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一文里表达的看法：“几乎所有严肃而客观的学者和政治家，都看到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刃剑的作用。”自由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孙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以及埃及纳赛尔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但狭隘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也种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病根。病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一个民族病态的心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政治领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负面心理为自己的狂想服务，而是要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让她恢复自信、包容和爱的能力。

这正是我们拒绝“不高兴”病毒的理由。

▓“给点教训”的驭民之术令政府与法律名声俱损

南方都市报 社论

　　2008年5月，河南省灵宝市政府以建设工业聚集区为名，以租代征“租”用大王镇28平方公里农地，其中大部分是基本农田，约3万余农民失去土地。但村民所得补偿却只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法律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根本没有涉及。在上海工作的当地青年王帅多次举报无果，在网上以《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为题发帖曲折披露这一事件，却遭到灵宝市网警跨省抓捕，以涉嫌诽谤拘留八日。

　　面对记者采访，灵宝市级官员称，“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看看他在网上说的这些，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样说给我们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但不应该采取这种在网上发帖的方式，败坏政府名声”：“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点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多亏了他这番直言相告，为又一起因言获罪事件找到了索引。

　　历经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海南“儋州歌案”、辽宁西丰短信诽谤案、山东“高唐网案”，公民因言获罪案件越来越不得人心。拘囚八日又以证据不足取保候审的王帅，虽然并未真正“获罪”，但“能出来就是万幸”的王帅说，“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教训，以后再不敢多管闲事了”。这显然满足了官员所谓“给点教训”的处理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官员对跨省追捕的解释是，“主要是水利部门认为这个帖子给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反映到公安，然后按照法律程序，对发帖者进行了处理”。而依据属地管辖原则，灵宝公安跨省追捕一名涉嫌诽谤的疑犯，法律程序上似乎并不违法。但在家人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果树砍了之后，警方又以证据不足释放了王帅，就此而论，当地官员意欲以合法“报复”给王帅一点“教训”，成了事态可见的真正逻辑。

　　如果采信当地政府从征地补偿到跨省追捕到拘留释放，都是程序可靠的合法所为，那么，灵宝一案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面对这样精心使用法律来合法“教训”公民的当地政府，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其中的是非对错？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咄咄逼人，已经令公民感到不寒而栗。当诽谤罪的公诉程序被一次次驾轻就熟地启动，即便如王帅般有惊无险、全身而退，我们也依然感到公权力在“给点教训”的官员逻辑之下，是怎样展现其践踏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侵害性一面。

　　尽管宣示要以“给点教训”来为地方政府影响正名的官员，没有忘记在法律上论证跨省追捕网民的程序合法，甚至因而觉得手握制民之利器。但他们忘了，这种出于一地政府狭隘偏私的公器私用，恰恰输掉了政府与法律最核心的认同资源，是对政府名声与法律尊严最不负责的滥用。就此而言，它是给公众提供了集体反思的机会，让公众得以对地方政府公权力的毫无克制、对法律运用的正义流失，有更为深刻的检视和追问。

　　灵宝政府与网民王帅之间，是强势的行政权力与弱势的公民权利之间的真实写照。与无法无天的官员徇私相比，类似征地开发的地方决策，显然多了法规政策的论证，披上了种种合法的外衣，甚至于跨省追捕拘押网民这样的行为，也不无法律程序的支持配合。然而，只要支撑政府运作与法律行使背后的官员逻辑，仍然是“不服我就要给你点教训”之类的驭民之术，则必定有官员日日正名而政府公信流逝，法律形式完美而公义每每难彰。这不是可以从形式上求解的问题。